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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早期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者平阳府人士丁敦龄

记早期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者平阳府人士丁敦龄

刘志侠


编者按
   丁敦龄袁一个消失在茫茫时空中的名字,近来又从历史烟雾中隐约浮现,这同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交响套曲来华演出有关,马勒原作依据的唐诗源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玉书》。戈谢的汉文老师就是丁敦龄,系山西平阳府人士。1862 年袁丁敦龄来到戈谢家,为这个 17 岁的少女从头启蒙讲授汉语。5 年之后,在丁的指导下,戈谢的处女作《玉书》出版,立即得到雨果、法朗士的推崇,很快被译成英、德、意文,传遍西欧。《玉书》初版收有《诗经》、李白、杜甫直到丁敦龄的诗作 71 首。扉页上题有“献给中 国诗人丁敦龄”的字样。次年戈谢的另一力作描写 中国历史的《御龙传》问世,也同样好评如潮。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多亏有了丁敦龄,文学界才有《御龙传》这样的好书。” 福楼拜尔也说:“这本书是我们时代的奇迹(均见《戈谢传》)”,戈谢后来也因 此成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女院士。一股东学西渐的热潮在西欧腾涌,并且延伸到音乐、艺术界中去。而丁敦龄这位早期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者、平阳府人士对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丁敦龄何许人也?他的祖籍故里具体在何地?他是怎样来到法国的呢? 作为其故里的人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历史谜团的求解,故特转载作者刘志侠发布在尧文化网站的文章,以飨读者,期望乡人苦苦寻觅,以使享誉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先驱者魂归故里。

 
   丁敦龄的法国岁月
   1998 年 5 月,一个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节 目表中有一个节目,奥地利 19 世纪作曲家马勒的晚 年作品 《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一首长约六十分钟的交响曲。这次演出掀起了一场 不小的波澜,不仅因为这首乐曲第一次在中国演出, 而且作曲家的灵感来自七首唐诗,选自德国诗人贝 特 格(Hans Bethge,1976-1946)1970 年 翻译 的《中 国之笛》。西洋音乐以中国为题材的本来就很少,直 接采用中国诗歌写作的大型作品更是寥若晨星。中 国听众当然很想知道是哪几首诗歌,可是乐曲依据 的德译,无论标题或内容,都不易找回对应的原诗, 于是引起一班诗词家和翻译家的兴趣,掀起一场帮 助《大地之歌》“认祖归宗”的热潮。
人多好办事,不出两年,便达到一个共识,要想 解开这个谜,必须往上溯源。贝特格的德译并非直接 译自 中文 ,而 是“ 仿 作 ”(Nachdichtungen)自 海 尔曼 (Hans Heilman,1859-1930)的《中国 抒 情 诗》(Chi-nesische    Lyrik)。海尔曼也不是直接翻译,转译自两本 法 译 《 唐 诗 》(Poésie     de     l’époque     des Thang)和《白玉诗书》(后改名《玉书》,Le  livre de Jade)。 前 者 由 德 理 文 (Hervey     Saint     Denys,1822-1892)翻译 ,出 版 于 1862 年 ,后 者 5 年 后 面 世,译者署名俞第德(Judith Walter)。这两本书才 是关键。俞第德是法国诗人戈蒂耶(Théphile  Gautier,1811-1872) 的 女儿 , 原 名 茱迪 特•戈 蒂 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俞第德是她请路过的一位清朝 官员起的中文名字。《白玉诗书》是她的成名作,决 定了她后来的创作路向,所有作品都以东方为题。 她 在 1910 年 当 选 为 龚 古 尔 文 学 院(L’Académie Goncourt)院士,在法国文学史上,她是乔治•桑之后 最出名的女作家。但是她的背后有一个中国人的身 影——丁敦龄。