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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山矢志革命的壮烈人生

张振山矢志革命的壮烈人生

张振山是在彭真同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彭真同志亲自介绍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张振山是晋南和山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是临汾党团组织的发起人、创始人和领导者。先后任共青团临汾支部书记、中共临汾支部书记、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追求进步、矢志革命、英勇献身。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伟大梦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篇章。

追求进步

临汾城北汾河东岸的尧都区屯里乡,有一个古老的村庄——韩村。1903年5月,张振山(字应川)出生于韩村一个较富裕的农家,适逢癸卯年,故取乳名卯子。张振山幼时俊秀可爱,聪敏好学,活泼好动。《四书》、《五经》看上两遍就能熟练地背诵,爱打秋千、跳绳、踢毽子,尤其是踢毽子能够连续踢数个飞脚。还在村里学着演过戏,扮演小旦,演得很像。其一位做买卖的邻居吉兆元,看到张振山聪明伶俐,很是中意,一心想收他做徒弟。吉老板与张振山的父亲张洪盛商谈要求了多次,张洪盛推托不过,就叫他直接跟张振山商量,张振山对经商不感兴趣,一心一意想读书报国。

1917年,张振山小学毕业,考入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19年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少年张振山关心政治,思想进步,爱憎分明,追求真理。其所在的省立六中政治空气十分浓厚,而张振山是其中最活跃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张振山为代表的省立六中的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四处宣传串联。临汾省立六中、省立六师、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女子高等小学和乙种农业学校等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游行队伍经过城中心的鼓楼时,充满爱国激情的张振山急速冲上鼓楼,站在高处振臂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五四”运动之后,在北京和省城太原的临汾籍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动和影响下,一些革命信息和进步书籍以及新文化、新思想,开始逐步在临汾传播。张振山及临汾进步青年的思想迅速觉醒,追求进步,探讨真理的欲望日益增强。1921年5月,在进步教师段子典的帮助下,年仅18岁的张振山创办了临汾第一个进步刊物——《新声周刊》,每期发行200余份。他自任社长和主编,特邀请校长权森,教师段子典、吉振华、靳静庵、乔雨三等和省立六中、六师的一些进步学生为撰稿人。该刊一创办,即开宗明义地以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为己任,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颂扬真理的文章。报刊内容丰富,思想新颖,贴近现实,深受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争相传阅。《新声周刊》与广大进步青年的思想和追求产生共鸣,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思想在临汾的深入传播。

一身正气的张振山,对封建贪官污吏疾恶如仇。一年春节,临汾县长在大堂前贴出一幅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此联一出,社会各界哗然,议论纷纷。张振山等将上联的“须”改为“不”,将下联的“不”改为“要”,对联变为“头上有青天做事不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要刮地皮”。并将改后的对联发表在《新声周刊》上,撰文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旧县长的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的行径,代民发泄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诡计多端的旧县长神情沮丧,尴尬无比,见丑事被曝光,唯恐其更粗更长的尾巴被揪出来,慌忙让手下亲信给《新声周刊》送来60元大洋,妄图从经济上收买。在金钱利诱面前,张振山断然拒绝,坚定地表示:“我们要真理,不要金钱”。张振山和进步青年们还深入商店、作坊、农村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和沉重负担,把揭露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罪恶行为,写成文章刊登在他创办的《新声周刊》上,广为宣传,为唤醒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春,张振山与其志同道合的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吉振华、李耀庚等进步师生共同集资,在临汾城内鼓楼东大街南财神楼北口西侧开办了进步书店——新新书社,主要经销《向导》、《新青年》、《新思潮》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张振山将其主编的《新声周刊》由省立六中转移到书社,既销售进步书籍,又编发进步刊物,宣传活动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新新书社成为进步青年经常登门光临的场所,活动的平台。有志青年在这里学习读书,座谈交流,抨击时政,抒发情怀,在临汾城乡颇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逐渐广泛传播,为党团组织的创建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矢志革命

张振山创办进步刊物和书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影响日渐广泛,在临汾进步青年中形成了一股革命思潮,并引起了太原党团组织的关注。张振山与山西革命先驱,时任共青团太原地执委书记和中共太原支部书记的彭真(傅懋恭)同志保持着联系、交流和沟通。

