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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霍州籍老干部群像录

   段英力老人(左)与作者交谈

 

编者按南下干部,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毛主席指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从解放区抽调三万五千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由此,南下干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在南下干部中,有众多临汾干部的身影、临汾儿女的面容,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告别家乡、挥别亲人,踏上了留存一生的记忆之旅。

在陌生的城市中,在未知的环境下,霍州籍南下干部清正廉洁、躬身实践,在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谱写了不朽篇章。本报今日起刊发《南下干部,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以飨读者。

丙申早春。

福建省福州市高盖山森林公园,一坞桃林花开正浓,半山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纪念园,肃穆,宁静。

“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春晖中,习近平总书记题写的八个金黄色大字,熠熠生辉。

伫立在这面近四十米长的纪念墙旁,在这红底黄字四千多个名字中,我们仔细地搜寻着四大队五中队的六十多个人名。字很工整,人名后尽管没有籍贯,但早己熟烂于心的霍州籍南下的近六十多人,还是逐一找了出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一个仅存在了8个月的军旅番号,六十多名霍州籍南下干部,把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腔正义与奉献的情怀,牢牢地嵌在这大山之中。

段英力他亲手制作了第一块中共霍县县委会的牌子。星夜策马南下,一别故土六十年

“没有选择,完全是一种自觉。”67年后,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泉秀街阳光巴黎小区的段英力老人,这样描述南下启程时的感觉。

这位浑身写满革命故事、身体状况极佳的87岁的老革命,言谈举止,令人仰之弥高。

段英力1944年入伍,在太岳区岳北地委学习,1945年入党,曾任霍县抗日政府科员,区助理员,县委干事。1948年底,他随一直在乡下开展工作的县政府机关,正式搬进县城。

中国共产党霍县委员会的黄色牌子,是段英力找木匠制作并漆成的,字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关子平书写的。霍县县委的第一块牌子,由段英力亲手挂在观坡街教堂后院大门口。

安静了半年的城市机关生活,被随之而来的南下掀起了波浪。

“那是1949年的农历正月初五。”老人清楚记得这个日子。年味还在,县委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关子平书记做了动员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毛主席指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从解放区抽调三万五千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任务光荣而伟大,县委动员大家报名参加。

关子平书记第一个带头报名。一时间,广大干部情绪高涨,踊跃报名。经县委确认研究,从报名者中挑选了120人。名单确认后,召开了欢送会,合影留念。县委还邀请临汾蒲剧团来霍演出3天,以壮行色。之后,全体同志放假回家准备,等待出发。

“其实,这120人中并没有我。”段英力老人说,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会写材料,当时正在四区参加土改工作。说到底,县委舍不得放他这位笔杆子。

3月初,南下干部开始集中。其实,从放假到集中,也就十多天时间。

然而,问题就在这假期中出现了。

这120个人,大多是农民干部,假期中,相互打听询问,不少人认为南方还在打游击,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更舍不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家庭,集中时,竟有近60人没有报到。

县长郑得山只得又带十余人到太岳地委报到。

据长江支队研究会的相关资料,霍州干部在长治报到点名时是50人,其中,霍州籍12人,外地籍在霍工作的38人。

他们是:

关子平董宏锦侯林舟岱月娥周越甫魏俊义李荣华武殿魁张显仁段政赵存旺郑得山周子亮李承旭王银仙王洪志白怀成韩庆余武占元康安福王安邦王作凯卫星明罗振铎陈福龙段俊升孙世兰董兴田郝有明郭子龙牛占先贾吉庆韩明王应昌梁建华李丁卯张相国董时中宋庆任锋姜正平段英力成波平武向英韩训敬朱华高荣贵王保兰王新李银喜

霍州干部在外地工作南下福建的还有:

陈昌戈锐牛力达朱壮英张文良薛计珍武国喜郭纪生

第二批南下福建的女同志有:

刘明凤杨清莲刘彩珍薛麦汝李芝贞梁三兰徐石英

临阵出缺,的确是一种“逃兵”行为。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人们毕竟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背景中人们所产生的特殊情感。

1949年3月10日,太行、太岳两区党委分别给华北局呈送了南下干部的主题报告,分别陈述了南下干部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家中缺乏劳动力、父母年纪大、女人小孩无人照看。约三分之一家庭缺少粮食,生活困难。

