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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探源》:找回中华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

《中华探源》:找回中华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

李侃良

《中华探源》的最终使命,是要找回因历史文明断层而失落的民族精神家园。它寻找的路径,是通过实证以复活神话传说的史前史,从而在回答“我从哪里来”中,以找到“我是谁”和“我到哪里去”的答案。当你读完《中华探源》全书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路径进行探源,已使所有的秘密全部揭晓,我们自设的目标已经实现。

如果说在回答“我从哪里来”中,我们是以对神话的实证和语言的破读转化而告诉给你的,那么对“我是谁”和“我到哪里去”的回答,也需要一个理论的挖掘和转化升华,才能更使其得以彰显。

(一) 关于“我是谁”的答案

“我是谁”的人生俱来之永恒追问,既是来自于哲学层面之问,更是来自于内在精神层面之问,是每个民族成员对自己身份归属与认同之灵魂的归依。面对神秘而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人始终在思考着自己的自然生命之根,及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归宿的终极关怀。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人始终在追寻着自我身份归属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对此,得以实证而不曾中断的神话传说史前史,明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同源一体”的。

一、“同种”之起源

19世纪诞生的自然科学之生命进化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物种都是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它们都同根于一棵生命之“进化树”。人类是由灵长类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并处于生命“进化树”的最顶端。

百年来的世界性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考古进一步证明,人类是由一种叫“南猿”的类人猿在二三百万年前的冰河期开始进化而来的。考古至今只在东非和中国找到了非洲“南猿”和中国“南猿”( 腊玛古猿)的古化石,以及它们在百余万年前已进化为人类的多处原点性遗址。而且,考古发现还证明,在中华大地上自200多万年前由中国南猿进化为人的最初直立“猿人”,到距今20多万年进化为了“智人”,并在距今1万多年又进入新石器时期时代成为“新人”,其各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古人类化石是连续性而自成体系的。 加之中国有别于其他人种的独特铲形门齿,其在猿人、智人到今人的考古发现中之连续性,使黄皮肤、黑头发的黄色蒙古人种之中国本土起源说,便得以确立。这就彻底否定了西方所谓全世界的猿人后来全都被非洲最早进化为智人的“食人族”吃掉了,故今天世界各洲的人种都是非洲智人“食人族”之后裔的荒唐非洲起源说。

有了完整科学的古人类考古作实证,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远古的“三皇五帝”传说,原来中国人自古以来传说的“人之初”之“有巢氏”,就是像猿一样巢居于树靠采摘野果掘食植物叶茎生存的直立猿人。而传说的“燧人氏”就是发明钻木取火和弓箭,靠渔猎并熟食生存的智人。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关于“人之初”的最古老传说,就是从“三皇”的有巢氏和燧人氏那里口口相传下来的,“同种”的生命起源之根的答案便由此得出。当我们再联系自古以来“盘古开天”的哲理性传说,知道了它就是我们先祖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所得出的自然天地为人之母的“天人合一”观念,“我是谁”的生命之根的答案更由此而升华。

二、“同族”之血缘

如果说“人之初”的“有巢氏”和“燧人氏”,还只是“族内婚”近亲繁衍的一个个孤立原始群,那么考古发现的进入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之原始氏族社会,就便是中华血缘民族的形成期。

1. 华(花)之源。

“女娲抟泥造人”所传达的历史信息:一是“华胥之州”上的华胥女娲族,首创优生的母系“族外婚” ,从而取代了原始群的“族内婚”,使华胥女娲族成为大华族创生之原点。二是“华之源”的母系“族外婚”,以族外走婚制的第一次冲击波,将周边的“原始群”渐次改造成为了与自己一样的母系女娲,使自己的血缘“华(花)传四海” , 从而也使华胥女娲成为创生大华族的“老祖母”。

2. 龙之脉。

华胥女娲“履大人迹,生伏羲”的传说,是指华胥女娲族日后又首创了让自己男性后代娶妻生子的族外婚,于是诞生了以父系血缘为传承的伏羲父系氏族。新生的伏羲父系氏族又从源点出发,以第二次冲击波向四周已有的母系氏族传递,从而形成伏羲父系与女娲母系亲如兄妹的共生共荣之“龙行天下” 。女娲与伏羲兄妹夫妻造人的传说,反映的正是母系氏族社会后半段“双轨制”的大华族“龙之脉”的血缘衍生与发展过程。

