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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探源》的寻根之旅中点亮民族心灯

在《中华探源》的寻根之旅中 点亮民族心灯

李 侃 良

拙著《中华探源》一书在春节前不久出版面世,便已得到朋友圈和陕西文化界的热情关注和肯定,使我深受感动。

本文是对已读和正在向我索书的朋友们普遍关心而提出的问题,所作的一个回复和较为系统地汇报。共讲三点内容:我是怎样完成中华探源的;我的探源基本结论是什么;中华探源之现实意义是什么。

先汇报第一个问题:我是怎样完成中华探源的。

我写《中华探源》一书,许多人都疑惑不解地问我:你一生在基层从政,僻居华阴小城,又从来没有接触过历史和考古专业,怎么会想到并敢于去触碰破解中华史前史这样一个高不可攀的学术难题?我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是,这是为了解开一直埋在我这个地道华山土著人心底的一个心结。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三十多年前的80年代,我担任华阴县委办公室兼政研室主任,那时正是文革后华山开发建设的黄金期,需要对华山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和宣传。于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中华民国考》的一篇文章便被大家查到。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先生为了给孙中山革命成功后的新生国家定名,遂通过对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因多生于华山南北两侧的雍梁二州,而论证说:“中华之源”以华山之地为限,“中华之名”以华山之名为名。意思是说,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就是以华山周边之地的范围而为限;中华民族的名称,就是以华山之名而得名。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民族同源同根、大一统传统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使我感受至深。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理论的支持,有一年钱其琛外长来华山,并请其给华山题词。我便和几位同志商量提供了“华夏之根”的题词搞,现今这个题词已镌刻在了华山之上。

然而1987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根据总结全国多年的考古发现成果,发表了题为《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大意是:华山脚下仰韶文化出土的绘有花瓣纹之彩陶其向四周广泛传播的文化现象,说明“华族人”起源于华山地区;而燕山之北的辽西地区则出土了大批龙形玉和龙鳞纹陶罐,说明“龙族人”起源于燕北一带。之后,这两族于发展中在其中部交汇融合,“中国人”便由此而得名。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并非是“同源一体” 的,而是“满天星斗”之“多源一体”的。这一从考古实物得出并在此后逐渐占了上风的新结论,虽也肯定了“华人”是起源于华山的,但却把“华族”与“龙族”截然分为了两个不同源的族。

对此我总是在想,“多源”与“同源”毕竟是两个直接对立的概念,而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不曾中断之中华民族,其历史起源的事实真相却应该只有一个。从此便使我埋下了寻根探源的心结,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现在想来,让我如此上心的更深层诱因,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守望于斯的华山人,它更应归结为来自灵魂深处之强烈寻找精神家园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归属感。这便是我唯一能给出的自己“何以如此上心”的一个解释。

但我知道大家真正想了解的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希望听到我这样一个非学术界的草根个体研究者,究竟是“如何破解” 这一学术难题的。所以,接下来还要重点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具体是如何找到破题方法的艰难心路历程。

2007年底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了。闲适的退休生活使我终于有了自主支配的时间,去干自己内心喜欢而又无法“放下”的事情。为了圆我的寻根探源之梦,我把微薄的养老金一笔笔地花在了购置经史子集等国学典籍上;为了获取互联网大数据库中的丰富考古资料,我终于学会了电脑操作,整天泡在网上搜索下载,变成了另类的网虫。然而,资料的更多占有虽滋润着我干渴的求知心田,却无法令人看到抵近海岸的桅杆,反使我坐困愁城、难以自拔。这到底是为什么?

深层的思索终于使我明白,无论是远古的传说还是史前考古,各自要独立构建起史前信史,都存在着致命的先天不足。如果仅单靠任何一方自说自话地去探源,最终都无法完成探源的使命。

具体说,构成人类历史的要素应为: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和物证,缺其任何一项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信史。

然而事实上,来自于远古的神话传说,虽然通过口口相传告诉了我们“三皇五帝”及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众多传说故事,但这些人物和事件大多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时间概念,而所给出的一些山泽地理之概念,也多因古今地理之名的变迁而难以确证。事实上,这些犹如天书一样只可“自明”、不可“自证”的远古神话传说,之所以能够作为” 古经”代代相传,完全是靠着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寻根情结维系的。

中国自古就有信古派和疑古派之争。信古派以祖宗信仰为精神支柱,坚持认为对于尚无文字的远古之史,如果连祖先口口相传下来的传说都不相信,世上就再没有可信的古史了。疑古派则坚持认为,无证无据之传说就不值得相信,神话传说就是神话传说,凭什么一定要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这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现实,便成为了“死无对证”之神话传说的自我宿命。

