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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不等闲——兼论炎帝“继国耆”

万水千山不等闲——兼论炎帝“继国耆”

 

在霍太山和炎帝文化中,“耆”是个重要概念。假如“耆”的处所定不下来,就很难以认定炎帝的发祥地。

还有一点须当先摆明:今山西省长治市的黎城县,在殷、周时期称“潞子国”。

一 两种观点

籍载炎帝“初国伊、继国耆”。该“耆”地,笔者曾撰文指出是今安泽县境内的今“冀氏镇”处。如今的“安泽”一辞,是当年“安吉”与“泽泉”两个相距甚近村庄的组合。“伊耆”此称也是古“伊氏”唐城和“冀氏”古“耆”的合二而一。

然而,历史上已有一种类定之说,既以《尚书》中有《西伯戡黎》的“黎”就是“耆”这一设想为据,认定今山西省长治市的黎城县就是炎帝的“继国”之“耆”。这个认定的存在,与古“耆”即安泽县冀氏镇之说相矛盾。

本文通过周姬先祖们几次迁徙与殷末姬季历、姬昌和姬发祖孙三代的一些征战经历的记述,摆出当年的客观环境,该周姬邦国三代领袖心态的状况,论证他们都在殷商时期不可能出兵今长治市黎城县的道理;以说明今黎城者并非当年的“耆”地,炎帝的“继国耆”,不会在那里的史实。

二 于西走成三角形

周姬家族的始祖,即帝尧时代的弃。古籍介绍其母姜嫄于旷野践巨人之迹,孕而生弃,说明该家族始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期间。弃在佐大禹治水中贡献突出,功成后被帝舜赐姓“姬”而封之于邰。“邰”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的渭河南部,那里有“周至”古地。《诗经·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震载夙,时维后稷。”反映的就是此段过程。

姬弃的传人们在邰地生活近百年,至第四代首酋公刘时,率领族人北渡渭,远道迁徙到“豳”,“豳”即“邠”,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北端的旬邑县一带。《诗经·大雅·公刘》写道:“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岡。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再现了这段经历。

历史上的姬弃及其后裔,以善于经营稼穑称著。在古代,今陕西省旬邑县一带适于农耕。经过数百年的艰苦努力,周姬家族在这里已相当富庶,多被外氏族人侵扰。到十三世古公亶父时,受薰育戎人的掠夺尤甚。为息事宁人,他带领族人又一次地远道搬迁,到今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县和扶风县一带的“岐下”定居,很快地又使这里成为五谷丰登的米粮川。《诗经·大雅·緜》的第二段歌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反映了当年艰苦创业和与人为善的往事。这块风水宝地本名“周原”。姬弃的后人们,从此以后又亮出了他们自己新的氏族冠号——周。

在这里,周姬家族越来越更加强盛,到第十五代首酋姬昌时,在条件已经十分成熟的前提下,才将邦国东移,并于沣水河的西畔,建造了新“丰”都城。至其子姬发时,又向东移至沣水河的东畔,历史上称之为“镐”。

一千多年来,姬弃的裔人们,历十六代领袖,经五处纪念之地,徽铭也由邰而邠,由邠而周。在祖国的西部,走出了较大范围的三角形,体现了他们与人为善,不争强斗胜,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谋生存、求发展的一贯传统。

三 忠与信

古地周原,旧时本就有以“周”为氏的群体居住生活。古公亶父们的介入,很快使周原一带成为中华西部最为繁荣的邦国。到其子姬季历执事时,被殷商朝廷所发现并取得信任,成为朝廷在西部实际的代表。据当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中国史稿》,清代学者袁了凡、王凤洲合编的《纲鉴合编》,南北朝时期学者范晔先生所撰写的《后汉书·西羌》等籍介绍,姬季历曾被邀请前往首都朝歌谨拜,殷商王朝第28代帝王武乙还亲自接待了他,赐给他土地三十里,还有玉、马等贵重物品。随后在帝武乙的支持下,姬季历给侵扰为害的西北戎狄还以颜色,“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这是周姬邦国记入籍册的首次代朝廷的戡伐战。

殷商王朝第29代帝王文丁时,姬季历又回击了来犯的燕京之戎;在不久以后的第30代殷商帝王帝乙时期,姬季历又适时的抗击了无余之戎、更始之戎和翳徒之戎的三次入侵。这四次讨伐战斗,俘获敌方“三大夫”等,成绩卓著。帝乙遂赐姬季历为“牧师”,是对那一方民众实施教育、安抚与管理的官位,得以殊荣;同时又晋升他为“侯”的爵禄;在当年中华的西部,他被明确了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参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这五次反击战的对手们,当年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区及其静宁县、清水县一带。

