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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小村的人民英雄

隐居小村的人民英雄
    1924年农历正二十九日,原临汾县底镇上官村张家添丁进口,他是张家的第二个男丁,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张洪林,由于家中人口多,耕地少,加上连年战乱,到1945年春节,已经21岁的洪林还孑然一身。他的父母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新婚燕尔投身抗日洪流
    1945年3月,通过张家不懈的努力及乡亲们帮忙,张洪林还是娶回比他小6岁的李腊梅。他生活的农村是领导的区分队、日本鬼子和警备队三股力量交叉地带。
    当年4月,上官村有7名青年毅然告别父母及亲人,参加了二区区分队。“当年村里走的7个人,如今在世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有牺牲的,有回家后离世的”张洪林回忆。
    当时的区分队就活动在上官村方圆几十里地,分队仅有10几条枪,而且弹药十分缺乏。大阳有日本鬼子的据点,县底、许村驻扎着警备队,分队战士凭借地利和人熟,在这些据点的夹缝里与敌人周旋。一般到深夜才能回村看看父母,有时一夜要转移四五个地方,根本睡不上一个好觉。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到了1945年9月份,区分队编入临汾县大队,有100余人。大队长姓朱,连长姓王。到了11月份,县大队与段龙章领导的洪洞抗日游击大队合编为太岳军分区警卫四团,团长是段龙章。
     针锋相对攻降县、战曲沃
    “那时感情很朴素”老人说道。重庆政府向日本鬼子下令,不得向八路军、游击队缴械投降。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国民党却利用谈判时机向解放区及根据地增兵,在谈判期间不断制造摩擦。
    “这些都是解放运城战役结束后整军运动才知道的”张洪林说。当时八路军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配合重庆谈判。
    1945年12月份,警卫四团随同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分区第四纵队,用三天的时间运动到降县、曲沃城墙根下,侦察地形准备攻城,当时准备攻城的梯子太低了,部队放弃攻城,仍旧侦察,做攻城准备。第二天部队又来到降县城墙根下,突击队的投弹组将城墙上的敌军压制后,登城的梯子也架到了城墙上, 登城的突击队也上了梯子,上边下了命令,“停止攻城”。后来听说,攻曲沃城的四纵战士,已经冲上了曲沃的城墙上,也退了下来。部队服从命令都回到了“驻地”
    “原来是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战协定”张洪林回忆。警卫四团撤回洪洞曲亭镇的小董村,整天训练学习。1946年的元旦也是在小董村过的。“能平安快乐的过节也是参军以来第一次”张洪林回忆道。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全面进攻的展开,部队也采取了针锋相对举措。当时位于洪洞与尧都区交界的东孔王村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段龙章的率领警卫四团配合警卫五团准备攻打东孔王村。
    “说是一个团的兵力,其实是虚张声势。四团、五团都只有一营和三营,二营缺编,而且每个营也只有两个连。当时一营有句顺口溜‘一连软二连硬 ’,二连来自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洪洞独立团,而一连则原临汾各区分队组成的,只打过一些伏击战”张洪林老人说。那时攻坚一个村,没有当地百姓的支持,部队也很难打胜仗。
    东孔王村驻敌一个连,团里下令一营的主攻方向是西大门,全营只有两挺轻机枪担任掩护。张洪林报在的一连一排是突击队。村子的城墙不算很高,一班在机枪的排斥下向墙上的守敌投弹,二班负责输送架云梯,三班爬梯攻击。由于该村守敌认为地势平缓,将东门作为主要防守方向,兵力相对西门要强,一营两个连进村已经发展了大半个村,三营才从东门攻进了村。那一仗俘虏了20余名敌军。
    这时已经是1946年的2月份,东孔王村的胜利,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广大群众纷纷送子送夫参军。三营、一营实现全员满编。 浮山、翼城等县大队也充实到警卫四团,组成了该团的二营。
    大约在1946年的5、6月份,胡宗南的10几万人马渡过黄河,意在晋西西渡黄河,威胁延安。太岳军分区由陈赓领导的四纵在运动中将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围困在大阳镇官雀一带,打响了临浮战役,此役消灭敌军一个旅,旅长也被四纵俘虏。此时安排警卫四团押运一批战略物资--碱,从闻喜经降县,到根据地青城县。“完成押运任务后,全团干部战士为欢呼”张洪林说。
    为粉碎敌军的全面进攻,上级决定由陈赓领导的四纵为主力,配合贺龙领导的晋西北根据地主力部队,打响了解放晋西南战役,建立、扩大解放全国的敌后根据地。攻打灵石、霍州、赵城、洪洞的战斗几乎同时打响,几乎不要地方部队参战。
    段龙章团长听到这个消息,主动向上级请缨,并以警卫四团是洪洞独立团的前身,在洪洞坚持抗日游击战8年,有着得天独后的天时、地利等条件,要求参加攻打解放洪洞城。前线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让步,安排警卫四团主攻洪洞西门,四纵还给该团配备了一门山炮和一发炮弹。
