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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曲村遗址

第五章:天马—曲村遗址

第一节遗址的自然环境及地质环境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曲沃县东部和翼城县西部的天马—曲村一带地区。中心位置东经:35°44′29″,北纬:111°33′48″,海拔510米。这里北依(崇山)、南靠紫金山(绛山)、西与汾河相望,东临翔山其气候属于暧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冬夏两季较长,春秋两季略短。年均温12°,年降水量为525.7 毫米,年际变化较大,降雨多集中在7一9 月份,其间多有暴雨出现。

周围的植被、作物:这一带北靠桥山,山地分布有少量阔叶树白桦、山杨、柞木等,海拔500一1000米为灌丛农垦带,自然植被中以旱生的稀树灌丛和草本占优势,有酸枣、荆条,草本有苔草、白杨草等。倾斜平原下部和冲积平原主要栽培作物有小麦、大麦、豌豆、蚕豆、玉米、高粱、谷薯类等。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侯马盆地之中,该盆地为地堑盆地,塔儿山和紫金山山麓均有东西向断层通过,中条山山麓有北东向断层将其与侯马盆地分开。侯马盆地沿这三个断层带下陷而成为盆地。侯马盆地中以浍河和滏河的冲积平原为主,山麓带有源自各山地的小河沟出山后形成的冲积扇。侯马盆地西部是汾河冲积平原。曲村遗址即位于塔儿山山麓洪积、风积黄土斜塬与滏河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

塔儿山东部是位于翼城的二峰山,由于处于塔儿山至二峰山隆起带上,形成了侯马盆地与临汾盆地的分水岭。但由于地形相对两侧的山地较低,因而也是侯马盆地北上临汾盆地的东部通道。

遗址区域内的河流有滏河,自东向西汇入汾河。滏河起源于崇山东部的山脉,年流量1. 07亿立方米,年输沙量278 万吨。滏河由于1966 年建成滏河水库,成为季节性河流。

遗址的南部有浍河流过。浍河上游有二源,一个是浮山县的桑王庙,一个是沁水的大岭。两股水源在翼城县大河口村汇合故称为浍河。浍河自东北向西南,经翼城、曲沃、侯马,新绛,注入汾河。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滏河北岸,塔儿山南麓洪积、风积黄土斜坡前缘,遗址北部地面向南缓向倾斜,东西向和缓状起伏。至曲村一带地势平坦。

根据地质勘查可知,其遗址到仰韶时期(距今7000年左右),该地区气候达到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当时,由于河流下切和地面水流的侵蚀,河谷之间的地面不如现今平坦,但由于有利的气候,该地区的人类活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以后,气候开始有稍许干凉化的趋势。河谷开始向上淤积,水位上升,河间地面的低洼处发生淤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西周初期。这一时期,河面和地下水位均较高,取水较为容易,但可能发生的洪水给人类活动带来新的困难,因而,龙山、夏等时期的古文化规模有所缩小,且以离河较远、地势较高的遗址规模较大,地位较为重要。可能由于这一时期河面有几次小规模下降,所以这一时期的遗址还有几次向近河低地的小规模扩展。

    西周早期,滏河、浍河开始下切,洪水威胁减小,而河间地面由于西周以前一段时间的淤积而变得最为平缓,地下水位和河面仍较高,取水仍很容易。所以尽管这一时期的气候比仰韶时期差,但由于十分有利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人类活动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古文化出现繁盛的局面。这也真是天马—曲村遗址选择在该地的优势所在。

第二节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概况

天马—曲村遗址,最早是1962年由国家文物局的谢元璐,会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的一些工作人员首先发现的。1963 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4 名毕业班学生任常中、白云哲、辛占山、胡仁瑞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张万钟的指导下,在IMG_256(三)张村古城、天马村、北赵村和曲村一带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初步确定了这是一处大范围的以西周晚期遗存为主要内涵的遗址。

一、1979年—1989年邦墓区发掘。

1、1979年发掘情况。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为找寻晋国古都,曾在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两县境内普遍作了调查,最后选定了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重点复查与再试掘工作。参加工作的人员有北京大学教师邹衡、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许伟;北示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6 级学生杨亚长、贺勇、刘超英、张金茹、吕智荣、翟良富、阿不里木·克里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吴振禄、马刚、吕剑峰及翼城县文化局的李兆祥等。整个工作由邹衡教授主持,在天马发掘了遗址,在曲村北找到了西周墓地并进行了部分墓葬的试掘。通过这次调查试掘,基本上摸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约为3800 米X 2800 米,明确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年代,自仰韶文化(分为二期3 段)、尤山文化、东下冯型二里头文化、晋文化共分8 段,直至战国秦汉时代。这样,便为以后大规模地发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980年发掘情况。

由北京大学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队长:邹衡(北京大学) ,副队长:叶学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李伯谦(北京大学)。田野辅导教师:叶学明、李伯谦、权奎山(北京大学)、罗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宋建(南京大学)。测量 :王树林(北京大学) 。室内整理辅导教师邹衡、宋建、刘绪(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田野发掘者:王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剑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77 级学生刘一民、林梅村、杨林、王文建等27 名。

发掘时间1980 年9 月至11月。发掘地点:居住址与墓地两处。居住址在I区,即后来的J7区,发掘面积576 平方米,共发现各时期灰坑36 个、陶窑2 座、水井2 口、灰沟4 条、墓葬1 座。墓地在VI区,即后来的J3、J4区,共布10X1O 米探方10个及该区东部的3 座墓,共发现墓葬97座,其中西周墓61 座,余皆汉墓和元明墓。

3、1982年的发掘情况。

队长 邹衡;副队长 蒋祖棣(北京大学)。田野辅导教师:邹衡、李仰松(北京大学)、吉发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蒋祖棣、刘绪 、张辛(后2人为北大硕士研究生) 。参加发掘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吕剑峰、杨林中。北京大学80 级学生:朱映红、陈奇明、李子文、叶杨、田建文、王立华等24 名。北大79 级毕业班学生6 名:周明、王启发、杨宗兴、郭书营、苏哲、侯毅、黄河。研究生2 名:王占奎、徐天进。

发掘时间:1982 年9 月11 日至12 月15 日。发掘地点:为寻找居住址和墓地的分界以及城墙和建筑基址,在曲村的东北角居住址一带分别开掘了4 个点:

Ⅱ区,在曲村东,即后来的H5区。共发掘81平方米,发现灰坑4 个、灰沟1 条。

Ⅲ区。在曲村东北角,即后来的I 5、I6 区间,共发掘467. 5 平方米,发现灰坑32 个,墓葬9 座。

    IV区。在曲村东北,即后来的I 5 偏北,共发掘416 平方米,发现灰坑12 个、灰沟1条、陶窑1座、水井1口、墓葬1 座。

    Ⅷ区。在曲村东北,即后来的I 5区,共发掘47 平方米,发现灰坑1个、墓葬1 座。

    墓地除继上次发掘的VI区外,并新开Ⅶ区和V 区。

    VI区。在曲村正北,即后来的J3、J4区(本次发掘属J4区)。揭露面积1360 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1 座,其中18 座为西周墓,1座被打破关系破坏无记录,2座汉代墓。另外,还有1座大型车马坑。这一地区的原地表已被元、明时代取土所破坏,故低于其西北两面约2.5米,大批西周小型墓亦早被挖掉。

Ⅶ区。在Ⅵ区之北, 即后来的K4区。共发掘1480平方米。发现墓葬161座,其中1座为空号,其余160 座墓中,有汉墓7 座、明墓3座、西周墓141 座、西周车马坑7 座,西周墓中有4组打破关系。另有现代墓2 座。

Ⅴ区 在曲村的西北角,即后来的I 2 区。因村民经常在这一带挖土,多数墓葬遭到破坏,为了抢救这批墓葬而开此区。本区发掘面积3400余平方米。共编墓号190 座(M5001一M5190),其中M5001一M5004 为1980年清理;因地势不便清理了12座。因时间关系未能清理者14 座,近现代墓3座。实际清理156座墓,其中西周墓107座;西周车马坑1座;春秋、战国墓34座;时代不明10座;元代墓2座;空墓2座。

4、1984年发掘情况。

队长:邹衡;副队长:李伯谦。辅导员:李伯谦、刘绪(北京大学)、张辛(北大硕士生)。测量:王树林。参加发掘者:吕剑峰、杨林中。北京大学82级学:生张昌平、卓军、樊艳华等18名;81级学生:宋国定、王丹、何努、高建强等7名。硕士生孙华,厦门大学进修教师也参加了发掘。河南淮阳文管所曹桂岺先生支援技工,帮助清理了车马坑。

                      ▲  天马—曲村遗址发掘区规划图

 

本次发掘对整个天马—曲村遗址作了整体规划,把整个遗址划分为200×200米的若干工作区,在各区的交结处埋下水泥柱。每个区从南到北按顺序用A、B、C、D、E、F……排列,从西向东按顺序为A1、A2、A3……,B1、B2、B3……排列。

发掘时间:1984年9月15日—11月20日结束。个别墓葬延续到1985年1月15日。

发掘地点:本次发掘的居住址J7区和K14区。J7区发掘了457平方米。发现灰坑45个、灰沟1条、陶窑3 座、水井1口、墓葬4 座。灰坑中有3项重要发现:一是在灰坑H50中,发现有两块陶范,说明此处有铸铜遗址;二是在灰坑H23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铜罍,其上还有铭文;三是在灰坑H30 中发现有成堆的石刀半成品,说明该处应是石器作坊。

K14 区。仅布2个探方,发掘面积32 平方米,只发现灰坑1 个。

    墓地在J4 区和K4 区。共揭露1560平方米。发现墓葬99 座:其中西周墓76 座、西周车马坑3 座、战国至汉代墓15 座、元明墓5座;K4 区开掘700平方米,发现西周墓22 座、战国至汉墓4 座。

    另外,在12 区清理了1982 年未清理完的西周墓2 座、战国至汉墓9 座。

    5、1986 年的发掘情况

    队长 邹衡。辅导教师:刘绪、张辛、王迅(后2 人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徐天进、罗新。参加发掘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有张长海、吕剑峰、张奎。北京大学84级学生庞雅妮、包强、关欣、李民举、衰虹等24 名。硕士研究生李维明和王瑞阳也参加了发掘工作。

    发掘时间:1986年9 月16 日至11月25 日。

    发掘地点:居住址在J6、J7 区。J6区揭露面积244.75 平方米。J7 区布揭露面积498.5 平方米。在此二区内共发现房基2 座、陶窑1座、灰坑46个、水井1口、灰沟4 条、墓葬1 座。另外,在工作站院内发现西周墓3座。

    墓地在12 区和J4 区。

    12区即以前的V 区。揭露约l000 平方米。共发现30余座墓,发掘25座,其中西周至春秋墓23 座、汉砖室墓1座、元明洞室墓1座。

J4区即以前的VI区。揭露面积1310平方米。共发现160 座墓,编号为M6260-M6410,发掘155 座墓。西周墓81座 其中M6359 、M6334 为车坑。另外1座西周丛葬坑,东周墓38 座,其中祭祀坑29 座。汉墓27 座,其中洞室墓20 座,瓦棺墓2座、砾石墓1座。元明墓3座,皆小墓。现代墓2座,时代不明者4 座。祭祀坑一般大、中、小3 个一组,大者一般深7米埋有猪骨1具或玉器,中者有羊骨1具,小者深不足O.30 米,一般无遗物。汉墓打破祭祀坑者有两组。战国墓打破祭祀坑的有两座,祭祀坑打破西周墓者不多。

6、1988年发掘情况。

发掘队长:邹衡。田野辅导教员:刘绪、徐天进、孙华、王迅、罗新参加短期辅导工作。后勤工作由吕剑峰、靳丽伟、张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3 人分管。参加发掘者:北京大学86 级学生:刘国祥、黄朴华、王学荣、柴生芳、朱晖等24 名。87 级硕士研究生班3 名:杨楠、肖一亭、宫希成。87 级硕士研究生2 名:涂白奎、衰丽菊。博士研究生曹碧琴(德国)、艾琳(法国)。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生李为民及张奎等参加了发掘工作。

    发掘时间:1988 年9 月至11 月。

    发掘地点:居住址在J6、J7区、K14区,墓地在J3区。

    J6区布4 个5X5米探方,J7区布16个5X5米的探方,实际发掘面积共444 平方米。发现西周、春秋房子1座、灰沟1 条、水井2口和灰坑55 个。

    K14 发掘面积261 平方米,发现灰坑10 个,其中仰韶文化时期7个、周代3个。灰沟2条、房基1座,均属仰韶文化时期。另有周代水井1口。

墓地J3发掘面积为764平方米。共发现136 座墓,发掘了122 座,其中西周墓78 座、东周祭祀坑23座、西汉墓8 座、西汉瓦棺墓5座、元明墓1座、近代墓1 座、时代不明墓4 座、空墓2 座。另外发现1条道路、2 条灰沟,均属汉代。

