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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峰:引礼入法法礼兼用的时代超人荀况

引礼入法、法礼兼用的时代超人荀况

 

荀子是我国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历代史学家大多把他称之为儒家,世纪伟人也曾有评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不可否认,史界也有荀子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者之一的说法。笔者通过多年对荀子学说的研读,坚信不疑地认定,荀子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刺取百家、旁收诸子、引礼入法,法礼兼用的集诸子百家之大成者。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纯法不能治国,纯儒亦不能理政,惟“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为核心的荀学,才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治国的主要学说。本文将用荀子的史实,正本清源,以纠偏颇,还原一个引礼入法、法礼兼用的真实的荀子。当然,也真诚接受不同观点的荀学研究者提出质疑与争鸣,没有质疑的事物是没有生机的事物,没有争鸣的理论是僵化的理论,真谛在质疑中新生,真实在争鸣中立说。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毕竟是一家之言,此文不求专家学者认同, 惟求了我感悟心声,不同史观,敬请荀学研究者教正。

荀子不是儒家 儒学大师之称号未免偏执武断

东周末年、战国时期,朝政无序、天下大乱,诸侯称霸、国家林立,春秋时期,见诸经传的大小诸侯国就有一百二十八个之多,到了战国时期,除灭国亡君的诸侯国之外,大小国家尚有五十多个。大国吞小国,小国欺黎民。帝王贵族生前金屋高堂、名马宝车、美女如云、妻妾成群;死后不惜劳举国之力,建造地下宫殿,将人世所享荣华也一并带入坟墓。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战火不息,战场上死的兵士,那个不是黎民百性;将军们的战袍上,无不沾满华夏儿女的血迹!你国他国、何处才是我国?同室操戈,东挡西杀,杀的皆是自己的国民同胞。春秋无义战,就是对那个历史阶段最公正的评判!

当时的社会背景,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就成为时代潮流,社会主流。怎样结束这样自相残杀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怎样治理这个乱麻一团的混乱国家?也成为时代精英、国家翘楚的不二追求。于是,战国时代既是我国最血腥、最残酷的时代,同时也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黄金时代。时代造就了荀子,在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在黄老学说与儒、法思想尤其是儒、法思想成为治国理论主线的春秋战国时代,治国方略究竟是以“仁德”治天下,还是依法治国?儒、法两家都剑走偏锋,各持己见,自以为是,甚至水火不容。

孔子讲“仁”,,孟子讲“德”,荀子讲“礼”。荀子的“礼”,据郭沫若考证,唯《仲尼》一篇没有说“礼”外,在他的著作中,关于“礼”的政述,比比皆是!。表面看来荀子所讲的“礼”同孔孟的“仁德”如出一辙,加之在荀子的文章中几乎无“礼”不成文,特别是那篇剑指诸子的《非十子》的檄文,荀子在文中批判的十二子,属于六个学派,涉及道、墨、名、法、儒等显学,当然也包括儒家巨擘子思、孟子在内,而通篇却没有批孔或反孔的文字出现,荀子尊孔显而易见,难怪历代把他误为认是儒家,并称之为儒家最后一位大师。

殊不知,由于认识的误区,大多研究荀子的学者,不应忽略的却是荀子既讲隆礼,更讲崇法。荀子的隆礼与孔孟的仁德更有本质的区别。孔子生于春秋未季,那些后代的周天子们奢侈糜烂、朝纲不正、礼崩乐坏。孔子深感旧有的制度被坏,他心忧天下,叫嚷“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说白了就是君王以仁冶天下,人的命、天管定。贵族就是贵族,贫贱之人就是贫贱之人,不别有非份之想。 汉代大儒董仲舒根据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言论,全面继承孔子的衣钵,提出了“三纲五常”救世方略。何为“三纲”?“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理论体现了儒学创史人孔子的君本位思想,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他汇合于李悝、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潮流,“隆礼重法”成为荀子治国理论的主导思想。尤其是对儒家的最高纲领“三纲”,发出致命一击,可谓一刀见血,一剑封喉!

