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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七次抵临汾纪实

1949年贺龙指挥南下部队进军四川

贺龙元帅七次抵临汾纪实

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名闻遐尔,南征北战,戎马烽火,系中外驰名的开国元勋。他与山西和临汾有着深厚的历史源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驰骋三晋大地,曾先后七次抵达临汾,运筹抗战策略;视察土改纠“左”;筹建西北军大;贯彻“两个务必”;组织西进南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呕心沥血,脚踏实地,做了大量工作。其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跃然史册。

运筹抗战策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奉命率领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依托管涔山脉,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12月30日,贺龙与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离开岚县,沿吕梁山脉南下,经过数日跋涉,于1938年1月4日到达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第一次抵临汾)。与此同时,115师和129师的首长也先后抵达这里。1938年1月6日,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洪洞县马牧村举行了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即习惯上所说的临汾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八路军主要将领外,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重点讨论了华北抗战的形势和对策,部署了分兵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十二月会议”,即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从苏联回来后,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务抗日。”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由于和洛川会议精神相悖,受到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讲话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听了“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贺龙没有发言,但对王明的讲话很有看法,持不同意见,认为它削弱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中独立自主的地位,甚至心里颇有些生气,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此后,毛泽东对贺龙抵制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很高的评价。

1939年1月,贺龙(前右一)率120师主力进抵冀中后受到群众欢迎

贺龙参加会议期间,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等抗日文化团体汇集八路军总部,慰问八路军将士。丁玲、刘白羽、欧阳山尊、贺绿汀、崔嵬、塞克等作家和艺术家也都来到这里。他们被贺龙那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所吸引,千方百计找他采访。而贺龙历来愿意与文化人士交朋友。听说演剧队想找他,便不请自来,主动登门拜访。他看过演剧队的演出,所以,一见如故,便殷切地聊了起来。这些文化人,没想到贺龙这样的著名高级将领竟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彼此拉近了距离。他们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有的征求对戏的意见;有的询问,八路军打仗的情况;有的打听120师的历史;有的探问贺龙的革命经历。贺龙认真地一一详细作答,还拿出一张山西省地图,把120师的作战区域指给大家看。刘白羽说:“我们想请你谈谈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绘声绘色地讲了那段不平凡的经历。贺龙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谈笑风生,诙谐风趣,使这些文化人折服不已。贺龙利用这个机会鼓励她们到敌后去,到八路军队伍里来,特别欢迎她们到晋西北去。贺龙说:“你们到120师来吧!部队里许多故事可以编戏演的呀!你们不来,我可要来拉你们了。”

1939年贺龙在晋察冀(左起:黄敬、聂荣臻、吕正操、罗瑞卿、贺龙、关向应、舒同)

一天早饭后,贺龙策马由洪洞马牧村去临汾城,不一会就来到临汾城外的西门渡口。隔河相望,临汾古都城垣雄伟高大,直插云霄的鼓楼和铁佛寺宝塔在阳光照射下金碧辉煌,汾河象飘带似的蜿蜒从城西侧流向远方,远眺历史名城,锦绣山河,贺龙倍感亲切,决心殊死抗日保国之情油然而生。此时,一辆马车向其驶来,贺龙急忙牵紧他的座骑,避让马车。赶车的老人感动地作揖致谢。马车上的人看到他佩戴着八路军臂章,欲立即下车。贺龙和蔼可亲地先开了口,并自我介绍他是八路军120师的。赶车老汉赶紧喊停了车,立刻用左手叉开个“八”字形手势说:“从你给咱让路搭话就猜出来你是八路军。”这时,从马车上跳下来的两个人说话了。原来两位是中学青年教师,因不愿做亡国奴,从冀北日寇的铁蹄下逃出来,辗转流离到了西安,因打听寻找共产党、八路军几乎被特务暗害,后经人指点才来到临汾。途中又被国民党溃兵掠走了盘缠,一气之下变卖了衣物雇马车去寻找八路军,尤其对“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十分崇敬。贺龙向来就偏爱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听了两位青年的诉求,非常高兴,安排警卫员先把他俩送到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然后转送至120师。从此,这两位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贺龙的关心爱护下逐步成长为著名的革命艺术家。