从两份报告中不难读到,各县确普遍存在缺额现象。尽管如此,当地组织部门亦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时间转回到1949年3月,首批南下干部在长治报到后,当晚,在县委值班的段英力,目睹了新任县委书记李志坚接听地委刘开基书记电话的情景。“能听出来,地委刘书记大发雷霆,指责霍州报到人数太少,批评李志坚。李志坚书记一边擦汗一边答话。”段英力老人清楚地回忆道。

连夜,县委拟定出12人,并决定由段英力带队,次日到长治报到。

随之,组织部长房立明与他谈话。李志坚书记、房立明部长、秦晏平县长3个人与段英力合影留念,并为他送行。

马蹄踩踏着县城石板铺成的街道,声响清冷冰凉。20岁的年轻人段力英骑马穿街,昂然出城,自豪?欣然?惋别?都是,都不是,亦或是三者兼而有之。只是忙乱中,过下乐坪村时,下马回家和家人作匆匆别之,策马东去。

赶至霍山黄粱刘家庄,天色已晚,这是霍州东南部的一个村子,至此出界便是沁源地界。夜宿村民家中,晚餐是家乡的拌汤、烧饼。

夜色中站在这霍山之巅,回首望去,初十前的夜没有星光,县城方向一片漆黑,故乡已无任何踪影,一丝别离故土的惆怅油然而生,夜幕中的段英力不由得哼出绝句两首:

东风送暖百花香,

胜利歌声响四方,

南下随军征敌寇,

江山万里锦旗扬。

转辞亲友别家乡,

戴月披星过黄粱,

回首州城望不见,

兼程漏夜马蹄忙。

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匆忙间别妻离家,毅然策马南去。他没有想到,一别故土,竟是一个人一生的全部时间。

当谈及南下出征的感受,段英力老人感慨道:“何难之有,何惜之有。”

正如原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的评价:“风华正茂出两山,一生辉煌留八闽”。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一枚印章,解开了一段尘封了63年的悲壮往事

朱华,一位年仅33岁的区委书记,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献给了八闽大地。这位牺牲于连江县的烈士,被当地人怀念了几十年。

在霍州,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他。

1949年南下时,冯村沟西的朱华主动报名南下,他时任县政府财粮股长,已娶妻生子。女儿芳桂7岁,儿子朱志杰两岁。

翌年,生活在沟西村的孤儿寡母,家里的东西被人偷走许多,没了收成,只得给远在福建的朱华写信哭诉,他回信让母子3人卖掉家产,举家南下福建。

作为接管福建省连江县的干部,朱华即任二区区长,彼时连江县土匪猖獗,抢劫财物,并不时袭击区公所,二区位于沿海突出部,距敌占的列岛最近处仅有三千米,海匪时有骚扰。朱华曾指挥了松坞、山坑一带的剿匪战斗,俘敌十多人,带领民兵和区中队,消灭了企图南下的“反党救国军”第十三支队,俘支队长及匪十多人。

1953年的福建,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天旱,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田地龟裂,禾苗枯死。作为区委书记,他在官坂地区带领群众挖塘找水,在摄氏30多度的酷热天气下,由于昼夜劳作,他患脑膜炎昏迷在抗旱第一线,送医院抢救苏醒过来,他的第一句话是“塘边挖的水有无流下来”,令人感动。7天后,在医院救治无效而殉职。

连江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近千人含着泪,为英雄送别,作为同乡的南下战友段英力、成波平两人送上一副挽联“千辛万苦忠于党,风餐露宿为人民”。

追悼会后,段英力护送朱华爱人,11岁的女儿,7岁的儿子从官坂翻山至连江县城,乘船从福建返晋。

回忆这悲壮过往,如今,已届古稀的朱志杰泣声放悲。

在闽采访的日子里,烈士朱华的名字时常令我们震撼,我们甚至为自己身为霍州人,又是新闻工作者却鲜知这个人、这件事而羞愧难当。

回霍后第二天,在市档案局负责人办公室,我们约谈了朱志杰。而这次见面,徒增了一份敬重。

采访是在沉闷的气氛中进行的。朱华牺牲后,返回霍州的母子3人相依为命,母亲由于巨大打击,精神恍惚,近乎崩溃。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在沿海掀起波浪远。在福建的成波平、段英力给朱华遗孀及子女写信,建议他们迁回朱华的遗骨。

