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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创宋隆溯根由——从耿璧到侯村

汉创宋隆溯根由——从耿璧到侯村

   本文系四论侯村娲皇庙的优势。此优势来自于该娲皇庙自身的变迁史,也可以说来自于其邻村耿璧。
         一    提三个问题
       赵城侯村娲皇庙“国庙”品级,明文可鉴者从宋代开始,以后便受到历代中央朝庭和地方官员们的珍贵。
有人曾经说过,据籍载,宋代以前已有多处女娲陵被发现,因为宋朝皇家姓赵,其先祖造父首封于赵城,宋太祖赵匡胤出于对赵城的私情,特予照顾,所以宋朝庭独认定赵城者为真,其实并不一定为就“真”。近年还有学者明文指出,正是由于这层关系,才使朝庭考虑到:假如能让中国最早的女皇也出生于赵城的话,那么赵姓人当皇帝自然是天命所归;这显然是有利于维护赵姓统治的作法。
言下之义:其中有“水分”。
       在他们看来,侯村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娲皇“国庙”的唯一落点处,其它几处也许有比此更为充足的条件,只是与皇姓无缘,没有“后台”而已。
持此观点者,就是在当地也有其人,甚至还有人为此而沾沾自喜,以自己的家乡受到照顾而“自豪”。
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在动摇侯村娲皇庙的合理性根基;然而,凡事物一旦失去其合理性,其头上所有的光环将会立即丧失殆尽。因此,有必要回顾历史,正本清源,把侯村娲皇陵庙的来龙去脉澄清。
“修复娲皇陵领导组”编印的《女娲皇陵》云:“《古今图书集成》10664页载,华胥庙在(赵城)侯村,为华胥圣母。汉建和(147)年间建。”这就是说,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已经建有娲皇庙了。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才登极称帝,这个时间差说明,赵城侯村的娲皇庙,要早于赵姓称帝八百多年。所以说,其“国庙”的称谓,与赵姓人物当不当皇帝,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其它数处的女娲庙,也早于赵姓人称帝的起始日,也有理由与赵城侯村者同为“国庙”,平分秋色;只是无赵姓皇帝这个大大的“后门”罢了。
     这里明摆着两个焦点:(1)、这里就是叫“赵城”;(2)、当年的皇家真的姓“赵”。有“瓜前梨下”的这层瓜葛绞和着,致使这种怀疑,似乎很有其理。为此,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1、赵城侯村的娲皇庙,是否真的建于东汉建和年间。
2、如果真的创始于建和年间,是否属于“国庙”品级。
3、它是否当年最早的“娲皇神陵庙。
这三个问题若避而不答,或者虽有回答却含胡其辞,便无法使持怀疑态度者们释然。
摆事实、讲道理、以礼和人,乃君子之道。
        二    其来尚矣
    《史记•封禅书》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这是说,能受到朝庭、天子的祭拜者,为国家级的名胜,才能被视为“国祭”。
      该文接着介绍说,秦始皇时,除行礼祠名山大川外,还特意祭拜“八神”。这八神是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四时主。两汉及三国时期仍祭此八神,特别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对此八神尤为崇敬,列入国祭的第一序列神祗之内,当然属于“国神”。其中天主即天齐,兵主乃蚩尤。那居于第四位的“阴主”者,当是谁呢?
