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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晋国辉煌商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明清时期“太平”的四大商业家族兴衰史

从古晋国辉煌商业发展历史角度看明清时期“太平”的四大商业家族兴衰史

《辞海》:“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
《国语•晋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通,通商宽农”,又说(推行)“工商食官”政策。据此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已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商业大国,并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商)”(《管子•轻重甲》)的富商大贾阶层。晋国开创的商业思想、商业意识、商业理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商业政策、商业制度、商业规矩、商业组织等一套商业文明就成为后世明清时期晋商最早遵循的商业模式,也使春秋时期晋国的故绛城,(今天襄汾的晋城遗址),成为晋商最早的发源地,从而造就了太平(今襄汾)四大商业家族——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北赵杨家等一批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子。
师庄尉家
太平师庄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一个封建地桩加贩铺店的大财主,但他的主人尉佳认真学习继承前人的经营经验,放大了经营眼光,扩大了经营范围,利用乾嘉时期的有利时机,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遇,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两湖贩运丝、茶、绸、缎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成多种经营,由商业经营投资逐步转变为金融经营投资。逐步扩大了钱庄、银号的经营业务,将所获利润又投入新的丝绸、典当、银号等新商号,继续扩大经营范围,由铺号坐桩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以及内蒙古等地。由杂货、布庄发展为丝品、绸缎、当铺、盐店、钱庄等,最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尉家能成为一名商业巨子,难得的品质是重视教育和精神价值,尉家还是最早的“股份制私营企业家族”,尉家在经营理念上,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入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以及伙计(相公)补贴,把式(熟练生意者)红外奖励等一套利润、资股分红制度;东家的银股,掌柜,把式的身股等和有贡献者三年一回家制等;其次为安定店员思家的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大体按每天一号或一地巡回慰问演戏,每年正月十五出发,腊月二十三回来;第三,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日的名土郑板桥为家塾教师,延师办学,重视人才培养,先后有尉溥、尉泉、尉涵、尉维柱、尉培风等二十余人进入仕途,以官商士第维持尉家三百年左右的兴旺家业。
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和重视教育的可贵品质,造就了师庄尉家三百年的辉煌时代,在晋商史上留下了浓彩一笔。
北柴王家
太平北柴王家从清初王泰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
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是北柴王家的经商法宝。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和珅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奉命煮账,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正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两淮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可获取一千万两白银,成为晋南绛、太、襄、临的富商大户,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行列。
王家七代二十八人都捐有知府、道员、恩加三品、四品的官衔。一代王廷乃顺治末,康熙初时捐官,为王泰来之子;二代为王番、王琳,三代匡鼎、列鼎、篆鼎、诩鼎,均属封赠叙议、资政、大夫等史属虚职;四代王之绪,王之遵捐爵授予按察司副使;五代王协、王勋、王勉乃王家鼎盛时期官运亨通之际,三兄弟皆中乾隆年间举人,授刑部员外郎;六代王潘、王润翰,七代王檀均为举人。
王协经营河东盐业运销时,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锐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乾隆御赐《柳絮诗》以及貂皮、荷包、朝珠等珍物,并敕建“五福亭”于北柴西门外,亭以大青石砌成,造型美观,雕刻精致,亭内建三级大型石碑,上刻乾隆手书五个大福字和亲笔《香山九老诗序》,以示关切。此碑阳面刻有乾隆、嘉庆所赠器物、名称、数量,以显示清朝与王家的亲善关系,颇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北柴王家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兼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因此虽屈事朝廷,委遇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业,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他们的这种经营管理手段,使得财富成倍地增长,从而挤身于乾隆时期全国著名巨富行列。
南高刘家
据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说,“清末,山西襄汾人刘氏家颇富,财源极广,有刘百万之称,除土地外,商店盐店有三百余处……”。刘家的财富由此可窥一斑。