中国近百年来才兴起的史前考古,本来是应以寻根探源为使命,并为“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寻找历史物证的,但他们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努力,虽复原了一个完整的从猿到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遗址遗迹之“物”的史前史,却根本没有找到“三皇五帝”的任何影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或多是疑古派,从来就不相信“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神话传说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命清高,认为考古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与神话传说撇清而以地下远古实物所建立起来的历史,才能称得上是真实的历史。岂不知人类历史的“主体”是人,这样的考古所给出的“只见物不见人”的史前史,实在难以成为真正的民族史。难怪有人说:“史前考古离开史前传说,挖出的就是一堆无主的遗物;史前神话离开史前考古,就无法摆脱荒诞不经的指责”。 此话虽则尖刻,但却以不争事实反映了今天史前史研究的纠结现实。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是基于对上述纠结现状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于是我终于悟出了这其中的内在道理与逻辑:原来考古出土实物与历史上的神话传说原本应是一体的,只是时间的长河将历史实物遗留在了地下,而将这些实物的主人 —“三皇五帝”的历史事件,作为“古经”代代心口相传,留给了子孙后世。

当我们从这一历史内在的逻辑中,找到了考古与传说二者的内在关系,相信大家便就会明白我之探源所苦苦求索的破题思路和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了。那就是扬弃陷入困局的传说与考古相分离之“单证法”, 而另辟蹊径地将史前考古与神话传说相对接而互补互证,创造“以考古实物为史前传说立证,用史前传说为考古实物赋魂”的“双重证据法”。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二者对接起来呢?我之破解这一难题的具体思路和方法,就是坚持寻找考古实物中“会说话”的、能够告诉你它的主人身份是谁的独特中介之物。毫无疑问,在尚无文字的远古时代,这一中介之物便只能是考古出土的“图腾”了。

这一发现令我激动不已。因为,不仅传说中的“花”(华)与“龙”、“凤” 都是中华民族的总“图腾”, 而且各氏族部落也大都有其代表自己支族身份的鸟、兽、鱼、虫等分“图腾”。那么,如果哪一氏族部落的“图腾”在考古中发现了, 他们便就直接与这些考古遗址对上了号,我们也便为这些实物找到了他的真正主人。这样以来,这些出土“图腾” 所分布的地区和科学测定的具体年代,便就给出了这些族群的真实活动地区和历史年代;而反过来,这些“图腾”之族群其自己丰富的传说故事,也便就为这些遗址遗物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于是,真实历史时空中之有人有物有证的中华史前史,就会得以复活,我们的寻根探源之使命就会“由不可能而变为可能”,从而得以真正实现。

我的《中华探源》,就是这样将考古与传说相对接互证的“双重证据法”来破题,并调动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之研究成果,多学科、多维度、立体作战而完成的。

汇报第二个问题:我的探源之基本结论到底是什么。

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一、华山是中华之源的地标。二、华山是中华民族的族徽。三、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一)先介绍第一个结论:华山是中华之源的地标。

中华探源的内在构成,其实是要探两个源:一个是“人之初”的人种之源;再一个是大华族何以形成的民族之源。

先说同种之源的“人之初”:

中国人表述自己悠久而从未中断的完整历史,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就是在“盘古开天”之“天地生人”的哲理神话之后,紧接着所讲的第一个“三皇”,便是传说中的“有巢氏”。顾名思义,是说最早的人类仍像猿类一样,筑巢而居于树上,并于山林间以采食野果而生存的。而第二个所讲的“三皇”,就是传说中的“燧人氏”。顾名思义是说人类已开始学会了人工“钻木取火”,它既反映了人类大脑思维的进化成熟程度,也反映了人类从茹毛饮血到烤食猎物熟食的生存进步状况。那么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到底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呢?还是让我们将其与史前的考古相对接来回答吧。

中国考古发掘出从猿进化到人的全部旧石器时代,为距今的二百多万年到一万年之间。旧石器时代共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为距今200万年至20万年,称为猿人或直立人。其出土的头盖骨前额扁平,腭骨前突,平均脑容量仅有940多立方厘米。其所反映的半猿半人的体貌特征和所处采摘经济的生存方式,与传说中像猿类一样巢居于树的“有巢氏”是完全相符的。

