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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中的斗争策略

侯马盟书中的斗争策略


郭锁柱

    侯马盟书是中国最早的朱书文字和玉石档案,剖析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容,对了解古代设坛祭祀,歃血寻盟的内涵,以及盟书中的斗争策略,对盟书的研究
将大有裨益。

  宗亲内争  姻亲联合对阵
《左传•定公十年》注:“赵鞅围卫,卫人惧,贡五百家”。三年后(公元前497年)夏季的一天,族长赵鞅显得焦躁不安。几天前他命族弟邯郸宰赵午,将卫国贡来的500家奴隶由邯郸迁往晋阳,赵午应承后,却一直迟迟未动。原来,赵午迁徙卫贡500家,遭到家人反对,因邯郸离近卫国,如迁徙卫贡五百家,必然割断邯郸与卫国的联系。赵午正思谋着一条权宜之计,他想出兵齐国,引诱齐军来打邯郸,那时组织抗齐,不就有托辞了吗?然而,赵鞅却已急不可奈,他随即诱骗赵午到晋阳,将赵午诛杀,赵午之子赵稷便举兵造反。赵鞅派上军司马籍秦率军攻邯郸,结果被赵稷打败。
春秋末期的晋国,是一个杀机四伏、波云诡谲的时代。在公室内部,此时已是礼崩乐坏,诚信缺失,六卿间关系也是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对国公、对主君持不同意见甚或反对者,都大有人在。赵鞅与赵稷是宗亲,是世传的宗族关系,《左传•定公十年》注:“邯郸本属卫,后属晋,午为宰”。直到这时,赵氏才有邯郸系与晋阳系之分。但赵稷是晋卿范吉射的外甥,范吉射与另一晋卿中行寅,又是姻亲关系。赵鞅鲁莽地诛杀邯郸午,与其说是处理了一宗家族公案,倒不如说是捅了一个蚂蜂窝,一场席卷晋国六卿间的争斗便就此拉开帷幕。赵鞅的军队在邯郸被击败,此时姻亲胜宗亲,范吉射与中行寅便发兵攻击赵鞅在新田的官邸,赵鞅在慌慌中退守晋阳。
在晋都新田,同为晋卿的智跞虽与中行寅是宗亲,此时却站在赵鞅一边。经过邯郸短兵相接,经过新田一场鏖战,赵稷阵营似乎占了上风,其实双方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史记•赵世家》载:晋定公十五年十一月,“荀跞、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伐范、中行氏”,“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这里其实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说智、韩、魏已经奉公命出征,成为平叛的正义之师;二是说赵鞅返回新田参加了三家结盟。
这两件事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显示出赵鞅阵线已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公室六卿中,有四卿站在赵鞅一边。赵鞅诛杀赵午虽受到晋公的责备,但与智韩魏结盟后,有了这些盟军的支持,自然壮大了赵鞅阵营的力量。此后便展开一场长达八年地激烈较量,连晋的盟国齐、卫、郑、宋也卷了进来,它使晋的盟国从此分崩离析,晋的霸主地位也寿终正寝。成为春秋末期时间最长、最为酷烈的一场争斗。
                
