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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地位初探

信史凿凿是依凭

——有虞地位初探

有虞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伪汭”。

数十年前,杨向奎教授就强调说:“给有虞氏一个历史地位。”所谓“地位”,就包括他们当年生活、执政时期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在其内。

上古的“有虞氏”在哪里呢?是洪洞吗?

为探“有虞氏”,当先追寻古“妫汭”。

一 “虞”的新理念

之所以要寻找古“妫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有虞氏”文化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李学勤教授在《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中指出,习惯上多将中国古代史通称作夏商周三代,为时约一千八、九百年。其实,“古书还有在夏代以前再加唐尧、虞舜,合名为‘虞’,而以虞夏商周称作‘四代’的。这样一共就有两千年左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里,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就是说,将尧与舜两个阶段归纳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虞”的时代;这样一来,在漫长的中国史里,“虞”代也就成了一个很为重要的历史新概念,它首先象征了唐尧与虞舜这段较长的时期和较广阔的地域范围,其次是指虞舜所直接领导的那个“有虞氏”邦国;学界长期存在过的“尧舜之邦”一辞,其实应当是以舜所管理的“有虞氏”为其主体的。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们,对虞舜文化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变化。传统里,尧、舜二帝以尧为主;而新的理念里,虞舜的历史地位,显然被提升了。其次,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礼器、乐器、文字、城区格局、贫富分化、祭祀坛兼天文观察所等等文物的出土,说明陶唐时期,中国古代已进入萌芽的前国家社会;那么,比它较晚些的虞舜时期,就应当是完全的文明社会了。这个推论与《史记》和《尚书》等典籍的记载内容相一致,中华文明探源似乎就应当落实于“有虞氏”。虞舜是中华文明初祖的历史地位,更为显著。

探讨研究虞舜“地位”文化一事,在今日又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 丰硕的成果

在这种新的历史观的促使鼓舞下,近二十年来,有虞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已很丰富。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党、政领导们,于上世纪末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专门召开了虞舜文化研究会,编撰出版了《虞舜文化考证》,《舜乡圣迹》、《鸣条舜陵古碑录》等专著,内容丰富;

洪洞县政府以县长助理为首的领导组,经过调查整理,申报“三月三”走亲民俗活功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成功,使此项纪念活动,更加声势浩大;

山东省的王金铃先生,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出数十万字的《虞舜大传》,热情地介绍了虞舜文化;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的李学智老先生,于2009年元月,主编出版了《舜耕历山在洪洞》,以充分的内容和权威论述,介绍了洪洞县内有关虞舜文化的生动内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博士,率领他的数十名高足,多次进出洪洞县,以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对该县内有关虞舜文化的人与事,彻底调查采访,写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专著:《背过身去的大娘娘》。

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为挖掘整理、弘扬虞舜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传统的理念里,今临汾市治所在地、原临汾县级市,是帝尧的故居兼都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当地诸多社会名人们的共同努力,报请有关部门审批后,被国家正式更名为“尧都区”,其境内的唐尧文化相当丰富。

“尧舜之邦”既然就是一个统一的“虞”代整体,唐尧之都已经确定,当年跟它为近邻的“有虞氏”,也就应当是在位于昔时的临汾县、今日之“尧都区”附近不远处。

它在哪里呢?

三 被“迂于”的“负夏”

虞舜是全中国范围内具有深刻影响的古人,国家级的信史典籍有对其介绍。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孟轲先生在《孟子·离娄下》指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十三个字,是对虞舜的高度概括。

常识告诉我们,出生阶段年幼力微智弱,为时不会长;卒亡阶段夕阳西下,为时也不会久。因此,“诸冯”和“鸣条”二地者,都不可能是虞舜的兴盛时期所在之处,也不会在那二地成婚与称帝;只有那被“迁于”的负夏,才有此可能。就是说,“负夏”是“有虞氏”的兴盛之地,也是帝舜成婚、称帝的场所。

“负夏”在哪里呢?