旧石器时代的后段为距今20万年至1万年,称为智人阶段。进化了的智人平均脑容量达到了1350立方厘米,其晚期的最高值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故现代的全人类在生物分类学上都被称为“智人种”。加之智人阶段,不仅发掘出了进入狩猎经济所使用的弓箭石箭簇,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用火遗迹,这正与传说中大脑发达能够发明人工“钻木取火” 而不再茹毛饮血的“燧人氏”时代,完全吻合。

考古发掘所展现出的从猿人到智人的人类进化过程,不仅为传说的“有巢氏”和“燧人氏” 提供了物证,而且也因中国不仅出土了人类前身的纳玛古猿,而且出土之中国猿人到智人所共同具有的铲形门齿之遗传特征,更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从本土进化而来的同种同源的蒙古人种。从而彻底否定了西方至今坚持的全人类非洲起源说。

有了以上对考古与传说的中华同种同源“人之初”的无缝对接,下边我再给大家介绍“华山是中华之源的地标”这一 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其实, 这个介绍不用再讲更多的道理,只要给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全国分布图的一组数据,即可完全说明。

考古对长达两百万年之旧石器时代,在全国发掘出古人类遗址共26处,其中仅围绕华山方圆数百里范围内发掘出的遗址就多达16处,占到全国总数的70%。这16处古遗址,是以华山之下黄河北岸边180万年的芮城西侯度人为原点:其在有巢氏的猿人阶段,先后衍生了100多万年的芮城匼合人、蓝田猿人、汉中南郑人和湖北郧县人,还有65万年的兰田陈家窝人,50万年的洛南人等。其在燧人氏的智人阶段,则是繁衍了20万年的大荔人,10万年的山西丁村人,5万年的黄龙人,3万年的韩城人,2--1万年的晋南蒲县薛关、吉县柿子滩、沁水下川等遗址群,并向东衍生了河南许昌人和安阳小南海人等。这与长江与桑干河之南北两大流域,其以元谋人、巫山人、泥河湾人为原点而繁衍的旧石器遗址加起来还不超过10个相对比,从数量和密度上都表现出了极其强盛的生命力。这充分说明了华山地区既是中华“人之初”的源头中心区,更是“有巢氏”猿人和“燧人氏”智人之主体群聚居地。这也与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方之分界线而气候适中、生态多样,更适宜于人类生存繁衍不无关系。

有了以上这些围绕以华山为中心的“人之初”原始群遗址之考古大数据来作证,不用再说更多的话,“华山是中华之源的地标”之结论,便就以不争的事实而得出。

不仅如此,当下边我再将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围绕华山更多的仰韶文化等遗址,以及华山地区何以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介绍给大家,“华山是中华之源的地标”之“双重”身份,便更会得以确认了。

(二)再介绍第二个结论:华山是中华民族的族徽。

这一结论,实际上是针对第二个源,即中华血缘民族之源是何以形成而说的。

中华史前传说的“三皇”, 在“有巢氏”和“燧人氏”之后,便是华胥族的“女娲氏”和“伏羲氏”。古传:“华胥女娲生伏羲”。华胥女娲族的图腾是“花”( 古“花”字就写作“華”), 到伏羲父系诞生之后便才开始有了“龙”图腾。那么,这一传说的中华民族之诞生和形成过程,到底在考古发现中能不能得到证明呢?

考古将进入距今的1万年至4000年其长达6000年间,称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又划为了三大阶段,其第一阶段即为距今1万—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 顾名思义它是在“仰韶文化”之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考古在这一阶段之中, 神奇地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前用鹅卵石摆塑的最早的“龙”图腾,这就明确告诉了我们“前仰韶文化”其前半段为传说的华胥女娲时代,其后半段则为她所生伏羲之后的“龙”时代了。那么,华胥女娲与她的伏羲诞生之地究竟在何处呢?

原来万年之前的黄河还只是一个古内陆河,它在华山脚下形成了一个古内陆湖。到了旧石器时代末,因地震而使华山与中条山之间的板块断层发生开裂,黄河才始一泻千里,东流向海。这一山河地理的大变迁,也是“巨灵擘山导河”的神话传说明确告诉我们的。黄河东流向海后使原来的湖底露出了地面,形成关中东部的渭洛河冲积平原,由于它正地处华山脚下,当时的古人便将其称为“华胥之州”。