无论哪一本文学史,哪一篇论文,只 要提及她的《白玉诗书》,必定少不了这个名字。直 到《大地之歌》热潮之前,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物。最早接受破解任务的周笃文教授说:“丁敦龄, 一个消失在茫茫时空中的名字,近来又从历史烟雾 中隐约浮现。”他的身世带着神秘色彩,只知道他是 一个流落到法国的中国人,当过俞第德的汉语 教 师。他之前的身世,在中国的经历,甚至如何到法 国,都没有人知道。李岚清曾向中国驻法大使馆查 询,答复公函由大使吴建民签名,写信者竟然不知 道丁敦龄的中文名字,根据法文发音写成“丁栋 灵”。这也难怪,直到现在,书籍和论文提到的丁敦 龄生平, 几乎千篇一律转抄晚清张德彝的旅欧 日 记,以及钱锺书《谈艺录》所述,两者皆为恶评。只有 个别学者意识到丁敦龄的重要性,认为他对中外文 化交流作出过贡献。周笃文教授为此写过一篇《寻 找丁敦龄》(《学问》杂志 2001 年 3 月号),建议有心 人“从其魂萦梦绕的故土家园去探寻他的足迹”,但 至今未见回响。笔者身居异国,信息闭塞,对《大地之歌》的热烈讨论一无所闻。《白玉诗书》很早便听其名,也记得作者何人,但从未读过。直到 2010 年写作《里尔克与罗丹》,看到德国诗人里尔克赠送一本“茱迪特•戈蒂耶的波斯小说”给雕刻家罗丹,才从法国国 家图书馆下载《白玉诗书》的电子书补课。打开扉 页 , 惊 奇 地 发 现 上 面 印 着 几 行 字 :à Tin-Tun-Ling/Poéte chinois/Ce  livre  est dédie  (本书献给中国诗人丁敦龄)。这个完全陌生 的中国人名字令自己汗颜,身在法国竟然如此 无 知,同时也刺激起对这个人的兴趣。完成手中工作 后,有点空闲,先向中文著作找寻,发现《大地之歌》 讨论文章所提供的信息算是最详尽的了。失 望之 余,转向法文,坊音的文学史和作家传记提供了一 些资讯,但丁敦龄只是次要人物,一闪而过,而且多 数辗转引述,又不注明原始出处,令人不敢放心相 信。唯其如此,丁敦龄更吸引人。于是决定从源头开 始,收集最接近他生活时期的原始文献。这是一项 没有把握的工作,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 除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神,还需要耐心 和运 气。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不知不觉竟然积累了一批 书籍、杂志、图片和电子文件。尽管囿于手边工作, 没来得及详细阅读及深入探讨,但丁敦龄于 我来 说,再不像一个在“历史烟雾中隐约浮现”的名字, 而是一个实在的人。

   从澳门到法国
   根据法国官方档案及书籍文献记录,丁敦龄出国前的经历可粗略地还原如下:他于 1831 年 5 月17 日出生,估计这是中国农历,如折算为公历应为6 月 22 日。出生地点在山西平 阳府 (Ping    Yang Fu),父亲是草药郎中(Médecinpha rmacien)。他 自幼读书,18 岁成为秀才。但因为父亲去世,无以为 继 ,加 上 遇 到 荒 年 ,被 迫 加 入 逃荒 的 队 伍 ,离 开家 乡,向北京方向流亡。长途跋涉,饥餐渴饮,正在求 助无门之际,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劝他入教,说入 教后给他食物。为了逃脱饿死的下场,他接受了洗 礼,神父替他起了一个洋名,保罗 - 让 -  巴蒂斯特 - 马里(Paul-Jean-Baptiste-Marie)。次年,流亡的道路 把他带到澳门,他在这个匍萄牙人管治的地方居住 下来,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两年后,他 21 岁,媒人上门说亲,把他招赘到一家范姓家庭为婿,妻子名叫
范阿琳(译音,Fan•Ha-Lin),同为教徒,婚礼在葡萄 牙天主教 仁慈堂(église    Miséricorde)举 行,婚 后 育有两个子女。过了差不多 10 年的安静生活后,他 离开澳门去法国。他为何去法国,一般书籍引用俞第德回忆录《第 二串项链》(Le  Second Collier)的说法:“他由澳门 大 主教 加 略 利(Monseigneur  Callery)带 来 法 国 ,聘 用他参加一部汉法辞典编写工作”。这句话正误参 半,澳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名叫加略利的大主教, 却有一个曾经当过传教士的加略利,他才是丁敦龄 的 雇 主。 他 的 全 名 叫 约 瑟夫 -   马 里•加 略 利(JosephMarie Callery),原籍意大利,1810 年在都灵出生。23 岁到巴黎,加入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 étran gère  de  Paris),1835 年 被 派 往朝鲜传教,在海上颠簸了大半年,翌年到达澳门。 