     历代学者对此均乏解释。东汉学者高诱注《淮南子•览冥篇》时写道:“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也。”
汉文“阴”、“阳”二字,当跟人与动物名词相搭配时,应以男、女、雄、雌性别理解之。因此,“阴帝”即女性帝皇,“帝”与“治者也”,都是“主”的表义。因此可知“阴主”就是女娲神。
《    封禅书》里介绍祭祀“阴主”的处所,只有简单而笼统的“祠三山”。对此处的“三山”,历史上有数种自相矛盾、难以服人的注释。所以然者,就在于他们都没有把“阴主”与“女娲”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不能了知“三山”的所在地。
从隋代始,文化界皆将太行山尊之为“母山”。笔者在《女娲山下话娲皇》中曾介绍过,宋初学者乐史等人即称太行山为娲皇山、女娲山、王母山;后来清代臧励和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学界所说的“太行山”,由于考虑到女娲神与古冀州的特殊关系,实际上还包含有今太岳、中条二山;在古冀州域内,当年就是以这三座大山为其主体。由此可知,秦汉以来祭祀阴主女娲神的地点,就是在今晋南和晋东南一带的某些有象征意义之处。在当年,包括女娲神在内的八神,其祭祀活动均由国家统一安排,定期派专员前往办理祭祀事宜,都属于“国祭”之列。所祭拜“阴主”的“三山”之地,如今的洪洞赵城镇一带,必属于其范围内。
   《汉书•郊祭志》还介绍了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3年颁布的祭神诏,规定在“晋”地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和族人炊等神祗。唐代学者颜师古先生认定其中的“族人炊”,就是一位氏族社会的女神。依当年的实际情况推断,这也应该就是女娲神。这也在“国祭”之内。
《汉书•礼乐志》载,西汉中期即在宫中盛行祭神的《安世房中歌》,共有十九章,其中第十四章为《后皇》。其词曰:“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徦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显而易见,这是为祭祀阴主娲皇神的颂歌之辞。
《汉书•礼仪上》中也明文写道:“立高禖于城南,祀以特牲。”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早在秦汉时期,女娲神已经被国家祭祀礼仪部门所特别重视,以“国神”品级来行祭祀。在当年,朝庭定期派人来古冀州域内,来晋地“三山”之区,来今洪洞县赵城镇一带祭拜娲皇的史实,早已经存在。
作为“国祭”,其来尚矣。
       三    东汉的更新
        上古王者之葬称“墓”,春秋以降称作“丘”,汉代以后帝王之葬坟才皆称为“陵”。侯村的女娲“陵”之称号,当自汉代始。
须要强调指出的是,上古将陵墓与祠庙区分得很严格,而且根本无陵墓之祭,陵与庙更不能设于一墙之内,连皇家也是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殿的,绝无陵祭之说。顾炎武先生就此写道:“古人之至于墓,皆有哭泣哀伤之事;而祭者,吉礼也。无舍庙而之墓者也。”古人制礼,以事缘情,制棺槨坟冡以藏其屍形,因而事之以凶;立庙祠以安其神,奉之以吉庆喜事。所以在汉代以前,祭拜各种神祗的礼仪,均在祠庙坛禅等处举办。正由于此,赵城镇域内的侯村和官庄二村的娲皇陵,虽然都存在有一万年左右,但时至东汉初期,这二处都绝对不会有什么娲皇庙的存在;侯村东北隅,也不会有这么一个陵与庙建造于一体的、“娲皇陵庙”的胜景。
《 后汉书•阴太后纪》载,汉明帝于公元74年正月某夜,梦见先帝及太后;明旦吉日,遂率百官及故客赴其陵前行祭,从此才启开了陵祭之风,起初只在祖陵之侧设置寝殿,放置逝者生前衣物用品之类,以资追思;到东汉的中、后期,在寝殿里陈列一些雕塑画像等,逐步形成类似祠庙的性质与格局。这种变化,起初仅限于汉光武帝刘秀及其后妃之陵,往后发展到其他汉刘帝、后们的陵丘。再往后,陵祭逐渐形成一种普通习惯。