7、1989年发掘情况

队长:刘绪。辅导教员:刘绪、权奎山、孙华。参加发掘者: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9 年田野考古培训班 梁建民、耿德铭、马勇昌、王小红、史智民等14 名学员。

本次在居住址J6、J7 区,发掘面积188平方米。发掘灰坑22个、陶窑2座、房基2座。墓地在J3 区。共发掘179.25平方米,发现墓葬37 座,发掘者30 座,有7座未发掘。其中西周墓19 座、东周祭祀坑6 座、战国墓2 座、秦汉墓1座、瓦棺墓1座、明墓1 座。

以上7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6506平方米,其中居址区 3712.75、墓地12793.25 平方米。共发现各时期房子6座、灰坑263个、陶窑9座、灰沟16条、道路1条、水井8口、墓葬832 座、祭祀坑58个、车马坑14座、丛葬坑1个。

二、1992年—2001年晋侯墓地发掘。

自1987年以来至1992年,天马—曲村遗址大批西周至汉代墓葬接连被盗,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由曲村考古队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第一阶段发掘清理了2座大型西周墓和1座小型汉代墓。

此次发掘位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中部偏北处,在距北赵村500米的I12区。开100平方米探方4个,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墓葬5座,其中M4在探方外,M5为空墓,M3为小型汉墓,M1、M2为大型西周墓。

1992年上半年清理完被盗的1、2号大墓不久,墓地的另一座大墓I11M8又被盗,数十件青铜器被贩卖到香港等地。鉴于这种严重情况,在省、地、县各级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强了墓地的保卫工作,并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1992年下半年,对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自1992年11月16日开始,至1993年的元月11日结束,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型大墓7座,车马坑2座,清理了其中的5座大墓以及暴漏出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1993年5月10日至6月5日,整体装箱套取取回I11M8的棺室进行室内清理。

1993年上半年继续对北赵晋侯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前进行了复查性钻探,探明大型葬7座,小型墓葬3座。此次发掘的墓葬主要有2座大型墓(M31、M32)和3座小型墓。

1993年下半年,对北赵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四次抢救性 发掘。发掘工作自9月11日始,至次年1月6日结束。发掘点位于整个墓地的区I11内,主要为一字排开的3座大墓,由 东至西依次排列为64号墓、62号墓、63号墓。除3座大墓 外,还发掘了附属于它们的20余座祭祀坑及打破大墓的2座 汉墓。因整个墓地发掘仍继续进行,室内整理工作亦未全面展开。

1994年5至10月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又在这里进行了第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本次发掘共清 理了晋侯及其夫人的大型墓葬5座( 编号依次为:M 33、M9l、M92、M93、M102 ),祭祀坑20余座,汉代墓葬1座。5座大型墓葬中除M33因被盗掘而遭破坏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出土了大量的珍贵遗物。

 

▲   晋侯墓地平面图

 

在1994年10月第五次大规模发掘之后,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经和当地有关部门协商,发掘间歇期间由曲沃县公安局负责工地安全保卫工作,所需经费则由考古队支付。2000年9月上旬,曲沃县文物局分别电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公安局在审理一起盗墓案件时,获知曾有一盗墓团伙于1998年春季在晋侯墓地范围盗掘大型墓葬一座,并从中盗出玉戈和铜器等器物。获此消息后,曲沃县文物局随即组织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指认的地点进行钻探,发现两座带有墓道的竖穴土坑墓。9月中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前往曲村,经实地考察,认为这两座墓葬很可能是又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在请示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后,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抢救发掘。此次发掘从2000年10月14日始,至2001年1月15日结束。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清理大型西周墓葬两座,编号:M113、M114,以及打破这两座西周墓的汉代墓葬五座。在发掘期间还组织力量在晋侯墓地范围内进行钻探,进一步确认和探出周代墓葬和车马坑多座。

晋侯墓地自1992年因盗墓被发现,连续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截止2001年1月中旬结束,历时近10个年头,共发掘晋侯及夫人墓共计9组19座墓。获得了重大考古发现,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节:早期遗存

一、仰韶文化

    1、文化堆积

仰韶文化见于Ⅱ区和K14区。

Ⅱ区只见于T281最下第⑦、⑧两层,而且这两层分布不普遍,堆积较薄,包含物甚少。

K14区共发掘14个探方,其中1998年发掘的12个探方,都有深厚的仰韶文化堆积,有的厚达5米,

2、文化遗存

文化遗存只见于K14区,共发现灰坑8座,大型窖穴2座,房子1座,灰沟2条。多数遗迹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晚期层的破坏,保存较好的不多。

出土器物有容器类。Ⅱ区出土陶器残片很少,大部分为碎片,无一复原。陶质大部分为泥质红陶,加砂陶很少,陶胎多较薄,有少量黑色彩陶,可辨器物有敛口钵小口瓶等。

K14区出土陶器残片较多,但复原器物很少,陶器特征明显不同于Ⅱ区。泥质陶占半数以上,多于加砂陶。部分器物制作较精,胎较薄。以灰陶为主,红褐陶不多。多为手制,纹饰中蓝纹为大宗,占60%以上,素面陶次之,约占30%。其他纹饰合计占10%左右,主要有绳纹、堆纹、划纹、方格纹和黑彩等。常见器物有堆纹筒腹罐、喇叭口尖底瓶、汲水罐、平底碗、盆、钵。其他还有鼎、豆、刻槽盆、缸、杯等。

其他器物还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小形器,均出自K14区。

在Ⅱ区所出土的残碎陶片中,器形可辨者以敛口红陶钵为最多,此外还有口部简化的“双唇”小口尖底瓶和黑彩陶器。据此可知,Ⅱ区仰韶文化遗存应属于庙底沟类型偏晚阶段。

K14区所有陶器发生较大变化。泥质陶多于加砂陶,以灰陶为主。纹饰中以横施或斜施宽蓝纹最多,并有少量绳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在器物种类和器物方面,常见有堆纹和筒腹罐、喇叭口尖底瓶和领部带双鋬的汲水罐等。这些特征都与庙底沟二期器物相同,应当属于仰韶文化晚期。

二、龙山文化

1、文化堆积

龙山文化遗存见于Ⅲ、Ⅳ和Ⅷ区,各区分布不普遍,仅见于部分探方。龙山文化之上都叠压有周代文化层,其下为生土。龙山文化遗迹发现很少,仅在Ⅲ、Ⅷ区各发现灰坑1座,且形状不甚规整。Ⅲ、Ⅳ和Ⅷ区龙山文化陶器特征比较接近,在加砂和泥质两大陶系中都以加砂陶为主,约占3∕4左右。陶胎较厚重。陶器以灰陶为主,并有较多的红褐陶。多为手制。纹饰比较单一,主要是绳纹,占70%以上。其次是素面,占20%左右,素面中有少量磨光黑陶。其他纹饰很少,合计不足10%,计有堆纹、旋纹、划纹、方格纹等。常见之器有釜灶、折腹斝、深腹罐、碗、盆、杯等。

其他器主要是磨制石器,有长方形石刀、石环。打制石器有体型较小的所谓“细石器”。骨器和陶制品更少,所见有骨锥、骨匕和陶垫等。

2、文化遗物

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其他器出土很少。第Ⅲ区陶杯、陶碗、骨匕等;第Ⅳ区出土有:陶垫、陶釜灶、陶斝、陶罐、陶盆、陶盘、陶碗等。K14T442出土有:陶瓮、陶豆等;第Ⅷ发掘区出土有:釜灶、陶盆、陶碗、石刀、陶罐、陶豆、石环陶碗等。

这三个发掘区龙山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不同于K14区的仰韶文化末期的陶器,比如加砂陶颇多,有一定数量的红褐陶,纹饰中蓝纹极少,而以绳纹为主,多达70%以上。出现少量磨光黑陶。在器物种类方面,常见釜灶、折腹斝、深腹罐等。这些特征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早期的相同,二者年代亦相当。

第四节:邦墓区

一、墓地位置及层位关系

  1. 墓地位置及发掘位置

    根据多年的调查和钻探、发掘工作,已知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地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地点:一处在现在曲村以北(包括曲村镇北部),东西长约800米,南部宽约600米的范围是中小墓葬的密集分布区。包括Ⅰ1—Ⅰ4、J1—J4、K1—K4共12个区。此外,在居住区如I6—J7区,也有少量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小型墓葬。另外一处为1992年发现的大型墓葬区,即晋侯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心部位,约相当于K10—K13四个区,它和大中小墓地相距1200米。

1980年—1989年,对天马—曲村遗址共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发掘。6次发掘墓葬区共揭露面积13400余平方米,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车马坑6座。各发掘区已相连成4片:

1980、1982、1986年发掘的I2区;

1980、1982、1984年发掘的J4区;

1986、1988、1989年发掘的J3、J4区;

1982、1984年发掘的K4区。

各区之间有大量墓葬分布,据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的资料来看,现已发掘的墓地面积大约只相当于整个墓地的1∕35。该墓地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可达20000余座。

  1. 墓圹的形制

所发掘的641座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墓口平面大体成长方形,形状略有区别,主要是拐角处,有的方正,有的略呈圆弧形。

墓口面积最大的4.2X3.28米(M6231),最小的1.35X0.5米(M6005)。平均面积在4平米左右。

墓圹的深浅不一,最深者9.39米(M6231),最浅者不到0.5米。部分极浅的墓有可能是因后世取土所致。墓葬的深度以2—4米为常见。

在641座墓中,保存比较好的有590座,其墓圹的形制大体可划分为3种类型:

(1)直壁型。共246座,占墓葬总数的41.69%。这类墓的开口、墓底大小基本相同,四壁平直。

(2)袋型。共328座,占墓葬总数的55.59%。这类墓葬的开口多小于墓底。墓壁上部垂直,下部四壁不规整外扩,其深度多在2米左右。这类墓往往可发现有“二层台”,多为活土二层台。

(3)斗型。共16座,占墓葬总数的2.71%。墓葬的开口大于墓底,四壁内收,如“斗型”。

在这三类墓中,带腰坑的墓有9座,其腰坑多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坑内多葬小狗之类;设有壁龛的墓葬8座,其中7座墓的壁龛设在墓主人的头端的墓壁上,位置在椁或棺顶偏上的地方,龛内多放随葬陶器。

二、葬具

1、葬具和随葬品的组合

在641座墓葬中,有葬具者591座,葬具不明者29座。在有葬具的591座墓中,棺椁兼用者235座,仅用单棺者356座。

2、椁的形制

用椁的墓235座,平面形状可辨者225座。除M5080、M5126两座以石带木为椁外,其余均为木椁。椁底板多纵向铺设,盖板则多为横向排放。四边挡板大体有7种形式:即“Ⅱ”字形,109座;长方形93座;“ㅒ”字形7座;“且”字形7座;“ᆸ”字形4座;“井”字形3座。

3、棺的形制

用棺的591座。平面现状可辨的547座,大体可分为7种形式:长方形386座;“Ⅱ”字形117座;“且”字形19座;“ㅒ”字形12座;“ᆸ”字形7座;“井”字形3座其他3座。

棺的盖板以纵向为主,也有横向的。底板均为纵向。部分较大规模的铜器墓的棺外髹漆,纹样难辨。颜色以黑红为主。

  1. 垫木

使用垫木的墓共227座。一般多为两根,放置椁或棺底下的两端,个别墓仅用一根或四根,用四根者则组成“井”字形。

三、葬式

     在641座墓中,墓主头向北者362座,向东者241座,向西者33座,向南者3座,头向不明者2座。

四、随葬器物

    1、青铜器

(1)礼乐器。

 完整铜礼器共147件,出土于44座墓有鼎、鬲、甗、簋、盆、盉、觚、觯、尊、卣、勺、盘、匜、壶、钟和支架共18种。其中:铜鼎55件,铜鬲共11件,铜甗8件,铜簋33件,铜盆2件,铜盉2件。铜爵6件,铜觚 1件,铜觯6件,铜尊 5件,铜卣6件,铜勺(即斗)1件,铜匜1件,铜壶1件,铜钟1件,铜支架2件。