这年,朱志杰16岁,要去福建,连车费都没有,听人说民政局管这个事,他找到民政局,想要钱去福州,民政局一位姓郝的干部让他去车站问车费多少钱,他至今仍清楚的记得37.6元,对方给了他80元。

在福州,他与同行的舅舅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招待。连江县书记、县长及南下霍州籍干部轮流接待,连江县政府以路费、抚恤费名义发给他们800元钱。他们又去朱华战斗牺牲的官坂寻访,当地人把朱华带领群众打出的井围起来,用于纪念。人们见到他都纷纷诉说着对朱华的怀念之情。

一个月后,他们迎回了朱华的遗骨。

我们问朱志杰,几十年来,作为烈士后代,家庭享受过什么照顾优待?面对提问,他不知如何作答。

稍后,朱志杰讲述了一件事,1973年,他已是县委机关通讯员,因为没工分,村里停止了他家的口粮,他找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第一次讲了他父亲的故事,书记颇为同情,建议他找民政局,民政局问他,有无证明烈士的材料,他只得返回村里,和母亲在箱底找出“革命烈士证明书”。

民政局领导也颇为震惊,不解他们为何二十多年从未提交此证明,随即电话告知乡政府,在救济款下拨之前,让村里继续分给他们口粮。

这张令全家人满腔悲怀的烈士证,就这样在箱底躺了60多年,之后他们兄妹相继成家、工作,从未向组织提起“烈士”一事。

2015年,福建长江支队研究会决定编撰烈士传,朱志杰姐弟应邀再次返闽。

当年同朱华在七区一起工作任秘书的刘世勋老人,听说朱志杰姐弟到闽,特邀他们来到家里。这位从福建省民政厅退休的老人,在福州市鼓东路鼓东小区一座破旧的楼房内接待了姐弟俩。见面后,3人相拥而泣。老人不断地说,你们怎么才来呀,几十年你们也没来找过。

随后,刘世勋老人小心翼翼地从书柜中找出一个文件袋,取出一张朱华在官坂的工作照,一枚朱华印章。

60年的岁月剥落浸湿,相片早已泛黄,但印章上朱华二字却依旧清晰可见。

这场景感动了随行的《福建晚报》的记者,次日一篇名为《迟到60年的怀念》的报道见诸报端。

肖文玉一个地委书记的悲惨结局

霍州,为南下贡献了一批优秀干部。

这批干部大致为3部分:霍州出发的50人;在外地工作南下的8人;1951年第二批南下的女干部及家属7人,还有在霍工作过的南下者。

除时任县委书记关子平、县长郑得山外,南下与霍州有关的干部中,县团以上的干部有从太岳地委出发,曾任霍县县委书记的肖文玉,曾任霍县县委书记的郝可铭,曾任霍县县长的赵源,曾任霍县武委会主任的侯林舟。

与所有老干部相同,他们大都经历了血与火、刀与枪的考验,经历了新中国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

然而幸福的经历大致相似,不幸与痛苦又各不相同。

在福建,南下入闽的干部中,肖文玉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人。

这位1917年生于山西沁县杨安村贫苦农家的老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8年先后在霍州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9年,他从太岳地委随军南下,从长治出发到河北武安整训、姑苏待命、进军福建、建瓯会师。这近半年的南下征程中,他作为二大队组织部长带队一路高歌南行。入闽后即任建瓯地委组织部长,1952年任福安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翌年任福安地委书记,1955年底,调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1957年支援三门峡水库建设,任工程局党委副书记。1961年调福建农业厅任厅长,期间工作频繁调动,但他干一行,爱一行,忠于职守。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9年下放到邵武沿山公社,1975年2月调任中共莆田地委书记兼革委主任。

文革期间,福建莆田是一个在全国响当当的地方。

因为莆田出了个李庆霖,而肖文玉的命运和李庆霖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李庆霖这个名字,文革期间过来的人大都是如雷贯耳。这位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的小学教员,1972年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生活需用、购物看病没钱支付,受到毛主席重视并亲自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之后,李庆霖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并一步升天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知青办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一个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终将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命运发生交集。

曾有人目睹这一幕: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由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报告。会议刚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簇拥下走进会场,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肖文玉挤到主席台一旁站着,李庆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路线,借抓生产镇压革命。

