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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

我是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

 

站在日新月异的现实时空,回望隐匿在岁月深处的迢迢来路,对于“人从何来、天地何始”这样至大而终极的问题,您是否曾经有过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不同于西方上帝创造世界的“创世说”,在盘古开天地的神话里,人们几乎看不到所谓“神”的影子,但却能感到其神乎其神的意韵。盘古, 让我们看到了日月,寻找到了天上的第一颗星辰,让我们追溯到了地上的第一滴流泉,触摸到了风雷雨露和那四季的风,让我们看到了绽开于草丛中的第一朵蓓蕾,聆听到了生命的第一声歌唱,让我们找到了中华先民“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原点,读懂了“自然生成、人神于天、圣于地的原本真谛!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巨灵劈山导河的神话,让我们知晓了万年前中条华岳本一山当河的真实,原来是出于汾脽之地(巨灵族)的河神巨灵,手荡足蹋(地震断裂),打开了中华文明之河——黄河得以东去的大门,从而使得生活于此长达180万年的先民“有巢氏”、“燧人氏”,方可从华山、太岳山、人祖山这些镌刻着中华文明起源印记的圣山上走下,来到了“有神母游其上” 自然而已的“华胥之州”(汾渭冲击平原)。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熞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约眉街荩乙灾挂!” 这字里行间令人为之震撼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华胥女娲“补天”以平息灾难、拯救氏族灭亡的壮举,感受到了华胥女娲面对大自然毁灭性灾难的那种自信与坚强!

“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女娲)履之,生伏羲”。“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

在诸多的先秦典籍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左传》《管子》《周易》《庄子》《国语》等都有关于伏羲的记述,在正史中,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充分肯定了伏羲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如果说仅仅依据这些来自典籍的记载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话,那面对当今新石器文化诸多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切质疑便会烟消云散了。从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距今8600年的贾湖、距今8500年的后李、距今8200年的兴隆洼,到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跨湖桥和北福地,无一不曾留下中华先民“有巢氏”“燧人氏”女娲、伏羲万年前自“华胥之州”向华夏大地四面八方艰辛迁徙的足迹。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

至此,你也许会说笔者在泛泛而谈,那不妨允我例举些来自现代新石器文化考古的实证。

西侯度、元谋和北京周口店遗址所发现的人工用火的遗迹,考古界认为确凿无误的证明了那是目前东亚地区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而西方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给人类盗来火种的神话是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

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10000多年的人类栽培活动的稻粒以及具有原始特征的陶器,北京西郊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约10000年栽培的粟和黍,已经说明中华先民的稻(粟黍)作农耕技术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业界专家认为,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距今15000年前后。在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的多处遗址中发现了早于距今10000年的陶器,鉴于周围境外地区没有更早陶器的发现,有理由认为,华南地区陶器的制作技术是我们先民的独立发明。

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 复原陶器

仙人洞遗址出土陶片

最古老陶制容器是中国江西仙人洞文化的陶器罐碎片,于2012年发现的。大约追溯到前20,000年至前19,000年。在之前2004年中国江西仙人洞文化中3B1层就出土的条纹陶,其烧制年代至少在13000年以上。

距今8000年大地湾文化的彩陶残片

距今7000年——6000年大地湾彩陶

1979年,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的大地湾发现了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年代更早的彩陶文化遗存,被称作大地湾文化,距今约有8170年至7370年。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彩陶文化。大地湾文化的发现,改写了彩陶文化的历史,也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彩陶的古文化之一。

至于稻作农耕技术, 那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才向东传到了朝鲜半岛,稍晚又传到了日本列岛;向南则传到越南和菲律宾;大约在公元前1千纪中期以后,经过伊朗方传到了西亚地区以及非洲北部和欧洲。