南高刘家,远祖为春秋时晋国上卿士会,之后,世代耕读商贾,《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清前为太平县治)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是太平(今襄汾)最早的金融经营资本商号。清嘉庆八年(1803)太平又创建恒泰公钱庄,其创建时间较平遥日升昌票号早约1-15年,道光十六年(1836)襄陵开设泰成和钱庄”。清末民初刘家开设的金融资本商号有:汾城永德泰、京安永兴隆、新绛永昌正、天津津恒昌、河南南阳恒昌永、郑州郑恒昌、驻马店驻恒昌、汝南汝恒昌等银号,其资金之雄厚,无可估计,其汇兑业务之多亦无法估计。仅只1921年汾城镇大德泰银号汇往西安、兰州两个分号达50000银元,如综合刘氏各个(票)银号和各时期的汇入数与汇出数(1921年太平谦恒益银号共计汇入20万枚银元,汇出3000余枚银元)额要超出多少万倍,尤其值得重笔的是太平刘家的永德泰钱庄创于明代万历年间,又于清咸同年间改为银号,并早已执行汇兑业务,实已成为最早的票号,从创始年代和经营规模皆为晋商最早、最大的金融经营资本之一。
南商刘家亦是晋商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资本的现代民族工商业者。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是太平(今襄汾)的学者兼富商刘笃敬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刘笃敬还投巨资于现代纺织、矿业、盐业、交通、教育事业。1911年公推他担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他为同蒲铁路建设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同蒲太原——榆次段建筑工程,为同蒲全线工程奠定基础,终于在1933年建成,成为山西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刘笃敬也成为山西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和山西近代史上兴办实业的著名代表人物,受到中外政要、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的拥赞和爱戴。1912年3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曾邀刘笃敬与山西各界人士合影,并坐在孙中山先生左侧,由此可知,其在山西当时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其业绩已收入《山西电力工业志》、民国八年《太平县志》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县志》等史志版本。
据资料考证,南高刘家鼎盛时期所构建的民俗建筑,独具特色。南高刘家拥有深宅大院90多座,其式样以清代建筑模式又借鉴西方建筑特点,具有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精致美观,富丽堂皇。最惹人注目的是“里仁巷”内的五座梅花大院,两座中西式大院,其建筑风格,结构布局,雕刻装饰乃至院前的石狮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当时所用珍贵木材、大理石等,都是从江南用船车运回。此外还有优容雅致、华丽舒适的园林建筑四处,如颐园、西花园、叙伦园、二花园等。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颐园,是依照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格式建筑,有“太平刘家颐和园”之美称。
南高刘家的人文景观亦辉煌耀眼,如驰名三晋的《昼锦堂记》碑,德行乐善好施坊和门前的大石旗杆。最有欣赏、历史价值的是《昼锦堂记》石碑,此碑乃明代大书法家、大画家、大学问家董其昌书录。宋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为同朝武康军节度使韩琦别墅昼锦堂故居而作散文撰写的碑文。另外还有《昼锦堂图》画碑,亦为董其昌所画,画中远山逶迤,坡石起伏,一派幽谷深壑之外的空旷草野上,林木参天,溪水环绕的春色景界中,竖立着一座雄姿伟态的古代别墅。
之外,刘家有“圣旨楼”,藏着乾隆皇帝赐给刘家的“黄马褂”。刘家书香传家,著名的有三品封职议叙通判。书法家刘体己,留有古训“川心店”石匾一方,楷书端正,行书苍劲。刘笃敬著有《金石录》该书字体以宗颜柳而名闻京师。刘笃恭善行书,其字曾选入《寄松轩八韵》和《拾麦横行》两部书贴。刘锡永是民国时期全国闻名专业画家,擅长山水,其作品继承古风而又有创拓新意。足见刘家在弘扬民族文化艺术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遗产
南赵杨家
南赵杨家乃太平晋商后起之秀,兴盛时期,家产逾千万银元,被称为西北商界巨魁。
据史料记载,南赵杨家民初时在青海,甘肃等地作生意,起初以家乡的铁货、旱烟等杂货,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在西宁、兰州等地拆价换取西北出产的红花、鹿茸、麝香,金银等特产。往返赶毛驴长途贩运,十年创业发家,在青、甘两省创设世字号商店、如世诚祥、世宜德、世诚和等,分设于西宁、张俯、兰州、天水、西安等商埠都市,并分别聘请掌柜、雇用把式(伙计、相公),治理号务,推行每股七人三分红到股,六人四分红的分红制。由于杨家店号都是杨家人兼任掌柜,是连(股)东带掌(柜),劳动报酬合理,加之勤俭经营,资产日益增长,世字号日益发达,其代表人物是杨如锦,杨如玉,杨如芝兄弟三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洋商、洋店几乎到处都是,晋南亦然。洋商凭着不平等条约,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为所欲为。太平杨家,此时此刻,忧国忧民,决心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抵制洋货倾销,其代表人物是杨世堂。1921年(民国十年)杨世堂接管号务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贵重药材和土物产品,获取大量利润。他决意挽回权力,抵制洋商,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便抽出部分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内行,在津、沪、宁等重要通商口岸和城市开设庄号,并用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从而击败了洋商企图垄断西北资源的阴谋。如此,既减少了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也由此从洋商手中获得大量利润,从而成为西北商界巨魁。
