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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剧发展史概述(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蒲剧的新生与发展

1949年晋南全部解放,流亡西北各地的蒲剧艺人陆续返回故里。王存才、阎逢春、楊登云等首先重返家乡,搭班演出。1950年4月,山西省蒲剧学社在太原成立,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派卢未凡、侯森林前往西安,接“虞风社”回晋,与运城戏剧二队合并,成立了蒲剧学社直属剧团。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含有封建毒素的剧目被明令禁止,退出了舞台,蒲剧亦开始了由旧到新的过渡。1952年冬,山西省蒲剧学社实验剧院(即原蒲剧学社直属剧团)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王秀兰获演员二等奖。这是建国后蒲剧演员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

建国初,戏曲艺术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范畴,人民政府开展了以“改人、改戏、改制”为中心的戏改工作。为了把这一方针更好地贯彻下去,晋南专区挑选了一批戏曲改革干部(时称新文艺工作者)派往重点剧团,在剧团建立起了党、团和工会组织。这批人有觉悟、有文化,有志于戏曲改革,热衷于蒲剧事业,分别从事党政工作或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业务。他们的介入,对抄录、鉴定、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净化舞台,编演新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艺人戒除不良嗜好,确立主人翁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积极投身于戏改工作;取消班主制,建立民主管理制;改革不合理的班规习俗,废除旧的师徒制度,明确演职人员、学徒在人格上的平等权益;改革口传心授传教制,提倡、组织学习文化,建立了严格的导演、音乐、舞美制度。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整合之后旧戏班由谋生群体转变为具有新的体制、新的精神风貌的人民戏曲表演艺术团体,蒲剧由旧时的自生自灭状态转而步入在党和政府领导、管理下的发展阶段,舞台上下面貌一新,不断有新的戏改成果出现。

1954年山西省举办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报演出时,临汾专署民声剧团、运城专署人民蒲剧团、山西省人民蒲剧团(前身即山西省蒲剧学社实验剧院)和临汾、新绛、芮城、襄汾等县蒲剧团,分别为大会演出了《出棠邑》、《反徐州》、《三击掌》、《朝房》、《状元媒》、《坐州》、《小算盘》、《琵琶记》、《截江》、《燕燕》等优秀剧目。次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段连海、向楟年、张峰搜集整理的《蒲剧音乐》,这是蒲剧有史以来第一部较系统的剧种音乐著作。这一时期,蒲剧现代戏创作也有良好开端,1956年初,晋南专署举办时装剧观摩演出大会,晋南专区民声剧团、人民蒲剧团、乡宁新生蒲剧团演出了《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海上渔歌》、《治安委员》等现代戏,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戏的起步。

