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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石磬:礼乐之音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死后“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八音”即为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由于有机质极易腐朽,其中一部分乐器种类是否在传说中就已出现,尚不能为考古发现所证明。而金属乐器进入商周才渐成制度。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土”质地的乐器已被较为广泛的使用。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时解释“八音”,称“……石,磬也。土,埙也……”各类史前陶鼓的发现,表明土质的乐器种类并不单一,但石质乐器的品种在目前看来是唯一的,即为石磬。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大墓中,有4座墓各出土石磬一件,均被置于墓主足端,旁边还有鼍鼓或陶鼓。综合各墓出土乐器的数量和完残情况看,大墓中随葬乐器的标准组合是两鼍鼓一陶鼓一石磬。这种单独使用的磬,区别于周汉时一系列大小相递,成套使用的“编磬”,而被称为“特磬”。这4件石磬中,3件完整,1件残缺,使用的石料和制作工艺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形制各异。比如,M3002:6通长95厘米,通高32厘米,厚薄不均,约2-6.2厘米,打制而成,经琢修,整体呈不规则多边形,鼓部狭长,股部短阔,折顶,鼓上边略凹,底边平直,悬孔靠近顶部尖折处。而M3015:17整体则近椭圆形,悬孔亦为椭圆形;M3016:39的长度几乎只有M3002:6的一半,底边呈弧线,有两个悬孔;M3072:10为残段,体扁薄,经过精细磨修,局部表面光洁。由此观之,在距今大约4200年的陶寺早期,石磬的制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

由于目前还没有发掘资料显示发现过更早的石磬,陶寺出土的这些石磬,应可以被认为是石磬的早期形态了。据一些研究者的调查,夏代及以前石磬的出土地点,虽也涉及河南、青海等地,但主要还是以山西境内为多,且集中在晋南。仅襄汾境内就有张槐遗址出土、大崮堆山采集、早年于襄汾采集后藏于大同博物馆的多件石磬。照此推测,陶寺的石磬,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这类乐器的发端。

《尚书?尧典》记载舜的“典乐”主管音乐的官)夔向舜承诺“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中,石”,指的就是石磬。唐代孔颖达所作疏中,对磬的演奏方式有所解释,认为“磬必击以鸣之……击有大小,击’是大击,拊’是小击”。字面上来理解,大”、小”指的应是敲击力度的不同,影响的是声音的响度。研究者在对陶寺出土石磬的测音实验中,则是通过不同击点的选择,记录石磬的板振动频率高低,获得的是音高的差别。不同个体形状、大小、厚薄的不同,均对音高造成很大影响。有的石磬在不同的击点敲击,发同一音,有的则在不同部位敲击可以发出两个不同频率的基音。根据M3016:39鼓上下角和股下角保留的古代击痕测验,推知当时敲击石磬主要是使用双音。至于音质,在测音实验看来,各磬优劣差异很大。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苏秉琦先生曾拟过一首《晋文化颂》,其中有一句“汾河湾旁磬和鼓”,即是陶寺的发现。他指出“‘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既然是庙堂之乐,音质不佳,何以使得“百兽率舞”?又何以使得礼乐使用者的德与权威得以彰显?

事实上,测验实验使用的是木槌进行敲击,倘若换成其他质地的磬槌,那效果一定会有所不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这些史前石磬是用何物进行敲击的问题,似乎未见讨论。仔细想来,在那个时期磬槌采用木、骨、角、牙、石,甚至陶质,都是有可能的。将来,如果有机会对磬体保留的古代击痕进行微痕分析,不知是否可以得到敲击力度和敲击工具质地这些细节的相关信息。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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