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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到现实:翼城县史伯村的存在不是巧合

史伯村里访史伯

走出陶寺古观象台,历史的时针从上古拨到西周。

《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已内化为完备的周朝礼制,并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一起推动了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和文明之本——“和”文化的产生。

“和”,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本质特征。早在西周末年,一位史官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认为事物的发展取决于求同存异,完全相同反而无法发展。他就是史伯,《国语》中又称为伯阳父,史学界赞其为“尽知天下第一人”。他是西周末年史官,先秦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从史籍到现实:史伯村的存在不是巧合

千百年来,史伯只是“活”在历史文献当中的人物形象,关于他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国语》、《史记》等。由于《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述不确定性,因而不少史学专家认为史伯就是老子。

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史伯研究的深入,翼城县隆化镇史伯村进入了专家的视野。

史伯村地处翼城县东北,被崇山、尧山、二峰山等群山环抱,依山傍水,风景秀美。据当地百姓讲,史伯村过去又叫河上村。“河上”得名于西汉时期的老子研究者河上公,传说他曾在史伯村附近活动,并在这里向汉文帝传授《道德经》。这里也是著名的“史官之乡”,除了史伯,这里还走出了西周第一位史官史佚,以及晋国史官史苏、卜偃、董狐等。后来为纪念史伯,遂改村名为史伯村。

这是巧合,还是人为?

在史伯村探访,村民们说,当地曾有一处古墓被盗,名为“伯墓”,村内还有传说为史伯观测天象的“望象台”。这是不是史伯在这里的真实遗存?

实际上从地域来看,山西地处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翼城又是“唐尧故地”,具有显著的政治中心地位。翼城又是晋国的源头,曾发掘出大河口古霸国遗址,足以说明周朝翼城地区的当权者与周王室过从甚密。史伯完全可以在此区域内“来去自由”。

当然,对史伯存在更重要的印证,还是千百年来在意识形态演变中占主导地位的“和文化”的传承。

张岱年等学界泰斗认为,史伯是从哲学范畴上首位提出“和学”的思想家。《国语·郑语》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探讨西周政治的利弊时,指出西周统治的问题在于“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雏形,是“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源头,也是后世孔孟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基石。

从史籍到现实,从地域到文化,史伯村的得名似乎并非人为或巧合。虽然史伯的踪迹还需要在历史或考古学上进一步探讨,但流传于史伯村的故事已经作为历史的投影,告诉了我们史伯及“和文化”的存在。

从山西到世界:“和文化”渐成全球话题

史伯思想,在300年后的百家争鸣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潮,以及中国特色的处事原则、治世之道。

幽王二年,泾渭洛三川发生了地震。大殿上,史伯进谏的语气和缓,又情之切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身兼起草文诰、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要务,史伯得以接触到的社会层面非常丰富。正是如此,他能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娓娓道来自己对“天地”的原始认识,对农业生产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政治生态的思考。虽然后世不少进步思想家对他将地震与西周灭亡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提出了反驳,但在当时,史伯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确实也已经超出常人了。他带有预见性的思考也随着史书的流传走向朝野,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

今天,世界各国不乏学者研究史伯,英国学者李约瑟、日本作家井上靖、德国翻译家阿伦特等都曾在作品中展现了史伯的形象。史伯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从山西走向了世界。其“和文化”理论在当下演变为“和谐社会”理论,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中国和平崛起”论,一起成为了全球性的热门话题。

“和文化”的诞生,或许只是史伯无意中的一次“借题发挥”,却成为了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从史伯到史伯村:农村历史文化价值亟待发掘

一路的探访,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对“史伯”存在的证明上,却全然忘了“史伯村”的存在:史伯村是贫困村,全村203户712口人,户均年收入不足万元。

史伯村方圆3公里内有7000年前的枣园文化遗址和5000年前的弃里天子岭遗址和古霸国遗迹,传说中后稷母亲姜原曾在此踩踏丹山巨人足迹,帝尧之子丹朱就在朱村出生……然而,当地除了官员和个别百姓,多数人对这些历史瑰宝并不了解。

这样的矛盾摆在眼前,似乎让人很尴尬。更尴尬的是,不仅是翼城史伯村,山西有许多人不了解家乡的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甚至连一些史学工作者,对山西农村的历史文化背景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认识。

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何止好风光?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多年来学术界对山西农村历史的叙述却始终停留在常识层面上的重复,山西农村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甚至连一部完整呈现的著作都找不到。不去接触黄土地,这方面的研究始终缺乏系统扎实的成果,更谈不上将它们传播出去。

于是,一年又一年,从尧舜禹文明发祥地出走的村民,再无对尧舜禹文明之果的眷恋之情。故乡对于他们,已经是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与陶寺古观象台、历山舜王坪、翼城史伯相关的史实,也已成为他们心中真正的“传说”。

从史伯文化的发掘看史伯村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农村历史文化资源亟待发掘的迫切现实要求。

这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不应当只探讨它从哪儿来,具有怎样的地方特色,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它到哪儿去,将产生怎样的文化影响力。

真正写历史的并不是历史上的先人,而是看历史的后来人!

坐拥数千年的文明宝藏,我们这些后来人,理应将农村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播力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推动史伯村这类守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农村,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价值相匹配的道路!

本文受访专家:河北省史伯研究院副院长马东盈,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陈亚平,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翟铭泰,山西省考古学会会员、翼城县原文物管理中心主任王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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