由于朝鲜形势紧张,天主教徒因为祭祖之争受迫害, 加略利被迫滞留在澳门。身处异乡,学习当地语言是 传教士第一要事,他的汉语老师是葡萄牙遣使会传 教 士 公 神 甫  (Joaquim  Afonso Gon Alves,1781-1844),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最早研究中国文字 的传教士之一,出版过多种有关汉语的书籍和辞典, 以拉丁文著述。除汉语外,加略利还利用照顾三个流 亡澳门的朝鲜天主教徒的机会,同时学习朝鲜文。他 也热衷于研究亚洲的动植物,搜集了数以千计的标 本,寄给欧洲诸国博物馆,其中几种植物的学名,后 来以他的名字名命。
他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整理出一套以语音系统 学习汉字的方法,在朋友支持下整理成书,1839 年 在澳门自费出版,书名 《字声纲目》(Systema    pho- 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中式封面上署名范尚 人。此书序言法文,内文拉丁文,流传不广,但深受汉 学家重视。接着他开始另一项计划,一个宏大的工 程,编写二十卷本的 《汉语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他对汉 语的兴趣如此浓烈,最终压倒了传教的志向。1841 年,他决定还俗,脱离教会,为了替辞典筹集出版资金,他回到巴黎。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法国政府觊觎中国市场,眼见英国和美国得到巨 大利益,打算向清朝提出展开贸易谈判的要求。外交 部门急切需要华语翻译,范尚人适在此时出现,加上 他得到当朝王后的赏识,很快便被任命为法国驻华 领事馆翻译,1843 年回到澳门履任。
法国代表团由公使拉萼尼(Théodore  de La- grené,1800-1862)率 领 ,1844 年到 达 澳 门 ,与 代表 皇帝的两广总督耆英展开谈判,范尚人担任法方翻 译。在谈判过程中,他处处显得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 和民族心理,在他协助下,顺利签订了《黄埔条约》, 法国取得与英美相同的贸易特权,并且为传教士争 得合法公开的地位。他的表现不仅得到法国人的表 扬,耆英对他也称赞有加。1845 年初,比利时驻澳门 领事与中国谈判开放市场,向法方借用范尚人当翻 译,事后赠送利奥波德荣誉团骑士称号作为奖赏。
1846 年,法国公使团返回法国,范尚人留在澳门,等 候接收道光皇帝的诏书,亲自带回巴黎。回到法国 后,范尚人被任命为国王的汉语翻译官。由此时开 始,除了中间因为政权交替中断过 3 年之外,他一直 担任这个职位,直至 1862 年去世。
范尚人在 1846 年出版《汉语百科辞典》第一卷 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很快便放弃了 这项超出个人能力的工作。他后来翻译了 《礼经》(Le  Liki,ou le memorial  des  rites),与公使团 一位医生合作,以太平天国为题,写出《中国的叛乱》(Insurection    en  Chine,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范尚人掌握的汉 语比同时代的汉学家高一筹,不仅能读,也能说,但 书写则同样困难重重,因此身边总有一位中国助手, 替他誊抄汉语公文。他的助手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 载,只知道到了 1860 年他需要一位新助手。当年在 法国的华人只有零星数人,几乎都是跳船水手或逃 犯,没有文化,他唯有舍近求远,请远在澳门的传教 士朋友代聘。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在封闭的中 国,从这省到那省已算离乡背井,又有事奉双亲、养 儿育女的无形道德镣铐,加上语言隔阂,旅途遥远,找一个愿意到万里外异国工作的文人谈何容易。丁敦龄小时读过书,考上秀才,写字抄书力能胜任。他 愿意到西方,一方面喜爱冒险,18 岁便离家到江湖 浪荡。他出生在山西省平阳府(民国后改称临汾), 这是著名的明朝移民集散地,洪洞大槐树就在现在 的市辖区内,他的血液中有着移民的基因。但更重 要的原因是在澳门生活了 10 多年,这是中国与西 方接触最多的一个地方,一般人对西方的恐惧心理 比较薄弱。就这样,丁敦龄在工作契约上签了字,月 薪一百五十法郎,另有安家费,1861 年 2 月,他登上 驶上法国的洋船。
    经过 6 个月海上地狱般的生活,他到达巴黎, 住在范尚人家里。他的正式工作是中文抄写,工作 量不大,有空余时间,于是一些家务,例如洗碗、擦 鞋等工作,便落在他头上。他安顿下来不到 1 年,还 没有学会几个法文单词,范尚人却在 1862 年 6 月 撒手归西,享年只有 51 岁。