这一阶段的征伐战,显示了周姬邦国对殷商王朝的忠勇,也体现了殷商数代帝王对周姬邦国的信任与倚重。《纲鉴合编》对这些暴力举措,一律以王“命”书称之,就是对这种和谐关系的肯定与赞扬。

四 五次戡伐战

姬季历于帝乙七年逝世,其子姬昌继位。历五十一年后,末代殷商帝王纣,加封姬昌为“三公”之首。不久因故囚姬昌于殷商京畿的羑里。小心翼翼的姬昌,反而由此被殷帝纣得以绝对的信任;他设法西归,并被又加封为“西伯”,赐之以斧钺弓矢,许之以“专征伐”的特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领袖”。

此时的姬昌,仍以服务效忠于殷商王朝为已任。在以后的八年里,他率兵讨伐了犬戎、密须、耆、邘、崇等五个叛逆的西方邦国。《纲鉴合编》写这些暴力行为,是“昌率殷叛国而事纣”,也就是说,姬昌以武力教训了那些背叛“中国”的西部叛乱者们,使他们改邪归正,服从于殷商王朝的管理与统治。

这些内容,在《史记》和一些演义小说之类的书里,没有得到全面而适当的反映,从而使一些人目前一时难以接受。因此有必要指出,春秋时的孔丘老夫子编篡的《诗经·大雅·大明》就歌颂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在《诗经·大雅·皇矣》中也写道:“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鉤援。与尔临衝

,以伐崇镛。”这些诗句里,把当年姬昌与殷商王朝之间忠与信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具体化了。

五 姬昌会伐殷商吗?

《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称帝乙“二年、周人伐商”。郭沫若先生以此认为姬昌执事时,曾经带兵攻打过殷商王朝。

其实,不然。

在上古史里,九州域内至少存在有两个名“商”之地。《史记·殷本纪》载,殷商王室的始祖名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括地志》释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所封也。”此“商”乃陕南之商,在今商洛市,春秋时期秦国封大良造卫鞅于此,始称“商君”的商者,即此地。

今河南省的商邱市,是契以后所居之地。此“商”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此乃豫东之“商”。二“商”不相同。

汤灭夏朝,定朝号为“商”,其后经过五次移都。到盘庚时,徙至今河南省最北端、安阳市的小屯村一带,从此以后更朝号为“殷”。司马迁先生的《殷本纪》就是脚注。东汉经学家兼数学家的郑玄先生说:“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殷亳。”因此,《竹书纪年》所述的帝乙二年“周人伐商”的“商”者,断不会是“殷商之商”,而是那个位于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叛逆者的“商邦国”,是姬昌为中央朝廷效忠的组成部分,是忠与信和谐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纲鉴合编》对此阶段姬昌的评价是:“昌率殷叛国以事纣”,“西伯西距昆夷,北备猃狁(玁狁),以卫中国”,“汉南诸侯,归者四十国”。《后汉书》评述云:“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玁狁)之难,遂攘戎狄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事实证明,姬昌当年并没有反叛殷纣朝廷的思想与行为。

六 总的趋势

《史记·周本纪》载,姬昌从羑里被释放西归,“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伐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其戡伐的轨迹,很清楚。

犬戎、密须二国,依郭沫若先生《中国史稿地图集》标注,当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氵圣 川县一带;耆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正西的不远处;邘国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的旬邑县;崇国是当年中华西部的大国。姬昌灭掉崇国以后,将自己的邦国“周”,从岐下远道向东迁至“丰”,更接近于当年中央朝廷所在地朝歌,从而更便于行施“西伯”之职。

依古制,“西伯”所辖之域当在中华九州西部的梁、雍二州。作为西伯侯的姬昌,其范围就限定于今陕西、甘肃二省,四川省的大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一部分。综观姬季历和姬昌父子两代所戡伐的地方,没有超越此一范围。这在当年不但从道义上能受人欢迎与尊崇,而且从昔时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观察分析,如此为者,更符合情理。

逐步地自西向东发展,不敢、也不会跨越古黄河这个界限一步。这就是当年姬季历、姬昌父子们政治总趋势,心态总限度。

七 万水千山不等闲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千古绝唱。

其实,在万水千山的面前,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军队而外,任何组织、个人、军队、政党,都办不到;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所率领一支“铁军”的覆灭,就是证明。

某些学者,把当年姬昌在伐犬戎,密须二国之后的“伐耆”,理解为远道东征讨伐今山西省最东处的黎城;前文已有说明,其理由是《尚书·西伯戡黎》。他们用“名而上学”的手法,把这个“黎”与《史记·周本纪》中《明年·败耆国》的“耆”字相套合,得出了这样的怪论。

俗言曰:“算法不离目法”。就是说,凡事要有个基本而粗略的估约。好比说,某人自吹以高等数学的计算程式,得出一粒普普通通的小米,要比一个平常人头还要大的“科学”论断者,会有谁敢相信呢?