彭真十分关心晋南和临汾的学生运动,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临汾的情况。1924年冬的寒假期间,彭真受太原党团组织的派遣,专程秘密到临汾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工作。他住进张振山等创办的“新新书社”内,与进步青年们同吃、同住、同活动,促膝谈心,热烈讨论。把带来的各类政治书籍让大家广泛阅读,仔细领会。并与张振山、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等进步青年,频繁接触,系统地讲解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学说。还针对临汾青年学生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观点认识不一致等情况,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引导工作。与青年们一起畅所欲言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代青年应该走什么路等方向和前途问题。通过探索寻求真理的学习和研讨活动,使以张振山为代表的临汾进步青年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彭真在临汾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建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张振山在彭真的教育、启发和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革命意识不断增强。并团结带动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使临汾的青年运动迅速发展。他按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春节刚过,乍暖还寒,张振山身披羊皮袄,抱着一颗火热的心,秘密北上抵达太原。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彭真同志,两人亲切地握手密谈。张振山详尽地汇报了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和临汾学生运动的情况,郑重提出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彭真同志和蔼可亲地对张振山说:“你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你们这批青年在临汾颇有影响,敢想敢干,有抱负、怀大志。但要从思想上彻底根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克服盲目性。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刚刚诞生,她为祖国为人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张振山对彭真同志的谆谆教导点头称是,牢记心间。彭真同志接着说:“振山呀,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是要吃苦的,是要受组织约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私心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变节行为。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张振山斩钉截铁地表示:“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验,决心加入组织,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彭真同志早已对张振山作了长时间的考察,认为他是一名革命意志坚强,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和影响力的好青年,代表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介绍并吸收张振山为共青团员。临别时,彭真同志特意赠送给张振山《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

加入团组织的张振山十分欣喜,满怀信心地返回临汾。遵照彭真同志的指示,以省立六中为核心,先后秘密发展徐亚桑、高琦、高珠、杨一木、段子典、张希骞、张涵华、王枫宸、高翔千(女)等一批先进青年加入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临汾支部,张振山任书记,隶属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声援的热潮席卷全国。共青团临汾支部在省立六中召开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发动组织各校学生罢课游行声援的决议。以张振山为首的团支部和团员们,带领以省立六中为主体的临汾五所学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临汾青年正义行动的影响下,临汾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沪案后援会”,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集会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各种声援活动长达数月之久,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平阳大地。临汾地区经过波澜壮阔的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和斗争,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渐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广泛传播,共产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并涌现出张振山等一批先进分子,建党条件日趋具备和成熟。

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到临汾秘密开展建党工作。首先批准张振山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吸收徐亚桑、李少卿、王权五、秦金翰、刘临科等人入党,遂成立中共临汾支部,张振山为书记,隶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中共临汾支部系晋南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从此,临汾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座标,揭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

彭真同志曾在山西省党史座谈会上指出:“临汾是晋南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张振山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任重道远。认真学习《湘江评论》和《新湖南》等进步书刊,从中接受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根据中国的特点,启发农民觉悟,组织他们革命造反,乃是砸烂旧世界创造新江山的基础。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把组织发动农民运动作为首要任务,把革命重点放到农村去。张振山率领全体党员分头行动,不辞劳苦,不分昼夜,走街串户地发动群众,秘密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训练班。张振山亲自授课,宣讲劳苦大众为什么祖祖辈辈贫穷的道理,不是生来命苦,而是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张振山的授课演讲有理有据,锋芒逼人,情趣横溢,令人寻味,具有十分感人的说服力,使群众听了茅塞顿开,心明眼亮。从而唤起了广大民众,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全县相继成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稍后又先后成立了临汾县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和商民协会等各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广泛活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平阳大地迅速形成星火燎原的革命势头。