3. 花之蒂(帝) 。

到了距今7000年后的仰韶文化阶段,以“花之蒂(帝)”“龙之脉”的炎帝神农、黄帝、太昊三大姓族的诞生为标志,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仍有母系氏族伴随)。后来“同姓同域”的部族及姓族之间因多次发生生存战争,导致黄帝族入主中原,并实现了从“龙聚中原” 到“凤翔九天”的姓族大联盟,使血缘生命共同体的大华族,成为“大天下”之大华族。从而也使“五帝”的炎帝、黄帝还有太昊族,成为血缘之大华族的人文初祖。

三、“同体”之中华与中国

“同体”即“一体”。这一概念,既与血缘的同源有关,亦与地缘的同域有关。

“华(花)之源”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华胥女娲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因血缘同源而“一体”的大华族。

“龙之脉”所告诉我们的是,伏羲、炎黄这些开枝散叶的华族后裔,在一脉分流中“龙行天下”。“天下”就是同源华族植根而繁衍生息之同域而“一体”的“祖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所记之尧舜禹的“大天下”时代,显然它的产生与地缘民族的诞生有关。具体说:

距今6000--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中期,是黄帝领导的部族(姓族)联盟的“大天下”。因末代黄帝的颛顼与共工之战,导致“平水土”的大天下发生“绝地天通”,开始进入“夏夷之分”的邦族之邦国(城邦)分立发展之时代。“夏夷之分”的各邦国(城邦)之邦族内部,这时已不再是单一的血缘姓族,而是由此前因自由迁徙与融合的炎黄各血缘姓族所杂居的同域之地缘民族了。是帝尧结束了这一邦族分立发展的距今5000--4500多年的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又一次推动了以夏族邦国为中心的夏夷城邦大联盟,最终实现了地缘生命共同体的“大中华”。 “以夏为中”之“夏夷一体”的“大中华”,在尧舜禹的禅让制下继续推行“大天下”的“平水土”,从而得以战胜世纪性的大洪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不曾中断而大难不死、浴火重生,并开创了“以夏为中”之夏夷“一体同域”的“大中国”。

四、“同文”之文化与文明

中华民族之“书同文”,其内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中华民族有着因“同源-体”而“同一”的语言文字。二是中华民族有着以统一的语言文字为载体,从而得以代际传承而积淀的“同一”文化与文明。神话传说史前史的确证和复活,使我们终于从这条来自远古的源头活水中,找到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根,找到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身份归属与认同的精神家园。

纵观人类文明史,发明各种工艺与具体文明的民族比比皆是,而能创造独立哲学思想体系之文明的却屈指可数。与西方比,创造中华“万岁”文明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既是体系,必有自己体系所积淀的文化内核和灵魂,这便是植根并滥觞于伏羲河洛文化的中华生存智慧--《易》理之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要确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身份与意义,就一定要揭示它久被遮蔽的哲学之思想内涵。

那么,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之实质和灵魂到底是什么,它与西方的哲学体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道法自然”之本体“一元论”。

哲学就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是人对整个世界(人与天地万物)的根本看法,它首先要回答的是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之起源的“本体论”问题。中国先民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个版本,一是用 “盘古开天”等哲理神话故事的方式之回答;二是用形而上哲思的方式,这便是《易经》所开创并由老子《道德经》所传承的哲学之回答。二者仅是表述方式不同,但内涵与结论是一致的,即:“道法自然”之本体“-元论”的同源说。