由于诸多的客观原因,经历过漫长的岁月,中国的历史地名,出现了种种有趣的变异。“山东”一辞,现今当然是指那简称“鲁”的“山东省”了;而在古代乃指今陕西省华山以东的广大国土,《史记·楚世家》中的“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兵攻秦”的“山东”者,即此。“负夏”也是如此。如今一些名为“负复”之地者,依情依理都并非《孟子·娄离下》中的那个“负夏”。笔者于2008年撰写的《“负夏”在何处》一文,指出它是某个一大片地区的名词,而不能单指具体的某一个村、镇;这块地区,“凭理而论,当是在如今的洪洞县境内、汾河以西的历山及其周边一带”。该文被李学智老先生主编的《舜耕历山在洪洞》所编录。

这也就是说,十多年前我已初步分析认定,当年的虞舜大帝,在今临汾市洪洞县的万安镇、刘家垣镇一带,生活实践的时间最久。这里离今尧都区仅有几十公里之近,极有可能就是古“有虞氏”的所在地。

被迂于的“负夏”,当即此地。

四 这里就是“妫汭”区

笔者出生于洪洞县赵城镇耿壁村,周围一带是虞舜文化的浓郁区;祖父周尔森虽然是个文盲,但知道许多帝舜的故事,常利用机会讲给我听。从孩提时期起,我耳闻目睹了许多虞舜文化的轶事古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读于苑川完小时,根据当时学校所组织,曾赴圣王头、仇池、耿峪、新庄、下跑蹄、涧头、杏沟、孙堡等地宣传演出,对这些村落的圣王庙、庙内的塑像壁画等,感触强烈,父老们称其家乡为“尧舜之邦”的自豪神态和语调,至今记忆犹新。沐浴着新文化时代的清化,于近十多年来,关注着各项尧舜文化新的成果,写了有关的文章70多万字,出版了《尧文化新探》等书。遵循杨向奎、李学勤等大师的教导,特别注意对“有虞氏地位”的探讨。

考古学证实,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出土文化,就是“陶唐”文化,是一具有独特性质的考古文化,称“陶寺文化”;这种文化南起闻喜、新绛、稷山一带的峨嵋岭,北至霍州市北端的韩信岭;东自太岳山,西抵吕梁山,基本就是今日临汾市所辖十七个县市区。这则新闻帮助我认识到,在当年万国林立的“虞”代,“尧舜之邦”的外延,应当是与”陶寺类型文化”的范围相一致,“尧舜之邦”就是在这个界限以内。而虞舜所在的“有虞氏”邦国,也必然是与古“负夏”相一致,它就是今临汾市辖内的西北方向,以今洪洞县为主体的周围七、八个县市区。在这种存在已久理念的驱使下,我曾于前几年就分析而假定过,古籍记载与虞舜生活至关重要的“妫汭”区,就应当是在位于古“负夏”区域以内的今洪洞县万安镇一带。

什么是“ 妫汭”呢?

根据历代学者的注释,笔者在《水内与内水》一文里,已经对此有所交待,它是被那条名叫“妫水”湾曲渠道所包框而成的东北部位,即“妫水之内的一块区域”的简称与雅谓;从理论上讲,它既不是那单个的妫水或汭水,也不是妫水加汭水以后的共合名称,而是一方能够提供人类居住生活、生产劳动、成婚安家、幸福生存和发展的沃塬。

本着这一理念,多年以来,我以“按图索骥”式的执着,苦苦寻找着。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能有幸于2016年3月26日上午10时,应邀来到洪洞县万安村。从当天下午14时起,即将该村村民王天官先生提供来的二十多份有关资料,利用一天半的时间过目览毕。由于我已经意识到“妫汭”一地在“有虞氏”地位文化里的重要性,还分析到其极有可能就是位于今洪洞县内万安镇一带的这里,所以在阅览时就特别希冀能够发现那有关“妫汭”的蛛丝蚂迹。“天道酬诚”,果然其中就有由该村村民杜延瑞和陈宝子二人,分别于此前十多年所绘制的《洪洞县万安龙凤古城解放前村貌》和《万安文物古迹分布图》。经了解,这是两位七十岁左右的老者。陈宝子先生在他的图中的相应处,批注了“妫汭沟今称屯儿沟”八个小字;杜延瑞先生绘制的示意图里,不仅批注了“妫纳沟”,还有“妫水河”与“妫汭”区域。

这使我十分激功。 出自责任心,遂于3月28日下午,与王天官先生一道,先后找到杜、陈二位老者,用手指住他们那些图示与批注,向他们求教:

“请问,这是你绘制和标注的吗?”答:“是。”

“你为什么要标注为‘妫汭’?”答:“ 不为什么。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名叫‘妫汭’。一代一代传承而来, 所以才这样绘制和标注的。”

“你知道有什么文字资料作为依据吗?” 答:“不知道。”

