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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广胜寺

第六章:古代建筑—广胜寺

第一节:概况

广胜寺位于洪洞县东北15.5公里的霍山南麓,这里山峦起伏,薄雾弥漫,风景秀丽,古柏苍翠,郁郁葱葱,与蓝天交融连接,一眼望去,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霍山脚下,有霍泉涌出,清澈而水盈,以3.91立方米/秒的流速向西流淌。著名的广胜寺就坐落在这里。

霍山又名霍太山、太岳山。是中国古代“五大镇山”的中镇之山。其长绵延洪洞、古县、沁源、灵石等县200余公里。古代这里属冀州,广胜寺所在的霍山南麓,历史上归赵城县管辖。1954年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为洪赵县,1958年后,改为洪洞县至今,现由洪洞县管辖。

广胜寺有上寺、下寺和水神庙三部分组成。

上寺建在霍山之巅,位置东经:36°16' 05.20",北纬:111°48' 31.13"。海拔:731米。

下寺坐落于霍山脚下,位置东经36°16' 13.63",北纬:111°48' 07.83",海拔591米。比上寺低140米。

水神庙紧贴下寺,与下寺只有一墙之隔。位置东经:36°13' 11.74",北纬:111°48' 05.30",海拔:589米。

▲ 广胜寺全景

广胜寺建寺比较早,据《山西通志》和《平阳府志》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10年左右(约公元67年)传入我国。传入后不久,广胜寺就建起佛塔,俗称“育王塔”。到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起寺庙,名为俱庐舍寺。后经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几经废兴,到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撰置牒文,奏请重建。改名为广胜寺。自此后,广胜寺名声大振,知名度也空前高涨。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平阳洪洞县一带发生8级大地震,寺庙建筑全部震毁。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后,陆续重建恢复。

时至清末民初,我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广胜寺也受到巨大冲击,僧人生活难以维持,留少散多,寺庙破旧坍塌,惨不忍睹。1928年二月,美国文物商人华尔纳、普艾伦、史克门等人,打听到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内有元代壁画,羡慕不已,现场看后十分震惊。遂与当地豪绅李宗钊等人联络,出1600银元买下大殿壁画,将其切割运往美国。

20世纪30年底初,上海印发宋版藏经会,如皋人等调查发现广胜寺藏有金代皇统版“赵诚藏”数千卷,带走数百卷用以订补宋版《碛砂版大藏经》的缺失部分。并在报刊上予以公布。闻此消息后,1934年,近代著名佛学居士欧阳渐,派弟子蒋唯心从南京出发,到广胜寺“检校”《赵城金藏》。蒋唯心连续工作40天,撰写并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至此《赵城金藏》轰动了学术界。同时广胜寺之名,也迅速驰名全国,知名度得到极大的提高。

1935年,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及夫人林徽因女士等人,到广胜寺进行勘察,并撰写了《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在全国发行。梁先生在书中大赞广胜寺:“国人只知藏经之可贵,而不知广胜寺建筑之珍奇”。梁思成、林徽因所著《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的巨大的新闻,再一次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更加增加了人们对广胜寺的敬佩与向往。

1936年,随着广胜寺和《赵城金藏》在世界知名度的增加,引来了日寇的贪婪。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开价22万银元,要收买《赵城金藏》。遭到拒绝后,仍贼心不死。又另派人来,开每尺1银元的高价,欲收买5000余卷《经藏》。

1938年日军侵占了赵城、洪洞二县。1942年,日军感觉时机成熟,又派东方文化考察团来赵城,欲强行对《赵城金藏》进行掠夺。在广胜寺僧人的积极配合下,我太岳军区全面落实党中央“全力抢救赵城经藏”的指示精神,斗智斗勇,避开日军的魔爪,利用夜间,把经藏转移到太岳根据地。后又几经转移,于1949年,把金版大臧经安全交由北京图书馆收藏,《赵城金藏》终于平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更加重视对广胜寺的保护,组建了广胜寺文管所,多次拨付专款对广胜寺的殿宇、宝塔、壁画、塑像等进行科学的修缮保护。1961年3月,广胜寺以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与故宫、佛光寺等古建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广胜寺依照《文物保护法》进行科学管理。从长远考虑,从传承着眼,积极采取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目前广胜寺已成为文物保护先进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和佛教圣地。

第二节:创建年代

广胜寺的创建年代,有四种说法。

其一:《山西通志》、《平阳府志》(宋抄本)对广胜寺创建的说法比较一致,即广胜寺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平阳府志》记载:建和元年正觉上人修塔时,挖出一通断碑,其碑记载:“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创建俱庐舍寺,寺故有塔,乃育王所造八万四千之数。在震旦国者(中国)一十有九,而此其一也”。这就是说,广胜寺不但在建和元年创建了俱庐舍寺,而且建寺之前已有古塔,这座塔,是古印度阿育王在中国所造的十九座塔中的其中之一。这与广胜寺当地人“广胜寺先有塔,后有寺”的传说十分吻合。关于挖出的断碑,其时间是东汉建和六年(公元147年)。碑的出现,从目前掌握的实物资料来看,山东平邑县出土有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麃孝禹碑”,比广胜寺碑早170多年。名冠海内外的河南“袁安碑”,是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刻立的,比广胜寺的碑早55年。这些都说明,广胜寺发现的建和元年碑,不是杜撰的,其可靠性是非常大的,证明志书的记载是在可信的。

其二:广胜寺上寺,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募化重修广胜寺上寺钟楼塔房禅堂等处序》碑记载: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创建舍利古寺”;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恢复广胜寺上寺田产碑记》记载:“广胜寺上寺为赵城名胜古迹,相传自北周建寺,历唐、宋、元、明历代修葺,至清而规模益广”。

其三: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广胜寺下寺碑记》记载:“广胜寺,创建于盛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有汾阳王之请而赐额焉”。是说广胜寺创建于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是经汾阳王郭子仪上奏圣上,皇帝赐匾额。

其四:《赵城县志》记载:《平阳府志》明嘉靖版旧志记载,广胜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建”。

以上这四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都是可信的。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历史上曾有过四次灭法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叫做“三武一宗灭法事件”。

第一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太武帝16岁登基,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曾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魏太武帝开始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第二年(公元445年),胡人盖吴召集十多万人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中发现了不少兵器,太武帝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重臣崔浩极力劝告太武帝,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第二件发生在北周武帝时期。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年―578年),鲜卑族,聪明有远识,性果决,智谋能断大事。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令其还民。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武帝全面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相当于北周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300万僧、尼还俗,重新成为国家编户,以此来取缔沙门,增加兵源、财力和社会劳动力。

第三件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唐武宗李炎(公元814―846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农历7月,开始裁并天下佛寺,下令要求各地上州(从三品刺史)留寺庙一所;下州(正四品刺史)寺院全部拆废。各地所拆废寺院的铜像、钟磬及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拆除寺庙所得的铁交付本州铸为农具。僧侣要全部还俗,遣返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武宗时,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拆私建的寺庙(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肥沃田地六千万顷。

第四件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年间。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33岁即位(公元954年)。世宗认为佛教寺院僧尼众多,构成了国家财政上的负担。显德二年(公元954年)便下诏,禁止民众私自出家,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者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据当时统计的数据,显德年间共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此时的佛教就显得更加萧条衰落了。

从“三武一宗灭法事件”不难看出,佛教的发展也是多灾多难,历经坎坷。广胜寺的命运也是一样,无法逃脱历史大事件的劫难。史书、碑记所记载的广胜寺创建年代的不一致,也真实的反映了这一历史。就连佛教圣地五台山,在灭法后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寺庙“十残八九”,僧侣逃亡殆尽。

唐代著名高僧释道宣,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左右,曾到过广胜寺,当时的“大塠塔”,俗称“育王塔”仅存有古基。这时距北周武帝灭法已过去了七十多年的时间,但广胜寺仍然是空旷狼藉,村落希远。

在广胜寺上寺后大殿的前壁上镶嵌有石碣一方,其原来是块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石碣,但由于时间久远,字迹剥落,在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按原文重新镌刻镶嵌至此。石碣记载的是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因以前建的寺庙俱毁,仅存土基,五原郡王李光瓒上报请求重新建置寺庙。时任河东观察使兼中书令的汾阳王郭子仪,依据李光瓒的请状,撰写牒文上奏天子,请求重建广胜寺,并奏请圣上仍赐额大历广胜之寺。这方石碣,歌颂了郭子仪、李光瓒积极兴修广胜寺的千古事迹。但不难看出,这块石碣距离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高僧释道宣和尚来广胜寺的时间,又过去了132年。可见灭法事件,对广胜寺的摧毁是多么的厉害。灭法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复建时间无期的拖延,甚至上百年后仍无人问津,荒废凄凉。待到后人筹募兴建时,将其视为“创建”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节:历史沿革

东汉

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不久广胜寺便建起了“育王塔”,此塔声名显著,素有阿育王所修之塔的名声,名列全国第十一位。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在此创建俱庐舍寺。

北魏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至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4|—446年),因灭法事件,俱庐舍寺遭到拆毁。

北周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僧人正觉(又名法江),来寺虔诚礼佛,居住49日后,发誓要重新兴修浮图。随即招募集资,新修佛塔。在施工中,欣喜挖出一截断碑,碑文记载: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创建俱庐舍寺。这是广胜寺建寺最早的记载。遗憾的是建塔工程轰轰烈烈进展至一半时,遇上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废佛事件,不得已工程随即终止。

唐代

唐武德至乾封二年(公元618—667年),高僧释道宣著述《三宝感通录》。记述:“晋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远近道俗咸称是育王塔。余曾游焉,地居爽垲南望迥敝,示是古基,村落希远”。大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霍泉水,洪洞县分得三分,赵城县分得七分使用权。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敕令在阿育王舍利塔旧址重建佛塔,邑人有感于有塔无寺,遂申请当道奏呈建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因以前建的寺庙俱毁,仅存土基,五原郡王李光瓒上报请求重新建置寺庙。同年5月27日,时任河东观察使兼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依据李光瓒的请状,撰写牒文上奏天子,请求重建广胜寺,并奏请圣上仍赐额大历广胜之寺。并镌刻石碣一方。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由无诤法师(也有叫无静)主持重修上寺古塔。同时,在霍泉之前开挖两渠,一名北霍渠,一名南霍渠。无诤圆寂后的第二年,由赐法圣僧督工在霍泉之北始建下寺、水神庙。唐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重修水神庙。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法,拆除寺庙四万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广胜寺再度被毁。

五代

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晋州慈云寺长讲维摩经僧人普静,六十九岁在飞虹塔前焚身献佛。有“周晋州慈云寺长讲维摩经僧人普静舍身记”碑,现竖上寺毘卢殿下。

宋代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因郭子仪于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奏请重建广胜寺牒文碑碣年久损坏,僧人照旧制予以重刻。现镶嵌于广胜寺后大殿前檐墙东侧。熙宁三年至元丰元年(公元1070—1078年),刘秀孙、蓝谏矾、王悦、张传、靳若通、王曼等人参观广胜寺后写诗歌,或对建筑,或对自然风光,或对沙门进行讴歌赞扬。这些诗歌,大部分镶嵌于上寺毘卢殿外檐四壁。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寺内镌造石经幢,幢上雕刻有佛像,刻有寺额和年款。现一段幢身保存在上寺毘卢殿内。