1940年5月27日,贺龙在晋西抗日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

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刘村镇的大街小巷打扫的干净整洁,到处是抗日救亡的标语,抗日歌曲响彻云霄,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全体学员整装列队集中到火神庙大院里,准备欢迎从抗日前线归来的八路军首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处长陪着两位首长来到讲桌前,挥手高声向大家说:“同学们!欢迎你们想要见的120师正副师长贺龙、肖克将军!”紧接着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是贺龙一向偏爱有文化知识的人,听说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创办的学兵大队招收培训了大批学员,而且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爱国知识青年,因此,风风火火从洪洞赶到这里。贺龙开门见山地向同学们讲述了抗战的形势,并要求学员们到120师去,越多越好。最后,贺龙振臂大声号召大家:“同学们!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有志热血青年到前线去,打日本救中国,保卫祖国的美好河山去!”贺龙慷慨激昂的讲话,不断引起大家的阵阵掌声和热烈响应。顿时,许多学员当场纷纷表态强烈要求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随后,八路军学兵大队有40多位学员(其中临汾籍4人)前往120师,奔赴晋绥抗日前线。

1938年1月13日,贺龙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从洪洞县出发赴河南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会后,同乘火车转道风陵渡返回山西前线。

1940年5月27日,贺龙在晋西抗日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与学员一起合影

视察土改纠“左”

1948年2月,贺龙再次踏上临汾这块沃土(第二次抵临汾)。他专程赴新绛县,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党委会上,传达了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出的《关于认真执行新政策的决议》。在抵新绛县之前,贺龙途中先后视察了隰县、大宁、吉县和乡宁诸县的工作,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并传达贯彻中共晋绥分局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纠正“左”的危险的指示》和《关于纠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有力的推动了晋西南新区工作的开展。

1948年2月春节刚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一行即来到隰县,在县城附近的西坡底村待了一个星期。此时,隰县的土地改革正处于高潮阶段。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乱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捆绑、吊打斗争对象和打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仅城关就先后扣押了所谓地主32人、富农9人、特务2人、连带关系1人,共计40余人。整个土改运动严重偏离了正确轨道。贺龙在视察中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召开了各级领导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会议。严肃地指出:“消灭阶级不是消灭人,不能随便打死人。”向广大干部、群众反复讲解党的土改政策。贺龙的讲话精神很快传达贯彻到全县所有乡村,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迅速纠正和制止了土改中的“左”倾行为和作法,晋绥九地委、隰县县委也及时采取了具体有力的措施,逐步消除“左”的影响。从此,隰县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

贺龙在隰县期间,县里要在城东大众会场召开群众大会,贺龙按时来到会场,一眼看到主席台上悬挂着他的画像,脸上立刻显出一丝不悦,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画像赶快摘下来。并深情的说:“以后不论开什么会都不要挂我的画像,家户里也不要挂!毛泽东、朱德是领袖,我是战士......”。在场群众以敬慕的目光凝视着这一切,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紧接着,贺龙在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首先向广大群众详细讲解了党的土改政策,而后又报告了全国解放战场的大好形势和当前面临的任务。

贺龙住在坡底天主教堂背后的一个四合院中,他天不亮就起床,到村外去散步。只要遇见村民就主动而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家庭、生活、生产等情况。人们见司令员如此随和,没有一点架子,也都毫无拘束地与其接触,拉家常。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贺龙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深厚友谊,并通过座谈、聊天了解到许多群众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掌握了许多农村实实在在的第一手情况。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的调查报告里,详实具体地列举了许多晋西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实际情况,为党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贺龙离开隰县后,干部群众们十分想念和惦记着贺龙司令员,有的农民群众主动给他写信并赠送礼物和土特产。1948年4月,贺龙收到隰县水头镇打山农民王景成托土改工作组转交写给他的信和赠送的豹皮后,在百忙之中给以复信,称赞和感谢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热爱,鼓励群众搞好土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字里行间表达了贺龙对翻身农民的深切关怀,感人至深。贺老总与普通老百姓通信的事,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贺龙检查土地改革工作来到大宁县,住县城的一孔砖窑内。刚刚抵达,即听取了大宁县委、政府土改工作汇报,并在县长黄建邦的陪同下,视察了大宁城关的工作。贺龙对黄建邦县长说:“给我找一个下面工作的同志,我想和他聊聊。”仔细听了大宁县一区区长畅文宾关于土改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经过县、区两级汇报和沿途实地察看了解,对大宁的整体土改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贺龙说;“你们这里山高沟深,土地破碎,全县只有两万一千余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地主、富农。在押的这些人,你们要按照党中央的土改政策逐一核实。并详细阐述了党的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区分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落实好。

