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临汾公共文化门户网>> 史志·档案·文史>> 文史>>正文内容

槐乡娇子王世英的传奇岁月

 

槐乡娇子王世英的传奇岁月

以明朝大槐树下移民运动声名远播的山西洪洞,名人辈出,震古烁今。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王世英,就是众多槐乡娇子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代表。他“真金不怕火炼”。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还是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无论是在险象环生的敌巢中,还是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始终赤胆忠心,执着革命,卓有贡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肯定和赞誉。

他如戏传奇的革命生涯中,点点滴滴、时时刻刻,都集聚凝结着共产党人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折射凸显着洪洞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民风秉性;融孕显现着王世英矢志革命,文韬武略的革命风范。

少年壮志

1905年11月12日深夜,王世英出生在洪洞县杜戍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为了图个吉利,望子成龙,想让孩子将来成为一代英杰,父母让村里的教书先生给他起名:王世英,取字子杰,乳名列儿。

全家仅有两亩多地,一孔半窑洞。父亲王盛林,是个斗大字不识的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母亲邵丑女生有三男一女,世英居长,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夫妻俩除了耕种自家那点地外,还租种了地主的土地,在家纺纱织布。尽管如此,仍难以维计,时常连饭也吃不饱。一家之主的王盛林,不得不以弹棉花、卖醋来养活家人,勉强度日。

家境贫寒,常常受到地主老财的欺辱。父亲恨透了穷人受欺压的不公世道,愤怒之下,把原名王盛林改成了“王平天”。家庭的贫苦艰难,养成了王世英勤劳、吃苦、坚毅的习性。社会的不公平,时常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逐渐萌生了憎恨压迫,立志报仇,出人头地的思想意识。与此同时,故乡的水土和环境也逐渐培育了他豪爽义气、倔强敢斗的鲜明乡土特性。

王盛林饱受不识字的痛苦,为了争口气,咬牙凑钱送王世英上了小学。世英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洪洞县第三高小,受到老师和人们的夸奖。但是,家里确实拿不出钱,无力供养。而世英求学心切,在亲友和好心人的资助支持下,他如愿以偿地上了高小,半工半读,刻苦读书。一位崔姓年轻教师很欣赏和器重世英,常资助他一些书费,俩人成了忘年之交。世英在增长学识的同时,受到了许多人生的启迪。崔老师把有关五四运动的一些报纸让世英看,还讲了一些道理。这一阶段,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世英感到好奇,触动很大,给他朦胧的心灵透浸了一缕阳光。王世英在困窘的环境中坚持学习,1921年三年期满,高小毕业。

父母为了维持生计张罗着让世英去当教书先生,或者去做买卖当商人,而他的志向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崔老师赞许说:“好!应该这样。你年纪还小,无牵无挂,我希望你能再多读书,长长见识。咱们中国太需要读书人了。”在老师的劝说下,父母勉强同意让世英再去上学。他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六个字:“男儿志在千里,何惜蓬间粒草”。胸怀大志和梦想的王世英暗自发誓,一定要让爸妈放心,绝不给家里人丢脸。洪洞距省城太原近六百里地,富家子弟们都备车骑驴上路,唯独王世英只得背上干粮袋,带着仅有的五串铜钱,提前步行前往太原赶考。他不负众望,顺利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

在新的学习环境中,王世英认真读书,贪婪涉猎更多的知识。同时,也不断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和新鲜事物。当时,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在太原广泛传播。他第一次看到《新青年》和《向导》时,开始随手翻了翻,感到很新奇,被深深吸引住了,一口气从头看到尾,触动很大,爱不释手。他深刻感觉到,讲的都是自己心里想的,顿时觉得豁然开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由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先后仔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浅说》《新社会观》《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阶级斗争》等,还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精印象片。并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和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步开始涉足社会活动。

此时,共产党在太原的革命活动逐渐频繁,日益高涨。党团组织和山西学联先后组织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民权运动、反帝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支持国民党改组和反对军阀混战运动。王世英积极参加了许多活动,整天忙着开会演讲,集会游行和写标语。他在日记中写道:“军阀一日不除,民一日无宁,中国只有革除了军阀统治,才有希望强盛,民众才能解脱战乱之痛苦。”其革命思想日渐清晰强烈。

