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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水、晋阳初探

晋水、晋阳初探

张 乐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去世,其子姬诵继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姬旦)摄政,引起众弟兄猜疑,管、蔡、霍三叔与商纣之子武庚(禄父)联合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等殷商旧方国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或“管蔡之乱”。当时帝尧陶唐氐后裔的唐国也趁机叛周据《史记·晋世家》载“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唐国立国久远,历经夏、商到周初。周公经三年苦战才平定了“三监之乱”及唐国叛乱,将唐君及贵族迁往镐京以南的杜(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杜曲镇),号为杜唐氏。继而于公元前1040年将成王的同母弟姬叔虞封在唐,建立姬氏唐国,史称唐叔虞。

唐叔虞在位大约与周成王相始终或稍晚。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并将国号改为晋,直到公元前376年(静公2年)晋静公被废为庶人,韩、赵、魏三家废(或灭)晋,这一国号一直延用了六百余年。

但是,关于唐国初封时的具体地望,千百年来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帝王世纪》载“禹都安邑”,安邑在今夏县禹王乡,所谓“夏墟”不应理解为夏都,而是指夏人活动区域或夏人的聚居地或城邑。则以夏县禹王城遗址为中心的今临汾、运城两市区域皆为夏墟。皆另《左传·隐公五年》载“晋都曰翼”,《史记·晋世家》索引在“翼,晋君之都也”条下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以下一号翼侯,平阳降邑县东翼城是也。”而最著名的当属班固,郑玄的“太原说”与顾炎武的“晋南说”(即临汾·运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太原郡》中说:“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但他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又说:“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而河东即今临汾、运城两市,可见他也前后矛盾。郑玄在《毛诗·唐谱》也认为唐始封地在太原晋阳,即今太原市晋源区晋祠。班固、郑玄的“太原说”自东汉起传承了2000多年,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皆以为然。直到清初,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中始提出“晋南说”,他认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此前不见于传。又《史记·晋史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郭沫若对此论点深以为然。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班固郑玄的“太原说”,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太原市附近做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却始终未找到成片的西周遗址,虽偶尔发现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陶片,但其风格与西周时晋物迥然不同,显属其它文化系统。20世纪6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考古专家苏秉琦、谢元璐、张颔等人再赴晋祠附近做田野调查,根本见不到西周的遗迹和遗物。而从20世纪70—90年代,临汾运城两个地区发掘(现)的夏、商、西周文化遗址有几十处之多,规模较大的夏文化遗址有夏县东下冯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和尧都区下靳遗址;西周遗址主要有洪洞坊堆遗址、永宁堡遗址、闻喜上郭、邱家庄等,出土的铜器有“刖人守囿车”(上郭),“荀侯匜”,(邱家庄),翼城凤家坡铜器群等等,另外还有两版西周卜骨,因此考古专家和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晋南,即临汾、运城两个地区。

1979年秋,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学生赴临汾(即古之平阳府)运城进行田野考古调查,重点是临汾地区。在临汾调查中共发现西周遗址十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三处:一是翼城县南梁镇故城村遗址,试掘结果表明它是东周时期所建,故排除在外。二是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早期至东周早期的晋文化及汉代文遗存,其中晋文化最为普遍,并且在城内还清理出战国晚期的红色陶釜,其领部有横戳印陶文“绛亭”二字。第三处是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此遗址总面积3800×2800米,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从1980年开始到1990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天马——曲村遗址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除揭露大面积古代居址外,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陶器的墓葬近500座,并发掘确认了九代19位晋侯及夫人的墓葬。他们分别是:

第一组 M113M112 晋侯燮父及夫人

第二组M19M13晋武侯宁族及夫人

第三组M6M7晋成侯服人及夫人

第四组M33M32晋历侯福及夫人

第五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六组M1M2晋 侯司徒及夫人

第七组M8M31晋献侯籍(苏)及夫人

第八组M64M6M63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九组M93M102晋文侯及夫人(或殇叔或夫人)