史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这里说的“神母”,就是生存于“华胥之州”上的华胥女娲族。原来华胥女娲是继“有巢氏”、“燧人氏”原始群之后,最早诞生的第一个母系氏族。“女娲抟泥造人”的神话传说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在此之前的“有巢氏”和“燧人氏”,都还只是一个个的孤立“原始群”, 那时人类的繁衍还一直像今天的猴群一样,是在族内近亲繁殖的。是华胥女娲族,第一个打破近亲繁衍而与外族男性实行走婚制的(当然华胥族的男性,也便是到相邻外族去走婚了)。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族外婚,终结了近亲繁衍带来的返祖退化之后果,于是这一我们今天称为远缘“优生学”的族外婚,便以华胥女娲的血缘为原点急剧向外扩散,最终使周边的所有原始群都变为了实行母系族外婚的女娲,成为了带有华胥族血统的大华族,从而进入了血缘母系之氏族社会。

华山之下的华胥女娲族,在创造了族外婚的母系氏族之大华族的千年之后,也就是到了距今大约8000年之前,又开始创造了新的男性后代娶妻生子的父系族外“对偶婚”,这便是“华胥女娲生伏羲”传说的真实内涵。只是这个传说描述的更为具体生动,是说华胥女娲这位姑娘在一个叫“雷泽”的水边玩耍,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于是心有所动而感生受孕,后在“华阳”(华山之阳)生下了这个男孩,他的名字就叫伏羲。“雷泽”就在今之黄河对岸的雷首山下与华山之间,这也正说明伏羲父系氏族的孕育和诞生,正在华山之下的华胥母族之祖地。

这样,新生的父系族外“对偶婚”,又以华山为中心的第二次冲击波向四周广泛传播,使伏羲的父系氏族也传遍了九州大地。至于“雷泽”之名在各地的多处出现,那完全是伏羲族迁徙新地后,而对其诞生圣地再行复制以志纪念之所为。由于之后遍布于九州大地的女娲母系和伏羲父系的众多支族,也都开始有了代表自己支族的鸟兽鱼虫等不同“图腾”,于是他们便将这些各类的“图腾”相汇聚,创造出了由众多动物图形组成的大华族之“龙图腾”,以便使每一支族后代都永远铭记,他们都是大华族“龙”之脉中的重要成员。从而也使华山以“双重地标”的身份, 又成为了“花(华)之源”、“龙之脉”血缘大华族的发源地之地标。

当历史进入了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阶段,便开始了“三皇”之后的“五帝”父系时代。五帝之“帝”字,即为花蒂之“蒂”,古时原为一字,是以此永志他们共同的“花”族后裔之身份的。而且古传,姜性的炎帝神农族是赤龙,姬姓的黄帝族是黄龙,风姓的太昊族是青龙,这样以华胥女娲为祖族的“同源一体”之大华族,其子孙万代,人人便也都是“龙”之脉中的龙子龙孙,永续传承了。

由此可见,在同种同源“人之初”的基础上,“花(华)之源”和“龙之脉”, 正是反映了其同族同源的血缘大华族之诞生和形成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花”( 华)与“龙” 并非代表两个族,而是“花图腾”代表大华族之源之名,“龙图腾”代表大华族之脉之体。有了这些大概念的区分,于是,下边我们的“华山是中华民族的族徽”之结论便自然得出。

大家知道,所谓族徽就是向外挂出的标志其族“名称”的图徽。这里“花” 与“龙”虽然都是民族的总图腾,但它们的区别在于“龙”是族之脉之体,而“花”才是族之源之名。如此看来,华山既以其远古地缘的历史时空,高擎巨灵的手迹而成为中华种与族之源的“双重地标”,又在华胥女娲诞生之祖地,如此天造地设地将她族之名的“花”(华)图腾,置于中华之源的地标之巅,直竖天心,凌空盛开,故以其地、其神、其形而作为中华民族的族徽,便是唯一且不可替代的了。而作为华山地标性圣山之下陕晋豫的黄河金三角地带,即其诞生了女娲与伏羲的“华胥之州”与“河洛之地”, 也便成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圣地,更是唯一且不可替代的了。

(三) 现在介绍第三个结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文明创造史,所以探索中华民族历史之源之脉,就必须探明中华文明之源之脉。那么中华文明之源之脉的发展过程,到底是如何演进的呢?