1956年全国剧目工作会议之后,动员艺人“翻箱底,抖包袱”,口述、抄录传统剧目数百本,过去长期由艺人口耳相传的剧本,变成文字被保存下来。同年冬季,以芮城黄河蒲剧团为主,吸收其它剧团有特长的老艺人参加,在太原进行鉴定演出,除演出、鉴定69个好的和比较好的剧目外,还澄清、登记了464个传统剧目。在此过程中,中国戏曲研究院郭汉城、祁兆良、俞琳、余从、沈达人、刘乃崇、龚和德等专家专程来晋,与省剧目组墨遗萍、刘鉴三、李星五和晋南戏曲工作者杜波、行乐贤等共同进行蒲州梆子剧目鉴定工作,对此后传统戏的改编演出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7年5月,以晋南专区蒲剧一团、二团(前身即民声剧团)为主,组成晋南专区演出团,携经过整理改编后的传统戏,赴太原参加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汇演大会。《薛刚反朝》(即《归宗图》)、《三家店》、《意中緣》等戏获集体演出奖;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秦学敏、牛俊杰、阎志杰、张峰、车鼎臣、车鼎乾等人分获演员奖、导演奖、剧本改编奖、音乐设计奖、演奏员奖和舞台工作奖,所取得的成绩已显示出戏曲改革的丰硕成果。同年夏,以晋南专区一团、二团为主,与省大众蒲剧团(即山西省人民蒲剧团)的王秀兰、筱月来等,组成阵容雄厚的山西省蒲州梆子赴京演出团,赴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张家口巡回演出,演出整改后的蒲剧传统剧目四十余个,是建国后蒲剧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对外亮相。与旧社会戏班流动演出不同,剧团所到之处均与当地的戏曲团体开展艺术交流。在北京,主要演员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新凤霞,汉剧艺术家陈伯华等座谈;中国京剧院阿甲等艺术家邀请阎逢春、张庆奎等介绍了蒲剧帽翅技功与表演特点;王秀兰、原筱亭、任合心为中国戏校师生传授蒲剧《柜中缘》;阎逢春、张庆奎、舒明贵还为中国京剧院、天津戏校师生传授了蒲剧帽翅、翎子、梢子、髯口等表演技巧;同时学回了京剧《三岔口》和《十三妹》。此后,先后有上海、天津、河北、辽宁等省市的京剧、评剧、梆子剧团,派人来晋南专区蒲剧一团、二团学习取经,交流戏曲创作经验,体现出蒲剧与兄弟剧种交流发展的强劲势头。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蒲剧界也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活动和反右斗争,斗争的扩大化使一些演职人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蒲剧的创作演出亦受到影响。1958年剧团调整,山西省大众蒲剧团与晋南专区蒲剧一团合并为专区蒲剧一团和一团二队,民声剧团为专区蒲剧二团。同年1月,山西省在临汾召开戏曲工作现场会议,要求写政治,写生产,为工农兵服务,以政治带动艺术,推动戏曲的全面跃进,大编大演现代戏的局面开始形成。年终,专区举办现代戏观摩演出,“五一”、“曙光”、“旭光”、临猗四个专演现代戏的剧团,先后演出了《红都女儿》、《刘胡兰》、《刘巧儿》、《农家塬》、《迎春花开了》、《归来》等现代戏,平陆蒲剧团和晋南蒲剧一团先后演出了蒲剧自创剧目《老虎咀》、《花开满山红》、《骨肉之亲》。虽然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作品多少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但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还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59年是蒲剧史上值得特别记述的一年。年初,15名蒲剧演员组成山西慰问总团蒲州梆子演出分团,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归程中在上海为中央“一月会议” 演出蒲剧传统折子戏《卖水》、《杀驿》、《观阵》、《朝房》等。8月,临汾县蒲剧团前往甘肃夏河拉卜楞寺慰问西藏平叛部队。秋冬之际,晋南专区蒲剧一团、二团主要演员赴长春拍摄彩色戏曲艺术片《窦娥冤》(图17)。拍摄告竣后在祖国北疆的长春、哈尔滨、沈阳、本溪等地巡回演出,返程途中在北京连演四十多场。三次远行演出,所到之处,有的是蒲剧历史上曾流布之地,有的则是蒲剧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遥远区域。根据蒲剧事业发展的需要,同年正式成立了山西省晋南专区蒲剧院。院部设艺术室、资料室和秘书室,辖蒲剧一团、二团、新组建的青年团、晋南专署眉户剧团、晋南专署文工团和晋南专署蒲剧院戏曲学校(原为晋南专署戏曲学校)。蒲剧团除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五大名演员外,筱爱娜(曹洪文)、筱凤兰、原云龙、原月仙、解洪平、曹锁元、吴永胜、武兴栋等,在群众中亦皆有口碑,阵容整齐,实力雄厚;青年团由从各县剧团选拔的优秀青年演员组成,王天明、陆萍、杨翠花、裴青莲、梁惠芳、韩长玲、田迎春等,均正值青春年华,富有艺术潜质。