共出土青铜器100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 盉,其万年永宝”铭文,邹衡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觯上的铭文“围乍新邑 彝”(中间缺一字)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口口”(后两字已残损)清代碑记等遗物以及遗址的第三阶段文化遗存,即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文化,推定天马——曲村遗址及周围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墟”。这一推断得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专家组组长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及考古学界的一致确认。给争论了2000多年的唐国具体地望的悬案划上了一个句号。

至于燮父改唐为晋的原因,《汉书·地理志》谓“唐有晋水,叔虞子燮(父)为晋侯,是燮(父)以晋水改为晋侯”。并将晋国,晋水记在了《太原郡·晋阳县境内(今太原市晋源区)》近年来考古发掘证明,叔虞所封之唐国在今以天马——曲村遗址为中心的翼城、曲沃两县境内,并不在太原境。千百年来,燮父因晋水而改国号的定论受到怀疑。但大多数学者并未改变唐因晋水而改国号的定论,只是对晋水的指称,众说纷纭。顾炎武认为是指平水或指浍水,或指涑水为晋水。

那么究竟晋水是如今哪条河流,是湮灭还是易名。依据邹衡教授的论断,古唐国始封的中心“在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水以东,浍水以北,翼城曲沃的塔儿山以南,东西长约三十,南北广约十五公里的长形地带。”自然可排除平水、涑水为晋水之说。

笔者曾就其境内的河、湖、泉进行徒步考察,今有名称的河流有浍河(水)滏河、里河、另有无名、季节河多条。泉水主要有滦池泉、南梁泉和七星海自涌(喷)温泉群(14—45度)湖泊主要有七星海喷泉群所形成的七星海、东海、西海、韩海等小湖泊。然而距天马——曲村遗址最近的河流是滏河(又名天井水)及支流双滏河,距遗址约1000米,从东北向西南流去。其次为七星海涌(喷)温泉群,距遗址约2500米,为双滏河之源,两水皆在遗址之南及东南。《水经注·汾水》载:“天井水出东迳山西南,北有长岭,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汇成一川,西迳尧城南,又西流入汾”,其描述正与双滏河及源头七星海相合。而浍水则远在遗址9000米之外。指浍为晋似乎很牵强。

古地理学家历来认为,古代名物尤其是山水国邑名称的由来,往往是由当时,当地人根据某些特殊的自然因素确定下来,比如山峰地形、河、湖、泉以及物产等等。一经约定俗成,这种因素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就向某些汉字,现在人们却不知本义了,例“权”字其本义是指称砣。

据古文字学家考证,“晋”字的起源最晚不过商代武丁时期,因它在商代卜辞中多次出现,在刘鹗《铁云藏龟拾遗》中,其字形作“ ”,《甲骨文编》中,晋字又作“ ”,侯马出土的春秋晚期货币(布币)晋字又作“ ”。

我们把这三个字与七星海涌(喷)温泉的形态作一比较。三个字的下半部“ ”、“ ”、“ ”分明是池塘或小湖泊的形象,中间一横是表示水位的涨落;中间部分“ ”、“ ”很象是喷(涌)泉喷出时水柱的形态,况且甲骨文的水字写作“ ”,说是水柱喷出的形状,毫不附会,多个“ ”并用正是代表多个泉眼,也就是喷泉群;最上部的“ ”正是表示温泉腾起的雾气。笔者认为“ ”、“ ”、“ ” (晋)是一个象形字,而唯一能与此象形字符合的只有今七星海喷温泉群。

从字义上分析,《说文解字》上说:“晋,进也日也,万物进”这里的“进”含有长升的意思,后世人常说“晋升、晋封、晋见、晋谒、晋级、晋荐”等都含有自下而上,由低及高的意思,也就是“升”的意思,这正和喷泉喷出时及雾气上升的形态一致,故笔者认为今七星海喷温泉群就是晋水。

