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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字写端正:纪念山西籍学者贾植芳诞辰100周年

[编者按:太原道在微信频道发布了这篇关于我市襄汾县著名文化学者贾植芳的专题文章,编者虽距襄汾县近在咫尺,然对此却有鲜为人知之感,故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2008424日,92岁的贾植芳辞世。复旦大学校园里挂满了洁白的千纸鹤,学生用素朴的方式向他告别。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贾植芳

 

太原道注:贾植芳(19162008 ),山西襄汾人,著名文化学者、作家、翻译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求学于太原成成中学,后赴日本留学。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等。2008424日病逝于上海,享年92岁。

今年是贾植芳先生诞辰100周年。74日、75日,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今晚》播出贾植芳专题纪录片,回顾这位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和翻译家的一生。本文根据节目内容和嘉宾谈话整理而成。

本文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艺术人文频道新媒体平台“星文化”授权转载。

 

 

2008424日,92岁的贾植芳辞世。复旦大学校园里挂满了洁白的千纸鹤,学生用素朴的方式向他告别。


贾植芳 ( 1916年9月29日-2008年4月24日)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贾植芳

1916年,贾植芳出生在山西襄汾南侯村一户富裕的地主之家。上课时,贾植芳常常在课桌下偷看《七侠五义》、《彭公案》等各种石印本小说,对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充满了敬佩之情。初三那年,在北平来的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贾植芳开始阅读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作品,甚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读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从且听下回分解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

因“思想不良” 被开除学籍


青年贾植芳

1932年,贾植芳考入北平崇实中学高中部。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采取英语教学,由此贾植芳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底子。他大量阅读原版的英文报纸和书刊,读书的眼界也放宽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马克思的著作,无所不读。

此时正值九一八事件之后,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试图吞并中国的华北。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巨浪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贾植芳因思想不良被校方开除学籍。此后,贾植芳每天到北平图书馆自学。

被当“共产党嫌疑犯” 第一次入狱

1935年底,129日那天,他负责给西城区各个中学的代表分发传单,并带头在游行队伍里高喊口号。当学生队伍游行到东长安街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贾植芳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头被捕,后来幸得伯父辗转托人,花了1000个银元和50两鸦片,把他保了出来。被保释出狱后的贾植芳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度入狱,伯父送他去日本留学,行前再三关照他,不许再过问政治,可以学医或者银行管理。

求学东京 深情哀悼鲁迅先生

带着迷茫的苦闷,贾植芳逃亡东京求学。本来考上东京大学的贾植芳,觉得学费太贵,又转去考了日本大学的西文学系。顺利通过考试的贾植芳还是背离了伯父的嘱托,他非但没有不闻不问窗外事。反而经常参加留学生活动。19361019日鲁迅先生逝世。1117日,贾植芳在东京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举行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萧红主持。贾植芳写了一篇《葬仪》,深情哀悼鲁迅先生,他说鲁迅先生逝世,我感到了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我们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啊。可以说都吃鲁迅先生的奶长大的。都在鲁迅先生开创的大众文学旗帜下前进的。”


鲁迅与青年

一天,在东京的内山书店,贾植芳读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他发现,这是一份从编辑风格到撰稿人员阵营都是继续高举鲁迅旗帜前进的严肃文学刊物。于是,怀着一种虔诚,他试探着把自己的小说《人的悲哀》投给编辑部。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认为,当时的知识青年们通过阅读鲁迅的书,已经有了深受鲁迅影响的基础;同时胡风先生的编辑活动也为贾植芳这样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鲁迅、追求鲁迅的平台。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鲁迅精神的传递。

很快,贾植芳的文章刊登了,还附有编辑的评述:“……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底一图。此时的贾植芳并不知道写下这段评述的编辑就是胡风,也不会知道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与这位编辑的相识相知会令他付出整整25年的自由。

放弃学业 回国抗战

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贾植芳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

当轮船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伯父的信: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要么到欧洲去,读个三五年书再说。但国难当头,贾植芳参了军,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日文翻译负责宣传,从此走进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最前线。

成为《七月》 重要作者 与胡风通信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贾植芳看到了《七月》杂志。

《七月》是鲁迅的忠实学生、朋友和战友——胡风创办的,《七月》与当时大多数的抗战杂志不同,它不仅积极反映抗战,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同时又继承了五四精神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贾植芳成了《七月》的重要作者。他开始与胡风通信。虽然仍不曾谋面,但通过书札往来,彼此的友谊和感情一点一点地加深。

逃离国民党清查 与胡风相见

1939年初,国民党部队开始清查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贾植芳自然首当其冲,他借机逃离了国民党部队。

在留日同学的介绍下,贾植芳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去重庆的国民党军事机关报《扫荡报》工作。胡风听说贾植芳来了,就跑去找他。一连找了多家报社,最后到了《扫荡报》门前。一进门,只见贾植芳刚从夜班下来,裹着破旧的军大衣,躺在地上睡觉。


贾植芳与胡风

半个世纪后,贾植芳回忆起他与胡风的这次会面依旧饱含着深情——“胡先生的这次来访,使我很激动,也使我亲身体会到他的热情和纯真, 为人品质和作风。他完全是一平民化的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这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订交开始。