“你们已经传承了有多少代人?”答:“我不知道。”

“你知道‘妫汭’一辞在你们万安村有关有虞文化中的意义吗?”表示惊奇,遂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是普通地名嘛。”

“你研究过《尚书》和《史记》吗?”微笑后回答:“没有,没有。”

笔者跟杜、陈二君的对话略有差异,但大体如此。这使我想起已故的原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珂先生,在其1980年8月出版的《神话选释百题·湘妃竹》一节里,针对当年当地一些人士,曾借“斑竹”的某些自然特点,与上古史里的名人娥皇、女英强拉硬扯一事,曾明文指出,帝尧二女並不是“溺于湘江”;他还说:“至于湘妃竹等等,自然又是后来事物推原的民间传说,不必细说了”;从而予以说明:这类推原传说,不可信。其实,在社会上的一些人造景点里,推原传说绝非“湘妃竹”一家。把“嵩山”与“崧高”等同,把某地推原为介子推休亡处,把某地推原为唐郭子仪的封国所在地等等,亦复如是。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有一个共同心理,那就是以假乱真,追逐名利。

从我与杜、陈二君的对话求教里,我体会到他们并非有所谋图的“推原传说”,其所绘所注者,可信。

还是责任心所驱使,2016年3月29日上午,在万安村民王天官、柴兴旺、宋文生、史小黑等人的引领下,我前往万安村西北外方、玉皇庙后一带实地考察。我们经过了“妫汭沟”,观察确证了那条名叫”妫水河”的来路与湾曲处;进入了“妫汭”区,发现这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万亩丰产方”所在地。在一切疑虑都被释然之后,我才先后撰写了《‘妫汭’传奇》和《水内与内水》等文。

洪洞县里有“妫汭”区,长期被“湮没”的上古“妫汭”区。

五 主体与从属

由于此前洪洞县内已经存在有国家一级的“三月三”走亲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所述达的是娥皇、女英前往神立与舜成婚。而今我的《妫汭传奇》和《水内与内水》里,却明确指为在今万安镇所属的“妫汭”区,这不是跟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心愿和实践唱反调吗?这不是否定洪洞人民以往的努力吗?这不是自已抵毁自己吗?

君子闻疑则喜。质疑是关注的一种表现形式;回答质疑,也是对关注者们的必要尊重。

历史上的真人实事,是一切依附他们而衍生的文化活动的主体,包括民俗活动也系如此。陕北高原上的延安,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驻设十多年的革命圣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极大;洪洞县的古大槐树处,是明代移民纪念地。以上二则,民间有传说,《志》书里有记载,千真万确,对其纪念活动久盛不衰,越办越火。假如历史上没有唐太宗李世民此人,围绕他的一切文化活动,都不会有旺盛的吸引力。 同样的道理,假如洪洞县在古代没有虞舜、娥皇与女英存在过的话,那么一切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纪念形态,便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树,其影响力必定受到相当大的局限。

曾经为洪洞县“三月三”申遗工作有过一定贡献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泳超先生,在其《背过身去的大娘娘》第一章第二节《地方文献中的历史脉络》里,就曾表明:“地方志是本地的正史 ,具有最高权威性。”

以此为准则,陈教授及其一行人,对嘉靖33年,万历19年、顺治16年、康熙13年、雍正8年、同冶11年、光绪8年和民国5年等八种旧《洪洞县志》版本、刻本,逐一研究后,惊奇的发现,在这些“最高权威性”的正史籍里,尧、舜及二妃,均未被列入“乡贤”与“正祀”的行伍之内。他写道:

“历代知识分子,并不相信尧、舜真的与洪洞有任何真接渊源。”

在这些《志》里,“难以见到羊獬为女英所生之地,舜的生日是五月初五之类地方长老们的话语”,“不被知识分子信任”。

《志》书在祀典排列中,“隐含了对地方尧舜祭典的不信任态度,这们只是野人归化的不经之举罢了。”

“现在民间流传的羊獬为帝尧行宫,尧王访贤于历山之类的传说,更不会被县志凭信采用。”

“对英山神祠,地方知识分子也基本不相信那是‘厘降二女’的实际发生地。”等等。

陈先生的这些评议,清楚地说明:

1、洪洞县羊獬、万安、神立之间“三月三”的民俗活动,在历届旧县志里並无记载,不能归于信史;