两个团都配备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整齐的创作班子。蒲剧院的建立,使蒲剧的创作、演出从此有了起龙头作用的单位,对蒲剧事业的发展继续保持旺盛势头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邀请山西大学、山西艺术学院部分师生,以及省、市部分戏剧、电影、出版工作者,就蒲剧艺术片《窦娥冤》组织座谈,《山西日报》陆续载文,展开学术讨论,产生一定影响,蒲剧在全国范围内为更多的观众所了解。戏曲文物的考察和研究方面,在中央有关单位专家的参与、指导下也开始起步。蒲剧工作者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专家一起,对分布在临汾、新绛等八个县的戏剧文物进行重点考察和鉴别,初步确定临汾魏村牛王庙等八处元代舞台,从大量的庙台碑记、舞台题壁中,获取了若干于戏曲史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资料,促使人们对晋南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964年传统戏停演。同年蒲剧院青年团在临汾县孙曲公社参加“四清” 运动,次年蒲剧院蒲剧团在曲沃县上马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蒲剧的创作、演出和人才培养,也都上了新的台阶。晋南蒲剧院青年剧团晋京演出,新编历史剧《白沟河》、《港口驿》颇受历史学家和观众的称赞。植根于晋南人民生活的新编现代戏《双生女儿》、《蛟河浪》、《结亲记》登上舞台,蒲剧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虽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不时有“左”的思想和做法的干扰,但只要有所纠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加上蒲剧界的干部及演职人员,总的来说还是能够尽量排除干扰,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 方针,使蒲剧事业基本上处于健康、平稳发展状态。至文革开始时,晋南除个别县剧团为兄弟剧种或小剧种外,大多数县都有蒲剧团,晋南以外,晋东南有沁水县蒲剧团,豫西有陕县、灵宝、卢氏等县蒲剧团,陕北有延安、延长、志丹、宜川等县蒲剧团,甘肃有定西专区、兰州窑街矿务局等蒲剧团,总共有五六十个正规的演出团体,而且多数县级剧团除演员、演奏员外,都配备有导演、音乐、舞美等专职人才,它们长期活动于城镇农村,蒲剧的演出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蒲剧院的建立,有利于形成创作、演出的拳头,确实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编、导、演、音、美、史各方面人才共聚一堂,形成艺术创作、研究的合力,其优势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显现出来。他们与蒲剧演员一起,整理、改编、演出了《薛刚反朝》(即《归宗图》)、《意中緣》、《三家店》、《破洪州》、《燕燕》、《墙头马上》、《冯彦上山》等传统剧目,以及一大批传统折子戏,创作演出了《白沟河》、《港口驿》等新编历史故事戏,重点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窦娥冤》还登上银幕,被拍摄为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蒲剧对传统剧目成功的整理改编,及其在舞台艺术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传统戏曲中的封建毒素和迷信有害成分,净化了舞台,虽在某些方面对传统艺术有所损害,却也符合社会转型期对旧的艺术形式必须加以改造的总体目标。蒲剧院蒲剧团、青年团和各县级剧团,包括专演现代戏的“五一”、“旭光”等团,先后演出了《血泪仇》、《红香泪》、《赤叶河》、《刘胡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巧儿》、《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柳树坪》、《箭杆河边》等数十个现代戏,其中《老虎咀》、《结亲记》、《中条山的春天》、《双生女儿》、《蛟河浪》、《在红旗面前》、《英雄楼下》等为本剧种所创作演出、反映晋南人民生活的现代戏,极大地丰富了蒲剧舞台,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清末的蒲剧班社一般为二十至三十人,战争年代即是在西安、兰州等大都市演出的班社,最多也只是四五十人。建国后的十七年间,蒲剧县级剧团人数在六十人左右,级别高一点的剧团近百人。这些剧团常年活跃在城乡,即便是山乡僻壤,凡公社一级以上的行政区域,群众每年也至少能观赏一次正规蒲剧团体的演出。不通电的地方用汽灯,城市和平川大村镇演出用电灯照明,演出条件的进步,演剧活动的普及,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比拟的。

