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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民:陶寺文化与尧都平阳

陶寺文化与尧都平阳


  • 李健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队长、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陶寺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合作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先曾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后命名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的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年代距今4500至4000年。目前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聚落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确立,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经济生活
  主要从事农耕,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许多窖穴内遗留很厚的炭化粟粒堆积。已经掌握高水平的凿井技术,最深的水井超过十三四米,近底部并施以木构框架式护壁。饲养的家畜有猪、牛、羊、狗等,以猪的数量最多。大、中型墓常见以整猪或数十乃至130余枚猪下颌骨随葬。
  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制陶、漆木加工、琢玉、纺织等具有很高水平,金属冶铸业也开始出现。陶窑属横穴式。一座陶窑双层箄的结构为史前时期所罕见。同一时期的数座窑距离较近,表明当时陶器的制作是有一定规模的集中生产。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主要器型有釜灶、斝、鼎、鬲、罐、盆、豆、壶、瓶等。墓中随葬的泥质陶器多施红、黄、白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色,图案有圆点、条带、几何花纹、涡纹、云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发现一座烧制石灰的窑址,属竖穴窑结构。与在房址和窖穴底部多见涂抹白灰面的现象相印证,反映当时白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漆木器种类繁多,有鼓、案、几、俎、盘、豆、盆、斗、仓形器等。木鼓作直筒型,蒙以鳄鱼皮,即古文献中所称的鼍鼓。木器表面多遗留炭黑色胶状物,很有可能是生漆。其上再以红、白、绿、蓝、黄诸色绘出繁缛的图案,斑烂耀目。斫、剜、刮、削、拼合等技术运用娴熟。木作工具有斧、锛、凿、锲等。大型墓随葬成组大小、宽窄配套的石锛,最多达13件,可知木作工艺具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平。玉器有璧、环、琮、钺、组合头饰等。纺织品主要是麻类织物,发现于墓葬之中,或铺垫敛衾裹尸,或覆盖包裹随葬器物。有的织物痕迹上还可以见到黄、白、灰等多种颜色,可知当时的织染已具有一定水平。突出的是发现砷青铜环和红铜铃各一件,其中铜铃含铜97.8%,是中国古代迄今所知最早人工合范铸造的铜器,因而在中国古代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聚落和建筑
  陶寺文化遗址已发现 70余处,以晋南的崇山周围、汾浍之间一带遗址密度为大,且多见大型遗址,其中曲沃与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23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的面积最大,达400万平方米,并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大规模聚落群。
  陶寺古城是中国目前发展最大的一座史前城址,城址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城内面积至少在 200万平方米以上,基本包括了陶寺遗址的中心地区。陶寺古城内已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一座基址平面呈大半圆形,外缘半径 25米,总面积1400平方米左右。台基上有呈半环形布列的 13个夯土柱基础以及 12道缝隙,中央有一个生土台芯,应为观测点。初步认定其为天文观测和举行相应祭祀活动的重要遗址。陶寺遗址发现许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密集的灰坑。灰坑中出土许多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说明附近曾存在大型建筑。小型房址有窑洞、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3种,以前二者居多。居室面积4—10平方米不等,当为小家庭所居住。发现自地面向下挖掘而成的天井式院落,窑洞掏挖在天井周壁,或两孔窑并列,或两窑相对。天井侧壁有通往地面的半环形坡道。圆形袋状坑坑底平整,为了防止潮湿,有的在坑底撒草木灰,或在周壁涂抹白灰,坑内往往遗留器物及炭化的粮食颗粒,显然是用于储物的窖穴。还有一种圆形或椭圆形的大坑,沿周壁侧多有供上下的坡道,当是用以储物的大型窖穴,或供圈养家畜之用。

  墓地和葬制
  陶寺公共墓地在居住址的东南,已发掘 1300余座墓,其时间大部分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数是仰身直肢单人葬。墓地划分为不同的茔域。同一茔域内的墓葬多成排分布,位列较为齐整,说明当时地表很可能有坟丘或标识。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仅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小型墓则约占 90%。大型墓长 3.2、宽 2.5米左右,有木棺,棺底铺朱砂。随葬品丰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绘漆木器和陶器,还有玉石器和整猪等。大型墓又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大墓随葬彩绘蟠龙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器,乙种大墓则随葬有彩绘蟠龙陶盘。此种差异很可能是墓主人男女性别不同的反映。中型墓长2.5米,宽1.5米左右,墓内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的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墓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以席敛尸,仅少数墓随葬一、二件小型器物,大多数墓没有任何随葬品。这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当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临汾下靳墓地已发掘墓葬 533座,时代大致在陶寺文化早期。墓地的布局可以分为若干墓组,有的墓组内联接成较长的墓列,这些特点与陶寺墓地大体一致,但目前尚未发现高规格的大墓。

  精神文化
  陶寺墓地大、中型墓依照等级高低,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并形成一定的规则,从而开创了商周礼乐制度的先河。礼器的构成包括用以陈设的案、几,鼍鼓、特磬组成的乐器,以及各种炊器、食器、酒器等。大、中型墓所用礼器的件数、规格、结构、尺寸和精美程度也有显著的差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型墓随葬陶盘上的彩绘蟠龙,是一种复合动物的形象,为陶寺文化先民所崇奉的部落图腾。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陶寺遗址出土一件陶扁壶上的毛笔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卜辞中的“文”字几无差异。扁壶上另一组朱书符号被视为一个字,即古“尧”字,是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陶寺文化先民已有占卜的习俗,陶寺遗址发现30余枚卜骨,用的是牛或猪的肩胛骨,一般未经整治,少数有钻孔,多数灼而不凿不钻。

  社会发展状况与古史探索
  陶寺文化墓地划分茔域的做法,表明人们生前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死后依然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葬。大、中、小型墓葬的显著差异,反映当时贫富分化极为悬殊,实际上已经划分出阶级。高踞于一般成员之上的首领和权贵,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财产,掌握着军事、祭祀的大权。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一般成员,备受奴役与剥削,生活十分贫困,是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陶寺遗址已发现大规模城址,城内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加之大型墓葬出土王权象征的礼乐器鼍鼓和特磬,以及部落图腾的标志物彩绘蟠龙陶盘,确可推断古城已非一般聚落,很可能是当地权力中心之所在。
  临汾古为平阳,史有尧都平阳之说。陶寺遗址位于临汾西南22公里。陶寺墓地年代的上限约为距今 4600年。陶寺遗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内涵,尤其是早期墓地和古城以及陶扁壶上朱书文字的发现,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晋南自古有夏墟之称。陶寺遗址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正在夏墟的中心地域,加之陶寺先民崇奉龙的习俗,与文献记载夏人以龙为图腾相一致,故此,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自当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陶寺文化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已开始迈入早期文明社会的门槛。

 

李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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