之后,杨家又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重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杨世堂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本,扩大经营行业和范围: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古城开设了药店、粮店,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并在晋南十几个县开设了盐号,又投资数万元开办了新绛火柴厂,还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纺织企业,成为在晋南继刘家之后又一家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道路的巨商。
作为后起之秀的南赵杨家,置房建院,也不落后于人。杨家住院在村中天池旁东侧,从清末民初起,连置带盖,计有并排南北四座大院,一座楼院,还有账房、书房院、伙房院,牛院、场院、车库院各一座,可谓豪华宽敞。
太平南赵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经两代人的十年奋斗,由长途贩运,以贸易货的流商小贩,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金融资本银号数十座、现代民族工商业火柴厂、纺织厂的商业经营资本企业家和现代民族资本企业家。
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说:“平阳,泽路豪富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财大钱粗的襄汾四大商业家族:赵康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北赵杨家,都是当时屈指千万,富盖晋南,与临汾亢家并誉为平阳富商集团的太平豪富。各家总的资金不少与百万、千万,是明末清初或更早的名家巨富;是晋南绛、太、襄、临商帮中,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子,是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思想和商业文化的熏陶,吸取了前人优秀的经商思想,总结了前人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商经验,悟出了各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智慧和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待人接物的文化品德素养,终于跨上了历史上明清时期称雄一世德辉煌时代。创造出了令世人钦佩敬仰的文化素质的精神素养: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
襄汾县这块有1034平方公里的广袤美丽的土地、界处黄河中、下游,古代“夏墟”汾,浍流城的富庶地带,向有“金襄陵,银太平”之盛誉。据史志记载和考古发现,诸如闻名于世的丁村文化遗址,陶寺尧都平阳古城墙、现象台、仰韶文化遗存及夏代龙山文化遗存等等,都证实人类发展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从远古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经过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末期的明清时期;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经过有文字记载的黄帝、尧、舜、禹迄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明、清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劳动、繁衍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上,同中华民族的先祖,一代一代地从事创造人类文明事业的劳动。这里文化灿烂,人文荟萃,物化天宝,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这里的商业最先发展和繁荣起来。襄汾商人的进取、敬业、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精神,使这里的商业不断开创前进,由肩挑贩卖,长途转运逐步走向商业经营资本,金融经营资本,现代民族工商资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晋南“太平”四大商业家族。
明清时期丰富多样的商品资源是襄汾发展商业贸易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襄汾县由襄陵和汾城两县合并而成,地处古代夏墟中心,汾河下游汾、浍交流的富庶地区,北依太邱支脉崇山余脉,西靠吕梁主脉姑射巅地,中间汾水横贯而过,东毗霍山为近邻,南傍汾水为拱卫,地形奇特,地势险要,是古代两次建都的宝地。崇山盛产铜、铁、铅、金以及朱砂等矿产,西临姑射乃煤、琉璜、石膏多产地域,而汾河流域又是麦、棉、麻、豆、谷、蚕和马、牛、羊丰富产品,是襄汾历来发展商业,生产商业产品的丰富资源。在距今4000余年前的陶寺龙山文明时期,我们襄汾这块宝地就出产了代表人类文明的石、玉、陶、铜等器皿产品,成为世界上陶来龙山文化的进步模式。距今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晋国故绛都城所在地,乃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晋国商业最发达的贸易中心,出产精美的铜、玉、玛瑙产品。尤为重要的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商贾大家,也总结出经商致富的宝贵经验。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临汾亢家和襄汾尉、王、刘并称为临襄四大家。襄汾(襄陵、太平)富商大贾之所以能发展之多、之速,是与有如此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如此丰富的经商经验是绝对分不开的。
襄汾是晋商、晋商文化最早的发源地
“晋商”这个特定的名词,它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人从事商业活动,经营商品交易的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是“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推行)“工商食官”政策。据此并参阅本文前述资料,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已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商业大国,并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商)”(《管子?经重甲》)的富商大贾阶层。