                     大敌当前  分清敌我友 
通过古朴厚重的文字,通过盟书的诤诤誓辞,人们从侯马盟书中,看到在长达八年的搏杀中,赵鞅组织同室宗亲、同盟军、友军,举行过多次盟誓,将盟誓
作为了团结斗争的重要武器。
从参盟人几种不同的誓辞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几种不同宗族的人群,他们属于统一战线内不同方位的人物。
在37个祭坑中,分埋着514篇“宗盟类”盟书,宗盟类既是“宗盟”,即是指同宗同族者在一起盟誓。《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记载,盟书中多次出现“事宗祀”,“守清庙”的盟辞,表示参盟人要遵守盟约,竭诚祀其宗祀,绝对服从主盟人的指意,不敢涣漫于宗庙之守。盟辞中“敢不半其腹心以视其宗而敢不尽从磊之明”,其意思是:敢不剖明心腹尽心尽力祭祀宗庙,敢不执行英明的盟誓誓辞……,都要受到惩处。很明显,宗盟类人群既是盟誓的宗室人员,又是盟誓的主体人员,也是盟誓阵营的主力军。
这类盟书中除宗族人员外,还出现史、辅、竺等4氏7家异姓人员的盟书,他们的盟书与宗盟类埋在一起,说明他们是赵氏的家臣或邑宰,是赵氏宗族不可分割的部分。
“委质类”盟书有75篇,分埋在18个祭坑中。从此类盟书看出,这类人原是追随赵稷一方的宗亲或家臣,现在自愿把信物“质于君所”(主盟人居所),坚决与旧的主君断绝关系;不再同逃亡出国的敌对势力勾结而使其回国;倘若以后路遇敌对势力的人,坚决杀掉,表示永不背叛之意。这类人虽没有“事宗祀”、“守清庙”之义务,但须到“皇君之所(太庙)”进行“绎祭”(再祭),他们必须忠于国君,忠于新主。盟辞中:“丕显晋公大家明亟舐(视)之。”其意思是:晋国先公们在太庙里监察着参盟人的一举一动。
当然,这类人本来就是自家人,他们只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主,现在改弦更张,表示效忠新主人,他们便是最可靠的同盟军。
黑色墨书是诅咒类盟书,原辞不全,篇数不多,但内容是针对敌人的诅辞。这类盟书中,盟辞使用了直斥其姓名的手法,直斥“□无恤”、“中行寅”、“先□”等人,他们应是主盟人的敌人。盟辞中诅咒的“赵尼”,有人认为是指与主盟人赵鞅敌对的邯郸午之子赵稷,有的盟辞还将赵尼咒骂为赵狂。被诅咒的“中行寅”、“范吉射”等人,正是《左传》、《史记》记载的赵鞅的敌人。诅辞指责他们“不恤庶难,斩艾百姓”,受到民众痛恨,故而赵鞅伐而胜之。诅辞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加以谴责,将他们明确为共同的敌人。
纳室类盟书58篇,分埋在2个祭坑中,多表示参盟人不敢私自“纳室”,且听到本族兄弟有纳室行为而不拘捕之、不缴上去,则愿受神明诛灭的制裁。“纳室”之意,是指私纳(主君)主盟人的经济财产:包括土地、财物、劳动人手和贡品等。这类盟辞强调的是,无论是主力军还是同盟军,都必须遵守条规戒令,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对宗主的经济利益有维护保障之义务,对宗主财产自己绝不侵犯,更不许他人侵犯。
除了主力军、同盟军之外,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友军。此时政坛有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卿,韩魏智便成为团结、争取的重要对象。在诅咒类盟书中出现了“韩子”,他应该就是卿士韩氏,称呼“韩子”同“孔子”、“孟子”一样,在古代属于尊称,自然有恭维、笼络之意。
盟书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的文字,无法直接写出其策略办法,但通过分析不同的盟辞,分析不同的人群,可看出其包含着不同的统战策略。