中华哲学的“形而上”,是从“天地絪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 系辞》)的有形之物推无形之理,即求其天地万物何以生之总原理。它推的结果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 四十章》),并将这个从“无”到“有”的生之总原理,名之为形上之意义的“道”。在《易经》中,是将“道”之“无”的混沌状态,称为“无极”。然后是“无极生太极”,“太极”便是“有”的开端。《易经》中的“太极”也常称作“太一”,这便更明确地将“一”作为天地万物之“有”的开端,故才有“一划开天”、“天人合一”之说。故而,老子将人与天地万物之“同源说”,总的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中华哲学由“天人合一”之“同源说”,从而构建起了自己的哲学的宇宙本体“一元论”。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只取法乎最高层级的衍生万物之自然本身,而不能再向外追溯了。宇宙之“一切的一”和“一的-切”都是自然本体之道,自然之外再没有其他因素可以为道所取法了。这就是明确宣布,中华哲学之道的“宇宙本体”就是“自然”, 中华哲学“一元论”的最高原则就是“自然”, 而不是超自然的神。不仅如此,老子还用“天道无亲”、“天地不仁”、“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等论述,对“自然”的本质进行了定义。它通过强调“自然”其高于“物质”之意义,并宣布取消天地自然之道德的意义,从而使自己“道法自然”的本体“一元论”哲学,与一切唯心之哲学和宿命之鬼神迷信划清了界限。

2. “阴阳二分”之辨证“两点论”。

中华哲学在解决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之起源问题,即宇宙之“生”的问题,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回答宇宙之“生生”的问题,即已生成的宇宙万物何以“生生不息”地发展变化、及其发展变化之规律是什么。对此《易经》的回答是:“一阴一阳之为道”,“生生之谓《易》”。这个生生之《易》,便是被具象为一圆(一元)之内两条阴阳鱼互生互动的太极图。具体说:

“道生一”之后的“一生二”,即指太极(太一)所生天地“两仪”之“阴阳”。因为天之“阳”与地之“阴”,是由自然之“一”所生的“二”,所以此相异的二者之间既是性质不同的“对立体”,又是互为条件的“统一体”。故后之天地的“二生三,三生万物”,皆为此理。大至天地四时之运行、小至万物品类之生灭,皆为内在其“阴”与“阳”一对矛盾之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内因是根据、外因为条件、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且这个依一定秩序和规律、永无止期的生生变化过程,是可重复验证而被人类所把握的。故知老子通过“反者道之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而所阐发的《易》之阴阳“两点论”的辩证法,正是对宇宙万物发展变化之规律性把握的哲学方法论。

3.“和而不同”之和合“一体论”。

《易经 .系辞》在作了“生生之渭《易》”的自我宣言和自我定义之后,又进-步强调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它明确宣告:天地自然的最大恩德,是创生、衍生了万物和人类。而中华之《易》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是如何使万物和人类永远生生不息下去。那么为了完成这一“为天地立心”的宏伟誓愿,创立于伏羲时代而成熟于老子、孔子的河洛《易》文化,到底给出了什么答案?答案就是:“和而不同”之和合“一体论”。

《国语·郑语》载,西周之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给出了“和”与“同”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所谓“和实生物”,就是对万物一体“和谐”共生而“丰长”之自然法则的阐释。《周易·乾彖》云:“保合太和,乃利贞。”老子在讲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原理之后,紧接着便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中)气以为和”。儒家的《中庸》里说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和谐既是一切事物生成原理的天地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普世原理。正是因为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所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的自然万物之多样性,只有在“一阴一阳之为道”的对立统一、互通互补、相济相成、交泰成物的“和谐”状态下,才会于寒来暑往的天地四时之中春华秋实、鸢飞鱼跃地一体共生而共荣。

所谓“同则不继”,其实是为了证明“和实生物”的大道而从反面告诉人们:如果不承认差异、不尊重多样性而一味“以同裨同”或消除异己,让世界果真只留下“一同”的“阴”(雌)、或孤单的“阳”(雄),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一定会因“不继”而走向消亡。由此可见一体之“和-”是一条生路,“分斗”之“同一”是一条死路。

中华之“三段式”哲学:本体“一元论”——辨证“两点论”——和合“一体论”,正是中华民族在天人合-、自强不息、浴火重生之生命历程中所创造的文化精神家园。它所不幸而言中的正是今天西方“两段式”哲学:分斗“二元论”——单边“同一论”,而给人类造成的不可收拾的一切现实恶果。

当我们在寻找“我是谁”中,终于找到了生命“同种”、血缘“同族”、地缘“同国”、文化“同文”的“同源一体”之灵魂归依与身份归属,我们便找回了失落的精神家园,我们便找回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二) 关于“我到哪里去”的答案

