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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庙元代《圣旨田宅之记》碑考究

尧庙元代《圣旨田宅之记》碑考究


  • 彭亚鸣 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尧都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尧都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师希平 临汾市
    尧都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尧都区政协文史办原副主任。
     

  古帝尧庙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城南3公里处,是为纪念古帝唐尧所建。据《水经注》、历代《临汾县志》记载,1700多年前,在汾河以西金殿镇一带的平阳古城已建有尧庙。唐显庆三年(658年)移到汾河以东的现址。历代为国祭帝尧之地。
  1999年10月12日,修复尧庙施工现场出土了一块元代石碑——《圣旨田宅之记》碑。这通沉睡了600余年的古碑重见天日,无疑给修复一新的尧庙锦上添花,为深入开展的尧文化研究开发工作雪中送炭。尧庙元代《圣旨田宅之记》碑是一块非常特殊的记事之碑。石碑的上面,既有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年),颁发的《圣旨》,又有至正十七年(1357年)《光宅宫常住田宅之记》,还有尧庙的全景布局图。碑刻内容多,涉及时间跨度大,两篇历史文献相隔94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十分耐人寻味。

  尧庙元代《圣旨田宅之记》碑的内容
  碑刻文献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通碑刻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可以再现历史,为我们提供元代尧庙的状况。《圣旨田宅之记》碑刻立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碑青石质,园首,趺佚。高183厘米,宽78厘米,厚13厘米。碑的正面分三段内容:
  第一段为碑刻的上段镌刻着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年)下的一道圣旨。全文15行,共106字。其原碑文如下:
圣旨·元世祖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今为靖应真人姜善信,平阳府临汾县创建尧庙,已令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知太府监,于断没平阳李毅地内,拔地壹拾伍顷,以资营缮。仍仰禁约:蒙古、汉军并诸人等,并不得纵令投足,于前项地内蹂践苗稼,损坏桑果。准此。
中统四年六月 日
  这道忽必烈的圣旨碑文大意是:关于靖应真人姜善信在平阳府临汾县创建尧庙一事,已诏今朝廷主管部门和地方有关单位,在没收平阳府李毅的田地中拨出十五顷为尧庙庙产,做为缮宫香火费,同时明令蒙汉军队和地方政府不得纵容士卒和胥吏在以上土地内践踏庄稼、损坏树木。望遵照执行。
  第二段为碑的中段镌刻着元代进士张昌撰写的《光宅宫常住田宅之记》碑文。全文25行,共367字。
  碑文详细记述了撰写《光宅宫常住田宅之记》的目的和用意,其大意是:宫观之所以要有固定田产,是为了给祭祀和修缮提供保障,同时也包含着推崇道教、扩大祝福的意思。临汾是唐尧故都,城南的尧庙是帝尧神灵居住的地方。当初世祖皇帝在位临政时,有个叫姜善信的全真教道士,能弘扬尧舜恩政求贤的美德,决心重建尧庙,得到皇帝的嘉许,奉敕建成了尧庙。当时庙里的田产是皇帝特意恩赐的,到如今已近百年了,这期间庙内田产不断扩大。如今提点大人张志德、提举大人樊德安召集众道士商议说:“田宅有文字记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然的话,如何防备由于陵谷变迁而发生的不测和意外呢?”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是招募工人凿制石碑,要求我写一篇记载庙产、田产的文章。我认为全国的宫观数以千计,宫观的田产数以万计,唯独这光宅宫实在是帝尧神灵居住的地方,宫里的田产又是皇帝特意下圣旨赐给的,而且宝玺耀目的圣旨至今仍完好如新地珍藏在金匮内,这实在是其他宫观难以比拟的,应该把这份荣耀刻记于碑石上永远昭示后人。至于田产的数目分布、边界四至、房舍的范围大小、结构布局,都一一罗列,绘制成图,刻于碑的下部和背面。以后继任光宅宫的主持,深切缅怀世祖皇帝的恩宠优遇,不忘祖师创庙的艰苦勤勉,一定能弘扬帝尧美德,继承祖师的遗志,从而保证尧庙永远庙产不损,香火不断。
  第三段为碑的下段镌刻着尧庙全貌图,分左中右三个区,中间是尧庙的主体建筑,从前往后依次为五门、三门、宾穆门、尧井、文思殿、三禅堂。西区为世祖皇帝的影殿(供奉元世祖忽必烈画像的大殿),从前往后依次为仪门、献厅、影殿。东区为光宅宫,从前往后为光宅宫、太上老君殿、斋堂、祠堂等。
  碑阴部分也就是碑的背面是关于光宅宫的田产记录:包括水地、旱地、滩地、水磨等,庙产分布很广,涉及到临汾、运城、晋东南三个地区,涉及到的县有临汾、襄汾、洪洞、浮山、翼城、垣曲、沁水等八个县以及上百个乡村,其数目多少、位置四至罗列得非常清楚。

