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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最早中国”之我见

关于“ 最早中国”之我见

蔺长旺

2016年11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迎来了两位重量级考古学者:许宏与何努。两人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又分别是二里头与陶寺的现任考古队队长,但对于二里头与陶寺究竟哪一个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这一重大问题却各持己见。许宏是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说”的倡导者,何努则坚持陶寺遗址的“最初中国说”。那么这两个遗址,谁才能称得上“最中国”呢? 而主持人更是别有新意提出了“最中国”的命题。

关于此次公开PK的讨论,笔者有如下看法:

一、就此命题的PK ,命题所处的时空坐标是纵向而非横向,一个是距今4300年到3900年,而另一个是距今3750年到3500年,二者相差数百年,因此是不对称的,其PK的可比性有失公允。倘如,是在横向时空坐标上进行PK,二者可以称作是对称的PK。

二、所谓“最早中国说”与“最初中国说”,实际上是同一个命题,都是立足于所谓构成“国家基本要素”条件可满足的前提下而言的,因此无论是“邦国”还是“王国”都必须首先满足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条件;而陶寺与二里头都满足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称之为“国”。那么,按照时空纵向坐标来PK,自然是陶寺遗址可冠以“最早”或是“最初”的桂冠,因为它早于二里头500年。实际上,在尧协和万邦为天下共主之前,还有黄帝一统天下入住中原的辉煌时期,只不过是年代久远遗址难考,但笔者倒愿意将那个时期称之为“最早中国”。

三、PK 双方都犯了一个共同性的错误,所谓“二里头是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和所谓““陶寺是漫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之说,是不符合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客观实际的“多元一体”论。笔者赞成民间学者李侃良先生《中华探源》关于“中华文明同源一体”的学术观点,他以新石器以来的考古文化为支撑,通过“双重证据法”用考古实物为历史传说(典籍记载)立证,以历史传说(典籍记载)为考古实物赋魂,从而实证并复活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发展史,为我们探讨所谓“最早中国”这一命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时空坐标。

笔者初步梳理了考古文化近万年以来的相关资料,绘制了一幅以年代为纵坐标的简图,以方便读者了解中华文明在纵向上传承与横向上融合的历史过程。从图中不难看出,陶寺和二里头在坐标系里的节点位置,这对于讨论所谓“最早中国”的命题兴许有益。不可否认在陶寺与二里头之间似乎存在一个150年左右的缺环,但联想到学界“4200年事件”即大洪水的历史背景,自然也就有了弥补这一缺环的答案。

图一 考古文化坐标图

图二 陶寺与二里头

图三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坐标

图四 从陶寺到二里头的二里头型文化遗址分布

从以上插图中不难看出,年代介于陶寺与二里头之间的东下冯和位于中原的新砦及王城岗遗址,很可能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王城岗遗址,其在城邑选址的风水方面具有很大的形似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陶寺遗址建筑布局的继承性。高江涛博士曾发表《考古学视角的大禹与大禹治水》一文,虽作者在文中未明示此继承性的问题,但其论证说明了这一点。

四、倘若把年代相当于夏朝中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早中国”,无疑是割断或说是舍弃了从距今10000年到距今3750年间长达6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其中包括早于二里头500多年的考古学界已经证明相当于尧舜时期的具有构成国家基本要素和国家形态的陶寺遗址,这是极其荒唐的,客观上迎合了西方企图颠覆和“去中国文明史”的思潮。笔者认为传统之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客观可信的,至少4500年在考古学方面由于陶寺遗址的发现已经坐实。至于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尧舜之间这一长达500多年以上的空白,虽然因年代久远和地理环境的自然变迁,使得其相关遗址的发现成为难题,但关于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丰厚的典籍记载是不容忽视和轻易抹煞的。笔者相信,随着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远古历史的各种谜团都将会得以破解。

五、相关连接内容附后:

许宏vs何努:二里头与陶寺,到底谁“最中国”?(作者:胡宇煊 杨炎之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考古网)

关于最早中国

2016年11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迎来了两位重量级考古学者:许宏与何努。两人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又分别是二里头与陶寺的现任考古队队长,但对于二里头与陶寺究竟哪一个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这一重大问题却各持己见。许宏是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说”的倡导者,何努则坚持陶寺遗址的“最初中国说”。那么这两个遗址,谁才能称得上“最中国”呢?

