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临汾公共文化门户网>> 书画·戏剧·文坛>> 戏剧>>正文内容

蒲剧发展史概述(3)

明清山陕梆子腔向外地的流播

源于山陕的梆子腔初具规模后就通过商路和军路等途径开始向外流布。

明嘉靖年间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大同马市得以重开。其时靠近丰州川一带的长城边口兴起了一种依靠“通词”(翻译)专做蒙古人生意的店铺,称“通词行”。在进行贸易活动时,经常在庙宇的戏台上酬神演戏。建于明末的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口子乡的戏台至今犹存,“每逢演戏时,毗邻的山西省村民常常越过边墙前来观看……表明内地戏曲于明末已流传到内蒙古”(《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综述》)。

蒲州一带,“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多事商贾”(《山西通志·风土》)。《续吕泾野先生文集》卷八载吕楠《明义官王府暨配张氏墓表》中,记述山西平阳府解州安邑商人王玺宣德七年至正德二年(1432—1507)在辽东一带做粮食、棉布生意,十余年间就成为巨富。明代山陕通往辽东,一般是蒲州、平阳经太原、大同、张家口、平泉至辽宁凌源、朝阳、黑山。拥有雄厚财力的山西商人穿过长城,途经张家口到辽宁朝阳、阜新以及更远的地方设立钱庄、店铺、作坊,其中有不少生意成功者。明后期为了抵御崛起的女真族,朝廷在辽东部署了不少军队,供应军队的军需也由此路源源不断地输送辽东。“为了巩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明政权采取了‘借褒关羽,以张汉治’的怀柔政策,他们联合大量流入东北的晋商,广建关帝庙,庙中多建有戏楼。”“由客商支付修建庙宇之资金。”(《中国戏曲志·辽宁卷·综述》)遗存的明代戏楼,一是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辽阳关王庙戏楼;一是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锦州关王庙戏楼;一是重修于明崇祯八年(1635)的兴城关王庙戏楼。嘉靖末至明末,为了抵御崛起的女真族,朝廷先后从关内增派援兵近五十万,部将士卒多来自山陕甘诸省。来自山西的晋商和来自山陕的士兵都素有看家乡戏、唱家乡戏的习惯,因而极有可能将业已形成的山陕梆子腔带到了辽宁。任光伟在《梆子声腔与辽宁》一文中谈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辽宁黑山无量殿乡有一个以村为单位的皮影戏班,唱一种特殊的皮影腔……据该村张姓和杨姓讲,他们的皮影唱的是梆子腔。这种唱梆子腔的皮影是他们先人在明万历年间由西府从征辽宁时带来的。明军败后他们先人被迫遣发至无量殿为奴,从此这种皮影通过父死子继方式流传下来。”虽年代久远,“但从音乐风格、旋律特色上尚能听出与梆子腔的血缘关系。”(载《蒲剧艺术》1997年3—4期合刊)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在与蒲州隔河相对的同州练兵时,军中就有军戏。民间传言,起义军取道山西进攻北京时,曾在忻州老爷庙演戏,戏台的楹联是“风云有意迎新主,日月无光掩大明”(武承仁《慷慨激昂不寻常——漫话北路梆子》。见《山西剧种概说》)。

入清至康熙年间社会稍为稳定之后,梆子声腔蓬勃而起,迅速发展到高潮阶段,开始大规模向外流布。张家口地处塞内外交通要道,又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不少有实力的山西商号驻此经商,因而成为梆子腔向北流布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戏班无论流向内蒙、东北,还是进入北京,一般都要经过此处,演出休整并力争取得商人的支持。