金代

金代天会年间(公元1123—1137年),广胜寺大兴土木,于上寺修山门一座,面宽五间,三重屋檐,十分壮观。在寺庙后部,开山凿石,创修法堂一所。山门、法堂均彩绘一新。并铸铜钟一口,重达万斤。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公元1148—1173年),由崔法珍女士募化,平阳解州天宁寺大藏经版会为赵城县广胜寺雕印藏经七千余卷,全部装裱成轴,存于广胜寺内。现存世藏经五千余卷,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镌刻“平阳府赵城县广胜寺莹山主塔铭”碑,记载广胜寺主持宗莹在天会年间,修缮寺庙以及当时寺庙的盛况。泰和年间(公元1201—1208年),水神庙庙貌颓败,进行补修,因庙居水边,地势狭隘,随将大郎庙(明应王殿)托基北移,进行重建,庙貌随之开阔。贞祐年间(公元1213—1217年),兵戈相寻,庙宇煨尽。河东河朔,名山大川的各类建筑,无不灰烬,瓦砾一空。广胜寺与水神庙在这次灾难中,都毁之不存。

元代

元太祖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水神庙明应王殿基址再向北移,“弃其旧址,筑以新基”,重新建造明应王殿,其平面八楹,重檐翚飞,画栋含烟。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3年),水神庙再次兴工,按照皇家“前朝后寑”的规制进行修建。在明应王殿后增加了寝殿,两侧建厢房、僧舍二十四间,庙貌规模扩大了许多。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修建上寺“霍山广胜寺筠谿长老寿塔”。现塔已毁,塔铭尚存。同年,因渠北的水神庙山门,“阻渠褊浅,道不前通”,有失庙堂威严。故将原有山门改作仪门(二门),在渠南新修华丽山门一座。其山门层栌累拱,华折藻井,架构如同大殿一般壮丽。经此建设,此时水神庙达到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953年在渠南岸发掘,找到此山门基址及地砖,与描述的山门相同。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赐广胜寺大藏经一部。碑文记载:“世祖薛禅皇帝御容恩赐臧经在焉”。广胜寺从金末至元恢复、重建,至此达到兴盛阶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水神庙镌立“重修明应王庙碑”记载金末元初水神庙遭毁和重修营建的过程。此碑存大殿廊下。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八月初六日,晋南一带发生特大地震,震中位置在洪洞、赵城两县,震级8级,裂度11度。此次地震破坏力度十分巨大:“坏城郭,塌渠堰,毁官民庐舍十万计,寺庙倾倒一千四百余所,压死人无数。地裂成渠,村堡徒移,破坏面积长达四百余公里。余震持续三四年之久”。到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因余震不息,元朝政府将平阳路改为晋宁路,将太原路改为冀宁路,欲求大地安宁。这次地震,广胜寺、水神庙的建筑、塑像均倾塌殆尽,无一幸免。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水神庙和下寺筹募资材,开始兴建。水神庙建设,所用钱料,按照用水量的多少分摊各村筹措。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广胜寺下寺重建大雄宝殿竣工,并塑造殿内塑像,绘制四周壁画等。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水神庙明应王殿重建完工,随即砌筑神龛,工匠在神龛的西侧泥皮上刻有“延祐三年”的题记,表示工程竣工。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渠长高仲信募工,水神庙明应王殿内砌造砂泥(棉砂泥壁画泥)完成,并立碑记实,碑存明应王殿廊下。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五月,洪洞、赵城画师王彦达、赵国祥等人绘制水神庙明应王殿内的壁画完工。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赵城发生5级地震,震坏民宅、渠道,广胜寺无损失。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重建的下寺西垛殿竣工。

明代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水神庙重建山门一座,“翼角翚飞,斗拱密致”,门内左右塑门神各一,现门神尚存。民国初年两尊门神重粧其身,但仍是明初风韵。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重建上寺大雄宝殿,补修垛殿,雕造殿内木质佛龛和佛像。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广胜寺上寺铸造铁钟一口,现悬挂大雄宝殿廊下。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重修下寺前大殿。利用元代老构件,延用元代旧规制搭建,即原件重构,故该殿仍称之为元代建筑。竣工后立记事碑于前殿檐下。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梓匠李聚等人,重修上寺毘卢殿。当年梁架部分安装完成,各种构件及结构方法仍是元代规制,即原件重构。现存大殿虽经明代维修过,但仍为元代风格。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洪洞匠师乔志清等人。烧制上寺毘卢殿脊厦琉璃完成。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七月十五日,上寺毘卢殿隔扇门窗装修完成。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塑造上寺毘卢殿佛像,彩绘殿宇,绘制殿内壁画。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襄陵县宝胜寺僧人达连,主持重建上寺飞虹塔。塔高47米,砖砌塔身,镶嵌五彩琉璃于塔周。是年开工,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竣工,历时十三年。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上寺铸造飞虹塔内大铜佛一尊。设置在莲座之上。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重建上寺地藏王殿、观音殿(东西配殿)各七间,烧制、安装琉璃脊兽,塑造殿内观音、地藏王等像。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上寺铸造铁质释迦佛像。嘉靖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1532—1534年),上寺重修弥陀殿。补配了一些构件,但大木架仍保留了元代的旧构。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5年),广胜寺在北京等地印制臧经一部,贮于上寺。现移存隰县小西天。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重粧上寺弥陀殿塑像,重绘殿内壁画。现存殿内东山墙壁画即是。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洪洞县金火匠为广胜寺上寺铸造铁牌一面,悬于大雄宝殿前檐廊下。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赵城县令刘四端因水神庙祭祀混乱,做出校正新规定:每年朔望日(初一、十五)、二月开渠、清明节、三月十八、五月端午、六月初六、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都可祭祀,其中大祭两次,小祭二十九次。还对祭祀的礼品等都作了规定。并制作碑碣镶嵌水神庙东廊下。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七年(公元1620—1627年),维修上寺塔殿和塔院厢房。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京师大慧和尚供资建塔周回廊。天启二年,安装塔周回廊架木、烧造回廊琉璃等。明天启七年,回廊工程全部竣工。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重粧大雄宝殿塑像,补塑各像背光。今各像的背光、重粧的护法、韦驮、十六尊者等都已不存在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上寺铸锅一口,重约千斤。铸大小锺各一,大者千余斤,悬于大雄宝殿廊下。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绘塔廊壁画。

清代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补修水神庙明应王殿屋顶,补配部分瓦件,脊兽改为布灰色。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维修上寺毘卢殿。顺治十五至十六年(公元1658—1659年)赵城北石明村杨纯连父子,彩绘上寺毘卢殿四周木佛龛,金粧龛内五十三佛及金刚、菩萨等像。绘制四周墙体上部壁画,三十五佛及飞天等。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寺僧广思等人募化资财,维修下寺诸殿、补砌台基月台,补修瓦顶等。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重粧明应王殿塑像,补修围廊、月台,增筑四周花栏墙等。东西两厢砌筑窑洞六孔。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重建霍渠分水桥和分水亭、重筑水神庙围墙、砌筑瓦窑三孔。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四月初六日,平阳一带发生8级地震,裂度10度。临汾、襄汾、浮山、洪洞四县受灾严重。城郭房舍存无二三,居民死伤十之七八,烈火烧天,黑水涌地,地震经年不息。地震中,广胜寺区域侥幸无大的损失,仅飞虹塔顶部宝刹周围四小塔损坏了两个。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霍泉之水因南北两渠流量问题,用水村民再度发生争执。赵城知县刘显文断定分水流量及使用范围,并刻制“断定水利碑”,竖于庙门之内,权作分水凭证。是年维修彩绘了水神庙山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维修广胜寺下寺墙垣、瓦顶,油饰彩绘殿堂及东西廊舍。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十一月,因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损坏的飞虹塔顶部小塔需要维修,与霍州泥水匠安伟芳等人签订协议,承揽补修工程。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四月十八日释迦诞辰日,飞虹塔塔顶小塔修复完成。同年,重修上寺山门、塔院垂花门、西垛殿、大雄宝殿前檐插廊和后檐抱厦等。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上寺砌筑台基、铺墁甬道、补修瓦顶、补筑围墙等,寺容整洁一新。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寺院庆音主持,金粧下寺前殿(弥陀殿)的佛、菩萨、护法、韦驮等像。现殿内塑像已毁之无存。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下寺重修地藏殿、彩绘殿堂、重粧塑像。现地藏殿已不存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重修金粧上寺大雄宝殿内木雕造像和地藏殿塑像。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寺僧联会出资,重修塔院围墙及塔前东西厢房。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创建霍泉分水铁栅之制。霍泉自唐贞观年以来,分灌赵城、洪洞二县。由于分水不均,历朝历代争执不断。至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争执激烈,惊动平阳知府。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平阳知府刘登庸依据古制,创立“法都门水栅”之制。铸铁柱十一根,分为十洞,南三(洪洞)、北七(赵城),广狭准矣!免除了千余年来的霍泉之争。该工程于雍正三年九月动工,雍正四年春竣工。是年于分水亭之侧,刻制碑文、勒图碑阴,以凭稽考。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重粧下寺前殿弥陀佛、护法韦驮像,彩饰殿内十八罗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重修上寺弥陀殿,这次维修动作比较大,主要对台基、墙壁、椽望、瓦顶、装修等部分进行了维修。但大木结构和斗栱均为原构续用,未做修改。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维修下寺前殿。主要维修台基、月台、踏道、瓦顶、墙壁、装修等部分。并在殿内额枋下添加两根支柱。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下寺前殿两侧增建钟、鼓二楼。规模不大,十字歇山顶,下券窑洞穿通。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广胜寺绘制水陆画四十三轴,画的内容为释、儒、道、仙、佛、神、鬼,现部分尚存。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下寺增建韦驮殿一座。现此殿不存。同年修水神庙,塑龙王神像。重修戏台,修砖窑背墙。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补修上寺毘卢殿、观音殿、地藏殿等。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维修上寺地藏殿。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修葺上寺中院东西厢房、廊屋各七间。维修大雄宝殿、西垛殿、及毘卢殿。对修葺部分均进行了油饰彩绘。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下寺后院修建东、西厢房。西厢房作客堂,东厢窑洞为僧房。同年,上寺重修元代祖师塔。今塔已残坏,塔铭碑尚在。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公元1771—1772年),维修上寺山门、塔院垂花门和围墙。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上寺铸造大铜锅(缸)一口,高三尺,径五尺余,重约两千斤。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修缮下寺围墙,购置土地,扩大寺内田产。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维修上寺毘卢殿,修补月台、花栏墙。嘉庆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1808—1809年),十三年,雷雨击坏塔身十数处。十四年采用大绳拴吊的办法进行维修施工,所损之处修补如初。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襄陵县发生5.3级地震,广胜寺为受损失。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油饰彩绘上寺大雄宝殿、东西廊屋。同时,上寺建券门于山前、中院建牌坊等。这些建筑压缩了中院的空间,甚不合理,现已拆除。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补修上寺地藏殿。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重修上寺塔院,厢房改成僧舍,塔院增建钟楼一座。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维修水神庙明应王殿山门、分水亭。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一月,临汾、曲沃、绛县发生5.5级地震。房屋倾坏无数,人畜死伤甚多。广胜寺无受到影响。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寺僧悟有,将上寺各殿器物及寺内田产盗窃当卖。县衙判定悟有不守法规,命寺僧化缘,用布施手段全部收归寺有,并立碑纪实。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维修上寺中院东、西垛殿、祖师殿、大雄宝殿抱厦等。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重修上寺观音殿。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维修上寺地藏殿。