(2)兵器

兵器共135件。出土于82座墓,有戈、矛、剑、斧、殳、弓形器、镞共7种。其中:铜戈共86件,铜矛4件,铜剑2件,铜斧4件,铜殳1件,铜弓形器1件,铜镞37件。

(3)工具

工具共18件。出于8座墓,有斤、凿、刀、锉刀、座、锥、柱共7种。其中:铜斤6件,铜凿4件,铜刀4件,铜锉刀1件,铜座1件,铜锥1件,铜柱1件,

(4)车马器

有軎、辖、輢饰、镳、衔、当卢、马鼻梁饰、马冠、轭饰、节约、管状饰、瓦状络饰、方络扣、銮等。其中:铜軎  共25件,铜辖37件,铜輢饰2件,铜镳94件,马衔38件,铜当卢10件,铜鼻梁饰10件,铜马冠2件,铜轭饰1件,铜节约96件,铜管状络饰197件,铜瓦状络饰142件,铜方络扣18件,铜銮30件。

(5)其他

铜人面目2套12件,铜兽头饰1件,铜牛头饰4件,铜带扣1件,铜鸭嘴形器1件,铜环25件,铜铃80件,铜鱼120件,大铜泡21件,中铜泡48件,小铜泡1680件,铜二连泡57件。

2、锡器

共发现33件。 出于24座墓,能看出器形的有礼器9件,其中鼎3件,簋5件,盘1件。兵器戈1件。能复原有1鼎,1簋。

3、玉、石器

  1. 礼器

有璧、瑗、环、璜、鱼璜、鸟璜、蚕璜、琮、圭、璋、版、柄形饰、牙饰、琀、戈、剑共16种。其中:玉、石璧3件(玉质2件,石质1件);玉、石瑗3件(玉质1件,石质2件);玉、石环3件(玉质1件,石质2件);玉、石璜32件(玉璜13件,石璜19件);玉、石鱼璜23件(玉鱼璜9件,石玉璜14件);玉鸟璜1件;玉蚕璜1件;玉琮1件;玉、石圭68件(玉圭3件,石圭65件);玉璋19件;玉、石版9件(玉版2件,石版7件);玉、石柄形器16件(玉柄形器11件,石柄形器5件);玉、石牙饰75件(玉牙饰34件,石牙饰41件);玉、石琀136件(玉琀22件,石琀114件),绝大部分是将玉石琀砸碎放入墓主口内;玉、石戈59件(玉戈9件,石戈50件);石剑1件。

  1. 装饰器

有玉玦、石玦、玉簪、玉鉆状器、玉饰、玉胸佩、玉坠、玉龙头、玉槽孔牌、石槽孔牌、玉牌、石牌、玉人面鸟身器、玉龙头、玉动物雕、玉鹿、玉虎、玉兔、玉鸟、玉鱼、玉蝉、石蝉、玉大蚕、玉蚕、石蚕、石贝、玉珠、石珠、玉管珠、石管珠等。其中:玉、石玦69件(玉玦30件,石玦39件);玉簪1件;玉钻状器1件;串饰共121串;石胸佩2件;玉、石坠78件;玉、石槽孔牌51件。玉牌10件,石牌41件;玉、石牌30件(玉牌4件);玉人面鸟身器1件;玉龙头1件;玉动物雕双鸟1件;玉鹿1件;玉虎共2件;玉兔1件;玉、石鸟8件。玉鸟7件,石鸟1件;玉、石鱼25件(玉鱼15件,石鱼10件);玉、石蝉3件(玉蝉2件,石蝉1件);玉大蚕4件;玉、石蚕169件(玉蚕6件,合成料1件,石蚕162件);石贝61件;玉、石珠8857粒(玛瑙1134粒,白色合成料珠71粒,黑色合成料珠6725粒,绿色合成料珠513粒,绿松石珠76粒,心形玉珠14粒,球形珠13粒);玉、石管珠1666件(长者2—3厘米,最短者0.1—0.99厘米。分玛瑙、白色合成、黑色合成、黑色玉棒管、绿色翡翠、绿松石等管珠)。

  1. 工具

有细石器、砺石、石斧、玉锛、石刀、玉石锉刀、玉环首刀、玉雕刻刀、玉镞等。

4、陶器

  1. 工具

有陶纺轮、陶垫、圆陶片。

  1. 陶容器

     墓葬随葬物中,陶容器为其大宗。总计641座墓葬中随葬陶容器的墓484座,占全墓数的75.5%。共出土陶器1118件。其中陶鬲517件,罐222件,豆151件,盆96件,簋48件,大口尊35件,壶18件,瓿12件。

①陶质  以加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加砂陶器多数为细沙,器形有鬲、罐、豆、盆、尊等。泥质陶的只有少量豆、小罐、盆、簋、壶等。

②陶色  以灰色为主,部分陶胎略呈褐色,红褐胎仅见数例。

③纹饰  以绳纹为常见,其次为旋纹、划纹,还有少量的印纹、蓖纹剔刺纹和刻划符号。

④器类组合  484座墓葬中,陶器组合可分为五种:

  • 五种以上陶器组合,共15座墓。以鬲、罐、豆、盆、大口尊组合为多(4座墓)。
  • 四种陶器组合,共54座墓。以鬲、罐、豆、盆组合为最多(27座墓)。
  • 三种陶器组合,共71座墓。以豆、罐、大口尊组合为最多(14座墓)。
  • 二种陶器组合,共116座墓。以鬲、罐组合为最多(47座墓)。
  • 一种陶器组合,共228座墓。以鬲为最多(207座墓)。

5、殉人和殉狗

  1. 殉人

有殉人的墓仅2座,每墓各殉1人。

M6080是一座中小型铜器墓,墓主为14—15岁的女性。殉人亦为女性,年龄在14—17岁左右,仰卧于东侧二层台上。

M6123是一座小型铜器墓,墓主为6岁左右儿童。殉人为6岁左右儿童,仰卧于东侧壁龛内。

  1. 殉狗

有殉狗的墓共23座,放置位置或在腰坑,或在墓室填土中,或在二层台上。

四、青铜礼器墓

(一)、西周四鼎墓

仅有一座,为M6081。墓向为0°。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墓口长410、南宽315、北宽305厘米,墓底长425、南宽340、北宽325厘米、距墓口深750厘米。填土经夯打。

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平面呈“Ⅱ”字形,长约275、宽130、高100厘米。棺长200、宽60厘米。棺髹漆,上面盖有数层白色棉麻类织物。

▲  西周墓M6081平面图

1.铜甗  2.铜盘  3.87.88.铜鼎  4.大铜泡  6-26.棋器  27.陶鬲  31.铜剑  32-35.大铜泡  36.铜觯  37.38.52-55.铜銮  39.45.47.56.铜辖  40.41.125.126.铜镳  28.43.50.74.铜铃  44.铜环  48.49铜泡  51.61.64.铜戈  57.石璧  58.铜中泡  59.玉刀  62.70.铜当卢  63.66.铜斤  68.铜马衔  71.72.铜节约  73.蚌圭  75.铜管  81.82.铜簋  83.小铜泡  84.铜卣  85.铜方鼎  86.铜尊  89.石兽头  90.玉版  92.玉戈  93.112.115.118.玉柄形器  111.玉簪  113.玉钻状器  114.玉鱼璜  116.蚌泡  117.铜泡   119-121.123.127.小铜泡  133.铜凿

出土器物有:铜鼎4件。(方鼎1件、圆鼎3件),铜甗1件,铜簋2件,铜爵1件,铜觚1件,铜尊1件,铜卣1件,铜盘1件,铜戈3件,铜斤2件,铜凿1件,铜辖4件,铜马镳8件,铜马衔2件,铜銮6件,铜当卢2件,铜节约8件,铜方络扣2件,铜管1件,铜泡285件,铜环1件,铜铃4件,玉戈1件,玉刀1件,玉笄状器1件,玉笄1件,玉柄形饰4件,玉版1件,玉龙头1件,玉鱼1件,串饰一串,玉兽头坠1件,黑色合成料珠20粒,黑色合成料管7粒,骨镞2件,骨匕1件,漆器20余件,蚌圭1件,龟甲1件,海毛蛤11枚,陶鬲1件。

在这些铜器中,有6件铜器铸造有铭文。其中有铜鼎3件、铜尊1件、提梁铜卣1件、铜盘1件。

铜方鼎M6081:85。通高25.6、口19.8×19.8厘米。底稍外凸,口下饰张口卷尾夔纹,腹饰双身尾下卷饕餮纹,云雷纹地。足上饰斜角云纹。腹两旁有牙饰。长侧内铸铭文:

            甲子王易IMG_256

            商用乍父辛IMG_256

            彝在十月又二遘

            且甲日隹王廿祀

4行27个字,另一侧铸铭文“毋IMG_256”2字,此为商器,而葬入晋墓。

圆鼎3件。M6081:3 ,通高29.6、口径24.4厘米。口下饰夔纹间蜗纹,足上端有牙饰与饕餮头。底部有修补大疤,口下文饰严重磨损,底部有烟痕。内壁铸铭纹2行7字:

         亚内人持弓乍父癸

          宝   IMG_256   彝

 

M6081:88釜鼎。通高16.4、口径14.4厘米。纽耳,双耳对应两足,底上铸痕已磨平,底外及足上有烟痕。底内铭文2行7个字:

        南宫姬

        乍宝尊鼎

M6081:89鼎。素面通高16.4、口径14.4厘米。双耳对应两足,足筒内已完全填实,三角形铸痕已磨平而成为凸起之三角台。底内外及足上端均有烟痕,表面锈蚀较甚。底部铸铭文2行7个字:

        南宫姬

        乍宝尊鼎

铜尊M6081:86。通高22.4、口径19厘米。口下及领部饰蕉叶纹,纹内填以折身夔纹,下有一带蚕纹,腹部饕餮纹。圈足上饰一带蚕纹,皆云雷纹地,领、腹、足两旁有牙饰,牙饰亦有纹。底外有方格阳纹,圈足与底交接处残留范土,看不出铸痕。底部铸铭纹2行5字:

        白乍宝

        IMG_256   彝

提梁铜卣M6081:84。通高(带梁)21.4、口径(长径)11厘米。盖口、圈足上皆有一带蚕纹,盖上与腹上皆为饕餮面,腹上部中间有饕餮头,均用云纹地。盖上、腹上、圈足上均有牙扉。提梁两端有兽头。盖、器黑光亮,花纹清晰,花纹上皆涂朱。看不出合范痕,底部有方格阳纹,底与圈足交接处留有范土。盖内与器底同铸铭文2行5字:

        白乍宝

        IMG_256  彝

铜盘M6081:2。通高11.5、口径35.3厘米。附耳,耳上垂鳞纹。口下与盘足上皆有1带蝉纹,口下正面正中有饕餮头,盘底外饰旋转龙纹,龙纹身上饰垂鳞纹,皆为阳纹。口下及足上皆有云雷纹地。底内铸铭三字:

        戈父辛

M6081值得注意,因为诸侯墓中没有西周早期前段的墓,可见唐叔虞不可能葬于此。M6081的规格,在47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中是最大的,比晋侯墓也小不了多少。此墓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前段,而且唯独此墓葬了4件铜鼎,其中方鼎铸有商代后期的有纪年的中篇铭文,显然是当时的重器。该墓与其他同时的3座三鼎墓不属同一等级。三鼎墓既是二等贵族,M6081很可能是一等贵族。即可推测为叔虞墓。

(二)、西周三鼎墓

三鼎墓共4座:M6069、M6195、M6210、M6308。

1、M6069西周三鼎墓概况。

(1)墓向、墓圹。墓向83°,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墓口与墓底大小基本相同。长330、宽195、深625厘米,填土上部进行过夯打。

(2)葬具、葬式。该墓为一椁一棺。椁平面均作“Ⅱ”字形,长280、宽135、残高75厘米。棺长200、宽105厘米。椁板上有红、黑、绿3种颜色的彩绘,图案难辨。

葬式由于骨骼几乎腐朽殆尽,很难辨清。墓主当为女性,年龄不详,头向东,其余不明。

(3)随葬品放置情况。玉器出自墓主头骨附近,其它随葬品均放置在“脚箱”中。

随葬器物  计有铜鼎3件,铜簋、鬲、甗、卣、觯各一件,铜泡2枚,漆器5件,毛蚶、海贝若干。

这些器物中可识带有铸铭的有:

(1)铜甗1件。编号M6069:2。通高39.6、口径23.8厘米。口下1带3列身饕餮纹,三足各对1幅饕餮面。甗中有箅,箅上有2鼻,5个十字形孔。箅鼻与甑接连处有铆钉,似补者。甑内壁上铸有铭文共2行4个字:

           克   乍

              甗

(2)铜簋1件,编号M6069:4。通高15.9、口径21.6厘米。口下与圈足皆有1带3列身饕餮纹,双耳珥,耳上饰饕餮头,下有云纹。耳内尚残留范土,口下花纹稍有磨损。底外有菱形方格阳文凸起,横6竖4道呈网纹。内壁铸有铭文:

        乍宝彝

铜卣1件,有提梁,编号M6069:3。通高(连提梁)22.4、口径13.6厘米。口下饰1道折身夔纹,云纹地。正面有对称羊头。盖上饰1道折身夔纹,提梁上饰1带羊头纹,提梁头各有羊头。花纹稍有磨损,铜卣腹部个别处露出黄色。底外有方格纹,圈足与底连接处有4个三棱状铜钉,作为支垫。盖内铸有铭文2行7字:

           乍   父

            宝  IMG_256  彝

与M6210同铭。器底铸铭:“子父壬”。

2、M6195西周三鼎墓概况

(1)墓向、墓圹。M6195墓向90°,墓圹为长方形土圹墓。墓口距地表110、长380、宽280厘米。底略大于口,长约400、宽约300、距墓口825厘米。填土经夯打。

(2)葬具、葬式。为一棺一椁,平面为长方形,椁长290、东宽150、西宽142厘米。棺长220、宽94厘米。悬空嵌于椁内。

墓主30余岁,头向东,仰身直肢,上手置于髋骨上。骨架受朱砂浸染,呈深红色。

(3)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大体置放4处:

①“二层台”上。南、北两侧“二层台”上各置放车轮1个。东西两侧有较大面积的黑色漆痕,或可能和车舆有关。

②棺、椁上。椁顶上方骨镞一枚,马衔1件,蚌片1枚。棺盖板上散置较多的铜质马器,计有:牛首形马冠1件,马鼻饰6件,镳1件,衔2件,大小铜泡若干枚,节约2件。另外还有玉圭1件,嵌蚌片漆器1件,骨镞1件。

③棺椁之间。东侧有:铜铃2件,铜戈2件,銮铃2件,矛1件。南侧有:铜戈2件,軎、辖1套,镳4件,节约4件,衔1件,铜泡180余枚,毛蚶340余枚,蚌贝20余枚。西侧有:铜鼎3件,铜簋2件,铜鬲、铜甗各1件,其下所压马器有:軎5件,辖7件,銮铃2件,衔1件,铜戈头1件,铜泡若干,络扣5件,小石子2粒。值得注意的是铜甗和铜鼎、簋诸器挤入棺底,以至墓主的脚搁置在铜甗上。甗内有蚌泡27枚,甗下压有蚌片30余枚,铜络扣1件。

④棺内。墓主口含贝17枚,左手握玉鱼2件。

(4)M6195有铸铭的铜器

①M6195:33盆鼎。通高20.9、口径17.8厘米。口沿下一带三列身饕餮纹。双耳对应两足,底外可有双线凹三角形铸痕凸起,与足上弦纹相连接。底内有淡烟痕。内壁铸铭:“成周”2字。

②M6195:34盆鼎。通高14.6、口径12厘米。口下一条弦纹,双纽耳对应两足。底外有凹三角形凸起,每边外有疤痕,足两侧有凸线与底三角形外线相连,但外线已磨平。底内有少量烟痕。内壁铸铭纹三行8个字:

        白   倗

        (赏)小妻

         

3、M6210西周三鼎墓概括

(1)墓向、墓圹。墓向95°,墓圹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口距地表130、长380、宽278厘米。四壁微外弧,底内收长355、宽278厘米。

(2)葬具、葬式。葬具一椁一棺,椁呈“Ⅱ”字形。棺长方形,长208、东宽90、西宽80厘米。棺盖上有丝织物,编制纹理清晰。该墓主男性,56岁余,头向东,仰身直肢。

(3)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主要分置一下4处:

①椁、棺顶板上。东、中部散乱分布少量车马器,中部均为小铜泡28枚;东部置小铜泡46枚,车辖1枚,方形络扣2件。棺顶上放置铜容器较多,均已塌落到棺椁底部,自南向北有:铜簋1件,卣1件,鼎1件,大型铜泡2件,尊1件,流口鬲1件,鼎1件,甗1件,漆器1件。棺顶中部放置的均为车马器,有铜泡、铜镳、马鼻梁饰、络饰、铜铃等。

②东“二层台”上,偏北部有铜鼎1件,西、南两旁放置1、2件漆器。

墓室西部高出“二层台”60厘米处,南、北两壁上各有一车軎、(车轮?)呈对称分布。

③棺、椁之间。东南角有铜簋1件,觯1件,勺1件。东侧除1爵外多为车器,计有弓形器1件,銮铃4件,辖1对,车饰3件,鸭嘴形铜饰1件,矛1件。北侧一漆盘上放牛首铜马冠1件,大铜泡1件。南侧铜镞4件。

④棺内。墓主头、胸部散布海贝82枚,股骨两侧放数十枚海贝,左侧放马衔1件,头下玉鱼2件,玉质锛形器1件。

(4)M6210有铸铭的铜器

①M6201:1盆鼎。通高38.8、口径31.7厘米。口下1带简化饕餮纹,仅有目,间以短扉。足上部亦有简化饕餮纹面。底外有铸痕,内壁铸铭:“乍宝彝”三字。

②铜簋2件。M6210:12,无盖宽耳簋。通高15.4、口径22厘米。口下一带三列身饕餮纹,正面有饕餮头。圈足上饰一带三列身饕餮纹。耳上部有兽头,珥上有爪纹。底内铭文2行6个字:

        白   乍

        宝  IMG_256  彝

M6201:13,无盖宽耳簋。通高14、口径18.4厘米。口下及圈足上饰折身夔纹,腹饰云雷乳钉纹地。耳上有兽头,耳下垂尾。底内铸铭文:“乍宝彝”三个字,

③铜爵1件。编号M6210:9,通高18.6、流长+尾长16.4厘米。腹上花纹严重磨损,隐约可见饕餮纹,云雷纹地。鋬上部有兽头。可见合范痕,底部有补疤。鋬下铸铭文:“”二字。

④铜尊1件。觚形尊,通高28、口径20.8厘米。脰上饰饕餮纹,上下各界作弦纹两道,云雷纹地。底部铸铭文两行为:“父宝IMG_256彝”7个字。与卣盖同铭。

⑤铜卣1件。提梁卣通高30.7、口径15.3厘米。口下与盖上各有一带折身夔纹,云雷纹地,口下正面中间有兽头,提梁两端各有兽头,提梁上饰角蝉纹,卣有轻微锈蚀。底外有方格铸痕。盖底铸铭两行7个字:

宝  IMG_256  彝”

器底铸铭2行5个字:

         乍 宝

        IMG_256     彝

4、M6308西周三鼎墓概况

(1)墓向、墓圹。墓向26°。墓圹长方形竖穴墓,土圹。墓口距地表150、长270、宽140厘米。有生土“二层台”,墓底长275、宽180、距墓口720厘米。墓壁有工具痕迹,填土经夯打。

(2)葬具、葬式。葬具一椁一棺,椁呈“Ⅱ”字形,长264、宽130、残高80厘米。棺长210、宽76厘米。墓主性别不详,年龄35—40岁。头向北,面向东,仰身直肢,双手置于腹部。

(3)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分三处放置。

①北“二层台”上。铜鼎、陶罐、陶大口尊各1件。

②北端椁顶上。铜容器有:鼎、簋各2件。陶器鬲3件,簋3件,豆1件,罐2件,双耳杯1件,单耳杯2件,盆1件,器盖3件。还有锡器和漆器,器形难辨,椁盖板塌陷后落入椁底。

③棺内。墓主身上布满装饰品,胸部散置蚌饰千枚以上,右耳侧有一方形玉饰,头部有玉鱼1枚,海贝若干,出自胸部及股骨之间,口内含贝。

(4)M6308有铸铭的铜器

①M6308:1盆鼎。通高27.2、口径23.8厘米。口下一带四瓣目纹间圆涡纹,两耳对应两足,底外有铸痕。周壁有修补痕迹,底外及足上均有浓黑烟痕。内壁铸2行6字铭文:

££乍

            父丁彝

(三)、西周二鼎墓

共有5座:M5189、M6080、M6197、M6214、M6231,均为西周墓。在这5座墓中,M5189、M6231为男性墓,M6080、M6197、M6214为女性墓。

1、M5189、M6231

为2座男性墓,头向基本向北,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的大小相差不多,长398—385、宽325—317厘米。深距地面814—939厘米。葬具皆为一椁一棺,葬式为仰身直肢。

M5189出土青铜器:盆形鼎2件、铜簋2件、铜盘1件、铜匜1件。其他有铜镞、铜镳、铜衔、同节约、铜泡、铜铃、铜鱼等。

玉石器有玉锉刀、玉石圭、玉牌、玉玦、玉动物双鸟雕头饰、玉动物、玉璜、红黄白玛瑙珠、玉琀、石镞等和陶鬲1件。

M6231出土青铜器:铜鼎2件、陶鬲2件、铜甗1件、铜簋2件、铜爵1件、铜觯1件、铜尊1件、铜卣1件、铜壶1件、铜戈8件、铜镞3件、铜斤3件、铜凿2件、同锉刀1件、铜斧1件以及铜軎、铜辖、铜銮、马镳、马衔、铜环、铜铃等车马饰。

玉石器有:石戈、玉柄形器、砺石、玉媛、玉环、玉鸟、玉鱼璜、玛瑙珠、管等。

陶器为陶鬲1件。

在出土的铜器中,M5189墓中未见铭文。

M6231号墓中出土的有铸铭铜器有:

①M6231:24号小盆铜鼎。通高12、口径11.4厘米,口下一条弦纹,双耳对应两足,底外三重三角形铸痕,足底封闭磨光,底外有浓黑烟痕。器内铸造铭文:“£乍££”5字。

②M6231:22无盖双耳铜簋。通高15.2、口径21.4厘米。口下与足上皆饰1带3列身饕餮纹,腹上饰饕餮面,云雷纹地。耳上有兽头,耳下饰爪纹。底外有菱形铸痕。底内铸铭文:“乍宝彝”1行3字。

③M6231:21觯形铜尊。通高18.8、口径17.2厘米。口下1带折身夔纹,中间有兽头,下为1道弦纹。底经用X光照射可见铸铭文“白乍彝”1行4字。

④M6231:23铜提梁卣。通梁高21.4、器盖高18.4、口径10厘米。盖上和口下均饰1道折身夔纹,中间设兽头,间以2道弦纹,圈足1道弦纹,提梁上1带蝉纹,提梁两端各有兽头。卣全身作圆角方形体。器盖内铸铭文:“白乍彝”1行4字。

⑤M6231:25铜带盖双耳四足壶。通高32、口径15.2厘米。盖上2道弦纹。器底与器盖内对铸铭文。器底铸3行14字铭文:

父令色以

旁壶££在

      £二朋

器盖2行共11字:

父令色以

旁壶£££

2、M6080、M6197、M6214

为3座女性墓,墓向除M6197头向东北外,余两座墓的头向均向北。墓圹皆为长方形竖穴墓,墓开口长在310—330、宽在216—285、距地表深度在659—700之间。

葬具均采用一椁一棺,椁或为长方形,或为“Ⅱ”字形。葬式都采用仰身直肢。其中M6080年龄为14—15岁,头骨和颈椎明显错位。并且在东侧“二层台”上殉葬了1位14—17岁女性;M6197女性年龄在25—30岁;M6214的墓的主年龄稍大,约在50—55岁左右。

在这三座墓中,随葬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M6214墓。该墓出土铜鼎2件、铜鬲1件、铜甗1件、铜簋2件、铜觯1件、铜尊1件、铜卣1件及车马饰等;在玉石器方面出土了玉戈3件、玉人面鸟1件、玉人面鸟身器1件以及孔雀绿原石、砺石、玉环、玉璜、玉鱼、玉虎、玉鹿等;

其中有铭文的铜器有:

①铜鼎1件。M6214:41盆鼎。通高19.8、口径17厘米。口下1带四瓣目纹间以圆涡纹、云雷纹地。双耳对应两足,底外有三重三角形铸痕凸起,2道弦纹直与足上弦纹相接。花纹磨损严重,地内外有浓黑烟痕。内壁铸铭文:

        乍 £ £

         

两行5个字。

②铜鼎1件M6214:42盆鼎。通高18.6、口径16.4厘米。口下有两道弦纹,双耳对应两足。底外有双线三角形铸痕凸起,双弦纹直连3足。地内外有烟痕。内壁锈蚀严重,底内铭文锈蚀严重,只能看清“乍”、“宝”二字。