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忘乎所以”。

各种各样摧残折磨身心的批斗,接连不断,终于击垮了这位老革命那颗本很坚强的心。6月的一天,身心疲惫到极点,近乎绝望的地委书记肖文玉在召开地委常委会时,推窗从二楼跳了下去。

一位从战争艰苦年代走过来、愈行愈坚的老资格干部,就这样在那个特殊年代,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牛力达著作等身的耄耋老人,躬耕不息期颐百岁

90岁的牛力达,完全是一副学者范儿。

南国的春季天气多变,清晨起来,气温骤降10度,天气由暖转寒,不觉间又是倾盆大雨。

3月12日下午,冒着雨,我们在厦门市思明南路老干离休所的一间房内,拜见了牛老。

他刚刚过完90岁的生日,除耳聋外,身体康健。自然是一番老乡相见的欢喜,稍倾,牛老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

150平米的房内,书房有两间,书柜内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类书籍,书台上早已摆好了三大堆书本“我写的,是要随后寄给你们的”。

细数,每摞有近20本,都是牛老的作品,耕耘写作,牛老可谓著作等身。

和牛老聊得更多的是他的写作。

入闽后,他在省委农工部长期从事农民和农村工作,1959年反右倾,因主张生产到户而被批判下放锻炼两年,文革开始又因撰写杂文批姚文元“海瑞罢官”遭批靠边长达9年,四人帮倒台后,揭批查中因讲过一些话被隔离审查两年,平反后在厦门人大常委会工作,厅级退休。

尤其是隔离两年期间,因祸得福。老人讲,期间,潜心读书,研究通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资治通鉴》《明史》等书,为日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退休后,陆续有《辨证唯物方法论》《管子哲学文选》等20种著作出版,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牛力达老人的贡献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探究也不容忽视,各类诗集也有不少出版。

先生如何有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把自己书房取名“寅耕斋”,意即寅时起床,笔耕不停,几十年如一日,保证有充足时间和充沛体力用于写作,同时,先生把研究和写作当做他的健身之道,心脑合一,脑常用,思维常新,求进不断。

窗外,雨注如倾,思明区偶遇停电,谈话不得不中断。

翌日早晨,我们再次登门拜访,一进门,牛老便拿出给我们的题词。

水调歌头?喜迎宾客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不断。喜迎三位贵客,心情极舒畅。老泪早已流干,两眼只余喜欢,厦门相见欢。难得朋友来,忘年交很宽。

路虽远,飞行快,转眼到。高铁动车,更使地球村变小。只因离霍太早。从来不知乡愁,只愁奉献少。神女不会死,百岁乐逍遥。

词写在一张16K的有红线格的麻笺上,字体工整清秀,行云流水,颇具风格。看这首词、这结构、这字体,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出自一位90岁高龄老人之手。毕竟我们前一晚19时离开,老人每晚19时30分入睡。做词毕竟要有酝酿过程的呀。

想来昨晚,这位才思敏捷的九旬老人又是寅时起床写到天亮。

临别,老人给我们讲了他最近制定的一个5年计划,用5年时间,研究毛主席全部诗词曲牌。之后力争再制定一个5年计划,力争活到一百岁。

会的,牛老,天道酬运,时间绝不会辜负一个一心向上、潜心学术的老人。

祝福牛老。

故乡故土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情结

南下干部后半生扎根八闽大地,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这异域南国。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生命完全奉献在这里,这种奉献是自觉的、无私的、毫不保留的、无悔无怨的。

然而,纠结的故土情节,牢牢地根植在每个人心中,一生萦绕不断。

赴闽采访,我们约见了尚健在的霍州籍南下干部5人,他们均已九十高龄,有的长期躺在轮椅床上,有的甚至已成植物人状态,但无论从言语、肢体、书写等各种交流方式中,都浓浓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思乡情结,令人感叹,长唏不已。

这几位健在者,依然是讲霍州家乡话,尽管中间已夹杂了些普通音,但60年乡音未改。我们甚是奇怪,问他们会不会讲福建语言,不少人表示初入闽时,为了方便基层工作,曾下力气学习当地话,但一路下来,仍是一口地道的霍州语言。

在福州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我们拜访了成波平老人。二十年前,我曾赴闽公干,有幸被成老邀请至家中吃饭,那时他高大魁梧,伟岸儒雅,既热情又健谈。料想此次见面,成老已卧床接近植物人状态,不过观其面色,甚是红润。