    洪洞城西门外有一条路,还有许多民房,越过路便是西城门。警卫四团全体干部战士,凭借地形熟悉,悄悄地潜伏到城墙根下。总攻开始后,张洪林所在一营一连,担任突击队,主要负责投弹,搭攻城云梯。当二连开始爬云梯时,城门楼上的敌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四纵配备的山炮发声了,随着炮弹爆炸声,敌机枪哑了。二连冲上了城墙,打开了城门,全团冲进了城,逐街逐巷向前推进。攻打洪洞东门牺牲的人比较多,警卫四团伤亡10几个人。
    这四座城解放后,警卫四团与四纵就地休整,到了1946年7、8月份,四纵向吕梁山脉进军,并将太岳军区主力老54团整编为该纵队12旅,消灭盘踞在汾西、蒲县、大宁、隰县、永和、石楼阎军及地方保安团。解放了这些县城后及农村后,陈赓率领四纵渡过黄河,越过八里伏牛山,直逼湖北襄樊。
    1947年,部队在翼城休整结束,正式整编为24旅,警卫四团为该旅70团,警卫5团为71团……旅长是因受伤到地方的老54团团长、晋南军分区司令王墉担任。23旅也是那个时间组建的。这时部队作战的区域也扩大了,北到霍州,南至垣曲,2个旅几个团与10几万胡宗南的嫡系绕开了圈子。在运动中,部队打响了史村之战(也就是现在的襄汾县城),胡景义是二连长,也是先头部队,这一仗活捉敌军500人。随后部队翼城东面的山里边,剩下一个连由姚登山负责指挥在塔儿山活动,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有一天姚登山亲自率领一个排到铁路,派一个排到曲沃,再派一个排到邓庄袭扰敌军。被羞辱的敌军恼羞成怒,分兵九路围攻塔儿山。在敌军包围圈没有合拢前,两个排成功突围,而姚登山率领的一个排陷入重围,他们只好钻进煤矿巷道内,敌在明、我在暗,团长段龙章急得团团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形势也悄然发生变化。那一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与牛佩忠一起到部队视察,并传达了中央的号召“开展一个星期内一个班消灭一个敌人的活动”。两位首长还没有离开部队,张洪林所在的班就俘虏了一名敌军。部队在翼城浇底村召开表彰大会,杨秀峰亲自向全班授旗,接旗的是班长常万昌,他是尧都区王村人,后来此人开了小差。(此人在上世纪1990年代前后去世)
    敌军的情报战想起来也后怕。在浇底村开会,还有边区政府领导的消息被敌人获知,部队及时转移到浮山,第三天中央军便包围了翼城浇底村。
    敌军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策略后,23旅、24旅在晋南大地如鱼得水,先后解放了运城临汾周边的县城,围点打援,在平陆设伏歼敌1000余人,参加了三打运城,于1947年12月彻底解放运城。随后部队进行休整,并进行了新式整军“忆苦思甜”教育,让全军将士知道为谁而战 
     记忆中的解放临汾              
     1948年,5月17日,伴随着两声震天巨响,临汾城墙被炸开了两处各约30米的口子,我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以洪水决堤之势向城内突进。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宣告胜利。在这场激烈战役中,一位名叫王墉的旅长为了临汾人民的彻底解放,献出了他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91岁的张洪林,2014年5月中旬讲述了记忆中的王墉旅长和临汾战役。
    “3月21日晚上,王旅长在观察敌情时被敌冷枪击中头部牺牲了。他倒在了郭家庄村最前沿,也就是传说中的李闯王受伤的那个地方,距离我仅约30米。”张洪林回忆到,传说中李闯王到山西攻打临汾,却久攻不下,“我打不下临汾,也要站在高处看一眼这‘卧牛城’(临汾俗称)”于是便当场命令士兵垒土,建成了高于临汾城北的兴隆殿(约在现在的郭家庄国税局家属区)。当李自成站在兴隆殿上观察卧牛城时,被冷箭射瞎一只眼,不得不绕路而走。
     临汾战役中,当清扫临汾城外围据点时,我军8纵24旅负责攻打兴隆殿。然而经阎军改造,兴隆殿附近布满了明碉暗堡,而且也有通向城内的暗道。24旅的攻击屡次受挫。能征善战的24旅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为一探究竟,旅长王墉亲自来到兴隆殿的交通壕。
     “当时我在24旅70团一营一连当班长,也是一名机枪身手,隐蔽在兴隆殿北侧的交通壕内。亲眼目睹王旅长和他的警卫员在交通壕内‘争执’不下,在警卫员的再三阻拦下终究未能拦住,王旅长爬出交通壕,站在最高处观察敌情。这时,冷枪击中了王旅长的头部,他当场倒地,身边战士和警卫员一拥而上,将他转移到了后方,却未能挽回他的生命。”张洪林回忆到。
     1947年12月底,12月底解放运城后,24旅70团进行战役后休整,边学习边训练。1948年3月也就是当年的农历正月,冀鲁豫军区酝酿解放临汾,而国民党军队为实施重点进攻,将胡宗南的部队集中到西安,临汾城只有中央军一个旅守备,兵力薄弱。
    八纵司令部得到情报,阎锡山派出晋绥军66师从太原出发增兵临汾。24旅接到纵队阻击援兵的命令。70团团长段龙章接到命令,从运城急行军3天,赶到阻击点洪洞甘亭,狡猾的66师从甘亭西渡汾河,绕道进了临汾城,实现了阎锡山增兵临汾的目的。
    临汾解放,解放军首先攻克了位于东关的发电厂,全面解放东关后,才对临汾形成钳式包围。
    当时大哥洪胜在临汾当警察,就负责东关那一带的户籍管理。解放军攻下东关俘虏了他,并将大哥与其他俘虏一起集中到段店旅部附近。由于大哥平时为人处世祥和,东关一带的市民联名具保,将大哥从俘虏队伍中拉出来。
     而今年88岁的三弟张洪星,在解放军包围临汾前到城内打工,在1948年城内守军扩充兵源,于当年5月16日,他穿上了国民党军装,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微,没有想到5月17日,随着临汾的解放被子解放军13纵队俘虏,成了一名俘虏兵。