“姬昌当年伐黎城”的断言,就是如此。

1、山西省黎城县,当年不在雍州和梁州地界内,西伯姬昌昔时尚无来此戡伐之权。

2、该年姬昌已九十三岁,《诗经》言他“小心翼翼”,其它典籍表他忠心耿耿,他在没有“圣旨”命令的前提下,绝不会冒然行此。

3、昔时统治如今黎城县地的国君,历史上与周姬家族,无任何怨仇。

4、当年两国并不接壤,互相之间无现实冲突,无利害纠葛。

5、殷、周时期的今黎城县地,并不名“黎”而称“潞子国”,晋景公六年,即公元前594年,晋军元帅荀林父领兵灭赤狄潞子国以后,才称始之为“黎”;《西伯戡黎》一事,会在这里吗?

6、从今陕西省周原到今山西省黎城之间,相隔数千里,其中有黄河之险,还有氵圣 、渭、洛、汾、沁、漳等中等流水,小河小溪者更无计其数;有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三大山脉之峻立,有爷台山、子午山、黄龙山、龙门山、稷山、人祖山、姑射山、三蹬山、崇山、九箕山、凤凰山、青山、九原山、峨嵋山、五门山、九龙山、马牢山、米山、羊头山、铜鞮山、八角山、壶关山、发鸠山、仙堂山、三垂山、黄阜山等崇山峻峰。这么复杂的地形,如此难越的条件,当年的战车,骑兵等者,均难以容易地通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假如姬昌真的戡伐过“黎城”的话,也绝非三年二年可以结束的事。因此:

“姬昌戡潞难上难,万水千山不等闲”。

八 “邘”也非“沁阳”

《史记·周本纪》将姬昌伐“邘”一事,依次排列于伐“耆”之后,位于第四。历史上某些学者也依“名”猜度,认为该“邘”就是今日河南省的沁阳县,并以该县境内有“邘台镇”为其证据。

1938年2月下旬,侵华日军得知我朱德总司令所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留于“古县镇”。敌指挥机关的某些“高级参谋”,不是依情理从实际探索,而也是依“名而上学”,竟瞄准屯留县境内的“古县镇”,狂轰滥炸。然而,无损于我驻于安泽县“古县镇”的抗日英雄们的一根毫发。

沁阳县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的西部,地处黄河之北,距当年殷商首都朝歌仅数十里,而且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当年的殷纣君臣们,绝不会允许姬昌伐此;那小心翼翼的姬昌,也断不肯以此来伐。此处的“邘”名,在姬昌时期并不存在;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应、晋、邘、韩,武王之穆也。”该“邘”之称,始于武王姬发时期。所谓姬昌伐沁阳者,与“戡潞子国”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汉代学者伏胜先生在《尚书大传》中已经指出:“文王所归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此商时之邘也。武王所封,徐广曰,在今野王县西北,即今沁阳县。”早在两千年前,姬昌伐“邘”在河南省沁阳者,就已经被人否定了。

九 “耆”与“邘”

在《“冀氏”就是“继国耆”》一文里,笔者论证了古代“耆”与“冀”“籍”,有某些通假,古“耆氏”也会被书写为“冀氏”的道理。这种认识,在李侃良先生的《中华探源》中,得到呼应。

历史上的今安泽县,有过十一个名称,其中就有冀氏、猗氏、寄氏、陭氏等,证明这些名称字义,古时相同相近的史实。因此在那篇文章中,认定了上古的“耆氏”一地,就在今安泽县“冀氏镇”一带。

在《史记》有关的数篇文章中,所书写的“耆”、“饥”和“阝几 ”等名称者,历来的学者们,多认为是同一个载体;那么,依前文“耆”也可以被书写成冀或籍的论述,它们也应当还会有另外两个共同的书写法——冀或籍。

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古“冀氏”国,在殷商时期,曾长久地与中原天子不和,朝廷曾责成臣下们戡伐。《史记·秦本纪》载,直至公元前688年的春秋时期,还发生过“秦武公伐邽,冀戎”的事;该文还有“初县之”三字,说明历史上于此设过“冀县”,是当年秦国最早的行政县之一。此即今甘肃省天水市正西不远处的甘谷县,汉代及其以前都名曰“冀县”,宋代才改称为“甘谷”的。从当年姬昌住地到这里,仅一百多里路,除少数丘陵区,多数为平坦之域。这里才是姬昌当年替中国靖边过的“耆”、“ 阝几 ”、“饥”或“黎”。