粟和黍在中国北方地区被发明之后,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才经西域传到中亚和西亚地区,距今4000—3500年,方传到欧洲。这些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粟和黍都不早于距今5000—3500年,对出土的粟和黍进行的遗传学分析表明,它们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粟和黍的遗传基因具有一致性,都源自中国北方地区(参阅王巍:从考古发现谈中华文化自信)。

在距今2.5 — 1万年的吉县人祖山(柿子滩)遗址,不但发现了一组万年前先民们用赤铁矿绘制的赭红色“女娲岩画 ”和 “伏羲岩刻 ”,而且还发现了30件琢磨精制的石磨盘、磨石、石磨棒和多种石器加工工具 。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遗址,也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其均由黄砂岩石琢磨而成,造型规整,磨盘平面呈鞋底状,下接4个矮柱足,盘上有加工谷物的磨损痕迹;石磨棒为圆柱状,表面光滑,它们是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典型器物,证明原始农业已臻成熟,对研究我国10000年到8000年间农耕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寻根问祖不能不去的人祖山

柿子滩遗址伏羲岩刻

[转載]:吉县两幅史前岩画中的斗蓬和披风及其与中华文明形成动因的探讨

柿子滩遗址岩画摹本

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石磨棒

山西发现之四:吉县柿子滩!“史前一万年”?(三)

吉柿子滩遗址石磨盘

在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土了用鹤类的翅根骨制作的七孔骨笛。经过音乐家试吹,音阶相当准确,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乐曲。要知道这可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笛子。早在距今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制作如此七声音阶的乐器,实在令世人叹为观止!

贾湖遗址中出土的中期骨笛,在公元前6600年-6200年期间

在距今8000多年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出土了玉制的玉玦(耳环),其制作工艺制作十分精致,往往还配有一件长条形的玉吊坠。玉质为岫岩玉,是真正的软玉。这些玉器表面十分光滑,表明8000年前的中华先民已经能够辨认出这类玉料,并掌握了琢玉的工艺和技术,能够制作精美的玉玦(耳环)和玉吊坠等装饰玉器,开启了中华民族爱玉传统的先声,为后来中华文明重要特点之一——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载]远古文明之光——兴隆洼文化遗址与东亚最早的玉器(上)

1992年秋,从兴隆洼遗址发现了第一对玉玦饰,出土在117号墓人头骨的两侧,据此确认早期的玦饰就是耳环。

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舟

在距今8000年位于杭州湾附近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艘独木舟,残长达5.6米,最宽处0.52米,船体最大深度0.15米。系将一根圆木一侧用火烧焦,然后用石锛挖凿成船体而成。出土时,周围还发现了桩架、木浆、石锛和编织物等。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专家分析该独木舟有可能主要在海湾内行驶,但无疑为后来的航海奠定了基础。

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的涂漆的木弓,长度1.21米。这是世界上目前保存的年代最早的漆弓。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距今7000年、表面髹有红漆的木碗。 漆器又为中国史前时期之发明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张漆木弓

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出土了刻有蚕纹的象牙制小型容器;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距今6000年的遗址中,曾出土了半个蚕茧;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用兽骨做成的“骨蚕”。这些发现无不表明,至迟在6000年前,丝绸制造技术已经传到黄河中游地区。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大约距今4800年的一块平纹丝绸残片,在其一厘米的范围内,经纬线竟然各达到了50根左右,可见当时的丝绸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这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先由清华大学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至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这半个蚕茧也一起穿过海峡,被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双槐树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用兽骨做成的“骨蚕”

“伏羲没,神农作”。 当我们揭开“精卫填海”、“巫山神女”这些所谓神话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炎帝神农女儿族东进南下、越海翻山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印记吗!