荀子在《子道》篇中这样说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在君王与民生发生对立与冲突时,要服从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道义与父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道义。在昏庸无道的君王面前,在行为不正的恶父面前,君不正臣投外邦,父不正子奔他乡与孔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儒家纲常那有丝毫相似之处!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行为是思想的体现。荀子不仅有悖于儒家三纲重要思想,其所作所为同儒家也是格格不入,无须再从他的政论中引证其非儒的印记,仅此表象两点,足可一叶知秋,将荀子强拉硬扯到儒家阵营,难免不是后世学者人为的臆想与武断。下例二则,足以反证荀子是儒家纯属妄谈。

儒家不入秦,荀子秦国观政留美声 。儒家视法家如仇寇,在古代儒家学者的眼中,秦国是虎狼之邦,秦国崇法的行为是非礼的.因为秦地苛政繁税,民风剽悍,不接受礼治,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儒者不入秦”成为儒家的律条与规矩。事实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门下弟子的脚步,也从未越过秦国地界。荀子不仅去了秦国,通过观秦政、视秦风,当应侯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时,荀子答曰:“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公也”。这一番言语对崇武兴法的秦国民风纯朴、官府官吏不敢贪腐,不朋党,也就是不搞圈子文化,不拉党结派,社会秩序井然,执法公平、公正之评价,可谓达到一定之高度。当秦昭王问荀子“儒家其为人上何如”?荀子答曰:“忠、信、爱、利形乎下 ,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尽管荀子在同秦昭王的对话中,高调宣扬了儒家思想,忠告秦昭王秦国的依法治国固然很好 ,如果再推行儒家的忠、信、爱、利教化民众,以仁义王道治理国家,法礼兼用,近者就会歌颂你、拥护你,远者也就是其它别国恨不得赶快归顺你,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也就很快可以实现。尽管秦昭王与秦始皇都没有采用荀子法礼并用的治国高策,甚至秦始皇还干出了天怒人怨焚书坑儒的蠢事,那只能是自己给自己自取灭亡埋下的祸根。荀子入秦观秦政、视秦风所发的美谈高论,用今人的眼光去看,荀子思想确超越时代,他就是一位时代超人。

儒家不议兵,荀子富国强兵有史凭。儒家从认来认为儒学包治天下,在流传下来的儒家的文篇章中,所有儒家皆没有专门议兵的篇章。亚圣孟子虽有议兵的片言只语,,也把军兵视为攻城略地的虎狼之师。儒家认定国家不需要军队打仗,直要推行他们的儒家思想既可天下太平、相安无事。荀子则不然,他不仅写了所有儒家所没有的长篇专论军事的《议兵》篇,而且在他的专著里 ,对建威武之师,打正义之战,兴仁人之兵见识独到,令赵孝成王、临武君也不得不连连称是。荀子同儒家截然不同的是他并不反对富国强兵,故而当赵孝成王问起荀子“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时,荀子回答道:“君贤者其国治”。荀子在议兵时强调建军要着眼于政治,政治要统帅军事,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用兵在于争取民心,强军在于威迫敢于来犯者屈服、臣服,四海来朝,天下一统。荀子认为用兵的目的也不是以侵略他国为兵要,“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以举仁人之兵,兵不血刃、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不战而胜为上”。荀子的这套建军、治军路线,同我国当今富国强兵,我们也有原子弹、氢弹同样道理,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们拥有核武器,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与核武器是为了防御和威慑敢于来犯之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我们今天奉行的珍爱和平,不凌强欺弱,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何等貌合神似,一脉相承!

儒家不入秦、荀子与之背道而驰;儒家不议兵,荀子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其所作所为屡屡触及和打破儒家设定的“雷池”、“电网”。真不知给荀子是儒家大师的定义据从何来?如果荀子就是儒家,那么,对荀子这个儒家的解读也只能是荀子就是儒家的异端,儒学的叛逆一种解释。否则,荀子是儒家的立论,决不成立。

荀子亦非法家 给荀子強加法家的定义难免以偏概全

综上所述,荀子不是儒家,他一定就是法家吗?当然持荀子是法家说的史学家们,也不是空穴来风,更有一个绕不开的史实,惯性思维给荀学研究者在荀子是法家的解读认知上,平添了不少“近看庐山”的视觉误差。