近现代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赵城人把水神庙山门的前脸改修为西洋式门楼,后部改为戏台,下设券洞。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上寺僧人道珍不守戒律,肆意典当寺产,除了供器和各种设施外,将田产一百余亩和磨、碾等典当一空。县衙断定:更换主持,所当寺产布施收回,并立碑警示后人。同年,在外国人史可门等的教唆下,寺僧贞达勾结当地豪绅李宗剑等人,将下寺后大殿内300余平方米的元代壁画剥下,以1600百元大洋卖给国外人。现存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公元1929—1930年),下寺僧人贞达,破戒失修不理佛事,致使下寺金版藏经佚失三分之一。1929年3月,贞达用年前卖壁画所得银元1600元修下寺佛庙。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4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如皋人、范城等,为补宋藏的缺页,各地走访。是年到广胜寺拣选,拿走原广胜寺金版大藏经数百卷。次年在沪、津等地报刊上,登载广胜寺发现金版藏经的消息。从此,广胜寺金版藏经名声大噪,中外闻名。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蒋唯心著《金藏雕印始末考》一书问世。该书对广胜寺金版藏经的雕印地点、年代、主持人、布施人以及金版藏经在佛教中的历史地位等都作了详细叙述。广胜寺、赵城经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行勘察广胜寺,并撰写《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一文。刊载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五卷三期。广胜寺再一次惊艳世界,轰动国内外。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公元1937—1940年),1937年元月,僧人力空接任广胜寺主持,将下寺金藏全部收往上寺珍藏。1938年整修上寺十方祖塔与东院砖窑。1940年赵城县抗日政府县长杨少桥,出示布告严禁任何人破坏寺庙。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维修上寺韦驮殿、前后大殿及佛塔回廊。同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开价22万银元,要收买《赵城金藏》。遭到拒绝后,仍贼心不死。又另派人来,提出每尺1银元收买5000余卷《经藏》,未得逞。

1938年日军侵占了赵城、洪洞二县。1942年,日军又派东方文化考察团来赵城,欲强行对《赵城金藏》进行掠夺。同年4月25日,在广胜寺僧人的积极配合下,我太岳军区全面落实党中央“全力抢救赵城经藏”的指示精神,斗智斗勇,利用夜间,把经藏转移到太岳根据地。1949年,广胜寺《赵城经藏》,几经转移,由根据地运至北京,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珍藏。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太岳中学搬迁至广胜下寺,将下寺山门、前殿等处塑像移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得到充足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广胜寺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公布国家、省、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依法建立健全保护机构、保护范围、保护档案、保护标志的“四有”科学管理办法。并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使广胜寺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公元1952年6月17日,广胜寺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1日,广胜寺古迹保养所成立。公元1954年,北京文整会(文物研究所)古建筑专家:祁英涛、陈明达、杜仙洲、李竹君等人赴广胜寺勘察,并撰文刊载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上。广胜寺再度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公元1961年3月27日,临汾地震,4级,广胜寺无损失。同年4月3日,国务院公布广胜寺(包括水神庙)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1962—1963年,修缮广胜寺飞虹塔,补烧、安装塔上残缺的部分琉璃构件,安装避雷设施,测量各层主要尺寸,维修下寺殿宇等。公元1974—1976年,揭瓦修缮上寺毘卢殿、地藏殿、观音殿,修补塔院栏墙和四周围墙。公元1977年,维修上寺大雄宝殿、西垛殿、西厢房。重建中院东厢廊屋。公元1978—1980年,落架大修上寺弥陀殿,补配屋顶琉璃构件,对木构部分进行油饰断白。1979年,在修缮弥陀殿东山墙时,发现东山墙草拌泥下残存有明代(万历十九年)壁画,技工清理出50余平方米壁画。公元1982年,修缮水神庙明应王殿围廊。公元1983年,洪洞县南山冯国璋捐献二卷赵城金藏。公元1984—1985年,落架维修下寺西垛殿、新建消防工程、落架维修水神庙戏台。1985年5月,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派童玮教授专程从北京赶来,将第一册中华大藏经赠给广胜寺供奉。公元1995—1996年,修缮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清理、垒砌殿后排水渠道。

第四节:广胜寺上寺

广胜寺上寺,是最早建“育王塔”的地方,也是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创建“俱庐舍寺”的所在地。后经历代发展和变迁,特别是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的大地震,广胜寺、水神庙的建筑、塑像均倾塌殆尽,无一幸免。震后,下寺在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开始复建。上寺到147年后的明朝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才开始恢复建设大雄宝殿,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用了70余年的时间,才基本恢复上寺庙宇建设。 可见这次地震对当地人力和经济的摧毁是多么的厉害。

上寺的建筑布局,基本上是三个庭院相连,以轴线贯穿。即我们通常说的“三进院” 的建设格局。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轴线上是上寺的主要建筑。在主要建筑的两侧,分别配以东西厢房或东西配殿,即构成一个完整的庙宇建筑。

广胜寺上寺轴线上的主要建筑,自南向北分别有:飞虹塔、弥陀殿、大雄宝殿、毘卢殿。按院落可分为:塔院、大雄宝殿院和毘卢殿院。

从霍山脚下到上寺,有两条路可行,一是自霍泉向东拾级而上;一条是驱车绕霍山南端盘山而上。到达顶端是一片被硬化了的开阔地,即寺前广场。山门在广场的东端,其地面高于广场,是上寺的大门。山门三开间悬山顶建筑,明代重建,山门平面布局为金柱居中,前后设廊柱,在中心两金柱之间安装板门,两次间做墙分隔前后。门外两侧各塑金刚一尊,手执降魔法器,怒目健壮,威风凛凛,虽然外表稍有风化剥损,但不失明代风韵。

山门之内是塔院前院,不甚开阔,向北紧接塔院的垂花门。垂花门单开间,悬山顶,前后设廊,中间辟门,地面高于山门,四周设花栏围墙,进入垂花门便进入上寺第一院即著名的飞虹塔院。

一、飞虹塔

飞虹塔,古名阿育王塔,建造年代早于俱庐舍寺,即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以前就已建造。这种塔建在庙宇之前,且压在中轴线之上的做法,是我国汉唐以来佛寺建筑古制中固有的一种格局。它是按照佛教教义中,以佛为尊、以塔代殿、塔内供佛、佛居首位的理念与规制而设置的。

现存飞虹塔是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大地震塌毁后的212年,即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开工复建,到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竣工,历时十三年,真可谓艰辛困苦,历经磨难。

这座由襄陵县宝胜寺僧人达连,主持重建的飞虹塔,因塔身用五彩琉璃镶嵌,故又称琉璃宝塔。塔为楼阁式构造,平面八角形,十三级,总高47.31米。塔身为手工青砖砌筑,逐层向内,收分明显,致使上下各层的塔檐轮廓呈接近直线的椎体。塔身下部有木结构围廊一周,是明天启二年至七年(公元1622—1627年)创建的,此塔廊比塔身整整晚了一个世纪。塔的正南面出龟须座一间,设廊三楹,为重檐十字歇山顶抱厦。“塔之最下层供极大的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塔自二层起至顶层,平面逐层缩小,高度逐层递减。塔身各层八面皆设券洞。二层、十层至十三层,

▲ 广胜寺飞虹塔全景

各有一券洞通向内室,三层至九层,各有两券洞通向内室。这些券洞,不是为观光而设,主要是为塔内提供采光。其它券洞外用佛像、菩萨、金刚等琉璃制品装饰,内部不见其券洞。各层塔室平面为八角形,顶部用叠涩收分构成穹窿藻井。当心设一小孔可上下通透,是当年建造者悬挂中心轴线的位置。塔内设台阶可供攀登,但台阶步高近70公分、宽10余厘米,成一个约60°左右的陡峻坡度。攀登稍能休息的地方,竟然无路,需要折返180度才能找到攀登台阶。梁思成与林徽夫妇攀登飞虹塔时有感地说:“因走上这没有半丝光线峻梯的人,在战栗之余,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飞虹塔可攀登至十层,要想再攀,只有从十层券洞钻出至外檐,通过攀爬铁链才可到达顶层。

通观飞虹塔,除第一层部分为塔廊遮挡外,其它显露塔层通身尽被装饰琉璃,若雨后天空晴朗,白云环绕其间,几十里外即可看到五彩斑斓的琉璃宝塔,它宛若飞虹一般悬挂霍山其间,美不胜收,使人心旷神怡,心生神往。

飞虹塔的琉璃的确不凡,从色泽、塑造、烧制工艺及质地来说,都可算无上精品,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被誉为广胜寺的“一绝”。

飞虹塔琉璃的安装,非常科学,一至三层富丽堂皇,向上逐层减少,这些斑斓的琉璃五光十色,使人应接不暇,以至于感觉不到上层琉璃装饰在减少,只感觉到高大的琉璃宝塔金碧辉煌,十分壮观。

第一层。被围廊遮挡了大部分,仅有琉璃仿木斗栱构件和少部分装饰可见。塔的八个面,每面设琉璃仿木建筑三间,可见柱子、平板枋、垫板、雀替。在平板枋上置放五踩斗栱,当心间平身科斗栱出斜栱,这和下寺水神庙的斜栱是一样的布局。有趣的是在大斗上装饰莲瓣,斗栱顶部的耍头上多数“做成狰狞的鬼脸,尤为滑稽”。

在正南面的中间开设券洞式门道,供登塔者出入。券门的两侧,各塑琉璃金刚一尊,在金刚的衣襟处刻有“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的题记,这是记载飞虹塔琉璃的确切年代;东面当心间,镶嵌普贤菩萨合掌站立于白象背莲台之上;西面当心间,镶嵌观世音菩萨合掌侧面,站立于独角兽背莲台之上;北面当心间,镶嵌一座精美的殿堂,殿堂之下,普贤菩萨合掌站立在狮背莲台之上;四斜面的当心间,皆设重檐十字歇山顶城门楼,楼下部设有城墙垛口等。

第二层。二层的琉璃镶嵌范围为一层檐脊顶至三层平坐以下的部分。在这个范围内,又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即上部为仿木建筑构件部分,下部为人物龙兽部分。

上部,以垂莲柱的形式将塔的八面各分为三间,柱上施平板枋两道,平板枋上设置七踩三下昂斗拱,当心间仍用斜栱。由于只是装饰作用,所以各攒斗栱不一定在其位。由于斗栱规制增大,显得壮丽繁华。

下部,各转角镶嵌一尊大力士,其头顶莲盘,承托转角柱上的荷载。正南面,金刚骑于狮背,甲胄装束,两侧倚壁雕塑二明王驾龙天空游弋场面;正北面,下方铺垫富贵牡丹和化生童子,上方雕塑五组琉璃作品,中间雕凤凰展翅,两侧雕骑瑞兽金刚。最外两边塑造两条对应的黄龙,其鳞片顺行排列,秃尾无鳍等与大同九龙壁的做法较为相似;正东面,中间金刚端坐,手捧供物,虽然烧造时有发料染面,但仍不失其威严。两侧镶嵌圆盘凸雕麒麟、瑞狮戏子图;正西面,中间券洞前塑金刚坐像,圆目闭唇,胡人面庞,两侧雕升降团龙各一;其它四侧面,大致相同,中间均雕塑金刚一尊,两侧或雕团龙,或雕假山人物,或白马驮经等。

总的来看,二层琉璃雕塑是以金刚人物为主,其它雕塑为辅的传统布局模式。

第三层 。三层琉璃镶嵌的范围是从平坐至檐脊以下的部分。由仿木建筑和塑像人物两部分组成。所不同的是仿木建筑的平板枋之上不设斗栱,用仰莲代替,这种做法在实体古建筑中无有实例,但看起来显得更具富丽堂皇。

在人物塑像的下方,设置精致勾栏周匝,置于人物外围,当心间,勾栏内折成八字形造型,惟妙惟肖,十分到位。转角处不再设置力士人物,改用绿琉璃柱子代替,在转角的前面,独立安装了八大天王守护。