第二天上午,贺龙从东门离开大宁,他向主动来欢送和过往的群众招手致意,与送行的县、区干部一一握手告别,然后跃上战马,踏上了新的征途。

遵照贺龙的指示和要求,大宁县委、县政府迅速对在押的人员分批进行了认真核查,甄别定性,逐渐予以释放,并对土改和反奸反霸斗争中的“误斗户”、“错划成分户”及伤害中农利益的错误行为进行了认真纠正和补偿,使全县的土改运动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

吉县的第一期土地改革运动从1947年12月开始,并与反奸反霸斗争结合进行。由于干部缺乏,领导力量不足,无法向全县各区、村普遍派工作队,仅从县委机关抽调16名同志到个别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整个土改工作则由各区、村政权和贫农协会的组织领导下自行开展。这期土改是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表的《告农民书》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加之康生所推行的郝家坡“土改经验”的影响,吉县的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的乱捕乱杀现象。土改初始阶段,全县就先后共处死地主奸霸分子59人,其中未经县委批准而处死的即达22人之多。同时,在运动中误斗了部分富裕中农,绝对平分土地,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慌,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出现了一些地富外逃现象。1948年2月,贺龙来到吉县城关后,发现和了解到这些情况,当晚即在兰家疙瘩野战军留守处召见了中共吉县县委负责人。在认真听取了全面工作汇报之后,贺龙严肃地指示:立即停止执行晋绥边区颁布的《告农民书》,严格按照中共中央1947年9月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办事。并要求县委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贯彻落实。此举,迅速纠正了吉县土改中“左”的倾向,正确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1948年2月23日上午,贺龙率随从人员从吉县抵达乡宁县城,他看到一些戴着脚镣的人在街上清扫积雪,便询问情况。当得知这些人都是地主,全县抓了200多人时,遂指出:让犯人戴刑具劳动是过“左”的行为,你们怎么搞的?一个小县就抓了这么多地主!这样做只会是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接着,贺龙讲解了党关于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有关政策,反复强调要认真做好土改复查和纠编工作,不要冤枉好人,以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贺龙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使在场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策教育。

中午,乡宁县政府的同志认为,贺司令员远道而来,一路很辛苦,就让厨师多炒了几个菜。贺龙指着饭桌说:“应该准备得简单一点,我们的新政权建立不久,经济上还不富裕,全国还有好多地方有待解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们应该在各方面注意节约。”他让工作人员把菜拿下去几盘,分给其他同志吃。饭后,他看到桌上有掉下的饭粒,说:“一粒米来之不易,我们这样浪费怎么了得!我们要注意,不能随便浪费粮食,要知道,这都是劳动人民血汗换来的啊!”

贺龙来到乡宁县政府机关驻地,详细询问了县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习惯地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和环境,严肃地说道:“旧衙门居高临下,难攻易守,你们政府为什么不住,而是用民房呢?这里地势低洼,不利防守,万一被敌人包围,守无依托,退无后路,是很危险的。你们这里刚刚解放,新政权还不巩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否则是要吃亏的!”贺龙站起来大声命令道:“限你们三天之内,一定要把政府机关全搬到旧衙门!”说完,贺龙便与大家握手道别,乘马朝龙门兵站和河津方向而去。大家望着贺龙高大魁悟的身影,一直目送了很远很远。遵照贺龙的指示,乡宁县政府立即动手搬迁,一直忙到2月26日才基本就绪。就在县政府搬迁到旧衙门后的第二天晚上,从陕西渡黄河过来一股反革命武装100多人,利用夜暗突袭了县政府旧址等处,打死县公安局长等12名干部,除县政府因迁移免遭攻击外,其余单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由于贺龙的高度警觉和及时提醒,事先有所警惕和准备,全歼了这股偷袭之敌。这一事件在乡宁县影响很大,县委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改进了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贺龙在视察乡宁县时的淳淳教导和言传身教,以其高度的革命敏锐性和料事如神的远见卓识,给乡宁县的干部群众上了生动的一课,刻骨铭心,至今难忘。

1949年夏,贺龙(前中)、习仲勋(前右)、李井泉(前左)与第一野战军一、二军部分领导同志在西北军区司令部合影

筹建西北军大

贺龙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他一生十分偏爱尊重和注重培养使用有知识的人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贺龙先后创建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临汾解放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贺龙高瞻远瞩,思深忧远,一心考虑着建校育才问题,并把眼光投向了他熟悉而又钟爱的临汾。贺龙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的指示精神,亲自筹划,决心在经济富裕,文化发达和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的临汾实现其新的更大的教育工程。先后筹建创办(含迁移)了西北人民军政大学、西北工业学校、西北艺校二部、西北通讯学校、卫生学校、晋绥学校和新闻干部训练班等军政、经济、艺术和技术院校。当时的晋南重镇临汾,一度成为晋绥的教育培训中心。