据近年考古发现和史志记载,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和古晋城绛都遗墟,乃是距今4000——4500前尧都平阳和距今2600年前晋献公迁都的故绛建都所在地,因此,襄汾最早发展商业,出现“千金之贾”是有其必然性的。
从商业历史和商业文化发展的理念看,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除挖掘发现尧都平阳古城的城墙、遗迹、观象台等重要遗迹外,在居住区还挖掘发现居房、储库、水井、石灰窑、道路以及谷、粟、牛、马、猪骨等农牧产品,还在墓葬中出土大量陶、石、木、玉、铜器皿,如彩绘木俎、案、豆、陶甑、陶盆、陶簋、陶瓶。这些陶器大都是陶胎薄、陶壁厚薄均匀,器形规则、火侯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其中有反映夏民族崇拜龙的彩绘蟠龙陶盘。石器中最精美的一种叫石磬,是采用青灰色的石灰岩打制而成,同时还出土有玉制饰品、骨制饰品和玛瑙饰品。这些古老而精美的器皿,除一部分供当时的部落酋长享用外,也会拿到“日中为市”的市场上去交换或卖买,成为最早的交换商品,最早的商业行为。
历史步入春秋时期,由于晋文公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开放政策,晋国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也是最富裕的商贸大国。当时晋都故绛所在地(今日赵康镇晋城址),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物资集散的商贸中心,晋国成为“国富兵强,财用不匮”的千乘诸侯国家,从而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当时晋国开创的商业思想、商业意识、商业理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商业政策、商业制度、商业规矩、商业组织等一套商业文明就成为后世明清时期晋商最早遵循的商行模式。因此,春秋时期晋国的故绛城,今天襄汾县的晋城遗址,也是晋商最早的发源地,这是历史证实了的事实。
之后,襄汾商人继承古代晋国的商业经营经验,曾发奋服贾外夷,经商域外,贩货皋兰,运销吴越,渡漠北而远商俄国者,颇不乏人。据邓之诚《骨董琐记》:明代万历年间(山西)襄陵西梁人贾某,已远贾海外,兴贩于海外各地。这是晋商远商海外较早的记载。又据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说:清咸丰九年(1859),山西汾城(今襄汾)人刘氏在北京开设德宝斋古董商店,刘氏因精于鉴别法帖、印章、书法而闻名;同治六年(1867)汾城人王德凤在北京开办英古斋商店,该店以鉴别和经营鸡血石、田黄石等古印章著名,因而与清宫廷显官内吏过从甚密。与此同时襄汾人毛子恒在京开设渊积斋,贾振山开办晋秀斋,裴济川开办振环阁商店,都是以鉴定和经营古墨、古砚、古印、金石青铜器闻名,成为垄断京师石金古玩、文物字画的鉴识经营的巨商集团。又据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说:“……山西临汾、襄陵人控制着北京的油行,经营香油、花生油、豆油、胡麻油,还开办酱菜、酒馆、绸缎、杂货、纸坊、钱庄等商店。”相传京师最著名的六必居酱园创自明朝中叶,此店原是山西临汾西杜村赵存义三兄弟开办的,店内的金字大匾相传是明朝大学士严嵩题写而声名鹊起。此店虽股东是临汾杜村赵家,而前店柜台多是襄汾人主事掌柜。清乾隆五十七年,襄陵县小韩村人姜彬,字廷宽,年未弱冠,学业已成,但不欲侧身仕途,弃儒就商,在京三十余年,未曾旋里,殚精竭虑,创置字号,逐资累巨万。其人公正爽直,且受重于公卿间,名望日著,并邀赴乾隆千叟宴,老岁德望更隆矣(据《姜彬墓志铭》)。
另外,会馆是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的组织,而清代末年以前山西商人在京师北京建筑的会馆计四十三处馆址中,原襄陵、太平(汾城)商人自筹资金建筑的八座,计占全省103县的15%,足见襄汾县晋商在清末以前所占比重之大、规模之宏与资金之厚。另与其他县合建的尚未计算在内,如合计在内时,襄汾县在清前的商业势力更加大得多。再者,清末之前襄汾在外经商者主要在西北的甘、青、宁,东南的江苏、浙江与两湖、两广,北方的内蒙等地,其商铺之多,资金之广,店员之众,货源之广更是难以用数字计算。据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说:“山西太平(今襄汾)商人在京师也很活耀,乾隆时于北京百顺胡同建会馆,会馆碑记称太平人,“不仅赴世闱应铨选者,踵趾相错,则挟资财通贸易者,计什一之财者,更猥集纷云。从山西襄汾丁村商人的书信看,很可能是市商和杂货。”山西临汾襄陵商人在京共同经营纸张、干果、杂货等业,并创办了临汾东会馆、临汾西会馆。清末崇文门外磁器库巾帽胡同晋记纸店,是山西人开办的,它以货源充足,待客诚恳闻名。地安门外吉祥纸店,经理是山西襄陵高氏,据说是明末死于辽事的商邦佐的后裔。”又据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说:“清末,山西襄汾人刘氏(注:按指南高刘家)家颇富,财源极广,有刘百万之称,除土地外,商店盐店有三百余处。”明清之际,襄汾商人及其所经营的商业交易除上述者外,还有财大钱广的襄汾四大商业家族的赵康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北赵杨家,都是屈指千万,富盖晋南,与临汾亢家并誉为(临汾)平阳富商集团的太平豪富。因此,从清末以前襄汾地域的商业发展史的进程观察,襄汾地域是晋商和晋商文化的发源地,是历史所证实了的。
襄汾商人是晋商早期由商业经营资本、金融经营资本走上民族工商业道路的。马克思谈到商人资本时说:“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两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5卷297页)。近代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正符合这一论断。”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也指出:“(晋商)初经营商业,活动遍全国,并达到俄国和印度。后有专营金融业者,十九世纪后期,山西票号几占全国,汇兑业务,清末渐趋没落。”谢氏的这一分析判断,与山西、与晋南、与襄汾地域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也论述说:“唐宪宗之飞钱,即今之会(汇)票也……”。近人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说:“汇票亦名会券。”