   戈蒂耶父女
   丁敦龄失去了工作,又无处栖身,幸好天 无绝 人之路,一位女士出于同情,暂时收留了他,但祸不 单行,她不久便染病去世,丁敦龄再次走投无路。正 在这时,他有一天在拉丁区遇到一位年轻人,引起 了对方的注意,这个人名叫克莱蒙 -  加诺(Charles Clermont-Ganneau,1846-1923),后来成为国际知名 的东方考古学家。他向丁敦龄查问来历,以极大的 耐心听他用难懂的法语结巴巴地解释,最后确定他 是中国人。这是丁敦龄的运气,克莱蒙 -  加诺 5 岁 丧父,家庭贫苦,自幼得到俞第德父亲戈蒂耶的关 心和帮助。而戈蒂耶是著名作家,对东方兴趣浓厚, 当他听完克莱蒙 -  加诺的叙述后,便吩咐他把丁敦 龄带来见面。他的女儿后来在回忆录记述:“他身穿 蓝色的软布料长袍,外罩黑色刺绣短褂,铜质扣子。 按照习俗,头戴黑色缎质小圆帽,上缀一颗镶金边 的贝壳扣子。他的黄色脸孔儒雅端正,但是情绪不 断令它收紧或放松,眨动一双很灵活的细长眼睛。 他不到 30 岁,不过第一眼很难判断多大年纪。他的 神气 既 像 神 父 ,又 像 小 猴 子 或 者 老 太 婆 。 双 手 从袖 子 半 伸 出 来 ,瘦削 而 高 贵 ,被 长 逾 手 指 的 指 甲加长。”戈蒂耶很同情他的处境,提议凑一笔钱送他回 国,他听后激动地表示宁可砍头也不回去。戈蒂耶 考虑后,决定“按东方规矩”收留他,他的两个女儿 分别 15 岁和 18 岁,像其他有教养的家庭那样,正 在学习美术和音乐。戈蒂耶征得她们同意,请丁敦 龄教她们学习汉语。戈蒂耶在邻近的房子为他准备了一个房间,丁 敦龄 1863 年初搬进后,每天到戈府为两位姐妹上 课。他的教学方法与中国传统书塾大不相同,他像 朋友那样教她们讲中国话,读写汉字,朗诵中国诗 歌,查《康熙字典》,讲解中国风俗景物和古老传说……轻松活泼,两姐妹乐在其中。这一年 7 月 17 日,作家龚古尔在日记中记述他到戈府晚餐,第一 次听到她们如何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位中国教师,还 把 他 送 的中 国 绣 鞋 拿 出 来 给 大 家 看 。 再 逾 半 年 ,1864 年 4 月,在戈府晚会上,龚古尔发现她们姐妹 之间只讲中文。1 年后,1865 年 5 月 4 日,龚古尔看 见丁敦龄第一次出现在戈蒂耶的家宴上。大作家福 楼拜是当晚的客人,第 2 天写信给母亲,也提到一 个“中国人”。这一切证明丁敦龄一步一步融入了戈 蒂耶的家庭,后世史家在文献中发现,戈蒂耶外游 时多次在书信里问起他的情况,俞第德在回忆录中 说 如果他不在,我们就会想念他。”说丁敦龄是戈 氏家庭成员并不过分,当时俞第德与一位年轻诗人 热恋,受到父亲反对,只能暗中往来。丁敦龄曾经充 当他们的秘密信使,让他们互通款曲。两姐妹中只有大姐俞第德真正对文学有兴趣, 丁敦龄把中国的一切灌满她的脑袋,她学习汉语不 到 1 年,就在《艺术家》杂志(L’Artiste)1864 年 1 月 号发表九首汉诗的译写,题名 《中国旋律变奏曲》(Variations   sur    des    themes    chinois),这是她 的 处女作。同年 10 月,又写出一篇中国题材的短篇小 说 《太 平 天 国 皇帝 —天 王传 奇》(La    Légende de Tie-Ouang,I’Empereur des Tapings)。随后两 年,她继续翻译和发表了第二和第三批汉诗。1867年 5 月,她把 71 首诗译结集为《白玉诗书》出版。书出后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翻译成意大利文、葡萄 牙文、西班牙文和英文(部分),研究者认为,西欧广 大读者认识中国古典诗歌,从这本诗集开始。1869 年,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皇帝龙》(Le  Dragon lmpérial),同样以中国为题材,同样获得好评。这两 本书让她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同时也确定了她的东 方题材文学道路。她对丁敦龄终生友好,一直尽力 照顾他,帮助他。她把第一本诗集《白玉诗书》题献 给他,1910 年 10 月 28 日被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 当天,她接受《时报》(Le  Temps)文学 记者访问时 说:“我 是一个中国 人”(Je   suis une  Chinoise), 接着详细地回顾了和丁敦龄的相识及后来的交往, 对他赞扬备至,言辞中充满谢意。〔《白玉诗书》及俞 第德签名笔者收藏〕这种交往并非单方向的,丁敦龄在教汉语的同 时,也向两姐妹学法语,只是已过学习语言年纪,总 是说不好法语。