清初在辽东实行招民、招商、招垦,到康熙中期,“西贾客”已基本上掌握了辽东的经济命脉,民谚有“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请镖局,插黄旗,打个元宝拉回去”(任光伟《梆子声腔与辽宁》。载《蒲剧艺术》1997年3—4期合刊),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在辽宁修庙敬神、酬神演戏已经非常普遍,加速了梆子腔向内蒙和辽宁的流布,戏班“主要演出于蒙古王府的节庆喜宴、各大行会的堂会以及应时庙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山西蒲州至张家口劳军的‘庆和班’加入了土默特旗(今阜新市新丘)王府的戏班,不久,另一山陕梆子‘怡春和班’也被喀拉沁左翼旗收留,演出剧目有:《南北合》、《大登殿》、《走雪山》、《朱砂痣》、《斩颜良》等等,因戏班、艺人及所唱声腔均来自山西,被称为‘晋腔’或‘晋腔梆子’。”(《中国戏曲志·辽宁卷·剧种》)至乾隆初年,东蒙地区大大小小蒙古王公府大多设有府班,或有戏班长期留住。梆子班的活动遍及张家口以东的整个东蒙地区和辽宁北部、中部。

康熙年间归化城的晋商经常在关帝庙请来自家乡的戏班酬神演戏。“归化城一岁三百三旬六日,赛社之期十踰八九,此外四乡各厅尚难指数。”(清张曾《归绥识略》)到雍正年间,归化城的十五大社和三十小社,于农历正月始,到十月天冷时止,几乎每天都有戏曲演出,天冷之后,“大戏馆子” 的季节性演出紧接着开始。多伦诺尔的山西会馆系晋商乾隆十年(1745)修建,内有大小两座戏台。早期山陕梆子艺人一声雷、十八红、茶壶嘴等,相继到波罗素他拉(今称下大洼)演戏,后又成立了下洼戏班(民间俗称“王三老虎戏班” ),为内蒙古最早的班社之一,宝奎等第一代蒙古族坤伶就是由该班所附设的科班培养出的。王府的梆子班所唱山陕梆子,除平时供蒙古王公及其眷属观赏以外,还到承德避暑山庄去演出,以密切蒙古王公与清朝皇室的关系。“以山药红为首的庆和班曾联合其他王府戏班,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十三日在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演出梆子腔《朱砂痣》和《秋胡戏妻》,为乾隆皇帝庆寿,得到皇帝的赏赐。” (《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剧种》)乾隆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破格准许王府戏班到承德避暑山庄演出,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梆子腔在花雅之争中的地位。

乾隆末,流布在张家口、东蒙和辽宁的晋腔逐渐开始地方化,“西韵”改成“东韵”,故乾隆以后的晋腔被称为“口梆子”或“关东梆子”。嘉、道时朝廷下令革除蒙古王府 “蓄班演戏陋习” 和将军府演戏的习惯,迫使大量班社转入农村,不少地方有了固定班社,并开始招收艺徒。“晋腔梆子”在内蒙古的流行为后起的北路梆子、中路梆子所取代,在辽宁的流行直至光绪末年河北梆子坤班兴起之后才衰落。

康熙四十八年(1709),魏荔彤《京路杂兴三十律》中有一首咏在北京流行的梆子腔:“夜来花底沐香膏,过市招摇裘马豪。学得秦声新依笛,妆如越女竞投桃。”诗里自注:“近日京中各班皆能梆子腔。” 受到各地观众欢迎的“乱弹”在文人的笔下正式得名“梆子腔”,而且风靡北京。康熙之后,《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载,雍正年间有山西伶人在北京演出,“□□桂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而且是梨园公会的会首之一。乾隆时京师人多称山陕梆子为秦腔,在与昆、弋两腔的争胜中处于占上风的位置。王芷章《腔调考原》称:“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所列班名三十有六,而西部‘双和’居首。” 《日下看花记》称其为“西部之雄者”。吴太初在《燕兰小谱》中说:“薛四儿,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颖者。丰姿婉娈,面似芙蕖,于儿女传情之处,颇事蕴藉,而台下‘好’声寂然,吁可怪哉。”同书又有“嘹呖莺声响遏空,勾音异曲不同工”的记载,并说“勾腔”“似昆曲而音宏亮,介乎京腔之间”。

