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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有生:从公廉官箴谈古代官德

从公廉官箴谈古代官德

薛有生

曹端为明初霍州学正(相当于今天地市级教育局长),其官阶并不算大,但其著述颇丰,主要有《<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孝经>述解》和《四书详说》等十余部著作。在明初被尊为“理学之冠”。特别是永乐十二年,即公元1424年,他的弟子郭晟科考中举,赴任前向师傅请教为官之道。曹端说:“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此话不胫而走,传至山东巡抚年富那里,将之提炼镌刻成碑。于是,“公生明,廉生威”红盛九州,后又被朝廷所推崇,成为对官员训诫约范的官场箴言。

那么,曹端所倡“公廉箴言”为什么会被后世官员及朝廷所推崇,并成为官场人物和在野人士都津津乐道的“官箴”呢?我们不妨对其作一番探究。

一、“曹端箴言”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支撑官德构建的两个关键——廉洁与公道。

任何统治集团不论其先进还是落后,都会对他们团队提出道德方面的构建要求,在官场就是官德建设(也可称之为官格建设)。建构怎样的官德可以选择的材料很多,而曹端选择的则是“廉洁”和“公道”这两块基石。以曹端先生的眼光看,一个人要成为好官员,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廉洁与公道。那么曹端为什么会突出“廉洁”与“公道”这两块基石而不是其它呢?这与曹端连续多年对古代圣贤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本人在基层衙门长期目睹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状态中,经常思考“怎样的官才是老百姓眼中的好官”这一命题是分不开的。从对圣贤的研究与传承讲,早在奴隶制时代的周朝,就有周公旦制订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廉政法规《周官》,当时对官员的监察就明确地提出了廉能、廉政、廉法三个方面的要求。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先圣孔子又提出:“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可见古代圣贤对于廉洁在构建官员道德中的基石作用早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而“公道”的引入则源于曹端先生对圣贤见解与来自基层视觉的不断碰撞。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在《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姑且可以认为是形成“公道”一词最早的出处。但圣人虽然隐隐约约的提出了“公道”的概念,但“公道”被作为“官德”构建的“基石”。这种“突破”只能来自底层视觉的眼光,而并不是来自于哪位圣人,而恰恰就是官阶只有六品的霍州学正曹端。由于曹端先生既对圣贤经典有着精深的了解与研究,又对基层官场与基层民众的期盼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感悟。在那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有他那样的基层体验和理论积淀,他才能够完成对圣贤闪光的思想结晶进行提炼与提升,使“廉洁”与“公道”相互携手,从而为古代官员的官德建设找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端箴言的提出既是对古代圣贤经典的继承,更是对古代圣贤经典的提升。

二、“曹端箴言”的进步之处,还在于它为官德优劣的评价体系引入了两个从未被摆到过台面的群体——胥吏与平民。

曹端所倡“公廉”官箴之所以能被后世所推崇,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他找到的两块支撑官德建设的重要基石的厚重与精准,更在于他所构建的这个“官德”体系,改变了过去对官员的评价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体系,通俗点说,就是“皇帝评大臣,大官评小官”的自上而下的考核评价体系,而曹端首次从底层的视觉——也就是采取从下对上或者也可以说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多方位多角度地对官员从“廉洁”和“公道”这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进行审视,这就使社会对官德的衡量进入了一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可以衡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端所倡的“公廉”官箴确实具备了推动构建官德与衡量官德双重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曹端“公廉”官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本人不仅仅是“倡导” 及他律,而是切实做到了自警与自律,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不论古代与现代,在官场中,知道廉洁与公道重要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甚至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进行深入剖析的也绝非个别,这种情形不但当官的里面有,即使在没有当官的人中也很多。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历朝历代都在倡导“官德”建设,而恰恰就是这个人人都在呼唤的官德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其“践行的程度远远低于民众的期待”。究其原因就在于从古到今官场就盛行着一股歪风,这股歪风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镜子从来都只照别人”。正是有此歪风,所以人人都在说公廉,而恰恰人人又都做不到公廉,而曹端先生本人却在官场开了一个并不多见的别例。

曹端饱读诗书,推崇孔孟,所著书籍无一不在传布仁爱善行。敦促他人为善,他首先躬行。他在霍州担任学正时,闻知学生王鉴母亲病体缠身,无钱医治,立即赶到家中,探望宽慰。学生张诚父母双亡,和奶奶度日,家境贫穷,几近断炊,曹端也解囊济困。他的仁爱不是嘴上吹出的泡泡,而是行动留下的足痕。

曹端在《夜行烛》中这样行文,“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首。故之君子,自生至死,顷步不敢忘孝。”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做人。他恪守孝道,诚敬备至。永乐十六年,曹端的母亲病故。身在霍州的曹端惊闻噩耗,悲伤欲绝。次日,他披发光脚,归家奔丧。一路上身掩草席,餐风露宿,见者无不随之落泪。安葬母亲没多日,他父亲也不幸病逝。曹端在父母墓旁搭棚守孝,自备碓臼,舂米做饭。他五味不食,淡粮充饥,日日如此,一守就是3载。

曹端受命去陕西主管乡试,对身边的从人说:“取士要在公平,譬如盖屋,用一朽木,必弃一良才。”话刚说过,就有人向他举荐朽木。举荐者是当地一位权势要员,按照惯例主考大人不能不给他这个面子。举荐毕,他静候佳音。岂料只候到曹端一首诗:“天道原是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论才若不以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官员只能作罢,不敢再讨没趣。

宣德九年,即公元1434年,59岁的曹端身染重疴,逝于霍州。叶落归根,本该送归故里河南省渑池县滹沱村安葬,可是曹端却被孤身葬于霍山脚下。此是何故?原来归里安葬,路途遥远,需要花费。一生清廉的曹端连这点积蓄也没有,只能就近掩埋。

由于曹端先生不仅仅用嘴巴、用笔墨倡导公廉,而且用自己的一举一动践行公廉,所以他所倡导的公廉箴言才能真正具备“至理名言”的教诲意义,也才能被后世不断地提起并追念不忘。

曹端先生所倡导的公廉箴言从提出到现在,虽然已过去四百余年,但其精神迄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变化,时代如何进步,但“公道”与“廉法”永远都是我们进行官员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其对官德建设的基石作用永远都不会变。其二,不论我们推行何种改革,还是落实何项制度,或者倡导何种精神,我们永远都不应忽视来自基层的感觉和声音,只有上下结合,制定出的改革及方略才会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三,知行合一永远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真理的揭示与彰显固然重要,而真理的践行与坚守则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端先生为我们矗立了一座“知行合一”的精神丰碑。今天在我们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愿曹端先生所倡导的“公廉箴言”能够继续为我们这个时代发挥更好的启迪与警示作用。

 

作者简介:薛有生,霍州市政协副主席、文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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