新田结盟  以盟誓凝聚力量 
     在《左传》中,前后记载了赵鞅阵营八次对范、中行氏用兵的记录:
《定公十三年》,“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
“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伐范、中行”;
    《定公十四年》,“晋人败范、中行于潞,郑出兵助范,亦败。”
    《定公十五年》,“齐、鲁、卫、鲜虞救范,取棘蒲。赵鞅攻朝歌。”
    《哀公元年》,“齐送粮救朝歌,郑出兵护送,范吉射出城迎粮,为赵鞅所败”。赵鞅发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仕进),人臣隶圉免。”
    《哀公二年》,“赵鞅围朝歌,杀士皋夷,荀寅奔邯郸。”
《哀公三年》,“赵鞅破朝歌,荀寅奔鲜虞:齐与鲜虞助荀寅入柏人。”
    《哀公五年》,“晋围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齐。”
从发掘盟书的现场看,同批盟书中有59篇盟辞相同,每批盟书还有许多相似点;每篇盟书各写一篇誓辞,一般为92个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盟誓人名字不同,盟辞的书法不同。这说明是同一类人同时进行的盟誓;盟书分葬在多个祭坑中,说明盟誓不止一次。
如何让良莠不齐、思维不一的人员组成一个冲锋陷阵的团队呢?赵鞅的紧箍咒就是盟誓。《三国志》有“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盟,副之天府”的记载。模拟当时盟誓的情景:先由主盟人写出誓辞,各参盟人手抄一册,随后手捧玉册,列队于祭祀之所,人们神情肃穆,毕恭毕敬地举行宣誓,然后虔诚地将玉册埋入奉有坎与牲的祭坑中。这样,日月可鉴,天地有知,其后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天地鬼神的监督。
从古至今要形成合力,必须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在歃血求信的喧嚣中,在诚惶诚恐的气氛中,通过举行集体盟誓,向天地鬼神宣读自己的誓辞,可以借助鬼神的外力,裹挟人们一起盟誓,一起战斗,一起接受监督。
通过集体盟誓,意志在盟誓中坚定,信心在盟誓中递增,力量在盟誓中凝聚,激情在盟誓中绽放。既然已在天地间盟誓,天地鬼神就是见证人,如果违背了誓辞而又亵渎了神灵,自然要受到天地鬼神的惩戒。盟誓给人们敷设了一道天地鬼神监督的精神桎梏,诤诤誓辞又激励着内心的情绪,使人们在枪林箭雨的战场上,只能是勇往直前,冲锋陷阵。
河南沁阳曾出土与侯马盟书内容相关的“沁阳盟书”,专家认为,沁阳位于太行山山口,是赵鞅出兵朝歌的必经之地,临战前组织一二次盟誓再行开战,并非偶然。
从这里已经了解到盟誓的初步情况:大约在每次出征前,甚至在临战之前,赵鞅总要组织一次盟誓。赵鞅以盟誓的办法凝聚了阵营的力量,提高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赵鞅通过盟誓,将主力军、同盟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其成为征讨范、中行的生力军;又通过协调与韩魏智友军的关系,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统战策略  重于泰山
搞统战,搞联合,当然要讲究策略。在纳室类盟书中,有不少内容就是针对具体事项,有的放矢,有所目标地提出了具体警示。
“室”自然也包括奴隶,赵鞅理直气壮地索要卫贡500家,就是属于此类盟书规定的内容。赵午因私“纳”卫贡五百家,便被处死,其子赵稷等亦成为被征讨对象。
盟书中“不再同逃亡出国的敌对势力勾结而使其回国;倘若以后路遇敌对势力的人,坚决杀掉”的誓辞,自然也是确有所指,确有真实具体的案例。《史记•赵世家》载,晋平公六年,晋卿栾盈获罪被驱逐出境,两年后栾盈潜回曲沃,拉拢大夫魏舒,发动攻击新田固宫的事件。如果不是有人接纳“三栾”,“三栾”便不可能在曲沃立足;如果没有魏舒配合,“三栾”便不敢去攻击新田固宫。后来“三栾”虽然被诛杀,但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对韩魏智这类友军,不仅不能轻易得罪,即便暂时舍痛割爱,还要投其所好,顺其所求。韩魏智能站在赵氏一边,除了《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的结盟外,主要的还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史记•晋世家》载:“出公十七年,智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定公十五年三卿共同出兵时,可能已达成某种默契,这才会有“出公十七年”的“共同分地”。名言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在赵韩魏智之间,从来就是既互相勾结又尔虞我诈的关系。
在四卿结盟的第二年,便出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左传•定公十四年》载,赵鞅需要与智跞联合,而智跞却趁火打劫:梁婴父对智跞说,不杀了董安宇,让他给赵氏治政理事,赵氏一定会得到晋国。为什么不凭他首先发动祸难,去向赵氏问罪? 智跞差人去问赵鞅:“范、中行虽然发动叛乱,可那是董安宇引发的,法律规定先发动叛乱者犯死罪,今范、中行已受罚,董安宇该怎么办?赵鞅当时很为难。谁知董安宇却顾全大局,他说:“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作为家臣的董安宇,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立即自杀谢罪,赵鞅也假意将尸体陈于市,并告诉了智跞。《国语•晋语九》记载了董安宇的言辞:“臣少时给主人作文书,宣扬先世勋绩,立大义于诸侯;壮时为主人左右臂随军作战;……及臣为官吏,治理晋阳无二心,今臣犯法影响主人安宁,遂自杀保全主人。”表现了他“活着尽心尽力,死时尽责尽忠”,“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品质。董安宇以自杀挽救了赵氏,也换回了赵氏与智氏的松散联合。
赵鞅在铁之战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仕进),人臣隶圉免。”从参战的七类人员中,可看出参战人员之广泛,人员结构之繁杂,大族兼并之惨烈。直到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范、中行被彻底击败,晋国才开始四卿专权。
通过对盟书盟辞及盟誓过程透视分析,可以勾勒出这样的线条:赵鞅通过盟誓手段,凝聚了主力军的力量;又通过让同盟军“委质”盟誓,等于让他们押了宝,卖了身,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冲锋陷阵,才能解脱自己,这样便增强了同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通过诅咒敌人,斥责敌人,将一切脏水污水泼在敌人头上,使大家同仇敌忾,则雷同于现在的“声讨罪行”,又提高了阵营的战斗力;还通过恭维、笼络韩魏智大族势力,使他们尽可能地站在自己一边,至少不要妨碍自己的行动。赵鞅正是使用了这些策略,才奠定了取得胜利的保证。
晋国在称霸诸侯期间,其主持的结盟、会见达七十四次之多,结盟等级多属于诸侯与诸侯间的结盟。至于结盟的宗旨,《左传•昭公三年》说得很清楚:“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尽管《诗经》指责“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但结盟活动从未停止。侯马盟书是士大夫家族内部的盟书,虽然级别较低,但它向世人提供了2500多年前的朱书文字和玉石档案,故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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