戈蒂耶家庭充满文学气氛,来往客 人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种气氛影响下, 丁敦龄也开始写作。俞第德积极把他的作品推向社 会,1867 年在《白玉诗书》中收入他 的两首诗,1 年 后,又把另一首诗《lé-Man》(夜晚)寄给《文学艺术 评论》(Revue  des  letters et des arts,1868 年 3 月号),保留中文原诗,以法语逐字注音表示,署名 丁敦龄,后面附上她的法文译文。由于戈蒂耶家庭 的文学名声,巴黎人很快便认识了丁敦龄,报刊给 他起了 一个外号:“戈 蒂耶的中国 人”(Le  Chinois de  Gautier)。一些法国人开始摸上门来,有人请他 教中文,把他讲的故事译成法文发表在杂志上(可 能是他的 学生所为)。小说 家潘若斯 (René  de pont-jest,1829-1904)和他合作,根据他的一份手稿, 在  1879  年 写 成 小 说 《 红 蜘 蛛 》(L’Araignée rouge),1880 年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珠江传奇(红 蜘 蛛 )》(Le   Fleuve  des   Perles  [LAraignée rouge]),但作者只署潘若斯的名字,丁敦龄得到五百 法郎的报酬。他与同时代几位著名汉学家打过交 道,最早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雇用他 为 汉 法 对 照 读 物 誊 写 中文 , 在 《三 字 经》(SanTseu    King)、《日 常 口头 话》(Ji    tch’ang    K’eou t’eou     hoa)、《 千 字 文 》(Le     livre     des     mille mots) 和 《腾 公 碑》(L’lnscription   funéraire    de Teng-koung)里,可以看到他的书法。1863 年他报读 东 方 语言 专 科 学 校 (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日文班,日文教授罗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很 欣赏这位 高 龄 学 生 ,除 了 请他替 《日本文集》(Recueil     de    texts    japonais) 抄写日文外,还介绍他参加了共济会。1868 年至1870 年,德理文(Léon   d’Hervey    de    de    Saint- Denys,1822-1892)暂代儒莲的汉语教职 ,第一次 使 用中国助教,辅导学生朗诵。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翻 译 助 手 李 少 白(Frans    ois    Ly    Chao    Pe e),第 二 位便是丁敦龄,时间不长,从 1870 年 5 月 17 日 开 始,到 6 月底学期结束为止。此后他在法兰西公学(Le Collège de France)工作了一段时间,为国 家印刷厂校对汉字。戈蒂耶与俞第德两父女都是剧作家,丁敦龄也 步他们后尘,从 1873 年 开始至 1889 年 ,他的名 字 多次出现在巴黎报刊的戏剧栏。最早是参加圣心教 堂山脚下的爱丽榭 -  蒙马特剧院(élysée    Mont- martre)的音乐会演出,朗诵中文诗歌,他应该是 与 法国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中国人。然后在 1874 年 及 1875 年,在新建的罗西尼剧院(Théatre    Rossi- ni)排演了他编写的两部剧本,第一部是默剧《胡国 女将》(La   Guerrière    de    pays    de    Hou),第二 部 是 《 扬 子 江 泛 滥 》(Le     Débordement     de Yang-Tsu-Kiang),他亲自粉墨登场。

   重婚案与叶偷小鞋曳
   丁敦龄的名气在 1871 年前后达到高峰,他于1872 年 1 月 6 日,在巴黎第九区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  ,  迎  娶   35   岁  的  丽  茹  雅 (Caroline-JulieLiégeois)。他填报的职业是汉语教师,女方也填报教师,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但是他们互相间不投契,像错贴门神,新婚之夜便吵架,新娘子在靠椅上坐了一夜,第 2 天一早便跑去警署,投诉被丈夫殴打。警察对这类家庭事件司空见惯,好言相劝,未作任何干涉。两人后来试图重归于好,相处不 到几天又反目,这样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过了 1 年 多时间。