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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赏析

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赏析

             蔺长旺

2005年陶寺遗址IIM26中型墓曾出土用牛肢骨磨制而成的骨器一件,长16.4、刃宽3.4、尾宽4.6、尾端厚1.4厘米,编号为:IIM26:4, 学界称其为:骨耜 。

虽然学界使用电子显微镜扫描后尚未完全断定上面的刻画符号为人工刻划,但因上有整体形态类似象形符号的刻划符号,且具有明显笔道交叉现象。故在初步判断其为人工刻划符号的前提下,何驽先生曾对该符号的功能与含义进行了试析,认为这是运用了耕作农具的象形,指事农事、会农业之意的文字:“辰”。通读何驽《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 刻文试析》(《考古》2017年2期)一文,笔者十分赞成何驽先生的研究思路何分析方法。

 

现摘选部分插图附后,与诸网友读者分享。有兴趣者可到《中国考古》网站查阅原文。

 

 

 

          

  IIM26 骨 刻划符号整体形态(此图非作者提供的X15倍原图)

 

IIM26刻划符号摹本

 

 

 

之前,陶寺遗址曾有朱书文字的发现,笔者认为此骨刻文在同一地域的发现绝非偶然,二者之间似乎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毕竟是年代久远,要在黄土尘封的地下大量的发现有文字的介质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故笔者认为对此骨耜刻文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借助于现代科技技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万不可仅凭主观臆想而轻易否定之。

至于陶寺遗址IIM26中型墓出土的这件以牛骨制作的“耜”,是一种用于农耕的实用工具,还是一种用于祭祀活动的礼器,或说是一种用于纪念性的用品,看来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此长度仅有16.4厘米、刃宽仅有3.4厘米的骨耜,无论是其大小还是强度,很可能不是实用器具,而是用于祭祀或是纪念活动的观赏性用品,且此物本身的年代也很可能早于陶寺遗址的年代。再者,若在一个实用器具上刻划一个象征其用途的符号,可能性不大,但作为一种礼记用品在上面刻划象征符号或是文字则很有可能。

我们知道,“耜”的来历远远早于相当于帝尧时期的陶寺遗址。农耕文明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到5000年间的炎帝神农时期。 “耒耜”,象形字,中国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耒”是汉字部首之一,从“耒”的字,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古代汉族民间耕地翻土的农具。耒是耒耜的柄,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

《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而《世本》则以为黄帝时“始作耒”。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郑玄注:“耒,耜之上曲也。”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发现有保留于黄土上的耒痕。甲骨文中耒字作方,刻画出商代木耒的大致形象。双齿之上有一横木,表明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也即古人所说的“跖耒而耕”。耒在战国文献中也很常见,或和耜并提,据《考工记》,耒通高为六尺六寸,合今1.4米左右。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国语·周语》所引《周制》,其中有“民无悬耜”之语。春秋战国时仍继续沿用,《孟子·滕文公》:“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吕氏春秋·孟春纪》说每年之春,天子要亲载“耒耜”而来到籍田。《周礼》中还谈到制作木耜的情况,《地官·山虞》:“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即选择较小的树木以作为耜材之用。《吕氏春秋·任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可见耜之通高和耒相近。“ 其博八寸”是指其刃口的宽度,而《考工记·匠人》则说“耜广五寸”。由此可见陶寺遗址IIM26骨耜刃口的宽度远远小于典籍所记载的宽度,故笔者认为它不是实用的工具,而很可能是一种祭祀或纪念性用品,所以在其上会有刻划符号(刻文)存在。

 

参考文献; 何驽 《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 刻文试析》(《考古》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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