2、洪洞县的古史里, 並没有生活过尧、舜、娥皇与女英;

3、“三月三”的民俗活动,由于其主体人与事的不能落实,不能与大槐树祭祖活动等相般比。

陈先生的这些评说,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多数知识界人士的意见。据悉,《山西通志》和《平阳府志》里,也大体如此。所有这些,带给人们的印象是,洪洞县境内的有关尧、舜的一些文化纪念活动,只是一种虚托的娱乐实线而已。与古代“有虞氏”无直接干系。

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已被成功的批准,却只能被限制于民俗活动这个档次以内,只能给当地人以兴奋,难以打动五洲四海尧舜后裔人们,达不到它本身应产生的最佳效果,其品位的进一步上升,也难以实现 。

假如洪洞县的古代史里,确真没有尧舜及其二妃的踪迹存在过,这种状态或许能够勉强的被接受。问题的关键是与此相反,旧日《志》书的表述和有关学者的有关认识,是对洪洞历史文化的不全面,不公正,有所遗漏与偏误。

物不平则鸣。

六 时代不同了

之所以造成这种遗漏和偏误者,绝不能抱怨那些编旧《志》书的古人,也不能抱怨以往有关为那些活动努力奔走过的领导与群众,更不能抱怨陈泳超教授等一行人;之所以如此者,当归咎于时代和认识的双重局限性。

1、千百年以来,以“四千年的历史”为传统理念,只知道有夏商周,而将唐尧和虞舜当作神话人物,不赋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2、“尧舜之邦”的存在及其位置,众说纷纭,未能明确;

3、“尧都平阳”在何处,众说不一;

4、“舜都蒲阪”在今运城市的永济,而几乎没有人敢与今临汾市域内联系过;

5、“负夏”和“有虞氏”之间的关系与位置,存在有多种说法。等等。

在这种总的历史认识的框囿下,几乎没有人把今洪洞县与”有虞氏”相联系,虞舜和其二妃在洪洞生活的历史往事,无人肯信。

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年存在过二十多处帝尧古都的竞争者,几乎全部被否定,山西省临汾市新被更之名为的“尧都区”者,也不例外;而真正的古“尧都”,当是跟它相邻不远的今襄汾县的陶寺古镇。2015年4月15日,中央、山西省和临汾市三级权威媒体,同日同时公布了这则消息。这是又一项历史文化的新成绩、新贡献。

这项新的成果,首先确定了上古陶唐国的历史地理位置;同时,也给“有虞氏”的地位的寻觅,开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尧舜之邦”一辞已存在多年,见诸许多古籍和碑刻之里,它不止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指一个特定的区域。在古中国,“邦”即“国家”的问义辞,万国林丛之中,大国叫“邦”,小国称”国”。《说文解字》云:“邦,国也。”《诗经·大雅·皇矣》中写道:“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等者,均指较大的国土范围。依此释意,所谓的古“尧舜之邦”者,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整体中的陶唐氏加有虞氏,以出土文物而说论,乃一个类型的陶寺文化区,本当紧紧地联系为一起的;如果陶唐国都末定者,对“有虞氏”作其它测度尚能勉强说下去;如今对陶唐都城,国家已定在临汾市域内的襄汾县,有谁还敢再相信与它联为一体的“有虞氏”者,会在数百里、乃至数千里以外的那些地方呢?

正由于此,我们在前面己经介绍,应当就是在今洪洞县一带的六、七个县市的域内,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科学的。

时代不同了, 我们的思想认识,要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前进。

七 “正史”中的“妫汭”

如果把《县志》当作一个县的“正史”与“最高权威”的话,那么《尚书》、《史记》等典籍者,就是国家级的正史,是全国地方史志必须依从的真正的“最高权威”。在古史籍里,“有虞氏”和“负夏”等辞见之极少,而“妫汭"一地多有所揭示,欲知“有虞氏”,必须先从了解“妫汭"入手。在古典籍里,帝舜的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涯,就多与“妫汭"有联系,而且,其中娥皇、女英二妃的特殊作用,也有突出的记录:

《尚书·尧典》在谈到帝尧选择了虞舜为自己的接班候选人之始,出自对事业的负责,先采用了一些考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厘降二女于妫汭,殡于虞舜。”

《史记·五帝本纪》介绍上述此节事时,也明文写道:“于是尧妻之二女。舜饬二女于妫汭,如妇礼。”

《史记“五帝本纪》的另一处,进一步说明此节事时又写道:“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娇事舜亲戚,甚有妇道。”

《史记·陈杞世家》开篇即云:“陈胡公满者,虞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

东汉学者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里,释“妫”字云:“妫,虞舜居妫汭,因以为氏。”清初学者段玉裁先生就此注释道:“妫之从女,以降二女也。”

这些古典籍都应归于信史、正史之列。这些记载说明什么?