1873 年 7 月,丽茹雅跑到警署,告发丁敦龄 曾在中国结婚。她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方,恢 复自由身。想不到这一次触到马蜂窝,法国法律禁 止一夫多妻,警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司法部门。检 察官把案件交给查案法官调查,这位法官十分认 真,发出公文,要求外交部转达驻澳门领事馆就地 调查。工作由副领事去做,同样认真,深入调查,写 成一份详尽的报告,循着原路寄回巴黎。苏伊士运 河虽已在 1869 年通航,但船只来往远东仍很费时, 一来一去,加上调查,整整花了 1 年半时间,检察官 在 1875 年初才收到报告。丁敦龄的中国婚姻昭然 若揭,如不法办便是渎职。于是在 4 月初发出逮捕 令,以重婚罪名把丁敦龄关进牢中。巴黎报刊在 5 月初刊登了这条消息,引起整个法国哄动,人人引 颈以待,等候案件开审。丁敦龄在狱中蹲了 67 天, 查案法官几次把他提出来盘问,最后决定起诉,交 由 塞 纳 省 重 罪 法 院(Cour d’assise)审 理 ,也 就 是 说,他的罪行级别相当于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或者 强奸妇女那么严重。审判者除了法官,还有公民陪 审员,他们的判决便是终审。丁敦龄有一位公派律 师 为 他 辩 护 , 名 字 叫 波 尼 埃 -  奥多 朗(Elzéar BonnierOrtolan,1846-1916),一位有点名气的巴拿斯 派诗人。他本人则要求通过中文翻译答辩,他有自 知之明,虽然在法国居住了 10 多年,日常交流没有 问题,但说话仍难以成句,遑论复杂的法庭答辩。刚 好法国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官在巴黎,于是充任临时 译员。
   法院在 6 月 11 日开庭,引来大批记者和听众。 开庭之后,法官首先确认被告人身份,然后由书记 官宣读起诉书,主要内容是澳门寄回来的报告。领 事馆在澳门政府有关部门查到丁敦龄的结婚登记, 找到两位中国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婚礼的见证 人。最后找出丁敦龄妻子本人,她详细讲述了婚前 婚后的经历。她的哥哥,以及一位在澳门法庭任书记的朋友,也证明他们曾经结婚。法国这方面,范尚
人的遗孀是控方主要证人,她记得丈夫曾经向丁敦 龄家庭汇过款项。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丁敦龄却 不慌不忙,他向法官解释说,根据《大清律例》,中国 有多种婚姻形式,与法国同样性质的是明媒正娶, 这是“第一妻子”(Femme  première),但他在澳门 入赘女 家,这 是“第 二妻子”(Femme  seconde),随 时可以分手,他到法国后没有寄过钱回澳门,也从 来没有收过澳门来信,因此再无夫妻关系。他请来 两位证人,一位是戏剧界人士拉法格(Gustave  La- fargue,1831-1876),他详细讲述了丁敦龄与法国妻 子的不和情况。另一位是俞第德,以作家身份为丁 敦龄辩 护,她 告诉 法 庭《大 清 律 例》已 经 有 法 文 译 本,其中规定,丈夫 3 年没有音信,妻子可以再婚, 只须事先通知官府,另一条规定夫妻之间可以自行 协议离婚。法官盘问所有证人后,由检察官陈词,出 人意料的是,他宣称无法判丁敦龄的澳门婚姻是否 具有法律效力,尽管他不喜欢二手学识,但他不懂 中文,也来不及去学,只好请法官和陪审员自行判 断。陪审团最后听取律师的辩护,然后退庭商议,不 到五分钟便复出宣布判决:丁敦龄重婚罪不成立, 当庭释放。
   事后有人称这次审判是一出逗笑喜剧,除了负 责起诉的检察官不知被告是否有罪外,庭上只见被 告,不见原告。丽茹雅在告发丁敦龄后,让司法部和 外交部忙碌了 1 年多,到开庭时法院却找不到她的 踪影,原来她已经不辞而别,去了美国。8 年后,她的 名字重现在美国报纸上,同样因为官司,她向违约 的美国男友追索生活费,一笔 13000 美元的巨款。 对方不肯就范,跑去巴黎,通过中国领事馆找到丁 敦龄,口录了一份供词,证明曾与丽茹雅结婚,并提 供各种细节。这份供词对原告不利,没有被美国法 官接受,此案最后结果不得而知,报刊没有报道。
   丁敦龄的重婚案,法国传媒作了广泛的报道, 英国和美国报刊也刊登了详细的消息。至于中国方 面,根据《费加罗报》1875 年 6 月 17 日消息,上海的《字林西报》(China Mail)为了迅速报道这件案件,
 
   曾经请人从巴黎以电报传 送判案结果。国 际 电 报1871 年才在中国出现,费用高昂,《费加罗报》说共 花去1450 法郎,相当于丁敦龄作为范尚人助手的 10 个月薪水。有心人不妨检索一下《字林西报》的电子 数据库,看能否找回这价值千金的电报。
