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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晋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

讲座报道|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早期晋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

今天上午,山西博物院继续为广大文博爱好者们奉上第三期“晋界讲坛”,继上一讲首都师范大学的马保春老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为大家解读晋文化之后,这一次讲座的主题是学术界探索早期晋文化成果的内核——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山西简称晋,源自历史上著名的晋国。晋国的历史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它的辉煌史,不仅仅写在竹简、木简和史书中,还深深植根于地下。这些地下的材料,就是一座座晋国墓葬,就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出土器物,就是一处处晋国文化遗迹,就是一个个不灭的历史传奇和故事。海拔1400米的塔山位于襄汾、翼城、曲沃交界。山之北,是著名的陶寺遗址,那是唐尧时期所建立的早期“中国”之所在;山之南,即是在考古界声名赫赫的天马—曲村墓地。晋国的最核心秘密,就埋藏在这近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下面。

早在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翼城和曲沃两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认识到了曲村—天马晋文化遗址的重要性,邹衡先生曾经在勘探后评价:“其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富,气势之雄伟,远非一般晋邑可比!”

自1980年开始,北京大学和山西省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长期连续的大规模的发掘。在1992年,久为考古和历史学界关注和期盼的晋侯墓地终于被发现,直到2000年,共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大型墓葬。在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晋侯墓地考古在“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榜上有名。晋侯墓地的发掘不仅为全面、系统研究周代葬制提供了及其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建立了完整的晋文化考古学编年,这是周代其他考古发现难以相比的。

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晋侯墓地发掘的亲历者,刘绪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早期晋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

刘绪老师是山西人,他平生的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也在山西大地展开,下川遗址、方山永固陵遗址都留下他的脚印。而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刘绪老师考古生涯中重要课题之一。而在这一遗址多年的发掘过程中,刘绪也在亲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山西大地的古代文化有了具体而详尽的了解。世纪之交,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刘绪老师负责编写《晋文化》分册。当年在天马-曲村遗址积累的丰富材料,晋侯墓地考古发现与研究,晋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多年来研究、阅读、思考的成果倾注笔头,成为他著书的源流。

严谨踏实的学风、幽默随和的语言让刘绪老师深受爱戴,我们将刘绪老师讲座的主要内容初作整理,与大家共享: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早期晋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

 一、发现与发掘

1、墓地位置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河汾之东”的翼城县和曲沃县交界处,东距翼城县城约12公里;西南距侯马新田遗址约25公里。北倚塔儿山,南望绛山,汾河在其西,浍河在其南。滏河从遗址东南边缘绕过。

遗址范围东西约3800,南北约2800米,包括翼城县天马和曲沃县曲村、北赵、毛庄四个自然村。晋侯墓地位于遗址的中部。因晋侯墓地土地归属于北赵村,所以在早期的报告与论文中又称为北赵晋侯墓地。

 

2、晋侯墓地发现之前的考古工作

1962年,国家文物局的谢元璐、黄景略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陶正刚、张守中等先生,在围绕与侯马晋国遗址有关的晋南考古调查时,于翼城县发现天马遗址(当时称天马遗址)。

1963年秋天,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四位本科生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张万钟先生带领和指导,在此实习。分别在毛张古城、天马村西和村北、北赵村西和村东各开一条探沟,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曲村-天马遗址的发掘。

1971年,侯马工作站吴振禄先生在曲村清理一座被破坏的西周铜器墓,这是天马-曲村遗址发掘的第一座西周墓葬。

1979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由邹衡先生主持,带领进修教师1名和8位本科生,再次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试掘。省里吕剑峰、翼城李兆祥参加了调查。发现遗址范围不限于天马村,还包括上述曲沃三个村庄,而且曲村一带是规模很大的墓葬区,于是始将该遗址命名为“天马-曲村遗址”(后来申报国保单位时,改为“曲村-天马遗址”)。

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在这里实习。在曲村一带发掘周代居址和墓葬,其中西周墓61座。此后又分别于1982、1984、1986、1988、1989、1990年进行了6次发掘实习。成果已发表,即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考古发掘报告。

 