关于“我到哪里去”的答案,体现在人的信仰与人生观、社会与历史观之中。而它们的生成,都是以不同历史的民族所形成的各自世界观为基础的。

一、异于西方的中华人文信仰与人生观

人类世界有两种信仰,一是追求彼岸的宗教信仰,二是追求现世的人文信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习近平语)。由于世界各国各族的历史存在不同 ,故他的信仰及人生观便必然是各异的,这一点从中西方的对比中完全看得出来。

历史文明曾经中断的西方,其最古老的神话传说是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类的“创世纪”及“洪水灭世”。故而在西方由犹太教后转化为罗马国教的基督教,几乎统始了欧洲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都信仰着创造并主宰世界的“上帝”人格神。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说,“上帝”创造了人类,而犯有“原罪” 又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人类,将永远陷入苦难灰暗的人生而无法自赎,并时刻面临着世界末日的威胁。只有万能的并主宰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上帝,才能救赎人类的灵魂到彼岸的极乐世界。故西方至今只信仰“上帝”一神,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包括生养自己的自然、祖国及祖宗。

历史文明不曾中断而有根的中华民族之信仰,与西方基督教彼岸世界的上帝信仰正好相反。他源自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远古神话传说,以及对“花、龙、凤凰”之图腾崇拜,从而形成现世此岸的“天地信仰”、“社稷信仰” 和“祖宗信仰”,并以此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生观。

1.自然信仰的“天人合一”生命观。

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地”,与西方所信仰的超验而神秘的“上帝”不同,中国农业文明当中赋予天地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自然,它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与人和万物生命攸关的可感可知的自然。

中国人崇拜自然,是因为神圣的自然创生了万物、创生了人类,“天地为人之父母”。中国人感恩自然 ,是因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劳动生存条件都是天地之造化,自然之恩赐。中国人“敬畏”自然,将自然之“天”尊为“天帝”、呼为“老天爷”,是因为自然之“天道”先于并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强调的这一点。

然而,中国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知上,却是辩证的。一方面,他知道“人为万物之灵”,具有“神于天,圣于地”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是异于动物而自我创造性生存的。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从来都是渺小的,故应以“忧患”意识下的戒惧之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应以“谦卑”意识下的戒妄之心学习自然、顺应自然、遵奉自然规律,在“参天地而造化”中,为“天地立心”,求“天人合一”。

同时,中国人内生的精神生命之原点也是来自于自然信仰的“畏天修德”, 来自于致力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的精神相互塑养与生成。《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而平等赋于人类自然生命与生存自然资源的“天道”,转化并上升为主持人间公平正义的“人道”。扬善的正义性来原于“天赋”、“天赐”、“天地人和”;惩恶的合法性来原于“天诛”、“天谴”、“替天行道”;并使“天理正义”、“天地良心”、“不欺天,不欺心,不欺暗室”、“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之剑,直指自律自赎之道德人心。

2.社稷信仰的“大天下”家国观。

社稷信仰,是对天地信仰的具体化。“社”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生民载民之国土,“稷”为“民以食为天”的养民安民之五谷。起始于上古而具有庄严礼仪仪式的社稷崇拜,最终发展为最高国家信仰。它既有古之创国立族、刊定九州的“铸鼎”之祭,又有祈求国泰民安的祭岳封禅之祭,更有民俗节庆祈求五谷丰登的社日社祭,从而使国家社稷由民族创造的生存家园上升为身份归属的精神家园。社稷信仰的意义体现在:

一是,家国一体的“天下”情怀。从“家”到“族”到“国”,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由血缘到地缘之“家国同构”的命运共同体,也使国家成为凝聚人心之国族的最高载体。对“社稷”的家国情怀和深情大爱,是融化进中华民族血液中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源一体”的民族观、“天下一统”的国家观相叠加的必然产物。它所展现的由“个人--家庭--民族--国家--天下”从内向外不断拓展的同心圆结构,将每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从而更强调家国族群安宁和谐、共生共荣的重要性,强调群体与家国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个人的优先性。从而也使反对国家民族分裂、维护国家民族团结统一、实现国家民族繁荣富强、天下太平,成为人生安身立命的永恒主题。

