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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词

              陶寺: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词

                        石耀辉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黄河流域是我国唯一一处古代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进展,考古学家们又提出了中华文明多源观,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这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朔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都为推进中国古文化起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史前文化虽是多元的,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在我国古人类大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相交汇的晋、陕、豫一带地区,构成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中心区域,并且率先大踏步地进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华夏传统文明的“直根”。近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这个直根就是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俗称塔儿山)西麓,因靠近陶寺村南,所以叫陶寺遗址。遗址东西宽约 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原始社会末期文化遗址,时间相当于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100年。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即发现了大量的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遗物。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99年至2001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年——2000年),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确立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观象区。从而进一步确认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最大城址,使陶寺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以文字、金属(铜器)、城市和礼仪祭祀中心等要素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意思是说只有形成了国家,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那么,陶寺遗址究竟发掘哪些成果呢?
    陶寺城遗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而且小城里面还有宏伟的宫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在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墙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除宫殿外,从城址遗迹中,还可清楚辩认出屋舍、祭坛、观象台,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墓葬区。这说明在4000多年前,陶寺已有人能够调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这个城池,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由此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也即帝尧建都地之平阳之所在。
    陶寺墓地。陶寺墓地位于陶寺遗址东南角,总面积30000余平方米,目前已发掘各类墓葬1300多座。从整体墓葬区的情况看,可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从随葬品数量来看,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数量一般在100件以上,最多的达187件。中型墓葬品数量一般在20多件,小型墓葬一般没有随葬品。在发掘到的九座大型墓葬中,不仅棺内洒满了朱砂,而且随葬品诸如彩绘陶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器、彩绘木器以及猪骨架等,品种齐全,花样繁多。9座墓的墓主全是男性,很可能是部落联明首领(或称王者)。中型墓80多座,墓主人大多是年轻女性,其随葬品一般有20余件,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所有墓主人是年轻女性的中型墓葬,几乎毫无例外地分布在大型或者特大型墓葬的两侧,说明这些年轻女性的身份是墓主人的妻妾,大型墓主人在占领巨额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占有更多年轻的妻妾。由此可见,当时已形成了明确的妻妾陪葬制度。陶寺墓地呈金字塔的严格等级制度、礼仪制度以及财富差距,也可以看出当里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十分明显。
   “观象台”遗迹。“观象台”发掘于2003——2005年,是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之一。它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形状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园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分别对着对面崇山的某个点。古人就这样利用两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崇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来推测一年的二十个节气。为了证实这种推测,研究人员专门用一年的时间对其与山峰、缝隙、太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地观测记录,得到了第一手有一定说服力的宝贵资料。更有天文学家认为,这个观象台除了观测太阳外,还能观测月亮和重要的恒星。总之,天文学家们认为,陶寺观象台是中国4100年前最早的观象台建筑,这比此前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英国巨石阵早近500年。“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帝尧时期“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扁壸朱书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素符号,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创性标志和初始记录。在陶寺遗址曾发现了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壸,在壸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冗”字的篆体。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数是“易”字,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尧”字。将其定义为“文尧”,表达了唐尧后人对尧的懿赞和尊称,因为《尚书•尧典》中说:“曰稽古尧帝,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公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可见,不论是“易文”(明文)还是“文尧”,都是对尧的文治武功和懿行嘉言的肯定与颂扬。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而在此前,人们能解读而且成为今天汉字祖源的甲骨文,距今不过三千多年。陶寺扁壸朱书文字的发现将汉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这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彩绘龙盘。在已发掘的陶寺遗址9座大墓中,有5座出土了“龙盘”,所谓“龙盘”就是把一条龙绘制在陶盘中心的一种器物。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或说是麦穗。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那么,龙族是谁呢?据《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而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汉碑•成阳灵台碑》也说:“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由此可知,帝尧是赤龙或河龙所生,尧部落即是龙图腾的主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幡龙,应是中原文化龙族文化的先首。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龙文化的肇始。

    铜铃。在陶寺出土的器皿中,除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外,还出土了一件近乎精美的铜器——铜铃。这件合范铸造的铃形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原0.3厘米。经鉴定,为红铜铸造品,其化学成分为含铜量占97.8%,含铅量占1.54%,含锌量占0.16%。铜铃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一件最早的“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音乐史角度看,它还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中国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铜器的出现确证陶寺文化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和扁壶上的文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都是国家产生的标志物证。
    总之,陶寺文化遗址由墓葬、居住址发掘展开,到发现城墙、宫殿、祭祀观象台等,种种惊世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古代文明国家的大致轮廓。大墓、小墓中殉葬品的不同,标志着社会差别已经产生,阶级分化已露端倪。等级鲜明的墓葬,丰富的礼仪用具,成熟的礼制,作为王朝都城必备建筑的祭祀台、观象台以及雏形化的文字等迹象,都说明陶寺文化已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原始国家的基本标志。
    陶寺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谁?根据以上考古成果再综合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专家们一致认定极有可能就是陶唐氏帝尧部落。4000多年前,在晋南这片广袤的大地,唐尧部族在以尧为称号的几代杰出首领的率领下,德服四方,势不可挡,最终以强大的文武之道实现了中原部落的大联合,创建了“民无能名”的旷世勋绩。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尧,将都城定于自己的发祥之地平阳,并以此为基地,统一华夏诸族,推进社会文明,形成了“中国”的雏形从而被后世誉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
    对于陶寺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称“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苏秉琦先生认为,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陶寺遗址所表现的南北文化综合体性质,突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他指出:“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苏先生还指出,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中国文明起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是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至今沿袭创制于尧的历法、礼制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融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如今,临汾城南的尧庙和城东北35公里的尧陵早已是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2006年尧陵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庙—华门也被国家旅游局评为特级景区。2007年,“中国•首届尧文化高层论坛”在临汾举行,2008年尧陵修复工程竣工并对游人开放。尧文化作为临汾区域文化的核心文化,正在为文化强市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5年4月15日,在临汾召开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结合近年来最新考古成果,经过仔细论证,一致认定陶寺就是帝尧古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王巍宣布:襄汾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至此,经过历史考古学界数代学人近40年呕心沥血苦苦探寻论证,近五千年关于尧的传说终成信史,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终于有了坚实的基点,惶惶中国终于找到了令华夏儿女梦寐以求引以自豪的源头。
作者系《山西党校报•临汾版》总编、临汾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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