讲座伊始,主持人孙庆伟教授就直奔主题。他说之所以采用“最中国”是因为无论用“最早”还是“最初”似乎都有点拉偏架之嫌,为了避嫌,就采用了“最中国”这一题目。今天的题目包涵三层意思:第一个是“国”,为什么二里头和陶寺遗址可以称之为“国”?其次,是“中国”,因为当时是天下万邦,为什么他们认为是自己所发掘的遗址是“中国”;第三,还是“最早”或“最初”的问题。

许宏与他“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

许宏直言道,其实二里头是陶寺退出历史舞台百余年后才兴起的,所以陶寺应该是二里头的最初状态。因此他讲的题目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的历史位置》。【用最简单的话来概述二里头的重要性:它是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拥有很多中国之最,它承接了上面的东西,又开启了中国王朝文明的先河。】

何努与他“最初的中国”——陶寺遗址

何努认为最早的中国应包括“中”和“国”这两个概念:“中”是地中的概念,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为都城,都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指标。如果有上述指标,这个都城所代表的文化控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就是一个国家,从宏观角度来看,也能判断这个社会是否进入到一个国家的统治。

何努坦言,陶寺遗址的现状表明陶寺文化的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这恰好说明陶寺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它不是许宏所说处于广域王权国家的这个阶段,它只是“漫天星斗说”中最亮的一颗星,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央。考古学文化跨区域的一个文化圈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的,二里头是中原地区最早的王国,而陶寺是一个邦国,处在万邦时代的末段,它不是王朝,所以势力范围不可能跨区域的。二里头时期在长江中下游时期发现了它的驿站性遗址,这与当地土著文化截然不同,说明了二里头的实际控制范围到了长江北岸,甚至说囊括了现在的江汉平原。也就是说二里头突破了陶寺的阶段,所以说二里头是王国,而陶寺只是邦国,但邦国也是国家,并不是没有突破自己的文化圈就不是国家,国家需要用一些行政体系来定义的,不能仅仅通过文化圈的大小来看它是不是国家。

李侃良:中华民族“同源一体”之再证

中华民族“同源一体”的理念,是从未中断的中华史前传说经过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地心传口授而告诉给后世的。与世界其他均已中断的古文明相比,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家园。然而,由于今人与史前文明之间所产生的巨大代沟所致,便又提出了对这些史前神话传说如何通过实证而给予正确解读的重大命题。历史文明的中断与失忆,是传承的中断与虚无。因此如何完成这一重大命题,正是关系到中华古文明能否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以传承的重大使命。

西方人为了证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起源说,并找到自己的历史文明之根,从19世纪末便开始了古人类与古文明的地下考古活动。所取得的最后成果:一是,从考古挖掘出的南猿古猿脑容量极小的头盖骨,和此后与旧石器相伴出土的直立猿人、智人、新人愈来愈大的脑容量相比,实证了人类的确是从猿进化而来的。二是,考古挖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古陶器、以及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由于它们没有任何此前留传下来的传说可证,且在三千多年前的新巴比伦与埃及人那里完全是失忆的,所以反证了这些古文明实际上是中断了的。

西方最早的历史书是距今3600多年前“闪族”之犹太人的先知们,开始用“闪语”写的《旧约全书》。“闪族”是亚当和夏娃“洪水灭世”后乘坐“诺亚方舟”而唯一幸存的诺亚一家在西亚的后代。所以这个中断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明消亡之后的距今4000年左右,即《圣经》开头所说的“上帝”之“洪水灭世”。

然而,中华古文明之所以是完整而不曾中断的,不仅是因为中国有《尚书》关于尧舜之世如何战胜这一世纪性大洪水的“大禹治水”之最早文字记载,而且有比尧舜之世更为久远的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帝喾等“三皇五帝”之口头传说。正是这些在尚无文字之前而用心口相传的口头传说,将中华民族如何创生、如何繁衍、如何创造性生存的史前文明,全告诉了我们,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失忆而有根的民族。