这说明古代的“飞钱”和现代的会(汇)票都是代表汇总的证券。大约在清乾隆时,山西商人张銮就用会票从新疆阿克苏向苏州汇过128000两白银。可见汇票在清乾隆时就早已公开大量使用。又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说:“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亢氏的院子里(太平尉家也有同样传闻),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这是亢氏为得巨金后将原来经营的钱庄、银号改制为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的历史证明。《明史•李自成传》也说:“自成熔所栲索金银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虽未言明弃金亢家之事,但两相比较分析,弃金之事,并非全非事实,并非全是扑风捉影。亢家与太平尉、王、刘三家并称为临汾四大巨富,而 后其财产又发至三、四千万,为便利山西汇兑业特创票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亢家发迹于明末清初,其商店银号遍及江淮余杭,以其雄厚资产情势,创办票号是完全能够办的事,而且其中有的银号、钱庄早已由兑换现金业务改国汇兑业务,虽名为钱庄、银号,实际已操办票号的汇兑业务。此晋南最早由商业经营资本走上金融经营资本的第一家。清朝入关和李自成退出北京是公元1644年,即农历甲申三月十九日入京,四月初七日夜下令备车数百辆运财宝出京赴秦,二十九日离京,最快也在农历四月中旬运银车始能到达山西临汾。可以断定,亢氏为便利山西汇兑业务而特创的票号,可能就在顺治元年至十五年顺治退位,即公元1644-1658年间,比晋中平遥在道光初年由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1821-1850)大约早200年左右。应该说亢家创办的特创票号,是属天下第一票号。
与临汾亢家有联姻关系且发家早于亢家的太平(今襄汾)南高刘家,远祖为春秋时晋国上卿士会,之后,世代仕读商贾。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清前为太平县治)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约于清咸同年间改称银号,是太平(今襄汾)最早的金融经营资本商号。清嘉庆八年(1803)太平又创建恒泰公钱庄,其创建时间较平遥日升昌票号早约1-15年。道光十六年(1836)襄陵开设泰成和钱庄。清末民初,两县钱庄已有永德泰、恒泰公、谦恒益、集盛永、永顺正、万镒永、太源永、永茂达、中和久、泰盛合、德盛泰等十一家,1921年前后钱庄改称银号。此外,京安镇有永兴隆、新绛县有永昌正、天津有津恒昌、济南有恒昌永、郑州有郑恒昌、河南社旗县赊恒昌等银号,其他地方设立者,尚无法稽查。”据考察,其中汾城永德泰、京安永兴隆、新绛永昌正、天津津恒昌、河南南阳恒昌永、郑州郑恒昌、驻马店驻恒昌、汝南汝恒昌等银号都是太平刘家开设的金融资本商号,其资金之雄厚,无可估计,其汇兑业务之多亦无法估计。仅只1921年汾城镇大德泰银号汇往西安、兰州两个分号达50000银元,如综合刘氏各个(票)银号和各时期的汇入数与汇出数(1921年太平谦恒益(票)银号共计汇入20万枚银元,汇出3000余枚银元)额要超出多少万倍。按《辞海》(2000年版缩印本)指出:“钱庄始于明代嘉靖(1522-1565)年间,又称银号,主要从事钱币兑换。票号又称票庄、汇兑庄,创始于明末清初,有的谓乾嘉时天津日升昌颜料行改票号始,主营汇兑。”由此推断:从事钱币兑换者为银号,从事汇兑业务者为票号。同理,太平襄陵各银号其创建时代均早于晋商其他地区票号之前,而太平刘家的永德泰钱庄创于明代万历年间,又于清咸同年间改为银号,并早已执行汇兑业务,实已成为最早的票号。从创始年代和经营规模皆为晋商最早、最大的金融经营资本之一。
襄汾商人也是晋商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资本的现代民族工商业者。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是原太平(今襄汾)县的学者兼富商刘笃敬于清宣统元年(1909)创办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刘笃敬还投巨资于现代纺织、矿业、盐业、交通、教育事业,1911年公推担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他为同蒲铁路建设,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同蒲太原—榆次段建筑工程,为同蒲全线工程奠定基础。同蒲钱路终于在1933年建成,成为山西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刘笃敬也成为山西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和山西近代史上兴办实业的著名代表人物,受到中外政要、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的拥赞和爱戴。1912年3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曾邀笃敬与山西各界人士合影,并坐在孙中山先生左侧,其在山西当时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其业绩已收入《山西电力工业志》、民国八年《太平县志》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县志》等史志版本。
襄汾的原太平四大商业家族兴起的原因探析
太平(今襄汾)四大商业家族—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北赵杨家,是晋南绛、太、襄、临商帮中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子,在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思想和商业文化的熏陶,吸取了前人优秀的经商思想,总结了前人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商经验,悟出了各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智慧和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待人接物的文化品德素养,终于跨上了历史上明清时期称雄一世的辉煌时代,创造出令世人钦佩敬仰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首先,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势度时、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力。