    经过解放军的忆苦思甜教育,弟弟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晋城中战役、解放太原。经过整编,他到61军直属山炮营,参加了进军大西南,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这些都是1954年转业回到地方后,兄弟见面,说起自己近年的经历后才知道”张洪林回忆到。
    大哥回到家后,看着嗷嗷待哺的4个孩子,靠种地也难以维持生计,再次返回临汾城,做起了卖炭生意。直到1979年去世。而三弟和自己一样,回到村里,过着平淡的生活。“比起城里人和富裕的人生活是差点,但要比起早早逝去的烈士们,看着子孙满堂,安享天伦之乐,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91岁的老人张洪林说。
    临汾战役结束,张洪林所在的八纵24旅,在徐向前元帅的领导下,挥师北上,报向披糜,在运动中取得了晋中战役的胜利。
    1948年10月4日,龟缩在太原城内7000阎军窜到小店抢粮,徐向前元帅命令8纵坚决吃掉“这块到嘴的肥肉”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八纵齐心合力全歼这股阎军,也拉开了解放太原的帷幕。经短暂休整,又参加了东山小窑头要塞攻坚战。八纵2800余名将士为攻克要塞献出宝贵的生命。24旅70团一营官兵按时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战斗任务,1949年4月24日解放太原那天,张洪林所在部队从督军府南门攻进了阎锡山多年经营的老巢。
    在太原战役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八纵24旅变成了中人民解放军60军180师,张洪林所在的70团番号变为538团。这时的张洪林已经是该团一营一连的一名班长。部队经过休整后,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亲手活捉两名匪首
    张洪林随部队跨过黄河,克西安、攻宝鸡、翻越秦岭,解放四川广元,全歼剑门关守敌,兵不血刃,于1949年12月,隆重举行了解放成都入城式。
    “在川西温江分区崇庆州剿匪时,全班战士都是解放兵和起义兵,只有我是抗日的北方人”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当地匪民不分,仅凭眼睛是分不出的。据可靠情报:土匪决定腊月廿八一起干。当时崇庆州城外有三营七连在城外驻扎,在撤回的路上,被土匪包围。面对众多辨别不清匪与民人群,在该连蹲点的副营长赵西成下令:不要动,看他们能咋样?人越围越多,一排、二排的枪被匪徒缴了,而三排长带领战士,从包围圈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连长、指导员和副营长赵西成成功突围。
   赵西成归队后,贺龙元帅念及他是从北征到南的老人手,关了他几天禁闭。而刘伯承元帅听到这个消息,为严肃军纪,亲自派人到538团对赵西成实施了军法,就地枪毙。到了大年初一,土匪再次前来围攻县城,他们以为城里只住着两个营,却不知从成都派来的一个师的援兵已经进城。那天,崇庆的城门洞开,土匪却不敢进。
    部队改变战术。二连指导员吉家俊从南门出,包围了西关的土匪,张洪林将重机枪架设在一个茶馆的门口严阵以待。随着进攻命令的下达,张洪林的几个点射便撂倒几个匪徒,那一仗歼灭土匪近百人,但匪首却侥幸逃脱。
    张洪林在茶馆门口架设重机枪时,曾留意,茶馆老板与一戴礼帽的男子在茶馆转攸,他警觉地上前询问,茶馆老板解释说是他的弟弟。第二天一大早,茶馆老板就来到了张洪林所在班住所,并告诉他,前一天在茶馆戴帽子的就是匪首,就是他带领土匪前来包围县城的。
    那一天正好是驻地缝集,人特别的多。张洪林迅速集合全班战士全副武装,不动声色地向茶馆走去。在集上碰到那戴帽子的茶馆老板“弟弟” ,老板“弟弟”见了张洪林以熟人身份问候,张洪林挥手上去打飞了老板“弟弟”头上的帽子,命令战士拿下。赶集的群众纷纷伸出了大拇指说,可抓住了土匪头子。
    四川自古匪患多,让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完成崇庆剿匪任务,538团奉命前往大邑剿匪,这时部队的通讯条件有所改善,但在林密山高的四川剿匪给部队带来 了许多困难。郭宝芝是该县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剿过几次,也没有攻占了土匪的老巢。
    538团来到匪巢所在的山下,兵分三路,每路一山,向深山进军,没曾想三营却被土匪包围。三营突围后,团里采用了能进全进的战术。采用步步为营的方法向前推进。但每天看到的都是“老百姓”。原来是匪首发令才集中,平时见到的都是若无其事的百姓。
    擒贼先擒王。部队依据可靠情报,在郭宝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袭了他的老巢,郭宝芝是个大烟鬼,也跑不动,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管事料理,管事也是名负其实的匪首。那次突袭,郭宝芝率领残部跑到了大山深处,团侦察排尾追其后,在一山沟中看到冒烟,没曾想冒烟地方是个“山缝”,易守难攻,藏在暗处的土匪用两挺机枪封锁着上山的路。侦察排在土匪机枪的压制下也跑散了。为此团里还撤了侦察排长的职。
    后来三营贾连长带领通讯员悄悄地摸上了山,发现冒烟的地方后,封锁出口,乘匪徒没有防备,向山缝中投弹、射击、等里边没有声音后,部队清理现场时发现,郭宝芝的参谋长(管事)却侥幸脱逃。
    双河乡在当地是人口比较集中,只有一条街道的大镇子也是匪首郭宝芝的根据地。有一天,一位老婆婆气喘吁吁来到张洪林班住的地方,告诉有一个一只眼、麻子脸的人住到了她家,此人就是郭宝芝的管事。土匪干的坏事都是他的。老婆婆住的地方距离双河乡有二三里地的路程,张洪林迅速带领全班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婆婆家,那管事还没有弄清咋回事,已经被张洪林控制。他们押着管事回到镇子街上,百姓都有点惊讶“怎么能捉到,这人滑的很,是匪首的二头”
    张洪林和全班战士将匪首押到了团部,团长庞克昌亲自审问了匪首。
   