     四    “陵庙”之始
   “陵庙”一词,在东汉以前并没有;因为当时尚无此客观存在。
东汉初期的这种陵祭更新,以后还推广于其它一些类似的领域。
在古代,祭神由皇家和官方专管,民间庶人无此权利与方便,神权也是皇权和王权的组成部分。《礼记•王制》中明确规定,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大夫设三庙,士设一庙,庶人不能设庙,祭于寝,等级何其严格。以往天子和诸侯祭祀名山大川或其它神祗,其原本有庙者,则在其庙祭;如若原本无其庙者,都在具体的山体处行施,那里当年并无什么神庙设施,多在郊外举行,通称“郊祭”。经过这场改革,各个名山大川等神祗,也依次创建庙宇于其它一些不同的适当处,在平川各地的城、乡民间,也陆续建设起来,祭神活动逐渐深入于民间百姓。各级政府和民间也依自己的实际需要,结合当地存在的一些名胜古迹,创建一些纪念、追思、祈求性质的庙宇,使民间的祭神活动普及而方便。
东汉以前,就对已逝的古代帝王而言,有其陵之处必无其庙,而存在其庙之处,也绝对不会存在其陵。这是由于昔时在陵丘处不能举办祭祀的缘故所导致;更新之后的陵丘处也可塑像、建殿、行祭,两者之间原有的严格区分界限已经不复存在。在此新形势下,人们干脆将一些古帝王的庙祠,与其陵丘并于一处,是顺理成章的大势所趋。“陵庙”一词也由此而始。女娲陵庙、黄帝陵庙等新事物,便在此新的形势下,应运而问世。
东汉末年的侯村娲皇陵庙,以其本有的娲皇陵为基础所建,其规模很可能要比宋代以后的小些,简单些,但其“国庙”的品位、“陵庙”的名称,都已经存在,当是不争的事实。
       五    古人的祭祀观
      对神祗的祭祀活动,在寄托哀思、弘扬精神、鼓励斗志,从而以利于发展等方面,古今几乎如一。至今清明节前后祭祖,为烈士扫墓等活动,均类似此。近年来收集零散的烈士骨骸存入共同的馆堂厅,尽量地将他们的真实情况书写明白,其目的就在于加强真实感和生动性,可以使效果更好些。
与今人对先祖、先烈们的悼念活动相比较,古人对神祗的祭祀最为明显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佑护企求,希图通过这种活动,得到神祗们的显灵,从而使自己摆脱困境,转向主动,由胜利跨入更加伟大的胜利。
由于这种精神理念的支配,古人的那份虔诚,今人难以想象。他们不敢得罪任何一尊神祗,来不得半点参假折扣、应付马虎,尤其不会有意地祭拜那些冒牌货,而将真神抛开不管;在他们看来,如果那样作的话,其结果必定跟目的适得其反,不但得不到任何好报,而打击报复、灭顶之灾即将到来;在古人的头脑里,神有绝对的权威与能量,不能有任何不恭。一些人,包括某些学者,往往以今人的立场和眼光测度古人心态,其结论必然偏离真实。他们在赵城侯村娲皇庙品级一事上对赵宋朝庭的猜度,即是如此。
       六    赵匡胤的虔诚
       开宝六年《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中,摘取了一段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诏辞:“朕以道莅四海,恩临万邦。非先王之德教不敢行,非先王之谟训不敢道。念风雨之咸若,而灾害之不生;感于神明,告于天地。尚展奉先之义,伸报本之诚,升中泰坛,昭事上帝。当百神之受职,俾无文而咸秩。”这几句话,将赵匡胤当年对诸神的敬畏心理,跃然于石上。
赵匡胤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因为他当时困难重重,迫切地期望诸神能助他一臂之力,渡过难关。
从黄袍加身,初创赵宋王朝至开宝六年,十七年间,四海未一,天下较乱。其间发生高怀德兵征泽州,石守信奋战扬州,李继勋北汉讨逆,潘美兴兵南汉,赵匡胤亲征河东,河南地六州水害严重等等。赵匡胤此时正是雄才大略、生气勃勃、而又如履薄冰之际,其殷切认真的态度,无可置疑,其诏文仅可窥一斑。顾炎武先生当年评述这节事时曾感慨地说:“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