1. 从“华胥之州”到“河洛之地”的女娲、伏羲时代之文明。

前边说过,一万多年前时黄河内陆河才开始东流入海,它在身后留下了“华胥之州”的渭洛河冲积平原,又开始了再在其前方将蛮荒的深山险谷创造为新的中原冲积平原。中华民族和中华农耕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与黄河母亲河在日后对中原及黄海黄淮华北平原的形成,和各个历史时期黄河入海口沧海桑田的反复变化,均息息相关。

首先传说中的“女娲补天”, 实际上是说万年前“抟泥造人”的华胥女娲族,又在“华胥之州”这块最早形成的渭洛河肥沃冲积平原上,开始学会了磨制新石器、烧制古陶器,并通过培育野生植物品种而创造了粟黍等农作物原始种植,使其成为中华原始定居农耕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从新石器时代初开始的原始定居农业,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直接从大自然获取性的采摘经济和渔猎经济相比,它已是通过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所谓“补天”,而能动创造出了最早的原始农耕文明,因而也就当然成为了中华文明之滥觞的源头。

到了距今的8000多年间,黄河又在其东部逐渐创造出了伊洛河(伊河与南洛河)盆地和豫东冲积平原。于是原“华胥之州”上的女娲族和业已诞生的伏羲族,便又向东部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进发,为自己开拓出“河洛之地”新的更大生存空间。传说中所说的伏羲女儿溺于洛水(这里指东部的南洛河)而成为洛神,其向后世传递的就是这一难得历史信息。而这一历史信息,也为考古发掘的诞生于黄河南北两岸之距今80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 和距今7400年的豫北冀南之磁山文化,充分给于了证明。

这两个古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新式农具石锄、三足的石磨盘、陶制的纺轮网梭,和厚达2米的窖穴贮存之炭化粟、大量的家养猪鸡狗的动物遗骸等等,都不仅彰显了这一时代已进入到了更为进步的锄耕原始农业,而且为古传的伏羲“制网罟、驯百兽、养六畜”找到了实物证据。说明进入伏羲时代后,已在单纯种植业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家畜饲养业,使其“补天”的原始种植农业,又上升到原始农牧业的文明高度了。

同时,这些遗址出土的龟甲上之锲刻符号、龟甲内放置的卜算用的石子、还有陶制的观测圭盘等,更为我们找到了传说中伏羲“演天创易”的身影。以继承光大“女娲补天”原始农业为己任之伏羲时代,又通过“象天法地”将观测到的天地日月、四时物象之自然历数变化规律,用象数之符号图形给予记载和演示,从而创造了“易”文化。由于它是伏羲在他的“河洛之地”(即以黄渭其东西两条洛河之间,为中心之地带)创造的,故亦称“河洛文化”。 古之“文化”一词,其内涵就是文明创造的“人文化成”。 故而伏羲之河洛“易”文化,便成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农业文明与传统文化之最早的源头。

2. 黄河中下游中原大地的炎帝、黄帝时代之文明。

考古将进入距今7000—5000年间以渭河与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分为了前后两个千年,即:半坡类型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我们通过出土“图腾”将其与古之传说相对接,便可知道其前一千年为炎帝神农族所主导之时代,而后一千年为黄帝族经过炎黄之战而入主中原,并创造了姓族联合的“大天下”时代。

先说炎帝神农时代的千年。史传姜姓炎帝与姬姓黄帝都为少典族伏羲之所生。而作为兄长的炎帝神农“承庖羲(即伏羲)之本”, 是继承并生存于伏羲河洛之祖地的黄渭流域的。这与半坡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区正相吻合。自古以来均称炎帝为神农,神农亦即“农神”之谓也。古传炎帝神农“尝百草”、“播五谷”、“制耜耒”。是说他不仅是中华中草药和载茶种蔬的发明者,而且还在原有粟、黍、稻的基础上又培育了菽(豆)、麻等“五谷”农作物,特别是他“柔木为耜”所创造的先进犁耕农业,更成为了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和奠基石。

地处黄渭中原的姜姓炎帝神农族,将他的犁耕先进技术,又传播到了周边的姬姓黄帝族和风姓太昊族。我们在他的周边考古发掘中,不仅看到了称为石耜的丰富犁头实物,同时又因东部沿海的北辛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三足鸟形陶器,从而确定了以“鸟”为图腾的太昊族,就生存于山东岱岳和黄淮地区。同时,也因北部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发掘出熊罴虎豹等动物“图腾”的陶质面具,便也终于找到了这时的黄帝有熊族及虎族,早因迁徙而定居在了北方涿鹿及燕山一带。