三层每面的中间都留有较高的券门,在券门的外面,用绿琉璃剪边,把券洞装饰成壸门式样,在绿琉璃上沿壸门点缀花状宝石,形若佛龛,显得华贵、庄重。壸门前雕塑有八大菩萨,每面一尊。菩萨身着黄衣,姿态各异,皆骑瑞兽坐骑之上,其身前或身旁各雕一尊较小金刚,持器护法。壸门两侧塑协侍各一,或双手捧物,或双手合十,体态谦恭。

正南面,雕塑文殊菩萨,头戴绿花冠,胸佩璎珞,手执法轮,结跏跌坐于淡黄色狮背莲台之上。两协侍东侧的为诸天像,西一老者是质多罗;正北面,塑虚空藏菩萨,头戴黄色花冠,镶嵌如意紫色宝珠,胸佩璎珞,双手施无畏印,结跏跌坐于狮背莲台之上。其背后壸门雕塑两条黄龙,头下尾上,这是八大菩萨所设壸门中最为独特的造型。两侧两沙门弟子谦恭当值;正东面,塑文殊菩萨,头戴绿色花冠,嵌金色佛像,半结跏坐于狮背莲台之上。左侧站协侍菩萨,右为质多罗侍者;正西面,塑文殊菩萨,面相留有釉迹,除手势、半结跏、绿色狮子外,其余与南面的像及协侍配置基本相同。东北面,塑普贤菩萨,头戴花冠,胸佩璎珞,无莲台,菩萨半结跏坐于象背鞍鞯之上。左侧为武士协侍,右侧为菩萨协侍;西北面,观世音菩萨,头戴花冠,镶弥陀头金象,左手托净瓶,结跏跌坐于麒麟背莲台之上。左侧菩萨协侍一尊,右侧护法金刚一尊;东南面,塑虚空藏菩萨,头戴金冠,胸佩璎珞,左手抚漆,右手作说法印,半结跏坐于马背鞍鞯之上。其左侧协侍为菩萨,右侧协侍为诸天;西南面,塑地藏王菩萨,头戴卷云宝冠,嵌金佛一尊,左手置于腿上,右手托宝珠,半结跏坐于独角兽鞍鞯之上。左侧协侍为诸天,右侧协侍宝藏天女。

三层的雕饰,多以佛教密宗教义为本。所塑造的八大菩萨中,文殊菩萨塑像就占有其三,虚空藏菩萨占其二,除普贤、观音、地藏三大菩萨外,尚有金刚手菩萨、除盖障菩萨、弥勒菩萨没有列入其中。这与明代信奉者对文殊菩萨和虚空藏菩萨的崇信以及琉璃制作者均有关系,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更不可苛求古人。

四层以上不如下三层丰富华美,琉璃雕饰逐渐简洁,这种下繁上疏的做法,这也是建塔常见的传统手法。从佛学上讲,塔身三层雕饰已入释教空间,再上即为佛的世界,或为空居天。各种佛、菩萨、童子等类,凡以得佛果者皆居其上。所以塔的三层以上雕饰简洁,这也是佛学达到一定境界的表现。自四层向上,仍然是琉璃仿木建筑,每面三间格局,转角用立柱,柱头用立枋、平板枋承载斗栱及屋顶的荷载。塔檐下斗栱与仰莲交替使用,即双数层檐下施斗栱,4、6层为五踩斗栱,其余为三踩斗栱;单数层檐下用仰莲,5层仰莲4层,7层仰莲3层,9层仰莲2层,11、13仰莲1层;各层券洞均装琉璃壸门,券洞口,或置佛像、菩萨、童子,或置法花、牡丹,或置宝塔、宝瓶等;券洞两侧镶嵌园坛宝珠、菱形坛宝珠、花饰、斗升等。

塔刹。指塔的最顶端部分,分上下两檐。下檐叠涩内收,依角安装八条戗脊,脊头安装戗兽。上檐继续叠涩回收至当心垒砌束腰刹座,座上置放铜质鎏金覆钵,钵上装铜质项轮和宝珠,中心立插杆一根,将上下部件连贯一体。在下檐叠涩的部位,安装喇嘛式小塔四座,上面刻有题记:“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损坏,四十二年四月初八日重按顶”。塔顶至下檐八角,皆系有铁链一条,以防风力、地震对塔刹的撼动。在塔的各层转角龙口内,皆衔风铎一枚,遇有风起叮当作响,悠悠钟声回荡千年古刹之中,意韵可人。

二、弥陀殿

弥陀殿在飞虹塔北面,紧邻塔院,是寺内一座结构较为

奇特的元代建筑。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下寺水神庙明应王殿东壁壁画中有展示。壁画的右上角描绘有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大地震前的广胜寺上寺全景图。根据此图和有关记载不难看出,宋金时期并无弥陀殿,而是在弥陀殿的位置上,建有一座楼阁式三层四檐十字歇山顶的宏大建筑,名曰大钟楼。楼内悬挂金天会年间(公元1123—1137年)铸造的万斤巨钟一口。经金末兵灾和元代大地震,大钟楼倾毁殆尽。在以后的复修中并未恢复大钟楼,而是在大钟楼的基址上,建造了这座俗称前殿的弥陀殿。

▲ 弥陀殿又称前殿

弥陀殿单檐歇山顶,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平面近方形。前后檐明间设门,整座殿不设窗户。柱子瘦高,明间开间较大,次间、稍间递减比较厉害,虽主次分明,但此种做法实为特殊。两山墙的檐柱,为了配合梁架变化的需要,也作了调整。特别是柱头普拍枋的接头,采用“勾头搭掌”的方法制作,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看了后说:“此殿所见,则如《营造法式》卷三十所见‘勾头搭掌’的做法,也许以前我们疏忽了,所以迟迟至今才初次开眼”。

虽然殿距飞虹塔很近,但殿内空间感觉却很宽敞。其主要原因是殿内梁架巧妙的使用大额枋,使原有柱子得到了减少和位置的移动,古建叫减柱造和移柱造。利用这些手法,使弥陀殿的柱网发生了很大变化,五间大殿内,仅用四根金柱便完成了构架,这是现存的古建实物中,仅存的实例。

斗栱坐于柱头阑额、普拍枋之上,承托檩、椽及屋顶的荷载。该殿设有柱头、转角、铺间斗栱。前后檐在明间设补间斗栱两朵,次间一朵,稍间和两山不设补间斗拱。斗栱结构为五铺作,重栱计心造。前檐斗栱双下昂,后檐单抄单下昂,两山双抄无昂。斗栱这种疏密有度,规制变化自由的手法,打破了传统固有的格局,增加了美感和韵律。

弥陀殿不安装天花板,为彻上露明造,人们进入大殿内,可直接看到梁架结构。要在平面上进行减柱、移柱比较简单,也易做到,在梁架的配置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弥陀殿的梁架配置不但对室内柱子进行减柱、移柱,而且还减掉了不少大梁。一般的早期建筑,像弥陀殿这样进深六椽的结构,通常会用四椽栿对接前后儒栿的做法,在四椽栿上叠加平梁来支撑檩椽。而此殿不用儒栿,减去四椽栿,在前、后檐和两山各向上架一斜爬梁,利用杠杆直接托起平梁,在平梁上设置儒柱支撑檩椽,承担上部荷载,这样的大胆做法的确让人惊叹。仰观弥陀殿梁架,就像进了建筑结构力学的殿堂,进了“杠杆”的世界,无处不在的力学典范让人折服,杠杆的极致应用,更让人惊艳与赞叹!

殿内在两根后金柱处垒墙,墙前垒筑佛坛,坛上供奉佛和二协侍菩萨。佛像系铜铸为弥陀佛像,菩萨泥塑为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佛坛的背后,供奉大肚弥勒佛。其墙壁满绘壁画,据记载为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绘制。

从弥陀殿的瓦顶、门扇、墙体、壁画等均为明代形制,柱子、斗栱、大木架尚属元代遗构。在历史沧桑的广胜寺,能保存下来,确属不易。

三、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居寺中央,俗称中殿,又称释迦殿。在下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中显示为重檐歇山顶大殿。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大地震后,殿宇复建,遗憾的是没有见到碑记和其它文字记载。现存建筑为明代建筑,大殿的脊檩题记枋上记载:“峕景台三年(公元1622年)岁次壬申二月初三日丁卯吉时竖柱上梁,本县正堂承事郎知县王智、县丞宋善、主薄沈善、典史王斌、儒学教谕鲁达、训导彭泽、修造主净月、□宿宽晃、主持宽毅仝吉祥如意”。这无疑是大雄宝殿的佐证。唯有大殿的前廊、后抱厦是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添加。

大雄宝殿悬山顶,面宽五间,进深六椽,前檐设插廊,后檐当心间建抱厦一间。大殿不设窗户,五间皆设隔扇门封户。大殿的柱网布置(除前廊和后抱厦),前后檐柱及两山柱一周,殿内前后槽柱子两列。这种柱子成排、成行,是明代比较规矩的布局。

▲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的柱子用材不大,在柱头之间用额枋和平板枋联系,承托上部的荷载。前廊和后抱厦,不设斗栱。殿身前后檐斗栱简洁,仅在柱头使用。构造为三踩单下昂斗栱,有少数构件仍保留有早期建筑的风格。

大雄宝殿的梁架,采用六架梁对接单步梁用五柱的做法。六架梁比较长,自前檐柱直接通到后槽柱与后檐柱之间,剩余部分用“断梁再接”的方法,补加一截同尺寸的梁至檐柱。在断梁下设一攀间替木以承上部荷载。在六架梁之上再叠置四架梁,梁后部压过断梁接口。在四架梁的尾部放驼峰,承托抱头梁和后檐下金檩。这些复杂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断梁再接”的问题。明代匠人或因材料不够,不得一使用断梁的技法,这不光是有胆量问题,历经近400年的考验证明,匠人的技艺是十分高超的。

庙宇的屋顶虽为悬山顶,但瓦顶四周用了绿琉璃剪边,使屋顶显得简洁高雅。尤其是正脊,虽然有不少损坏,但依然能看到原装琉璃脊饰中有龙、凤、狮、虎、山石、莲蕊、牡丹、化生童子、仙人等 。这些脊饰堆花,生动、鲜活,或张口大吼,或嬉戏打闹无不体现工匠的高超技艺。现存琉璃中,除部分是后配的外,多数为明末、清初之物。

殿内依后槽金柱,在明间和两次间处垒砌佛坛,其上设立佛龛廊柱,雕制龛楣花罩三间。当心间供奉释迦佛,左右两次间分别供奉文殊、普贤菩萨及诸侍者。大殿两侧垒砌神台,分列铁铸十八罗汉像。明间佛龛前上方,悬挂清世宗胤禛御书“光辉万古”匾额一方。廊下悬挂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铁钟一口、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铁牌一面,工艺上乘。

四、毘卢殿

毘卢殿,又称天中天殿,俗称后大殿。为上寺第三进院的主体建筑。其创建年代不详,在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中有图像绘制,显示为重檐歇山顶。也就是说宋金时代为重檐结构,不是现在的单檐构造。