艺术形态上,蒲剧沿袭了清末形成的生旦净丑四大行的行当体制,实际排演中以须生、正旦、小生、小旦为四柱,多数剧团都争取配备“双梁双柱”,行当齐全,阵容整齐,保证文戏、武戏、大戏、小戏全都能演。优秀蒲剧演员大都有深厚功底,能唱能做,各有自己的拿手剧目和表演绝活。阎逢春等表演艺术家将几十年舞台经验总结为“口歌”的形式,供青年演员学习、借鉴。现代戏的编演,不但将现实生活搬上了蒲剧舞台,而且带动了传统音乐唱腔的革新和发展。

建国前蒲剧的服饰,多数班社因无力购置江南刺绣戏曲服装,主要用晋南本地的产品,款式偏少,尺寸较小,道具也相对简陋粗糙。建国后统一用北京、苏州等戏曲服装厂的产品,用料讲究,色彩艳丽,工艺精细,种类齐全,有些戏的服装是专戏专人专用,由蒲剧美术工作者设计,选定厂家制作,不少戏衣因图案精致,款式考究,被戏装厂向兄弟剧种推广。各剧团摒弃旧的化妆方法,普遍采用油彩化妆,各个行当、各类人物的化妆既程式化、形象化,又有个性特征,净行的脸谱在表现人物出身贵贱、社会地位和职业特点的同时,侧重表现每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夸张性、装饰性比原来更强,有些脸谱与别的剧种不同,为本剧种所独有。砌末道具根据剧种、剧目的需要定制,比原来本地生产的更为精巧,自己设计制作的折叠式桌椅,在箱沿可以随时拆、撑以放置衣帽的架杆(图18),演出时使用、穿戴甚为方便,亦为其他剧种所无。创办于1956年的“晋南专区戏曲学校”,培养了两届三个班近200名毕业生。

蒲剧院的成立,加快了蒲剧的发展和整体上的提高,使戏曲文学、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的研究,戏曲文物的调查、蒲剧剧种史的探源,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要作的工作,这是在旧社会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蒲剧十年》、《晋南戏曲剧本选》、《蒲剧音乐》、《蒲剧唱腔结构初探》等著述的出版发行(图19),就是这些方面工作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体现。建国至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不时而起的政治风波延缓了蒲剧的进程,但没有能阻挡蒲剧向有史以来高峰前进的脚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彻底批判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口号声中,一些县剧团被解散,年老者退职,一部分人到企事业单位任职,临时工回乡务农,只留下少数人改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一些配合中心工作、宣传革命大好形势的小节目;未被解散的剧团有的改演京剧;有的在演出时或“蒲剧道白,京剧唱腔”,或“京剧道白,蒲剧唱腔”,完全无视剧种的差别,结果不伦不类。蒲剧院陷于瘫痪,名老艺人、艺术骨干遭批斗或受到冲击,两个直属剧团陷于派性对立,传统戏服饰差一点被付之一炬。演出样板戏时以派组队,各演各的。1970年晋南专区在行政区划上被分为临汾、运城两个地区,蒲剧院及所属两个剧团人员、资料均一分为二,六十年代形成的由蒲剧院大本营统属、指导全局的格局变为二水分流。1971年3月,蒲剧表演艺术家阎逢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已半身瘫痪的阎逢春遂即到解州采石场打工糊口。1975年1月,在听到他人平反的喜讯时,骤然逝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各县级剧团虽多数得到恢复,但只能搬演样板戏和一些按“三突出”原则创作的“学大庆”、“学大寨”之类的剧目。1972年三月,山西省推荐运城地区蒲剧团的《红心朝阳》、《把渡》,临汾地区蒲剧团的《看瓜》参加华北地区戏曲调演,《把渡》因剧中主要人物系“中间人物”被否定。1974年临汾、运城各自的剧组随省演出团一起赴京,《看瓜》与中路梆子《三上桃峰》一起受到错误批判,一时间创作者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方向,不敢执笔写作,蒲剧的创作只有《向阳坡》、《石兰峰》屈指可数的几个较好剧目。这一时期蒲剧在艺术上的进步,主要在于反复演出样板戏的过程中,乐队中西混合,单管编制,有所扩大,有些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出新的唱腔唱段受到欢迎,群众传唱广泛。

文革结束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左的思想禁锢逐渐被破除,戏曲传统戏恢复上演。尽管历经十年浩劫,有的名老艺人已离开人世,演出队伍既不整齐,表演也显得生疏、僵硬,但城镇剧场,村野庙台,乱弹悠扬,万头攒动,人们几乎是在以反常的热情拥抱传统艺术的回归。文革前演出的传统戏全都重新搬上了舞台,又分别整理改编出一批优秀传统剧目。为解决蒲剧舞台上表演艺术人才断代的燃眉之急,不少县、市办起了戏校,招收学员,随团代培,在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好苗子。1979年,为抢救传统遗产,在省文化主管部门的组织下,对37名蒲剧名老艺人拿手剧目的舞台表演进行了专门的录音、录像。国庆三十周年,运城地区组织献礼演出,全区十六个剧团参加,有四个新创剧目和十二个整理改编传统戏参加。运城地区蒲剧团重新复排原创作的古装戏《港口驿》,临汾地区蒲剧团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麟骨床》,在山西省的献礼演出中,均获剧本、导演、音乐等多项奖。《麟骨床》被推荐进京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演出均获文化部授予的二等奖,全国先后有二十多个剧种移植演出。1980年运城行署文化局与运城剧协合办的《戏剧艺术》、临汾蒲剧院主办的《蒲剧艺术》先后创刊(图20),从此蒲剧有了自己的发表剧本创作、艺术研究、资料整理、推介演员、联系群众的阵地。