③铜觯1件。编号M6214:50带盖觯,通高15.2、口径5.4厘米。腹部3道瓦纹,盖上2道条弦纹。盖铸铭文:

        乍新

        邑旅

2行共6字。

④铜尊1件,觚形尊。通高20.4、口径17.6厘米。颈上有两带折身夔纹,云雷纹地。底外菱形铸痕凸起。底内铸铭文:“乍旅彝”共3字。

⑤铜卣1件,提梁卣。通梁高21.6、器口径12.5厘米。盖上与口下饰一带折身夔纹,云雷纹地,口下正面中间有饕餮头,提梁上有两道弦纹,两端各有兽头。底外有菱形铸痕凸起。器底与盖对铭文皆铸:“乍旅彝”1行共3字。

▲  西周 M6214:23胸佩饰

该墓中出土的胸佩饰和项串饰搭配艳丽,组合较为特殊其中:

① 胸佩饰一串(M6214:23)。上部为白色钟乳石,平板状,上部略残,有孔10个,下部有孔11个,两面均阴刻对鸟纹,鸟的目及腹部皆镶嵌绿松石片。大小上宽4.55、下宽5.65、厚0.7厘米。按出土情况复原,上部保留串饰1串,下部保留10串。串饰用红黄色玛瑙珠、红黄白色玛瑙管、长形管、绿松石管珠、石贝以及白色钟乳石珠等搭配串饰而成,十分华丽,美观。

② 玉石项饰(M2614:35),出于墓主颈部,相互叠压在一起,经整理复原为甲、乙两组:

甲组。包括石兽头、大小玉蚕、玉石璜、白色钟乳石珠、管珠、绿松石珠、绿色合成料珠、翡翠管珠、黑色合成料珠、玛瑙管珠等组合串饰而成。

乙组。包括玉轮坠、鱼璜、鸟、玉蝉、玉、石蚕、白色钟乳石珠、管珠、黑色合成料珠、翡翠管珠、绿松石管珠、等组合串饰而成。

(四)、一鼎墓

一鼎墓共31座,编号为:M5150、M6054、M6071、M6105、M6121、M6126、M6127、M6130、M6131、M6179、M6190、M6204、M6235、M6242、M6243、M6372、M6384、M6390、M6434、M7003、M7004、M7014、M7029、M7052、M7092、M7095、M7113、M7146、M7164、M7176、M7185。还有出土锡器的墓M6496、M7005、M7165共3座。

这些墓葬,时代比较早,基本都是西周时期的墓葬。墓圹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26—425、宽90—298、深160—810之间。葬具多数为一椁一棺,少数用一椁二棺。葬式大多数墓葬头向北,少数向西,多数为仰身直肢,双手交与腹部。

随葬器物,较为典型的是M6384号墓。

  1. 青铜器

①铜鼎1件。编号M6384:9,束领盆鼎。通高13.9、口径17.1厘米。双耳对应两足,口下与肩上4道弦纹。底外三角形铸痕凸起。锈蚀严重,底外及足上均有烟痕。

②铜甗1件。编号M6384:6,通高41、口径25.6厘米。腰中有箅,要上有鼻,可以启动。锈蚀较为严重,3足所对饕餮面清楚。腰一下有浓黑烟痕。内壁所铸铭文只能看清“父丁”二字。

③铜簋1件。编号M6384:8两耳瓿簋,通高17、口径19.6厘米。此器因为商代器物,经周代安置3耳而成簋。腹部满布花纹,饰双身尾下卷饕餮纹,云雷纹地。耳上部有兽头,珥上饰爪纹。底内铸铭文:

        王商小臣

        宦且乙

两行8个字。

④铜爵2件。编号M6384:7、M6384:12。通高19.1、后者19.2厘米,上通长均15.1厘米。鋬下皆1道弦纹,鋬上有兽头。

⑤铜盉1件。编号M6384:15带盖四足盉。通高25.6、器口径13.2厘米。筒状流,裆下有双环,有鋬盖上与口下各饰1带长尾鸟纹,云雷纹地。鋬上有兽头,盖顶上环作猪形。盖与器用环相连接。流上饰斜角云纹。盖内与器口内对铸铭文:

        晋仲韋父乍

        盉其万年永宝

盖两行,器内三行,共12字。

⑥铜觚1件。编号6384:16细腰觚。通高25.8、口径12.8、足径8厘米。圈足上饰斜角云目纹。可看出外范两块。

⑦铜尊1件。编号8364:11觚状尊。通高18.8、口径18厘米。径部上下有弦纹4道,上部中间有兽头。底内铸铭文:

         乍父丁宝

         IMG_256

         子孫其永用

三行15字。

⑧铜卣1件。编号M6384:13提梁卣。通梁高23.2、器口径13.2厘米。器盖正面中央各有1兽头,盖、口下和圈足上各有2条弦纹。盖纽上有对称的小圆孔2个。提梁两端各有1个羊头。盖内和器底对铸铭文为:

         乍父丁宝

         IMG_256

         子孫其永用

3行15字,与尊同铭。

⑨铜盘1件。编号:6384:5为3足双耳盘。通高15.7、口径33.8厘米。口下1带短尾鸟纹,耳上垂鳞纹,耳下1条弦纹。底内铸铭文:

        家父乍宝盃其

        万年子孫永宝

2行13字。

另还有:铜支架、铜戈(入葬前砸弯)、铜矛(入葬前砸弯)、铜斧、铜殳、铜座及车马器铜軎、铜镳、铜衔、铜銮等。

  1. 玉石器

玉石器有:玉虎、石兽头饰、石鱼龙璜、玉柄形饰、玉琀、玉片等。

  1. 陶器有:陶鬲、陶豆原始瓷豆等
  2. 其他:骨镞、蚌鸟、海贝、海毛蚶等。

小结:

发掘的墓葬中,有随葬青铜器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共计近500座。随葬青铜器的47座,全属于西周时期。根据铜器的铭文、器形、花纹、分期断代,可把这批铜礼器墓分为6段;若以2段为一期,可归为一、二、三期,即相当于西周的早、中、晚期;早期29座,中期11座,晚期4座。以绝对年代论:

早期最早约在周成王中、晚年。

早期偏晚因该不晚于周昭王,M6231可以为其典型单位。

中期偏早可以到周穆王早年,M6384为典型单位。

偏晚的年代比较难定,大约在周厉王与周宣王之时。

后端最早可能到周幽王,但M5189所出的折腹鼎及其所饰“回”字纹,可能晚到春秋初年。因此晚段的绝对年代定在东西周之际应该比较合适。

以随葬铜鼎多少为标准来看,这批铜礼器墓可分为5类:第一类四鼎墓,1座,属西周早期阶段。第二类,三鼎墓,共4座:西周早期前段3座,后端1座。第三类,二鼎墓:共5座,西周早期前段3座,后段1座,西周晚期后段1座。第四类,一鼎墓,共31座:西周早期11座,后段7座;西周中期前段8座,后段3座;西周晚期前后段各1座。

 从M6384随葬的《晋仲韦父盉》可证明这批铜器墓皆为晋墓,与最近在北赵发现的晋侯墓地相呼应,即“邦”墓与“公”墓的对应。晋侯墓中一般葬5鼎,可见5鼎墓为晋国一等贵族墓。此墓地的三鼎墓当为晋国的二等贵族了。西周早期阶段共有3座三鼎墓,说明当时在天马—曲村有3位二等贵族同时存在。这说明这3位二等贵族共同辅佐了一个一等贵族,即晋侯。这位一等贵族是谁?在西周早期阶段,只可能是唐叔虞。

晋侯墓地没有早期前段的墓,可见唐叔虞不可能葬于此。靠近曲村北边的M6081很值得注意:此墓的规模在曲北墓地中最大,比晋侯墓也小不了多少。此墓属于西周早期前段,而且唯有此墓随葬了4件铜鼎,其中有一件方鼎铸有商代后期的有记年的中篇铭文,显然是当时的重器。此墓和其他同时的3座三鼎墓应当不属于同一等级。三鼎墓既是二等贵族墓,此4鼎墓很有可能是一等贵族墓,即唐叔虞墓。

在500多座随葬铜、陶其墓中,有不少铜器墓中也随葬了陶容器,这些可把陶器墓和铜器墓串联起来。根据这两种情况,可把440余座陶器墓划分为9段:第一段88座;第二段110座;第三段83座;第四段47座;第五段38座;第六段45座;第七段24座;第八段2座;第九段3座。若以两段为一期,即可并为5期:第一、二、三期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第四、五期,相当于春秋早、中期。在西周早期前段有个别墓如M7128,似更早,甚至可以到先周时期。

观看天马—曲村遗址的兴衰,与侯马晋国遗址恰成明显反差,侯马晋国遗址起始于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中期达到繁盛期。若将这连个遗址连续起来,就可看到晋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完整的锁链。就是说,侯马晋国遗址显然继承了天马—曲村遗址发展起来的。侯马晋国遗址是公认的《左传》成公六年“晋迁新田”的新绛,那天马—曲村遗址自然就是“晋迁新田”以前的故绛。

天马—曲村遗址是连续发展的,其中未发现中断现象,而且在西周早期就达到了繁荣状况,可见晋文化最早在这里滋生,自然唐叔虞也就始封于此。西周早期前段二鼎墓M6214出了一件铜觯,铭文曰:“乍新邑旅”此新邑乃唐叔虞所始于此所作的新邑。至战国时期,天马—曲村遗址范围更为缩小,仅在张村的西南附近筑了一座小城,城内居民延续到秦汉时代。

总体来讲,天马—曲村遗址,可分为5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阶段  龙山文化早期;

第三阶段  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晚期;

第四阶段  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

第五阶段  金、元时期。

 

第五节:晋侯墓

一、晋侯墓地的第一次发掘

自1987年以来,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提出“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奇谈怪论,开始大肆盗掘古墓。天马—曲村遗址也未能幸免,大量西周至汉代古墓被盗。鉴于形势严峻,经请示国家文物局的同意,由曲村考古队负责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1992年4月至6月发掘清理了大型西周墓和1座小型汉墓。

  1. 位置与地层

墓葬位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中部偏北的处,距北赵村500约米,范围在统一划区的I12区。西周大型墓葬编号为M1和M2。

墓地的地层比较简单,墓上普遍被汉代文化层覆盖,墓局部打破西周早期地层。

第一层,耕土层。厚0.4米。

第二层,宋元时期文化层,黄褐色土,土质松软,有少量瓷片,厚0.25—0.45米。

第三层,东汉时期文化层,土质较硬,出土五铢钱、瓦和“盷氏祠堂”瓦当。厚0.8—1.8米。

第四层,西周早期文化层,分布不普遍,深褐色土,土质紧密,有少量陶片出土,厚度不一。

  1. 西周墓
  1. M1

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在北,墓道在南,墓向188°。

墓室平面近方形,竖穴土圹墓,口部内敛,四壁平直。墓底南北高差2厘米,近于水平。墓口距地表1.45米,西边长5.55、东边长5.75、北边宽4.95、南边宽4.9米。墓底西边长6.06、东边长6.15、北边宽5.24、南边宽5.36、距墓口7.46米。

墓道长方形斜坡式,直壁,坡面平整,坡道面上有零碎的碳屑,局部有席痕。墓道口宽3.67、长11.9米。南部较缓,北部较陡。墓室、墓道共长17.65米。

墓道、墓室填黄褐色五花土,均经夯打。

墓室椁顶部分施一层木炭,椁顶木碳随椁顶盖塌落,厚4—5厘米,四周即二层台位置较薄,厚约3厘米,外高内低呈坡状。墓底遍施一层木炭,厚4—6厘米,椁室直接放在木炭上,椁室周围用木炭和土分层夯实。另外,椁周近底处还有自然石块7块。

外椁大部分保存原形,内椁和棺因塌落盗扰情况不明。外椁置于墓中,距墓底四壁留有0.84—1.04不等的距离。椁内侧南北长3.99、东西宽2.9、高约1.85米。外椁由垫木、底板、边框和盖板组成,均为方木。

椁底有垫木两根,垫木上开有凹形卯口,立边框。南北边框出头,呈“Ⅱ”字形。南椁帮接头处作凹形卯口,北椁帮做凸形接口与东西边帮相接。椁的盖板东西横铺,全部塌毁。

该墓尸骨无存,葬式不清。

随葬器物均被盗,未扰动的器物仅陶鬲1件,其余多为残件,大部分出自椁外的盗洞中。

①陶器

陶鬲1件。加砂灰陶,通身饰绳纹,腹部弦纹3周。通高10.5、口径11.8厘米。

②铜器

铜容器腹片1件。编号M1:051饰夔纹,内有3行铭文的中间部分为:

        ┄┄月初吉┄┄

        ┄┄乍宝┄┄

        ┄┄年子永宝┄┄

残长10.8、宽8.4厘米。

戈3件。M1:025直援,直内,短胡两穿,援中有脊,断面呈菱形,援末成三角形,阑上方有兽首形翼,通长23厘米。 M1:024长胡,3穿,援中有脊,断面呈菱形,胡长6厘米。M1:023仅存援部,残长7.5厘米。

矛2件。M1:027断为两截,矛峰被盗出,矛骹处于椁内东南部;M1:026仅存锋部,残长8.4厘米,锋起脊,骹断呈圆形,下部有二环,内部有木柄痕迹。长约18.5厘米。

③车马饰等

銮铃4件。均残,M1:05銎口四面中间各饰竖弦纹3道及圆穿,两宽面各有4个菱形凸饰。銎口4.8×3.2厘米。

还有:辖 2件、镳24件、衔5件、泡5件、节约139件、管106件、系扣40件、络扣1件、环3件、兽形饰1件、轭首(?)饰1件、鱼24件、镞(地表采集)1件。

④玉石、骨、蚌器

石鱼48件、石泡1件、玉饰1件、骨系扣7件、骨管9件、骨镞1件、蚌泡1件、蚌环1件。

另外曲沃县公安局缴回文物中,有一批可能属于M1的器物其中:

铜鼎1件、銮铃9件、辖6件、镳10件、衔11件、铃6件均残、石磬2件。

(2)M2

M2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在北,墓道在南。墓室平面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口部内敛,四壁平整。墓口距地表1.59米,长4.82、宽3.8米。墓底大于口,长5.18、宽4.1、距墓口7.18米。

墓道长方形斜坡,北边两壁略内敛。南宽3.04、北宽2.84、长15.7米。坡度18°。

墓室、墓道均填黄褐色五花土,无明显夯土。墓椁周围施木炭,木炭用长短、粗细不等的树干烧成,截面有明显锯痕。用碳量约25立方米。

M2仅存椁痕,椁室平面为“Ⅱ”字形,外侧长4.24、宽2.9、高约1.36米。结构形式与M1类似。

因被盗扰,墓主葬式不清,骨骼涂有朱砂,据墓中发现的下颌骨、髋骨判断墓主为20岁左右的女性,与随葬的玉石饰物相吻合。

随葬器物中未被盗扰的共有4件。陶鬲1件、大口尊1件、铜铲形器1件、玉壁1件。其他随葬品均出自盗洞中。

1陶器

鬲1件。编号M2:1,加砂灰褐陶,卷沿腹微鼓,弧裆较平,饰绳纹。通高11.6、口径16厘米。

大口尊1件。编号M2:2,加砂灰陶,敞口圆肩,平底,腹饰绳纹。通高27.4、口径33.6、底径13.5厘米。

2、铜器

铜鼎1件。编号M2:010,残。仅存口沿、腹部局部和一足。柱足,腹部饰弦纹一周,底部有范痕,残高19、口径21.2厘米。

手铲形器1件。编号M2:4,形似手铲,上有一方穿,柄略呈椭圆形,有銎。通长21.6、銎径2.4×2厘米。

另还有钮盖、铜鱼等。

3、玉石、蚌器

玉壁1件(残)、玉鸟1件、玉饰1件、玉佩1件(残)、蚕形玉饰2件、玉圭1件(残)、石鱼14件、石珠2件、蚌泡23件。

二、晋侯墓地的第二次发掘

1992年发掘M1、M2刚结束,墓地另一座大墓I11M8又遭盗掘,数十件青铜器被走私到香港等地,鉴于这种严重的局面,在省、地、县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强了墓地保卫工作,并径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2年下半年对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田野发掘工作自1992年10月16日开始至次年元月11日结束,共探明西周甲字形大墓7座,车马坑2座。考古队清理了其中的5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1993年5月10日至6月5日,对在田野发掘阶段未进行仔细清理而整体装箱取回的I11M8棺室进行了室内清理,并对墓葬出土器物进行整理与修复。

(一)、墓地概况

晋侯墓地位于天马—曲村遗址中部偏北,东为天马,西为曲村,张在南,北赵在北,是遗址最重要的部分。地势有南向北缓升,墓地北部是太行的余脉塔儿山,又称崇山、乔山和垆定山。墓地就处在乔山之下10公里之外的山前地带。其南有滏河,滏河发端于翼城县北部的山脉,东北向西南流经天马—曲村遗址,向西25公里汇入汾河。滏河南岸是台升的峨眉岭土梁,土梁再向南,便是曲沃的南山即紫金山,又称降山。墓地背山面河,祖山、拜山遥遥相对,视野开阔,地望极佳。

1、M6、M7

夫妻并穴合葬墓。其东有尚未确定范围的车马坑1座。两座墓皆于1991年被盗,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仅余陶器和部分铜器、玉石器残件。

M6墓道略窄于墓室,前部坡度大,后边略小,墓道底接于墓室中腰以上。在墓道后端有拆散的殉车一辆、颈带铜饰和铜铃的殉狗一条。墓口、底大致相等,下部四壁抹泥修正。一椁一棺,棺被盗洞破坏。残存器物有铜鬲、铜戈、铜銮铃及铜容器残片等。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一代晋侯之墓。

M7墓道与墓室等宽,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及墓道皆口小底大,墓道前陡后缓,接于墓室下部,其后端有精致的小舆车一辆。车辕前部被盗洞破坏,辕尾有铜踵,轴头有车軎及鸟形铜辖。墓室近椁处有细泥修整,墓底椁下垫有较薄的一层木炭。一椁一棺保存较好,棺前宽后窄,墓主下肢伸直,上部被盗洞破坏,足下有海贝一堆。椁外二层台上有陶鬲1件,椁内残存陶罐及玉鹰。从随葬器物看,墓主应为M6晋侯夫人。

2、M8

M8是这次发掘5座墓在规模最大的一座。该墓1992年8约被盗,盗墓贼在东南角用炸药炸成竖井,盗走了椁室足端大部分青铜器,后背群众发现而制止。

(1)、墓葬形制

此墓平面为较规整的甲字形大墓,墓口现长25.1米,座北向南,墓向197°。

墓道在墓室南端,呈斜坡状,长18.45、前端宽3.75、后端宽3.6米。前部坡度较大,后部坡度变缓。墓道挖好后,又在墓道后部垫土少许,减缓墓道后部的坡度。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中线长6.65、后端宽5.6米。墓口与墓底大小基本相等,墓底之墓口6.65米。墓室底部大约在椁底垫板的位置,垒砌两道较椁室略宽的高约0.7米的短墙,来承载椁室,椁室外填塞厚厚的木炭,木炭堆积很高,大约至墓口下2.7米处,随着椁室和墓室的坍陷,木炭也随之塌陷,形成四周高,中间低的现象。墓室及墓道的填土皆经夯打,夯土厚0.1—0.2米,夯窝密集,直径5—6厘米。

(2)、椁、棺情况    

葬具为一椁一棺,椁放置在起垫木作业的两道石块垒砌的短墙之上,平面呈“Ⅱ”字形。两端椁板较长伸出,两侧板似插于端板凹槽中。外痕长4.76、宽3.14、残高1.3米。

棺平面呈头部略宽的长方形,直接放置在椁板上,棺内四周有一条银灰色细沙痕,何物尚待检验。棺保存差,棺板厚度不明,内痕长2.08、头宽1.12、足宽1.07米。

椁室两侧原缀有椁饰,有大石戈2,小石戈、小铜鱼若干组成。

棺内墓主骨架保存极差,仅有数枚牙齿尚存,余均压成棕黄色粉末。从骨痕上看,墓主仰身直肢,双手放于胸前。

(3)、器物位置

随葬品分三处放置,即椁板盖上、棺椁之间和棺内。

椁板盖上放置铜銮铃3件、铜环2件和部分车的饰件。

棺椁之间主要放置铜礼器和铜、石乐器。礼器在椁室南端和西南角。南端铜器多被盗走,仅存铜兔尊3件;西南角铜器尚存鼎、簋、方壶等9件。铜编钟原在椁室东南角,盗后仅存一套编钟的最后2件。石磬也被盗墓者取出部分,折断后弃与盗洞内外,只有椁室东侧尚未扰动的石磬8件。在椁室东侧南端,有薄如纸、已锈蚀坏烂的镂孔铜片,还有雕花象牙筒、玉饰等器物。椁室北端仅东北角有陶鬲1件。棺盖上有大致对策的圆形铜饰2件,可能是棺上饰件,并有锋上内下玉戈1件。

棺内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另有黄金带饰一组。器物大半覆盖在墓主身上,少数压于身下。玉器中有专为敛尸制作的饭含、覆面和缝缀在墓主衣服上很薄的柄形器及缀饰,这些是后期贵族特用的玉衣和玉柙(匣)的刍形。墓主头顶放玉筒,头下压五龙项饰,头上盖缀玉覆面,颈下放有双环双玦三璜佩饰。背下压有三环三玦(与胸腹部饰件可能有联系),背下压玉钺和玉环,胸腹部正中放大玉戈及玉环各1件,其旁放带玉缀的柄形器,其上置质地极佳的白玉瑗1件,再上为双璜过珩连环玉佩及与之相关的四璜过珩连环玉佩,玉佩两侧压有玉板(笏)?及带缀柄形器各1件;胸腹前最上面为呈八字形放置的玉牌2件,墓主髋部两侧各有带孔的玉人、玉龙等,它们或属同一串饰。墓主大腿根部有玉琮1件,两大腿和小腿上各有柄形器,大腿两侧放玉玦(板指)1件,小腿两侧各有玉琮1件,双足下压玉板各1件。此外在棺内还散布有玉鸟形珩、玉虎等玉饰。

(4)、随葬器物

共出土金、铜、玉、石、牙、陶器239件套。

①金器。金带饰15件一组。位于墓主腰间。由铸造成形的垂叶形饰1件、虎头形饰1件、弧面扁环5件、扭丝状环6件、弧面扁框1件、扭丝状框1件组成。总重459.3克。

②铜器。可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椁饰、棺饰6类。其中兵器仅镞一束,车马器仅一辆车上的3件銮铃及2件环,椁饰仅为小铜鱼,棺饰仅有盖上的铜牌2件。

    A容器。共12件。由于被盗组合已不完整,根据形式、纹饰及铭文内容可分为四组。

一组有簋2件,方壶2件。制作精工,有铭文,内容及行款皆相同,均为晋候作器。

二组鼎1件,编钟2件。器质较好,作器者为晋侯稣。

三组兔尊3件。造型生动,纹饰相同,皆无铭文。

四组甗1件、盉一件、盘1件。 铸造粗糙,花纹草率,无铭文,可能为冥器。另外还有带“畴(?)(侯)乍(作)旅彝”铭文的铜爵1件。形制、铭文、纹饰均为西周早期特点,器表损坏严重,系前代传下的器物。值得注意的有8件:

晋侯稣鼎1件。编号:M8:28,通高19、口径24.8、腹深13.2厘米。器表有范痕,半圆形,口微敛,短斜折沿,口下附耳,腹部浑圆,圜底,三瘦蹄形足。肩部两道凸弦纹,间以长短相间的重环纹,外有烟痕。器内后壁铸铭文3行13字:

晋(侯)(稣)乍宝

其 万 年 永 宝 用

晋侯簋2件及残片(原簋数为4)。以编号8M:30为例。通高38.4、口径24.8厘米。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覆盘盖,上有圈状捉手。敞口、束颈,鼓腹、环底、圈足。除捉手饰重环纹围绕团鸟纹外,余均饰瓦纹,间饰云目纹。盖、器对铭4行26字:

(唯)九月初吉庚午

              晋侯

              用享于文祖皇考

              其万亿永宝用

晋侯壶 2件。大小、形式、纹饰、铭文基本相同。例M8:26口径18—22.8、通高68.8、身高58.4厘米。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盖顶立波带状山形捉手。长颈、曲腹、大圈足。颈部附双龙套环大耳,纹饰华丽,盖面饰交龙纹,口下及圈足饰云目纹,颈上饰波带纹,肩部饰重环纹,腹四面各一高浮雕凸起的龙首为中心,两旁分出龙身,龙尾相交,构成一波带状主体纹样。盖内铸铭文4行26字,为:

 (唯)九月初吉庚午

 晋侯

 用享于文祖皇考

万亿永宝用

兔尊3件。M8:20,在兔背上立喇叭形口,另2件M8:21、22,造型相同,大小向次,均在兔背上开长方形口,口上有盖,器盖周缘棱角分明。M8:20作匍匐状,腹部中空与喇叭口形相连,足下有矮长方形圈足,腹两侧各有同心圆纹饰三周,由里向外依次是圆涡纹、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口径18.4、通高22.2、全长31.8厘米。M8:21前后足中线及可见范痕,作行走状,腹部中空,背上圆角长方形器口上,有环纽器盖。器两侧有与M8:20相似纹饰。口长10.6、通高13.5、全长20.4厘米。

B、乐器。仅编钟一种,钟已大部分被盗,只余一套编钟的最后2件。

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其合金成分与容器显然有别。形制为甬钟,体呈合瓦状,内有调音的沟槽(隧?)。甬较短,有旋,饰云目纹。体态阔,钲部仅较鼓部略长,鼓部两端微翘,饰勾连卷云纹。钲部以阴线分割出枚、篆、钲各部。枚较长,呈两段式;篆上饰长体合卷云纹;正面钲部镌刻铭文,各钟铭文相连。鼓部中饰勾连对云纹,左侧有鸟纹作第二基音标志。M8:33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甬长9.1、栾长16.9、舞修12.5、铣间14.8、通高25.9厘米。M8:32铭文4字为“永宝兹鈡”。甬长8.2、栾长14.3、舞修11.1、铣间13、通高22.3厘米。

C、玉器。数量最多,从外表看,质料大多不佳,可算作美石。按其功能可分为礼玉(瑞玉、祭玉)、佩玉、葬玉三类;按其位置可分为覆面、项饰、胸佩、板指等;其形制有几何形、像器形、像生形等。

双层缀玉覆面。编号M8:62—113,有52块玉石分上下两层缝缀在布帛上使用。上层有27块,四边有8个玉坠,四角有角颐,上有菱形额,下端有近似半圆的颔,两侧有耳,其间有眉、眼、鼻、嘴、颊等。这些玉在侧面切割一道缝,与背面穿孔相通,避免线绳外露。下层缀玉有人、虎、眼、鼻、嘴等。在玉覆面的上层缀玉上,缀玉柄形器一件,位置恰当玉鼻之上。

三璜双环双玦玉佩。编号M8:114—124,过墓主人颈部,呈“U”字形摆放。其上两端为环,两环上各放1玦。环下各以绿松石珠6、玉管2、玛瑙13穿为2串,穿连宽玉璜各1块,两玉璜下,又各以绿松石珠8、玉管2、玉珠4、玛瑙珠22共同串连窄玉璜1。玉环素面,璜表面阴线饰云纹。

多璜过珩连环胸腹玉佩。为墓主身上最为复杂的佩饰,玉佩有绕肩而过的2环4玦起,各自用珠玑串连1璜,璜下垂珠玑共同联系1鸟形玉珩,珩下连环。在璜、珩间的串珠间,两侧又各串连玉璜1,其下垂珠再各连1玉璜,璜下珠玑通过一长方形玉珩交合,下连1环。其环、珩、璜之间的联系方式十分清楚。

大玉戈及大玉环。用细腻的牙黄玉琢磨而成,戈(M8:216)放于环上,长援,短内,无胡。援中部起脊,上下刃向前渐成锋,援内交界处有一穿,内上饰弦纹2道。其下刻横线纹15道,宽8.7、通长58.5厘米。环(M8:217),肉较薄,外缘有凸牙,素面,好经较大,无纹饰。外径21.5、内径11.1厘米。

兽面纹玉琮(M8:235)。玉质不佳,圆筒形,外壁凸起四棱角,上饰宽弦纹2道,中腰有凹弦纹1道。外径7、内径6.3、高5.9厘米。

玉立人(M8:184)。暗绿色有杂质,作正面立形,头顶法式卷起成穿孔可系绳。人似女性,披发,浓眉大眼阔鼻;束腰,着高领衣,前有垂叶纹饰,领、腰、裳成梯形,前有垂叶形饰,腰和裳周边刻交叉斜格纹带。宽3.3、通高9.1厘米。

(5)、墓主年代

M8墓内有铜器除一件西周早期铜爵外,其它作器者均为晋侯,无疑此墓为一代晋侯之墓。晋侯之名则有二人。即稣,据《世本》及谯周《古史考》为晋献侯之名。《史记·晋世家》记晋献侯名,稣和籍二字古音相近,籍可能是稣之误。从斤,字书所无,也与史籍所载晋侯名不符。从二人作成套列器来看,均可能是墓主,其世次也应当相邻,即晋侯应为晋侯稣的前一代或后一代晋侯。根据《晋世家》等文献,晋献候之父为晋釐侯,“釐侯十四年(前826年)周宣王初立”。晋献侯之子为晋穆候,其名费王。穆候死后其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蹦。四年太子仇帅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M8在已发掘晋侯墓地中是最大者,再参考出土器物特征,将此墓的墓主划定在晋献候和晋穆候,其年代范围相当于周宣王之世。应在周宣王十六至四十三年间(前812—前785年)。

(3)、M9、M13

夫妻并穴合葬墓。女左(东),男右(西),与墓地已发掘的其他大型墓排列不同。墓东未见车马坑,殉车均放在墓道、墓室中。

M9墓道窄于墓室,坡度前陡后缓,墓道后部放置拆散的殉车2辆。墓底大于墓口,其下部距椁顶尚有一段距离的椁顶上,放拆散的殉车5辆。一椁二棺,椁顶南端有殉狗1只,外棺南端有成排的海贝组成棺饰。棺内墓主为男性,仰身直肢,双手捧腹。陶器放在东北角木匣中,铜器放在棺椁之间,其分布大致是:礼器放在椁室南北两端,乐器放在南端,兵器放于西侧,车马器则散布于四周。玉石器主要放于棺内。此外在棺椁之间还散布海贝、龟甲、包金器等。此墓铜器锈蚀严重,保存较好的有簋、斝、编钟诸类。铜器尚没去绣,不知有无铭文,但此墓用了7辆车殉葬正合诸侯殉车7乘的制度,应为一代诸侯。

M13墓道长而墓室狭小,墓室仅比墓道宽少许。墓道前坡后平,接于墓底中腰之上,墓底略大于口,椁顶上放精美的小车一辆,随椁顶下榻散落,但其铜制的IMG_256、衡中、衡末、IMG_256、轭、IMG_256IMG_256、軎、辖、画IMG_256、轮牙和踵,保留下车的大致轮廓。椁旁二层台上有鬲、豆、罐、尊、簋陶器。一椁一棺,棺室北端有铜器,原始瓷器和漆器,铜器为5鼎4簋,并有铜甗、盨、盘等器类。其他有马器和饰件其中有立鹿杖首和野猪形带饰,具有浓郁的北方铜器特色。原始瓷器和豆,则完全是东南地区风格。墓主为女性,仰身直肢,双手放于腹上,头上有括发管,胸前放由玉牌及珠玑组成的两组胸佩,胸部及足部放置海贝,并有柄形器等玉石器。根据铜器上有晋侯作器的铭文,以及此墓与M9的关系,墓主应为M9晋侯的夫人。

以上5座大墓,2座保存完好,1座虽然被盗扰,但劫后之物尚多,其余2座墓虽被盗空,但陶器尚存。可通过这些陶器,特别是大墓均出土的陶鬲来排定墓葬的先后序列,从而弄清北赵晋侯墓地兆域制度中墓主排列的顺序。从已修复的几件陶鬲来看,M13:35卷沿斜侈,沿下角大,裆部平,足似柱足,在周文化陶鬲谱系中,属仿铜鬲的较早形式,当排在这几件鬲的最前面;M7:1卷沿近平,沿下角稍小,裆部拱而较高,整体形态为加扉菱的仿铜鬲,其流行年代当在M13:35之后;M8:40折沿上翻,沿下角小,肩部折转,裆部低矮,属较晚的形式,应排在最后。1992年上半年发掘的M2所出陶鬲则正好可以排在M7:1与M8:40之间。据此北赵晋侯墓地已发掘的7座甲字形大墓的排序应当是:

M9、M13→M6、M7→M1、M2→M8

由此可看出,北赵晋侯墓地晋侯及夫人的墓位安排,似先启用墓地的北部,由北向西依次排列,然后在转向墓地的南部由东向西依次排列。

在这次发掘的5座甲字形大墓,从出土的器物分析,M9、M13年代最早,大致在西周早中期之际的周穆王前后;M6、M7年代稍晚,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恭懿之时;M8年代最晚,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

三、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

1993年上半年,继续对北赵晋侯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前进行了复查性钻探,查明大型墓葬7座,小型墓葬3座。此次发掘的有2座大型墓(M31、M32)和3座小型墓(M38、M39、M40),这5座墓均在该遗址的I11区内。

根据钻探的结果,整个墓地分南北两排,北排7座,南排7座。

M32位于北排M7的西部,与M33(未发掘)为一组平行并穴夫妻合葬墓,此墓被严重盗掘,墓内仅存铜鼎、簋等器物残片,墓道中有车一辆保存较好。

M31位于南排M8西侧2.4米处,与M8平行并列。

M38、M39、M40位于M31西侧,南北纵向成排。均无墓道、积石积炭,为一椁一棺小型土坑竖穴墓。陪葬品只有陶器,大口尊、鬲、罐等,墓主均为女性,应属M8的陪葬墓。

  • 墓葬形制

M31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且未被盗扰的一座女性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墓道在墓室南端,长方形斜坡,墓口被后期扰土打破。墓道残长9.38、南端宽2.86、北端与墓室连接处宽3.2米,坡度10°。墓室口部,北宽 4.5、南宽4.4、长6.6、深4.77米。总长为16.04 米。

墓室内有积石积炭,椁盖板上的积炭厚约0.4米,椁室北壁用木炭和卵石填充成的二层台,宽1米;西壁二层台与北壁相同,宽0.9米;南壁、东壁二层台用木炭和土填充,皆宽0.85米。 椁地板下垫一层木碳,厚0.16米,木炭以下到墓底由卵石和人工棱石铺垫。

  • 棺椁结构

葬具为一椁三棺。椁盖由14根东西向的长条方木排列组成,方木均宽 0.35米。椁四壁腐朽严重,从痕迹看东西两侧厚0.15、南北两端厚0.1米。结构整体上为“Ⅱ”字形,椁室长4.5、宽3.1、高1.4米。

棺为三重,结构均为东西两侧板,夹南北两端板。内棺两侧板厚0.08—0.1、北端板厚0.12、南端板厚0.11、棺长2.06、宽0.85米。

墓主人骨架已朽尽,仅在一件玉环下压印有隐约可见的肋骨痕。

  • 随葬器物

出土铜器、陶器、玉石器等1000余件。

铜器。有鼎、簋、壶、盘、盉、鱼、铃等。

鼎3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向次,立耳微外侈,球形腹,底有三角形范痕,三蹄形足,腹上部饰重环纹一周。胎薄,制作粗糙,标本M31:3口径25、腹深12.2、通高24厘米。

簋2件。形制大小相同,覆碗形盖,花瓣形捉手,身敛口,鼓腹,兽首垂珥型耳,圜底,圈足下有三兽首形足。盖与器身均饰瓦纹。标本M31:4口径15.8、最大腹径21.6、腹深11.2、通高26厘米。

盘1件。编号M31:5,敞口,卷沿,腹较深,附双耳,平底,圈足外侈。口沿下饰夔龙纹,云雷纹衬地,圈足饰两周弦纹。口径45.7、通高15.4厘米。

盉1件。编号 M31:8,扁椭圆体,顶有长方形口,沿外侈,上有鸟形盖。鸟首有冠,尖喙圆目,张翼曲爪,俯卧状。鸟身后有一环,通过熊形链与器身一环相连,熊链为前爪捉一带过肩成环;后肢向内合为一环。流作曲体管状,龙首形口,有冠,双角,有眉,圆睁眼,张口,口上有须,鋬做半环状,饰高浮雕龙首衔环。足为两个半蹲裸体人,头上无法,蹲身屈膝,双手置于膝上,做负器身状。盖部鸟颈饰羽纹,翼下至尾部饰云纹,流、鋬龙颈后部饰虎皮斑纹,鋬上还饰有云纹,器身侧面中心饰两盘曲的夔龙纹,大龙成回头状,头上有冠,冠为一变形夔纹,大眼,张口吐舌,身向上卷曲,一小龙两眼,双角,盘附于大龙身下,其外饰重环纹,间以涡纹的三角云纹各一周;上部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夔龙纹,流与鋬两侧饰重环纹,盉身径20.6—21.8、高34.6厘米。