▲ 毘卢殿又称后大殿

现存毘卢殿,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又称庑殿顶)。在我国殿堂建筑屋顶的式样中,四阿顶至上。所以毘卢殿在广胜寺的建筑中,是天中天,至高无上。殿内明间脊檩下题记板题记:“惟大明弘治拾年(公元1497年)岁次丁巳十月十七日卯时上梁,□□徒朝学、朝文、朝安、朝能、朝会、道觉里义官李旺、男李环、李镇施银陆拾两,木匠李聚、男李旺、李宥、男毛澄邢全、孙邢贤孝,铁匠王文政、谨志大吉”;殿内东南隅檩下替木上题记:“弘治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普陈记成”;殿顶脊刹背面题记:“琉璃匠乔志清、乔六信、乔胃弘治十三年四月,修造僧人惟显门朝学、朝安、朝□、朝□”;明间隔扇门边的铁叶上刻:“弘治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字样;殿前檐明间柱子内侧泥筋上题记:“峕大明关丘惠四年(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五月日彦和立粉”;殿内南壁东次间墨书题记:“彩画东壁丹青,本县西霍夅乡石明里祖传会公杨怀、男杨景时、杨景达、杨景富......洪洞县门人左得山、李昭、大明正德八年夏五月工毕”;南壁西次间墨书:“彩画西壁丹青,祖传会公杨希节、次男杨敢大明正德八年夏五月日工毕”。这次毘卢殿重建工程题记众多,其时间从明代弘治十年至正德八年之间,即公元1497年—公元1513年。这次工程从竖柱上梁到彩画丹青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6年,可见工程时间之长,各道工序要求之精细,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毘卢殿殿内的柱子布局较为特殊,四周共用檐柱18根,除前檐当心间设隔扇门外,其余不设窗户,全部做墙封堵。用“减柱和移柱”之法,将殿内金柱减掉一半,现只剩四根柱子,大大增加了大殿的使用空间,给礼佛朝拜活动带来了便利。

毘卢殿的柱子还保留有宋金时期升起与侧脚的做法,即当心间用同高的平柱,两侧的柱子逐渐抬高,并且所有柱子,都向里微倾。这样使建筑的作用力向中心集中,增加建筑的稳固性和抗震能力。毘卢殿角柱比当心间平柱升高5公分,柱子向里倾斜3公分。柱头微显卷杀,各柱头之间,用阑额、普拍枋进行连接,普拍枋与前殿一样,采用“勾头搭掌”的古法进行连接。在普拍枋上置放斗栱,用以承托梁架和前檐的荷载。斗栱有柱头斗栱、转角斗栱和补间斗拱三种。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梢间及两山各用一朵。斗栱为五铺作计心造,前檐及两山多为双下昂,后檐及两山面的后间多为双抄,也有少数为单抄但昂。昂为琴面式,蚂蚱头型耍头。斗栱变化多且无规律,和重修用旧构件搭配有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前后檐明、次三间和两山面中间两间的补间斗拱,皆用重昂式构造。第一层用假昂,第二层为真昂,真昂是一根矩形长枋木,其前端斜伸檐外,作琴面式头,古建筑称其为琴面昂。后尾向上方斜伸,直到上部檩条的下方,它下压攀间枋,上挑下金檩。这种做法沿袭了宋金时期殿堂铺作的固有格局。

毘卢殿的梁架结构为彻上露明造,由于进行了移柱和减柱的做法,梁架结构发生了与之适应性的变化。采用大额枋解决了移柱的问题,利用斜爬梁减掉了次间、稍间的柱之。在明间的梁架上,采用了近乎“六架椽屋前后儒栿用四柱”的做法。但与《营造法式》的做法仍有不同,由于采用了减柱、移柱、大额枋的手法,迫使架在大额枋上四椽栿的两头部,伸到了大额枋之外很远的地方,去支撑上部的檩条,这样四椽栿伸出约有半间长的部分就被悬在了空中,要不是工匠在下部采取了有效的支顶,栿头将被压断,这真是艺高人胆大。明代工匠不但继承、沿用了金元时代的做法,而且还进行了不少的创新,这种继承与创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殿宇的顶部自檐头之脊顶逐步加高,这是由屋顶举折所造成的,举折是指两檩条之间水平距离和抬高距离之比数。一般来讲檐头比例小,越往上比例越大。毘卢殿的举折自檐头向上第一举为4.6,第二举6.3,第三举8.9。这样既能保证瓦顶的坡度,又能使排水流畅,既增加美感,又能抵御各种水平推力的危害。

毘卢殿的屋顶叫四阿顶,殿顶使用筒板瓦覆盖,用黄、绿、蓝三色琉璃进行剪边,前坡中间铺设蓝色琉璃方心。正脊两端安装的高大的孔雀绿卷尾鸱吻和四条戗脊头上的龙首套兽合称五脊六兽,皆为琉璃构件。戗脊背上各安装武士一尊、小兽八枚,其中有:飞马、狮子、凤凰、押鱼、獬豸、海马、独角兽等。正脊高竖中央,由竖龛、狮子、白象、宝瓶组成。龛内站立一大肚罗汉,袒胸露腹,面含微笑,为大沙门和尚。和尚两侧,塑人身大雕像各一,其尾部类似凤尾。龛上狮子居中,托三颗宝珠,两侧白象较小,托两颗宝珠。脊座背面龛内,刻有琉璃匠弘治十三年的题记,这是琉璃烧造的确切文字纪年。在正脊和戗脊上堆塑出龙、风、莲等花卉。

毘卢殿墙壁比较厚,四壁作有壁画,是在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由洪洞县杨怀、杨景时和杨希节等人在五月完成的。绘有十二圆觉等佛教内容。殿内装修很少,算起来仅有明间的隔扇门一处。隔扇门开在明间当心间位置,共六扇,为六抹隔扇门。在隔扇门边的铁叶上刻:“弘治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的题记,这当为隔扇门完工的年月。隔扇门分为三对,其上棂花每对为一样,做工的精细特别吸引眼球,就连大家梁思成先生看了也大家大加赞赏,撰文道:“当心间格扇,花心用雕镂拼镶极精细的圆形相交花纹,略如《营造法式》卷三十二所见“挑白毬文格眼。......这格扇的格眼,乃由许多各个的梭形或箭形雕片镶成,在做工上是极高的成就”。这些做法,延续了宋金时期的古制,在金元古墓中也常有砖雕或绘画的出土,但精美的实物唯毘卢殿。

毘卢殿依后槽金柱垒砌佛坛,供奉三身佛像,身侧塑四协侍菩萨。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应身释迦佛。毗卢佛即密宗大日如来佛,居于中央。广胜寺在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公元1488—1566年),曾有密宗法师主持,留下不少密宗迹象,飞虹塔亦在此例。

第五节:广胜寺下寺

广胜寺下寺,在上寺山脚之下,霍泉之北,与水神庙毗邻,仅一墙之隔。下寺建寺比上寺晚,据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的《重修前殿佛落成记》碑中记载:“霍山南脚下,古有广胜寺一座,起自大唐之际”;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重修金佛像记》记载:“赵城广胜寺者,大唐始创,元朝重修,正殿原塑三身佛四智菩萨......”。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广胜下寺碑记》中记载:“古有广胜寺,创建于盛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约二十余年,有汾阳王请而赐额焉”;力空法师的《广胜寺志》云:广胜下寺之始建,乃无诤法师圆寂后一年时动工的。著名禅宗佛刹杭州灵隐寺高僧法圣北上亲临督工。据考证,无诤法师,乃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维修广胜寺上寺古塔时的维那僧。

这些虽有差异但所记均为唐代。是唐代的那个阶段,一说是(康熙十二年《重修广胜下寺碑记》)创建于盛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约二十余年,有汾阳王请而赐额;另一说是(《广胜寺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创建下寺。这二者至少相差44年,多者相差92年。《重修广胜下寺碑记》说:“约二十余年,有汾阳王请而赐额焉”。汾阳王郭子仪请赐额是有准确即年的,即在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大历四年加上二十余年,即为《重修广胜下寺碑记》所说的建寺时间。二者相加为公元789年左右,属唐贞元年间,据开元年相差甚远。这应该是《重修广胜下寺碑记》误把“贞”字误刻成“开”字,一字之差缪之千里焉,要不《重修广胜下寺碑记》的记载就自相矛盾了。由此可见《广胜寺志》的记载是准确的。

下寺自唐贞元年间创建以来,虽历经坎坷,但皆有复修。金代末期,战火兵乱,下寺水神庙俱毁,重建后至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洪洞、赵城大地震,寺内建筑全部倾毁。遂于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进行复建,西垛殿也于至正二年得以重建。山门虽未见题记,但就其结构来看亦是元代中期的架构。随后在明成化、天启,清康熙、雍正、乾隆等年代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维修和彩绘。

现存广胜寺下寺,南低北高,依地势而建,自南向北建有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西垛殿等。

一、山门

山门,亦称天王殿,原塑有天王像四尊,现已不复存在。山门建在约丈二高台地上,甬道陡而长。其面宽三间,进深两间,重檐歇山顶。大师梁思成描述为:“山门外观奇特,最饶古趣,柱高,出檐远,主檐之下前后各有‘垂花雨搭’,悬出檐柱以外,故前后面为重檐,侧面为单檐”。其下檐略短于上檐,这样的做法仅此一例。

▲ 下寺山门

山门平面布局较为简单,柱网分布面宽四柱,进深三柱,中柱两根,前后明间设门,前为板门,后为隔扇门。这种做法于元代板门安装在中柱上的做法显然不同。经详细观察,在两中柱之上下皆留有原来安装板门的卯洞。也就是说,现在的明间前后门是经后人改造而来的,原来板门是安装在中柱之上的。檐柱下的柱础盘经,占柱经的三分之一,恰合《营造法式》的规格,中柱下的柱础与之不符,且粗糙,应该是后人更换过的。

山门柱子瘦高,均在五米以上,柱头施阑额、普拍枋,普拍枋仍使用“勾头搭掌”古法连接,斗栱置于普拍枋之上。上檐斗栱分柱头、转角、铺间三种,其中铺间斗栱均为一攒。前后檐斗栱为五铺作,双下昂,重栱计心造,琴面式昂,蚂蚱头耍头。但侧面小柱上,则用双抄。泥道重栱之上,只施柱头枋一层,其上并无压槽枋。外第一跳重栱,第二跳令栱之上施替木以承挑檐榑。雨搭由檐柱挑出,悬柱上施阑额,普拍枋,其上斗栱单杪四铺作单栱造。悬柱下端截齐,并无雕饰。

山门梁架比较简单,中柱斗栱之上各设四椽栿梁架,四椽栿架在前、后檐和中柱的斗拱之上,承担前后檐槫,栿头做成衬枋头。四椽栿上使用较低的驼峰,叠加平梁,平梁上施儒柱、插手支撑脊槫、中槫。梁架之间用横向的攀间枋、普拍枋阑额、平槫等材料进行连接构架。两次间用抹角梁、角梁、太平梁、爬梁进行构建。檐椽上直接坐连檐瓦口,不用飞椽。

山门屋顶举折比上寺略小,檐头4.8举,脊部8.1举。显得瓦顶坡度平缓。椽子方、圆皆有、望板使用栈条铺置,这些当为后人修复时,“尽钱吃面”的一种应急做法。

二、前殿

前殿,名为弥陀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前殿建置在比院高起三米多的台地之上,殿前设台明,台明依地势而建,比殿低约米许,台明前垒砌礓礤甬道。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在前殿两侧增建钟、鼓二楼。规模不大,十字歇山顶,下券窑洞,经券洞下的礓礤台阶可通往后院。

▲ 前殿西次间梁架结构

前殿的柱网布列极为罕见,原本面宽五间,进深三间的殿,殿内柱网通常需要八根金柱,架设四根大梁,俗称“四梁八柱”。但该殿只用了两根后槽金柱便解决了问题,大大增加了殿内的使用空间。一般情况下,后槽金柱是垒砌佛坛的位置,坛上塑造佛像、背光等,不仔细观察,很容易造成殿内无柱的感觉。