1、在“妫汭”,虞舜由青年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

2、在“妫汭”,虞舜结束了流浪生涯,开始定居;

3、在“妫汭”,虞舜接受帝尧对他在政治审核与人格的考验;

4、在“妫汭”,虞舜与唐尧二女成婚,开始夫妇家室生活;

5、在“妫汭”,唐尧与虞舜,二氏族结成联盟同体,由小国扩大为“邦国”;

6、娥皇与女英先被帝尧安置于“妫汭”,然后才把虞舜从另一处地方娶过来成婚;

7、虞舜成婚后,把他的父母弟妹接来“妫汭”,阖家团聚;

8、在“妫汭”,娥皇、女英以儿媳的身份,侍孝虞舜的父母;

9、在“妫汭”,二女还是兄嫂,善待小叔与小姑;

10、在“妫汭”,二女跟邻里平等相处,不“贵骄”,甚有妇道;

11、在“妫汭”,虞舜起初只是一介庶民,并未接班为“天子”;

12、“妫”姓发祥于“妫汭”,由其衍生而来的陈、田、袁、胡、来等许多姓氏,以“妫汭”为其根祖处;

13、娥皇与女英在正史里的第一身份是“妫汭姑娘”,而后是“妫汭妇女”,以后才是“夫人”和“娘娘”。

“妫汭”是虞舜一生最值得纪念的地方,洪洞县域内的虞舜文化,以舜为其主体,尧、娥皇、女英等,都应当是第二位的从属人物。

八 “妫汭”轶事与“宫居”

古典籍的记载里,有关于虞舜把其家庭安置于“妫汭”区期间,曾经发生几次与虞舜生死悠关的危险事:

1、《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其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

2、《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古本《列女传》云:“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鹊汝裳,衣鸟工往。’舜即治廪,旋捐阶。瞽叟焚廪,舜住飞出。”

3、《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古本《列女传》又介绍说:“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其戕汝,时唯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

4、《史记·五帝本纪》载:“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至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已。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亦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

5、《列女传·有虞二妃》云:“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二女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

以上五事,是带神话色彩的寓言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容。它们说明:

1、陶唐、有虞两氏族最初联合,陶唐氏占居主导而在有虞氏领土内所实施,其间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困难一一被克服,最终地形成一个坚固的新群体:“尧舜之邦”的“虞”代;

2、虞舜除在“妫汭”区有“家属宿舍”外,还在距“妫汭”不远处另有一“宫居”,这个“宫居”就是未来“虞”代新国都里的中心区。依照当地人多年来传承的说法,那就是万安大城里的内城“国家堡”和其中心的“姚商院”。

这种民间传承与正史典籍的如出一辙,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巧合,它记录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转折的历史时代,尧舜之邦形成时代。

九 得力的证据

上古时期的今洪洞县境内,的确存在过“有虞”、“妫汭”、“虞舜”和二位帝妃娥皇与女英的往事圣迹,是有据可查的。除了我们介绍过的杜、陈二位老者的绘图与批注以外,还有以下事实。

由今河北省玉田县籍人孙奂仑先生主持编撰的民国五年《洪洞县志》里,在其《艺文志·下·诗》的部分内,收录了诞生于洪洞县境内的学者刘应时先生的《七律·英山》,诗云:“扬城西望藐仙山,生长英皇在此间。一去潇湘云漂渺,独留妫汭水潺湲。仪型自稔当年化,魂梦宁知几时还。肠断苍梧望夫石,至今修竹泪斑斑。”