记录人类历史的有两个载体:历史将人类自身的遗体和所创造的遗物封埋在地下,使其成为人的历史之“物”证;同时又将自身的生存创造历程以语言为载体(包括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使其在传承中积淀升华,从而创造新的历史。

由于历史的主体是创造者的人,历史的意义是对人的文明创造的传承与发展,所以这两大载体的关系就成为了:只有地下历史之“物”证的载体,而无语言载体传承之“人”的历史可证,地下之“物”就成为了中断而死掉了的历史。相反,只有语言载体传承之“人”的历史,而无地下历史之“物”作证,这些历史之人的传说就可能被误读、质疑和否定,就可能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便打扮和毁容,就可能被传承者逐渐淡忘而虚无化。

中华未曾中断的史前神话传说,所面临的便正是这一纠结之窘境。但中华古文明毕竟不是中断而死掉了的文明,它也完全可以通过考古找到地下历史之遗“物”为自己作证,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和担当去完成这一使命。

中国的地下考古起始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百年来的考古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发现了中国南猿纳玛古猿化石,而且发现了距今200万年至1万年间旧石器时代众多的直立猿人及智人的遗迹遗址,和距今1万年至4000年间新石器时代遍布全境的各种类型之更为丰富的考古文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

当人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考古界用自己的地下考古成果为中华史前传说立证的喜讯时,等来的却是一个对史前传说颠覆性的结论。1987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发表了题为《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大意是:华山脚下之仰韶庙底沟文化出土的绘有花瓣纹之彩陶,其向四周广泛传播的强烈文化现象,说明“华族人”起源于华山地区;而与此同时期的燕北红山文化则出土了大批龙形玉和龙鳞纹陶罐,说明“龙族人”起源于燕北一带。之后,这两族于发展中在其中部交汇融合,“中国人”便由此而得名。

于是他便以他命名的“华山玫瑰燕山龙”而告诉我们:他60年考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终于“绕出”了“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怪圈”,从而得出中华民族并非是“同源一体”的,而是“满天星斗”之“多源一体”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考古界仍像西方“人类非洲起源说”所认为的中国人也是非洲智人“食人族”后裔一样,还在坚持他们的“多源一体说”已是科学之定论。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多源”与“同源”毕竟是两个直接对立的概念,而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文明不曾中断之中华民族,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历史真相却只会是一个。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正是基于此,我于2007年退休之后开始着手自己的史前史研究。最初的研究便使我对苏先生的观点发生质疑。要知道,考古并不是只在燕山之北一处,而是在中部的河南濮阳、南部的湖北黄梅等多处发现了“龙”,何以只说燕北是龙族,其他就不是龙族呢?再者,在与“华山玫瑰”的仰韶庙底沟文化,其相对应的距今60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不仅发现大量C形玉龙,而且还发现了牛河梁女娲庙坛冢遗址,以及遗址下的“华山玫瑰”彩陶片。那么我们不仅要问:既然燕北龙族也是以“抟泥造人”的华胥女娲为其先祖而加以祭祀的,那么龙族与华族还会再是两个不同源的族吗?

其实如果认真加以分析,苏先生给出的这一结论是极不科学更不严肃的,但它却有着极大的诱惑性。说其有诱惑性,是因为“华(花)之源”与“龙之脉”是关于中华民族如何诞生的重要传说,他在这里给传说找到了“物”的实证,难道你能不惊喜、不相信吗?说他不科学甚至不严肃,因为在本质上他根本无视史前传说的存在,而仍是“见物不见人”的以地下考古去构筑“物”之历史。可是要问在整个史前考古中某某遗址的主人到底是谁,他全说不出来。

如果仅用地下考古实物就能构筑历史,而不是用其为人的传说作证,西方还会承认那些没有人的传说可证的地下古文明,是已中断的文明吗?如果面对中国不曾中断的史前传说却有意不去为其作证,而又敢于宣称自己得出的“满天星”的“多源一体”之颠覆性结论,已是科学定论,难道还配称是一种科学而严肃的态度吗?