1980年前后是戏曲艺术复兴、繁荣的岁月。为了尽快解决表演人才的后继乏人问题,运城、临汾两地不约而同地着手抓青年演员的培养。临汾、运城和山西省先后举行戏曲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吉有芳、雷俊生、张巨、刘晓玉、张广爱,这些日后在蒲剧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青年才俊,就是在1980年山西省优秀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中崭露头角的。同年4月,临汾蒲剧院恢复,除辖有原地区蒲剧团外,以临汾戏校75、79两届毕业生为主,重新组建了青年剧团,在表演人才队伍上形成新的梯队。针对文革后蒲剧老艺术家非逝即病,中年演员被文革耽误了十年宝贵光阴艺术青春不再的现实,为了加快青年演员的成长,临汾地区筹办了以青年团为主体的青年演员培训班,延请名师,学理论,学文化,严格培训,以传统的精品折子戏锻炼青年演员,以促使青年早日成才。运城地区目光远大,看好民间演剧活动的势头,大力扶持民间剧团和民营剧团,举办首届民营及业余剧团调演,有5个剧团参加,演出自创的5个新编剧目,且多是现代戏剧目。在1982年山西省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中,运城吉有芳、张广爱、武俊英、刘晓玉,临汾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雷俊生、窦爱香共9人荣获最佳青年演员奖,另有十多人获一级优秀青年演员奖。蒲剧于较短的时间内,在培养戏曲新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两次青年剧团的组建,在继承传统艺术,推陈出新,培养表演人才方面所显示的作用,于全国范围之内具有导向作用,因而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各地纷纷效仿办起了青年剧团。1982年前后,运城、临汾两个地区有县级以上专业蒲剧演出团体42个,人员编制都在55人以上。

1981年12月,临汾地区举办张庆奎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演出,1984年11月,省文化厅、省剧协与运城地委、行署共同举办“王秀兰流派舞台艺术展览”活动,都有来自本省及北京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戏剧专家和戏剧工作者出席。这两次大的活动,表彰了杰出的蒲剧表演艺术家对蒲剧事业的突出贡献,总结了老艺术家创造的流派艺术经验,同时也标志着蒲剧舞台正在经历着的承前启后的变化,对振兴蒲剧,推动剧种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3年5月,由临汾蒲剧院青年剧团为主体组成的“山西省蒲州梆子青年演出团”,应邀赴四川成都、重庆、湖北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初次向外展现了蒲剧青年演员的风彩。同年10月,该团晋京献演,《戏剧报》、《戏剧论丛》专门举办推荐演出活动,向首都戏剧界和首都观众推荐优秀青年演员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1984年任跟心、郭泽民双双摘取首屆“梅花”大奖(图21)。蒲剧重新走向兴旺所产生的影响,使吉林省戏校、吉林省吉剧团、中国评剧院、湖北省戏校、湖北省京剧团、江西省赣剧团等兄弟剧种戏曲艺术院团,专程远道来临汾蒲剧院进行艺术交流,移植剧目,学习表演。1985年11月,临汾蒲剧院青年剧团以蒲剧传统折戏《挂画》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任跟心获主演一等奖,赵乙获导演奖,乐队获伴奏奖。1986年4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任跟心“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图22)。

