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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富海:丁村遗址的意义与开发价值


丁村遗址的意义与开发价值
     陶富海


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
人们一提起“丁村文化”, 往往就都离不开“中国文化西来说”一词,并说“丁村文化的发现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
其实,“中国文化西来说”,说白了,其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心理形态的表现。西来说的来历,早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就露出眉目了。有个德国人叫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继利马窦之后来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他根据圣经创世纪的传说,传意说“初人(最早的人)子孙聚处如德亚(犹太)……,其后,生齿(人口)日繁,散走遐遨,在中国为伏羲氏”,他把中国的伏羲也划归到耶稣的门下了。但真正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却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有三次波澜。
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有个拉克伯里,他将中国和巴比伦的天文历法、科学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等各方面做了对比研究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的观点,在清末一时甚嚣尘上,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才逐渐沉默下来。
第二次是瑞典人安特生。安特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大幕,发现了仰韶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科的面貌,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调查古生物化石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文化,认为是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遂有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说法。到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他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才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论调也随之就寝。后来,随着对仰韶文化的大量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确定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纵横两千里,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
第三次是1976年,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源于中亚说”,匈牙利一个学者也提出了丁村文化是从莫斯特文化来的观点。
1964年有一个叫“托马”的西方人提出,黄种人远祖是沙尼达尔人和捷什克塔什人,从西亚出发经由西土耳其斯坦和南西伯利亚而到达蒙古的,根据他的说法,连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都是西亚来的了,变相地提出了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论调。
 “中国文化西来说”实质上既是民族自信或自卑的心理在文化研究上的呈现,也是当中国考古事业尚未展开或在萌芽时期的一种“被动”的局面。尽管从它的一出现,就有国人学士据理驳之,言之铿锵,但时起时伏,至今阴魂不散。远古人类文化交流迁徙的观点虽有道理,但不应将此问题绝对化。人类在中国本土产生发展,自身壮大,同时接受外来融入,形成自己的人种和文化,才应该是合理的。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大陆就是人类文化发源的宝地,已经为其所出远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所证明。现今研究说,人类的发展轨迹是循古猿—能人(从1964年起,人类学家就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先后多次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古人类化石并存的遗迹。它表明大约在250万年前东非古人类已能制造工具而不仅是使用工具,因而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阶段,人类学家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肯尼亚1470号人和坦桑尼亚“能人”,同时,也把同一阶段的人统称为“能人”。)—直立人(大约在150万年前至50万年前,能人便已演化为“直立人”即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大约20万至1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达到新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人类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 400~1 500毫升左右,与现代人相差无几,因而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一阶段的人类称为“智人”)—晚期智人(在大约10万年时,人类进化为晚期智人,现代人属于晚期智人。发展为现代人)。准此,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情况:从录丰古猿(800万年)—元谋古猿(400万年)—巫山人(300万年)—西侯度文化(180万年)—元谋人(170万年)—蓝田人(100万年)—北京人(60万年)— 和县人(30万年)—丁村人、马坝人、大荔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20—10万年)—许昌人(7万年)—柳江人、资阳人(5万年)—山顶洞人(2万年),以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延续近千万年,进化程序清楚,他们不都是产生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和他们创造的文化吗?这些,都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大陆也是不容质疑的人类发生地之一。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西来说”针对的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生发展历史,所以,只要是在中国大陆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都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好抗争。
二、旧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考古学在我们国家开始是比较晚的。
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1920年,比利时神父绍特在水洞沟东边的黄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宁夏灵武的边沟河流域也发现石器,并对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5个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以后又沿边沟下游1号发掘点至上游红山堡到清水营之间(东西长约28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调查,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的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接着,他们到内蒙古南边有个叫“萨拉乌苏”的地方,找到了石器,还发现了一枚人的牙齿化石,这就是开始的我国旧石器考古的材料。
 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发现了一处有动物化石的山体裂隙;1821年和1923年他又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石英石片和一些动物化石。1927至2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遗址,由瑞典的步林和中国的李捷主持,期间,又发现了人类化石如牙齿、顶骨,肱骨等,但大量的石英片却被忽视不顾。
1929年,周口点的发掘工作由我国的年轻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主持,不仅继续发现了原始人类牙齿、骨骼,更可贵的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并找到了当时人类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将这个距今约60万年前的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为北京猿人。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