梆子腔所以能在京城坚持演出活动,与山西籍商人在京的经商活动以及山西商人实力的增长有极大关系。徐珂《清稗类钞》说:“京师大贾多晋人。”他们逐渐垄断了票号、钱庄、当铺、颜料、染房、粮食、干果、杂货等一些重要行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北京经济的各个部门。明代晋南商人即在北京兴建平阳会馆,清代北京有晋南商业会馆临汾东馆,浮山会馆、晋翼会馆等二十多个,均建有戏楼或戏台(图13),供家乡来的戏班演出。因有商人的喜好和支持,晋南的梆子戏班和名伶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

同治年间“万顺和”梆子班“行当齐全,戏路颇宽。他们中盖天红、水上飘等,都是山陕梆子著名艺人”(《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综述》)。同光年间,山陕梆子的“义顺和”与“宝胜和”两个戏班“极一时之胜”。侯俊山名震京都,被誉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光绪五年(1879)入京的郭宝臣“歌喉过人”,其唱“声满天地”、“无字不响”。《京剧二百年史》谓郭宝臣“为秦腔泰斗,其唱工一本山陕之旧,高昂壮激……《金沙滩》、《浔阳楼》、《失街亭》、《探母》、《寄子》等为其得意之作”。“与京剧界的谭鑫培齐名,彼此交往甚密,互授剧目,传为佳话。”(《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综述》)郭宝臣能戏三百出以上,与侯俊山同任清宫升平署教习。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郭宝臣率“义顺和”班进宫,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祝寿演出。据清升平署档案记载,几乎每年都被招入宫演戏。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百代公司为郭宝臣灌制了《探母别妻》、《芦花计》、《战北原》等剧目中的精彩唱段。祁彦子创修“合味庙” (梨园会馆)受阻转求于他,郭宝臣利用进宫演戏的机会,通过李莲英,讨来慈禧所赐黄绳,才突破了地方乡绅的阻挠,以绳量地,修起了被称为蒲剧“艺人之家”的“合味庙”。

清末许多山西籍的大商人居天津经营商业,凡有梆子名班及名伶赴京,都要被邀请至津演出。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中写于光绪末年的诗:“诗醇如酒味堪夸,疑是清明醉杏花,皆道元元红绝艺,《辕门斩子》胜谭家。” 盛赞郭宝臣当年在津的舞台艺术。山陕梆子在京津扎根,许多演唱其他声腔的艺人兼唱山陕梆子,久之为适合观众的口味,根据当地的语言、音调对之作了一些改变,使北京出现了具有北京特色的京梆子,河北出现了直隶梆子,天津出现了具有天津特色的卫梆子,后终于统一成为河北梆子。

明初大规模的“大槐树”移民,大批晋南人到晋北定居,将晋南的地方音乐带到了那里,故梆子戏北上演出有一定的观众基础。清雍正五年(1727)修撰的《朔州志》,载朔州正堂汪嗣圣发布的《禁夜戏示》説:“为禁夜戏以正风俗事:……作无益,害有益,费时失事,莫甚于戏。乃朔(州)宁(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 雍正时期这种非常普遍的戏曲演出,应是数十年、甚至百年之前梆子腔向北流布所奠定的。从舞台题壁上看,大约从道光年间起戏曲班社中始有了本地艺人。早期北上的班社和演员已不可考。现在所知多是同治、光绪年间北上的班社和演员。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六年(1880),张家口的“大兴园”、“小兴园”、“吉庆园”和晋北一带的“坤梨园”、“双梨园”、“锦梨园” 等班社中的头牌演员还大都为蒲州人。“小兴园”的头牌演员“一条鱼”,蒲州人,工青衣,在张家口收了两个徒弟,即王桂琴(大女子)、王桂香(二女子)。“十七生”宋金海,擅穷生,曾于张家口设竹芳园戏馆。晋北“双梨园”的前身是临汾“得胜班”,同治十二年在忻州城内财神庙戏台留有记载十个演出剧目的“题壁”;光绪十六年所留“题壁”除演出剧目外,落款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属襄汾县)荀董庄景望都、孙 安提笔问信(讯)山陕老少先生安好。”从两次题壁可以看出,这个班社上演剧目丰富,能充分展示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艺术水平。蒲州艺人“草上飞”曾授艺北路梆子名演员贾桂林。蒲州“三义园”被祁太票号收买北上,后其成员王来来返回蒲州组织“坤梨园”再上晋北,随后驰名晋北、河北蔚州。

