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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县公峪村发现距今400多年明清民国以来的契约

传家的契约   珍贵的史料
——蒲县公峪村发现距今400多年明清民国以来的契约
□ 杜登科

传家契约的重现彰显惊奇,惊奇之余突现出史料的珍贵。而惊奇、珍贵的背后却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思索。本文所记述的事发生在蒲县克城镇一个小小的村庄——公峪村,是一桩被历史湮没距今400多年鲜为人知的传奇。
  2011年暑假期间某日,居住临汾内的原蒲县民政局局长刘队森先生携同妻子及孙儿驱车前往公峪村探望年迈的老母亲。谈话中间,老母亲将隐藏心中多年的秘密告诉刘对森的妻子张芳兰,咱家老宅院房内有你奶奶在世时移交我收藏保管的契约,你们去拿,我好有个交代。随即,刘对森的妻子张芳兰带着孙儿一同去了老宅院。老宅院系明清时期的建筑。进入老宅院,满院蒿草,房内布满了蜘蛛网。地上的灰尘积下厚厚的一层。按照老母亲的指点和吩咐,刘芳兰和孙儿在房内找见了用粗布裹着的一包袱契约。当老母亲重新亲眼目睹放在眼前的一包袱契约时,语重心长地对夫妻二人讲,契约是你奶奶亲手传给我的。当时你奶奶说,契约只能传于忠厚贤慧、诚实可靠的后辈人手里。今天我亲手交给你们,务必要代代相传。一席话使夫妻二人深感责任重大,此事非同小可。返回临汾,夫妻二人开始悉心整理起来。整理中,发现契约纸已泛浅黄色,有的碎纸块难于修复,个别字甚至无法识别,零乱破损特别严重。经过多个昼夜的精心修补,总算如愿以偿了。夫妻二人将整理出的契约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旧挂历的页面中。为了防止再次潮湿腐蚀,还从商店买来新麻纸铺垫上;与此同时,按契约朝代先后次序一一排列。到了2012年,刘队森先生又抽空专程赴公峪村寻觅老宅院建筑群遗址、遗存、遗物。他按动多功能手机快门,从不同角度将有关遗址、遗存、遗物拍摄、存储起来。从其拍摄的多张照片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刘氏家族那昔日的辉煌。当我与同事郑红升拍照这些契约时,无不感到惊奇。据刘队森先生讲,这些契约是祖传留下来的,多年来一直在老宅院藏匿着,无人过问。还是老母亲帮忙打开了我们了解契约的谜团。
  刘对森先生家祖传保留下来的这些不完全的契约,历经明朝正德、嘉靖、万历、崇祯4朝,跨越清朝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2个朝代,另保存有民国3个年代的契约,前后经历了16个朝代的更替。契约类型包括地契、卖身契、苦工契、牲畜买卖手续票据等。契约底纸由官府印刷,加盖有篆字方形的官府印章。契约内容十分详细,涉及双方当事人、说合人、签约缘由、年月日。还有保存完整的本村刘氏家族三门的契薄、外存薄。尤其地契契约涉及范围(圈地)近方圆百公里,内容之详尽实属一部完整的教科书。现将所整理出的部分契约按朝代先后顺序及文字说明排列如下:
  明朝:
  万历二十八年(1600)何韩氏的契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刘洼的契约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620)刘波名下的契约
  崇祯三年(1630)立契文人刘洋的契约
  清朝:
  顺治十二年三月(1655)地契详簿
  康熙二年十二月初三日(1663)立契文人王养德的契约
        康熙十六年正月初四(1677)外存簿  
康熙十七年三月(1678)粮文地契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696)本村租金簿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五(1702)分地亩分单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三(1705)抄写的三门(刘氏)本村契簿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1713)郭进顺的卖地契约
  雍正五年七月(1727)官府地契文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1777)地主刘沼的租约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三(1791)立死契人刘奇兆的契约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06)立死契人刘进照、刘孔照的契约
  嘉庆二十年(1815)立死契人刘志仁的契约
  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17)立死契人刘进     (gāng)的契约
  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1817)立死契人刘志仁、刘志道的契约
  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1818)立死契人刘进    (tóng)、刘进煜的契约