张振山对于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所畏惧,大胆泼辣,勇于斗争,善于斗争。1926年夏,张振山派共产党员段家绂到汾河以西的金殿镇高等小学开展学生运动,却遭到该校反动校长的阻拦。借口维持学校秩序,颁布了种种清规戒律,阻挠限制学生起来革命。张振山闻迅后,立即赶到学校,与校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张振山开诚布公地向校长讲述了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反抗、斗争。张振山愤怒地质问校长:“你身为中华民族之子,一校之长,面对社会丑恶势力和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肆意践踏和蹂躏,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羞愧吗?甘当亡国奴吗?”张振山反问校长:“你办学的目的何在?”校长回答:“培养人才呀!”张振山紧逼着问:“培养人才又为何也?”校长毫不思索地答道:“报效祖国”。张振山猛将桌子用力一拍,横眉冷对地质问:“既然如此,那么,师生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尊严,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广见世面,向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昂首挺胸游行示威,在大风大浪中磨练斗争意志,在恶劣的环境中苦练真功,有何罪过?现在不干等待何时?我们不干谁来干!”张振山理直气壮的豪言壮语,使校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象泄了气的皮球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段家绂接着大声说:“你限制学生们的自由,搞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苦吃,绝没有好下场!”经过激烈尖锐、唇抢舌剑的交锋,反动校长无奈被迫答应恢复学生的自由。从此,金殿高小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夏,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向全省各县发出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捐征令,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慨。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乘机组织领导穷苦百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张振山首先在《新声周刊》上撰文宣传,深刻揭露和评击阎锡山当局征收“富户捐”的反动实质。直截了当地指出:“简言之,就是穷人必须如数摊,富户可以自由捐。否则,穷人有‘罪’难逃,富户无‘过’平安。这还成什么世道!”然后,安排部署共产党员全力以赴地深入农村发动贫苦农民群众。7月的一天,张振山等率领几千名农民群众涌进临汾城内,在县政府门口示威请愿,进行抗捐斗争。口号声、呐喊声,接连不断,振聋发聩,响彻云霄。张振山站在门口的高台上,敦促县长出来示众。县长被群众的威势吓得丢魂落魄,浑身颤抖,双膝跪地,连连求饶。说:“张振山,我这个县长官儿不当了,让给你好吧!”张振山铿锵有力地回答:“革命不是为的坐官,我们要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请你马上收回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指令!”县长连连点头称是,当场宣布“收回成命”。抗捐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同时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随着工人、农民和学生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许多先进分子,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支部这一组织形式已不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斗争的需要。1926年秋冬,中共临汾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在汾河西岸的界峪村县立第七高等小学内(回光寺兴隆殿),秘密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张振山主持会议,并作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临汾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振山任书记,时年仅23岁。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当时全省仅有的四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之一。中共临汾地执委成立后,将《新声周刊》作为地执委的机关刊物,认真研究讨论了党组织的具体工作方针和行动纲领以及主要任务。在地执委领导下,革命群众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为更好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振山带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和数名共产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临汾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工作,更有利于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北伐军势如破竹地由南向北胜利挺进,山西阎锡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阻止北伐军入晋,1926年8月急令晋南镇守使丰玉鹏强征民夫3万余人,加固增高临汾城墙,构筑防御设施。同时,大肆滥拆民房,逼得城周围400余户居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民不聊生。被强征来的民夫在饥寒交迫,繁重劳动和唾骂鞭挞下痛苦挣扎。民众怨声载道,愤恨憎恶,怒火中烧,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以示抗议:

丰玉鹏,真捣毛,硬下令挖战壕。

二十七八开了会,害得百姓遭了罪。

八月初一抓了夫,害得百姓家家哭。

天将明,就得走,后跟村长夹尾巴狗。

不挣钱,不管饭,还嫌老子干得慢。

中共临汾地执委趁此群情激愤,一触即发的有利形势,立即召开地执委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发动民夫进行罢工斗争,以配合革命军胜利北伐。张振山带领一批党团员化妆成农民,秘密深入到各工地分头宣传发动。讲解道理,沟通思想,启发觉悟,统一认识。苦不堪言的民夫们心潮澎湃,激愤难耐,罢工条件日趋成熟。1927年春节刚过,当局即强迫驱使民夫复工继续修筑工事。张振山及地执委领导成员抓紧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总罢工事宜。农历正月十三日夜晚,秘密召开了各区民夫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2月26日上午10时实行总罢工,利用正值元宵节之际,巧借佳节人民群众进城观灯看红火热闹之时,突然爆发震天撼地的壮举,并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全体民夫保守秘密,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当天10时,一声令下,近3万民夫抗起铣、镢,手持小红旗,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冲入城内,挤满大街小巷,人山人海,铺天盖地。张振山作为总指挥率先冲在最前头,率领游行队伍从县城东门口出发,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强迫民夫挖战壕!”等口号,径直涌向镇守使衙门,要求见镇守使丰玉鹏。丰玉鹏见状,惶恐不安,急忙派兵守住衙门,召集群僚急商对策,毫无办法,束手无策。在游行示威群众声势浩大的抗议声中,目视高举小红旗和铣、镢的汹涌潮流,这个以治军严明自诩的镇守使,被迫向群众屈服低头,只得亲口答应改弦更张。总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广大群众欢呼雀跃。这次近3万民众声威大震的罢工游行示威斗争,在当时整个北方地区乃至全国实属罕见,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振山家乡韩村的一些年轻人那天从城里回来后,饶有风趣地对村里人说:今天进城看热闹没看成样子,竟意外地看了一出好戏,戏名叫“张振山打狗记”。并滔滔不绝地讲述张振山如何带领广大群众与镇守使作斗争,镇守使又是如何地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

从此,“共产党”三个字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明白了共产党确实是替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不少进步青年和有志之士秘密找张振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

1927年春,临汾县反动当局搞所谓民选区长的“竞选”活动,实际是加强其反动统治,为遮人耳目而玩弄假民主的花招。政治敏感性很强且日臻成熟的张振山,立即闻风而动。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欲乘机争夺区级领导权。秘密召集党员讨论研究对策方略,并作了具体慎密的安排部署。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和灵活巧妙的反复较量,顺势控制了全县改选的局面。他们再三权衡,充分酝酿,将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力,威望较高,且具有革命斗争领导能力的共产党员,推荐和确定为各区区长候选人,并广为宣传造势。在全县5个行政区中成功地当选了4个区的区长,从而使党组织基本掌控了区级领导权,致使反动当局玩弄的权术弄巧成拙,阴谋彻底破产。为党领导农民运动和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年临汾全县的农民协会就创建了百余个,使临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革命态势,扎下了深厚的红色根基,成为当时全省革命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尤其是通过民选的合法手段,夺取和掌控一个县的绝大多数区级政权的壮举,实属罕见,创造了全国的先河。中共临汾地执委书记张振山和共产党员们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更加成熟坚强。与此同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和斗争,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夯实了鱼水般的关系,增强了党的号召力,为尔后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勇献身

正当临汾和全国的大革命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形成星火燎原之势,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在山西全省疯狂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三晋大地和尧都古城临汾。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振山临危不惧,立场坚定。他审时度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能悲观失望,不能死打硬拼,而应沉着冷静,以变应变,迅速改变斗争策略。在临汾河西界峪村旁的一座窑洞里,张振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汾地执委、共青团临汾地执委全体成员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隐蔽斗争,研究决定:一、张振山、张德涵、亢玉兰(女)等地执委负责人和共产党员高翔斗(女)、杨子珍,共青团员高珠、高琦等秘密向西转移,经永和关西渡黄河前往陕西;二、临汾地执委其他负责人和共产党员王权五、刘临科、雷荣时、段子典、景仙洲,杨宗英等转入农村隐蔽,设法与太原党组织取得联系,相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会后,为了稳定和振奋大家的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千难万险只等闲的张振山慷慨激昂地唱了一段在晋南广为流传的眉户剧:

路逢险外须回避,事遇难处志要坚。

但将冷眼看螃蟹,量它横行总有完。

莫愁空中雾腾腾,烟消云散是晴天。

一生高飞博雷电,是非功过后人谈。

张振山唱得十分投入专注,声调悲壮昂扬,唱词语意深重。既深刻揭露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罪恶暴行;又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和光明磊落。其真实心绪情怀的抒发,深深感染了在座的党团员们,更加坚定了矢志不渝,坚持革命斗争的坚强信念。

1927年6月的一天,张振山、张德涵、高珠、高琦、杨子珍、亢玉兰、高翔千等离开临汾城,徒步翻山越岭,一路向西抵达永和县黄河岸边。亢玉兰和高翔千两位女同志化妆成姐妹俩,躲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脱险,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清涧县。张振山和其余同志不幸被捕,被羁押于临汾地方监狱。1928年3月,又被押解往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太原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和引诱利用,张振山始终软硬不吃,不屈不挠,大义凛然。敌人从其嘴里撬不出丝毫有用的东西,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个字。张振山把监狱当作战场,带领难友们读书看报,了解时事,咏歌赋诗,锻炼身体,秘密串联,坚韧不拔地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