重婚案没有对丁敦龄造成特别的伤害,在他被 监禁的时候,仍然有闲情继续写作。一位张姓的中国 朋友来探监,他送了一首诗相赠。《费加罗报》拿到译 文,刊登出来,最后一句说他被关在第二十三号牢房 里。他的狱中作品不止这首诗,还有一部平话式小说
《偷小鞋》,以中文写成,由奥贝尔(Charles  Aubert) 译成法文,书名《La Petite  Pantoufle》(小鞋)。说这 是翻译,可能不准确,没有奥贝尔学过汉语的证据。 别人问他时,他回答说,这是“仿照(imiter)   丁敦龄
《偷小鞋》的中文”写成,很可能由丁敦龄先译成“丁 氏法语”,他转换成规范的书面语言,并加以修饰。奥 贝尔与丁敦龄 相熟,他 担任过俞 第德 丈 夫 孟 德斯 (Catulle Mendès,1841-1909)的书记。此书由铜版 画出版社(Librairie  de L’Eau-Forte)印行,虽是法 文作品,却采用正宗中式书籍样式,封面黄色薄丝 绸,中文书名及作者名字直排,右边线装,与法文书 相反,内文双页对折,文字绕以双黑线方框,六张铜 版 画 插 页 , 作 者是 著 名 插 图 画 家 舍 瓦 里 埃
(Frédéric Chevalier,1833-1898),仿照中国的绣 像小说人物绘制,像模像样。出版时间在 1875 年 7 月,离开丁敦龄被释放仅仅 1 个月,如此快捷的写 作、翻译及出版速度令人咋舌。出版商明显想趁热打 铁,定价昂贵,五六十页薄薄一册,售价 5 法郎。此书 后来在 1887 年和 1889 年两次重版,售价降为 3 法 郎。丁敦龄经过这 1 年大风大浪之后,无灾无难度过 生命最后 10 年,在 1886 年 11 月 13 日去世,由俞第 德打点后事,17 日举行宗教仪式后,埋葬在巴黎北 部近郊的圣多昂(Saint   Ouen)坟场。

   历史的误区
   法国人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认识中国,整整一 二百年间,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 眼中的中国,这些人对中国文明推崇备至,引进大批中国古典著作,在法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瑕疵的理想国家。但是 19 世纪初叶之后, 由于交通发展,尤其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 “天朝”大门,到中国的外国人不再限于传教士,大批 外交官员、士兵、商人以及记者进入中国,他们带回 来的信息和马可•波罗式的叙述有很大分歧,清朝的 腐败无能,社会的落后,中华民族的一些陋习令法国 人十分失望,普遍产生厌恶蔑视的心理。丁敦龄正是 在这个时期到达法国,巴黎华人几乎不到 10 个人,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在眼里。从一个封闭的社会 到一个陌生 的国度,语言不通,又过了学 语言 的 年 纪,很难完全融入 当地社会,单是辫 子与长袍已 经 够令某些人不舒服。何况中国各方面远远落后于西 方,逢战必败,难以期望人家尊敬“天朝”及其子民。 幸好法国人对中国古文明的崇拜没有完全消失,尤 其是在文化精英阶层,丁敦龄最先得到戈蒂耶的照 顾,1872 年戈蒂耶去世后,报纸总编辑兼议员的卡 萨 纳克(Paul de  Cassagnac,1842-1904)成 为他的 保护人。
   法国文献留下的文字,对丁敦龄的态度好坏参半,最常看到的一句是“可怜的丁敦龄”(Pauvre Tin Tun    Ling),这可以表示同情,也可能是取笑,更 有 个别包含恶意。在这种情况下,丁敦龄学会以西方人 的幽默感来对抗,对玩笔或揶揄处之泰然。重婚案审 毕后,幽默周刊《哨子》(Le Sifflet)刊登一张彩色漫 画,以他为主角,中国和法国妻子在身后争着扯住他 的辫子。画的下方有几行亲笔字,中文是“令以新闻 纸馆印我像, 丁敦龄”,法文则 是“Moi    autoriser journan     le      Sifflet      publier      mon     portrait,Tin Tun Ling”,直译“我,准许,新闻纸《哨子》,刊登我 的肖像,丁敦龄”,这便是别具特色的“丁氏法文”。他 同 意 刊 登 , 因 为 画 家 采 用 名 摄 影 师 那 达 尔(Gas- pard-Félix Tournachon,dit Nadar,1820-1910)替 他拍的肖像作蓝本,没有丑化他的形象,说明文字也 不含恶意。至于巴黎的中国人,人数虽少,对他同样好坏参半。他既有来探监的朋友,也有向法国传媒公开表示不 与 他 往 来 的 同 胞 。 重 婚 案 发 生 时 ,李 少 白(1844-?)是汉学家德理文的助手,他致函 多家报 社,声明与丁敦龄毫无相同之处。他刚在这年 3 月 与一位法国女士结婚,可能新婚太太要求他公开表 示清白,也可能这是文人相轻的表现。他发表的声 明被法国报纸嘲笑,说莫名其妙,事实上法国人也 有重婚罪犯,难道人人都要声明划清界限?