  道光七年正月十一日(1827)立买苦工文约人姚王林的契约
  道光十年正月十一日(1830)立契人游德魁的契约
  道光十二年(1832)立死契人刘觐的契约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0)立卖地平房空地刘门贺氏的契约
  咸丰十一年(1861)立死    (zǎn)地契约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1867)立以地易地刘周    (xuǎn)的契约
  同治七年(1868)立死契人刘集瑞的契约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874)立契人寡妇曹氏的契约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915)刘彦福的契约
  民国七年十月(1918)官府契约文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1947)牲畜买卖手续费票据
  在调查了解中,刘对森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相关资料与信息,其中有中华民国壹分面值的邮票3张、象征刘氏家族掌门人、穿戴昂贵服饰的刘门乔氏的照片、有在村正中街头曾建有一座别致大雅的门牌楼,楼里正面竖立着的一块刻字石碑、明清时期刘家豪宅院落的立柱墩龙刻石等。刘对森先生说,他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过清朝皇帝经县太爷赐给刘氏家族的门匾,现已遗失。
  刘对森先生记忆力非凡,他对我们说,小时候曾听老太辈讲,刘氏家族曾得到过清朝皇帝(不知哪位皇帝)的赏赐——双眼花翎。花翎是清朝时品官之冠,以孔雀翎为饰曰花翎。以翎眼之多为等差,普通皆一眼,多者双眼或三眼。其始唯有功勋及蒙特恩者方得赏。咸丰后凡五品以上不特勋赏得捐纳而戴之,唯限于一眼者大臣有特恩者始戴之至宗臣如亲王、贝勒等,始得戴三眼。经查《古代汉语词典》方知,“五品”即功勋的五个等级。《史记•高宗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者有五品,以德立宗庙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又解,一般是一个翎眼,大臣有特恩的赏戴双眼花翎,三眼花翎则只赏给亲王、贝勒。从上可知,刘氏家族的主人非大臣特恩,就是捐纳特勋者,家族的地位间于宗臣,如亲王、贝勒之下,五品功勋之上。按照古今官职对应,刘氏家族的主人属清朝官员正二品或从二品、正三品或从三品、正四品或从四品官员,若与现行公务员职级对应应属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或厅局级正职,它足以表明,刘氏家族的主人至少也是个享受厅局级正职待遇的家族,而且其权贵能延续400余年,地位十分显赫,不可小觑!
  当我们要离开刘对森先生的现住宅时,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将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无偿地贡献给国家,由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此话一出,声情并茂,溢于言表,无比震憾。刘对森先生真不愧为刘氏家族的后人!
  采访归来,作者浮想连翩,夜不能寝,思索有三:
  思索之一,刘氏家族发现的契约种类之多,朝代更替之长、记载之细、涉及范围之广在临汾市域鄙人认为前所未有。据载,刘氏家族仅捐献给官府银两精确到斤、两、分、厘、毫……,就值得考究。所有契约的起始、管理、实施,包括契约、买卖的具体履行程序,究竟存在怎样的法律程序及运作方式,对当代土地管理制度、房地产管理、经营管理及商业合同的签订有无借鉴作用,值得研究和探讨。
  思索之二,据考证,刘氏家族的鼎盛期可为临汾西山的一颗明珠,而且深居深山,纵观其建筑遗址,从建筑风格等诸多事例来看,尽管经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刘氏家族的建筑院落仍不失为明清时的一流建筑群,大可与晋中乔家院、襄汾丁村民俗相匹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能吸引外资,投资开发,恢复原貌,并陈列历史文物,绝不失为临汾的一大旅游亮点,文化建设的一大看点。
        思索之三,据了解刘氏家族从起家、发迹、兴旺到衰败,没落前后近500余年,如此显赫的发家族为什么会随着历史轨迹的车轮运转而销声匿迹了呢?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当代人应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对当今发家致富、反腐倡廉、纠正不正之风有无警世作用,值得研究和探讨。
(文中照片均为本刊策划郑红升拍摄)
(作者系本刊特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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