众所周知,荀子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一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韩非发愤著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始皇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另一位就是帮秦始皇完成中国统一,实现“车同辙,字同文,量同衡,礼同伦”的千古一相李斯。中国有句土语俗话说:“师傅徒弟,一路神气”,意思是说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此言当然确有其中道理。孔子是儒家宗师,史载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享有盛誉的有七十二贤,没听说或传记下那一位是法家。荀子如果是儒家大师,他怎么能培养出两个法家代表人物。尤其是那位李斯,更是赤裸裸道出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的内心机密。从李斯直言不讳的表白中,今人不难领会其中所以。

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我们从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是法家,他培养了两个法家学生,从其三十二篇 文章无 不闪烁着法制思想的光芒,加之荀子秦国观政,两个高徒事秦,就把荀子认定为法家,同样是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陷入认知的误区。荀子崇尚的法是“义立而信,信立而霸”,“隆礼至法”才是王道,才是正道,二者不可偏废。 他对秦国的法制建设虽有赞美,,并从中看到秦国可一统天下的大势, 但是,荀子对秦国的严刑峻法,暴戾人民却是 深有看法的。如果不是这样,史籍中就不会留下荀子给李斯耳提面命“物禁太盛”的忠告,更不会留下当荀子听说李斯成为秦国的宰相时,竟然气的三天吃不下饭。 知徒莫若师,从荀子《议兵》篇中和李斯的对话即知,李斯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荀子针对李斯的说法严正指出:“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此所谓末世之兵。不能凝其有则必亡”。果然未出所料,秦始皇的暴政,徭役深重,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导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 大秦王朝二世而亡。李斯对荀子的法礼学说并未学到家,特别是秦王朝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李斯严刑峻法,他将老师《正论》中的“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置之脑后,到头来也只有自食恶果,落得个腰斩三截的命运。因为荀子知道法制并不等同暴政,暴政 势必短命。

显而易见,儒家思想里容不下法家思想,荀子倡导引礼入法,礼法兼用,若不被儒家视为儒家的异端、叛逆,将其拒之儒家门派之外才怪!

荀子不不是儒家便是法家,如同持荀子是儒学大师说一样偏激,从他的学生对儒家祖师孔子大不敬的言论中,可谓一叶知秋。孔子是儒家宗师,尽管他门下弟子出了亚圣、述圣、复圣等一批圣人,但是,作为圣徒,无不对至圣孔子顶礼膜拜。在荀子的三十二篇中有一篇《尧问》的文章,史学研究者共认此文不是荀子本人之作,是他的学生们根据其思想言谈,代他整理的文章。《尧问》篇中说:“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荀子弟子严辞反击说:“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倘若荀子果然师出孔门,他的学生们不会不知荀子对他们师道尊严、“尊先祖而隆君师”的教诲,九九归一,圣徒天大才能,山高也遮不住太阳这一起码道理,荀子的弟子发的什么狂,较的什么劲,认的什么真?竟敢让荀子同儒家宗师孔子争个高低上下。

不言而喻,荀子隆礼却栽培出两个法学高徒,是法是儒?史学研究者的方向感出了问题,对荀子非儒即法的偏执、错位与定位,自然不足为奇!

荀学自成体系 荀子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当之无愧

荀子学贯百家,自成体系。可以这样说,儒家也好,法家也然,道家也罢,抑或任何一家学派,都难以涵盖博大精深的荀子思想。荀子对先秦诸子思想均有批判、综合和吸收。正如近人胡适所言:“研究荀子学说的人,须要注意荀子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都有关系”。尤为值得重笔颂扬的是他不信天命鬼神,挑战神学,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堪称诸子百家无人比肩,独领风骚。李斯出道,直言要跟他学“帝王之术”;更有慧眼独具的史家称其为帝王之师。

不知人们对这样的史学观点是点赞还是否定,史学有评说:“老子、庄子教人怎样活人,孔子、孟子教人怎样做人,荀子却是教帝王将相怎样治国理政”。从荀子的《天论》、《王制》、《君道》、《富国》等著作中,也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对“皇帝的新衣”敢于说“不”的人,更是一个浩然正气、充满哲思的圣者。

荀子是唯物主义者,在神权高于一切,神权不可侵犯的封建社会,荀子挑战神权、不信天命,公然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法则。其实神与人,天上人间,善恶美丑,没有两样,神学就是皇权的翻篇。故而,,历代帝王无一不热衷于造神修庙。他们愚弄人民,他们造神的目的就在于,告知天下百姓他们就是天上龙种,他们就是天上的某神,庶民百姓必须听命于天,接受他们的统治。荀子揭穿了儒家与统治者“营于巫祝,信讥祥”这个假象,剥去了神权等于皇权的伪装。