      第一任高射机枪连连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第一批入朝部队在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情况下,顽强的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将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地区,尽管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减员十分严重,急需休整补充兵员和后续部队的投入。当时,张洪林和许多老战士已被确定复员,而且已经集中到了一起参加学习教育。此时,我军义无反顾地停止了复员工作,决心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成都地区出发前,张洪林被任命为一营机炮连的排长,接着部队便从成都地区出发,再次翻越巴山、秦岭,经宝鸡、西安、郑州,于1950年12月20日集结于国防机动位置——河北沧州地区泊头镇,担负起保卫北京、天津及渤海湾、防止敌人登陆的任务,同时抓紧做好入朝作战前的准备和训练。在这里,部队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这些武器都是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淘汰下来的装备,尽管有些陈旧,但与我军以前的装备相比,技术性能要先进多了,而且整体上也比较统一。根据当时朝鲜战场上我军没有制空权的特点,每个步兵团都组建了一个高射机枪连。张洪林被任命为60军180师538团高机连连长,他也有幸成为该团历史上第一任高级连连长。全连3个排9个班,每班装备了一挺苏制12.7MM德士卡高射机枪。

    团首长为什么让张洪林担任高机连连长?这里边是有原因的。以前部队没有高射机枪,只有一些型号不一的轻、重机枪和小炮。而现在有了高射机枪,连长必须是一位精通轻、重机枪性能、技术过硬的优秀射手。团长庞克昌第一个就想到了张洪林。因为在1949年9月扶眉战役、秦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陕西宝鸡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张洪林作为538团一机连的一名重机枪射手,在60军组织的全军重机枪650米仰射实弹射击比赛中,用自己平时使用的一挺美制马克沁重机枪参加比赛,取得四发四中的优异成绩,成为全军唯一一名四发全部命中目标的特等射手,蜚声全军上下。通过这件事,使张洪林在团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庞克昌团长也是在这时候加深了对他的影响。
      三八线上击落敌机