炎帝之时代终结于距今6000年的第二次炎黄大战。战争的起因是,生存于黄淮之地以“鸟”为图腾的炎帝之蚩尤九黎族,因黄河的再次改道南下而失去生存家园。他先是向西打败了以“鱼”为图腾的炎帝之夸父族,遂都之于晋南之阪泉,后又向北直捣黄帝族之涿鹿。从而迫使轩辕黄帝带领他的熊罴虎豹众族绝地反击,后经过涿鹿与阪泉两次战争,杀蚩尤族首领于中冀,并逐蚩尤与夸父之族众于商洛汉水之南地及甘青之西地。战胜者的黄帝族胜利会师“大会众神”于华山,从此遂入主中原,定都河南新郑。而远古的传说,也以倒下于“追日”途中的夸父,宣告了千年炎帝时代的终结。

半坡文化后之距今6000—5000年的仰韶庙底沟类型文化,是黄帝族入主中原、并实现了部族联合的“大天下” 之时代。在黄帝族领导下的千年间,“ 造舟车” 、“凿九井”、“作指南车”、“养蚕织丝”、“ 发明中医”、“推算历法”( 即黄帝历)、“甲子纪年” 和“仓颉造字”,将中华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黄帝时代真正超越前人的,不仅在于这些物质文明与文字的创造,而更是在于思想与制度文明的大创造。

考古界将仰韶文化的庙底类型,其以华山地区为中心的花瓣纹彩陶向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的奇特文化现象,到这时才认作是“花”(华)族诞生和发展繁衍的物证,这显然是时空的错乱。如果我们将这一文化现象及这一时期女娲庙、坛大型建筑的出现,与“黄帝华胥梦”的传说相对接,你就会知道它是在告诉我们:黄帝时代创造的千年, 原来是以同源同祖之华胥女娲“花传四海”的时代精神为其“大天下”之旗帜的。这是因为轩辕黄帝,刚刚亲历了炎黄各姓族间因水土流域的分割固化,而相继发生惨烈的生存战争,故在“梦游华胥国”的深刻历史反思中,终于找到了他的治国理政之“大道”— 这就是“大天下”的山河土地之“水土”自然资源,必须为同根同源的全体“大华族”在自由迁徙和开发中,共有与共享。正是这一返本开新“天下为公”之大道的破题和实施,才使黄帝时代铸鼎开国(古华国),天下一家、千年无战、而社会大同。从而创造了中华原始社会之千年黄金期。

3. 从“夏夷之分”到“以夏为中”的尧舜禹时代之文明。

历史进入距今5000—4500年的“后仰韶文化”,是“五帝”的颛顼与帝喾时代;而再到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则是成为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禹时代。

千年的黄帝“大天下”之最后一位“天子”为颛顼。是他在处于江地安阳的共工族因黄河再次北下遭遇洪水灾害之时,不再支持共工族“平水土”之异地生存安置的合理要求,而将其赶到了淮地。南方的蚩尤“三苗”族对颛顼这种公然破坏“大天下”之“平水土”根本制度的做法,起兵公开反对,亦被颛顼出兵镇压。从此,颛顼重新派兵把守疆界,与南地之蚩尤、祝融“三苗”族“绝地天通”,断绝来往。一个“大天下”的千年黄帝时代就这样被断送了。

颛顼“绝地天通”的后果,是古称“黄帝四面”之后的“四帝”之分。少昊为“西帝” 、太昊为“东帝” 、祝融为“南帝”, 而颛顼自己也由原来的“天子” 而变为了“北帝”。 只是因为他的夏族仍占据着中原大地,故便将其他“四帝”称为了夷族。于是“夏夷之分”的“四帝”, 从此走向分治发展的城邦社会。

历史再进入到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原帝喾的夏邦内,因持续多年的特大旱灾而发生战乱。帝喾的后继者尧族联合有扈氏羿族,“羿射九日”而“都之平阳”(今山西临汾) ,成为了新的夏主。后并通过“尧征三苗”的生存战争,夺取丹水与江汉之生存地,才使夏族最终度过饥馑之灾。这样的生存战争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夏邦与周边的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族又多次发生。帝尧的真正伟大之处是他像当年的轩辕黄帝一样,于历史的反思中终于也醒悟了过来,决心以自己的夏邦为中心,推动并实现了夏夷各城邦的又一次天下大联合。于是“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遂形成了“以夏为中、夏夷一体”的有“中”之华。“中华”、“中国”之名,便由此而生。

也就是在这时,即原始社会最后的近二百年间,中华大地又发生了世纪性的大洪水。实行“天子”禅让制的“大中华”在尧、舜、禹的相继领导下,以新生“大天下”之“平水土”的制度力量,打破水土流域界限全面救灾安置,终于战胜了大洪水,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起了中华大一统的夏王朝之“大中国”。当夏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破坏禅让制夺取夏王之位, 中华之“中国”便从此跌入了“夏传子,家天下”的私有制阶级社会。