二是,“以民为本”的人文关怀。孔子在《易经》中曾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融进中华民族血液中之“大天下”的“家国”观,更强调国家对黎民百姓的责任与义务,并具体化为“民吾同胞”、“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仁政爱民”的人文关怀和社会集体意识。民以养己安己之国为家,故士民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 同时,国以养民安民之责为职,故“国以民为天”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便是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以及《易经 .革彖》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共同内在逻辑。这种国与民的“双向”义务与救赎,又使“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旧邦新命”、“图新求变”、“革故鼎新”的观念深入人心,使中华家国之命运共同体,能够战胜任何“内忧外患”之危难和强敌,而永远屹立于世界之东方。

3.祖宗信仰的“返本开新”人生观。

中华民族的史前神话传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创世纪的英雄史诗。盘古开天辟地,燧人钻木取火,巨灵擘山导河,女娲炼石补天,伏羲演天创《易》,神农教稼耕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轩辕铸鼎,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这些令人读之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神话,原来讲的都是中华先祖的生存史、奋斗史、创造史。读懂了,这里边有“精气神”,有“情理义”, 有“文史哲”,有长歌当哭的生命之殇,有源远流长的文明之光,有光耀千古的精神礼赞,而处处都谱写着“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自赎自新、创造历史的“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丽篇章。

同根同源、同祖同脉的中华民族,其尊祖重根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上古先民的“图腾”崇拜告诉我们,“花”是血缘之族源,“龙”是地缘之族脉,“凤”是家国之族魂。而从上古尖底瓶、三足鬲祖神器的共族之祭,到后世祖神庙坛、宗族祠堂、清明扫墓的聚族之祀,彰显的则是敦亲睦族、协和万邦,使其族规家风薪火相传的人伦意义。

尊祖重根、慎终追远的血缘生命情感,使“三皇五帝”的远古祖宗谱系成为永恒的集体记忆,使同心连根、成龙变凤的族群谱谍瓜瓞绵延、后继有人。它所激发出的“法祖荣亲”之责任和使命,则是对祖先所创造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之“返本开新”的代际传承。

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明,不仅以古老的哲学宣示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且以自己“天人和合”的哲学与世界观为指导,给出了彰显生命意义与方向的人生观:

一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之母的关系上,既以“求真”之“格物致知”、“演天”、“成物”、“参天地而化育”,努力创造现世的物质生活;又以“谐天”、“补天”、“民胞物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之“和真”境界。

二是在处理人与人之关系上,既以“向善”之“己所不欲,勿施亍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德,努力创造现世的社会生活;又以“推己及人”、“仁者爱人”之道,追求“以和为贵”人际和谐相处之“和善”境界。

三是在处理人自身“灵与肉”之关系上,既反对禁欲主义之否定现世生存,其“善而不真”之追求彼岸极乐世界;又拼弃纵欲主义、拜物主义、个人主义,其“真而不善”之失去灵魂的人生。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本质之价值实现,既创造并享用现世之“真”的快乐物质生活,又创造并享用现世之“善”的道德精神生活,最终实现“灵与肉”之和谐的“和美”幸福人生。由于这样的人生之“大美”境界, 是建立在与“假、恶、丑”相对立的“真、善、美”统一体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祖宗信仰和崇拜,使祖宗的生命与文化基因之遗传密码,内化为我们的生命与灵魂。我们为成为“花”的子孙、“龙” 的传人、“凤”的国族而骄傲和自豪。我们更应自觉承担起继承历史文明基因的责任,使其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不再断层,而是“返本开新”实现自我再超越,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担当与时代使命,创造未来更美好的明天。

二、贡献于全人类的“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历史观

1. 中国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之“大同”思想, 是古代中国所产生且影响深远的社会观与历史观。其出处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中孔子的一段话: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古文翻译过来,意思是说:

有一天,孔子参加鲁国的蜡祭(即对自然众神之祭,其起始于炎帝神农时代),祭毕,他走出宗庙踱步于观台上,不禁喟然长叹。孔子的感叹,是面对春秋鲁国的乱世有感而发的。孔子的学生言偃就站在孔子身边,便问老师:“先生因何而如此长叹”?孔子回答说:

“古之大道施行之世,以及三代(夏、商、周)的那些英贤,丘我虽无缘赶上,但那是令我一生都心向往之而矢志追求的啊。在那大道施行的年代,天下是公有的。大家推选出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来治理,人与人之间都能讲信修睦,彼此和谐相处。人们不只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来瞻养,不只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来抚育,而是使所有的老人都能安享晚年以寿终,所有的青壮年都能有出力用武之地,所有的儿童都能受到抚育健康成长,即就是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之人,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救助供养。男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职分,女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财货虽厌恶其丢弃于地的浪费,但也不必藏于自己私用。力气虽报怨不能出于自身,但人人出力劳作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因此,邪谋之心就会闭而不生,盗窃乱贼之人就不会出现,于是连到晚上户门也不用关闭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啊。

而后,天下为公的大道已经隐去,天下变为了一家的私天下。人们只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去瞻养,只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去抚育,财货和力气都是为了私己而用。天子和诸侯(大人)的权力世袭(世及)已名正言顺的变成了国家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规范作为森严的纲纪。以此宰正君臣关系,笃亲父子关系,敦睦兄弟关系,调和夫妻关系;以此设置管理制度,设立田里之官,重用智勇之人,让人人都为了自己建功立业。这样一来,邪谋之人便由此兴起,战争之祸便由此产生。

至于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他们都不过是在这“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大时势下造选出来的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一个不是谨奉于以上这些礼制的。他们尽力彰显这些礼制的义涵,用来考察人们的信用,处罚有过错的人,树立仁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常仪。如果有不遵此而越轨者,即使是在位执政者也要革去旧命,因为百姓已把他看成了祸殃。但与大同社会比,即就是这样的治世,也便只能算作小康了”。

以上孔子的这段话,特别是关于“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的具体描述,其对社会和民众思想深处所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实在是石破天惊。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和解放的社会蓝图,而且也成为历代志士仁人勇于改造社会的精神之源。

“道”在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最高的哲学原则和概念。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作为中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的继承者、弘扬者,他将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明确上升到“大道之行”的理念高度加以肯定;而将“天下为家” 的私有社会,无论其为乱世还是“小康”之治世,皆以“大道既隐”加以否定,这一认知应该说是光耀千古的。

“大道”既为“天道”,故“天道”是不会永远“既隐”下去的,它总有一天还会回来,所以孔子对他的“大同”社会理想是执着而坚定的。孔子听了描写武王伐纣征战场面的《武乐》,虽称赞其“尽美”但认为还谈不上“尽善”;但当他听到反映尧舜禹三代之治的《韶乐》后,连连赞叹“尽善尽美矣”,竟然使他如痴如醉地陶醉其中,以至于三个月吃肉都不觉得肉香。孔子直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的叹息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孔子慨叹他这一辈子可惜是看不到尧舜禹之前的那个“大同”社会了,但相信后辈人总会看得到。这既是信念,更应是“天道”之“正道沧桑”的法则。

然而,后世宣扬孔子“天下为公”之“大同”思想的后继者,又多只看到其理想性的一面 ,而对孔子“祖述尧舜”其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真正理解,故很少论及而不能给予重视。更有甚者的是,今天的我们仍习惯于将其与西方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不加区分的相提并论,令其蒙尘而失去光辉。“鉴往知来”的伟力来自于真实的历史,如果阉割了它的真实性,它就会成为掏空了灵魂的躯壳而失去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孔子的这段话呢?

2. 破题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大同社会”之思想内涵。

冯友兰先生曽深刻指出: “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上,孔子是坚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即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也从不脱离历史真实而空发议论。要知道,孔子是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搜集抢救、整理研究和继承弘扬的集大成者。 而上古文化之“文史哲不分家”的特征,使孔子通过对《六经》的删订和保存,奠定了其在中国历史学上“第一人”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孔子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时,其社会“大同”的种种令人神往的描述,完全是他对尚处于原始共产氏族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以及更早黄帝时代,其大量传说内容所进行的真实历史概括。