    1951年3月18日,张洪林带领高机连随所部180师全体官兵一起从丹东鸭绿江大桥公路桥,分多路纵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第一线。

    在没有制空权的恶劣环境中,部队克服道路泥泞、敌机的狂轰滥炸的重重困难,经过18天的夜行昼宿、翻山越岭,行军1800余里,于4月4日按时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给的指定位置——位于三八线北侧的伊川地区。我师与先期到达的181师和随后到达的179师,随即接替了63军188师和26军78师的一线防务。并依托这一线阵地,抓紧进攻前的准备。

    538团隐蔽在中部战线上的金华、铁原突出地带的、被一片小树林遮盖的一个山谷里。根据庞团长的指示,我们高机连也在团指挥所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利用山上树林的掩护构筑起了自己的工事。全连9挺高射机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对敌防空火力网,每挺机枪的位置既相对独立、便于隐蔽,又有交通壕相互连接,便于相互配合和机动、支援。

     第二天即4月5日上午,一架美军侦察机飞临538团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庞克昌团长亲自给连队下达了向敌机射击的命令。于是,张洪林亲自操纵一挺高射机枪,向飞行中的敌机连续打了几个点射,打得它屁股冒烟落荒而逃。由于敌机飞的太高,没有击中它的要害部位,使得它受伤后得以跑掉。由于高机连阵地已暴露,敌机逃走后,连队立即将高射机枪转移到旁边的另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重新构筑了工事。

    下午,敌人的机群来报复。敌机从不同方向对538团隐蔽的阵地周围轮番轰炸,特别是重点轰炸高机连原来的阵地。但由于上午敌机发现了我军有防空火力,不敢低空飞行,只能在高空发射火箭弹。但部队新修的工事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张洪林命令全连瞅准机会,再次向敌机进行了对空射击,敌机群在我方火力的威慑下,见沾不到什么便宜,胡乱地发射了一阵火箭弹,灰溜溜的飞走了。随后,高机连连再次转移了阵地,但每次新设的阵地离原来的都不远。