抨击卖国行径  被开除

但不久,贾植芳因在头版编发了措辞激烈、抨击卖国行径的文章,被《扫荡报》开除。在这段苦闷困窘的流落生活中,贾植芳一度借住在留日同学家里,那里藏书丰富,在书中,他遇到了鲁迅曾提过的尼采,并陆续完成了读书随笔《沉闷期的断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介绍道,在贾植芳先生的日记里面经常会突兀地出现尼采的话,比如一个人如果要保持自己干净,就要学会洗濯,甚至要学会用污水来把自己洗干净。显然这并不是读尼采单纯的一个想法,而是把现实社会里面的感受,用尼采的话说出来了。


贾植芳与任敏

正是在这样的苦闷和孤独中,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孩出现了,她就读于西安商业专科学校,是《七月》、也是贾植芳的忠实读者。1942年春天,满脸稚气的任敏走进贾植芳的生活,两人从相知到相爱,半年后结为夫妇。在黄河边上一间土坯草房里。没有喜筵,没有亲友的祝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悲欢岁月。

遭日伪警察拘捕 第二次入狱

为了养家,贾植芳再度走进军营,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却又被怀疑是共产党,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说兵团策划要活埋他。他只好带上还在学校就读的任敏,连夜逃跑。

贾植芳和任敏逃到徐州,19455月,贾植芳又遭日伪警察拘捕,关押在徐州的日伪留置所。任敏为狱中的贾植芳送饭做菜,饱受惊吓。幸运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8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上午,贾植芳穿着囚衣走出了监狱大门。

19466月底,他与夫人任敏辗转来到上海,下火车时,口袋里只剩下八分钱。三轮车夫把他们拉到胡风的家,是胡风帮他付了车钱。

贾植芳和妻子寄居胡风家,专事写作,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他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评论时政,为进步报刊杂志撰写杂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

第三次入狱 拒绝卖友求荣

19479月,贾植芳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文章,这成了煽动学潮的证据,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又一次失去自由。在狱中,审讯者说,只要供出胡风,就可以获得释放。贾植芳断然拒绝,“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

在狱中,有一位共产党员,叫陈子涛,公开身份是《文萃》杂志主编。他受尽酷刑折磨,但至死保持着自己的气节。贾植芳终生铭记这位狱友牺牲前对他留下的一句话:要活得像一个人!

经胡风多方奔走,19489月上旬,贾植芳关押长达一年后被保释出狱。而这时,《大众文艺丛刊》发起了对胡风的批评,将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自党内的一系列批评文章,让胡风倍感沉重。作为回应,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陈思和介绍,当时贾植芳先生就陪着坐在胡风先生的对面,胡风写好一张就给他看。但在当时贾植芳非常不赞成胡风写这本书,因为在这本书里胡风把很多左翼理论家都得罪了。但胡风先生却完全不理解,因为他以为这是文坛上的一些宗派见解上的问题。

退回书斋 迎来新时代

贾植芳不喜欢与人论争。他退回自己的书斋,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

 “这本书使我沉思再沉思,知识人的命运问题。……我们应该做没有恐惧的人

一个期待已久的光明时代终于来临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贾植芳和任敏与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满怀喜悦地迎接这个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去震旦大学教书。1952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他说着一口难懂的山西话,但他的课激情洋溢,很快成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去震旦大学教书。1952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他说着一口难懂的山西话,但他的课激情洋溢,很快成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范伯群回忆道,上课的时候,贾植芳先生每一次都带很多参考书,有中文、日文、英文。贾植芳先生把外文作品翻译给大家听,教导他们应该具备世界的眼光。当时大家都觉得,贾先生提高了大家的理论水平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开阔了视野。

为了真诚的友谊 第四次入狱

195268日,胡风旧友舒芜发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做出裁定,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9月,北京连续四次召开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进一步把胡风的文艺理论与反党联系起来。这对于胡风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贾植芳劝胡风不要闹,借给他一本《天方夜谭》的日译本,让他好好去做翻译。他说,等这本书翻完,几年就过去了,这些矛盾也就过去了。但是胡风没有听进去。

1954年春节,贾植芳夫妇前往北京省亲。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哥哥贾芝——李大钊的女婿,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同时请来了文学研究所领导,希望他能让贾植芳尽早表明态度,跟胡风划清界限。但耿直的贾植芳非常反感这种罔顾事实的做法,极力为胡风辩白,谈话不欢而散。

 “我心里很明白,我这是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

——贾植芳

1955年,从胡风被捕开始,胡风事件愈演愈烈。到1956年,有2000多人被清查,92人被捕。63人隔离审查,73人停职审查,2100多人受株连。贾植芳被定为胡风骨干分子,度过12年铁窗生涯。范伯群回忆,在当时贾先生面前有两条路。如果跟胡风划清界线,可以从轻处理。但他选择坚持胡风是他的朋友,他说没有什么界限可以划清,真诚的友谊比自由更可贵。