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是调节内部、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一个封建地桩加摊贩铺店的土财主,但他的主人尉佳认真学习继承了前人的经营经验,放大了经营眼光,扩大了经营范围。利用乾嘉时期的有利时机,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遇,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笔、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两湖贩运丝、茶、绸、缎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经营投资逐步转变为金融经营投资,逐步扩大了钱庄、银号的经营业务,将所获利润又投入新的丝绸、典当、银号等新商号,继续扩大经营范围;由铺号坐桩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以及内蒙古等地,由杂货、布庄发展为丝品、绸缎、当铺、盐店、钱庄等,最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重视教育和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入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以及伙计(相公)补贴,把式(熟练生意者)红外奖励等一套利润、资股分红制度,其中包括东家的银股,掌柜、把式的身股等和有好处(贡献)者三年一回家等。为安定店员(包括掌柜、把式、伙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大体按每天一号或一地巡回慰问演出,每年正月十五出发,腊月二十三回来。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名士郑板桥为家塾老师,并资助板桥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此后尉家重视人才培养,延师办学,先后有尉溥、尉泉、尉渊、尉维柱、尉培风等三十余人进入仕途,以官商士第维持尉家三百年左右的兴旺家业,直到清末民初衰落,其命运与清王朝相始终。其次,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北柴王家从清初王泰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坤,宽待同僚,在奸相和坤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奉命煮账,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正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两淮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可获取一千万两白银,成为晋南绛、太、襄、临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户,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王家七代二十八人都捐有知府、道员、恩加三品、四品的官衔。一代王廷议乃顺治末、康熙初时捐官,为王泰来之子;二代为王璠、王琳,三代匡鼎、列鼎、篆鼎、诩鼎、均属封赠叙议、资政、大夫等吏属虚职;四代王之绪,王之遵捐爵授予按察司副使;五代王协、王勋、王勉乃王家鼎盛时期官运亨通之际,三兄弟皆中乾隆年间举人,授刑部员外郎;六代王潘翰、王润翰,七代王檀均为举人。之后,王家家道走向衰落。在王协经营河东盐业运销时,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乾隆御赐《柳絮诗》以及貂皮、荷包、朝珠等珍物,并建“五福亭”于北柴西门外,亭碑有乾隆亲笔题写《香山九老诗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遇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元,实利地方,是兼容并蓄精神在商界的有力体现。第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洋货开始入侵倾销,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维新,而民族工商业因洋货倾销,处于步履维艰,尤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自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渗入。在此当头,如何振兴国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民族新兴工商业,求发展民族工商业之同,存抵制洋货泛滥之异。一方面求同,一方面存异,在求同存异的商战夹缝中,保本存求,以利“以夷制夷”,制约洋货(洋务)泛滥,以求民族工商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有识之士的具体爱国行为;也是他们利用机遇,灵活机动,调整对洋商竞争斗智,待机而击,以自己兴办的民族工商业质朴实用的优势来抵制洋货泛滥的经营策略。此时,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光绪乙亥科举人,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他与杨志同道合,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拥护维新变法,因屡试进士不第,由杨深秀推荐为刑部主事。庚子后,回山西结识巡抚胡聘之,继又赴日考察工商,立志回省振兴山西工商企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山西省商会会长。笃敬利用乙亥举人声誉、山西商会会长职务,凭籍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湘、湖等开设的三百多家商号和二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推行近代统一独立核算制度。收支开销由总部统一统筹安排。由此节省大量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商企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兴办起山西第一座电灯公司,即太原电灯公司,乃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刘笃敬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等企业,并办起现代学校南高刘家私立高极小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宣统三年(1911),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接替了晋中票号巨商渠本翘的职务,担任了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太榆段的重责。