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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最初中国”

 

何以“最初中国”

——与高江涛先生商榷

                    蔺长旺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高江涛先生的文章《陶寺所在晋南当为“最初中国”》,文章就近年来有关“最早中国”与“最初中国”的理解歧义进行了清晰透彻的解读:二者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即都是探讨“中国”何时开始形成或最早出现;言“最早中国”是侧重时间节点,而称“最初中国”则强调的是一种最初的形态;就准确程度而言,“最初中国”这一称谓似更为合适。

高江涛先生首先强调了所讨论之“中国”的语义概念不是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探讨文化基因传承而溯源意义上的“中国”。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即本义为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其都城亦可代指中国。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中”与“国”二字,“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为“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含义,也是判断“最初中国”的标准。对此,笔者十分赞同高江涛先生以上之十分清晰明了的阐述。

接着高江涛先生论述了“中国”这一概念从地理意义到政治意义的演变,并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指出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

高江涛先生据其判断“最初中国”的标准,认为“目前相符者仅有陶寺和二里头。二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二里头都邑所拥有的聚落内涵在陶寺基本都有,而且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和统治模式多为二里头国家所继承发展”。高江涛先生认为“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位于以陶寺遗址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故“陶寺社会诞生最初中国”;“至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陶寺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的“中国”已是成长起来的“中国”,而非“最初中国”。

至此,高江涛先生的文章已经非常完美的回答了数年前徐宏先生与何驽先生就所谓“最早中国”进行PK.而主持者都无法判定的问题。

 

 对于高江涛先生此篇文章的标题——《陶寺所在晋南当为“最初中国”》,笔者是十分赞同赞赏的,因为此标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最初中国在晋南”,而并非限定在“陶寺”。 笔者之所以如此扣字眼,是因为笔者对 “最初中国”这一概念尚有一些不够成熟的浅显认知和理解。

高江涛先生认为公元前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到5300年),“虽然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或早或晚开始了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程,开始走向社会复杂化之路,但显然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当时‘国’的形态尚未出现,更谈不上最初‘中国’”。

高江涛先生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指出“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

请注意,良渚社会的考古文化之年代为距今5300年到距今4300年,陶寺社会的考古文化年代为距今4300年到距今3900年,二里头社会的考古文化年代为距今3750年到距今3500年。  

既然早于陶寺社会1000年的良渚社会也已经进入国家形态, 那麽,从地理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看,对于距今5300年就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的良渚社会来说,其与“最初中国”之概念有无关联,又是如何关联的呢?这正是笔者本文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根据先秦典籍记载,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陶寺社会或称陶寺文化恰相当于尧天舜日的尧舜时期,也就是陶寺作为地中之国、帝尧以自己的夏邦为中心、协和万邦的时期。从地理意义上讲,或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冠以其“中国”之称谓,也是毫无问题的。但其是否具有“最初”这一概念,笔者觉得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因为,根据典籍记载在尧舜之前还有一个炎黄大战之后、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实现民族大融合(以黄帝为中心的天下大同)、黄帝一统天下、入住“中原”与之后期出现“黄帝四面、绝地天通”的时期。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原”,并非今天所言之以“豫”为中心的中原,而是指古三河之域、斗维之野所匡围的那个古冀州之域(晋陕豫交汇地带),也就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与庙底沟文化所在的核心区域,而良渚文化又是属于在“黄帝四面”那个时期中的一面(参阅 蔺长旺《我是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黄帝时代颛顼“绝地天通”的后果,是古称“黄帝四面”的“四帝”之分。少昊为“西帝” 、太昊为“东帝” 、祝融为“南帝”, 而颛顼自己也由原来的“天子” 而变为了“北帝”。 只是因为他的夏族仍占据着“中原”大地,故其便将其他“四帝”称为了夷族。于是“夏夷之分”的“四帝”, 从此各自走向分而治之与发展的城邦(邦国)社会。考古人历经80个春秋所发现最近方被国际学术界确认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良渚古国,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例(参见李侃良《中华探源》)。

如此, 笔者认为若将黄帝入主“中原”、实现天下大同这个时期冠以“最初中国”恐才是相对恰当的。因为无论是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意义上去判断, 这不但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合乎逻辑的一种溯源,也是对具有国家形态之良渚社会(文化)地理与政治范畴之归属问题的合理解答。

当然,笔者明白,迄今在考古界似乎尚未找到“黄帝之都”、“夏都”之所在,这也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尽管目前未发现、未找到,或说是未认识到,并不能因此就主观武断地断定其就不曾存在。要知道笔者上述所言之“中原”的概念,直到抗战时期的日本学者都未曾否认过,比如,他们称当时的“中条山会战”就为“中原会战”。至此,相信读者能理解为何笔者十分赞成高江涛先生文章的命题:《陶寺所在晋南当为“最初中国”》,因为晋南即是陶寺时期的“中国”,而且“晋南(古冀州)”也是黄帝时期的“中国(中原)”。

立杆测日影得太极图示意图

事实上,就“中”的概念而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可谓历史久远,从“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的神话里,从万年前“条华岳本一山挡河”之自然地理与“巨灵劈山导河”的神话寓意之中,从距今8000年相当于伏羲时期之观天象、画八卦、创太极的传奇记载中,从河图洛书、伊川缸神奇之天文图案中,都不难找到“中”这一文化基因与概念的身影………   

溯“中”这一概念之源,溯“中华”之源,学者李侃良先生认为其实际上有两层意涵:一是“同种同族”、“华源龙脉”之一体的生命与血缘之源;二是 “同域同国” 亦即 “夏夷一家” 与 “胡汉一家” 之一体的生存与地缘之源;二者相合,即为“大华族”。在清末民国之前,从女娲伏羲、三皇五帝始,我们这个大华族可说是历经了朝朝代代,虽然并未都是以“中国”冠名,但却始终都未曾离开过“中华”这一核心文化基因的传承。之所以会有“中华”与“中国”,是因从地缘的黄帝大同天下到黄帝四面“夏夷之分”至今,它又成为了“有中”(夏、汉之中央邦国、方国、帝国)“有边”(四方夷、狄、戎、蛮、胡之边族)的“一体”之“民族国家”。“中华”即“有中之华”之渭也,“中国”即“有中之国”之渭也。今天一些学者,张口就将“夏夷之分”说成了“华夷之分”,似乎边夷之族并非华族成员。当边夷之族用自己的“族谱”告诉世人,他们的祖宗也是炎黄时,我们的学者却硬说他们是在编造历史,将炎黄后裔的边夷之族全部开除出了“华籍”。甚至我们的考古学者“瞎子摸象”给出所谓“龙族与华族,是两个不同源的族”之结论,这就又把龙族也开除出了“华籍”。大华族如果没有开枝散叶、生生不息的“龙脉”之族,那还能是华族吗?

距今6000年的伊川缸图案

复原的陶寺古观象台

从上述分析可知,所谓“最早中国”或是“最初中国”之说,实际上都是基于所谓的某种“文明标准”从不同视角切入而言的。客观的说,基于他们的立论基点,其说似乎亦可成立;但要知道这些所谓的“文明标准”未必能符合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如此单纯的究其“最早”或是“最初”恐是难以解决对中华文明的认知这个问题的。人类对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青铜器)、铁器的发现和将其在农耕、游牧等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环境下的使用,在某种层面反应了社会的进步历程和文明有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程度;但若带着倾向性或是偏见从这个系列当中截取某一节点并将其作为所谓文明的世界性标准恐有失公允。

 

                            2018.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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