西方中断的史前传说,我们没有中断;西方已有的地下考古,我们今天也全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探寻中华历史文明之源,创造了客观条件。

我不想细究苏先生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绕出”了“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怪圈”到底指的是什么,也不想推测他的“多源一体说”将会对中华民族造成多大的伤害与恶果,我只想说苏先生无视史前神话传说的存在,而“见物不见人”的构筑“物”之历史,是一条不归路,甚至是又一个陷阱。

学术研究的使命就是为过“河”解决“桥与船”的方法问题。如果将地下考古实物与史前传说相对接而给于实证比作过“河”,那么如何找到对接实证的方法,就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桥与船”问题。不能因为自己找不到“桥与船”,便像告诉这条“河”本来就不该过也根本过不去一样,而告诉人们科学考古与神话传说本就不该接也接不了,让人们死了这条心。自己做不到是能力问题,让人死了这条心,甚至贬斥“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是“旧观念”之“怪圈”,便就有悖于学术人的良知了。

今天的考古方法,都是寻找器物铭文、印章、碑刻等文字类东西,以知到遗址的主人是谁。史前虽然没有文字,但史前考古也应该寻找像文字一样能够告诉你遗址主人是谁的中介之物。不用说这一中介之物就是传说中各族群的图腾,只要哪个族群的图腾之物在遗址中出土了,这个遗址的主人也便就从此找到了。

正是“龙”与“华”(花)之中华祖图腾和众多族群图腾的地下考古新发现,使我们终于有了打开史前史神秘大门的钥匙。在“同源一体”的传说体系中,“华(花)”图腾是代表华胥女娲族的诞生而出现的,“龙”图腾是代表父系伏羲族的诞生才出现的,而伏羲族又是由华胥女娲所生的。那么阜新8000年前之最早石摆龙的出土,便以图腾之实物为确证而告诉我们,传说的华胥女娲与伏羲时代,就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距今10000至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这一“定海神针”所建立起的历史大坐标,不仅“三皇”的女娲与伏羲时代不再茫然,而且再以它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与“三皇”的有巢氏、燧人氏传说相对接互证,又以它之后的仰韶诸文化出土之众多图腾与炎黄为代表的“五帝”的传说相对接互证,这样由众多小坐标而构成的整个中华史前传说史,便就因考古之“物证”而彻底复原并复活。

我一生在县级基层从政,与考古及历史专业无涉,是30年前的1987年看到苏秉琦先生《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文章,才从此种下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探源心结。10年前我退休之后开始作正式研究思考,并以“用考古实物为史前传说立证,以史前传说为考古实物赋魂”之“双重证据法”,写成了近40余万字的《中华探源》之作,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将一个“同源一体”之可证可信的中华史前史,展现在了自己面前。

中华探源的使命,是要探明两个源:一是人种进化之起源,二是血缘民族之起源,这便是传说中的“三皇”时代。

(一)中华人种之起源。

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中华大地上由中国南猿进化为最初直立“猿人”,再到“智人”、“新人”,其各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古人类化石都是不曾间断而自成体系的。 加之,中国有别于其他人种之遗传基因的独特“铲形门齿”,其在整个史前考古发现中的连续性,使黄皮肤、黑头发的黄色蒙古人种之中国本土起源说,由此得以完全确立。这就彻底否定了西方所谓的,全世界的猿人后来全被走出非洲的最早进化为“智人”的“食人族”吃掉了,故今天世界各洲的人种都是非洲智人“食人族”之后裔的荒唐非洲起源说。

有了完整科学的古人类考古作实证,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远古的“三皇”传说,原来中国人自古以来传说的“有巢氏”,就是像猿一样巢居于树靠采摘野果生存的直立“猿人”。而传说的“燧人氏”,就是此后又发明钻木取火和弓箭,靠渔猎生存的“智人”。

那么,猿人的有巢氏与智人的燧人氏,在百余万年中又都生存于何地呢?整个旧石器时代考古出土的70%以上古人类遗址、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更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是聚集在中华大地之中部,并以华山为地标的大秦岭之南北的河渭与江汉地区。秦岭在秦之前古称昆仑,这就又把传说所说中华民族的发祥祖地在昆仑,得以确认了。

这便是中华传说与考古所共同告诉我们的,中华“人之初”之人种的“我从哪里来”的“同源说”。

(二)中华民族之起源。

如果说旧石器时代“人之初”的猿人“有巢氏”和智人“燧人氏”,还只是“族内婚”近亲繁衍的一个个孤立原始群,那么距今1万年进入的新石器时代,就便是中华“同源”之血缘民族的形成期。