“邘”与“育”同音,上古时期的“薰鬻”也有书写为“薰邘”或“薰育”者。薰邘人当年遊猎于今陕甘一带,多对安居乐业的古中原民众以掳掠,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深受其害,才率属由今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一带,远涉迁移至于周原。该旬邑一带原名邠,被薰邘侵占后曾名曰“育”或“邘”,如今的“旬”字与“薰”也为谐音,姬昌时期的“邘”国就是在这里。他们来到这里恶习难移,戡伐他们为民驱害,为国宁边,是西伯姬昌本份以内的事。

山西省长治市内有“黎城”,海南省有黎母山,河北省有昌黎县,姬昌当年会戡那里的“黎”吗?“名而上学”者戒。

十 未越过黄河

殷商时期的“崇”国,雄踞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渭河之南,地处今户县与长安区一带,是殷商王室的近亲;富庶强盛,数百年间在西部诸国中领上,殷纣时期又多与中央不和或抗拒。《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唱道:“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丞哉。”说明文王姬昌生前最后一次戡伐之役,并非是给殷商王室为难作对,而是受中央朝廷命令之后的行事,是名正言顺的义举。《纲鉴合编》中也写道:“崇,国名,在今兆京府户县。西伯闻崇德乱而伐。”这段话也在说明,姬昌此举并非私行讨伐,更非假公济私,而是奉命的戡乱之战。

《周本纪》介绍该战结束后,姬昌才在原崇国本土内的沣水西畔始建造“丰邑”,并于当年建成后又迁都于此。讨伐,建都与迁都等三件大事,完成在同一年度之内,顺天意而得民心的体现。

籍载次年姬昌逝世,其子姬发继承“西伯”之爵禄。殷制天子为“帝”,各邦国之君为“诸侯”,而统领四方诸侯们的四个大国的首酋,则称“伯”。故“伯”相当于后世的“王”级;典籍里多将西归后的姬昌书之为“文王”,称其继承者姬发为“武王”。 经历了八年的励精图志、奋发向上,武王姬发九年,将都城又一次地搬迁至沣水东畔的“镐”,与“丰”相距十二公里,又向东迈进了一段里程。

前文已略有论述:周文王姬昌的六次征战,基本趋向是由西向东,但都没有超越黄河、吕梁山这个界限,而全在古梁州和雍州的框限之里。这个界限符合《诗经》、《论语》、《孟子》等古籍对当年姬昌心态和立场的评述。一些旧小说、戏曲,把姬昌写成一个一直存有叛逆、取代殷商王朝而怀有野心的伪善者,一些文人还认定他曾攻打属于殷商王朝京畿之内的山西省黎城、河南省沁阳;差之分毫,失之千里。

十一 “西伯戡黎”与其它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当初炎帝被黄帝战败,其部落民众被驱赶分散于九州各地,多被称之为黎、戎、夷、狄。“黎”字有众多之义,“黎民”与“万民”几乎就是同义辞。《国语·楚语》云:帝颛顼时“绝天地通”,命重司天以属神,命“黎”司地以理民,九州大地曾是“黎”民占绝对优势的世界,“九黎”一辞,应运而生,遂形成各地多以“黎”为名的状态。

不完全统计,山西省有黎亭、黎国和黎城;河北省有黎阳、昌黎;河南省有黎山、黎川和黎阳;四川省有黎州;江西省有黎川水、黎川县;广东省有黎母江;贵州省黎儿关;云南省有黎山;浙江省有黎阳;海南省有黎锦、黎母山;辽宁省有扶黎,如此等等,若将与其通假意近的耆、冀、籍、猗、陭等也予以统计,将会更多,说明“黎人”们在现实或历史上,曾在这些地带生活实践过,他们与殷商王室有一定的血缘联系,都是东方黎、夷的炎帝传人。如前文所说,其中有些黎、夷邦国,在尔后的活动里,曾跟中原殷纣王朝发生过纠纷,姬季历、姬昌等奉“圣旨”戡伐过他们。这种情况虽然殷纣等帝王们内心明白,但也会理所当然的引发某些皇亲国戚们的慌恐与不安。《尚书·西伯戡黎》中所写的“今我民罔丧,曰:天曷不降威”中的“我民”二字,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的存在。《尚书·西伯戡黎》中的“黎”者,并非指具体的地方之名,而是“黎氏”族人的泛称。须知,在被姬昌的戡伐过的商、密须、耆和崇等邦国者,都能够以“黎”统代之。