距今6000多年的“伊川缸”,在河南伊川县土门遗址出土,上面有黑白彩绘的日月运行,一年四季的历法图案,为炎帝神农时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所见最早的实物证明。

伊川缸四象图

距今6700年临潼姜寨铜锌矿石冶炼出的黄铜

马家窑青铜刀,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青铜器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据学者李侃良先生《中华探源》,这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神话,实际上向我们讲述了中华原始社会发生最早的一次战争,而且是发生在最大的炎帝族内部共工氏与祝融氏之间,因黄河改道向北而在“江地”突发水患,迫使丧失生存条件的共工族渡过黄河大举南迁,从而与人口发展更快也需要向外发展的祝融族之间发生的遭遇战。其寓意告诉我们,战争的结局是支撑炎帝族之天的共工族从此流落于天之西北,维系炎帝族之地的祝融族也因此次战争而迁徙与东南。

然而,在水患消退之后,共工族南返,而北部的黄帝族也一起来到了这个水患消退后的绿洲,与祝融族又发生了争夺战,同时因形势所迫,炎帝夸父族也介入了战争,神话“愚公移山”之寓意即此; 这也正是史学界所说的第一次炎黄大战。距今6460年的后岗文化、大司空文化对这一历史事件从考古层面提供供了可信的支撑。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暴,莫能伐。”这是太史公关于第二次炎黄大战的记载。

而究其战争发生的缘由,透过考古文化不难看出其端倪之所在,距今6200年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北辛文化突然消失且之后长达2000余年此地无先民生活遗迹,这已非常明了的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黄河又一次的改道,夺淮入海,从而使得丧失生存条件的炎帝蚩尤九黎鸟族,在灾难面前不得不举族西迁,与西部炎帝夸父族发生了内部的冲突。对此,从考古文化代之半坡的史家村类型以及前述“伊川缸”上所绘的巨斧鹳鱼图可见一斑。从此次炎帝族的内乱到之后炎帝蚩尤北伐空桑、大战少昊,并继续北进涿鹿,于是发生于“兄弟”之间因生存空间之争的第二次炎黄大战爆发了。

“伊川缸”上所绘的巨斧鹳鱼图

这是一次全局性的大内战,由于蚩尤当时已是炎帝部族的共主,所以参战的不仅有炎帝蚩尤的九黎族,而且还有渭河流域的炎帝夸父族,以及江汉流域的炎帝祝融三苗族;而黄帝族一方参战的,既有其共主轩辕有熊氏所带领的燕山南北熊、罴、貔、貅、貙、虎的所有部族,当然也包括称作“应龙”(会飞的龙)的少昊“鸟族”。同时远在河套一带“共工之台”的黄帝女儿族“魃”,东海之中的“夔族”,黄河北岸的“雷族”,还有助战蚩尤方的“风族”、“雨族”,也都在战斗中发挥了各自的威力。而且《太平御览》还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泰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元(玄)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也。” 这与民间传说黄帝得九天玄女所授天书秘笈而战胜蚩尤的故事是相通的。说眀处于泰山的太昊“鸟族”之母系,也是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这样看来,除过东南偏远的马家浜与河姆渡人外,当时所有的族群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蚩尤炎帝族的失败,所导致的不仅是蚩尤九黎族的南迁,与他一起被迫南迁的还有被占地区的部分夸父族和三苗族。炎帝族各集团的纷纷南迁大溪文化地区,使其成为我国南方地区新的开拓者,他的后代子孙苗、黎、彝、瑶等从此便成为了这里新的主人。能够证明这一历史的不仅有自古至今的湖南炎帝陵,而且还有口口相传至今的“夸父追日”的著名神话传说。

《山海经》“大荒北经“与”海外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对于“夸父追日”这个神话,学者李侃良先生有着非常精彩到位的解读:

“过去,我们常为夸父这位巨人发下宏愿,要和太阳赛跑并一定要赶上太阳,这一既有些傻气但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所感动。现在看它的深刻内涵,原来是要通过夸父族群这一炎帝部族的主体,来反射炎帝族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业绩,并对他的最后谢幕给予纪念性的总结和交待,以便传之后世,让他的后代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先祖。这一神话传说所提到的地方,无论是西方的禺谷(即屈原诗句中的“崦嵫”山下太阳落入的“虞渊”),还是他痛饮的黄河、渭河,甚至还有他未来得及赶到去喝的北方大泽(即瀚海,在雁门山的北边,古人认为是候鸟“解羽”换毛的最北边),和尚未提到的炎帝女儿溺死的东海(即太阳出生的地方),都是他一生追赶太阳、披星戴月、筚路蓝缕所开拓的广袤家国之山河。夸父倒下的巨大身躯化作一座大山,《山海经》称其为夸父山。它所在的位置,西与华山相连,向东到达河南灵宝一带,山之北正是与他一同倒下的权杖(弃其杖)所化的连绵百里的纪念林:桃林寨。它告诉我们的是,夸父轰然倒下之地,即为华山所在黄渭流域之中心的原来炎帝族的领地,其今“权杖”已易他人之手,一个长达千年的伟大的炎帝神农时代由此宣告结束。”

前面讲到在第二次炎黄大战中,除过东南偏远的马家浜与河姆渡人外,当时所有的族群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远离战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兴盛繁荣的良渚文化或许与此相关。

《礼·含文嘉》记载: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

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它们的产生时间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几乎同在距今7000年前左右,它们与在其之前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跨湖桥文化与早期东进的后李伏羲文化又相关。这两个文化的起源以及与炎帝族的关系,虽然在神话传说中找不到直接的反映。但从出土遗物中,不论是稻作农业还是耜耒先进农具的使用(出土实物既有石耜,亦有木耜),显然与中原裴李岗的稻作技术与后来炎帝神农发明的耜耒和犁耕农业,都有渊源和传播关系。

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赏析

2005年陶寺遗址IIM26中型墓曾出土用牛肢骨磨制而成的骨器一件,上有刻画符号,长16.4、刃宽3.4、尾宽4.6、尾端厚1.4厘米,编号为:IIM26:4,学界称其为:骨耜

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赏析

IIM26刻划符号摹本,有学者称此字为“农”以纪念神农。亦有学者认为是会农业之意的文字:“辰”

处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与马家浜文化,以及由马家浜文化此后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过去考古界一直认为都是长江流域独立发展的文化,并将其作为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多元”发展的证眀。特别是干阑式榫卯结构的建筑、先进的木质纺织工具及葛麻织物残片的发现,还有大量稻谷在考古中的第一次出土,都强化了这一观点。但联系北辛文化(伏羲太昊“鸟族”的起源之地),与这里河姆渡文化出土的“双鸟朝阳”纹玉饰、马家浜文化出土的三足长尾鸟形陶器来看,不可争辩的说明它们都是起源于中原之地的 “鸟族”伏羲。

河姆渡文化出土的“双鸟朝阳”纹玉饰

良渚遗址

距今5300年的浙江北部余杭良渚遗址(亦即炎帝神农时代后期,炎帝蚩尤部落活动的区域内),发现了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达8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还有一条介于古城与其北部丘陵之间宽十几米,总长达3.5公里的大型水坝。考古界著名专家王巍分析指出,这需要动用一万名劳动力花费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方有可能完成,可谓是是世界上同时期乃至整个史前时期已知规模最大的水利设施;我们祖先动员的劳动力数量和指挥如此大量的劳动力开展大型工程的调度、组织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据《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今山西临汾霍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並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滕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是关于炎黄大战结束后,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黄帝开启“天下大同”之划时代纪元,于西泰山封禅的历史记载,蚩尤居前,鬼神在后,可见参战双方均出现在画面之中的壮观场面。在韩非的笔下,他不但描绘出了黄帝当时(前3574年)作为胜利者封禅西泰山的威风凌厉,还说他十分逍遥自得地谱写出了名叫《清角》的协和乐曲。霍太山周边丰厚的庙底沟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层面或许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佐证。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轩辕氏黄帝击败炎帝、蚩尤两大劲敌,以武力统一中国之后,又先后合玉符于釜山,封功臣于具茨山。也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因其正统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所致而过度地宣扬了所谓的第二次炎黄大战,以此突出黄帝的地位,事实上是发生在炎帝部落榆惘与蚩尤之间因水土资源之间的内战,榆惘联络南下的黄帝助战蚩尤,但黄帝天下大同的主张协和了各方,这就是为何《韩非子.十过篇》中参战双方的人马都出现在了西泰山之故。