如果我们对《礼运篇》中孔子站在“天下为家”的春秋乱世所发的感叹和议论再细心分析,就可发现他是将中国史前传说及后之《尚书》、《春秋》文字所载的整个历史,明明白白地分为了两大阶段:一是尧舜禹以上的史前史阶段,由于它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所以它便是人人共有共享、自由平等的“大同”社会。二是此后之夏商周阶段,由于它已是“大道既隐”的“家天下”,所以它便成为了“乱世”(夏桀、商纣、春秋之世)与“治世”(夏禹、商汤、周文周武 “小康”之世)治乱交替、“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制社会。

孔子正是以真实历史进程所表现出的这些内在逻辑,从而表达了他处于春秋“乱世”之时,既有对夏禹、商汤、周文、周武之小康“治世”的期待;更有对其私有制“天下为家”阶段的超越,从而以更大的历史时空为坐标,宣示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理想“大同”社会的历史前进方向。所以孔子的真正伟大之处,不仅在其“入世”、“救世”的现实部分,更是在其超越的“返本开新”之理想部分。

如果说我们对孔子“天下为公”的“大道”,因仅仅理解为“天道”而使其失之宏阔而空泛,那么接下来就应深入到“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层面再做具体分析,看他说的“公”到底指的是什么。当我们从具体的“道”中,寻找出它内在具体的“理”,才能“以理明道”,使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不再陷入盲目。应该说这一寻找两千多年来曾未停歇过,但却因对“天下为公”的真实史前史所知甚少,以至自汉时开始便陷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发展形式逻缉之争,而不可自拔。

然而今天我们有了对史前神话传说的破读和复活,它便把这个“天下为公”的“公”到底是什么,明白的告诉了我们。从炎黄之间因“划土而治”的族群生存之战,到黄帝“华胥梦”而实现的部族联盟“共有”之“大天下”;从共工与颛顼因是否坚持“平水土”之争而引发的战争,到导致大天下“绝地天通”、“黄帝四面”和“夏夷之分”;从“尧征三苗”的邦族生存战争,到又一次实现邦族联盟“共有”之“大天下”、 并为大禹之“平水土”而战胜世纪性大洪水创造了条件。如此之多正的和反的史前史实,都十分明白的告诉我们:“天下为公”的“公”就是“平水土”,就是自然“水土资源”的全天下“共有”与“共享”。山河大地等“自然资源”是天地的造化,故它就应该为同样天地造化之“人”所“平等”的“共有与共享”。这便是我们找到的从“天道”到“天理”之“公理”的具体内涵。

有了这样“天理”之“公理”的“公”,人人就有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自然“水土资源”, 而在每个生产与生活的生命共同体内部,也就必然会成为“共有共享”的“大同”社会。与此相反,一旦保障生命之劳动生存的自然“水土资源”化公为私,原来“公天下”的“天子”, 就会变为私有制“家天下”的独裁统治者,原来“大同”社会的“天”的子民,就会变为被统治者生杀予夺的奴隶。这一“伤天害理”的“变天记”, 也便宣告了“大道既隐”之奴隶制私有社会的到来。

孔子就是以这样的“天道”、“天理”之“公”的世界观,虽身处乱世而梦想着“天下为公”之“大同”理想社会的再次到来。这是中华民族自黄帝“华胥梦”之后又一个为之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之梦,它与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华理想之梦系列。

3.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天下为公”的“大同”梦

“我到哪里去”追求的是人类对明天的美好梦想。但无根无据的白日梦只是幻想和空想,只有以“我从哪里来”之人类完整历史为根据,以史为鉴、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梦想,才是真正有信念的理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是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心灯不灭的“天下为公”之“大同”理想社会的伟大实践。

今天我们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推翻了祸国殃民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使古老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大时代。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原来我们谁也不会当作问题的问题,却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由于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使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实行“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强调了“公平”却失掉了“效率”, 使社会生产力失去活力而陷于普遍贫困。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我们找到了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很快成长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有了“效率”的同时,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使我们的改革又一次陷入“公平”与“效率”两难选择的困境。如果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贫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的改革与其说是进入了令人纠结的深水区,不如说它已又一次处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

“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魔咒,本来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克服的死穴。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应能够避免并消除这些危机,但却使自己今天同样陷入了“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困境,陷入了贫富两极分化、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社会保障资金缺失的困境,问题到底又出在了什么地方呢?