    第三天即4月6日的上午,美军4架F-51野马战斗机(即二战时的P-51改进后的型号)又前来袭击。尽管它没有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快,时速只有700多KM,但它的对地攻击能力相当强,由于在二战期间的出色表现,被誉为“歼击机之王”、“战机中的凯迪拉克”,从而有了“史上最伟大战机”的美称。到了朝鲜战场上,它主要遂行对地面目标的攻击任务。

   这次张洪林吸取了前两次没有击落敌机的教训。由于全连的官兵都是入朝前从其他连队匆忙调来的,不要说打高射机枪,连高射机枪都没见过,有些人甚至连轻、重机枪都没打过。因此,在前两次的射击中,有的射手一打枪就发生卡壳现象,有的射手由于心理紧张,还没瞄准,手一抖就打出去了。当时,张洪林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射机枪。在沧州地区组建高机连时的不长时间里,大家只是熟悉新装备的性能,只有张洪林和团机炮营营长张振亚各实弹射击了5发。张洪林说,他是从临汾解放后一直使用的是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并且练就了一套“神枪手”的本领,所以,更换成高射机枪后,对张洪林来说,轻车熟路似的,很快就掌握了高射机枪的战斗性能和操作要领。

   这次张洪林改变了战术。由于高射机枪的子弹箱是直接挂在枪身上的,每箱50发子弹,几个点射就打完了。张洪林让其他人负责给枪身上挂、缷子弹箱,由他一人操作九挺高射机枪,在阵地上来回跑。当敌机向昨天的阵地俯冲、射击时,张洪林便掌握好时机,操纵着高射机枪先敌开火,子弹几乎是平射出去的。敌机发现了我军新的阵地,便盘旋升空,然后径直向阵地俯冲下来,张洪林立马抓住这一时机,赶在敌机射击前突然向最近的一架敌机开火,一个点射打出去,敌机就中弹了,猖狂的“野马”再也没有能力爬高升空了,屁股后面冒着滚滚浓烟,沿着原来的方向一头栽倒了张洪林所在连的阵地上。一声巨响过后,接着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另外3架敌机见状便掉头逃走了。这架敌机烧毁后,张洪林上前一看,来不及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已被烧得成了一堆焦骷髅。战士们高兴地将张洪林抬起来不停地抛向空中,并有节奏的喊着“嗷、嗷;嗷,嗷;……”。这是538团高机连组建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张洪林打下的这架敌机,也开创了60军入朝以来击落敌机的先例。(也可能是第三兵团入朝以来击落的第一架敌机。据原广州军区空军中将、时任志愿军15军29师85团2营营长的武长友回忆,15军入朝以来第一次用高射机枪打下的飞机是在1951年4月23日)。

    当时180师的另两个高机连也都说这架敌机是他们击落的。师首长带着3个团的领导和另两个高机连的连长来到我连阵地上观看了被击落的敌机残骸和烧焦的飞行员。为了稳定大家的思想情绪,师首长说:“不要争了,战役结束后再说。”

     突围中再次击落敌机

     1951年5月16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战至5月21日,中朝联军指挥部根据战场突变的形势,决定停止进攻,结束第二阶段的作战。在这一阶段作战中,180师由兵团直接指挥,担负牵制美军第10军的作战任务。180量从中线直插敌阵,勇敢地向有五万人的美七师、陆战一师发起攻击,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在五天的进攻阶段,该师插入敌人纵深最远,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顺利完成了割裂美韩军队的联系的任务。但在此时,部队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而由于突进过远,后勤保障供应不上,再加上5月22日联合国军开始了全线反攻,战场态势瞬间逆转。而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点,开始收紧“口袋”,180师首当其冲。在回撤当中,全师指战员又坚决执行命令,担负殿后任务,在汉江南岸、北岸掩护全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为全兵团部队后撤争取了三天多的时间,最后因友邻部队不告而撤,造成180师侧翼暴露,致使高度机械化的美韩军队利用这一空隙迅速插入部队的后方,最后180师陷入多达五倍之敌的包围之中,突围中战斗异常惨烈。