黄帝定历法,封姓氏、播百谷草木,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令仓颉造文字。黄帝时期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权威的政权,将中国的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转载]五千年前的“黄帝”二字怎么写?<wbr>马贺山

釜山发现【黄帝合符釜山铭】长篇铭文199字

红山文化玉龙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

马贺山:[仓颉书]所记载的内容,与‘[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大禹以前的社会情况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为大同’。这就是从孔子到孙中山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向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论,原来出自于上古时代的[仓颉书]。

在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亦即距今6000年到4300年间呈现的北部红山文化、中原庙底沟文化、东部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大溪、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也就是专家所言的“满天星斗”所反映的正是炎帝文化由中原向南以及东南地区和黄帝文化自北(红山文化)向南发展壮大,与早期达到山东地区之伏羲(太昊、少昊)文化交流融合,使之形成黄帝一统天下的局面,之后又因后期黄帝四面、绝地通天最终导致大统一局面逐步解体的过程。

马贺山:具茨山黄帝时期岩刻文字:崋字

黄帝时代颛顼“绝地天通”的后果,是古称“黄帝四面”之后的“四帝”之分。少昊为“西帝” 、太昊为“东帝” 、祝融为“南帝”, 而颛顼自己也由原来的“天子” 而变为了“北帝”。 只是因为他的夏族仍占据着中原大地,故便将其他“四帝”称为了夷族。于是“夏夷之分”的“四帝”, 从此各自走向分而治之与发展的城邦(邦国)社会。考古人历经80春秋所发现最近方被国际学术界确认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良渚古国,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例。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自然变迁,加之遗址的发现又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之事,所以“四帝”之都何在,炎帝、黄帝之都何在,迄今还都是有待解决的谜团,但没有发现并不能就说其不存在。

历史进入到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原帝喾的夏邦内,因持续多年的特大旱灾而发生战乱。

据《淮南子-本经篇》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杀九婴于凶水之上, 缴大风于青邱之泽, 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 断修蛇于洞庭, 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置尧以为天子。

这个貌似神话的记载,实际上记述了帝摯在位九年之后山东十日族叛乱和唐尧联合羿东夷平叛的历史事件。从考古文化层面来看,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的兴起,所折射的正是帝尧在黄帝联盟解体之后平叛东夷、南征三苗、协和万邦以夏族为中心再次实现中华民族“同源一体”大统一的历史事实。

帝喾的后继者尧族联合有扈氏羿族,“羿射九日”而“都之平阳”(今山西临汾之陶寺) ,成为了新的夏主。后并通过“尧征三苗”的生存战争,夺取丹水与江汉之生存地,才使夏族最终度过饥馑之灾。这样的生存战争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夏邦与周边的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族又多次发生。

而帝尧的真正伟大之处正是他像当年的轩辕黄帝一样,于历史的反思中终于也醒悟了过来,决心以自己的夏邦为中心,协和万邦,推动并实现了夏夷各城邦的又一次天下大联合。

由于帝尧的德政,使得当时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没有战乱、徭役、重税等扰乱百姓生活的事情,“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所以当时的老年人方可以在一旁安逸地玩着投击土块(击壤)的游戏,并且开心地吟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今天,当你来到临汾市东北的康衢庄,古时的“击壤台”依然可见。除了《击壤歌》,这个普通的康衢庄还曾是《康衢谣》的诞生地。传说帝尧治理天下五十年后,有一次帝尧微服出游于康衢(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东的康衢庄),听到一位童子念着一段歌谣:“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意是说: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都得归于你英明政策的功劳,大家没有什么心机,民风淳朴,顺应着天地的自然法则度日。这则童谣赞赏帝尧的治世方针,为百姓们带来稳定的生活环境。