贺龙在百忙之中电告中共临汾工委:“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大学。”同时电令军干校:“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加我军工作,决定联防军步兵学校同贺龙中学合并,到临汾成立西北军政大学,步校学员全部交给军干校,干部全部到临汾去,望接电后迅速执行。”

贺龙在西北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典礼上作报告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贺龙此刻心情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似乎看到了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更加惦记西北军政大学的筹建情况。为了抓紧落实既定的教育规划,他启程后一路南下,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

贺龙风尘仆仆来到临汾(第三次抵临汾),当晚住在鼓楼西的临汾行署大院(今临汾市委)。次日上午,即召开了由中共临汾工委、临汾行署主要领导和先期到达临汾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等同志参加的会议。贺龙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临汾创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的决定,并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李长路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同时重点讨论研究了建校招生的相关事宜。

贺龙与学员在一起

会后,贺龙同临汾工委、行署主要领导等有关人员一道,策马到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们一行来到临汾城东北方向的数里处,当地群众习惯称谓的北营盘(北大营)。这里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强占农田修建的兵营,占地百余亩,四周高墙围绕。后又曾成为阎锡山、胡宗南部队的营房。临汾战役中,阎、胡军队又将此处作为防卫临汾的外围据点。整个营区弹坑遍地,残碉破堡,除一幢东洋式二层楼房和12排平房尚可使用外,便是杂草丛生的旷野。贺龙详细察看,并登上碉堡举目四望,以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把臂一挥,果断地大声说道:“就在这儿啦!临汾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驻在这里,曾是华北抗日活动中心。今天,在这里创办西北军大,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他对副校长李长路说:“你们一定要分秒必争,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虽然困难不小,但比在晋西北山区里条件好多了。”李长路等频频点头赞同,临汾工委和行署的领导也表态立即抓紧行动,从邻近各县筹集木料砖瓦,抽调人员,开始施工,尽快落实。

在临汾期间,贺龙得知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办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差人把他找来,听取了其汇报,又同他一同去查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贺龙胸有成竹地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于是,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校址在临汾城内鼓楼北解放西路的二营房(今武警支队驻地)。该校先后招收北平、石家庄、太原和临汾等地的知识青年1000余人。

1949年春,西北工业学校更名为西北后勤学校,并调整充实了领导力量和教学管理队伍。校长由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兼任,校政治委员由后勤部政委黄新远兼任,许配厚、傅泽浩任副校长,郑子祥任教育长。课程及专业设有:工厂会计、政府会计、军队会计、汽车驾驶和维修等,学生依所学专业分为5个队。同时,还开设了《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政治等教育课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学校师资力量的加强,学校迅速增加到9个专业,学生分为9个队。1949年5月,该校即为西北野战军输送各类财会专业人员和汽车驾驶员100余人,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当月,该校奉命迁往西安,并更名为西北军大财经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该校毕业生,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有100多人曾任司局厅级以上领导职务。

在贺龙的直接关心下,西北军大的筹建工作也迅速进展。贺龙亲自兼任西北军大校长,原晋绥军区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原晋绥军区步兵学校政委钟师统任副校长,黄荣忠任教育长,并组建了校党委。钟师统兼任中共晋南工委委员,西北军大党委书记。遵照贺龙的指示,发扬“抗大”办校的光荣传统,“边建校、边招生、边开课”,校领导兵分三路抓紧进行筹建工作。一路是招生组,在晋中、晋南、陕西等地设招生办事处,张贴广告,广泛招生;另一路购运建材,负责修建,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从洪洞、赵城购运木材,组织学员从城内捡砖运回营区,铲除杂草、平整院落,砌墙建房,把荒芜之地变成美丽校园;再一路是教学人员,夜以继日地制定教学计划,积极准备开课。在短期内,基本完成了校舍修建,干部调配,学员招收等项工作。

1948年9月19日,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晋绥日报》和《临汾人民报》刊发了新华社关于西北军大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消息。西北军大设有两个学员大队,大队下属有8个学员队。初成立时,全校干部和工作人员近400名。大家团结互助,取长补短,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积极努力工作,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第一期学员近800人,学期半年。第一大队是本科和预科生,主要是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并有高中、中专、大专生等。第二大队是附中(贺龙中学),主要是高小毕业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全体学员经过统一考试,按实际文化程度重新进行了编队。大队和队的领导大多是老大学生,工作经验很丰富。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青年修养、政治时事和军事等。军大的学习生活严格而紧张,学员们把背包当凳子,把双膝当课桌,把操场当课堂。近千名学员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学习生活。