省立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当局控制很严的学校。当时,省立一中是太原学生运动的中心,王世英和同学们经常到一中参加青年学会的活动,把《青年旬刊》等革命书刊带回学校,供同学们私下传阅。国民师范最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是梁其昌和韦思恭。他们又秘密发展了十几个团员,王世英是其中之一,团的活动悄然兴起。1924年夏,又创办了青年学社,最早加入学社的有程世杰(程子华)、王世英、纪秀川等。青年学社备有《向导》和《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各种书籍报刊,供社员学习宣传,影响日益扩大。为了要求自由,取消学校不合理的禁令,赶走学校的恶棍总干事,改组学生会,王世英带头组织发动学生开展了罢考斗争和学潮,并获得了完全胜利。此事惊动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其咬牙切齿地说:“抓,抓起来,一个也不留”。在大批军警闯入校园之前,王世英等越墙逃离。第二天,校方宣布开除以王世英为首的几个带头闹学潮学生的学籍。

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世英决心出去闯一闯,听说河南冯玉祥、胡景翼是革命的,他和一起逃出来的同学赵尔陆、曹汝谦等商议,决心拿起枪杆子来斗争,一致决定投笔从戎。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山西学联的同意。一天夜晚,王世英一行九人悄悄起程,爬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了河南开封,王世英等人考入了国民革命第二军的学兵队。学兵队是总司令胡景翼为消除自己军队的腐败,在共产党人影响下开办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军官,以改变旧军队的成分。队长和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但都处于秘密状态。

王世英满怀激情,刻苦学习军事技能,更广泛地阅读革命书籍,对革命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5年2月,由共产党员刘天章(学兵队长)、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委,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

总司令胡景翼病逝后,第二军内部情势突变,根据党组织安排,王世英带领一些进步青年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1938年,阎红彦(左起)与曹里怀、莫文骅、王世英、朱德、南汉宸、王若飞在延安

黄埔岁月

王世英及同来的18人考入了黄埔军校第4期。王世英因被国民师范开除学籍,没有毕业证,只好借用一个叫王嘉兴的毕业证报考,故其在黄埔军校的名字叫王嘉兴。由此,其开启了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

1925年10月1日,第二次东征开始,王世英随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奉命参加了真刀实枪的战斗。炮火连天的激战中,王世英想起在家乡时听说的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想起自己曾幻想过总有一天也要成为一个驰骋疆场的英雄。如今,时机终于到了!他按捺不住战斗的激情,奋不顾身地跃出堑壕,冲了上去。他第一个冲过河,进抵惠州城墙下,不断往城墙上扔手榴弹,掩护后续部队。正好一颗炮弹在城头爆炸,王世英和其他几个战友乘烟雾爬上云梯,登上城墙,扔出一排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后续部队呼啸着冲进惠州城。战斗结束,陈炯明的老巢被捣毁了。王世英因作战英勇,受到上级嘉奖。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一度成为大革命的熔炉。王世英在这里有幸结识了许多革命精英和志士,对其溶铸坚定不移的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感染和熏陶作用。他很快和第1期学生、黄埔同学会主席、青年革命联合会主席蒋先云成了朋友。还结识了徐向前、闫揆要、周士第、范荩、黄馨、魏亮生、季步高、范洪亮等男同学和张瑞华、王亦侠、黄杰等女同学。

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很多,尤其是第4期学员多数是北方各地党组织选派而来,文化程度和各方面素质都较高。共产党在每个营或队都秘密设立了党支部,军校党的工作由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负责,上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周恩来。大部分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党的活动处于隐蔽秘密状态。

中共广东区委和军委对黄埔军校的思想教育抓的很紧,每周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一次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革命思想和形势教育。每次黄埔军校都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百余人参加。周恩来、恽代英、陈延年和彭湃等经常演讲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深受黄埔师生的青睐和欢迎。影响也十分广泛,使黄埔军校中倾向革命的进步力量压倒了反共势力。王世英经常参加党的会议,多次听取了周恩来等的形势报告,颇受教育和启迪。

