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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帝舜鸣不平

替帝舜鸣不平

——比较与选择

物不平则鸣。五凤和鸣,天下吉祥。

一 其实不同

尧舜时期那场洪荒所造成的恐惧与对其治理,典籍多有记载。

关于那场对洪荒的治理,历来存在有“帝尧治水”和“大禹治水”两个概念;本文今提出“帝舜治水”的新概念。这些概念好似相同,其实差异较大。

如果“大禹治水”为是,因为有“禹都安邑”之说的存在,昔时的帝都定然会是在今运城市范围以内,这场治水的领导中枢也必然是设在那里。但若如此,《尚书·禹贡》涉及到的治理古“河水”、今黄河的有关内容,则根本无法解释。

如果“帝尧治水”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因为帝尧之都已经被锁定在襄汾县陶寺村,位于今汾河的东部。那么,《禹贡》中所涉及到治理古“河水”、今黄河的有关内容,虽能说得下去,却也很勉强;况且与《史记·夏本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尧、舜、禹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符合。

若以“帝舜治水”为是,当年的帝都就应当是今临汾市域内汾河以西,吕梁山、姑射山以东这个范围以内,其中以今洪洞县的万安镇最为理想。以此为基点解释《尚书·禹贡》和《史记》中有关内容、尤其是对当年关于“三河”的治理内容,都能情通而理顺。

凡是合乎情理的事物,在实际生活中才会有出现的科学性与可能性。

二 禹出生于帝舜时代

《尚书》、《孟子》和《史记》等籍介绍,这一期洪荒发生在帝尧执政的后期,开始治理于帝尧亲政的末期;而由禹所当任指挥的理水工作,始自于帝舜亲政以后的初期,结束于帝舜的中期。第一阶段由鲧为总指挥,发生在帝尧亲政末年和帝舜摄政初年;以禹为总指挥的治水为第二阶段,全部是帝舜亲政为天子的时期。当中还有一度休整、革新、全面准备的阶段。这三个时期要区分清楚,否则便会被那些偷梁换柱者所蒙骗。

帝尧起用鲧指挥治水,要比发现虞舜这位人才大约早四年半左右。《尚书》在介绍帝尧委任鲧时说道:“往,钦哉!”以后的事实是鲧使帝尧大失所望,经臣下们推荐,才知道、寻访、找到和起用了虞舜的。《史记·夏本纪》对此记述得较详细:“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天子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这段话,把尧、舜、鲧三人之间,在治水第一阶段中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摆明了。

1、历时九年的鲧指挥阶段,始自于帝尧时期,而终止于帝舜时期;

2、鲧是在帝尧“退居二线”大约四年半以后,被帝舜处以死刑的;

3、鲧曾在帝尧和帝舜的领导下,指挥治水工作各约四年半,帝尧领导治水为期甚短;

4、尧与舜曾经都是鲧的领导者、天子帝,鲧是治水第一阶段的总指挥人、执行者、失败罪责的承担者。

籍载,鲧是禹的父亲。当他遭殛身死时,其子禹尚未出世。《山海经·海内经》云:“鲧死三岁不腐”,剖腹而生禹。这说明禹是个遗腹子,他出生于帝舜摄政的初期;在帝尧手下没有当任过任何官职,与帝尧之间关系疏淡;是帝舜时代的人,帝舜的年纪要比他大得多;禹没有在帝尧的领导下治理一天的水害事。

三 谁是领导谁领衔

古今中外一切事物成就后,其领衔者都是为首的领导人,以时髦话讲即“第一把手”。

禹出生于帝舜摄天子政的初期,出生以后成长得很好;帝尧健在时即由帝舜选用于朝庭任事。《尚书·虞典》云:“舜摄政二十有八载”帝尧驾崩;又经三年避丹朱后,登天子之位,当即就拜“伯禹作司空”,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部长一职。并指示说:“咨禹,汝平水土,维时茂哉。”初步计算,其时禹大约二十六岁,年富力强;从此开始了治水生涯而不曾间断,直至十三年以后,大约四十岁的时候告成至。这是帝舜领导治水的第二阶段。

典籍里还介绍,治水结束后,禹仍在帝舜领导下,继续为官二十多年。

这说明:

1、禹为总指挥的治水十三年,从开工到结束全过程,一直在接受着天子帝舜的直接领导;

2、禹这位人才的发现、选用,任命为治水总指挥,全是帝舜;