第二期学员,因投考的青年学生较多,招收了900多名学员。另外,还接收了晋南军区青年干部学校300多名学员。沿续第一期学员的编制,编为第3、4两个新大队。仍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以必要的军事课,学制也是半年。至此,西北军大的学员就到达2000多人。学员入校即为正式参军,全部身着军装,享受公费待遇。

贺龙作为西北军大的校长,心中始终牵挂着军大的办学情况。在西柏坡参加完全会议后,临回延安之前,于1948年11月又专程返回临汾(第四次抵临汾)。贺龙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诗人柯仲平等,带着战斗青年篮球队来到临汾视察工作,看望全体师生。贺龙在行署机关大院里,向西北军大、西北工业学校、通讯学校和临汾师范美术班的同学们,作了一次深刻生动的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政治报告。贺龙讲道:“同学们,你们好!我们的西北军大是要为中国革命事业造就一批军政骨干和文化艺术、工业、财经专业人才的学校,欢迎你们来到革命大家庭,希望你们学习发扬‘抗大’的精神,树立革命人生观,为天下所有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历史的责任。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坐汽车都赶不上。胜利一个接一个传来,山西太原的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已被活捉,西北野战军已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明天我们就要打到大西北去,后天还要打到大西南去,要打垮一切反动派,解放所有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还说:“临汾是晋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济济,是藏龙卧虎之地。10年前,在这里的帽儿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成立过学兵大队,招收了近千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入伍学习训练,为革命培训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充实了八路军、决死队和游击队的基层领导。10年后的今天,又在这块有着革命传统的土地上,你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到西北军大,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刻苦锻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到实际斗争中锻炼,尽快参加消灭阎锡山、胡宗南、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后战斗吧!全国的解放就快到来了,最多一年就要打垮蒋介石,晚了就赶不上了。”贺龙站着连续讲了4个小时。他亢奋激昂和富有感召力的讲话,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形势,明确了使命,深受鼓舞。现场掌声如雷,群情沸腾,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报告会结束后,贺龙又赶到西北军大校区。先去食堂看望了炊事员,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谈,问长问短,还问了年龄和生日。当他得知炊事员老杜同志将年满50岁时,即向陪同的学校领导说:“应当祝寿,凡是辛辛苦苦为革命做了工作的人都不可忘记,特别是炊事员同志。”而后,贺龙又深入到学员6队,看到两个年龄相差十多岁的同学在扫地,对于这两个年龄悬殊的同学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感慨系之。上前紧紧握住年龄大的同学的手,连连说道:“革命和人民很需要你们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消灭敌人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同时又一手拉着年龄小的同学,乐呵呵地比划了一下个头说:“还没有枪杆子高,快点长吧!革命事业更需要你,等打完仗,全国胜利后,我们要盖高楼大厦,办许多正规化的大学,你还可以再上大学深造,还可以再到苏联去留学,将来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贺龙每到一处,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签名留念,互动交流谈话,气氛异常热烈。贺龙校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其革命家的洒脱风度和军事家的果断刚毅,给西北军大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语重心长,憾动人心的谈话,深入浅出,意寓深刻,成为西北军大师生奋发向上,努力学习的无穷动力。

西北军大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继承“红大”“抗大”校风,着重进行基础政治理论和思想与时事政策教育,辅助少量的军事学习。尤其突出的是抓转变学员思想的教育工作,组织开展了查阶级、查工作(学习)、查斗志的“三查”和诉苦的教育。并通过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进行榜样教育,使学员们提高革命觉悟,认识我党性质,远大目标和我军宗旨,以到达改造世界观,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目的。同时,重点加强了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使学员们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人才。西北军政大学在临汾办学两期,总共办学3期,共培训学员8000多人,其中许多临汾和山西籍的有志青年从军大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国家的栋梁。后来,一些学员回忆起西北军大在临汾办学的这一段峥嵘岁月,甚感荣耀,自豪地说:“我们是军大的学生,贺龙的兵!”