“女娲抟泥造人”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是:秦岭(古昆仑)之华山前的“华胥之州”上,所诞生的华胥女娲族,首创了优生的母系“族外婚”,从而取代了原始群的“族内婚”,并使“华之源”的华胥女娲族以走婚制的第一次冲击波“华(花)传四海”,将周边的“原始群”渐次改造成为了与自己一样的母系女娲。

华胥女娲在“雷泽之畔”(雷泽岸边,即华胥之州)“履大人迹,生伏羲”的传说,是指华胥女娲族日后又再造了让自己男性后代娶妻生子的“父系族外婚”。新生的伏羲父系氏族又从源点出发,以第二次冲击波向四周已有的母系氏族传播,从而形成伏羲父系与女娲母系亲如兄妹的共生共荣之“龙行天下”。

当我们把这一时期四周的全部考古遗址加以整合,则将华胥女娲所创生的血缘大华族其“华之源”与“龙之脉”的繁衍形成过程,全景式的呈现给了我们。如果这时再回头去看兴隆洼文化出土的8000年前的石摆龙,其所要向世界宣示的就正是“他是龙族”,而不是苏秉琦先生所误判的“龙族是他”。并且也正是这一距今8000年最早“龙”的实物发现,便明明白白的将距今10000--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分为了两段,前段为“三皇”之女娲时代,后段为“三皇”之伏羲时代。

这便是中华传说与考古相对接互证所告诉我们的,“华之源,龙之脉”的中华血缘民族“我从哪里来”的“同源说”。

当历史进入了起始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阶段,便又肇始了“五帝”父系氏族之“姓族”时代。

(一)炎帝、黄帝、太昊三大姓族诞生之时代。

“姓”字由“女”与“生”组成,母系氏族社会时只有华胥女娲所生之一个“华姓”。“五帝”之“帝”字,即为花蒂之“蒂”,以此来永志他们共同的“花”族后裔之身份。然而从“五帝”父系开始,他们便又都有了自己的“姓”。古传姜性的炎帝神农族是赤龙,姬姓的黄帝族是黄龙,风姓的太昊族是青龙,这样以华胥女娲为祖族的“华源龙脉”之各大“姓族”,其子孙万代,人人便也都是龙子龙孙,永续传承了。

那么,进入父系“姓族”时代的三大姓族,他们又都繁衍生息在什么地方呢?

具体说,仰韶半坡文化(距今7000--6000年)应为炎帝神农族的故地。作为女娲与伏羲后代的姜姓炎帝神农族,生于渭河支流姜水的陕西宝鸡。在日后的发展中,以鱼为图腾的夸父氏部族,生活于中部渭河至晋南豫西一带。以火为图腾的祝融氏部族,生活于黄河之南至湖北神农架的烈山(厉山)一带。以水为图腾的共工部族,生活于黄河北部神农山的历山及东邻的“江水”(今安阳)一带。至于以鸟为图腾的姜姓蚩尤氏,因其是与东部太昊鸟族联姻所生之部族,故便生存于半坡文化之外的北辛文化之淮地了。

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包括山东泰沂及苏皖淮河流域,应为风姓的太昊鸟族之故地。这由北辛文化及它之后演变而成的大汶口文化,一直出土的鸟图腾之典型陶器就可完全证明。

黄帝族的故地至今之所以仍是一大历史迷团,主要是因黄帝族的繁衍、迁徙及生存史相对复杂。对此,我将同上边论证炎帝与太昊的故地一样,以图腾之物为实证,把黄帝族的真实故地告诉你。

