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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泽“冀氏”就是炎帝继国之“耆”

安泽“冀氏”就是炎帝继国之“耆”

——从“老爷顶”到“太阳顶”

 

《安泽县志》载,今冀氏镇之西北侧,有座名叫“太阳顶”的山峦。

 

一    “耆氏”更重要

  关于炎帝的都城,目前众说纷纭。汉代学者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者,有圣德,以火德王,故为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明确指出为“陈”与“鲁”二处。南宋学者罗泌在《路史·炎帝纪上》又写道:“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名轨,一曰石年。”又说:“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 。”这里又提出“伊”与“耆”两个炎帝的建国处。

“陈”与“鲁”,一在今河南省的中部,一在今山东省的中西部,它们都不在当年的“中原”之域,可能是炎帝神农氏发达扩散后的所到之处。

在《追溯古“伊是”》里,我们论证并认定了当年所谓的“伊是”者,就在如今安泽县的“唐城镇”及其附近;其“伊”者即“依”也,表示依从于“冀州之山”霍山主峰“老爷顶”。

“伊耆”一辞,是罗泌先生对炎帝及其氏族名号的认定。多年来,学界基本肯定和沿用了此种认知。罗先生还明确指出,“伊耆”是该部落的总体统称;但它们是以两处不同地名组合而成;这两个地方各自独立存在,互相之间无隶属关系,“伊”是一处具体之地,“耆”在另外一个具体范围。“伊”是炎帝始称“天子”的第一都,“耆”是他们继帝称的第二都,都是炎帝政权及其群体发展过程中的足迹之所;二者在炎帝神农氏文化中,地位都很重要;尤其是在那“耆氏”者,很可能炎帝们驻居为时要更久些。

 

二    《周礼》中有

一些学者,为了证明炎帝神农氏发祥于另外的他方,指出历史上曾有不少文人寻找了很多年,找不出“耆氏”一地,最后只得以晋东南长治市的“黎城”者作为“替身”;并由此推论说,那炎帝“伊耆氏”者,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于历史领域。

《周礼》是反映周代存在的“规章制度”之类的典籍,其中保留下来的氏族名称,已经很少了,轩辕氏、有虞氏、陶唐氏等,均不见于条文。而在其《秋官·司寇》一章里的第57条,却有“伊耆氏”的内容。其全文是:“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掌咸。军旅,授其爵者杖,共王之齿杖。”

这项规章条文的存在,不仅说明在炎帝数千年之后的周姬王朝时期,那“伊耆氏”依然存在;而且还可以知道他们仍在国家机构中,执掌一定的职权。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伊耆氏”曾经是一个大实体,“伊氏”和“耆氏”,也是实体。

三    不能远了

从“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的介绍里,可以知道:

1、“伊”与“耆”二都,是两处古时候较大的氏族群体所在地;

2、该两地者,分则为二,合则为一,是相近而类同之地;

3、炎帝的第一都者在“伊”,第二都者在“耆”,之间并无另外一个“都”的存在。

今临汾市襄汾县,是旧时的“襄陵”与“汾城”二县合 而成,分则襄陵、汾城,合则称之为“襄汾”。运城市辖内的“万荣”县,由昔日“万泉”与“荣河”二县联合所致,如今也由“万荣”一辞统理代之。比照此理,“伊耆氏”、“伊氏”和“耆氏”三者,亦当如是。

此外,还有当年自然大势的制约。《山海经·北次三经》中“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这里不再引用原文。北宋学者沈括先生在《梦溪笔谈·卷24·海陆巨变》中也写道:“逆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日之海滨,今距东海已近千里。”这段评述,与“精卫填海”异工而同曲。发鸠山一线以东,当年就是汪洋东海,当是史实。在当年的形势下,东海岸保持于此状者,至少也会有百年左右。因此,那“继国耆”者,断不会位于今安泽县往东,而只能在今安泽县之境内,离今唐城镇不远的偏南者某处。

黎城县位于长治市的最东端,跟安泽县之间,有屯留、潞城二县之隔。以它为炎帝当年的“继国耆”者,没有其存在的任何理由。难以服人。

 

四    笑料一则

“期期艾艾”,是对一些谈吐结巴口吃、道字不准者的形容。《汉书·张丞相传》里,介绍周昌云:“及帝(汉高祖刘邦。笔者自注)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争之,莫能得……。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周昌此言中的“期期”者,乃“极其”二字的混合转音,由某些地方语言所致。这说明,“极”、“其”和“期”三字三音者,古代有许多人难以区分,难得读准,经常混淆;当代之人中,也有不少者存在。