致于班固为何会把唐国、晋水记在太原郡晋阳县,最主要的原因是:晋人的迁移、地名也随之而搬家,因为“地名随着人群的迁移而搬家历史上随处有之” (许卓云西周史57页)古代先民迁入新居住地的人们,因怀念故居地的山川风物,而给新居住地的山川命以旧名是很自然、很常见的。春秋中晚期,晋公族及卿大夫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多奔戒狄,这属小规模零星迁移;大规模北迁则应是晋悼公至晋平公时期,魏降和戎到晋平公16年(公元前541年)“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左传·昭公二七年》今太原一带归入晋国版图后,晋人始大量北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原晋水的源头也是自涌(喷)泉,位于瓮山下的晋祠内。试想当晋人迁移到太原后看到此涌(喷)泉后,自然会想起故地的喷泉——晋水,习惯的称此泉流为晋水。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或是更早,人们只知太原晋水,而把真正的唐国;晋水反而遗忘了,班固正是以讹传讹,形成大谬。

笔者认为,太原晋水源头与七星海之源均为涌(喷)泉,绝不是偶然巧合,而一定有渊源关系,可作为七星海喷涌泉群即是晋水的旁证。

以上所论,推定了晋水,那么历史上晋国都城是否曾名为晋阳呢?早期文献上确无记载。晋都的名称,最早见于《左传·献公五年》“晋都名翼”,《史记·晋世家》索引条下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以下,一号翼侯”。只是《汉书·地理志八上·河东郡》载“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晋武公曲沃代晋后,晋都一度在曲沃(今闻喜县上郭、邱家庄)试想晋武公灭大宗后,无论从安全或是其它方面考虑绝不会把国都定在已灭大宗的故都城——晋阳,而定在自己发迹的根据地——曲沃是顺理成章的,直至晋献公八年。班固只是把晋阳的地望搞错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晋献公9年(公元前668年)晋“始城绛都”,到晋景公15年(公元前585年)由绛迁都新田(又称新绛),直到三家废晋,晋都再未易名或迁移。

多年来通过对翼城、曲沃两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故城村遗址及天马——曲村遗址进行的多次发掘研究,邹衡教授从苇沟——北寿城遗址及附近凤家坡发掘出土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早期文化遗存及西周早期铜器,认定苇沟——北寿城遗址,应为故唐国及唐叔虞之都——唐城。故城遗址为东周(春秋)时城址,李孟存教授依故城遗址周围山势地形及地理环境推定其为“翼”都,与《史记·晋世家》索引相合无疑,考古发掘证明,天马——曲村遗址是晋燮父以下九代晋侯的都城及陵墓所在地,关于献公所迁之绛都,史学界也一致认为是天马——曲村遗址。那么在燮父之后到孝侯都翼之前,九代十位晋侯的都城,即天马——曲村遗址又为何名呢?笔者认为其名为晋阳。

因为古今山之南水之北皆为阳,天马——曲村遗址正是在晋水之北,即晋水之阳。另外,从今天翼城、曲沃、侯马、新绛及太原人口语中“晋”、“绛”不分,同发“jing”(井)音,北魏时天井(今滏河)西周时晋人口语 也许名为“天晋水”。“晋”、“绛”、“井”乃是一音之转,这在周初和春秋是常见的。例如王国维在《说商》一文阐明“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有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杨宽进一步考证“宋、商同发|‘seng’音”,还有“殷”、“卫”、“韦”同发一音,康叔封卫,实际是殷故址。因此,推测晋献公当初就是顺音将“晋”改为“绛”,音同字不同,顺理成章,流传至今。因此晋献公深知,曲沃代翼毕竟是小宗代大宗,违反了周的宗法礼制,我不正言不顺,将晋改为绛就是为了让后人把西周时期大宗的十几位国君忘掉,而独尊武公以后的各位晋君,而事实上,春秋中后期,晋国人确是如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晋水即为今曲沃县七星海喷温泉群及出流的双滏河(滏河南源),晋侯燮父因晋水而改国号当为不虚,晋都自晋侯燮父到孝侯都翼之前的名称极有可能就是晋阳,甚至在晋献公都绛前还称晋阳,晋阳——绛都同为一城,即今天马—曲村遗址。

参 考 书 目

1、《史记》司马迁(西汉)

2、《汉书》班固(东汉)

3、《尚书》

4、《铁云藏龟图》刘鹗

5、《水经注》郦道元(北魏)

6、《西周史》杨宽

7、《西周史》许倬云

8、《晋国史》李孟存 李尚师

9、《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岳南

10、《文物考古与地理》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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