史载,炎帝与黄帝同为少典伏羲所生之同胞兄弟,炎帝生于渭河南岸的支流姜水,黄帝生于渭河北岸的支流姬水。姬水古亦称漆水,发源于今甘肃清水县,该县境内有轩辕谷,传为黄帝轩辕有熊氏之诞生地。后黄帝族在繁衍发展中沿洛渭并渡过黄河向东迁徙,曾驻晋南雷泽北岸与西陵氏之嫘祖(亦称雷祖,为方雷之姓)的蚕族结为婚族。然后相携再向东北迁徙,逆汾河而上、经桑干河到达燕山南麓的涿鹿之渤海湾一带,才定居了下来。在此期间黄帝族又“北逐荤粥”,将领地扩大到燕山北部以“轩辕之丘”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以上我们将传说的“轩辕之谷”到“轩辕之丘”相串联所找到的黄帝故地,仍需要考古实物予以确证。黄帝族最初定居的涿鹿一带,正是产生于距今7000年的河北易水之北福地文化。考古在北福地文化发掘出的猫科动物(熊、豹、狮、虎)的陶质面具,它作为图腾之物,正与我们后边马上就要讲到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所率领的部族之师为“熊、罴、貔、貅、狮、虎”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还在燕山之北发现了继兴隆洼文化后之距今6800--6000年的赵保沟文化。赵保沟文化出土的牛首玉兽雕、玉蚕、云雷纹玉佩件(黄帝族“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等物,这就便将牛图腾的黄帝族携其蚕图腾的妻族嫘祖,也已越过燕山来这里安家落户昭示于世。

(二)黄帝部落联盟的“大天下”时代。

到了距今6000年之际,发生了炎黄之间的第二次大战。战争的起因是黄河又一次夺淮入海,处于淮河流域被淹的蚩尤族被迫西迁入主炎帝腹地,并建都晋南之阪泉,后又挥师北上直抵黄帝族之腹地。被迫应战的轩辕黄帝从燕山之北的“轩辕之丘”再“迁邑涿鹿”,率领他的熊罴狮虎之部族与蚩尤展开了著名的涿鹿之战,并将蚩尤赶回晋南,于阪泉之战中擒杀蚩尤(指首领)。然后南下渡过黄河战败夸父族,举行了一场“大会神仙于华山”之胜利者的大会师,遂宣告大战结束。

炎黄大战导致了千年的炎帝族之仰韶半坡文化的终结,而继之以千年的仰韶庙底沟文化(距今6000--5300年)之肇始。传说是以倒下于追日途中的夸父,丢其权杖化为一片桃林,宣告了炎帝时代的终结。而新生的仰韶庙底沟文化的新主人,则是入主中原定都河南新郑“轩辕之都”的“大天下”的“天子”轩辕黄帝了。

“天子”在中华史前的传说中,与“帝”的称谓性质不同,它是只有“大天下”的共主才能称的专用词。我们之所以称距今6000年之后的大华族是一个“大天下”,这里既有黄帝“合符釜山”、“大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三大姓族实现了大联合的传说为据;也有轩辕黄帝通过反思亲身所经历的惨烈族群生存战争发生之根源,在返本开新的“华胥梦”中以华胥老祖母创生“同根同祖”大华族的历史为镜鉴,终于悟出了大华族的各成员不应再“分土而治”,而应成为“共享”天下水土之“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据。

然而,真正能为这些传说与理念作证的,一是千年的仰韶庙底沟文化出土陶器上所绘的几乎传遍了全部中国大地的“华山玫瑰”(苏秉琦命名);二是燕北红山文化中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大规制的女娲庙坛冢。现在我们将此考古实物与史前传说相对接互证,你就会知道:如果不是各族实现了大联合的“大天下”,这时的“华山玫瑰”就不可能传到东西南北所有的边远之地;如果这个“大天下”不是返本开新的以华胥女娲老祖母时代为精神标识,所传边远之地的就不会是从祖地出发而传出的“华山玫瑰”;再如果这个“大天下”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不是“天子”黄帝,如果燕北不是黄帝族的故地,而牛河梁也不是当年的“轩辕之丘”,如此大规制的女娲庙坛冢就不会建立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

作为大考古学家的苏秉琦先生,却如此时空错乱的将进入距今6000年的仰韶庙底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作为了华族与龙族才开始诞生的时代,实在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大天下”的仰韶庙底沟文化终结后,接替它的是仰韶彩陶文化消失的又一个千年“前龙山文化”(亦称“后仰韶文化”,距今5300--4600年)和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这便是“夏夷之分”的城邦时代。