前殿前后设门,前檐明间为四扇隔扇门,两次间阑额下安装直棂窗。后檐当心间安装较小的板门,与后院相通。檐柱柱头和店内金柱柱头均有卷杀,金柱的卷杀更为明显,这是金元建造的特征之一。柱头均用阑额、普拍枋进行结构。在普拍枋之上设置斗栱。由于是悬山顶,斗栱分为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两种。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栱,正心用泥道重栱,单昂出一跳,四铺作,跳头施令栱替木,以承橑檐榑。令栱与梁头相交,昂嘴较薄势甚弯琴面式。这种少使或不使补间铺作的做法,显得更为古朴,更为简洁。

殿内金柱的减少与否,主要取决于梁枋的构造,正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面对纵跨:18.91米,横跨12.18米的大殿,元代工匠采用自然原木,独特的技艺建造出来举世无双的梁架结构。首先在明间梁架的处理上,采用了前四椽栿对接后儒栿用三柱的做法,减掉了前槽金柱。然后在四椽栿和两山的柱头斗栱之上,顺屋面的方向放置大额枋,减掉次间、稍间的金柱。通过这两种结构,殿内就只剩下明间后槽两根金柱了。明间梁架,在四椽栿、儒栿和大额枋梁头之上,再架四椽栿、平梁承托上部的平槫(檩条),在平槫的两头,用插手、托脚支撑、稳固儒柱和栿头。次间的构架配置,更是该建造的一大亮点,用斜爬梁从前、后檐柱的斗栱之上,斜向向上,压过大额枋,伸到平梁中心点的下方相接,上置驼峰于斜爬梁腰部的侏儒柱一起承托上部的平梁构成整个次间梁架。这种搭配的梁架结构甚是巧妙,看到了破解四椽栿用法的绝佳方法,不能不令人拍手叫绝。

瓦顶施园椽加飞子。坡度举折比例不大,自下而上第一架4.5举,第二架5.7举,第三架8举,坡度比较平缓。瓦顶用筒板瓦覆盖,四周黄绿琉璃剪边。琉璃脊兽和瓦件,为明代成化年间制品。大吻似巨龙一条,简练大方。脊刹较小,立龛内塑敞腹微笑的大肚和尚一尊。龛座上站立狮子一尊,背托莲台,已不完整。屋脊上立有海马、押鱼等。

三、后大殿

后大殿,原名大雄宝殿,是下寺的主体建造,占居尊为。创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毁于地震。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水神庙和下寺筹募资材,开始兴建。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下寺重建大雄宝殿竣工,并塑造殿内塑像,绘制四周壁画等。现存大德明间脊槫下题记板题记为:“时大元至大二年秋季下旬有八日修造□□□□□□□重建,梓匠洪洞县□□庄成付器谨志”。这款题记,准确的记载了大雄宝殿的修造时间,记载了工匠的基本资料。为人们了解广胜寺的历史,了解工匠的基本情况等都提供了文字和实物资料,实为难能可贵。

大殿居后院北端,坐北向南,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悬山顶。前檐正中三间设门,门两侧稍间的高处设直棂窗。1995年修缮后大殿时,发现后墙有门框、过木等构件。推测大雄宝殿后还有建筑,不知何故没有复建和启用。现门框构件仍然埋在墙中,有待后人解开此谜。殿前垒筑月台,月台宽至稍间,条砖铺墁。

殿内布局较为特殊,前后檐各用八根柱子,两山仅有两根柱子。殿内本应设金柱十二根,但实际只用六根。其中前槽明间设金柱两根,后槽明间两根,另外两根仅然被移在了稍间的中线之上。全殿共减掉金柱六根,移动金柱两根。这种减柱又移柱的布局之法,在唐宋建筑中很少见,就在金元建筑之中也属孤例。殿内柱下皆设覆盆式柱础,素面无装饰,但覆盆弧线和缓,似为宋金做法。柱子安装采用了升起和侧脚,柱子从平柱至角柱升起约10厘米,侧脚前后檐内倾8厘米,两山倾6厘米,比宋代《营造法式》的规定还有过之。所有立柱均采用原始木料,不经加工即行使用,柱头有明显卷刹,其上留有加工痕迹。前后檐柱头施阑额和普拍枋,阑额出头加工成榻头,普拍枋用“勾头搭掌”进行交接,这是广胜寺建筑的一大特点。

后大殿只在柱头上使用斗栱,不设铺间斗栱,显得庄严古朴。前檐斗栱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计心造,儒栿头作蚂蚱头耍头。后檐斗栱经后人维修改造,没按照原来规制进行恢复,而是挑选旧构件删减使用,致使后檐斗栱变化较大。或斗口出一跳华栱其上压斜爬梁头,梁头承撩檐槫。或斗口出实拍栱,内做榻头替木,上承儒栿、撩檐槫。各斗栱之间无规律可循,随意搭配。殿内金柱之上各施斗栱一攒,明间后槽金柱不施阑额和普拍枋,栌斗直接坐在柱头上,承托上部额枋、梁架。

大殿两山出际较大,几乎占到二分之一间的大小,比《营造法式》规制出际还要大,可谓少见之例。殿顶施园椽,不用飞子。屋顶举折自下而上为第一架3.7折,第二架5.2举,第三架7举,第四架8.3举。殿顶坡度较为平缓,这也是早期建筑的特点之一。殿顶用筒板瓦覆盖,四周施黄绿琉璃瓦剪边。由于年久,琉璃面有所剥落,鸱吻卷尾上部缺失,其手法与前殿一致,当为明年间的制品。脊两侧雕饰缠枝牡丹、化生童子、腾龙等。脊背有押鱼、海马、狮子等灵物。

殿内后槽金柱后面垒砌佛坛,坛上供奉三身佛。为自性身、受用身、应化身佛。法名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居中),报身卢舍那佛(东侧),应身释迦佛(西侧)。三身佛两侧分塑文殊和普贤菩萨。这些塑像与建筑为同时代的作品,即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塑造。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对塑像这样描写:“正殿佛像五尊,塑工精极,虽然经过多次的重妆,还与大同华岩寺簿伽教藏殿塑像多少相似。侍立诸菩萨尤为俏丽有神,饶有唐风,佛容衣带,庄者庄,逸者逸,塑造技艺,实臻绝顶”。

第六节、水神庙

水神庙与广胜寺下寺一墙之隔,居下寺的西侧。其庙是民众因感恩霍泉之水恩泽于民而建立的祭祀神庙。据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修明应王庙碑 》记载:引《太平寰宇记》:“自唐宋以来,目其神曰大郎,然明应王号传之久矣”。力空著《广胜寺志》云:“唐皇室极其尊重佛塔,迨塔工告竣随派丞相李泌来山封明应王神以护之,并有司于山下建明应王祠,岁时享祭”。这些记载说明,水神庙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原称大郎庙,后封为明应王神庙。

该殿在金末毁于兵火,后复建。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毁于地震。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开始重建,是年秋土木工程告竣;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神龛完成;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壁画沙泥完成;同年立《重修明应王殿之碑》,碑中记载“刘思直塑像揭瓦”。说明延祐六年塑像工程完成;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殿内壁画完成。这次工程历时19年,可谓慢工出精品。现存明应王殿,除围廊、瓦顶为明代重修,其余大木架、神龛、塑像、壁画、板门等均为元代遗物。

水神庙自元代地震后,兴工建设的还有山门、乐楼、东西厢房等。由于历史变迁,现在仅存山门、东窑洞、明应王殿等。除明应王殿为元代建筑外,其余皆为明清时期建筑。

一、明应王殿

明应王殿,俗称正殿。面宽、进深各五间,平面正方形,围廊四周,重檐歇山顶。殿前筑与殿身几乎同宽的高而大的月台。月台四周边沿铺压檐石,两角各放角石一块,中间用方砖铺墁。月台前部中央、后部与台基连接处,设礓礤踏道上下连接。直得关注的是踏道的侧面,用砖造型成规范的菱形象眼,这种做法在《营造法式》中有记载,但无实例发现。明应王殿的月台、踏道七百多年来原制未变,可谓宋元时期留下的重要的实例证据。月台前部建垂花门一座,前后用戗柱稳定垂花门立柱,架构屋顶,简洁朴实,是为明代增建。

大殿四周围廊系明代增建,元代遗构实际为面宽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殿内仅设两根后槽金柱,减掉了前槽金柱。大殿的柱子均有升起和侧脚,保留了宋金时期建筑的特点。门为板门,设在当心间,不设窗户,四周做墙。

大殿廊柱无有卷刹,殿身的檐柱与金柱均有卷刹。柱头阑额、普拍枋的设置,廊和殿身的规制有所不同。廊柱阑额、普拍枋规制较小,并添加了通间花替。殿身的阑额、普拍枋用料较薄。普拍枋的接头没有采用传统的“勾头搭掌”之法,而是采用垂直对头做法,这种接法在广胜寺的建筑中较为少见。

斗栱分为上檐和下檐两层。下檐是指廊子柱头斗栱,分为柱头斗栱、铺间斗栱、转角斗栱三种,皆为四铺作,单下昂。廊下铺间斗栱前后檐皆,两山的当心间和施一攒,显得舒朗,前檐当心间铺间斗栱用45度斜昂,昂头做成琴面式。上檐斗栱,即殿身檐柱上的斗栱。同样分为柱头、转角、铺间三种斗栱。其中铺间斗栱当心间为两攒,两次间设一攒。斗栱设置前檐及两山为五铺作,双下昂重栱计心造,后檐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重栱计心造,昂均做琴面式。

殿内后槽金柱及两山檐柱上施阑额、普拍枋,普拍枋上设斗栱一列,分为柱头、铺间、转角斗栱三种。铺间各施斗栱一攒,当心间用斜拱。斗栱规制类似四铺作,上部的方材与梁架构件相连接。这种做法继承了宋金的规制,将梁架与斗栱连接为一个整体,古朴典雅,增加了结构的稳固性与殿宇庄严华丽而落俗的要求。

明应王殿的梁架分为廊和殿身两部分。廊部采用儒栿、儒柱、插手构成梁架结构,承托檐槫和脊槫。两山在儒栿之上还增加了丁栿;殿身梁架,即上檐梁架。在当心间平柱斗栱之上架六椽栿通梁,减掉了前槽金柱。其上叠加四椽栿、平梁来承托上部平槫、椽、飞等荷载。两次间的平柱之上各施丁栿一道,后尾搭在六椽栿之上,梁头压在斗栱上做亲枋头。丁栿腰间立儒柱合榻承托檐枋,檐枋上放置大斗,承托上部太平梁,太平梁上架儒柱、大斗、栱材、插手等承托上部荷载。整个殿内梁架,横向施梁,纵向使用攀间枋材、阑额、丁栿等材料交错构架,形成稳固的结构,这是明应王殿历经七百多年的内在原因。

屋顶的举折,是屋顶的外观造型艺术和历史发展特征的表现之一。一般来讲,早期平缓,晚期陡峻。明应王殿的屋顶举折第一架为4.5举,第二架为6.5举,最高架为7.7举。可看出屋顶较为平缓,符合宋金特征。屋顶用园椽,不用飞子,显得简洁。瓦顶用筒板瓦覆盖,除前檐廊脊使用部分琉璃外,其余皆为灰色。正脊低矮,鸱吻较小,此非原物,当为后人维修时随即进行更换的结果。