  元世祖修复尧庙的圣旨是推行“汉法”的体现
元世祖忽必烈下旨修复尧庙,在当时社会影响巨大,对元朝推行“汉法”意义重大。元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继蒙哥之后,1260年忽必烈宣布继承汗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忽必烈登上大位后,内心十分清楚,要有效控制汉地,就必须推行“汉法”,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元朝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忽必烈仍然坚持推行“汉法”不变,忽必烈对中原的经营方略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儒士的重用上。从来没有一个蒙古统治者像忽必烈那样系统地吸收汉文化,重用儒士幕僚。他在宣布为汗王的第二个月,便向天下颁布了《即位诏》,在诏书中忽必烈明确宣布了“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这就意味着他要向中原的儒士和天下宣布,要采用“汉法”。在忽必烈刚刚登上大汗位置的第四年,就下令修复尧庙,这说明元世祖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上是有远见卓识的。帝尧,名放勋,是黄帝后裔,为“五帝”之一。大约在4300年前,帝尧就发展农耕文明,制定历法,敬授农时,教民稼穑,开凿水井,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黄河中下游这片热土上创造了“尧天舜日”的辉煌。因此修复尧庙是一件得人心的明智之举,有利于安定中原地区的人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忽必烈修复尧庙的圣旨充分体现了他治理汉地的政策导向。当然,从根本利益的角度说,忽必烈采用“汉法”,重用儒臣是为了在汉地建立长治久安的蒙古政权。
  临汾城南的尧庙始建于唐显庆三年(658年),到元中统年间,历600余年的风雨侵蚀,庙宇已破败不堪了。当时有个叫姜善信的全真教道士,请示朝廷,欲重建尧庙。元世祖立刻恩准并在中统四年(1263年)下了一道圣旨,拨给尧庙15顷土地做为缮宫香火费。当时元世祖对重建尧庙积极支持、褒奖有加,固然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仍是出于对帝尧的崇敬,可见汉文化、尧文化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之大。这件事实本身说明了少数民族早已受到尧的教化,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光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更说明以唐尧为源头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全真教道士姜善信重建尧庙
  道教在元代比较盛行,元朝时期,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以全真教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最深。在元代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元朝政府对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全真教是北方新道派的代表,金初由王重阳创立。元太祖时,丘处机谒见元太祖,被派为掌管道教。此后在各地大建宫观,进入全盛时期。
  道士姜善信于中统四年(1263年)奉敕重建尧庙,他辞谢了皇帝所赐的白银二百锭,官材二千根,发扬道教所提倡的“坚忍人之所不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的精神,发动教徒,广筹资金,经过短短二年的筹备,于至元二年(1265年)春破土动工。施工期间,他“勤力节用,方便劝诱,遇有劳苦,则以身先”。在广大群众“富者输财,壮者助力”的大力支持下,仅用三年时间便大功告成。
  帝尧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一座丰碑,修复尧庙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以中国之大,自然不乏有识有为之士,为什么修复尧庙的倡议会由一个“以虚无淡治为宗”的全真教道士提出昵?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早期,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的民族等级歧视政策,元朝根据不同的民族和征服的先后,把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元代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在元朝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之下,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陷入凄惨的境地。当时根据社会地位高低的排列顺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倡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仅优于乞丐,哪里还有发言权呢?所以由社会地位较高而在北方势力最大的全真教的道士提出修复尧庙的倡议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姜善信可以说是千千万万热爱帝尧的人民的代表,他的倡议反映了广大人民怀念明君、向往仁政、渴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愿望,自然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与支持。

  《圣旨田宅之记》碑的来龙去脉
  尧庙建成后,大德七年(1303年),临汾发生8级大地震后,尧庙又进行了重修。此后发生过一些侵害庙园、庙产之事。加之,尧庙从中统四年(1263年)元世祖下旨给尧庙拨地,到至正十七(1357年)已近百年。其间,光宅宫的田产不断扩大,多到遍及晋南诸多州县,总数3000余亩。至正十七年(1357年)正是元朝灭亡的前夕,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和管理尧庙的主持道士看到元朝统治朝不保夕,担心一旦江山易主、朝代更换,到时空口无凭,哪些是尧庙的庙产如何说得清呢?尧庙作为元代平阳规模最大的一座道教宫观,面对元末社会动荡的局面,为防“岁久陵谷之虞”,于是把当初修建尧庙时元世祖忽必烈的圣旨,首先刻了上去,然后又刻上了元代进士张昌撰写的《光宅宫常住田宅之记》,树立了这么一通相当于庙产契约的石碑,目的就是要保护尧庙宫的庙产不受侵犯。这么重要的一块碑石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消失的呢?如果说是消失于地震、兵燹的话,为什么比这块碑还早 90多年的另一块元代石碑——《敕修帝尧庙碑》却一直安然无恙、至今屹立呢?从距今已600余年而碑石仍完好如新判断,此碑入土时间当在刻立不久。碑刻立于至正十七年,此后,不到十年元朝就灭亡了。元朝亡了,《圣旨田宅之记》碑也被当年的立碑人埋入了地下。
  明朝建立以后,朝代更替了,但是尧庙元代的碑刻还在。明洪武年间,立《圣旨田宅之记》碑的当事人全部健在,而且碑文的撰写者张昌,字思广,临汾人,本系元代进士,地方文化名人,曾担任过元翰林国史馆检阁官,后乞认平阳晋山书院山长。元代书院实行官学化办学,书院的山长由行省任命,相当于从七品官。进入明代后,张昌又做了明朝的官员,曾编写洪武《平阳志》。明代洪武二年聘至礼部,后任最高学府国子监助教,于洪武九年以病致仕。由此我们推断,这就形成了一个小故事,极有可能是当时立碑的张昌等当事人,因《圣旨田宅之记》碑文中有对元朝皇帝的歌功颂德的文字表述,他们为免遭文字狱之祸,而有意将碑埋入地下,用这种做法来保证个人和家族的平安。
  这块元代石碑的出土为尧庙增添了一处新的文物景观,为尧文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原始史料,尤其是碑上的尧庙全貌图,进一步证实了这次修复尧庙的总体规划是合理的。

 

彭亚鸣 师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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