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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探源》的使命与方法

《中华探源》的使命与方法

李侃良

拙著《中华探源》已正式出版,应广大读者及研究者之邀,这里介绍一下我在酝酿并完成此书过程中,其认知方面从迷茫到逐渐清晰的一段心路历程。

-.历史探源的内涵与意义

《中华探源》-书的使命,-言-蔽之就是探求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根脉之源,故可称为寻根探源之旅。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双重生命”,是异于动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创造性生存。这样我们所要探寻的民族历史根脉就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探求构成血缘与地缘的人种之根脉与民族之根脉;二是探求形成民族精神信仰之根脉与生命价值目标之根脉。故而我们的寻根之旅,本质上就是要认识自我,找到并传承好我们民族所创造的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

人类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精神家园的冲动,既是与生俱来的精神需要,也是历史与现实创造的传承需要。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三大追问之终极命题,囊括了人类自古以来所要寻求的精神家园之全部内涵。终极的追问,需要终极的生命来回答。如果我们对这三大追问的具体内涵与相互关系再作具体分析,我们就会从中找到回答这三大追问的具体路径。

人类的发生与发展,是以各民族通过代代不中断的传承而独立创造来完成并实现的。“我从哪里来”所追问的,是各民族之血缘的地缘的和文明的历史形成根脉。“我是谁”所追问的,是各民族所属成员之血缘的地缘的和文明的身份旧属与认同。“我到哪里去”所追问的,是各民族文明积淀所生成的精神信仰与归宿,及生命方向与意义。显然,后两问是前-问的深入和具体化,如果离开了对“我从哪里来”前-问之民族历史形成根脉的回答,我们对于后两问的回答就一定会落空。明白于此,我们便找到了寻求整个精神家园的具体路径,那便是-定要探明民族自我血缘的地缘的和文明的历史形成之根脉。

为了探明民族历史与文明形成的根脉,首先必须找到反映历史与文明形成之根脉的传承载体。由于人的历史既是自然生命的生存史,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史,因此反映历史与文明形成之根脉的载体,一是用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所记载并得以传承的民族文明创造之集体记忆,二是埋藏于地下的人类遗骸和人所创造之物的物的遗存。这两大载体的生成关系又告诉我们,是人类在自身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将人类自然遗骸和文明创造之物的遗存埋藏于地下,而用语言的载体将人类何以生存创造的史实代代相传地传承给他的后人。传承使历史与现在和将来,一脉相连。因此,只有能够用语言载体代代传承下来的人之创造的历史记忆,才能成为今天历史的积淀和文明的基因,从而成为活的历史。而埋藏于地下不见天日的物之历史遗存,并未起到活的历史传承之作用,它的唯-不可或缺的作用,是通过今天考古发现而成为代代传承下来的人之历史的物证。

用文字语言所记载并得以传承的历史记忆,称为正史。而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用口头语言心传口授而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则称为传说史,也叫史前史。由于文字是在近几千年间才开始得以创造的,所以口头传说的史前史则比文字记载的正史更为久远。同种同族同文的中华民族发祥史,多是以更为久远的神话传说为载体流传至今的。这样我们《中华探源》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这一史前神话传说的破读和实证,找到并传承好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命之根,文明之根,信仰之根。

二.中西方历史探源的使命之异同

今天我们都知道,在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的历史是完整的外,其他各文明古国的历史都是中断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正如一个奋斗半生的人突然得了失忆症,使此前的历史记忆全部归零而中断了,但就失忆者自己来说,是绝对不会知道自己的历史是已中断的。那么,西方人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历史文明是曾中断的呢?

《圣经.旧约全书》虽为西方人上帝崇拜的宗教经典,其实也是地中海周边各国最早的史书。如果说“洪水灭世”和“诺亚方舟”只是犹太人记忆中没有给出时间概念的传说,接下来所记载的便是从公元前15世纪起与中国商代几乎同时期的犹太人自己最早的民族史。由于《旧约》所记“出埃及记”和“巴比伦之囚” 等事件内容,涉及到周边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亚非欧国家,以及后来的占领者古希腊和古罗马,所以西方公认它也是自己最早的历史书。

等到公元19世纪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的人类起源说,使上帝造人说受到冲击,于是西方便兴起了寻根探源的古人类学考古热。考古不仅在非洲及中东出土发现了上至近200多万年的古猿人化石和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而且还挖出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已经有了象形文字的古埃及和有了楔形文字的古巴比伦文明,后来这些已经消亡了的文字终于被英法学者所破译。由亍这些破译文字所载的内容,是包括新巴比伦和埃及人自己此前从来谁也不曾知道的,这才终于明白它们都是被此后洪水灭世所消亡而中断了的古文明。而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古文明既有流传至今民族肇始源脉的“三皇五帝”传说记忆,又有战胜世纪大洪水的“大禹治水”传说记忆,因而中国的历史文明便成为唯一从未中断的古文明。

西方历史探源的成果,是使历史中断者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历史是中断的。但他仍是-个半途而废的认识自我的探源,因为他并未用探源的真实成果在与未曾中断的历史文明的对比中,去认真反思自己由中断的历史所形成的信仰和文明,而仍是坚持用西方自己的上帝信仰和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去征服他人,主宰世界,毁灭地球。