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把中国国土上古人类文化历史的存在确定了下来。同时,在此之前发现的不被肯定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爪哇人也因而得到了学界认同,从而明确了人类的发展序列,为“从猿到人”学说提供了证据。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大路上虽有了五六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和文化,有了五万年至二万年的水洞沟文化、河套人、山顶洞人,但唯独没有发现三十到十万左右的处于中期阶段的石器文化与人类化石,给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留下了可乘之隙。同时,周口店的发掘,由外国人操控,花的美国煤油大王的钱,工作非常受限制。
三、丁村人的发现与发掘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恢复时期,临汾的一项国防建设工程开工,所用粗砂,在襄汾县的丁村、曲里、柴庄和曲沃县大南庄开了4个砂场以供使用。随着砂子的挖掘和装运,人们不时发现一 些骨化石和石片、石块,有些人就把它当“龙骨”拿到药铺去卖。总指挥郑怀礼同志发现后,便找到工地负责人,谈了卖龙骨的事儿,并要求好好保存起来,以备国家考古研究之用”。同时,他又和原汾城县文教科程玉树科长取得了联系,在挖沙工地召集了工地负责人和丁村干部会,宣讲文物政策(1953年10月12日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会后,又邀请丁村完小教导主任丁阶三一起,把发现的化石逐一登记、封存保护,同时,上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6月6日,省文教厅副厅长兼省文管会主任的崔斗辰同志指派王择义、白玉珍、熊正常3位同志前往丁村进行野外调查。几天工夫,便收集到了一批动物化石和一些不像天然破碎的大石片和石球,并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太原。
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以周明镇先生为队长,有贾兰坡、邱中郎、胡长康、孙爱玲和黄为龙、吕遵谔以及山西的王择义、王建等参加的野外考察队,到山西垣曲县进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调查结束后所有考察队员返京,周明镇先生随王择义、王建返回了太原,目的是鉴定一下从丁村带回的动物化石。
周明镇先生把丁村化石观察完了以后,于11月9日返京时,就把丁村旧石器标本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旧石器考古的第一大发现将在那里接受专家们的“会诊”。
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3位专家一同进行了研究,并确定是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大发现,大家非常兴奋。11月27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又专门为讨论新发现的丁村旧石器标本举行了座谈会。参加人员除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外,还有夏鼐所长和袁复礼教授等,都是有名的大专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丁村发现的材料极好,而且非常重要,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而且还伴有丰富的动物化石。鉴于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将汾城丁村旧石器的研究作为1954年度野外工作计划的重点,丁村遗址的发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4年9月22日上午9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组成的丁村发掘队到达丁村。
发掘队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邱中郎、吕遵谔、王建以及有关各方面的人士共20多人组成,贾兰坡任队长。上午一到,下午就开始了就近的野外调查,并且旗开得胜,首先发现了一具牛的下颌骨化石和几件人工打制的石片,这使他们信心倍增,暗自庆幸来到了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的宝地。
第二天,他们以丁村为中心,北起襄汾县城,南到柴庄火车站,在沿汾河东岸11公里的沟谷里,开始了地质观察,并选择发掘地点。至24日仅两天的野外调查,就发现了9个含动物化石的地点。根据当年的中科院野外地点编号规则,将它们编成54:90至54:98地点。54者,1954年,后续号才是地点号。
25日,开始对54:90和54:94两个地点进行正式试掘。从试掘结果可知,动物化石和石器都是出在由黄土覆盖下的砂砾层中,找到并证明了过去发现的那么些动物化石和石器在地层里的原生层位,有了充分的地层依据。
试掘成功之后,根据当时的人力和物力条件,一方面将全队分为四个小组分地点进行正式发掘;一方面又组成了一支小分队,继续在汾河沿线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个小分队又发现了一批新的地点,依次编号为54:99至54:103。
10月初,发掘队长贾兰坡先生因父亲病重返京探亲。当时,鱼类专家刘宪亭先生刚从东北采集鱼化石标本返回研究所。鉴于贾先生的暂时离队,所长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就请刘宪亭先生不辞辛苦,先到丁村代理一段工作。
10月15日,发掘队员傅子安在王建先生主持的54:100地点,首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18日,王择义先生在上次发现人牙化石约1米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这些重要发现,不仅喜坏了刘先生,作为研究古人类的专家吴汝康先生更是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将这一大好消息电告了远在北京的杨钟健所长和贾兰坡先生。杨钟健、贾兰坡接到喜报,惊喜万分,立即约同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一齐赶赴了丁村。山西省文物方面的负责人崔斗辰等也赶来了,还带来了慰问品。为了庆贺这些发现,队里不仅改善了伙食,还开了文娱晚会。11月5日,54:100地点又传出喜讯,傅子安先生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外侧门齿。除此而外,还发现了一具犀牛骨架,背向汾河侧卧着,除一条后腿肢离身躯比较远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连在一起。在它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些石器和其它动物化石。
在54:100地点的捷报频传的同时, 98地点和 99地点,也连续发掘出了大量的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丁村发掘,全面丰收,收获喜人。
这一次发掘从1954年9月22日至11月12日,共计工作52天,除工作人员外,每日平均有民工24人参加发掘。在系统发掘的9个地点中,共发掘含石器和化石的砂砾1322立方米,如果连上部黄土在内,发掘体积达3243立方米。此次发掘,除获得石制品2005件和28种动物化石,鱼类5种。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发现了三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人们的喜悦心情,真是无以言表。这次发掘的成果,确立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位。
1975年夏天,特大洪水漫溢了汾河河道,丁村人化石的产地54:100地点河岸坍塌,砂层流失,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为了确保54:100地点的安全,山西省文管会在接到襄汾县的紧急报告后,呈报国家文物局当即批准对丁村遗址54:100地点进行保护性抢险发掘。
1976年8月,由山西省文管会以及临汾地区共同组成了丁村遗址抢险发掘队,并选拔周围曲里、毛村、下尉等村的21名青年,以“考古短训班”的名义,边传授知识边发掘学习,开始了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这次抢险发掘,历时三个月,取土石砂砾2550立方米,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含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地点,出土石制品近千件,动物化石200多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54:100地点又发现了一块丁村人的右顶骨化石,而且与1954年的三枚人牙化石同处一层,间距不足10米。从此,作为古人类家乡圣地的54:100地点,更加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为了更加深入地保护和研究丁村文化,自1977年至1980年,在山西省考古所以及临汾地区有关同志的主持下,继续对丁村遗址范围内的汾河两岸的地层地貌以及文化内含作了更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及试掘。通过几年的工作,证实了丁村遗址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单一的中期文化的11个地点,而是扩及汾河两岸,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跨越时空达几十万年,地点多达27个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这个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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