这一时期,为了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军校中共党员以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形式,团结多数学生,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展开斗争。斗争十分激烈,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配合得很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军校保持着浓厚的革命氛围。王世英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尤其是同压迫左派学生的反动旧军官展开了坚决的抗争。一次,一个连长逛窑子,被王世英领人抓回交给团部,团部未作任何惩戒却放了人。此后,反动军官欺压左派学生更加变本加厉,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学生们在军校党组织的支持下赴广州向蒋介石请愿,推选王世英等人为学生代表。王世英向蒋介石列举了旧军官欺压左派学生的事例后,落落大方地说:“蒋校长不是经常表示主张革命,支持国共合作吗?希望蒋校长能力主正义,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答应说:“这个事情一定严肃处理,请各位回去后安抚好同学们,军校以孙中山先生遗训为指导,决不姑息反对革命的人。”此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旧军官及反动势力的气焰。

1926年11月,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第4期提前毕业。经过军校的教育锤炼,王世英军政双收,文武兼备,日趋成熟。

白区斗争

军校毕业后,王世英奉党的命令,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担任3中队2分队队长和党支部委员。1927年3月初,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多掌握一些武装,党组织派他到粤北韶关国民革命军第2军陈嘉佑的新编第3教导师任第1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不久,党又分配他到卫戍武汉的叶挺师当连长。上午刚报到,下午又接到新命令,他遂到河南新编第19军高桂滋部任第6师3团7营政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是年冬,随部队转驻皖北,王世英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1928年春,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王世英身染疟疾,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贫病交加,只好暂回洪洞老家养病。

一心想着革命和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身体稍有好转,即告别亲人,又一次背井离乡踏上了征程。1928年7月,在北平阎锡山第3集团军政治部任科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了解阎军的内部情报,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并向阎军和其他部队派遣人员。同年秋,王世英因共党嫌疑在西交民巷的监狱关押了3个月,经组织营救出狱,但与党失去了联系。

在寻找党组织期间,王世英先在阎军中当了一段副营长和山西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反蒋作战。他看到了阎军的腐败,对阎锡山的反蒋战争感到失望,毅然离开。1931年春,他东奔西走,饥寒交迫,艰难地寻找党的组织。他听说南汉宸当了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即赶往西安接头,令人失望的是没能接上关系。王世英由同学介绍到杨虎城的西北军任副营长。为人正直、同情共产党的团长,十分欣赏和爱惜王世英的才华和能力,决定提拔他为营长。但是,王世英一想起这几年同党失去联系,像孤儿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痛苦,他对团长说:“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然后,毅然挂冠而去,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1931年10月,王世英抵达上海并顺利同中共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党组织于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建立组织网络,收集情报,在隐蔽战线开展秘密斗争。从此,他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反动派的心脏,披肝沥胆,出生入死,英勇无畏地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离沪之前,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郑重地说:“世英同志,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现在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以后,我们在南京原来建立的情报网已经完全暴露,幸亏伍豪同志及时安排,我们打入敌人上层的几个主要同志安全撤离了,可是对他们下属网线的同志,敌人一天也没有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几个联络点被破坏,原来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最近也失去联系。你要自己想办法,先立住脚,再开展工作。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

王世英肩负着党的使命和陈赓的嘱托,只身来到“虎穴”——南京。此时南京黑云笼罩,军警密布,敌特猖獗,一片恐怖。王世英秘密到几个联络点接头,均被破坏。仔细探察,费尽周折,才与地下党的同志接上了关系。恰在此时,党的一个联络点被敌特严密监控,几位同志难以脱身,危在旦夕。而南京地下党经敌屡次破坏,力量很是薄弱,已无力组织大的活动。如何救助遇险的同志?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王世英慎密思考,大胆决策,严密组织,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抽调了一些同志配合行动,巧妙地以出殡队伍为掩护,机智展开营救活动,使被监控围困的数位同志乘机脱险,机智巧妙地取得了与敌第一次交手的胜利。