儒家倡导“法先王”主张复古,荀子力举“法后王”,坚挺革古鼎新。在《王制》篇中,荀子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载舟覆舟”说,从理论根基上动摇了皇权受命于天的君本位思想。在《王制》篇中,荀子还告知统治者“君人者欲安,要节用俗裕民,则莫若平政爱民矣”。针对帝王们的奢侈无度,荀子在《富国》篇中尖锐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轻天野之税,关平市之征”,从民富则国富的角度提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开源节流。荀子对当时的执政者极为不满,直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裞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并警告昏暗统治者:聚敛者,召冦、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在荀子之前,没有那位圣人比荀子更清楚封建世袭制度,是造成诸侯异政、国家战乱的罪恶之源。他的许多政论就是刺向皇权统治下的分封制的利剑。他在《王制》篇中尖锐提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对官吏的使用,对德才兼备的解读是何等的顺天应时;无罪不罚,无功不赏,对惩恶扬善,赏罚严明,以法治国的施政纲领又是何等的切中时弊。荀子将“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的尚贤使能引入“朝无幸位,民无辛生”的法制轨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政论无疑是打破唯上、唯亲的封建分封、世袭专制制度唱响的挽歌,敲响的丧钟!荀子的宏伟构想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实现,但是,终于由他的学生李斯协助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治,完成华夏一统。清末维新思想家谭嗣同的“两千年之学荀学,两千年之政秦政”,虽含有贬意,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视,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百代都行秦政法”,都道出了“荀学秦政”主导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理论与国体框架的走向,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穴!

然而,也正是生不逢时的的荀子,触犯了不知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大忌。历代统治者明知治国非荀学莫属,却对荀子明贬暗循。你荀子公然著书立说,昭然天下,自然要落得个光而不张、辉而不博的下场。皇权岂容染指,孔子的“君为臣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然是皇权统治的最好利器。专拣皇权统治者“该作什么,不能干什么”的痛处挖,任凭荀子治国思想头头是道,帝王之家也不能容荀子走进统治者准入的圣庙殿堂。 不知人们可曾注意,在封建社会,凡县、州、府、都无不建有文庙,文庙中供奉的皆是以孔子为先圣与历代的名儒、乡贤儒学代表人物。由于荀子故里考证原因,笔者悉心查阅过不少地方志书中有关文庙配享祭祀的大儒。在配享祭祀的大儒人名录里,连荀子的学生毛亨、张苍、浮丘伯及史书有载的再传弟子贾宜皆赫然在册,而名震古今的“荀况”二字却罕见鲜有。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近阅《长子县志》,在文庙享誉的祭祀名册里却有这样的记载,志曰:“罢祀者:荀况、戴圣、刘向、杜预……”等十三人。刘向是汉文学家,被称为司马迂笫二,他也是荀子死后,首位为荀子鸣不平的史学家,他在《孙卿新书叙录》中言道:“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至易行,疾世莫能用,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在《长子县志》中,荀况与刘向一并罢祀,是否因为为荀况说了公道话,殃及刘向,很值得研判、深思。

历代王朝把荀子逐出孔庙,历代儒家把荀子打入另册,偏有史学家称荀子为儒家大师,如此强加,倘若荀子灵光有知,定然也会似是而非、哭笑不得!!

荀子是一位时代超人,他汇道、法、儒、兵、名诸子精华于一炉,凝阴阳、纵横、医、农、杂百家于一身,自成一家体系。他鸿篇巨制,涉猎诸子百家任何一家。反观诸子百家,没有一家似荀子这样如此汲纳百川,洋洋大观。

荀子就是荀子。荀子思想超越时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属于荀子的时代自然不会到来。荀子绝不是儒家,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定位于法家。“引礼入法”,“法礼兼用”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折之一翅,高飞无望,弃之一轮,离道偏轨。“隆礼至法”才是荀子一贯的政治主张, 当今史学应为荀子正名。如何正名?那就是:荀子是“引礼入法”,“法礼兼用”的超级大师,荀况集诸子百家之大成者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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