今安泽、古县、洪洞、浮山一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推广普通话之前,不完全统计,积、极、基、籍、集、寄、冀等字,有不少人往往在说唸中成为“耆”音。昔时书写也不很规格,典籍里“风陵”与“封陵”混同,时有所见。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耆”与“冀”、“耆氏”与“冀氏”互相代替,并不难理解。

笔者原籍即在这一带。

“籍”字,普通话中与“冀”字同音;而安泽县附近的洪洞县赵城一带,不少人至今仍说唸统为“耆”。我幼年时期的同学、赤霍村的籍胜保,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太原市六中上学。1953年4月中旬,我的另一位同学、涧头村的石文学前往找他,向人们打听时,说要找“耆(籍)胜保;费了老大的周折,并无人知晓。后来,他用笔写出“籍胜保”三字,不到三分钟便如愿了。类似的事,如今仍时有发生,累见不鲜。

这虽然是笑料一则,但却系实际情况,至今这里的人们:“冀”与“耆”二字读不准者,仍大有人在。其中所蕴存的学问和哲理,见仁见智,各人品尝。

 

五    就是“冀氏镇”

由此可知:

1、典籍里的“耆氏” ,就是实际生活里、安泽县的“冀氏镇”;

2、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成“耆”与“冀”之间的取代与难以判断的历史现象;

3、安泽县历史上曾有过冀氏、陭氏、猗氏和寄氏等名称,实际上都系上古“耆氏”同义而类似却又不同的表达形式。它们的载体,都是上古炎帝神农氏群体及其曾所定居过之处。

 

六    “太阳顶”的诉说

冀氏镇,南距唐城镇七十多里,西北侧有一名曰“太阳顶”的山头,是该镇风水学中的“靠山”。

“太阳”即“日”的通俗之称,凡以“太阳”命名之地者,大体上是:

1、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之边端,即“日”所居住并起昇之地;

2、 “太阳氏族”或“太阳部落”的历史纪念处;

3、“太阳神”所居住过的风水宝地。

这三条,今安泽县的冀氏镇侧的“太阳顶”者,几乎全占。但笔者认为,这座山头的“太阳”之雅名,从霍山主峰“老爷顶”移植而来,是其主要原因。

“霍”字,“雨”与“隹”二字的上下结合;“隹”者,鸟也;汉代成书的《说文解字》中,为“雨”下双“隹”;甲骨文、金文中为“雨”下三“隹”。文字学里,凡三个同样字的组合者,表现为很多而成群的状况。“雨”下三“隹”者,反映了炎帝时代大雨连荫、灾难深重、鸟俗氏24个氏族,集中于霍山主峰老爷顶及其周边,团结奋斗、共渡艰难的历史实践,鸟俗氏的总图腾即百禽之冠的凤凰。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十多年前就指出,鸟图腾为阳性,凤凰就是太阳的象征。

《白虎通》亦云:“炎帝者,太阳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炎帝”即“太阳神”。

霍山是炎帝神农氏,领导“凤凰太阳族”部落全体子民们,战胜洪荒,走向光辉的历史重地。

霍山,也可以被称为“凤凰山”与“太阳山”。

由于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提高,工具的改进,种籽的革新,海浸的渐退,社会需要神农氏族发展壮大。炎帝们又不失时机的将领导机构,从原址、现今的唐城镇一带,迁移到今冀氏镇新址而来。这也如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中央机关一样,迁移是形势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类发展的需要,并非由于故址延安地方有什么不好,更不是由于“唐城”穷。

古时候各王国多迁都。但都系渐进,断无“跃进”。周姬王室初期,从文王姬昌晚年到武王姬发壮年,数十年间,由“丰”移都于“镐”。“丰”在今陕西省户县境内,“镐”在今陕西省长安市域中,二者相距仅二十多里。比照这些古例,炎帝的“继国”即安泽县的今“冀氏镇”者,要比“黎城”等处,更为合理得多。

必须指出,当年炎帝们由今唐城往今冀氏搬迁之际,海浸虽有降退,但仍属洪荒时代,如今安泽县平川地区依旧是水域,民众及其领袖们,都必须仍旧生活实践于山头丘陵之上。这座“太阳顶”者,是当年条件最合格之处。

 

七    “老爷”与“太阳”

童话里称太阳为“公公”;习惯中,月亮为阴性,太阳属雄性;艺术领域里,月亮为“嫦娥夫人”,写太阳为“老爷”。高平秧歌《打酸枣》有:“老爷儿出来一丈杆高,小姑儿后院里唤嫂嫂”的唱词。“太阳”也有“老爷”的另一种雅称。

今临汾市安泽县北,有霍山“老爷顶”,中南部冀氏镇侧有“太阳顶”,它们二者为“同类项”。“凤凰”是“太阳”的象征;安泽县北部的唐城镇,原初名叫“凤凰村”,其附近还有一凤凰山。“凤凰山”与“太阳顶”二者,也是同类项。