▲ 明应王殿西壁笔画

殿内依后槽金柱的中心至后墙,垒砌神台,在两金柱之间上部装修木板横披、挂落、花替等构成龛楣。横披木板上书写“湛恩汪濊”四字匾额。神龛内塑造高大的明应王坐像,背后为木制花卉屏风。明应王身着王服,头戴王冠,威仪整肃,端坐龙椅之上。左右有男女侍者持巾、捧印、持盘、奉盒,分立两旁。男者谦恭而立,女侍者端庄大方,亭亭玉立,不失聪慧之气。神龛之下站立四位大臣,着官服,戴梁冠,持笏于胸前,微倾恭敬站立,似在倾听明应王的指示。

殿外板门左右站立文吏各一,头戴乌纱,双手交于腹前,面目端庄严肃,虽非佛寺的护法,但也大有不可侵犯的威严。这些塑像虽还保留宋金的风格,但已趋于写实,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上的人物颇有些相仿,是典型的元代彩塑。

二、明应王殿壁画

明应王殿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开始复建,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殿内砌造沙泥完备。现殿内在神龛、壁画上仍留有题记五处。神龛西侧屏风背后草拌泥上留有“延祐三(年)五月初一日记”,这是未泥干后写上去的;南壁东次间杂剧图横额题记末尾留有“泰定元年四月”这是画师作画留下的;板门四周八字墙上绘有数枚钱币,钱币上的题记为“泰定元年”;在殿内两次间南壁上部,分别留有《南霍渠彩绘西壁记》和《北霍渠彩绘东壁记》较大篇幅的题记。这些题记除记载中有:祷语、主持、布施人等外,还清楚地记载了殿内壁画,东半部为北霍渠(赵城)的用水村庄布施所绘。画师有:待诏王彦达和他儿子王小、待诏胡天祥、马文达、待诏□□□ 、元彦才、元小待诏、席待诏、藉收益门人郝善;西半部为南霍渠(洪洞)用水村民布施所绘。画师为洪洞东安村的绘画待诏赵国祥、周村的商君锡、南样村的景彦政。题记的末尾记时为“时大元岁次甲子泰定元年蕤宾月(五月)初一日志笔”。这些记载清楚的告诉我们:一是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复建明应王殿,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五月,壁画绘制完成。从壁画泥涂抹完成,到壁画绘制完成共用了五年的时间。二是壁画分别是由南霍渠(洪洞)与北霍渠(赵城)分别出钱,各自雇佣画师,分工完成了西壁和东壁壁画的绘制。三是雇佣的画师是当地的著名画师,西部画师记载了村名和姓名。东部只记载了画师的姓名,无了留下村名,这可能是画师籍贯是洪洞人,被凭来代表赵城绘画,是没留村名之故。

明应王殿的壁画,分布于前檐廊下板门两侧和殿内的四壁之上。除前檐廊下左右两幅壁画,因受阳光、风吹等自然损害退色外,殿内的壁画大都保存完好。据统计,明应王殿内、外的壁画共计有222.59平方米,其中东壁和西壁壁画的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53%。

壁画发展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人类,它们都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社会形态、宗教信仰以及人文追求的证实的认知。明应王殿的壁画也是如此,壁画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元代中期,晋宁路赵城、洪洞一带人们对水的渴盼和对水神的敬仰与感恩,同时也反映了神间及民间的社会生活状态。水神庙的壁画,虽然由洪洞、赵城匠师分东西两部分绘制,但其创作思想是一致的,有主有次,有呼有应,主要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祈神求雨、明应王施恩降雨及民间谢神还愿的情景过程。前檐廊下和殿内的壁画大致可分十四个部分,即十四幅壁画:

1、门神图。此图绘于门外两侧,画面高近四米,每侧各绘制门神画一幅。门神身披甲戴胄,左者持剑,右者持弓搭箭,双目圆睁,衣服飘逸,威风凛凛,似佛寺中的护法,大有不可撼动之势。门神主像两侧各画大小不等的二位协吏。西侧近门者为文职协吏,手拿册卷,双目圆睁,注视前方。外侧画一武士,脸部狰狞,背跨弓剑,手持绳带,目视右方。东侧靠门协吏稍显年轻,绿袖黄衫,左手持卷,张口瞪目,右手放至嘴边做惊讶神态。外侧同样绘一武士,裸上身,面部狰狞,白眉三只眼,左手握蛇,身背弓箭,酷似猿人。细观这两组壁画,虽为东西呼应,但与记载中的神荼、郁垒二门神不甚一样,其画面人物较多,文武人物皆有,神态各异,酷似当值的护法与官吏。

2、祈雨图。此图在殿内西壁的中部,是西壁的主要作品。画面布局,霍泉之主明应王居中,官吏持笏板文左、武右站立两旁。明应王头戴通天冠,身着将紫袍,腰系玉带,脚踩宝踏,左手抚膝,右手持圭板,半结跏趺坐在龙椅之上,庄严威武。明应王两侧,宝扇宝盖,花幡招展,场面盛大。座前有四位大臣持笏板恭立,与殿内的塑像场景基本相同。台阶之下绘一官吏,左右各有一持械鬼卒相随,如同衙役。官吏头戴乌纱,面向明应王而跪,手捧奏折祈求明应王开恩,降甘露于民间。这种宫廷礼制,基本符合我国历代殿朝礼仪中文官在左武官在右、礼仪仪仗分列两侧的格局。

3、太宗敕建兴唐寺图。此图位于殿内西壁南端上部,与求雨图相邻,中间用绿山、白云等自然环境相隔,没有硬性衔接的感觉,更显得山川秀丽,景色诱人。在山川之中,绘有众多的人马,行进其间。最前是两位持斧戟开路的武士,紧随其后的是打着“大唐”旗帜的骑士,旗后有马驮神龛一座,龛内有塔,佛光四射,祥云之上绘有一佛二菩萨,即西方三圣。神龛的两侧,有两位高僧陪伴左右。画面的主要人物是身着朱衣,骑高头骏马的帝王。其前有开路护卫,后有伞盖遮护,文武大臣簇拥而行,天空青龙时现时隐护佑保驾,展现了君王出行的壮丽场景。这幅壁画主要展现的是唐初李渊起兵,路过霍山时,李世民与宋老生在霍山一带发生战争,在当地人神的帮助下,唐太宗大破宋老生。为了感恩,唐太宗敕令修建兴唐寺,意在“兴唐”。这段历史在《霍山志》、《赵城县志》均有记载。

4、下棋图。此图位于西壁的北侧,画面不大,与主画面之间仍以山峦、云彩相隔。在群山叠峦之中,二官吏皆屈伸双腿,席地而坐,执子对弈。南侧官员,着朱色服,面带微笑,大有胜券在握之态。对面官员,左手抚膝,右手取子,聚精会神地关注棋势,做着应对的考虑。在对弈的背后,有四位侍者,执伞、衣物、饮具等恭立伺候。此画画面虽小,但从对弈者背后的四位侍者的衣着、相貌及谦恭、谨慎的举止来看,其非一般官吏的侍者,尤其是左侧的侍者更具有宫廷侍者的风范,这都表现出二位对弈者绝非一般的官吏,他们或为明英王,或为唐王李世民闲暇之余在此对弈。

5、捶丸图。此图位于西壁的北上角,在对弈图之上,是殿内最小的一幅壁画。在群峦起伏,云雾缭绕,环境十分的优美的山间平地之中,两位头戴东坡巾、身着朱色袍的官员一南一北,手执球杖,在全神贯注地击球。右侧的官员曲腿扬杆,准备击球。南侧的官员,屈身扶膝,认真地观察对方球的落点。两位官员的身后各有一位年轻的侍者,他们或举或平拖带有长柄的铜锤,为主人行球示意,盖是伴当儿。捶丸,捶者打也,丸者球也,是中国古代汉族球戏之一。关于捶丸活动的最早记述,见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署名为“宁志斋”的人编写的《丸经》。根据《丸经·集序》中“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述,可知捶丸形成期的下限至晚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捶丸的前身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当时的步打球类似现代的曲棍球,有较强的对抗性。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原来的同场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依次击球的非对抗性比赛,球门改为球穴,名称也随之改称为“步击”、“捶丸”。自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宁志斋”中记载《丸经》的活动至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明应王殿壁画捶丸图,只有42年的时间。 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捶丸图,该图形象地记录了捶丸的具体活动方法和器具,填补了我国古代体育发展史上的一项空白。

6、龙王行雨图。此图在殿内东壁的中部,为北霍渠赵城雇佣画师所作。该图与西壁祈雨图相对,是明应王殿内两幅主要作品。其画面与西壁的布局基本一样,主神明应王坐在中央的龙椅上,同样是头戴通天冠,身着酱绛纱袍,手握圭板。所不同的是,双足踩在踏上,双目圆睁,神态肃穆。踏前仍然站立四位持笏板大吏,两侧文武对立。大吏前的中间,画有凤凰、珊瑚瓶等。龙椅两侧,官吏肃立,武将负戟,玉女持幡举扇,簇拥在明应王两侧。画面的左下方,有一组朝贺明应王的部属,文臣头戴梁冠,身着长袍,持笏板恭敬而立。武将头戴缨胄,身着铠甲,手持兵器,姿态威严。较远端还立有矮小的青脸红发的鬼卒。这组画为明应王应灵,施恩降雨。画面上方绘有龙王诸神行雨的场面。在此图的上方,乌云密布,鬼卒驾龙,前有风伯口袋施风,后有雷公、电母、雨师诸神手持法器布云行雨,一道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恩泽于民。这是一幅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真实地揭示了元代人们对超自然的想象与认识。

7、整髻图。此图位于东壁北部偏上,面积不大。画面庭院中,松柏参天、凭栏翠竹、奇石异草,一派王家景色。图中绘有五位丽质侍女,或端酒杯、春壶,或端汤送食,为帝王的庆功之宴忙碌不堪。其中面对大众视线,占有突出位置的侍女格外吸引眼球,她身着红色上衣,穿淡色长裙,利用走堂的闲暇之余,双手整理发髻,唯恐衣冠不整,有损帝王形象。 整组壁画侍女衣着大方有度,细眉杏眼,五官端正,尚有唐风遗存,堪为佳作。

8、售鱼图。该图位于东壁北端下隅,在整髻图的下方,是一幅真实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本组画共有六人,其中渔翁一人,余为官吏及部属五人,官吏头戴乌纱帽,身着黑、绿、红、黄长袍,腰系玉带,当为王府的膳食官。画面的最前面是一位戴乌纱,着淡绿袍、黑靴的官员,右手执杆称,左手抚砣绳复核三条鲤鱼的重量,可明显看出此官员右手有压秤的小动作。对面站着卖鱼翁,其头裹软巾,身穿黄袍,赤足草鞋,仰面张口显惊讶状,右手指鱼,左手伸二指与官员诉说,姿态显示对官员复称的不满。二人的争执引起了身后官员的注目,他们关切事态的发展。画面的左侧,有一张深色的八仙桌,桌上放着元代典型的将军罐、玉壶春瓶、梅瓶、葵口汤盆、汤勺等。桌下放一斗型侈口木箱,箱的一头可见放置的冰块,另一头放置鲜桃瓜果之类。不难看出,这是元朝人利用冰块进行保鲜储藏,而这种保鲜之法在民间是看不到的。