以上当我们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以分段的画面逐一介绍给大家,扑朔迷离的中华远古文明史,便因此得以彻底破读实证而完整复活了。

最后向大家汇报:中华探源之现实意义。

我们说决定任何事物的意义之大小,主要是看其所能回答并解决的问题本身意义之大小。以上中华探源所回答的是对不曾中断的中华历史文明的实证与复活,从而解决了中华历史文明的虚无主义问题,因此它的意义便是以此树立起中华历史文明的自信与自觉。如果说这一回答仍显得失之空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将其具体化地分解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史”、历史本质的“文明史”、历史载体的“社会发展史”等三方面来阐释,并以此来分别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至大之问题,它的意义便就会得以充分显示而至大至伟了。

一是,它通过回答“我是谁?”从而在“民族史”中找到了中华民族之根之源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自信。

“我是谁” 的追问,说到底就是要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和身份归属。以上探源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其一,中华的“人之初”, 就是“三皇” 之有巢氏猿人和燧人氏智人。他们并非是从非洲起源的,而是从中国本土起源的黄皮肤、黑头发、铲形门齿的同一蒙古之人种。其二,中华民族的诞生,是以华胥女娲之“花源”、伏羲时代之“龙脉”, 和其所延绵繁衍的炎黄等“五帝”后裔之“同源一体”的血缘民族。其三,地缘的“大中华”之“大中国”, 则先是“以夏为中”的“夏夷同华”、 后是“以汉为中”的“汉胡一体”,且“天下一统”之地缘国族。这一中华民族同源之同种、同族、同国之身份认同和归属,终于使我们找到了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做到的。这无疑对彻底批判弥漫已久的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凝聚力和自信力,意义非凡。

同时,这一由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初之“女娲补天造人”、“ 伏羲演天创易”,而肇始的大华族及其对原始定居农业文明的再创造,从而也便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不再是原来仅追朔到黄帝所说的“上下五千年“之概数,而是应振臂山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文明“万岁”!

二是,它通过回答“我从哪里来?”从而在“文明史” 中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明文化自信。

人类是具有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双重”生命的生物。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信仰,均来自于“我从哪里来”的根性终极追问,其中也必然隐藏着对自己民族之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其生成秘密的探求与认知。

因洪水灭世而历史文明中断的西方各族之精神信仰,是对既能创世也能灭世的彼岸“上帝”之宗教崇拜。它所产生的基督教文化之基本教义是,偷吃“禁果”犯有“原罪”的人类是不可自赎的,人类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脱离苦难之人生,进入彼岸之“天国”。

与此相反,历史不曾中断而有根的中华民族之精神信仰,不是对超自然力的上帝宗教崇拜,而是在自我创造的农业生存文明中对此岸天地自然的敬畏、亲近与崇拜,对社稷家园的守望、挚爱与崇拜,对祖宗的感恩、纪念与崇拜。这些精神信仰层面最神圣的文明与文化秘码,就蕴涵在“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伏羲演天创易”、“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河洛“易”文化之根里。

作为中华“群经之首”的“易”文化,它不是神秘的有神论,而是“人文化成”的有根哲学。我们从它所生成的后世“道家”与“儒家” 其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中,完全可以验证:它的哲学本体论是“道法自然”, 即将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自然”作为哲学之最高原则,是为“天人合一”的“一元论”之世界观。它的哲学方法论是“一阴一阳之为道”, 即视万物皆为阴阳互动、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之对立统一体,是为“一分为二”的“两点论”之辩证法。它的哲学最高宗旨是“生生之为易”, 即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认知基础,追求并创造和中、和平、和善、和美之“天地人和”, 是为 “和谐”、“和合” 之人生观、价值观。而由此厚重文化底蕴之基因,所生成的中华民族之思想智慧与精神禀赋,其品质与格局,其使命与担当,则必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面对今天西方所主导的,基于人类不可“自赎”而是“以我为中心”的“ 霸权主义”、“丛林法则”之“ 单极思维”的“一点论”哲学观,其对自然敲骨吸髓的征服和榨取,其对别的国家、民族、文化毫无人道可言的主宰和侵害,而使地球和人类濒临崩溃边缘的严酷现实,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一切还在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喧嚣,一切还在矮化、盲视,并鼓噪中华文明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可以休矣!