成波平老人倚靠床头,我们只能和成老的两个女儿闲谈。她们讲,老人一直坚持讲霍州话,生活习惯仍是吃家乡的抿圪斗、面条。退休后,老人时常回乡探亲,闲时出门散步,只要听到有讲山西话、霍州话的老乡,总要凑上去和人家聊天,问有无困难,需要什么帮助,有很多次把从不认识的山西老乡带回家里吃饭。两年前,成老时常陷入昏睡状态。当他的一个侄女从霍州老家赴闽看望他,在病床前把霍州烧饼放在老人面前说道“霍州烧饼、霍州烧饼”乡音乡味,老人竟睁眼清醒了许多。

默默与成老告别,我们禁不住泪涌眼底。这个昔日在福建很有名气的老干部,在人生自然规律面前,亦是如此。他最大的优点是工作有魄力,善知人用人。原福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邱文生,义务策划撰写了大型记录片《永远的长江支队》解说词,他告诉人们他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报成波平的恩,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当年考入北大,因成份问题未被录取,是成老慧眼识珠,将他调至县委宣传部工作。

10时,我们来到福建老年医院拜见张文良老人。这位96岁的老人,从福州市气象局退休。

张文良老人是霍州辛置镇新村人,目前,思维尚清楚,但交流时语言有障碍,扶老人坐在床边,我们用写字板和老人进行了交流,我写下“霍州家乡的人”放在她眼前,霎时她脸上有了笑意。

张老的这种状态让护士和护工大感意外,明白了老人瞬间有如此力量。交流在继续,字板上写下了“您是老革命军人,向您致敬”,老人看后,有了笑意,稍倾便激动地举起右手,艰难地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同行的霍州市档案局的同志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尽管不能进行顺畅地交流,但此情此景,我们很是激动,只能将一束鲜花静静地放在老人病床前。

参观福州长江支队纪念园后,我们从高盖山径直赶到陈昌家中,看望陈老遗孀。

在南下干部中,陈昌算年龄较大的一位,他出生在霍州市凤栖村,入闽后,1953年任省物资厅副厅长。陈老为革命贡献一生,长子1956年3月20日在四川眉山剿匪中牺牲,时年只有20岁。

到陈老家时发现他爱人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言语,护工给我们介绍,老人前两年能讲话时,睡梦中总是不停地叫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有时不停地喊着“鼓楼、鼓楼”。等老人清醒过来便默默地坐在床头,静静地凝视着老伴的遗像,泪水潸然而下。

霍州、福建相隔千里,这位出生在霍州麻铺巷的老人,身在福州,晚年仍深深地牵系着老家、故土、亲人。

在厦门采访牛力达老人结束后,牛老的女婿在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深情地对我们说,见到你们后,牛老是半年来最高兴的一种状态。

故乡情愫,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心结。

传承红色基因的二代群体

在福建,人们把长江支队干部俗称山西南下干部。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时过境迁,岁月已把这批人推入暮年。上世纪80年代起,他们已陆续进入退休状态。

生命总是在延续,正义的基因最具顽强的力量,二代”又渐渐进入人们视线。

所谓“二代”系指南下干部的子女,二代”子女大都出生于福建,时至今日,其中不少人也已经退休。

据福建长江支队研究会的同志介绍,目前,省级及各市县长江支队研究会主要成员都是二代子弟。他们有着共同的责任――把父辈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广大。

我们有幸拜访了长江支队艺术团。

这个艺术团成立于2011年,团员平均年龄61岁,是以长江支队后代为主组建的业余艺术团体。艺术团成立以来,共参加演出和比赛近百场次,多次荣获大奖。

艺术团副团长张燕萍介绍,艺术团有团员190多人,下有合唱团、两个舞蹈队、一个时装老年表演队、管乐队、健身舞蹈队。成员系自愿参加,无费用、无报酬,以自费为主,所编演节目大都是以红色为主调,曾多次去社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去年为迎接抗战70周年,他们以长江支队经历为原型,编排了“永远的长江支队”大型史诗情景剧,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福州观看该剧后,大为赞赏,并鼓励艺术团把该剧搬到山西进行传统教育。2015年,永远的长江之队”专场终于在太原少年宫演出,引起轰动。之后,艺术团又赴长治市、阳城县、长子县演出了4场。