   5月24日,在北汉江以南地区,依托正屏山顽强抗击美7师的进攻。敌人利用自己的空中优势,不断有飞机来轰炸我军。虽然是大白天,但180师仍然同数倍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一架敌机再次出现在部队上空时,张洪林利用山林的掩护,对敌机射出了一串串复仇的子弹。这架“野马”哪里知道自己遇到了“克星”,中弹后冒着黑烟消失在山头的另一侧。张洪林和战士们爬上山头一看,敌机已坠毁在敌人的阵地上,与此同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们,马上反扑过来。高机连在其他连队的掩护下,拆散高射机枪,抬的抬、扛的扛,飞快地朝我方阵地撤退。

   当天晚上,张洪林及战友在不是渡口的地方,凭几根铁丝,冒着敌人的照明弹、炮弹、燃烧弹和机枪的扫射,在损失600余人后,艰难的渡过了水流湍急、水深达到脖颈的北汉江。谁知出了虎穴,又入龙潭,过了北汉江,部队再次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据美军解密的档案:在韩战中,F—51系列“野马”战斗机共执行62607次支援作战任务,损失351架,大部分被高射火力击落。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高射机枪击落的。说到击落美军敌机,91岁的老人露出微笑,他轻松地说,能在那样残酷、不对称的条件下能亲手击落两架美军飞机,也没有辜负上级的重托,更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
     祖国和亲人永远在我心中
     鹰峰突围不成,已经三天没有进食的张洪林瘫软地倒在突围的路上,有的战士因吃野菜中毒死亡,干部战士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让两个美国兵架了起来,从此过上了让人终身难忘的战俘生活。
    战俘营的生活刻骨铭心。张洪林被俘后在釜山住了2天,随后乘船到了巨济岛,张洪林编入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72联队,该联队由李大安控制,对愿意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了非人的折磨,并在他们身上留下永远的痕迹。李大安是东北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对有着刻骨仇恨。他一见到北方人私下谈论,晚上就会叫到队部对他们人身迫害,每到餐让你只吃一两米饭。美军看到86联队大部分战士都愿意回国,就又将李大安派到该联队迫害其他战俘。李大安到了台湾,又被空投到大陆从事特务工作,被人民政府抓获后就地正法。“这都是回国后才知道的”老人回忆到。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派出代表识别战俘真心愿意去台湾,虽然是按名单点名,但每次去的都是相同的熟面孔,想回国的人就连帐蓬门也迈不出去。“国民党匪特对想回国的人员迫害可与电影‘红岩’惨象比”老人说。
    中立国接管战俘营后,匪特对想回国的战俘控制的更加苛刻,几乎是一对一监视。当天,港口已经准备好,志愿军为想回国的战俘也提供了机会,并在登船现场设立了接待处。
    张洪林第一个走出了帐蓬,后面紧跟的是监视他的寿阳籍战俘苏光礼。看到安全脱离控制,张洪林拉着苏光礼的手快速跑到志愿军接待处。原来苏光礼与张洪林是一个愿望——回国。他俩走出帐蓬后,再没有人走出来,当他们回过头后时,每个战俘的手上都拴着一根绳子,缓缓走向即将驶向台湾的轮船。有关资料记录,那一天,仅有99人踏上回国的路程。
    战俘回国后,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张洪林也没有幸免,1954年,他身着蓝衣,身背开除军籍、党籍的处分回到了家乡。“10年征战空手归”老人说,面对妻子和父母,他却说儿子全身而退,比起死难的烈士要强的多。从那时起,自己还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影响了子女参军、上学。
    1980年,党和国家对归国战俘全面平反,张洪林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到寿阳看看自己领回的苏光礼,让他最痛心的是战友没有看到平反的这一天,回国后,身背反革命帽子,坐三牢,在平反文件下达前含冤去世。
    “现在每月国家补贴600多” 老人说,比老百姓多,比牺牲的烈士,心里也知足了。
    采访结束,记者了解到,单说平反恢复军籍、党籍,张洪林应该享受的待遇应该是转业干部,并且是抗日战争年代的待遇,老人想向党和国家诉说,都被善良的子女劝阻,说明了老人教育的子女体谅党和政府,原谅了当年过左的政策给家人带来的伤害。但从另一个侧讲,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应该在传奇老人闭眼之前,让享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待遇得以实现。
      记者王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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