紧接着,王世英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对下一步革命斗争作了精心部署。他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安排今后的工作。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建立了许多功勋。现在南京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但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组织决定,已经在敌特面前暴露身份的同志,今天晚上就乘船东去,护送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其余同志和我继续留在南京开展工作。我们搞了这次行动,敌人必将要千方百计寻找我们新的线索。这一段,要格外谨慎,暂停组织一切群众活动,要注意用合法的身份把自己保护起来,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组织上考虑到王世英独身一人,工作不方便,单身租房容易引起敌特怀疑,从湖南浏阳调来了女共产党员李果毅,给他当秘书和报务员,假扮夫妻配合工作。1931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原籍病逝。他和李果毅经过一年多的并肩战斗,生死与共,两人心心相印,袒露心声,1932年结为伉俪。并将儿子王敏清从老家接来,一起生活战斗。

王世英以南木商人为掩护,以“鸿昌南货店”为招牌,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国民党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王世英及时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慎密策划,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有的还到了重要岗位。有了深藏不露的“卧底”,蓝衣社的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了如指掌。这一阶段,在王世英的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的力量不但得到了保护,而且发展很快。他睿智运筹,精心布局,通过同学、熟人等多种渠道,派得力同志深入虎穴,一步步渗入和潜伏到敌人军政“心脏”部门,对敌人的动向能够础润知雨,及时了解。信息灵通,处置迅速,应对得当,工作很有起色。敌人重兵进犯根据地时,提前为上级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使党和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2月,王世英奉命调回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情报部工作,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梦想,携妻带子投入了新的战斗。而此时,上海的形势十分复杂险恶。“左”倾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连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3年初被迫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遂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坚持领导白区工作。1934年至1935年8月,王世英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副书记。1935年3月后曾代理军委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等工作。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环境中,王世英顽强地坚持开展秘密斗争,保存和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和情报网络,身先士卒、马革裹尸,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虽然已离沪迁往苏区,但上海的敌特机关还以为仍在上海,疯狂集中各个系统的特务数千人,广布眼线,严密侦查,不择手段地欲将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面对日益严酷的形势和血的教训,临危受命的王世英深深感到白区斗争的艰辛险恶,一点也马虎不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地开展地下斗争,他认真审视研究敌特组织的狡诈手段和活动规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白区工作纪律。他严格要求同志们认真执行纪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以应对白区地下斗争复杂多变的挑战。这一防范措施,堵塞了漏洞,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使狡猾的敌人无隙可寻,上海党的队伍得到有效保护。

与此同时,在看不见的隐秘战线上,王世英坚贞不渝地与敌展开了殊死较量和不懈斗争。为了配合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江西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向各地派遣了大批人员,遍及南方各省。每次都是王世英亲自和有关人员秘密谈话,布置任务,面授机宜。据张庆炎同志回忆,当时他受王世英指示,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和护送地下工作者。王世英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建立关系和保持联系,精心领导和组织地下工作者秘密战斗在敌巢的心脏之中。及时获取和向中央提供了敌军的进攻计划、部队番号、行进路线、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主官姓名、电台呼号、波长密码、联络方式等详细而极有价值的可靠情报。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上海临时中央局加紧对国民党后方的破坏,决定炸毁一些桥梁、机场、油库等重要目标,王世英奉命组织实施,慎密策划,攻其不备,使敌首尾难顾,部署错乱。为了加强上海临时中央局同江西各地的通讯联系,王世英在南昌、九江和南京秘密建立了活动据点和联络机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插了特情人员并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渠道,以实际行动和卓越努力支持党中央连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配合支援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红军,王世英组织发动沿长江南岸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一方面发动武装起义,协助红军作战;一方面控制一些船只,以配合红军渡江。方志敏不幸被捕后,王世英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营救,速派四名红队队员去鄱阳湖同地下党联系,计划采用木船前往劫狱,但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方志敏就被害了。王世英连连顿首,悲痛之极,自责地说:“还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敌人抢先了。”