贾植芳一被捕,班级也停课了。范伯群和曾华鹏经过三个月的审查后被开除团籍。分别时,两人合影留念,彼此郑重承诺,一定会互相搀扶前行,重新回到心爱的文学事业。监狱里的贾植芳,后来在人民文学目录上,看见学生范伯群和曾华鹏发表了由他指导的论文《郁达夫传》,这给黑暗中的他,带来一丝快慰。


2003年贾植芳与何满子 重访提篮桥监狱

贾植芳被逮捕入狱的第二天,夫人任敏也被逮捕,拘留审查长达一年多。组织上劝她与贾植芳离婚,她拒绝了。出狱后,任敏照常去监狱探望贾植芳,送去食物和日用品,可是不久,她又突然消失了。后来,贾植芳的哥哥贾芝先生给监狱长写信。告诉他贾先生的太太去青海支援建设去了,从今天以后贾植芳的生活费由他来负担。

贾植芳曾说:关于任敏这许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难,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凭经验猜想她在青海会凶多吉少。

196310月,狱中的贾植芳突然收到一个家乡土布包裹,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手做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贾植芳的老家求吉利的习俗。虽然包裹里一个字也没有,但贾植芳心里很清楚,任敏还活着,她回到故乡襄汾了。这使他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5月贾植芳刑满释放,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每天除了干各种苦活、重活外,还不断地遭受各种批判、游斗、侮辱,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

 “……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在奴者。

——贾植芳

年近古稀 肩负起传承文明的重任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撤销对贾植芳的原判,宣告无罪。

 

贾植芳已年近古稀,他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肩负起传承文明的责任。很快,他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亲自主持了多部作家与文学理论专辑的编选工作。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中,贾植芳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重建和开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吴宓、陈寅恪等一批著名学者率先在大学里开设了比较文学的课程。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比较文学被列入反动的世界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年代初期,贾植芳凭借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多年积累,开始大力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恢复,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谢天振介绍,当时在上海,有两位对比较文学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位是施蛰存先生,他在华东师大做讲座,呼吁开展比较文学。贾植芳先生则在复旦呼吁,并且他还亲自带学生,最早的一批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就是贾先生指导的。

在贾植芳的推动下,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的教学,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了比较文学研究室,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比较文学学会,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的论文,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撰写学术性的序言。

贾植芳还积极推动创办学术期刊《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尽管当时面临经费困难的问题,但他坚定不移要创办杂志。他打了比方说:如果一年出一本,就像黄浦江里边拉泡尿,没有什么反响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定期的刊物出版。

在贾植芳和编辑部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从创刊时的一年一期,发展到今天一年四期,每期容量二十多万字。它吸引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与国内学术界展开交流,是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

培养了 一批不同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

张新颖回忆起恩师,他说,贾先生和一般的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有丰富的社会经历,相信实际的社会生活经验当中的东西,不在理论上打转转,不会用空洞的概念来思考。 

贾植芳带领着新老学生,从长期封闭、极左的状态,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研究。他着力培养的第一代学生里有: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文革结束后,他们再一次聚集在恩师周围,在他的指点下继续学术研究,成为不同专业的权威学者;新一批的研究生有:陈思和、李辉、孙乃修、张新颖等。


1985年4月 左起曾华鹏、贾植芳、任敏、范伯群

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的范伯群正是得益于老师的指点。贾植芳以学术的眼光告诉范伯群,过去的左翼文学,主要是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但是通俗文学却表达了市民阶层的文化。它们反映了另一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信息,有其历史价值,他建议范伯群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于是,《亭子间嫂嫂》这些流散在社会上的作品,以及鸳鸯蝴蝶派被重新评价。

最后一篇小说《歌声》纪念狱中难友  


1986年4月 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复旦九所寓所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我虽然头发全白了,我毫不犹豫地拍了拍积在身上的厚厚的灰尘,揉了揉并未闭上的眼睛,我赶紧低下头,去寻找,去寻找我那久别了的失去的笔。

——贾植芳

贾植芳一直想做一件事,写一部回忆录,把他的历史都写出来。为了纪念四十年代狱中的难友,贾植芳写了一生中最后一篇小说《歌声》,讲述了历经数十年的折磨,曾经一起战斗过、反抗过的难友老了,变得胆小怕事。小说结尾处,看着难友蹒跚离去的背影,终于忍不住大声吆喝起来:要活得像一个人!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回忆道,他曾和贾植芳先生讨论过“人”字的话题,他说贾植芳先生写的“人”字,有骨头有童真。

除了写书,贾植芳说过,我们这些人还要会教书,编书,译书。谢天振说,正是贾植芳的身体力行对他影响深刻,让他也有意识地这样做下去。


2002年11月 任敏追悼会

20021120日,缠绵病榻多年的任敏离开了人世,在她重病的五年间,年逾八旬的贾植芳始终无微不至地陪伴、呵护着她。追悼会上,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走到夫人的遗体前,这个一生倔强耿直的老人一下子跪倒,他哭了,说:你说,你不怕吃苦,可我怎么想到,会让你吃了这么大的苦啊!夫人离开五年后,贾植芳也走了。

 “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贾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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