3、晋侯墓地的发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盗墓现象首先在晋南一带出现,很快蔓延开来。 1992年春节期间,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学者听说曲村有大墓被盗,并将这一情况电告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经过专家学者们的现场勘察,得知确实有大墓被盗,因盗掘地点有不少未填的盗洞,有的盗洞旁还有大量木炭,其间还夹杂碎铜片,可知被盗墓葬应属于周代高级贵族。于是决定立即进行进行抢救发掘。

在晋侯墓地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者们与盗墓贼进行反复较量,鉴于事态较为严重,终于引起了国务院办公厅及省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遂逐级下达指示,要求采取措施,避免盗墓事件发生。

4、晋侯墓地发掘

1992年初,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发掘。经过一段紧张筹备之后,组成了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队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罗新先生为副队长的联合考古队,对晋侯墓地开始发掘。

第一次发掘是1992年4-6月。直到2008年最大的车马坑发掘完,晋国博物馆开建结束。10多年间,共发掘8次,发掘晋侯夫妇墓9组19座,车马坑2座,以及为数不多的 陪葬墓和祭祀坑。在19座晋侯夫妇墓中,被盗8座。陪葬墓被盗9座,部分车马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

 

二、主要收获

1、保存状况

在19座晋侯夫妇墓中,被盗8座。陪葬墓被盗9座,部分车马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其余墓都保存完好。

2、基本特征

布局

分布集中,形成独立的陵园。约分三排,夫妇成组并列而葬, 共9组。每组之东有车马坑。还有少量陪葬墓和祭祀坑。

形制

均竖穴土坑墓葬。目前在黄河流域所发现的三代时期的贵族墓葬多为此种形式,墓穴内另做洞室的结构要至战国中期以后才逐渐出现。除最晚一座(M102)无墓道外,另18座均有斜坡墓道。其中2座为南北各一,16座为单墓道,朝南。墓室一般口小于底,墓壁加工。

当时,有无墓道及墓道规模和数量都是身份高低的重要标志。

 晋侯墓地M113  M114发掘情况

葬具与封护

木质葬具,一椁一棺或一椁二棺。椁室大者约10多平方米,高近2米。椁下有垫木2或3根。与史籍所载棺椁数量与墓主人等级相关不同,考古发现西周早期棺椁数量与墓主人等级并无明显关系,从《论语》中颜渊其父向孔子索求木椁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平民阶层对椁亦很看重。

椁外则用积石积炭(偏晚时)填充,另做 填土夯打。

  椁室和棺

墓主

骨骸多已腐朽成粉末,这是大型墓的特点,少数可辨年龄(依牙齿)。结合铜器铭文和葬品类别,可确定何者为晋侯,何者为夫人。如有兵器、乐器、腰带等作为陪葬的墓主人多为男性、而有玉串饰及小件装饰盒则多为女性。

殉人与殉狗

在19座晋侯夫妇墓中,殉人极少,综合西周时期其他的考古发现,可知姬姓宗室与商代贵族在墓葬习俗中很不一样,很少使用殉人。晋侯墓地仅在最早的晋侯墓M114有一人,置于墓底北端专门挖的浅坑中,为一青年女子(22-24岁)。

殉狗见于部分墓,一般置于二层台上,有的狗颈上系有项圈,上系铜铃。可知狗是当时的宠物,其地位甚至可以与一般妻妾类同。

随葬品

类别与位置

类别可概括为两大类:装饰品与器具。装饰品主要是墓主身上的饰物,如玉器等,自然位于棺内墓主周身;器具大部分置于棺椁之间,如青铜器、漆器、陶器,以及棺饰等。少部分置于二层台上或填土中,如车、陶器等。

葬车

整车位于墓道或椁室顶部,也有的拆车而葬。

晋侯多大车,夫人均小车。车的制造,是综合性的工业技术。《周礼》“考工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是以“考工记”中有车人、轮人、舆人、輈人,均说明车工的细节。“考工记”的记载,未必完全是西周制度,然也可由此说明车制的一般情形。车以曲輈架马,以直辕服牛,轮绠形成碟状的箄。乘车横轸,有较拭可以扶持。牛车直厢,以载重物。车轮木制,以火烤定型,务求其匀称。车身各部的相合,用闘榫、用革、用筋、用漆、用胶。车上的装饰,漆饰、皮包,甚至玉石镶嵌,还须有铜制的配件,轴须有铜軎、铜辖,及其他轴饰。衡端有铜矛,轭上有铜銮。驾车的马匹,也有铜制的颊饰、当卢、铜泡等,以革条穿系。络头、辔带、缰绳、鞭策,无不用皮革制作。因此,一车之制作,须动员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诸项手工业。