一生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大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之作者冯友兰先生, 晚年曾书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以明志,并在临终前的病榻上还不忘告诉女儿:“中国的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这便是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应有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是,它通过回答“我到哪里去?”从而在自己完整的“社会史”中返本开新,鉴古知今,并为实现理想的“天下为公”、“社会大同”和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找回应有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

人类自诞生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到哪里去”之对美好生活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然而问题的要害是,这些包括宗教幻想在内的追求和向往何以才能实现,何以才能使其梦想成真。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使社会主义由“乌托邦”的空想而变为了科学,正是因为其有总结并反映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人类社会至今所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其实是沿着原始共产公有制社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私有制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轨迹,螺旋式向上发展的。身处春秋私有制之乱世的中国孔子,他给自己追求的“大同梦”所提供的理论支持,也正是来自于对尧舜禹之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原始社会真实历史的反思与借鉴。

“ 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也是孔子“大同梦”的追随者。然而在其武装夺取政权、推翻私有制社会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却在如何建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大同”的“最后一里路”上,陷入了迷茫。新中国的前30年,我们实行“一大二公” 的计划经济,有了“公平”却失掉了“效率”, 搞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们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却有了“效率”又失掉了“公平”,使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急剧发生。面对这一两难选择而使自己又处于与西方同质化的尴尬处境,人们不仅要问:我们丢掉了的能够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将它找回来?对此我们在马克思的本本上没有找到现成答案,却在探源原始公有制社会的真实历史中找到了。原来孔子所讲的“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 它不是别的,正是在黄帝“华胥梦”之“大天下”中所实现的,并经尧舜禹“大天下”时代再次得以验证的“平水土”之天生“自然资源“的“天下为公”。

我们用此历史的发现,再来分析马克思所给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生产资料公有制,原来这里的“生产资料”是可以分解为:天生之“自然资源性” 生产资料和人化劳动之“资产性”生产资料来看待的。但在这二者之中,能够真正决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生“自然资源性”的生产资料,必须真正为已当家作主的全体人民“共有”与“共享”。而在实行“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化劳动所加工生成的设备、工具、原材料等“资产性”生产资料,是不可能为全民之所共有的。它只应该由具体组织生产经营的企业法人所拥有并支配,并且作为企业“产权” 其不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必须是越具体明晰越好。否则就必然会造成丧失劳动效率的“吃大锅饭”、“刮共产风”。 这一新的认知,也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实践的检验而告诉我们的。

这一破题,意义重大。大道至简:它要求今天陷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在其顶层设计上,不应再让“资产性” 层面的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主体”而张冠李戴, 继续错位下去; 而是要使“自然资源性”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与“共享”, 作为经济制度层面的“公有制主体”由虚变实,并升位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之“主权在民”的奠基石,和“立党为公” 之共产党人执政合法性的试金石、压仓石。

原始共产社会解体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有制社会最大的天敌,是公权力的异化。当人民本应享有的“自然资源”,被政府和国企以全民的名义所无偿占有并垄断,就会滋生官僚资本及既得利益集团,加速执政党的权力腐败;就会被权力寻租的官商勾结,继续制造更多煤老板、油老板等亿万富豪的暴发户,加速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便是造成今天所有不合理现象的根源之所在。所以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根本的是要在源头上修补好制度“笼子”的缺陷与漏洞,将丢失的“自然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庞大资源性“使用权”出让收入,真正还权于人民。

只有我们将这一西方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公有资源”之源头活水,以全民公共财政的制度性收支安排,拿来直接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兜底民生、普惠民生,为全体人民“共有”并“共享”, 人民群众所理想的实现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低保、就业、住房、救助等基本民生保障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与均等化,就会水到渠成并将永续发展。这样,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便会从“远在天边”而立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同时,这一历史的逻辑还将进一步证明:当我们找回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基本民生民权的“自然资源性”之“公有制主体”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使其与它所内生的、能够创造“经济效率”与巨大社会财富的各类“资产性”国企、民企平等竞争之“市场”体制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二者有机结合在了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找到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便会成为理想社会的新现实。

这才是“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并为实现社会“大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应有的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道路的自信。它所昭示和引领的,也必将是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明天。

本文的汇报,共讲了《中华探源》的破题方法、三个结论和三点意义。而我最在乎的是最后点亮民族心灯的意义部分:即通过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从而树立历史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之现实意义。现在这部分总算也讲完了,我的汇报便就到此结束。

2016年3月10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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