在上海期间,王世英曾介绍了许多著名人士参加和恢复党的组织,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春,王世英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中央局给吉鸿昌布置任务,让其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

特科下属的红队,也称“打狗队”。全由一些意志坚定,武艺高强的地下党员组成,枪法颇准,经验丰富,是党的一支强有力的便衣别动队和突击队。地下工作情况复杂,瞬息万变,险象丛生,王世英领导红队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多次完成急、难、险的重要任务。一次中央特的科武胡景同志去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大批军警宪特已包围了开会的剧场,由叛徒一一辨认。在这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王世英带领红队火速赶往援救。他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武胡景同志,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们先大摇大摆进到里面,然后瞧准时机下手,事完后设法脱离此地。”瞬间,红队枪响,叛徒倒地。一连几个急射,照明灯刹时灭了,场内一片黑暗,人们乱作一团。武胡景顺利脱险,红队神速撤离。第二天,报纸报道了昨夜的战斗,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更有甚者,把红队说得个个飞檐走壁,人人百步穿杨,来无影,去无踪,神秘莫测。叛徒特务一听说红队就心惊胆颤。

1938年8月22日朱德指定王世英为第二战区八路军办事处主任

统战抗日

1935年9月起,王世英奉命组织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和数百个党员开始向天津转移。王世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情报部)负责人,专伺军事统战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又有不俗的表现。他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积极开展工作,同各方面加强联系,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拓宽视野,积极活动,稳妥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后吸收了40多名新党员,联系和团结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教授,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董松、齐燕铭、吴晗等。他经常到学者教授的家里,坦诚交流,促膝谈心,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学者后来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创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世英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早在1934年秋,王世英根据当时的局势,主动派从川陕来到上海的武志平同志返回陕西,继续做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南汉宸对杨虎城的工作也很顺利。这时,南汉宸已从陕西调到北方局,在王世英领导下工作。南汉宸通过关系让杨虎城看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将军完全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转达具体商讨的愿望。王世英正好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于1935年12月抵达西安。经过一段时间的晤谈协商,王世英代表共产党与杨虎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四项协定。杨虎城高兴地对王世英说:“你和南汉宸一样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今后加强合作。请代我向贵党的领袖们致意!”王世英说:“但愿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王世英经瓦窑堡赶到山西,向东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局的工作,汇报了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很满意,中央也同意了所谈协定。红军与杨虎城部加强了沟通和联络。此后,王世英在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爱国进步人士,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并搜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如《国民党抗日战争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书面表扬。

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为了恢复两广的党组织关系,做好统战工作,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派王世英经香港到两广联系。在香港的一条游艇上,王世英会见了叶挺并进行了畅谈。叶挺向王世英叙说了几年来隐居澳门的苦闷生活,王世英向叶挺讲了华北抗日形势和延安的情况。叶挺高兴地说:“南昌起义至今才八年,想不到红军的势力发展如此之快,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得民心者啊!”王世英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见到叶挺的情况。后来,国共两党协商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王世英会晤了李宗仁,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各自发表了对全国抗日的见解,王世英重点谈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临别时,李宗仁还让王世英转达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

1937年春夏,为了鼓励29军军长宋哲元的抗日决心,王世英受刘少奇的指示,向宋哲元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王世英还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军官学校执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和激励基层军官的抗日热情。王世英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抗日建议,经刘少奇修改后呈送,建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促其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准备。

 

1938年8月至1943年,王世英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负责对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统战工作。临行前,朱德总司令言近旨远地对王世英说:“世英,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你去办事处,是在阎锡山的老巢里扎下的一颗钉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抗日战争期间,王世英与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打了五六年交道。王世英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智大勇,锲而不舍地做好统战工作。抓住各种机会,利用多种渠道,使用诸多方式,向阎锡山及高、中、下层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阎锡山紧紧拖住拽住,坚持“守土抗战”,不让他投降日本人。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加强了与第二战区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有力地支持和稳住了阎锡山,缓解了蒋介石给他造成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为陕甘宁边区引进了大量物资,为打破蒋介石和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世英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工作,曾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44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徐向前(左起)、周土第、王世英、滕代远在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等。他参加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停战监督工作。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卓有成效。在太原战役中,积极参与了策动黄樵松军长起义的工作。解放天津中,事先派特工人员进城,里应外合,配合攻城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党内海瑞