他为抵制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的资金、智慧和心血。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笃敬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山西大学堂庶务长刘懋堂等发起的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白银二百五十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显示出山西工商界与列强的斗争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这些都载入我国近代史上,刘笃敬的名字也以山西第一办电人的光辉称号,载入桑梓史志。他机智锐敏,敢于求同制异,求存制夷,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的业绩,将永存史册。又由于他敢于投资现代工商业,敢于开办山西第一发电厂的魄力和胆略,使我们襄汾工商界赢得了最早走上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道路的光辉荣誉。第四,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历史进入清末民初之际,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战祸兵乱,洋货泛滥,生产凋落,民生涂炭,工商破产,店号倒闭。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振兴民族工商业,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外货之泛滥,即成为当时工商业者当务之急中之急。据调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像全国各地一样,晋南各地方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美孚)、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洋利水尼鞋、洋靴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洋商、洋店,几乎到处皆是。洋商凭着不平等条约,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为所欲为,甚至将他们的香烟强迫摊贩出售或把烟卷抛到街上诱人吸食。太平南赵杨家在此时刻,优国忧民,决心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已任,抵制洋货倾销为职责挺身而出。杨世堂是太平南赵人,其父杨如锦、叔父如玉、如芝兄弟三人,民初合伙在青海、甘肃等地做生意。起初以家乡铁货、旱烟等杂货,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在西宁、兰州等地拆价换取西北出产的红花、鹿茸、麝香、金银等特产,往返赶毛驴长途贩运。十年创业发家,在青、甘两省创设世字号商店,如世诚祥、世宜德、世诚和等,分设于西宁、张掖、兰州、天水、西安等商埠都市,并分别聘请掌柜,雇用把式(伙计、相公),治理号务,推行每股七人三份红到六人四份红制。由于杨家店号都是杨家人兼任掌柜,是连(股)东带掌(柜),劳动报酬合理,加之勤俭经营,资产日益增长,世字号日益发达。杨世堂于民国十年(1921)接管号务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贵重药材和土特产品,获取大量利润,世堂继承父伯爱国之心,决意挽回权利,抵制洋商,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他抽出部分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内行,在津、沪、宁等重要通商口岸和城市开设庄号,用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嫌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如此,既可减少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也由此从洋商手中获得大量利润,从而成为西北商界巨魁。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转向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重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本,扩大经营行业和范围,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古城开设了药店、粮店,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并在晋南十几个县开设了盐号。同时,他又投资数万银元开办了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分制现代纺织企业,成为在晋南继刘家之后又一家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道路的巨商。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经两代人的十年奋斗,由长途贩运,以货易货的流商小贩,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金融资本银号数十座和现代民族工商业火柴厂、纺织厂的商业经营资本企业家和现代民族资本企业家,据估计杨家兴盛时至少也有千万银元的家产,可惜由于后继人经营不善,加之日本侵略军侵入晋南县境后,杨家便由强转衰,外地生意,也一蹶不振了。
太平四大商业家族衰落因果探析
明清时期太平(襄汾)四大商业家族与整个晋商都是兴起于明末清初,而衰落于清末民初,大体上是与清朝政府寿命相始终。其衰落原因基本相同或相似,而又因其各自所处具体历史地位、地理条件、经营策略与用人关系等相互有别,并且各自的人文、社会条件不同,其结局也有大同而小异。谨将太平四大家族的衰落作如下探析研究