3、禹的治水事业,是帝舜政治生活、天子生涯中的必然部分,禹的一切成果,都是帝舜的一份政绩。

4、在这场治水事业中,禹是前线贯彻执行者,帝舜才是领导者、天子、“第一把手”。

领导者和指挥者之间、职责、权限、所付出的精力心血、代价劳动,对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会一样,相差较多、较大。

中国现代史中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党中央,在后方运筹帷幄,彭德怀、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等将帅,领兵冲杀于前线各战场,忠实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方案、部署等,赢来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一切成功,就领导指挥系统内部论功受颂,首先就应当归功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咱们的大救星”这支歌,唱了几十年,毛泽东主席的画像、雕像等随处可见。这不但抒发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符合国情、民情、党情、军情和世情,谁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意和非议的。

同样的道理,上古帝舜时代的那场十三年的治水事业,禹是在前线具体实施者,帝舜才是领导者,“第一把手”。这场治水事业的领衔人物,就本来应当是帝舜,其一切的丰功伟绩,一切的荣誉与赞颂,首先也应当归功于伟大的帝舜,接下来才能轮到其他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司空大臣、直接指挥九州施工为的人——禹。

四 为什么

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鲧与禹是一对父子,但鲧是治水的失败者,而禹却成了胜利者、建功者。这是为什么?

以往的人们,把鲧治水的不成,多归咎于其所采取的堙塞堵挡方略的失误,言这种办法始则有效,但将洪水挡聚到一定限度,塌倒露破,导致来更加恐怖的灾难。对禹的成功之道,也多归功于其疏导顺畅,使洪水顺势排解而去的消除方略的得当。这种认识直接引来的后果就是:把父子二人失败与成功的原因,都归结到二人的能力与工作水平上,其责任应由他们个人全负,其功德荣誉也由他们自己全享,跟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挂不起钩来,跟生产关系的落后,跟“第一把手”也没有关系。显然,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上一切英雄人物的成与败,不能只简单地归于他们个人的品质与能力,还应当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其中包括社会制度、国家体制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后,从而引出正确的答案。

对鲧与禹二人,也是如此。

鲧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聪明的英豪人物,他何尝不懂得只靠堵载而不疏导、理水难成如此简单的道理呢?但在当时万国林立、小国寡民、诸候割据、各自为政,中央权威极低的政治气候里,诸候们对由中央所组织的一切统一行动,多以各取所需的态度对待之;一旦有损于他们那个小天地利益时,他们便会反对,阻挠、乃至抗拒。这在藩镇割据,军阀逞凶的封建社会是屡见而不鲜的。就在尧舜时代数千以后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一支抗日军队需要从某个省份通过、奔赴前线时,曾几次被当地势力派武装阻止,就是这种弊端的一斑。神话中有许多妖魔鬼怪,对禹指挥的治水工作以武力反抗、破坏,也反映了各地“胡传奎”式的山头王们的蛮横与凶惨。由此可知,在鲧指挥时期的的胡搅蛮缠,应当更为严重得多,只不过典籍极少、乃至完全没有反映罢了。

鲧所以无成被殛,主要是帝尧时期政治体制落后,不能适应、甚至妨碍所导致。在昔时酋邦社会的前提下,九州也好,十二州也好,不能统一规划、统盘安排治理,鲧即使有三头六臂,也绝不会有作为的。

在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之后,帝舜对帝尧的旧政治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动手术”改造,由旧时的酋邦政治一跃而成为“国家社会”,是禹所以能有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仔细品读《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就会很快地体悟到其中计划性、统一性、权威性的巨大威力的神奇作用的。

鲧的失败与禹的成功,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能力与道德,而在于帝尧政治的落后与不适应,在于帝舜政治的适应与先进性。

黄河后浪推前浪,帝舜政治比帝尧政治先进得多。以往为一些学者把帝尧政治说成一无非处。我们的认识则不然,这是我们新的发现与新的观点——帝尧政治有缺欠,必须改革。

帝舜政治优美、先进于帝尧政治。

五 帝舜新政治

所谓“帝舜新政治”,就是跟帝尧政治的不同之处,也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前文已有交待,从帝舜巡狩中殛杀鲧到拜禹为司空治水,中间存在有二十三年的停工期。如果不加分析,就会错误地认为这是段空白期,不应当划归于治水期以内。但从《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所反映的内容分析,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其认识又是多么的科学与正确。毛泽东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上古史中这项正确的治水施工方案,也是从实践中来,尤其是从帝舜的社会实践中而来。