因此车马在西周,除了实用意义外,还有礼仪的意义。一个贵族能使用的车马数量及其装饰,都按等级而增减。在墓葬中所发现的车马的大小数量亦能说明墓葬主人的等级高低。

 

青铜器

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

礼器的组合及变化规律与西周其它诸侯国相同,基本组合是鼎簋(或以盨代簋),属食器。但列鼎现象出现于西周中期。晋侯为5鼎4簋,夫人为3鼎2簋(或4簋),部分学者依文献所载曾误判晋侯墓地墓主身份,所持理由即“诸侯七鼎六簋”的规格,但斟酌再三,判断在西周初年晋侯等级不高,或为偏侯。其它还有水器、中期偏早时还有酒器等。

 

乐器有编钟、编磬(石质)。晋侯有,夫人无。

青铜兵器也是晋侯有,夫人无。

车马器。

一号车马坑分东西两部分,中间以夯土墙相隔,东部置马,西部陈车。马为处死后放入,相互叠压,纵横不一,比较杂乱,数量不少于105匹。经鉴定均为成年公马。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西周时期葬马数量最多的车马坑。

西部陈车48辆,分6排。车均为单辕(辀),軏东踵西。所有车辆皆整车放入,且保存较好,为复原当时马车的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材料。车舆结构不完全相同,有大有小;有横长方形,也有纵长方形,还有圆形。舆外有的包一层青铜甲片,有的加一重漆绘围板。多数舆内还放有车马器与兵器。

 

 

 

墓葬中出土的很多青铜器对于甄别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晋侯墓地青铜器,以及国内出土文物境外追缴都具有重大意义。

 

 

陪葬墓与祭祀坑

每组晋侯夫妇墓的近旁都有几座陪葬墓,多为女性。

祭祀坑见于最晚三组墓,愈晚愈多,位于晋侯墓南墓道及近旁。主要是马,每坑1匹。

3、时代推断

根据墓葬各方面特征,可知9代晋侯下葬的前后顺序是:

M114→M9 → M 6→ M33 → M91 → M1 → M8 → M64 →M93

各墓对应的晋侯如下表。

墓号

114

9

6

33

91

1

8

64

93

晋侯

燮父

武侯

成侯

厉侯僰马

靖侯喜父

釐侯对

献侯苏

穆侯邦父

文侯(一说殇叔)

     年代:西周早期偏晚到春秋早期

余论

1、寻找晋之始封地——唐

以往看法:

A、太原与晋南两说,考古证明在晋南。

B、唐都是否为天马-曲村,也是两种看法,(爻见)公簋的发现证明不在天马-曲村。

 簋铭曰:

  “(爻见)公作妻姚簋,遘于王

   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Ⅹ”

    叔虞子燮父改唐为晋。何以改名?因唐地有晋水,燮父自唐徙晋水旁,故改唐为晋。此说得到新出铜器“(爻见)公簋”铭文证实。

    唐在何处?需今后寻找。

 

 

 

 2、寻找被盗文物的下落

本晋侯墓地有8座晋侯夫妇墓和部分陪葬墓被盗。盗走的文物,有的已经找到,部分还能确定出自哪座墓葬。如上博购买的大部分,美籍华人范先生捐回的几件等。也有的可以确定出自哪座墓葬,但已流往日本、台湾等地,还有的在大陆私人手中。而更多的尚未面世,下落不明。这部分尚未面世的文物,如果没有铭文,也许永远不能确定其出自本墓地。但是,如果发现有“晋”字,或者铭文显示与已知晋侯墓有关联者,时代又属西周,则最大可能是盗自本墓地。希望广大文博爱好者能为祖国的文物安全都能尽一份力。

此次讲座让我们通过晋侯墓地发掘历程、发掘情况的系统梳理,了解了其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意义。刘绪教授扎实的学术功底;随和、幽默的讲课风格让我们一睹老一辈考古学者的风范,同时也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下一讲我们将请到来自于山西大学的谢尧亭教授,为大家带来《晋都新绛——晋国晚期新田城址》的讲座,7月23日,我们相约山西博物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晋界讲坛的后续讲座,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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