王世英既有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品质,又有洪洞人刚正不阿,强悍直率的特点。他做人正气浩然,做事一丝不苟,坚持真理,维护正义,敢于实事求是,仗义执言,被人们赞誉为“党内海瑞”。

1938年春,王世英返回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他向主席汇报了两年来的工作,谈了自己对根据地的一些看法。后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当时不少人有看法,但多数选择了沉默。而了解江青底细的王世英,为了党的事业,执意阻止,忠心耿耿劝谏。他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联名信,第一个签上了名字,按上了手印,大家签名后,他亲手将联名信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党的会议上,作出了不准江青参政的决定。然而此时,江青对王世英的仇恨,便深深埋在了心底。

继带头反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写联名信而轰动延安之后,1943年下半年,一个特大新闻在延安爆出,王世英又有惊人之举。他再次给中央写信,公开反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王世英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工作后,中央决定他留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先参加了军委的学委工作,后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他参加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帮助许多人弄清了问题。但是,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一些优秀人才和同志遭受诬陷迫害,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王世英从纷乱的案件和一份份证明材料中,发现了严重问题。其中几位曾是自己领导下的同志,被无辜诬为叛徒特务。自己所在的支部里,被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他调查核实并非事实。其他单位也有许多类似情况。一份份受害者的申诉书,一声声含泪带血的控诉,震颤着王世英正直善良的心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理由对党说假话,没有理由对党不忠诚,为了党的利益,他决心挺身而出。在一次支部会上,王世英毫不犹豫地果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严厉抨击“左”倾错误,在座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灯下,他奋笔疾书《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六人申诉,表示愿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来担保,并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分别递交了一份报告。

由此,王世英与康生的唇枪舌剑的斗争拉开了战幕。王世英的举动触怒了康生,不可一世的康生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威胁王世英要把党票好好收起来,并把周峻烈自己承认是特务的材料附了一份给他看。王世英反复翻阅了周峻烈的材料后,便向康生复信,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以充分的事实依据给以了有力反驳。康生气得在中央学委会上,大发雷霆,指着王世英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说:“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你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不久,在中央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责王世英等是大特务。面对突然袭来的暴风骤雨,早已把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的王世英,神情自若,泰然处之,坦然微笑。成竹在胸的王世英坚信自己的清白正确,坚信党的英明伟大。

康生的威胁和诬陷,并没有使中央作出审查他的决定。毛泽东还派人请王世英去打麻将,并与其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以“真金不怕火炼”鼓励他。此后,他常以“真金不怕火炼”自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运动中的过火错误,对遭受迫害的干部给予甄别平反,使整风运动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事后,在魏巍问题上曾持偏激态度的一位同志,主动向王世英道了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王世英对党无限忠诚和敢于同错误作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受到了大家的赞誉和敬仰。陶铸同志曾对王世英说:“在那个时候,你敢出来说真话,这一点我很佩服你!”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英以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义,和其他同志一起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好干部,受到党内外人士的钦佩和尊敬。

1962年冬,王世英接待了一位从内蒙古来的客人,得知他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时的一位下属刘雅洁同志,被定为叛徒特务,境况很惨。王世英忧心如焚,立即乘车找到正在北京汇报工作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苏谦谊同志,气愤地说:“我是刘雅洁的顶头上司,她叛变没叛变,是不是特务,我还不清楚?为什么专案组不向我调查?你们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了!”苏谦谊书记抱歉地说:“王省长,我还不知道她曾在您手下工作过。此事我回去立即过问一下,一定调查清楚,妥善处理。”之后,王世英让秘书给刘雅洁去信,请她放心,一定帮她洗清冤案。由于康生的干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同年,主管中央组织部的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监狱。正在吃午饭的王世英得知此事,气得放下饭碗,大骂康生:“这个家伙就是个祸根子,靠整人起家,一天不整人,就一天不舒服。”他立即赶到康生家。王世英据理力争,康生百般抵赖,两人争论不休。康生恼羞成怒,大声说:“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还没有让你训斥我呢。”王世英毫不畏惧,铿锵有力地说:“我没有忘了自己的身份,倒是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人民给你的权力不是让你随意整人的。这事没完,我要到你办公室去闹!”说完,摔门而去。