阎锡山当局无可奈何,便又将张振山等转移羁押到更加惨无人道的陆军监狱。敌人对张振山采取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妄图动摇其革命意志。张振山仍坚定不移,执而不化,继续机智巧妙地与敌抗争。一次敌人审讯张振山,他铁骨铮铮,义正严词地指出:“孙中山是你们的领袖,我们信仰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有什么错,犯的什么罪?”敌人被责问地无言以对。

1930年1月,反动当局在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张振山遣往省城的“反省院”。同年2月,在太原党组织积极营救下,张振山终于脱离“反省院”。党组织派遣其前往河南开封南汉宸处开展地下工作。

他接受了党组织新的任务之后,便顺路回家探望久别两年多的双亲和妻子。在家住了仅仅三天,一心向往革命的张振山就急不可待,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告诉家人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与亲人挥泪惜别。在天还未亮之前,匆匆走出了生他养他的韩村,离开家乡临汾,满怀豪情地踏上征途,奔赴新的革命战场——河南开封。他风餐露宿,昼夜兼程,经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开封。并秘密找到了开封地下党负责人南汉宸同志,接上了关系。他向组织表示,永远跟党干下去。百折不挠的张振山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张振山”这个名字在故乡临汾已是名重当时,路人皆知。尽管已奔走他乡,远隔千里,搞地下工作,他不得不时时处处谨慎行事。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安全起见,他在开封隐姓埋名,先后变换使用了张应川、张杰俊、张涛和刘泪子等名称。此期间,在张振山的传信下,时任共青团临汾地执委组织部长的高琦和共产党员段家绂同志也秘密来到开封。在开封党组织和南汉宸同志领导下,忠肝义胆地开展革命斗争。

他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宣传发动群众,除组织一些革命演讲外,经常性的工作就是撰写、印制和散发革命传单。有时,一夜间整个开封城都贴满了共产党的传单,群众争相观看传播。人民群众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反动当局胆颤心惊,恼怒无奈。

在地下活动中,张振山格外努力且精明能干。撰写印制传单经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只要是革命工作他都抢着去干。尤其是他功底深厚,思维敏捷,文笔犀利,在地下党中崭露头角,独当一面,深受同志们的尊重。

1930年3月8日,开封市广大妇女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饥肠寸断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地拥挤到会场门口示威,反动当局生怕闹事和出现意外,将难民们统统驱赶集中到难民收容所。张振山认为这是进行革命宣传的极好机会,受党组织的指派,于9日黎明秘密潜入收容所,向难民们散发传单,不幸被敌人发现,当场被捕。

正当党组织设法营救时,穷凶极恶的敌人竟于3月10日凌晨,未经任何审讯,秘密将张振山押到刑场。张振山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正气浩然,连声高呼:“马列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为革命,献身就义于异地他乡。牺牲时年仅27岁。

张振山同志的妻子李云善十分动情地说:“振山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清闲过,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伟大的事业上。他特别刚强、自信,他有那么一股不可遏止、磅礴冲天的革命斗争精神,不分昼夜地东奔西跑。他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使人民逐步觉醒起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并用这个信念之光去照亮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张振山同志的亲密战友高琦同志流着眼泪,撕心裂肺地目睹了张振山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的一幕幕。张振山的英雄气概和高大形象时刻萦绕脑际,情不自禁唤起难忘的回忆:“大革命时期,临汾的党团员中,数我的年纪最小,张振山同志经常鼓励我,遇到凶恶势力,一是不要怕,二是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所以,张振山同志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总是临危不惧,无私无畏。特别是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信念的忠贞不渝,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胜利前进。”

张振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用鲜血和生命铸筑起共产党人高大雄伟的永恒丰碑。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英雄,英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时任河南开封党组织负责人的南汉宸同志,一到了延安,即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应川这个耀眼夺目的名字,载入中国共产党灿烂辉煌的史册。光照后人,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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