中西方历史探源的使命和各自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是不同的。历史文明从未中断的中国,在进入了文字正史的社会转型期后,以神话传说为载体的史前史传承开始出现了代沟与断层,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的有了信古派与疑古派之分。信古者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通过证史和释史,尽量弥合代沟和断层,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再超越转化,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疑古者以神话传说的史前史不可释不可证为由,对其抱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从而进-步加大了代沟和断层。即使到了《史记》诞生近两千年之后,疑古派的梁启超,仍针对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这样批判道:“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大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他的《古史辨》中,公然否定大禹的存在,并说大禹“就是一条虫”。这样的言论真让人哭笑不得,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

这一代沟和断层,使中华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传承与反传承、异化与反异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老子上尊黄帝,把原古之时天人和合、生生为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历史理念,熔铸为他《道德经》的哲学巨著。孔子祖述尧舜,把已逝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社会大同作为新的理想追求,以他人文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去拯救人心、以德抗政、改造社会。他们的传承与反异化努力,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成为不朽。

而历史上的疑古派多是远古文明的阻断者和异化者。他们把史前对生命之根的自然信仰和祖宗信仰,异化为了鬼神崇拜和封建迷信;把大天下的公权力,异化为了“天下为私”的“君权神授”与独裁专制。专制者为了稳定人心和社会正常秩序以巩固对人民的统治,他们在不得不利用道家和儒家学说的同时,又不惜对其真义进行遮蔽和篡改,从而制造了一大批杂揉进封建迷信的伪道学,搞得中华文化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而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使腐朽的封建王朝轰然倒下之时,有人这时又站出来以反封建传统为由,携洋自重,全面诋毁和否定中华文明,以至造成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肆行无忌,民族信仰、民族精神出现严重危机。

西方对其历史中断的文化需要反思,中国对其文化断层的历史同样需要反思。唯一拯救的办法,就是把中华史前史的探源再次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对未曾中断的史前神话传说的实证与复活,正本清源,还有根的中华历史以本来面目,还有根的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

三、关于中华探源破题的思路与方法

在文字产生之前靠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随时都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中国的史前神话传说没有中断,而奇迹般被我们的先祖弥足珍贵的留传了下来,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能否正确解读和能否确证这些神话人物真实性的历史难题。这又是一个哲学上的“二律背反”之悖论命题,也是神话传说自身的“宿命”。因此我们的寻根探源,实际上就是证真探源。是通过证真而告诉自己,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真的是不曾中断过。它比西方通过考古探源证明自己的历史是中断的更难。这在没有现代考古之前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在有了现代考古之后这一任务也末必一定就能够完成。

中国考古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西方传入起步,而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是在建国之后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其成果发现既有距今200--1万年之直立猿人和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又有距今1万--4000年之“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等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覆盖了全部的史前史。但是,如果要问这些考古发现的遗址遗迹,究竟都对应着“三皇五帝”中的谁?恐怕除过晋南临汾的陶寺遗址可以初步认定为尧的都城外,其他-个也未对上号。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便涉及到探源何以才能破题的思路与方法问题。

有人曾说:“神话传说离开史前考古,就难免会陷入荒诞不经;史前考古离开神话传说,挖出的就是一堆无主遗物”。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尖刻,但却道出了二者原本一体存在之内在关系。这就告诉我们,“见人不见物”的神话传说不能单证自己史之为真,而“见物万不见人”的考古发掘也不可能单证自己物之为史。所以任何的“单证法”都是行不通的。

这些道理弄通了,我们中华探源的思路便会清晰起来。那就是将神话传说与考古实物对接并互证,即“用考古实物为历史传说立证,以历史传说为考古实物赋魂”,从而实证并复活神话传说的史前史。这便是我们所称为的“双重证据法” 。

当然要完成这种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还要找到正确的破题方法。“过河”是目的,方法便是“船与桥”。因为在没有对接互证前,无论考古还是神话传说,如果单摘开来单打一的去破读,那一个都是“天书”。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神话传说与考古实物二者之间,首先找到它们的契合点。我们的目标是要从考古遗物上找到它的主人,所以就得看那一种独特遗物能告诉你主人的身份甚至名姓。今天的考古是找墓志、印章、铭文等会说话的文字,如果找不到那就谁也没有办法了。但史前时代根本没有文字可找,所以就得想方设法去找史前也“会说话”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便是出土的“图腾”之物了。

因为传说中除过“花”(华)、“龙”、“凤凰” 等代表中华全族不同时段的图腾外,各个氏族也都有着代表自己姓氏身份的图腾,或蛙、或鸟、或牛、或鱼、或虎、或熊等。这样,当那一氏族的图腾之物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他们便和这些遗址直接对上了号,成为了这些遗址真正的主人。亍是,这些出土图腾之物分布的地区和科学测定的年代,便就实证了这些族群生存活动的地区与年代;反过来,这些图腾的族群其丰富的传说故事,也便就复活了这些遗址遗物主人的历史。然后,我们用这些对接点建立起各个时段的历史坐标系,并逐步将各单个坐标系按照时空关系再连接起来,于是中华神话传说的史前史便因有了整个史前考古的证真而完整复原并复活。

我的《中华探源》就是用这一“双重证据法”破题并完成的。“同根同源”的中华民族之同种(人种)、同族(血缘)、同体(地缘)、同文(语言文字与文明)的史前史,便因此得以“证真”,成为了我们花(华)的子孙、龙的传人继往开来的共同精神家园。有根的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也必将对世界文明以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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