正由于此,他才在料理军政大事之余,派大臣深入各地,寻找因战乱而被湮没了的那些真正先代帝王陵丘祠庙,以便四时祭祀,争取在诸神地佑护下,及早天下太平。裴丽泽先生等人遵旨多处核查,认真考测,才最终地确定了今洪洞县赵城镇侯村的娲皇庙为“原初”的社会地位,上报中央,经有关部门核实批准,隆重扩建。
可以看出,这一过程里,赵匡胤并无私心偏袒,马虎从事的任何流露。
“水分”之说,言过其实。
       七   用事实说话
       对谬误的缄默,就是对真知的否定与掩埋。假如侯村娲皇庙当初不是凭“原庙”而兴隆扩建,仅只依靠赵匡胤一私的“后门”,那就会使其八成的  社会历史价值,付诸东流。
     今日我们以唯物史观的神学、神话学的新观点来探讨女娲,并不是寄希望她来保佑,而要把基本过程搞清,并引深与条理,充实人类文化财富,供人们较高雅的精神文明以享受。
在神话领域,她曾被称过华胥氏、女娲氏和娲皇氏;
在神学系统,她有阴帝、阴主、高禖、族人炊、人祖等尊号;
在上古史里,她是数万年乃十几万年间的母系氏族领袖,是领导九州中华的第一批女皇;
对其祭祀处有过“三山”、“晋地”以及汉代以后的陵庙合一处,此外,还应该有较早一些的“娲皇祖庙”处等等。
赵城镇侯村东此隅,先秦时期只存在娲皇陵墓,而无娲皇庙;秦汉时期仅设有寝殿;东汉后期才发展为陵庙的新格局,国庙的规格品极已经存在;宋代以后,其规模更为庞大。这就是概况。
当我们明了这些的时候,才会坚定地相信侯村娲皇国庙的庙真陵实。
一座“国庙”,假如它是冒牌的,其规模再大,营建再精,也难于立足,因为其它处还可以营造出比它更大、更加精美的设施。假如是真的,那么我们则胸有成竹,手握实据,雄心十足地相信她的后人中,肯定会有人为她弘扬兴隆的。心中有数胆气正。
我们的责任是,将为此而竭力地鼓与呼,为真正娲皇陵庙的重新兴隆“鼓”与“呼”。
有先秦时期的“娲皇祖庙”吗?它在哪里呢?
        八  考古专家如此说
       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话时指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上古时期的氏族祭祀庙堂,多与其议事厅兼于一处。在“水浩洋而不息”环境里,女娲氏的祖庙只能设在今太岳山老爷顶或其附近。当她们在洪水消退、渐次下移的时候,当今洪洞县赵城镇境内的仇池、耿壁一线,就是她们在山下的首批驻居地,那“仇池”二字,就是铁证如山的证据。
原洪洞县博物馆长、副研究员马安柱先生,于上世纪末,曾参于并主持了对赵城镇耿壁村东南古遗址的挖掘调查。他写道:“耿壁遗存是当地氏族发展的前期——母系时期”,“耿壁原始社会的大房子遗迹,总面积156平方米,房内不设火膛和土床。专家们推测,这座房子是氏族部落祭礼之重地。有人则认为,这是当地女娲酋长议事之场所。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这座房子意义非同小可,确切地说,这座房迹就是女娲的社稷和庙坛的雏形。”笔者于此说明,这座庙堂虽然离侯村皇陵不足千米,但也有一里多路的距离,绝对不属于同一方位。依照母系氏族社会的贯例,这里既是议事厅,也是祭祀祖先的神庙。东汉初年及其以前,历届国家祭祀娲皇处,当即这里。
据了解,马安柱先生并未研究过陵、庙变迁史,但这种论断却与之天衣无缝般地相重合。赵城镇内存在官庄与侯村两个娲皇陵地,耿壁遗址女娲氏族祖庙,与它们之间都存在一段距离。这种客观存在,也与历史理念符合得天衣无缝。
回头重温《古今图书集成》。该籍介绍侯村娲皇庙始于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如今看来,这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唯一能有的。假如早于它,历史尚未发展至此,存在无可能;假如晚来几十年,便失去首批陵庙合一的社会价值。
在此之前,娲皇庙还在耿壁村范围内,侯村的娲皇陵丘是其本处固有的阴主墓。
以娲皇陵为其基础,再将耿壁村的娲皇祖庙移置而来,联合成为新的模式格局,“陵庙”格局。这就是历史。
        九  顶天立地凭实际