1949年5月下旬,西北军大迁往西安。军大在临汾办校不足一年时间,但在临汾革命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贺龙一生驰骋疆场,走南闯北,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唯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临汾情有独钟。他多次谈及临汾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为了建国大业,贺龙独具匠心,欲利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临汾的丰富资源和优越条件,把学校建够,把学员招足,把人才育全。继创建了西北军大、西北人民工业学校、晋绥军区机要学校、行政干校和通讯学校等学校之后,他又授意晋绥边区文艺界知名人士亚马和朱丹两位同志创建西北人民艺术学校(兴县设一部、临汾设二部)。朱丹原是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领导过120师战斗剧社,曾参加和领导过著名歌剧《刘胡兰》的创作工作。贺龙对赴临汾筹建西北艺术学校二部的朱丹说:“办学校,师资经费最重要,一方面我从部队和地方政府抽调德才兼备,具有革命经验,学有专长的人;另一方面你要寻访高人,招贤纳士。临汾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钱,我给你拨,基本设施、教学资料、图书、乐器,该建的建,该买的买,该花的钱必须花。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首先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发扬‘抗大’‘鲁艺’的学风,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只要能培养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人才,经费和抽调干部立即就给你办,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到时候培养不出人才,可要唯你是问。”很快,一些专业干部调来了,17亿元西北农民币的经费也及时到位。为便于采购物品,贺龙专门还给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写了一封信。学校即派肖秦、马惠文两位得力干部赴天津采购。所需物品应购尽购,应有尽有,还超支了300多元,幸有贺龙写的亲笔信派上了用场。黄克诚全力相助,感慨地说:“贺老总重视教育,爱惜人才,众口皆碑,你们需要多少钱,就拿多少,还有什么困难提出一定解决。”

看到购置这么多锃亮崭新的各种乐器,师生们欢欣鼓舞,一位老艺人激动地说:“贺龙爱才,不惜财呀!”在贺龙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下,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二部从1949年底开始筹建,1949年1月正式成立开课。校址选在临汾城内的一营房(今解放西路影剧院后八一宾馆一带)。

贺龙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想方设法抽调配齐了西北艺术学校二部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二部主任朱丹,副主任陈播(当时仍担任战斗剧社的领导工作),组织科长安春振,教育处主任肖秦,总务科长祁云初。分设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和普通5个部(系),文学部主任石丁、音乐部主任安春振、美术部主任吕琳、戏剧部主任刘莲池、普通部主任粟茂章。教职员工有30余人。艺校二部性质为部队艺术教育机构,主要为部队培养输送各类专门艺术人才。学校初建时,学员来自西北军大艺训队100余人和临汾师范美术班80余人,还吸收了贺龙中学的一部分有文艺特长的学生。随后又在临汾、介休、运城等地招收有文艺特长和爱好艺术的青年学生及社会青年300余人,学员达到520余名。西北艺校二部的各级领导,既搞组织管理,又担任教学工作,且一人要兼几门课程。他们都是久经锻炼、长期从事文艺工作而德才兼备的专家,既是能力极强的领导,又是学有专长的教师。随着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规,一所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校为榜样的人民艺术学校,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正式诞生了,成为晋绥革命艺术教育事业的摇篮。

学员们学时事政治,学专业课程,联系实际,思想觉悟和技艺水平提高很快。不久,美术部的学员就创作出反映人民战争胜利的宣传画,展出后深受各界人士好评。学员们的习作绘画《上学去的路上》等,被《晋南日报》采用刊登。学员们走出学校,在临汾城内大街、鼓楼、城墙上,搭脚手架高空作业,书写1至2米大的字。“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赫然醒目的巨幅标语,在临汾城比比皆是。文学部邀请作家胡正、西戎等到校讲课,搞社会调查和体验生活,深入工厂、农村采访报道,撰写了许多篇习作文章,《临汾自来水厂的修复》、《青工张德元》和报告文学《到西安去,到大西北去!》等发表于《晋南日报》。戏剧部排练演出秧歌剧《担水前后》、《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等10余个节目。音乐部除演唱、练声、练乐器外,积极为戏剧部的节目伴奏伴唱。先后演出了《王大娘赶集》、《二流子转变》、《刘巧儿告状》等剧。