第二天,康生让安子文找王世英谈话,不让他再管这事。王世英说:“他康生不仁不义,我王世英也不客气,别看他有权有势,我不怕。”他让安子文转告:“就说我王世英不愿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而不管。他康生有他整人的权力,我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权力。”王世英多次找到刘少奇反映这件事。康生知道后更加恼火,双方关系日趋紧张。王世英同康生的矛盾和抗争,在中直机关众所周知,影响很大。两人闹得很僵,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虽经王世英的不懈努力,王超北冤案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张庆炎是曾和王世英在隐蔽战线上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其解放后的不幸遭遇使王世英非常痛心,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伸张正义。1965年10月,王世英去广东途经汉口,特约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谢甫生见面,并请其转告王任重书记,希望能尽快解决张庆炎的党籍问题。王世英还又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写信说明了情况。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搁下了此事。直到1984年,经中央组织部审批,才恢复了张庆炎的党籍,使这位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志,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

王世英对江青很有看法,为了避免同江青见面,他连毛主席住的地方也很少去。196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王世英和江青走了个照面,狭路相逢。江青走在红地毯上,一身高贵之气,人们纷纷避让。迎面而来的王世英,沉着脸,低着头,手中的拐杖用力敲击着红地毯,一股傲然正气。两人相距只有几米了,人们都把眼光盯到了王世英身上,也有人为王世英捏了一把汗。也许,江青太了解王世英了,她终于走下了红地毯,绕让过了王世英。王世英微偏了下头,清晰地看见江青涨红的脸和无可奈何的怒火。回家的路上,随从问:“王老,江青过来时,我提醒您,没听见吗?”王世英说:“听见了,我又不聋!”并轻蔑地说:“这种女人不值得理!”

一次,毛泽东主席见到王世英说:“有人叫你党内海瑞,我看这就好,你这个老实人就应该说老实话。”

勤政为民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英主动要求回山西工作,先后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省委常委、省委第一副书记、副省长、省长和省委书记。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鞠躬尽瘁,勤政为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言献策,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白区的隐蔽博弈,到军队的戎马倥偬,转做经济建设工作,对王世英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和考验。新环境、新任务,又缺乏成熟经验,加上这个阶段他兼任的各种委员会主任职务达到十五个之多,接触到大量新鲜而又复杂的事情,涉及的范围又很广,他感到压力很大,深深意识到迫切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业务。他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无论工作多忙都要坚持挤出时间学习,经常学习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他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改进工作。五十年代,山西的公路很少,交通十分不便。他每年都要骑着毛驴下去走几个月,一个县一个县地转。一次,他去吕梁山区,坡陡路滑,他从驴背上摔下来受了伤。他仍倔强地要坚持调研,随从人员只好到当地政府借了一辆小平板车,拉着他走。过了几天,伤好些了,他又拄着拐杖在吕梁山区转悠。他反复叮咛基层干部,要珍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想办法帮助贫穷的农民富裕起来。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建国初期的几个运动出现了一些过头现象,王世英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实情,调查研究,还亲自翻阅案卷,认真仔细地复查了一些重大案件,在依法严惩的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数百件冤假错案,确保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受到党内外群众的肯定和赞誉。当时,轰动山西全省的“米疙斗案件”、“翟家庄案件”、“张宝国案件”、“张三元案件”等都是在王世英的亲自过问下得到正确处理。涉案人员和亲属激动地赶到省政府深表感谢,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并紧紧握着王世英的手大声说:“我们一定紧跟共产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