        洪洞县赵城镇侯村娲皇陵庙,以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价值而成为“国庙”;非由宋太祖赵匡胤特殊关系的照顾。其品位来自“正门”,并非由“后门”。
惜情顾面、弄虚造假、依靠后台的“关系学”,在历代没落阶层和势力中,屡见不鲜而盛行;他们不足为奇,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种腐朽风气,衰颓作风。而那些追求发展的新兴阶层和集团,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对这种风气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耻于承受。
在中国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这种风气曾受到过根本性的否定与扫除。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有所抬头了。骗取文凭、证件、学位、资历、荣誉、地位等歪风,又曾猖獗了一时。古人有言:物之先腐之,继而生虫了,随则败亡至。这乃是“腐败”的全部过程。纵“腐”则“败”,反腐则兴。
腐败不仅限于官场范围,一切领域,所有人员都有此可能。表现在社会或个人身上的歪风邪气,不认真,不努力,不勤奋,不刻苦,投机取巧,依靠关系飞黄腾达,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办事不依真务实、校精研细,而依靠捷径妙途,沾沾自喜于投机钻营……。这种作派,对社会、对人民、对探讨学问等,为害极大。在对待赵城镇侯村娲皇庙品位的来路一事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听到有人评说该庙的品位中有“照顾”成份的时候,与那些沾沾自喜者们相反,我们多数人则是心情激动,愤愤而不平。在我们看来,凭关系得来的品位,那怕只占其中的一小部成分,都是无能的表露,腐朽衰落的行为。我们不需要受人照顾,只依凭自己的综合实力,顶天立地,坦然处世。我们中国人,洪洞人、赵城人,自古以来就有一股求真的豪气,对那些不应当得来的光环,我们宁可拒之而不予承领。
希望外地学者,不要轻信和宣传那些不切合实际的“猜度”;也希望当地学者和民众,坚信自己的历史价值,满怀信心地讲自己该讲的话,走自己该走的路,办自己该办的事。
赵城侯村娲皇陵庙国庙的品极,来自于其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变迁;耿壁遗址与侯村古陵的珠联璧合,佐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可信。
这种优势,其所有的同类者们,都没有。
      十  结言数语
      综上所述,归结以下几点:
1、侯村的娲皇墓是远古万年遗存,自汉代始称“娲皇陵”。
2、古代陵、庙分置,悼于陵而祭在庙,无陵祭事。
3、陵祭始自于东汉明帝,初仅限于刘姓皇家陵寝,以后才延至于各种神祗。
4、对上古先皇帝王们的陵祭,始于东汉中期,后期方将黄帝、女娲等祖先神的庙与陵纳入一院之内,始称“陵庙”。帝尧等陵、庙依旧分置,无“陵庙”之号。
5、侯村的娲皇庙,由上古耿壁遗址处的“娲皇祖庙”移置而来,起始于东汉后期。
6、凡言某帝王“陵庙”起始于东汉以前者,均属猜测浮浅之论。
7、侯村的娲皇陵庙,是全国首批上古帝王“陵庙”之一,是全国最早的娲皇“国庙”,它始创建于东汉后期,扩建兴隆于宋代初年,其历史地位考之有据,风景永固;当是全中国各民族、全世界华人的共同祭祖之地。


2015年2月15日18时02分
临汾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周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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