9、广胜寺上寺图。 此图位于东墙壁画的南端上隅。画幅虽不大,却把上寺的建筑状况绘制的非常清晰。广胜寺毁于元大德(公元1303年)地震,由于地震震中在洪洞、赵城一带,破坏力极大,除下寺、水神庙在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开始复建外,上寺一百多年以后才开始复建。这组壁画完成于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五月。所绘制的广胜寺上寺,与现状上寺建筑的形式、布局差异较大,应该是大地震之前建筑布局无疑。画面的最前面设置山门,建筑形制为三重檐歇山顶,比现在的山门规格高;门内插高耸的幡旗一杆,幡的穗带随风飘之寺外,这夸张的表现的确为古寺添彩不少;幡后又建门楼一座,从画面上看地基比山门高,体量比山门略大,重檐歇山顶,东西两面出抱厦,应是塔院的门庑;此门内建宝塔,其塔高十三级,底层木廊环绕,七彩佛光四射,气势恢宏;塔后建十字歇山顶,四面出抱厦,三重檐建筑一座,外观十分壮丽,当为记载重点钟楼;在现在上寺大雄宝殿、后大殿的位置,都建有重檐歇山顶的建筑,中间用廊子连接。其中大雄宝殿位置之上建筑四周环廊;后大殿之后仍建有歇山顶建筑一座,由于受行雨图的影响,只能看见殿顶。这组大地震前上寺的规模建筑,殿顶皆为歇山顶,且多为重檐,可见规格之高。把钟楼和宝塔建在殿前中轴线之上,都是唐或唐以前的建筑特征。这组壁画为我们了解大地震以前的广胜上寺建筑,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10、尚食图(上),亦称司食图。位于殿内北壁明应王神龛西侧。主要描写宫廷宴席前的准备工作。侍女有司食、司乐两类。壁画背景悬挂帷幕,帷幕分左右挂起,缝隙之间露出隔扇棂格。画面绘制八仙桌一张,桌上摆放酒坛、执壶、水杯、灵芝、春瓶等。奇巧的是在桌子的下面,同样也放置着一个侈口方斗,斗的一侧放置冰块,一侧放鲜桃、水果之类。这些显然是为宴会准备的东西,对插花的花瓶、鼎炉之属,不是为尙宝,而是宴席桌上摆放的装饰物。桌子的周围绘制宫侍女七名,正在准备布置、陈设王宫里的奇珍异宝。桌后的二位侍女,一人抱未开囊的古琴,一人手持荷花,这二位当为乐伎侍女,宴席间演奏助兴。桌前中间侍女头带乌纱,着黑色长衣,手端鲜桃,背对画面而站,当为女吏。 其余五位侍女衣着华丽,或抱花瓶、或端玉壶春酒、或端酒杯,各行所事,为宴席开始做提前的准备。

11、尚食图(下),亦称司食图。该图在神龛的东侧,与西侧尚食图(上)相对称,也是描绘明应王宫廷生活的内容。与尚食图(上)有相似的地方,背景挂帷幕,分左右挂于两侧,帷幕后是隔山门。共绘画有九个侍女,侍女的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有执壶、酒坛、碗盏、梅瓶餐酒器和珊瑚花瓶、灵芝三足炉等装饰摆件,桌下放置绘有八卦符号的圆盒一个。侍女中,有六人或端鲜桃、碗盏、和食品,正欲奉送。后左侧一侍女手持羽扇站立一旁。在画面的右下角,绘制造型较小的两位侍女,围着火炉正在烧水。一侍女蹲在地上,用铁钩子在炉膛下面疏通料渣,另一侍女一手扶壶,一手扬起袖子,遮挡发髻,怕炉灰落在头上。炉子的造型比较特殊,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当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的仍有使用。这两幅壁画,对当地的生活细节的入微描述,对元代膳食制度及膳食用具的配置、保鲜“冰箱”的使用等都给我们研究元代的宫廷礼仪,尚食制度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12、玉渊亭图。此图位于殿内南壁西次间壁画的上部。是一幅描绘自然山水的写实作品。玉渊亭就设在霍山脚下,是宋元时代有名的亭榭。其位置在霍泉北侧,平面方形,单檐四角攒尖顶。亭上有匾额,题记为“玉渊亭”。画面上山清水秀,古树参天,玉渊亭畔碧水荡漾,亭内坐一持扇文人,与一老僧交流,另一小僧前来送水。亭子的一侧绘有柳堤,一老者在此垂钓。此壁画,画面整洁,僧俗共融,动静结合,景色优美堪比仙境。

13、太宗千里行径图。此图位于殿内南壁西次间下隅。画面背景绘制为高山峻岭,松柏参天,霍泉水澎湃而下,水面上建有一座古朴的拱桥。桥面上有一位老者,桪杖回首张望,面部表现略显惊讶。桥头绘有文武官员各一,文官头戴展翅相帽,身着绛紫襕袍,双手举笏板,躬身作拜。武将身着铠甲,头戴缨冠, 协斧双手合于胸前作揖拜谢。 二位官员身后还绘有二鬼卒和一只黑犬。这幅壁画绘制的是太宗千里行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载:太宗“千里行径,在州东三十里山下,即霍山神引太宗攻霍邑之路也。中有土桥,太宗至此,桥断不能渡,及拜而祷之,桥遂涌出”。这个传奇故事,在霍山一带口碑相传,沿袭不断,画匠边将此故事绘于此,记载着动人的传说故事。

14、杂剧图。此图在殿内南壁东次间,北霍渠彩绘题记的下方。这是一幅著名的元代杂剧壁画,在壁画的上方挂有一道横幅,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大字的前首小字竖写“尧都见爱”四字,最后落款为“泰定元年四月”。题记下挂有晳折子幕, 子幕下是可画面宽的帷幕。帷幕被绣有团龙图案的三条深色布条,分隔成东西两块。东侧绘有着黄衣,伸臂舞剑的勇士,面向西侧,意在降服对方。西侧绘青绿色龙一条, 赤腹红须,张牙舞爪回首与东侧人物相呼应。帷幕前绘制杂剧的主题人物,共有男女十一人,分前后两排站立在方砖铺墁的台面之上。前排五人,两男三女,穿酱紫袍,戴展翅相帽,双手持笏板的居中,当为主角忠都秀。后排五人,两女三男,多为伎乐师。最后一位,女色,初来乍到,撩开帷幕,朝外窥看。

这幅杂剧壁画,不是画师图一时只好绘制到殿内的,它是明应王殿内壁画内容不可缺少的部分,加上这幅杂剧壁画,就完整了祈雨、降雨、还愿的全过程。这幅杂剧图,虽然占的篇幅不大,但在研究元杂剧史上确实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明应王殿的杂剧图有一下几个特点:

其一,临汾市区域内,现存的元代戏台有五座,其中有确切纪年的有魏村牛王庙戏台,重建于元至治元(1321)。翼城乔泽戏台楼创建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和明应王殿壁画为同年。东羊后土庙元代戏台,元至正五年(1345年)重修。尧都区王曲元代戏台、翼城四圣宫戏台,虽未有确切纪年,但其风格,建筑规制等均属元代无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三面都可观看、方砖铺地、建筑式样都是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这种形式在金代就有出现,摆脱了北宋围栏而戏的方式。其初,人们对元代戏台两侧留有短墙不甚理解,正是由于水神庙杂剧壁画,才了解到,元代杂剧已有前后场之分,短墙是为挂帷幕而留设的。

其二,据王国维等专家研究考证,元杂剧一般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剧本结构形式。即每个剧本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组成、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折前或折中再加一段独立的小戏,称为开场或过场楔子;杂剧的角色分为旦、末、净、杂四大类。旦角称为旦色,可分为:正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搽旦。主色是正旦,外旦、小旦等都是次要女演员。末色,包括正末、小末、冲末、副末。正末是主要男演员,外末、副末等是次要演员,冲末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色是喜剧性人物,有副净等。杂色有孤(官)、驾(皇帝)、卜儿(老妇人)、徕儿(小厮)、细酸(读书人)等;元杂剧一般是一人主唱或男、女主角唱,主唱者,男色叫末色,女色叫旦色。通常来说,一剧中一人主唱到底,但也有少数剧本,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也有所变化。道白,在杂剧中叫宾白。《南词叙录》中说:“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菊坡丛话》中说:“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总的来讲,杂剧的演出形式是,“四折一楔子”,主角主唱到底,配角以宾白(语言)配合为辅。这也符合“忠都秀在此作场”的主题地位。

其三,从壁画的角色来看,忠都秀居中,是主角人物,当为正旦,但她却身穿酱紫袍,戴展翅相帽,双手持笏板,女扮男装,大有宰相之风。看来壁画中的忠都秀,并不像记载中的那样呆板,她是既能女为正旦,也能扮演男色,为正末。这样一人担当多种角色,在杂剧的记载中尚属首次发现,弥补了历史的空白。其身旁东侧的色儿,头戴黑帽,身穿黄袍,坦胸穿黄色僧侣布鞋,胡须、眼眉画的格外过分,眼下画有白道,双手做滑稽状,是为副净。忠都秀西侧的角色,头戴乌纱,身穿绣边浅蓝色长袍,穿黑色官靴,腰扎带别道具,双手交于胸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面带髯口,这是目前所有戏剧戴髯口的鼻祖,此色当为副末。副净边的着绣龙官服,要带玉带,穿官靴戴乌纱,手持长柄团扇的角色,是装孤。副末西侧身穿绣鹤图案杏黄色长袍头戴黑帽的女扮男装者,双手握长柄宽刀,是为副末。后排,中间身穿淡绿长袍,头戴盔帽,双眉高跷,髯须酷似髯口,是为副末。后排最西侧手持团扇,穿普通灰青色服装,发髻盘挽者当为旦色。最东侧的女色,撩开帷幕,向外窥看者,从打扮来看,是刚入不久的角色,当属冲色之类。按现代戏剧人物角色行当来看,明应王殿杂剧壁画中的生、末、净、旦、丑五大行当俱全,而且人物造型、髯口、前后场之分等,都堪称鼻祖。

其四,后排伎乐师三人,二男一女。女者高持拍板,中间是横笛,最东侧是一老者,手持圆鼓一面。这种鼓、笛、拍板为组合的乐队,是杂剧中常见的形式,在元代墓的砖雕戏甬中也有出土。不使用玄索乐器的这种伴奏形式,是一种简便而古老的形式,在《武林旧事》中就有过比较细致的记载

其五,忠都秀尧都人,据著名戏剧研究专家墨遗萍先生在《蒲剧史魂》渊源中说:“燕尔巷,在临汾(平阳)城内西北角,莲花池处,好大一片,早成荒墟。俗多诬之为“王八坑”。实则金、元“散乐大行院”之所在也。旦色“大行首”,先后有刘春秀、刘元、忠都秀,皆其名者”。俗话讲,“进了燕儿巷,吹弹又歌唱”。河津北寺庄金、元时的“舞楼”台基题记,“大行散乐,古弄(丑角)吕恠(怪)眼、吕宣,旦色刘春秀、刘元”。万泉柏林庙大德五年题记“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等,这些都先后与忠都秀齐名,都为尧都燕儿巷人士,也是“大行散乐院”或“大行首”的所在地。忠都秀在次作场,到底是演的什么剧,众说不一,有《大红袍》、《冻苏秦》、《套加官》、谢幕之说。

通观明应王殿的壁画,内容丰富,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色彩浑厚,衣饰搭配得当,人物逼真鲜活,线条流畅细致入微,不同阶层人物的神态、举止、思想情感把握的十分到位,堪称旷世佳作。

参考书目:

《广胜寺志》 扈石祥 1988年12月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梁思成全集》 梁思成 2001年4月1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武林旧事》 四水潜夫辑(宋) 1984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洪洞广胜寺》 柴泽俊、任毅敏著 2006年文物出版社

《中国广胜寺》 主编 马毅敏 2008年8月新华出版社

《平阳府志》 主编 孔尚任 清康熙版

《宋元戏剧史》 王国维 2016年1月中国书籍出版社

《蒲剧史魂》 墨遗萍 1980年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室

《赵城县志》 顺治16年版

《山西石刻大全·洪洞卷》 刘泽民 主编 2009年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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