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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二里头最早中国说”错在哪里?

 

许宏“二里头最早中国说”错在哪里?

 

                            文/李琳之

 

 

 

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是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说”的倡导者。2016116日,在“北大文研论坛”上,许宏对话何驽,发表了《最早的中国——二里头的历史位置》的演讲。他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二里头能被称为最早中国的理由。

 

首先从宏观性观察,许宏博士认为二里头是现在考古学家普遍认可的把中国古代史分为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的两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之一。邦国时代,也叫古国时代,用其最初提出者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满天星斗说”,是一种无中心的多源论;王国时代就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就进入了有中心的多源,二里头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节点;从王国时代发展到帝国时代,是从秦朝开始的,秦王朝因此成为这个阶段的关节点。

 

许宏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文献学本位的研究,但从考古学上看,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暂时不得而知。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广域王权国家的范畴,再往前看不到这样的迹象。所以这种叙述是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中进行的:中国文明不能做无限制的上溯。考古人用的是由已知推未知的研究方法,如果西周是广域王权国家的话,那么广域王权国家的实体,可以上溯到殷墟、二里岗、二里头,可再往上,找不到独一无二的国上之国,最早的只是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但缺乏核心文化。①

 

质疑一: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在前1750年~前1500年,陶寺遗址的年代在前2300~前1900年,两者之间是否还有类似于二里头这种规模的大都邑未被发现呢?事实上,按照考古人普遍认可的时间框架,前2070年~前1600年是夏代时期,那么二里头遗址顶多是夏晚期或商早期的都邑。夏早期的都邑尚未发掘出来,其性质尚未得到确认,二里头又怎么可以成为其中的关节点呢?又怎么能断言“广域王权国家的实体,可以上溯到殷墟、二里岗、二里头,可再往上,找不到独一无二的国上之国”呢?

 

许宏博士曾在《那年月,有国家吗?》一文中说:“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候才出现。”②

 

质疑二:该文题目是“那年月,有国家吗?”作者显然是对“那年月”“有国家”持否定态度,但在文内又说:“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国家之一。”以自家之矛攻自家之盾,逻辑上好像讲不通。许宏博士承认“陶寺古国”是“国”,“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国家之一”,但不承认“陶寺古国”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或曰“最早中国”,原因无他,“陶寺古国”不是“广域王权国家”。然而问题在于,一、“广域王权国家”是“最早中国”才应该有的内涵和特征吗?如果说是,那么什么是“广域王权”?它的参照物是什么?作为之后出现的商王朝、周王朝、秦帝国等是不是要比夏王朝的“王权”更为“广域”?王权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因而“广域王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动态概念,而用一个模糊的动态概念去定义一个静态概念,结果带来的可能就是语义上的混乱;二、“最早中国”无非是指最早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国家,或者说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国家。这里的“中国”文化内涵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之国”或“帝王所都为中”这个意思。显然,不论从哪一方面考量,二里头王国都没有资格称为“最早中国”,因为还有比它早300500年的陶寺古国的存在。

 

许宏博士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上古史分为两个阶段:以二里头为界,往上是前中国时代;往下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二里头开启了东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以二里头为分界的标志,二里头之前是无中心的满天星斗;二里头开始则是月明星稀,即有中心的多元王国时代。二里头之前,像良渚那样在满天星斗中是最亮的一颗星,即前中国时代最大的政治实体之一,它为后代文明给养,后代文明又扬弃了它的一些东西。”③

 

质疑三:在尚未找到夏早期都邑的情况下,“以二里头为界”“把整个上古史分为两个阶段”是否合理?再因而把二里头之前的邦国时代称为“无中心的满天星斗”是否恰当?

 

        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二里头之前”现在已经明确的大型史前遗址首先应该是陶寺。陶寺古国是在良渚政治实体灭亡之后才迈上历史舞台的,她比良渚文明更先进,更具备现代国家的特征,也更发挥着“万邦时代”文化交流的枢纽作用,许宏博士为什么在这里说“二里头之前,像良渚那样在满天星斗中是最亮的一颗星”,而对陶寺古国只字不提呢?

 

“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是当下存在着的两大话语系统,只有文字印证的东西,如像甲骨卜辞一样的古文字才能使两大系统结合,此外,任何企图将文献史学中的王朝、族属和考古遗存进行对应的研究都是不可知的。考古学的特点是宜粗不宜细的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进行的长程观察,考古学最不擅长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进行把握。而我个人则是持考古学本位的。”④

 

质疑四:许宏博士反对“将文献史学中的王朝、族属和考古遗存进行对应的研究”,那么首先引来第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先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 。调查中所勘察的遗址,即包括今天的偃师二里头。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如果当年的徐旭生先生像许宏博士这样,反对“将文献史学中的王朝、族属和考古遗存进行对应的研究”,那么还会有今天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吗?还会有后来的一系列考古成果发现吗?再譬如发掘王城岗遗址这件事,当年,安金槐先生相信史书上记载的“禹都阳城”不是空穴来风,后来果然依此找到并发掘出了时间大约相当的城址。许宏博士认为将文献史学中的王朝、族属和考古遗存进行对应的研究是错误的,这好像有点绝对了,对应研究本身并没有错,只是不应该过度对应而已。

 

第二个问题,许宏博士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是当下存在着的两大话语系统,只有文字印证的东西,如像甲骨卜辞一样的古文字才能使两大系统结合。”如果从考古学本位思想出发,此说自然无可非议,但如果单从考古学本位出发,而忽视文献学、历史学、神话学、民俗学、天文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是单打独斗,试问考古学能考出名堂吗?二里头遗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掘出相应的文字来,你们不也在那套400万字的发掘报告中说“二里头是探索夏商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吗⑤?哪怕其中只提了这么一句。反过来说,即便考古考出了文字,你能确认那就是文字吗?你又能确切地解读那些文字吗?你能保证每个考古学家的认可或解读都没有主观性吗?譬如,陶寺出土的“朱书文字”,在大多数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都认可为文字的情况下,许宏博士不也发出了“是字吗?什么字?”这样的疑问?考古学不能只从本位出发,而对其他学科置之不理,否则就很容易走向不可知论。譬如陶寺遗址,如果单从考古学角度看,陶寺遗址最多也就是4300多年前的一个未知其人文状况的邦国遗址所在,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运用“四重考证”法,在把考古成果作为历史事实根基的前提下,再辅之数不胜数的关于帝尧及尧都的文献记载,当地方圆百十公里以内关于帝尧的密集的民俗传说和周边随处可见的遗迹遗址,那我们还有理由否认陶寺遗址就是曾经的尧都吗?

 

关于“最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正如邓小南教授所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考古学角度,包括天下之中、地中,然后是邦国、王国……考古学的发现支持这些认识;另外一个就是以往的认识或共识都包含‘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纯粹是一个考古学问题,处于王朝阶段的那么一个规模形态算是中国吗?还是当年在地中这个位置上有了邦国的初级形态就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所以……它还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分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提供不同的认识和共识。”⑥

 

这一点,孙庆伟教授的话或许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要知道考古学科的任务和使命,只有当它对社会有益、只有这个学科能被其他学科所吸收的时候,考古学科的价值才会被凸显出来。”⑦

 

 

 

                                                       2017.9.11.

 

 

 

注释:

 

①胡宇煊、杨炎之《许宏vs何驽:二里头与陶寺,到底谁“最中国”?》,见 2016118日“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何以中国》,许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5月。

 

③(胡宇煊 杨炎之《许宏vs何驽:二里头与陶寺,到底谁“最中国”?》,见 2016118日“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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