该诗中的“扬城”即“杨城”,古时候扬、杨通假,汉代学者扬雄也被书写为杨雄,他自我介绍过,说其祖上在春秋时期晋国境内的古杨侯国;《山西历史地名录》介绍今洪洞县说,西周时为杨侯国,春秋晚期为杨氏县,西汉时为杨县,隋义宁元年更名为洪洞县。因此,该诗中的“扬城”,肯定就是今洪洞县城。诗中的“西望藐仙山”者,指洪洞县城正西侧方的山丘地区。清末学者刘光第先生《七律·白莲》诗中有“姑射神人藐天末、乾坤可爱是清才”之句,《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后人诗文中或云姑射,或云藐姑。洪洞县西部山丘区是古代藐姑射山的一部分,这也是事实。因此,该《英山》诗的第一句,就被限制在今万安镇西神立山区一带了。杨向奎教授强调说,上古时期的人们,几乎全居住于山区,那些帝王们,更系高高在上。所以,昔时虞舜将其家庭、宫居、朝廷等安设于这一带,是可信的。该诗在以下有“生长英皇在此间”和“独留妫汭水潺湲”二句,不仅把娥皇与女英是洪洞姑娘给予定位,也把这一带存在古“妫汭”一地予以确认。该诗作者刘应时先生,系明嘉靖丁未科进士,距今已将近五百年。

其次,洪洞县万安村“娘娘庙”主殿里,主神就是娥皇、女英; 该殿门外的木墙壁上,高悬有“德配重华”、“有虞内助’和“妫汭芳型”等三块大横匾。这三块匾,把古代“有虞氏”、“妫汭”限定在万安村这里,同时也把虞舜与二妃于此地成婚、久居和同甘苦共岁月的历史往事,说白了。这些匾始悬挂于元代大德十年。

“大德”是元成宗孛尔只斤铁木耳的第三个年号,其十年乃公元1306年,距今已有712年。这说明,早在七百多年以前,洪洞县的官方与民间,都把万安一带与“有虞”、“妫汭” 、“帝舜”和二妃等四者,早就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着,而且还可以证明,此种联系绝非始自于元大德年间,当是很久很久了。

第三、长期以来传承于洪涧民间的“三月三”大型走亲文化活动,以该县的羊獬、万安和神立三处的古老庙宇群为主体,环绕经历了数十个村落;沿途各村群情激昂、如痴如醉、意境真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有增盛毫无衰减之势。十多年前被国家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处。这在有虞氏文化史里,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人常说:“无风不起尘”,“立竿而生影”。近年来,学界强调古神话和古民俗活动,多为信史的影子与佐证。洪洞县的这项走亲文化活动,其背后隐藏着一项伟大的历史真事,那就是被中华各族民众公识为祖先神之中的尧、舜、娥皇和女英等历史人物,当初就是洪洞县古地的居民;围绕于他们四人之间的亲情恩义、关爱体贴、亦肩战斗、培养重用的中枢区域,就应当是在以此三地为连结点的洪洞县内这一方沃土之间。

以上三点,是信史与民俗的结合,他方难觅,唯此独秀。是洪洞县虞舜文化历史有存的铁一般的证据,凿凿凭鉴。

十 后来者居“善”

人类的思想认识,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地完善发展着。列宁就曾经指出过,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壮大成熟的。

历史学领域里一些晚出的新理念,因为是在条件已经成熟,人们已心有所悟而后的新产物,所以更要确切些。西周初年唐叔虞的始封地是今太原市域内,还是在今侯马、曲沃一带,学界曾长期争论过;其间,大原之说还久久居于绝对优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积累,侯马、曲沃者得到公认,太原之说从此归于消失,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争议。再如,唐尧文化里的重要概念“三河”一地,在以往的数百年里,今河北省的”三河县”,今江苏省的高邮市和今湖南省的攸县三处者,都曾有盛名,取得过不少名家的承认与支持。但从2011年被落实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之后,由于其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为依据,遂使各家折服而息辩。偏误者服从真确,是文化人最起码的诚实。

元、明时期依旧享有盛名的洪洞“有虞”和万安的“妫汭”,还有那负夏的“重毕”、“二妃”等上古人物与古事迹,到明末、清代乃至民国初年的八种《洪洞县志》里,未能归入“乡贤”与“正祀”,其所以然者何?原因会很多,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带从东汉时期直至明末,系南北两大敌对双方交替争夺和占领之域,局势的动乱,造成历史上数次居民大流徙。特别是明末的那一次流亡潮,迫使当地的许多文人学者南迁;著名书法家王铎先生的祖上,就是昔时从山西省洪洞县境内,搬迁逃难到今河南省的,他的一些书法作品里,留有“山西洪洞县人王铎”之类的纪念辞句。知情的知识分子南去的南去,而留在家乡的知情者们,没有参予编撰《志》书的机会。这种情况不唯洪洞县里有,