面对当时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的实际,帝舜在殛杀鲧以后,并不急于重新选人与立即动工,而是大兴社会调查研究之风。二十三年间,他对天下各州实施了五次大巡狩,听取了万国诸候近二十年的述职汇报。在有了对天下大势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大变革。

1、废除疏散的邦联政体,实行具有集权性质的联邦政体,加强了中央的领导权威;

2、把天下原有的九州,调整为十二州,以利于当年的管理;

3、对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等不起好作用的豪门大户,实行流迁边远,使“中国”一带的政治风气,为之一新;

4、将居功自傲、煽动闹事的共工、驩兜、三苗等老臣及其家族,疏散安置;

5、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制定了相应法律,执行了暴力统治的政治管理,对一些反抗破坏者,予以强制镇压;

6、起用了八恺,八元,加强了道德、文化、风尚等方面的全民教育;

7、任命了二十二位高级官员和一大批中、下级佐僚。

有了这种较充分的物资和精神的准备,以后的事就好办得多了。神话学领域里有“河精授河图”,“羲皇授玉简与八卦”、“青龙曳尾”、“玄龟负青泥”等等,就是这种准备工作的侧面反映。

唐代学者李公佐先生收编的《太平文记·卷467·李汤》,反映的是大战桐柏山的故事,记述禹率领的治水大军,对巫支祈等顽固割据势力所采取的武装镇压,其惨烈性、反复性、曲折性和果敢性等情节,十分罕见;是帝舜国家政治、武装暴力行动的艺术再现。

此外,这二十三年间,还发现、培养、起用了治水天才禹这位人才。

二十三年间还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纳赋制”,把文明社会更推进了一大步。

六 首创纳赋制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贡”与“赋”不同。“贡”是古时下级上级,地方向中央,诸候向天子的“表敬意”,没有定数。“赋”是后来才有了的,属于“任务”性质,必须依条件向国家纳的钱与物,相当于后世的“税”,如若不能如期交纳者,会受到严肃地处理。

国家社会不同于酋邦社会,它们养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军队、警察、法院和狱牢。因此,凡国家者都必须征收赋税,以其雄厚的经济物资实力,支撑这个机器的正常运转;当年禹所率领的治水队伍,人员、粮秣、衣物、材料、器材等,能够源源不断地及时补充、增加,正是由中央后方统一部署、安排、征集、运送的充足与及时;原来由诸侯们只表敬意的“贡”,远远不足以满足时代进步的需要;定期摊派、征收足额的任务“赋”的业务,也就应运而诞生。

《尚书》与《史记》都能清楚的表明,“赋”是帝舜时期才开始的一种“新生事物”,在此以前的帝尧时期尚未有;鲧指挥治水时没有雄厚坚强的后方供应作保证,他所统率的施工大军,必须依靠各地诸侯们的“敬意”,但这种“敬意”是有条件的。帝尧所领导下的治水所以失败,帝舜时期的治水成功,帝舜天子的政权物资雄厚,较帝尧政权进步,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个新政权所以进步,除了以上所罗列的那些“革命化”的举措,还有这项极为“革命化”的收“赋”制度的运作。这也是帝舜政权能称得起“国家社会”的重要标志。

《尚书·夏书·禹贡》,就是专门记载这项事业的历史性的重要文献。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此文收录于《夏书》而未收录于《虞书》,名《禹贡》而不名《舜贡》,但其内容全是记述当年治水过程中的事。我们前面已经论证清楚,该治水过程十三年间,都属帝舜天子亲政时期,其时尚无什么“夏”政权的影子,作为中央天子的舜才有权利向天下收“赋”,而身在前线指挥施工的司空禹、并无权利收“赋”,更无机会收“赋”。

把该文列入《夏书》且书名为《禹贡》,言过其实,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失误;也许是一些别有用心者专门歪曲历史的有意恶作。

该文给后人所产生的印象是:

1、当年十三载治水的全部功绩,都属于禹,与舜无涉;