于是“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遂形成了“以夏为中、夏夷一体”的有“中”之华。“中华”、“中国”之名,便由此而生。

陶寺出土彩绘龙盘

陶寺彩绘龙盘 陶寺扁壶朱书文字:文尧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拉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序幕,历经四十年的艰辛方使得这座被黄土尘封了近4500年的尧都重见天日。

遗址复原后的陶寺观象台

上古伏羲仰观天象到帝尧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民时的传承

铜 铃 齿 轮

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说,临汾陶寺就是尧的都城。陶寺遗址具备文字、冶金术和城池三大文明要素,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比夏代后期的二里头遗址早了500—600年,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

盘古开天地,巨灵劈山导河,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神农尝百草播五谷,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这并非是一串串充满神奇的故事,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的画卷,是唯一可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一终极问题的钥匙。

管窥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不难发现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尊崇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法则和规律,聚族而居、合作包容、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中华农耕文明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

而源于狩猎文化之欧洲文明的掠夺式特征,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中华农耕文明虽其地域具有多样性,但其民族的同源性和文化基因的传承性,正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说到民族的同源性,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同源一体”的基本概念。称中华民族之同源一体有两层意涵:一是生命与血缘的“同种同族”、“华源龙脉”之一体;二是生存与地缘的“同域同国”亦即“夏夷一家”与“胡汉一家”之一体。二者相合,即为“民族国家”。 “同源一体”的“大华族”其所以后来又称“中华”与“中国”,是因从地缘的“夏夷之分”至今,它又成为了“有中”(夏、汉之中央邦国、方国、帝国)“有边”(四方夷、狄、戎、蛮、胡之边族)的“一体”之“民族国家”。“中华”即“有中之华”之渭也,“中国”即“有中之国”之渭也。

今天一些学者,张口就将“夏夷之分”说成了“华夷之分”,似乎边夷之族并非华族成员。当边夷之族用自己的“族谱”告诉世人,他们的祖宗也是炎黄时,我们的学者却硬说他们是在编造历史,将炎黄后裔的边夷之族全开除出了“华籍”。甚至我们的考古学者“瞎子摸象”给出所谓“龙族与华族,是两个不同源的族”之结论,这就又把龙族也开除出了“华籍”。大华族如果没有开枝散叶、生生不息的“龙脉”之族,那还能是华族吗?

看来,中华民族最大的现实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其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的冷漠与失忆, 以至发展到今天自断其根的“去中国化”与“历史虚无、文化虚无、民族虚无”思潮泛滥成灾且积重难返的危险地步。

然而,通过典籍、传说与考古“双重证据法”所复活的史前史, 终于告诉我们:“同源、同种、同族、同文、同体”之中华民族的“万岁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的历史文明,因其血脉中流淌的基因与魂魄,是人文与民本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自省、自赎、自信、自强、自新”的民族精神。有了这一伟大民族精神作支撑,当年黄帝“华胥梦”其“命运共同体”的“天下为公”与尧天舜日、协和万邦之历史天空,就会以历史的逻辑穿越数千年的私有制“阶级社会”,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而再现。有了这一伟大民族精神作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一定会实现。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已列入了国家宪法的人类社会发展新理念, 是对来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大同”之高尚情怀的传承和发展,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溯源“同源一体”之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华民族自身之命运与共的传统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民族自信、历史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既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旗帜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参考文献:
 
     1、王  巍 《从考古发现谈中华文化自信》
     2、李侃良  《中华探源》
     3、插图选自百度图库
 

2018.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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