北路梆子形成后,也流行于中路,同治之后中路梆子开始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来。同治四年,榆次聂店巨贾王钺从苏州置办行头,从蒲州重金请去生、旦、净、丑各行名角,筹建了四喜班。该班解散之后,祁县巨富金财主(渠源淦)筹建了上下聚梨园,从晋南、晋中聘请的把式中,除四喜班的名角外,还有后来名震京师的郭宝臣的师傅老元儿红张世喜。此后由晋南北上晋中的蒲州艺人越来越多,以至时谚有“祁太镏子,蒲州戏子”之说。从蒲籍艺人演唱到转变为中路籍艺人演唱,大约经过四、五代艺人。中路梆子从北路梆子分化出后,因演唱调门高低有别,同时革新了伴奏乐器,被分别称为上路调和下路调,两个剧种的艺人经常互相流动,北路梆子艺人中流传的口歌“生在陕西,学在蒲州,红火在崞县忻州,驰名在宣(化)大(同)京(北京)口(张家口),扭回头踏了宁武,跨了朔州,没办法(晚年)离开北路,想望南路,老在中路”,虽然説的是永济籍蒲剧老艺人王来来(原传说为陕西韩城人)的艺术生涯,却也大体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不少蒲剧艺人的流向。

上党戏有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每种声腔各有其渊源。就其主体梆子声腔来说,老艺人及阳城民间传言,梆子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西边即是晋南。二十纪八十年代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时,晋东南又发现一种“琴剧”,板腔体,主奏乐器为“奚琴”,与山陕梆子的主奏乐器相同,有研究者认为应是早期的梆子。乾隆《潞安府志·风俗》载:“富室旧用梨园送殡,今奉严令,用者渐少。” 壶关县白云寺嘉庆初年的数块戏曲砖雕,表现《大报仇》、《青峰山》、《朱买臣休妻》、《高平关》、《蒋干盗书》、《长坂坡》等戏的演出场面,可知那时上党梆子已经成熟。

河南西部的陕县、灵宝、卢氏及稍远的洛宁、渑池、义马、偃师等县,亦属晋、陕、豫黄河三角洲范围,很早就有梆子戏的演唱活动。清初晋商在卢氏修有山西会馆,每年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演梆子戏祭祀关羽。清末民初蒲剧在灵宝县、陕县、卢氏县演出更加频繁,民国年间的著名蒲剧演员中,郧三吉是卢氏人,王存才是洛宁人,李心海是灵宝人。这几个县盛行的梆子腔继续东传是必然之事。乾隆十年《杞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愚夫愚妇,多好鬼尚巫,烧香佞佛,又好约会演戏,如逻逻、梆、弦等类。”开封朱仙镇山西会馆戏楼始建年代不详,乾隆四年(1739)移修过,与另一小关帝庙,均有一大一小两个戏楼,大的供祭祀关羽或节庆活动时演出,小的专供商贾眷属看戏之用。稍后问世的小说《歧路灯》,在描写开封的戏曲演出活动时,两次提到“梆罗卷”。说明乾隆以前梆子腔就已流入中原。

梆子腔经河南传入山东,许多老艺人依据传闻,追溯传入时间至晚在清初,后唱腔受到本土语音的影响产生变化而衍变为山东梆子,流行于菏泽、济宁地区以及泰安、聊城、临沂的部分集镇。明清山陕商人在山东经商,清康熙年间,山西太谷、汾阳的客商在聊城建立太汾公所,乾隆八年山陕商人集资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山陕会馆及戏楼。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聊城山陕会馆长戏台山门钟鼓楼记》碑文,阐发演戏观戏之作用:“其实取千古忠孝节义之实,演于千百人所瞩目之地,愚夫愚妇,观感兴起,往往有督责所不加、训诲所不及,而其人也幡然改、憬然悟者,则帝君参天地之忠义,念有以弥纶宇宙,而莫之或坠,斯其妥神灵者至矣。”惜戏楼舞台题壁能够辨认清楚者为道光以后的演出班社和所演剧目,此前是否有演出过的山陕梆子戏剧目,则已难得其详。