1958年,王世英的身体每况愈下,走路离不开拐杖,时有头晕,只得辞去省长职务。同年,在邓小平提议下,王世英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到北京工作。在中央的安排下,他开始了数年的修养。一贯负重致远、殚精竭虑工作的王世英,突然闲下来,很不适应。他找到刘少奇,不满地说:“我还没有老得走不动,怎么就让我去休养呢!再说,休养也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到外地,还是让我在家多干点事吧!”刘少奇看着这位同自己共事多年的战友,深知其忠厚耿直、肝胆相照的洪洞人性格和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的敬业精神,直截了当地说:“你这个人哪,就是个死心眼。你的病又不是个急性病,来得快走得快,医生不是说要好好休养吗。让你休养你就休养,一方面赶赶气候,对你健康有好处。另外,你的身体感觉好时,也可干点事嘛。你以为让你白白地到处去转悠吗?难道你就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体察体察民情?”王世英恍然大悟:“是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点呢?”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世英,我给你提点希望,这次下去可能会遇到不少问题,你不可对人家毫不客气,要注意些方式方法。有些事情可以向我们反映。”茅塞顿开的王世英欣喜地点头应允。

从此,王世英开始了自己的休养和调研岁月。他先是去了鞍山、山西等地,巡视了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冬季寒流袭来时,他南下到了广东、海南等地。次年春,他返回北京。炎夏季节,他又赴东北三省,参观了大庆、小兴安岭、牡丹江和一些军垦农场。天气稍冷,他翻越秦岭入蜀,南抵贵州、广西等地。来年7月,他经大同到内蒙,查看了百灵庙等地的牧区和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又西去宁夏、青海,在视察柴达木盆地、盐湖、露天铜矿、盐锅峡水利工程工地中度过了一个夏秋。同年11月,他又南下到了上海、福建等地。此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回过山西几次,还去过河南等地。短短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东南西北、各行各业。每次去外地休养,他都当作自己是肩负重大责任到各地去考察工作的。他一边考察参观调研,一边把得到的情况和基层急需解决的问题向中央汇报。为了使情况更准确全面,意见更切合实际,每到一地就利用休息时间整理报告,都是自己亲笔起草。

在广东,他调查了渔民打鱼的情况,连夜向广东省委写了关于渔民生产和生活的报告,提出应该为渔民们想办法提供大些的渔船,帮助提高渔业产量。在东北,他考察了一个军垦农场后,及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让一部分军队办军垦农场,开展军垦生产,既可戍边保疆,又可开发边陲,还能增收节支。王世英的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军委很快便开始组织了大规模的军垦生产,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和平时期军队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人员裁减整编问题。在贵州调研时,听到一首民谣“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王世英在同当地领导的座谈会上,依据实地调研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贵州自然条件是不好,但是不是就没希望呢?看来我要和一些同志唱反调了。有的同志不是说贵州很苦,工作不好搞嘛,我看工作不仅好搞,而且很快能使这里富裕起来,关键是怎么工作。贵州的土地虽然贫瘠,但气候比较温暖,粮食可种两茬;天虽然下雨多,但只要利用好,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因素;人虽然贫穷,但这里是老区,觉悟高,干劲大,听党的话,只要人心齐,没有办不好的事。”王世英在离开时,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发表在《贵州日报》上,激励贵州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而努力。

在鞍山,他看到大炼钢铁中把好好的铁锅砸烂再重新炼,当场提出了批评,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下边的实际情况。他回山西农村搞调查研究,给省委和中央写了《晋南视察报告》,大胆提出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对有的地方包产到户的作法给予了肯定,其独到见解在当时颇有影响。王世英还就包钢、洛阳国棉五厂等单位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反映了许多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王世英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份份报告中字里行间凝聚着他的心血赤诚;一条条建议的丰富内涵折射出他的文德武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筹谋划策,励精图治,默默无闻地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奉献。

1968年3月26日,因江青、康生及“四人帮”的长期残酷迫害,铁骨铮铮的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仅63岁。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作出了为王世英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979年1月24日召开了追悼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指出:“王世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