其它一些县份也有所存在,但洪洞者较多,致使那段极端宝贵的信史,遗漏于《志》书,委实可惜。

洪洞的“有虞”和“妫汭”,确实是晚到者;但它本身所存在的合理性,它方者难比。

后未者居“善”

十一 绝非偶然

至此,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

1、不少人质疑说,那八种旧时《洪洞县志》编撰者的“地方知识分子”们,基本不相信英山神祠是尧“厘降二女”的实际发生地;此话很对。不过那里是“尧王访贤”得舜之地;帝尧“厘降二女”之处在洪洞县境内确是有的,它是在距此不远的万安古城之郊。这一点首先必须肯定。

2、那八种《洪洞县志》里,尧、舜及其二妃者,均未被列入“乡贤”与“正祀”,这也是事实。但那些已属过去。昔时襄陵县《志》里也未将帝尧列入“乡贤”与“正祀”,只能说明是当年的遗漏,不能归于理应如此、永远如此。今后若再次修《洪洞县志》和《襄汾县志》时,这些误漏必定加以弥补,绝不会不加区别的照抄。

3、“三月三”走亲的大型民俗活动,是洪洞县内的一件大事。它是以娥皇和女英二人为红线,贯穿于羊獬、神立与万安这么大的范围以内。反映的是唐帝年老居行宫急于释任——尧王访贤到英山得遇重华——虞舜下山与二女成婚于“妫汭”区这三段上古佳话。这三处地方与古籍记载如此符合,就有力的说明了,洪洞县古来就是“有虞氏”的“地位”所在处之一,特别是羊獬人先到英山,继而万安,最后笑回羊獬家乡的过程,说服力极强。

4、万安村“娘娘庙”,即有虞二妃的昭阳宫,是羊獬亲戚们最终的接“姑姑”之所。三月初三日,他们从神英山下来,于此住宿、用餐和行联谊活动,次日上午离此。这个“娘娘庙”址,从古止今就位于这里,而且正好就是在上古的“妫汭”区之域内。

所有这些,绝非偶然。

5、洪洞县“三月三”和“四月二十八”,一年两次的大型走亲活动,传承千百年,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它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是依从古代真实的历史踪迹,反映、记录了陶唐与有虞两大氏族相结为邦国一事,其发轫于陶唐故园,结识于历山农田,成功于万安“妫汭”的全过程, 从而使人民团结,国家昌盛,战胜灾荒,走向繁荣的全本演绎,志在提醒全县人民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忘记那段极有纪念价值的昔时往事。这项民俗活动,是洪洞县人民向中华各民族兄弟的礼物, 是信史写照和风流佳话相结合的精神文化礼物。

十二 这里就是古“有虞”

就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央视综合频道于今年(2018)5月28日19时20分许,播发一则新闻称:由于数十年来对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和山西省襄汾县陶寺等古遗址的考古研究,“国新办于5月28日公布:中华文明探原工程的成果,考古实证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这与李学勤教授十多年前的论断,完全一致。“有虞氏”的“地位”一题,就更为明确和重要了。

作为“有虞”文化的关注者,经过这段对“妫汭”的追溯,笔者结论如下:

1、唐尧、虞舜、娥皇和女英等四人,都是洪洞县信史里的古代圣人,他们都在洪洞留有足迹以纪念,绝非虚托假说;

2、洪洞县就是上古“有虞氏”所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有虞氏文化”中重要纪念地“妫汭”,位于洪洞县万安古城之郊;

4、洪洞县“三月三”、“四月二十八”走亲活动,有信史作其依据,《尚书》和《史记》等典籍,都有明文记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段上古佳话的印痕。应当尊重它,爱护它、保卫它和完善它。

信史凿凿为明鉴。

“陶唐”与“有虞”在今洪洞县境内的结盟联体,以上古最佳的联姻为其形式,跨入“虞”代的大门,开创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新纪元,是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中的大事,更是洪洞县文明史中的大事。

“三月三”和“四月二十八”的大型纪念活动,是这一伟大经历完整而优美的历史印记,它是传说、是民俗,而首先更为信史。目前,洪洞县的这项民俗纪念,已开展得很好。

再进一步,把它从单纯的“民俗范围”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加冕以其本应具有的“信史”瑰冠,从而使它更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传承力、聚合力、推广力,等等,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又一项伟大的时代使命。

临汾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周文洁

2018年6月10日15时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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