(一)前龙山文化“夏夷之分”的城邦时代。

导致大天下发生“夏夷之分”的原因,必须将责任追到接替去了西地之少昊位的“大天下”最后一个“天子”---颛顼。到了距今5300年之时,处于安阳“江地”的共工族,又一次遭遇黄河洪水淹没而失去生存家园。当共工族按照“平水土”(即“大天下”之水土自然资源各族平等共有共享)的既有制度安排,要求颛顼帝给予辟地安置之时却遭到拒绝,并迫使共工族逃往无法生存的淮地。对此,引起江汉之地的蚩尤三苗族不满而兴兵问罪,但同样遭到颛顼帝的镇压。战争的结果使“大天下”的联合体由此“绝地天通”而解体,分为了东西南北之“四帝”,从而开始进入了“夏夷之分”而独立发展的城邦时代。

从距今5300至5000年间,失去了“天子”位的颛顼夏族城邦,因有燕北红山文化故地为根基,故被称为了“北帝”。到了距今5000年时因气侯变冷,使生态脆弱的燕北失去了农耕条件,从此由繁荣的红山文化而变为小河沿文化的游牧之地。这时的黄帝青阳氏帝喾虎族,也被迫南迁,成为了后来接替颛顼位的夏邦之新主。

(二)龙山文化之尧舜禹禅让时代。

然后到了距今4600年之时,夏邦因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而天下大乱。是帝尧联合羿族“羿射十日”并“尧征三苗”,使历史又进入到龙山文化阶段。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夏邦的帝尧在与周边各城邦的“修蛇、凿齿、九婴、大风、封豨”多次因争夺生存环境而发生的战争中,象当年轩辕黄帝一样经过深刻反思,便以自己的夏邦为中心再次将各城邦联合了起来。各城邦皆拥帝尧为“大天下”之“天子”。帝尧“天子”实行禅让制选舜为接班人,他们任命大禹治水安民,充分利用新生“大天下”之“平水土”的制度优势,终于战胜了世纪性大洪水的灭顶之灾,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不曾中断而大难不死,又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建立“大中国”之夏王朝的大禹死后,夏启即位,变“天下为公”为“天下为私”的“家天下”。从此中华史前的原始社会宣告终结,开始进入正式国家阶段的奴隶制社会,

今天,我们联系全部的中华史前史,所探所证出的中华民族“同源一体”之结论,正是对其“否定者”给出的“多元一体”之再“否定”。

中华民族之“同源一体”,有两层意涵:一是生命与血缘的“同种同族”而“华源龙脉”之“一体”,二是生存与地缘的“同域同国”而“夏夷一家”与“胡汉一家”之“一体”。二者相合,即为“民族国家”。

“同源一体”的“大华族”其所以后来又称“中华”与“中国”,是因从地缘的“夏夷之分”至今,它又成为了“有中”(夏、汉之中央邦国、方国、帝国)“有边”(四方夷、狄、戎、蛮、胡之边族)的“一体”之“民族国家”。“中华”即“有中之华”之渭也,“中国”即“有中之国”之渭也。

然而,今天的学界大都张口就将“夏夷之分”说成“华夷之分”,当边夷之族用自己的“族谱”告诉世人,他们的祖宗也是炎黄时,我们的学者却硬说他们是在编造历史,将边夷之族的炎黄后裔全开除出了“华籍”。还有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代表的考古界,所“瞎子摸象”的给出“龙族与华族,是两个不同源的族”之结论,这就又把龙族也开除出了“华籍”。大华族如果没有开枝散叶、生生不息的“龙脉”之族,那还能是华族吗?

中华民族最大的现实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其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的冷漠与失忆,以至发展到今天自断其根的“去中国化”与“历史虚无、文化虚无、民族虚无”思潮泛滥成灾且积重难返的危险地步。

然而,用“双重证据法”所复活的史前史终于告诉我们:“同源、同种、同族、同文、同体”之中华民族的“万岁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的历史文明,因其血脉中流淌的基因与魂魄,是人文与民本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自省、自赎、自信、自强、自新”的民族精神。有了这一伟大民族精神作支撑,当年黄帝“华胥梦”其“命运共同体”的“天下为公”之历史天空,就会以历史的逻辑穿越四千年的私有制“阶级社会”,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而再现。有了这一伟大民族精神作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一定会实现。

这才是中华文明探源全部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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