霍山老爷顶——唐城凤凰山——冀氏太阳顶,这三者之间一脉相承,都与鸟俗氏的根祖炎帝神农氏,血融于水。

由“冀州山”的“老爷顶”,至“冀氏镇”的“太阳顶”,由“冀”而“冀”,由“顶”而“顶”。联系于此间的红线,就是那炎帝神农氏。

 

八    此说难立

“继国耆”即是今长治市辖内的“黎城”之说,难以成立的理由甚多,于此勿须赘言。但有几点,还必须说。

1、上古时期的“帝都”者,多系部落联盟领导机构的所在地。由于当年气候等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故虽频于迁徙,而多在近距离之内者。黎城与安泽较远,难以为“继”。

2、当年水运工具落后,在洪荒时代,不可能作此长距离的迁徙。

3、今黎城县,不被包括于上古“天下之中”的范围以内。

4、以《尚书》中有《西伯戡黎》一文,一些学者则以后世存在的“黎城”,为周代姬昌当年之所戡者,更难以服人。

其实,以当时西伯姬昌所遭遇的的政治环境,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他自己的心理状态等等,稍作分析便可以知道,那个被他所“戡”的黎者,断不会是长治市所辖的黎城县里的。

 

九    鲜少者为古老

古今中外的一切行当、党派、团体、宗教等群体者,大体上都是后来者多而广,始起者少而狭,呈金字塔形。

当代中国革命史里,首支工农红军,是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秋收暴动以后的武装队伍,走上江西省罗霄山脉中端的井冈山始所创建,人数并不多。其后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拥有数十万人众的浩荡大军;今山西省、陕西省也有不少。

《百家姓》里第一家“赵”氏者,目前在海外设有多处“祠堂”等纪念地。山西省襄汾县赵康镇附近有大赵、小赵、南赵、北赵、赵雄、赵豹等“赵”的古迹地。今河北省的邯郸、邢台、涿县等市、县,今甘肃省的天水市一带,“赵”氏的纪念地更多而稠。但,所有这些,都属于“后起之秀”或“居多的后来者”。历来这众多的“赵”氏人们,都一致公认今山西省洪洞县境内的“赵城”一带,为他们的根祖之地。但是,这一带名“赵”的村庄极少,纪念性的设施也不多。耐人寻味深思。

炎帝神农氏存在于数千年之前,当年在安泽县一带初发祥时,由于众所周知的条件所局限,致使人数很少,存在地有限;更由于时隔久远,被湮没的可能性很多。但是,以后从安泽县故地走出去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们,由于其祖先有着杰出的贡献而自豪,他们也多以“炎帝”、“神农氏”、“烈山氏”、“连山氏”、“冀氏”等而自称自是,纪念性的地名、设施等,也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变得优越后,多处多地多形式的应运而来。今山西省的晋城市、长治市,河南省的柘城,湖北省的随州,湖南省的会同县、炎陵县,等等地方,多有其纪念物与纪念地。所以如此者,如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赵”氏家族一样,后来者多、广而豪华宏伟,此乃正常现象。

这诸多的后来人,在经过一番争鸣、冷静、分析思考、整理系统以后,肯定会形成共识。大家一起来安泽县追“伊是”、觅“冀氏”、辨“耆氏”、探知“伊耆氏”,共同寻根问祖,祭祀发祥故里,必将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们坚信,这一天会很快地来到。

 

十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

1、安泽县北的“老爷顶”,与其中南部的“太阳顶”,都是炎帝神农氏的纪念地;

2、“冀氏”等同于“耆氏”,是互相转换读音的同一载体的不同表达,是姜姓炎帝神农氏的主根系之后裔;

3、原初的“霍山”、“凤凰山”和“太阳山”等,都是炎帝鸟俗氏群体的遗址、纪念处;

4、“冀氏镇”及其附近的“太阳顶”,二者互为佐证,是该地为“继国耆”历史地位的名称依据;

5、安泽县境内的“唐城镇”与“冀氏镇”相距甚近,环境大致相同,合则为一,分则成双,是“伊耆氏”、“伊氏”和“耆氏”的历史烙印;

6、历史上不少文人寻找多年,找不到“耆氏”之地者,是由于对霍太山周边的方言土语,缺乏了解所致;

7、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是炎帝神农氏的发祥地;

8、存在于今长子、屯留、高平等县境内的发鸠之山,其以东、以南的神农氏各纪念处,都应是炎帝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大家应当互相联合起来,共同研究探讨,绘谱成一个完整、条理、系统、科学的炎帝神农氏文化全程,更有利于我们的事业。

临汾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周文洁

2017年7月11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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