(一)列强入侵,洋货倾销。首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形成洋货倾销,垄断市场,土产国货陷入停滞难销境地。自满清道光以后,清王朝丧权辱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像潮水被倾销市场,充斥市面,形成洋货物美而价低,国货滞销,厂坊倒闭的局面。太平(当时太平、襄陵两县境)同受其害。自清道光以至民初的近百十年间,太平、襄陵两地商业购销除本地所产粮、油、土布、山货、土产外,主要是京、广、湖、浙等地绸缎、纱罗、布匹、首饰、针织、颜料、茶糖等货源,都由本地商行派人前往选购或由各驻外商号用船车运送回来,再由中、小商店、摊贩、货郎从大商号进货销售。但由于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嚣订不平等条约,各地海关敞开,通商口岸外人专营,本国商关卡厘税繁重,而洋货可低税或不纳税通行,于是洋货倾注而入。两县境内城镇乡村,到处洋货充斥,廉价倾销,特别是美国的美孚煤油,日本的东瀛人丹,更是充满城乡市场,大量销售,有的洋商竟将洋纸烟抛散街上,引诱乡人吸食上瘾。由于洋货美观价低,所以“顶”的国货土产销路狭窄,卖不出去,以致大批商行萧条,土产滞销各大商行也无法运转,纷纷倒闭,或闭门歇业。
(二)清朝腐败,掠夺盘剥。自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日趋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除搜刮民财,赔偿列强赔款,所订数不胜数的不平等条约,像毒蛇一样缠绕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同时,满清政府自身腐化堕落,课税严重。单只压榨商业系统的课税,当时在太平、襄陵两县的有商课税、酒课税、房产税、烟税、杂税等。从乾隆二十三年(1757)史村设为驿站后,驿业更为民所苦,额外杂支,派无定时。因商税严重,额外杂志,派无定时,以致大号倒闭,小号破产者无数。民国初期,工商正税有棉花税、屠宰税、牲畜税、斗升捐、皮毛税,另外还有烟税、酒税、铺房捐、车马捐、戏捐,有的还有村捐、警捐、公值捐、营业捐等。从1915——1920年(即民国四年到民国九年),原襄陵、汾城两县除工商正税外,共缴省捐额达95327银元。在旧社会政治腐败,税捐盘剥下,各业萧条,商业也举步维艰,有的勉强支持,有的停业待竭,有的债务缠身,有的关门倒闭,民族商业频临危境。
(三)举棋不定,坐失时机。襄汾的太平四大商业家族和全省商帮票号一样,其衰落原因除客观上的战乱、灾难、重赋等因素之处,也有其主观上的弱势和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背景看,各商业家族都是发迹起家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崩溃时期的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的土壤上,各家族都不同程度的有过买官鬻爵或捐官捐职的行为。但进入仕途之后,或开办商号,或兼行商行,形成半官半商或亦官亦商,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和依附性,保业自守的闭塞意识和重官轻贾的依附心态,使他们在商海大风大浪的激流冲击下,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坐失良机。如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入侵,山西商界代表与列强争夺山西矿权,取得胜利并给列强以沉重打击的紧急关头,虽在南高刘笃敬挺身而出,坚决与之斗争的时刻,刘家和其他个别商号,瞅往时机,改钱庄为银号,并且代替票号开办了汇兑现银的业务,虽然仍然为银号,实际运行的是票号职责,而且刘家创办于明代的银号大德泰早于清嘉庆年间走上了票号汇况的时代,并且利用这一机遇,集中刘家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胆向现代民族工商业投资,开办起山西第一家发电厂等。然而,此时襄陵和汾城的其他商家都犹豫不前,举棋不定,致使失去这次完全可以利用发展的机会,坐失来之瞬息的机遇。其他如清朝大吏谭嗣同大办变法革新的时候,慈禧、李鸿章举办洋务运动的时候,都是有利于晋商向民族工商业投资开拓的时机,全省晋商有的抓住了机会发展了,有的举步不定失去了机遇,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四)置产守业,资金耗费。襄汾的太平四大商业家族,最初起家都是依附在满清封建统治阶级的卵巢下,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尽管各个家族都有一段艰苦创业的奋斗经历,但最后多是依附于满清封建统治政权。满清政府是我国腐朽封建势力走向衰亡的没落王朝,其腐朽堕落本质必然要反映在依附其势力的商业行道。如加重赋税压榨和加重腐败政治诱骗等。太平四大商业家族,有的一如南高刘家、南赵杨家虽然开始觉醒踏上了现代民族工商资本的道路,但没有坚持走下去而半途变了;有的一如赵康尉家、北柴王家没有抓紧时机,走出封建势力摆布和影响的圈子,此其一。再者,太平四大商业家族自发迹后,便产生“以末(商)致富,以本(农)守之”的传统守旧观念,认为发富了先得置地、置产,守家守业。先是大力购置土地,本地外庄,千倾万倾,由商业经营资本专为土地不动资本,活宝变成死宝;再是大兴土木,建堂筑室,富丽堂皇,十座百座,商业家族变成房产家族,以致由大量商业经营活动资本,变成滞产或死产,不能从事商业经营和金融经营的再投入、再发展,不能持续运转、交流的死资本、死产品。成一些商业家族坐享其福、养家守业以至贪婪物质,腐化颓败。这张“以末致富,以本守业,”大置地桩,大建楼阁的潮流,几乎席卷整个晋商集体,太平四大商业家族概莫能外。其结果是:一是积压、耗消大量资金,大批活宝变为死宝;二是置家守业,养成坐享其成,消蚀进取精神,进而花天酒地,腐化堕落,自毁发展前程;三是消磨锐气,丧失开发新事业的勇气,难以进行新的发展毅力,也就无法进行原有商业模式的革新改造,难以开拓适应新形势、新潮流的新型工商事业——现代民族工商业,失去了一代工商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这又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实。
从《“太平”四大商业家族》的叙述内容中,我们不难从中体察出这样几个见识:一、晋商这个群体是明清时期从晋南逐渐发展起来的商贸行业集体,襄汾是明清时期晋商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二、票号是明清时期最早从晋南出现、发展起来的金融经营资本形式,襄汾是明清时期最早出现票号汇兑业务的地方之一;三、晋南是明清时期山西最早出现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地区之一,襄汾南高刘家是明清时期最早提倡、并致力于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工商业家族。
2005年1-6期《交流》杂志,2006年1-5期《平阳方志》,编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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