这就是周文王姬昌所伐过的那些“黎”。

据蔺长旺教授介绍,2012年12月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的第五篇文章,题为《耆夜》, 有“武王八年,征伐旨阝,大戡之,还。乃饮太室”的记载。该文的“旨阝”,是“耆”的异体字。

前文已有说明,古籍里冀、籍、旨阝、耆等字有某种通假。在殷周时期,九州域内存在有今甘肃省甘谷县的“冀”,此谓之“西冀”;有今山西省安泽县、古县、霍州和洪洞县一带的“冀”,此乃“东冀”;还有位于今山西省中西部的“冀”,此即“中冀”。《史记·集解》引徐广注云:“河东皮氏有冀亭也,在今河津县东北十五里”,即此。与其隔黄河相望,今陕西省韩城县境内,公元前五世纪末的秦灵公,还曾于此“城籍姑”;“籍”也是“耆”。这一片地方,就是当年的“中冀”

《清华简第一辑·耆夜》中的这次戡“耆”之战,是在姬发建立周姬王朝、天下一统八年以后的事,凯旋后在周文王“纪念堂”隆重庆贺。据蔺长旺教授介绍,那竹简里明文写了出席这次庆典的贵人们中,有周公、召公、毕公等“三公”,周公还当场创作了题为《蟋蟀》的诗。

此“三公”者都是周武王的弟弟,他们在周姬王朝建立之前,只能被书之为“公子”或“王子”;“公”这个爵位,是姬发称“天子”以后直接赐封给他们的;因此,这次“戡耆之战”与《尚书·西伯戡黎》,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这次战争是对那些残存的旧势力所挑起武装叛乱的戡定或镇压,其战场就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和山西省河津县一带,规模并不大;但意义深远,是以后周姬王朝君臣们大规模地平息“东夷叛乱”的序幕与前奏。

这是在周文王姬昌已逝世后二十多年的事。二十多年间,是一段并不短暂的时间。九州大地风云变幻,政治形势完全不同了。

这两次戡黎或伐耆,其相同点是:

1、都是周姬家族所领导与指挥的,向戎、狄、黎、耆人的征伐战争。

2、方向上,都是自西向东的讨伐。

3、都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稳定政治局势,向分裂破坏捣乱者的镇压,或曰专政。

其所不同的是:

1、周武王姬发的“戡耆”者,仅限于那第“八年”所发生的一次军事行动;而周文王姬昌的“戡黎”者,是对伐密须、伐商、伐耆和伐崇等数次战事的抽象,是个概意辞。

2、周武王姬发的戡耆,是为巩固新诞生的周姬王室所统治的国家政权,是对那些敢于反上作乱者所实施的铁的手腕,是由姬发本人自己所决定和实施的暴力举措;周文王姬昌所指挥的诸场“戡黎”,是接受中央朝庭命令以后的为君上效忠,是向同僚或邻邦的武力相加,要有一定的分寸与控制。

3、周文王姬昌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由异姓天子所主宰的中央王权;周武王姬发的镇压,是为巩固由自己当天子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他们都是为正义而战,都应当被肯定而受到歌颂。

十二 简短的总结

长治久安,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所需要的建设环境。

笔者所以要作如此较长的述说,目的为使我自己和广大读者们知道,维护统一、安定团结,是历朝历代的大事、好事、正经事,也是殷商王朝全时期、全过程所应当倡导、遵奉的上乘事。周文王姬昌的一生,作为殷纣时期的“西伯”者,为殷纣朝政服务,维护殷纣天下的安定统一而不分裂,是他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他在一生之中,不反上作乱,不搞独立分裂,而坚决反对并制止分裂活动,应当予以承认和肯定。他一生没有带兵东渡过黄河进入今山西省,更没有远征到今山西省的黎城县。

从而可知:

1、“戡耆”与“戡黎”二者,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2、今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不是殷周时期的“耆”,也不是春秋以前的“黎”,而是古“潞子国”。

3、古“耆氏”,就是“籍氏”或“冀氏”,是炎帝后裔们曾经活动、生活之地。

4、上古史里的炎帝伊耆氏,唐尧伊祁氏,都发祥于今山西省临汾市的安泽县及其周边。

5、今临汾市域内的洪洞县、安泽县、古县、霍州市、尧都区、浮山县等地,是上古时代炎帝神农、陶唐帝尧和有虞帝舜们生活实践的密集区域。

临汾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周文洁

2017年9月20日上午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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