在山西的每个日夜,乡音、乡情激发了艺术团成员的满腔激情,太行、太岳两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红色根据地,也是父辈们出生入死,并从这里南下入闽的故土。带着父辈的期盼,台上台下,每个团员都是热泪盈眶,万分激动。

艺术团摄影师王连生,回忆起山西的巡演总是抑制不住高兴:回山西,也是在寻梦啊。”

入闽采访,我们接触了二代霍州籍的几位同乡,从吃住行到采访等诸多方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薛计珍之子薛红、儿媳郭如莲,戈锐之女戈建玲,陈昌之子陈心,张文良之子王连生,成波平之女成燕、成霞,段英力之子段霖,牛力达的女儿、女婿等人,自始至终全程陪同。

他们中有几位也已退休,目前,有的在研究会工作,有的参加了艺术团。王建生在艺术团既当演员又兼摄影,工作不遗余力。成波平的二女儿成燕虽仍在工作岗位,但她把业余时间用在起草“福州市长江支队纪念园”建设方案,很忙很累,但一想到为了继承父辈遗志,再忙再累也心甘情愿。”她自豪地说。

“二代”这种状态,令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传递着正能量,他们传承着父辈的英雄精神。

历史永远铭记

7天的采访全部结束了。

从福州到泉州、厦门,我们走访了南下霍州籍干部曾经工作的地方,拜见了尚健在的几位老人。

根据段英力、牛力达、刘明凤3位当事人及“二代”回忆,霍州南下干部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刘明凤,女,霍州市峪里村人,原三明市计生委副主任。

段英力,男,霍州市下乐坪村人,原三明市教育局局长。

张文良,女,霍州市新村人,原福建省气象局处长。

武向英,男,霍州市南东村人,原闽侯地区银行行长。

韩训敬,男,霍州市东湾村人,退休后回霍定居,已故。

薛计珍,男,霍州市大张村人,原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已故。

陈昌,男,霍州市凤栖村人,原福建林业厅党组书记,已故。

成波平,男,霍州市南庄村人,原福州市政协秘书长。

李银喜,男,霍州市主乐村人,原霍州市公交部副部长,已故。

戈锐,男,霍州市北益昌村人,原福建商业厅顾问,已故。

任峰,男,霍州市东关村人,霍州矿务局企业处副处长,已故。

姜正平、高润生、荀元喜、梁三兰、李芝珍、任峰、王保兰、朱华、王新、薛麦汝、段勤等同志的相关资料尚在寻找整理中。

霍州籍南下干部,把一生献给八闽大地。福建省委、省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他们崇高的评价。

1996年,研究长江支队历史的回忆录出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题词“长江支队为福建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题词“功在八闽”;时任省委书记陈明义题词“革命建设勇创大业,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为纪念长江支队为中国革命及福建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2014年,长江支队研究会筹资,在福州高盖山森林公园,修建了纪念园。

依山而建的纪念碑碑首雕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纪念碑上铭刻着四千南下干部的名单。

历史记着你们,福建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在福建各地,谈及对南下干部的评价,谈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们人人都是“焦裕禄”。

“福建的建设发展有他们的巨大功劳”,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潞生,原宁德地委书记、曾任长江支队研究会首任会长吕居永,在2014年的一次大会上讲到,长江支队4000多人,六十五年来没有发现一人有经济问题。

四千人,六十五年,没有一个人(有经济问题),这是一组用品德、信仰、情操支撑着的数字。

长江支队,这个特殊的群体入闽后,有34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有46人担任过省部级领导,406人担任过地级领导,1319人享受厅级待遇,1315人担任过县处级领导。他们革命几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为民。其品之高、情之切、守之洁,是何等的令人崇敬、令人信服。

他们做到了,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历史永远铭记,1949年太行太岳4000健儿响应党的号召,告别家乡和亲人,顶着硝烟弥漫的战火,毅然踏上南下征途,历时半年多、行程两千多公里,跨越黄河长江,在武夷山下胜利会师。

人民永远铭记,南下干部把一生奉献给八闽大地,模范践行了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崇高精神和品德,他们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一生,功同日月,光耀千秋。(完)

延伸阅读

南下干部让人尊重的群体

“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革命群体。

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为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区建设,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紧急动员,组织、集训地方党政干部,组建“南下干部”纵队。于是,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各支“南下干部”纵队随各路野战军向南进军,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投入到“新”的战场,接收并管理、建设一些刚刚解放的南方大中城市,巩固新生政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据《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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