2、“赋“由禹所始创,社会文明的国家政治,不是始自于帝舜,而是始自于禹。

这是两项重大的责任性的失误。

这实际上是对帝舜一种无理剥夺,一种被恶意地贬低,是先人帝舜自己本人难以辩白的委屈,是对帝舜的一种无礼行为。

七 司马迁的提示

相比之下,《史记·夏本纪》对帝舜的态度较为公正。

该文把那场治水工程写在第一部分;紧接着就是写帝舜所主持召开,有诸多的臣下(包括禹)所参加、对这十三年治水工作经验、教训交流座谈会,较详细的记述,还写了依照各地农田土质优劣所区分的贡赋等级;把夏王朝的始终兴衰史放在了最后。须要指出的是,《尚书》对这一部分安排得很分散,使人们印象淡漠。而该文把那次座淡会的内容写得很集中,使后人能够看到帝舜天子在这场治水事业中的决定性伟大作用;进一步察觉到“大禹治水“一词的不确切,确切地说应当是“帝舜治水”才是。

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尚书·禹贡》是儒家、乃至国家的经典著作,谁敢说半个“不”字而为帝舜鸣冤叫屈,说几句公道话呢?

鉴于当年种种原因,司马迁先生好似看出《禹贡》等章节的误处,但也不敢作大的更动。能作如此大胆的排列而区别于《尚书》者,也实属难能可贵。为后人的研究与校枉,留下诸多的参照与方便。

八 我们要说话

为了能更清楚地澄清尧舜时期那场治水的概况,从而坚定地竖起“帝舜治水”这一旗帜与概念,有必要对其全过程,再作分析、了解与交待。

1、帝尧亲政时期者,治水大约为期四年半间;

2、帝舜摄政初期者,治水大约也是约四年半间;

3、此后有二十三年的休工准备时期,是帝舜为下阶段全面施工、作全范围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也当归进帝舜领导治水的期间;

4、帝舜亲政以后,任命禹指挥治水为期一十三年;

5、以上四个时期相加,总计约四十五年左右的期限。

在这漫长的四十五年里,禹只是一位任务的执行者,为期也仅有十三年,占不到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且他是臣下,不是领袖,不是“第一把手”,因此不能是事业的领衔者、戴冠者。由帝尧所领导者为期甚短,占不到总期的十分之一,况且没有取得成功而以失败告终,也不能是领衔者、戴冠者。其余十分之九以上绝对优势的时间里,全是在帝舜天子亲自主持、领导下渡过并取得伟大胜利,是名副其实领衔者,当之无愧的戴冠者。

但数千年来官方和民间的说法,几乎清一色,都是“大禹治水”。

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正确论述历史事实,把那些曾经被歪曲了的东西,予以框正,从中引以正确地借鉴,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

作为尧舜之邦的土著传人,作为帝舜出生地、今临汾市洪洞县的民众,作为帝舜天子都城的临汾市洪洞县万安村民,我们要说话;有责任、有义务为祖先帝舜鸣不平,替他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

1、上古时期的那场治水,是“帝舜治水”,而不是其它;

2、舜首创了“赋”收制;

3、帝尧政权已有国家因素,但属雏型,帝舜政权已是成熟的国家文明性质,帝舜政权要比帝尧政权进步得多。

这就是我说的几句公道话。

九 发展眼光看历史

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固定于一点不发展、不变化、不前进的观点,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要不得,那会导致落后倒退。要站在时代潮流的最高处,从变化、发展中观察分析一切人与事,其中也包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毛泽东曾经当过教师,也被人们较长时间的呼为“毛委员”;但从遵义会议以后,其地位变了,谁还再叫他“毛教师”或“毛委员”呢?陈永贵以建设“大寨田”而闻名于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远离昔阳县,远离山西省,定居于北京市,曾当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建设过什么“大寨田”,据了解,连户口也迁往北京了。

帝舜的一生中也在不断变化者。哲学界对这种变化称“否定”,籍载他曾经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等。对这些经历没有人会否认,但也是一种过渡而已。他登上天子之位以后,抓政治、抓国事和天下事,治理水害、革新朝政、加强中央权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为天下人谋幸福,才是他的正业。这也当肯定。

我们今天说,帝舜从历山走下来,在洪洞县万安村建立都城,但决不以此将帝舜当作“私有财产”,永远地固定在万安这里,随着时代的变迁,帝舜也会从万安村向他方、远方而去,如同他当年从历山迁来一样,高兴而欢迎,庆贺而歌颂。他能成龙变虎,更有出息,正是我们的期盼与高兴,胜利与骄傲。

由历山而万安,由万安而他方与远方,乃至天下万国,这就是历史。

否定之否定是肯定,是高层次上的新的肯定。这就是事物辩证法。

高举帝舜文化的大旗,打造洪洞舜都文化的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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