1987年5月,运城蒲剧团晋京演出,主要有武俊英的《苏三起解》,王艺华的《黄鹤楼》、景雪变的《阴阳河》等剧目,受到首都戏剧工作者和戏曲观众的热烈欢迎。1988年5月,运城地区蒲剧团应邀赴川、陕巡回演出,携带剧目有武俊英的《苏三起解》、《送女》,王艺华的《黄鹤楼》,景雪变的《阴阳河》、《柜中缘》、《宇宙锋》等。武俊英获第五届戏剧“梅花奖”。1993年9月,运城地区蒲剧团《关公与貂蝉》参加全国地方戏曲交流(北方片)演出,囊括了剧目、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各项大奖。景雪变获第四届“文华表演奖”,随后又获第十二届戏剧“梅花奖”,成为第一个获取双奖的蒲剧表演艺术家。《关公与貂蝉》获“文华新剧目奖”(图23),韩树荆、李泉水获“文华导演奖”,是建国以来蒲剧的编创、演出在全国获取的最高奖项。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王艺华折子戏专场——“梅花奖”推荐演出,推荐剧目为《黄鹤楼》、《哭坟》、《寇老西升堂》,王艺华获第十一届戏剧“梅花奖”。1996年,临汾蒲剧院实验剧团崔彩彩获第十三届戏剧“梅花奖”。

1981年岁末,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内部出版了墨遗萍《蒲剧史魂》,其中对蒲剧的产生、沿革、发展及其特色,提出了较系统的观点,为蒲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1983年,运城行署文化局戏研室与运城剧协编印《蒲剧传统剧本选》6册,收29个剧目。二十世纪80年代,在编撰《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同时,蒲剧界就开始了《蒲剧志》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希冀早日编纂出版《蒲剧志》,后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中途停顿。1989年杜波、行乐贤、李恩泽《蒲州梆子剧目辞典》出版,收入1400个蒲剧传统本戏、折戏、建国后新创作以及移植剧目,是对蒲剧有史以来剧目的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澄清了蒲剧剧目的家底。1992年张峰、李恩泽出版的《蒲剧音韵》,是关于蒲剧声、韵、调综合研究的首部专著。如果说早年山西北路梆子、中路梆子,乃至河北口梆子、北京京梆子等声腔,均曾以“蒲白”为舞台用语之准绳的话,《蒲剧音韵》既继承了它固有的声韵纯正、响亮上口、易于流传的优长,更结合百年以来发展变化了的舞台用语,加以适当规范,使之更富有鲜活的表现力,不仅使演唱者可有据发挥,且对音乐设计、导演及剧本文学创作均有裨益。1993年,行乐贤、李恩泽《蒲剧简史》出版,对蒲剧的源流、沿革、发展和班社、艺人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为蒲剧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剧种史研究专著。1998年,临汾地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辑刊出《蒲州梆子传统剧目汇编》共二十册(图24),收入197个建国初根据老艺人口述记录、尚未经整理改编,因而基本上保持原貌的传统戏剧本。至2004年底,《蒲剧艺术》杂志共编辑出版96期,刊载有关剧本创作和舞台艺术、戏曲文物、剧史探源、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千万字。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传统戏热潮渐退,戏曲的发展出现不景气症候,蒲剧亦不例外。1990年冬,山西省在运城举行蒲剧调演(图25),共有晋南16个地、县蒲剧团、艺校及河南陕县蒲剧团参加,演出25个剧目,其中有一半为新创作剧目。运城地区推出了《西厢记》、《宇宙锋》、《惊宫》、《琼玉公主》、《灵前孝子》;临汾地区推出了《通天犀》、《杨广逼宫》、《太君辞朝》、《忤逆坟》、《苏三新传》等剧目,河南陕县蒲剧团演出了《县长的家政》,均获综合治理奖。这是对蒲剧文革以后生存、创作、发展状况的大检阅,表现出青年演员已经走向成熟,成为蒲剧舞台表演的中坚。

在戏曲发展渐趋低潮的情势下,蒲剧界积极开拓,由单一的注重下乡演出和外出巡回演出,逐渐将视野聚焦于更大的活动领域之内。继1987年由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导演、任跟心主演的蒲剧《烟花泪》被拍摄为戏曲艺术片之后,1996年5月,运城地区蒲剧团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西厢记》,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连获全国电视展播奖、中国戏剧文学创作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飞天奖”,执当年山西戏曲电视评奖之牛耳。蒲剧在影视艺术领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992年10月,任跟心、郭泽民赴上海参加“中国戏曲博览展演暨研究”活动,与全国各地16个剧种的优秀中青年演员一起,表演各自的拿手杰作。1993年任跟心、郭泽民赴新加坡参加“狮城地方戏曲展”演出,次年以他们两人为领队,临汾蒲剧院实验剧团一行三十余人,再次赴新加坡参加“'94狮城梅花奖戏剧展演” (图26),演出十个蒲剧传统剧目,并和新加坡艺员同台演出《双龙会》。蒲剧终于走出国门,实现了几代人的宿愿。1997年,以景雪变为主演,重新拍摄的名剧《窦娥冤》在全国放映。