1949年春节,北平和平解放。这一胜利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整个春节期间,艺校二部全体师生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丰富多采的文艺宣传活动。歌咏队、歌舞队、活报剧、巡回画展等活跃在街头巷尾,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师生们创作的歌曲《奋勇前进》、《欢迎咱们解放军》、《军属的歌》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们学艺才华的展示和精彩演出,给临汾人民增添了欢乐,在临汾父老乡亲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4月,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一部由兴县迁到临汾。到临汾后又招收了100多名新学员。1949年5月15日,第一批学员毕业(共283名,其中男250名,女33名),输送到西北野战军中。1949年6月底,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二部由临汾迁往西安,后改为西北军大艺术学院。贺龙亲手浇灌的革命艺术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后来的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安话剧院、四川音乐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四川省歌舞剧院、重庆市歌舞团等,都蕴含着西北人民艺术学校(学院)的“基因”和“血缘”,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该校毕业生对西北和西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生逐渐成为各级文化艺术宣传单位的领导和中坚,不少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在文化艺术和宣传战线上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一阶段,根据贺龙和中共晋绥分局的统一安排,中共晋绥党校随晋绥党政军机关一同移驻临汾,在汾河岸畔的金殿镇伍默村一带肩负起集训和培养党员干部的重任。此时,从各地调到中共晋绥党校的干部已达3600多人。并在临汾又招收了一批新学员,扩大了培训干部的规模。中共晋绥党校在临汾这一阶段,教育培训任务非常繁重,主要是为西进南下做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干部。在党校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学员们深入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重要文件和党的方针政策,并进行了军事训练。中共晋绥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龚逢春还亲自到党校做了学习的动员报告,党校教育长杜心源、副教育长秦生、刘文珍和各部主任,也都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教育工作。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李井泉、张子意、赵林、龚逢春等都在党校授过课,讲过话和做过报告,对学员们的思想认识启发很大,深受教育。党校在临汾抓紧对干部进行的多方面的教育训练,既为入川做了充分的思想、政策和干部方面的准备,又为党的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级优秀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根据党中央西进南下的战略构想和安排部署,为了满足解放大西南,建设新政权对新闻干部的需要,中共晋绥分局在临汾举办了晋绥新华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地址在临汾城内东大街扁担巷内的一座院子里,共举办了两期。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第二期学员56名,其中女学员7名。学员有来自临汾、运城的,还有来自北京的7名大学生,也有来自兴县老区的干部。新闻干部训练班50多名毕业学员中,一部分到了重庆,创办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一部分奔赴成都,创办中共川西区党委机关报《川西日报》;一部分留在山西,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些经过速成培训的学员,在党的新闻战线上,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后来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传达“两个务必”

1949年2月,贺龙从延安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一阶段,贺龙的工作异常繁忙,行程安排的也十分紧凑,会后要赴北京,去绥远,还要去东北。在这百忙之中,他又一次专门挤出时间来到临汾(第五次抵临汾)。他先后视察了晋绥区驻临汾各大单位的工作,并在西北军大校部二楼东头的一个大房间里,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贺龙说:”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和根据报告精神作出的决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只剩下一百多万了,并且分散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中孤立的城市据点内,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久,我们就要把他们一个个吃掉。太原、西安很快就要解放,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点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领导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为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我们应当学会做城市工作、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外交等工作。”并要求西北军大除培养军队所需要的人才外,还要积极培养夺取全国胜利后各项建设人才。还谈到由农村进入城市,我们有些熟悉的东西用不上了,而不懂的东西却要学会它,运用它。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我们一定要建设好。他勉励大家,要认清新形势,明确新任务,刻苦努力,博学笃志,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好迎接新胜利、新工作的充分准备。

贺龙越讲越激动,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站着又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最后强调,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贺龙在第一时间率先将党和毛泽东的声音传达给临汾广大干部和军民。“两个务必”作为党的优良作风,至今仍被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遵循并发扬光大。

组织西进南下

1949年5月,中共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和撤销后的原晋西北行署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包括公安、司法、银行、贸易等单位)的干部人员,以及人民团体、报社、文艺团队、各类干部学校等单位的干部人员,统统由兴县迁入临汾县城。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定,从西北地区抽调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于山西临汾学习培训,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西进南下的准备工作,拟迎接新的战斗和工作任务。此时,数以万计的精兵强将和栋梁之才汇聚汾河两岸,临汾一时成为晋绥的革命大本营。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率的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因而,在紧张的指挥作战和繁忙的接管工作中,贺龙放眼全国,心系临汾,为入川做精心细致而充分的准备。