明初,大批山西陕西移民迁居徐州地区,《徐州府志》及邳、丰、沛、铜山等县志均有记载。清嘉庆八年(1803)丰县蒋门九世孙大纶撰写的《蒋氏家谱·序》中称:“其先由山西之洪洞迁丰……迄今三四百年。”“仅明成化元年(1465)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府逃移者即有五万七千八百余户。”(《中国戏曲志· 江苏卷·剧种》)移民为平阳乱弹随之东渐奠定了观众基础,商贸活动为其流布提供了便利。徐州各地都有山陕会馆,清康熙年间山西商人在徐州云龙山集资兴建了山西会馆(即相山祠)及戏楼。乾隆七年(1742)《扩修相山祠记》:“晋人……集其同乡觞酒相乐寄其乡土之情……南北看楼六间,正殿三间,乐楼左右厢楼四间,香山殿三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日”均要邀班唱戏,山西同乡聚会,擅戏者亦演唱自娱。梆子腔经由河南、山东传入与之接壤的丰、沛二县,并在徐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徐州一带流行的梆子戏,其声腔与山陕梆子腔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综述》

明嘉靖进士、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贺洛川陈君恩 荣亲序》记述蒲州陈某父碧山公的商业活动时说:“……自甘、鄯、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燕、秦、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焉。”(《条麓堂集》卷二三)梆子腔应有随这些商人和商号流布东南、中南、西南的活动,但很少有记载。已发现较早的,是贵州藩台李宗昉《黔南丛书》卷八《黔记》中所描述的清嘉庆十八年(1813),随平阳亢家商号南下蜀、黔的“豫升班”在贵州演出情况的《竹枝词》:“板凳条条坐绿鬟,奶奶庙看‘豫升班’。今朝更比昨朝好,《烤火》连场演《下山》。”

清代湖北汉口的山陕商人甚多,所建“山陕西会馆”,创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被毁于咸丰四年(1854),复兴于同治九年(1870),工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抗战期间毁于战火。据馆志记载,会馆正殿前,正殿两侧,财神殿、天后殿、七圣殿、文昌殿前,建有大小七座戏楼和戏台,每年祭祀关帝、财神、天后、七圣、文昌等神圣,都要献演戏曲。尚不知晓商人是否带梆子班社驻会演出过,所知最早为清光绪二十六年长祥班赴湖北老河口演出。民国二年(1913),杨登云率蒲州、同州艺人组成的共和班经河南镇平、南阳扺湖北老河口、光华县一带演出。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先是晋南商人涉足西北。张四维在《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中说:“凡蒲人经商者,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至淮海扬城,西南则蜀。”康熙至乾隆年间,清王朝几次平定蒙古准格尔部叛乱,山西商人因输送粮草等军需物资有功而垄断了西北的商品贸易。清代晋商在西北修建了许多山西或山陕会馆,皆有戏楼,不惜重金从故乡邀请戏班前去驻会演出。清代晋商在西北各地修建的会馆与戏楼,已知者有西安、甘谷、张掖、临夏、酒泉、古浪、山丹、景泰、新疆巴里坤等处,以始建于雍正二年的张掖山西会馆为最早(图14)。由于文字记载的匮乏,早期西流演出的蒲剧班社已不可考,今知最早的演出实体,是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达山丹的共和班,因采取股份制组建而命名。班主为蒲剧艺人张心海,曾有秦腔艺人送子拜张为师学艺。其次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扺达肃州(今酒泉)的全盛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为止,前后长达46年。该班除拥有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演员外,并接收有酒泉最早之女伶王菊香、王素琴等,演出剧目多达二百余本。清代中叶以后,陕、甘、宁、青、新各地都建有山西会馆戏楼证明,蒲剧已广泛地流行于西北的各大商城要地。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