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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祖文化再梳理读刘合心新著《集外三编》

根祖文化再梳理

——读刘合心新著《集外三编》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编排和印刷,刘合心先生的《集外三编》如期问世,这是继四年前她的那本《我的文化梳理》之后,又一部厚重之作。因为本书重点还是临汾区域文化、特别是尧文化,因而,我把以“根祖文化再梳理”为题,谈谈自己的感受。

 

 

选入本书的作品,有的我之前已经读过,有的就是我陪同作者一起考察之后的作品,再加上文章的编排,以内容或题材为据,每三篇文章为一缉,所以读起来就很轻松,也很亲切。

这本书的开篇是《他发现了最早的中国》,文章通过对何驽博士陶寺考古工作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陶寺就是尧的都城“这一结论的来之不易。何驽博士正是陶寺考古近40年间,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一个缩影。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考古工作者怀有的敬意。近年来,我也一直在观注着何驽博士,我觉得,何驽是一位非常卓越的考古学家,他在陶寺考古工作中,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从发现最早的文字,到发现最早的天文台,再到发现圭尺,直至“最早的中国”在考古界形成共识,是和他的广博学识和超常思维是分不开的。作者写得非常细腻,让我们看到了重大考古事件背后,那些活生生的考古人的风采。这篇和接下来的《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一文,一篇感性,一篇理性,可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把“最早的中国”全方位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觉得,这两篇之所以列在“三尧”之首,因为是本书的灵魂所在。

作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他在临汾历史文化研究方向上有着深入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序言”中提出的“三突出”、“三结合”、“三个化”上。“三突出”就是在临汾整个文化研究中突出历史文化,在历史文化中突出丁村文化、尧文化、晋文化和移民文化四个重点;在四个研究重点中尤其要突出尧文化;在历史文化研究的模式上,提出了“三结合”,即研究和宣传相结合、和考古与文物保护相结合、和发展文化旅游相结合;在历史文化研究质量的把控上,提出“三个化”,即研究课题要系统化、成果出版要规范化和宣传内容要普及化。我觉得他的这些思考,对于从宏观上把握临汾历史文化具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接下来的篇章,分别有“三辩”、“三评”、“三山”、“三教”等,都体现了作者的一贯思想和写作风格。通览全书可以看出,这本新作不仅是对临汾历史文化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对自己多年研究的再一次梳理。蕴藏其中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娴熟以及勇于探索、退而不休的奉献精神,自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立”:就是立功、立德、立言,这也被称为“三不朽”,看来,作者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作为一个党校教师,我想从做好领导干部角度,谈几点体会。

一是领导必须懂文化。领导董文化、爱文化,这既是岗位需要,更是统筹全局、转型发展、建设文化强市的需要。临汾陶寺考古研究近40年,尧文化研究20多年来,一直是在文化圈里热,没能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直到在省委推动下,于去年5月“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召开后,才引起足够重视。如果早有领导推动,陶寺遗址考古博物馆的开工建设,就可以往前提5—10年。

二是领导应是文章手。“文章者,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事业。做得一手好文章,未必能当一个好领导,但作为一个好领导,则应该具备做得一手好文章的本领。历史上一些杰出的领导者多有杰出的文章传世,有不少甚至就是大学者、大文豪。如春秋第一相管仲著有《管子》一书,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以及韩柳、"三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文天祥等都有名篇传世。我党历来提倡领导干部动手写文章,而不去事事由秘书代劳,这既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也是领导能力的体现。

三是领导要有好人缘。《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是认识社会人心,“人情练达”则是处事做人方法技巧。好人缘其实就是思贤若渴的人才意识,如果在位时,身处“九五之尊”,目无下尘,不懂得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没有人缘,那么退下来之后就是孤家寡人,“亢龙有悔”。

四是领导要有真性情。性是性格、禀性,情是思想情感,真性情就是对人待事,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加掩饰,用自己的真实感情去为人处世,始终如一。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做好好先生,而要爱憎分明,按规办事,勤勉执政,做个真人。

总之,读刘合心先生的《集外三编》以及之前的《我的文化梳理》等著作,联系他在位时和退下来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作者在这几方面的修为,值得借鉴。 (本文系作者在刘合心《集外三编》座谈会上的发言正整理)

201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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