在作为戏曲之乡的永济、万荣、临猗、运城等县,历代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对家乡戏的深厚感情,民间演出蒲剧传统悠久,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蒲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草料剧团”在城乡活动。运城地区对民营剧团和业余剧团一直予以扶持,1989年为临猗青年蒲剧团、万荣蒲剧眉户剧团、永济曙光蒲剧团等团体颁发了《营业演出许可证》,民间的演剧活动持续不断。自八十年代始,运城、临汾都多次举办戏曲调演,运城地区还曾专门举办现代戏调演,意在推动蒲剧现代戏创作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新作。但由于各个方面条件的欠缺和不成熟,现代戏创作一度成为制约蒲剧艺术发展的瓶颈。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后, 2000年冬,临汾蒲剧院实验剧团晋京演出新编现代戏《土炕上的女人》,在全国引起轰动,中国剧协专门召开《土炕上的女人》座谈会,戏剧界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戏具有戏曲现代戏创作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主演任跟心以其在剧中的出色表演获“二度梅”奖(图27)。在舞台剧的基础上,又改编拍摄了同名戏曲电视连续剧。2002年该剧获“文华新剧目奖”(图28),任跟心获“文华表演奖”,蒲剧在加快探索戏曲现代化的道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运城、临汾两市的文化艺术学校,曾经为蒲剧的繁荣、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的人才,在历届山西省艺术中专汇演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2000年,任跟心、郭泽民牵头创办了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蒲剧院定向班。2002年临汾市艺术学校梁静、周赢在第六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获专业组“金花奖”;2003年的第七届活动中,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蒲剧院定向班参赛选手均获专业组“金花”称号,定向班的吕晓东、常涛、程雅琨、姚飞龙、王晓彤获“金花状元”(图29)。在新形势下戏曲艺术人才的教育、培养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就。2004年吉有芳再获第二十一届“梅花奖”。蒲剧不但在戏曲成人演员的全国性评奖中名列前茅,而且在少儿戏曲评奖活动中独占鳌头。蒲剧成为全国获戏剧大奖最多的剧种之一。

建国以来的五十四年间,蒲剧经历了新生、繁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作为舞台艺术,在继承传统遗产的基础上,学习前代艺人的表演经验,推陈出新,并且有了初步的理论总结;表演人才一代接续一代,五大名演员之后,先后有6人获“梅花奖”,2人获“文华表演奖”,1人获“二度梅”奖;建立了导演制,培养了蒲剧自己的导演;蒲剧音乐在保持剧种风格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音乐工作者对板式、调式及器乐曲牌的创新与运用更为自觉纯熟,丰富了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各行当人物的唱腔色彩更加鲜明,而且有了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乐队文场伴奏乐器由原来的三大件,先后加进了各种适用的拨弹管弦乐器,与打击乐器一起,有利于渲染、烘托舞台气氛,配合演员表演,完成舞台艺术创造;舞台美术的设计、制作、装置、字幕、灯光、音响,一切从无到有,应有尽有,堪与兄弟剧种一般院团相媲美;蒲剧向来重视与兄弟剧种的艺术交流,无论是外出巡回演出,还是演员外出观摩,不放弃一切机会,博采众长以丰富提高自身,移植优秀剧目,学习表演技巧,如吉剧的手帕,川剧的扇子,京剧旦角的手势等,对蒲剧自己的表演长处,如身段、帽翅功、翎子功等特技,也决不保守,无私地传授给兄弟剧种演员。在新时代的艺术创造氛围中,古老剧种焕发了艺术青春,营造了蒲剧诞生以来的全盛时期。文革期间临汾、运城划分为两个地区后,蒲剧界双峰并峙,形成一浪赶一浪的发展态势。运城地区蒲剧团《关公与貂蝉》、临汾蒲剧院实验剧团《土炕上的女人》均获“文华”大奖,代表了蒲剧在新编历史故事剧和现代戏创作方面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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