为了安排部署和督查干部西进南下的准备工作,1949年9月上旬,贺龙在赴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意专程赶至临汾看望正在紧张集训的广大干部(第六次抵临汾)。贺龙对中共晋绥分局抽调集训干部,准备南下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详细调查了解干部们学习集训的情况,同李井泉等领导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具体的研究讨论,并在党政机关、军区和党校的干部大会上做了多次重要讲话。贺龙说:“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过去南方的同志到北方来,为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北方人民。现在,北方已经解放了,北方同志也应该到南方去干革命,解放那里的人民,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他在充分肯定中共晋绥分局抽调培训干部准备南下入川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号召大家认真地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并要求入川后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树立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谈到西进南下干部集训必须研究的问题时,贺龙指出:“首先要学好政策。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要使全体干部懂得,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负担要公平合理。”由此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胸有成竹,有了比较细致具体的前瞻性考虑。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贺龙详实具体的指示和要求,为准备西进南下的干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传授了方法,增强了信心。对干部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在北京参加建国盛典后,又一次匆匆赶到临汾(第七次抵临汾),再次检查和部署入川的准备工作。他抵达临汾的当天傍晚,便在基督教会的学道院(今解放路粮食大厦一带)召见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听取了两人的汇报,通报了解放大军准备南下川、康的情况,就有关事宜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来,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官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到我们希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当晚,贺龙同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等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南下工作团出发前的思想状况和组织准备工作等事宜。贺龙明确指示,对一些同志在“土改整风”、“三查”中遗留下的问题,复查后要实事求是地及时作出结论,还要让本人知道,该否定的要否定,决不留任何尾巴,确保这批南下干部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对随军进入川、康接管城市工作和到农村建立新政权工作的干部也作了大体划分。责成晋绥分局组织部会同党校等有关部门提出了担任省(区)、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及各部门主要负责干部的名单。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向川西(含成都)、川北、西康三省(区)配备干部的初步方案。并对思想赶不上形势,有“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农思想的人,也要求视情况区别对待,细致做好思想工作,尽量不让其掉队向后转。但对体弱多病,有特殊困难,确实不能西进南下的同志,作了妥善安排,该治疗的就地治疗休养,或就地分配适当工作。贺龙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定性分析,实施分类处理,采取相应措施,作了有力度的改进,使大规模的西进南下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日臻细致完善。

第二天,贺龙给西进南下工作团的全体干部作了激情洋溢的动员报告。他首先讲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盛况,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激动情景。他百感交集,多少年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热烈的掌声之后,他接着讲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都是好地方,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处处是宝藏。四川人称“天府之国”盛产大米,到处是桔子树,走路渴了抬头就能吃上。云南四季如春,西康也是好地方嘛!西北的牛羊成群,皮毛闻名全国。但是,那里还残留着国民党反动军队,人民群众还处在黑暗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些地方虽已解放,但新政权还没建立健全,劳动人民还没有真正翻身,特务分子勾结土匪,反动会道门搞暗杀破坏,抢粮越货,无恶不做。那里的老百姓急需我们去解救呀!可我们有些同志却想在家门口闹革命,忘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要解放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战斗队、工作队。不愿意过黄河,怕去西北,怕去南方吃大米,说什么怕水土不服,怕生病。他越讲声音越大,越发动情,接着说:“白求恩大夫千里迢迢从加拿大远涉重洋,来中国支援抗日,就不怕远,就不怕水土不服吗?我们南方人长征到北方,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牺牲的人不说了,活着的人哪个不是吃小米、山药蛋、黑豆,喝着这里的水过来的,干革命嘛!就是要四海为家,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走,跟我去西南吃大米!走不动担架抬,有了汽车还可以坐汽车。”贺老总的动员报告,贴近现实,入情入理,富有哲理,振奋人心。现场掌声四起,口号震天,“到西南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呼喊声音,直冲云霄。

不久,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共晋绥分局、晋南行署和晋绥军区等机构即行撤销,所有准备南下入川的干部、各干部学校的学员、各类培训班的学员和警卫作战部队勤杂人员等,全部进行统一整编,按系统分别编为五个梯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总人数为16204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并配发了带有“八一”帽微和红色领章的棉军装和臂章以及枪械、弹药,可谓全副武装。在贺龙和李井泉的指挥下,浩浩荡荡渡过黄河,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西进南下的革命新征程。

综上所述,贺龙与山西和临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八年抗战,立足晋西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立足尧都临汾,挺进大西南。先后分别于1937年底至1938年1月、1948年2月、1948年8月初、1948年11月初、1949年3月、1949年9月上旬和1949年10月下旬,共七次抵达临汾,运筹帷幄,大展宏图。谱写了辉煌壮丽的革命诗篇,铸塑了彪炳千秋的卓越业绩。同时,使临汾一度成为晋绥的教育培训中心、西进南下的后方基地和大本营,为临汾悠久灿烂的历史增添了绚丽多彩的光环。

注:插图选自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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