关于破解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在马列的本本中没有找到,但却在孔子的“大同”社会观和历史观中找到了。如前所述,孔子所说的决定“大同社会”性质的 “天下为公”之“大道”, 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平水土”,就是自然“水土资源”的全天下之“共有”与“共享”; 就是任何人只有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而没有侵占、剥夺天生自然“水土资源”之他人劳动生存条件的权利。有了这样“论从史出”的新认知,我们就会在判定“公有制”何以区别于“私有制”的根本分野上,在破解中国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一里路”的路径上,心中有了一个“定盘星”。

由此看来,马克思所讲的决定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可以分解为“自然资源性”生产资料和“资产性”生产资料两个不同层面来理解的。更明白的说,是“自然资源性”生产资料到底归谁所有,才是“大天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性质的决定者。而机器、厂房等“资产性”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仅决定着自己生产企业的性质,它并不能决定根本“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公有还是私有的性质。套用“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之西谚:自然资源为全体自然人所有,决定“公平”;生产性资产为生产企业所有、劳动成果为劳动者所有,决定“效率”。这便是问题的要害。

有人可能会说,自然资源的土地矿山等我们不是早已全民公有化了吗?问题的要害是,如果“天下为公”的公共“自然资源”只是名义上的全民“共有”,却找不到让全民实际“共享”的具体实现形式,全民的“共有”就是空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就是虚的。要知道,目前人类使用的能源、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原材料,大都来源于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如果这些庞大的“纯”自然资源所转换的价值收入,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不能变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去哪了?谁享了?),这样不但社会主义的“大同”难以实现,而且西方私有制社会因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各种乱象和危机,便会不可避免的照样发生。这便是今天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要害和实质。

其实只要问题的真正根源找到了,解决起来并不复杂。“大道至简” :这一“公有制主体”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是别的,就是要求我们首先要在顶层制度的设计上,将已为全民所有的山河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庞大“经营权”、“占用权”和“使用权”之公共资源性出让收益,统统还权于人民。以此建立起独立于国家税收功能的全民“资源公共财政”与“资源政策银行”,并通过公共资源收益和分配的法制化管理,使其真正成为“公有制主体”之经济制度的实体。

这样,凡保障国家和政府运行的一切行政性经费与开支,便只能来源于国家税收,而不能再取之于公共资源收入。 国家及所有公权力作为全民自然资源和“资源性收入”的“守门人”,对其只负有依法监管的责任,却不再有自己占用和随意支配的权利。质而言之,自然资源的最终所有者是人民,而不是人民委托其监管的国家与政府之公权力。从而彻底改变国企无偿垄断公共“自然资源”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乱象,铲除在“自然资源性”管理上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斩断既得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

当人民共有的自然资源及其厐大的“使用权”出让收入,不再因不断流失而变为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土壤,而是将其全民自己公有的“自然资源”收益之源头活水,以其公共财政的制度性安排,直接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兜底民生、普惠民生,从而实现城乡文化、教育、医疗、养老、低保、就业、住房、救助等基本民生保障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与均等化。这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破题,便会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从“远在天边”而立马变为我们眼前的现实。

当我们真正实现了“资源性”收入的全民“共有”与“共享”,真正实现了“市场”在资源资产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效率”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创造“公平”的“公有制主体”这只看得见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就有了打开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大门的金钥匙。从而,就一定会请除堵塞在社会主义“最后一里路”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任何两难问题,最终真正实现没有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

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含义,就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公权力不再是人民的“主人” 而应是人民的“公仆”。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之“公地的悲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有制“大同”社会的最大天敌,是澎胀的公权力之“化公为私”、“监守自盗”的异化与变质。所以,当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以宪治国”、“以法治政”,就会把已经开始异化并在今后随时都存在着异化危险的任性的“公权力”,彻底关进法治的“笼子”;就会永葆人民的江山不再变色,实现民主民权民生、安民富民乐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新常态”。

当我们在寻找“我到哪里去”的精神家园中,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有根的信仰与人生观,破题了“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我们便找回了信仰自觉、理论自觉和道路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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