在同期的中文文献中,张德彝第一个在《欧美 环游记(再述奇)》中提到丁敦龄,到目前为止也是 唯一知道的记载。他的依据不是来自直接交谈或观 察,而是“闻”。他说“闻丁敦龄品行卑污”,举了几条 “罪状”,第一条“私某领事女”,被领事“发于英伦孤 岛充军”,这句话有悖常识,出自清朝外交翻译官之 口,令人惊奇。第二条“将缝匠之妻拐去”,男女私情 不 能 说 没 有 可 能 ,但“ 罚 其 坐 监 二 年 ”则 是 子 虚乌 有,报纸从无报导,离婚案检察官也没有提起他有 案底。1869 年,张德彝在巴黎与丁敦龄见过两三次 面,完全能够当面澄清另一条“自称为举人”的“罪 状”,“不知系某科中式?而同年者又何人也”,正是 闲谈和好话题,这样他就会知道丁敦龄在法国一直 自称秀才。但他只记述从巴黎华人处听来的不利于 丁敦龄的“闻”,堕入偏听则暗的陷阱,甚至说出“恐 其(丁敦龄)作(俞第德)幕中之宾矣”这种无聊话, 伤害一位热爱中华文化的女作家。张德彝的欧游日 记被广泛引用,不过研究者对其中的“闻”还须小心 求证。他的“闻”几乎令丁敦龄永世不得翻身,因为100 年后,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提及他,一开头就引 用这段记述。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使用第二手材料, 从 美 国 人 著 作 中 引 用贝 热 拉 (émile  Bergerat,1845-1923)的一句话,证明丁敦龄是偷鸡摸狗的小 人。在学术研究中,“二手货”常常是毒药。美国人的 引文出自贝热拉 1911 年出版的回忆录 《一个巴黎 孩子的回忆》(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 第一卷第三部分第十一章的《戈蒂耶的中国人》(Le Chinois de Gautier)专写丁敦龄。贝热拉是戈蒂耶 的二女婿,在戈蒂耶去世前 5 个月才成亲,这时丁 敦龄已经搬离戈家,但由他来写丁敦龄往事还是很合适的。很可惜,这篇文章不仅失实,而且毫不掩饰作者的偏见、傲慢和种族歧视的倾向,开头两页谈 到丁敦龄为《偷小鞋》写的序言《告法兰西公众书》, 他竟然说丁敦龄像一条狗,戈蒂耶是他的主人,丁 敦龄的文字是狗吠声。这是笔者所见最恶毒的文 章,不要说引用,多读一遍也不想。钱锺书从这些有 违事实的文献出发,最后把《白玉诗书》的优点全部 归功于俞第德,把缺点归咎于丁敦龄,这种不公的 看法现在很普遍,无论他是否始作俑者,以他的大 师地位,一槌定音,丁敦龄永世不得翻身。唯一的希 望寄托在未来史家身上,寄托在那些不迷信权威、 只相信史料的真正的学者身上。事实上,钱锺书贬 斥丁敦龄的文字不长,花过工夫增补修订,仍然出 现不可理解的漏洞。他没有弄清楚张德彝笔下“法 人欧建之母与妹”的身份,说“欧建即戈蒂耶”。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戈蒂耶母亲在 1848 年去世,不可能 出现在 1869 年的宴会上。欧建是戈蒂耶的大女儿 俞第德。
    综观丁敦龄一生,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读书 人,被历史的风浪吹送到法国。从这时开始,他的背 上不仅有求生者的重担,还承负着整个中华民族灾 难的重压。法国人把他看作是中国人的代表,把一 切可怕的想像加诸他身上。他在夹缝中过着幸存者 的生活,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和同时期其他海外华 人相比,他不是最不幸的。他遇到戈蒂耶与俞第德 之女,他以仅有的中学毕业水平的文学知识,帮助 俞第德完成了《白玉诗书》,一本被认为中国诗词在 西方普及启端的划时代作品。他不是英雄,不是大 作家,不是天才,别的书生如果有他的经历,可能成 就更大,只是历史的偶然性让他发挥了出人意料的 作用。他湮没在万里外的异国,坟墓早已失去踪影, 虽然法国文学史记载了他的名字,但中国人对他如 此陌生,现在是时候根据真实的历史文献,恢复他 的真正形象,让他流落在海外的魂魄,回归故土了。
   (本文作者系广东人,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1970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系进修,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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