陶器

鬲1件。编号M31:29,宽折沿,束颈,腹上部微鼓,弧裆近平,三柱足较高,沿平面上饰凹弦纹两周,通体饰绳纹,腹部饰凹弦纹三周,形制与M8:40相同。口径15.2、高13厘米。

玉石器。有覆面、项饰、胸饰等。

玉覆面1组。编号M31:73,出自于墓主人头部,有79块不同形状的玉块组成。每件上都有钻孔,周边用两种三角形玉片组成人面形,用不同的玉石片组成眉、目、面颊、耳、鼻、口、下颌等。有些玉石件是用雕饰过的材料改制而成。

六璜联珠串饰1组。编号M31:90,出土墓主胸部用408块玉璜、料珠、玛瑙珠组成。串饰上端置于墓主项上,下端至腹部以下,自下而上由6块雕刻夔龙纹的玉璜经与料珠、玛瑙等组成六璜串饰。最大的璜为最下的一块,长29.8厘米,最小者为最上面的一块,为14.5厘米。 

玉牌联珠串饰1组。编号M31:70出自墓主人胸部右侧,由654件玉牌、料珠和玛瑙组成。玉牌正面呈梯形,正面饰龙纹,上端与背面有6个穿孔,用以联系6串玛瑙珠,每串5枚,其上合并为三串玛瑙珠,每串4-5枚;下端侧面与背面有9个穿孔系挂9串珠饰,分别有白色玉珠、绿色料珠、红色玛瑙组成。整个串饰长67厘米。

小玉牌串饰1组。编号M31:61,出于墓主人左臂处,有42件玉牌、玛瑙珠、玉管、玉龙、玉蚕组成。玉牌(M31:61-1)平面呈梯形,中心一孔,双面有纹饰(长4.4、宽2-3.4、厚0.5厘米)。与大玉管蚕、小玉管、玉龙、玉蚕、红色玛瑙等组合而成,整个串长30厘米。

玉环。编号M31:108,出土于墓主背部,出土时环上隐约可见几条肋骨痕。玉环灰白色,素面,质地较软,一面刻有1行12字文字。为:“玟王卜曰我人”

另还有:大玉玦、圭形饰、璜、镂空玉佩(龙形、人形)、龙形璜、鸟形饰等。

结语

M31与1992年发掘的M8是一对平行并穴夫妻合葬墓,时代西周晚期。M8被盗,但从残存器物和铭文来看是晋国某一代国君。M31未被盗,所配铜礼器为三鼎二簋。

北赵晋侯墓地M13是迄今发掘中年代最早的一座晋侯夫人墓(属西周中期早段),所配铜器为五鼎四簋与M31相对比随葬铜礼器数量不同,同一墓地中出现这样现象值得注意。

M31出土3件铜鼎,纹饰均为重环纹,属西周晚期风格,同出陶鬲的形制也证明了这一点。铜盘上的龙纹回首带冠,并以云雷纹衬底,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较为盛行。器物组合中以盉、盘相配这种流行于西周中期前段的组合形式看来晚期依然存在。

M31铜盉造型奇异,纹饰独特,既有西周早期的云雷纹地长冠夔龙纹,也有西周晚期的重环纹,体现了后期文化对前期文化的承继与结合。

M31出土的玉石器种类繁多,组合完整,大型玉佩,玉覆面等均能准确复原,为研究西周及西周晚期玉的组配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玉环(M31:108)上刻的铭文12个字,“玟王卜曰我人”。为地名,第7字不识。总的意为:“文王占我暨人去征伐人”。

  • 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1993年下半年,对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掘工作自9月11日开始,至次年1月6日结束。

发掘地点位于整个墓地的I11区内,发掘主要是由东向西排列的64、62、63号墓。还发掘了附属于它们的20余座祭祀坑和2座汉墓。

(一)64号墓

  1. 墓葬形制及椁结构

64号墓在31号墓的西侧,是这次发掘的最东一座墓。该墓为甲字形墓,斜坡墓道。墓全长24.3米,墓向193°。墓道距墓圹的南部,长17.7、宽3.4米,南部坡度较大,北部渐趋平缓,接于墓室的中腰。墓道内和墓道两侧有祭祀坑20个,坑内多殉马。墓室为长方形,口略小于底。墓口长6.6—6.5、宽5.48米;墓底长6.48、宽5.52、距地表7.92米。

葬具为一椁二棺。椁长4.2、宽3.7、高2米。椁四周积石,上下积炭。椁上放置车1辆。外棺置在椁内略偏南处,长2.65、宽1.3、厚0.8米,棺外髹漆彩绘。内棺长2.16、宽0.9、板厚0.7米,内外均髹漆,外施彩绘。葬式为仰身直肢。

  1. 随葬品

除墓葬人玉覆面和金带饰等置于棺内外,其余随葬品多放置在外棺和椁之间。东西椁壁内侧挂有铜鱼、蚌贝、铜铃等。随葬铜礼器在外棺北面,有5鼎、4簋、4尊以及壶、盘、匜、簠、爵、甗等,其中2件鼎及簋上有“晋侯邦夫”铭文。乐器有编钟1套8件、钲1件、石磬16件,分别放置棺外东、南两侧。兵器有戈、剑各一件,镞若干。与礼器同置于棺外北端。

铜鼎5件。其中2件铭文器形相同。标本M64:130,器表锈蚀严重,短折沿,立耳,腹壁较直,圜底略平,蹄足。颈部饰窃曲纹和六条等距离扉棱,腹部饰波曲纹,足跟部出扉棱,并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文3行15字:“晋侯邦夫作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其中子字底下有合文符号,器身厚重,通高28.2、口径29.2厘米。

铜簋4件。形制花纹相同。标本M64:109,盖鼓腹,上有喇叭形捉手,簋身敞口鼓腹,颈部有对称的附耳及柱形饰,底近平。圈足较矮,下接方座。方座每面有5—6个长方形孔。盖面、器身、方座上均饰瓦棱纹,盖内有铸铭文4行24字:“正月初吉休作朕文考叔氏,休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其中子字下有合文符号。簋身厚重,通高37.2、口径24.5厘米。

编钟8件。均为甬钟,形制相似,均铸铭文。内容与楚公逆有关。M64:93,甬断面呈方形,上端有浅窝及3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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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4:93 楚公逆甬钟

槽,舞两面微向下倾,钲、枚、篆各部位均以双阴线划分,双阴线之间排列乳刺,枚为平顶两段式。舞部饰宽阴线卷云纹,旋饰云目纹。篆带饰蝉纹,鼓部中央饰龙、凤、虎纹,左侧以穿山甲纹为基音点。钲及鼓部有铭文68字:“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氏(厥)先高且(祖)考夫壬四方£楚公逆出求氏用祀四方£休多禽££内饗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锡钟百£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钟内有调音槽一道。甬钟高18.5、舞修24.3、栾长32.4、铣间28.8、通高51厘米。

方壶2件。形制相同,标本M64:103,壶身扁方,口微敞,壶颈两侧各有一套环长鼻龙形耳。鼓腹、圈足。盖顶饰两条缠绕着的双头龙纹,盖周延及壶颈、腹部饰窃曲纹,腹部四面有菱形和不规则的三角形锥突,壶耳套环上饰云纹。通高54.5、腹宽22.6厘米。

(二)62号墓

  1. 墓葬形制及棺椁结构

62号墓距3座墓中间,形制与64号墓基本相同,全长23.5米,墓向192°。墓道斜坡状,长17.5、宽3.2米。南部坡度大,北部坡缓并接于墓室中腰,墓道南部有2个与墓葬方向一致的长方形祭祀坑,坑内各葬马一匹。

墓室为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口长5.8、宽4.75米,墓底长6.65、宽5.5米,距地表7.45米。

葬具一椁二棺,椁长4.9、宽3.6、高约2.4米;棺位于椁室正中,外棺长2.65、宽1.3、板厚0.1、高约1.1米,其外髹漆彩绘;内棺长2、宽0.9米,厚8厘米,内外髹漆彩绘。墓主人骨腐朽成末,仅存牙齿和少许肢骨。头朝北,仰身直肢。

  1. 随葬品

铜礼器放置棺外东北部,计:鼎3、簋4、壶、盘、匜、爵、尊、方彝、鼎形方盒各1,共14件。器形小且单薄,有些属明器。另还有銮铃4件及一些小玉石片。椁室东西两侧散置铜鱼、蚌贝及小石圭,计600余件。

人头部有玉覆面1组,串饰3组,另有少数玉制品置于腹部及足端。

铜鼎3件。大小向次,标本M62:79,短折沿,附耳、圜底、蹄足。颈部窃曲纹一周。通高18.4、口径20厘米。

铜簋4件。形制大小相同,标本M62:83,器形扁圆。盖作球面形,顶有喇叭形捉手。簋身敛口鼓腹,腹两侧有双兽首耳。喇叭形圈足,下接3个兽首衔足。口沿下及圈足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通高20.6、口径18.4厘米。

铜壶1件。编号M62:75,器形小巧,子口平盖,盖上立雄鸡1只。束颈鼓腹,器盖、壶颈两侧各有两个对称的管状耳。通体素面。通高21、口径6厘米。

铜匜1件。编号M62:76,流敞口微翘,匜后接兽形鋬,圜底,下接四扁足。沿下和鋬饰重环纹,腹饰瓦纹,足饰兽头或兽爪。通高14.8、长30.3厘米。

玉覆面。编号M62:20,用48件玉片缝缀在帛上组成人面形。四周围以24片玉缀,中间用24片玉组成五官。眉眼以碧玉制作,除玉缀外,其它玉片上均有纹饰。另玉覆面上还压有一组柄形饰及2件玉玦。

玉串饰2组。一组M62:11,位于玉覆面上方,墓主头顶部。有5件正方形带齿玉牌、2组大玉玦、2件小玉玦、87粒玛瑙组成;另一组M62:21,位于玉覆面下方墓主颈部。有6件盾形玉牌、1件玉兽面,53颗玛瑙珠组成。

玉龙2件。编号M62:38—1、2,造型、文理、色泽完全相同,单片两面均有纹饰。长8.5、宽2、厚0.1厘米。

(三)63号墓

  1. 墓葬形制及棺椁结构

63号墓在3座墓中距西部,为南部带墓道的中字形墓,全长35米,墓向193°。南部墓道均为斜坡状,北墓道长11.1、宽3.5—3.2米。南墓道长17.5、宽3.15—3.2米。墓道内有祭祀坑3个,其中2坑内各殉马1匹,一座为空坑。

墓室长方形,口略小于底,口长6.4、宽4.95—5.3米,底长6.8、宽5.64、距地表7.37米。墓底铺有一层石块,石层上垒3道石梁,每道石梁长及墓室东西壁,宽0.6—0.9、高0.6—0.7米。石梁间及四周填满木炭,石梁上各置垫木1根,承托椁室,椁室结构于62号墓基本相同,其四周及上下填木炭,椁外南北两面还有少量积石。

葬具为一椁二棺。椁长4.8、宽3.54、高约2.3米;外棺长2.5、宽1.41米,内棺因塌落,结构不像。墓主骨腐朽成末,头向北,仰身直肢。

  1. 随葬品

铜礼器在椁室北面两角,有鼎3、簋2、壶2、爵、觯、方彝、盘、盉、鼎形方盒、筒形器各1。玉、石、玛瑙或置棺内,或置棺外,其中椁室西北角的一铜方盒(已锈蚀成末),内盛满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鹰、鸮、罍、龟等。椁饰铜鱼、蚌贝见于椁室两侧,另有陶鬲、原始瓷器3件放置棺外东北角。

铜壶2件。形制相同,为圆壶。标本M63:81,有盖,盖顶附喇叭形捉手。壶身束颈鼓腹,圜底圈足,颈部两侧出牺首套环耳。套环断面呈长方形,正面中间有一圈凸起。盖、颈、腹及圈足部分各饰窃曲纹一周,颈上部饰波曲纹一周,腹饰重环纹两周,上述腹部各纹饰带之间填以横瓦纹。壶盖下口外壁及壶颈内壁有同样内容但形款不同的铸铭,其中盖外口铭文5行;颈内壁用方格框线,分两行。铭文为:“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壶通高35.8、径口12.4、腹径20.2厘米。

方座筒形器1件。M63:86,分两层,上层筒形,与盖子母口扣合。盖平顶,上立一鸟形捉手,鸟长勾喙,矮冠垂尾,双足分立,与下垂的尾部形成三个支点。盖沿及器口下各有一对管状贯耳。下层方形,四面各附一人形足,人物两两对称,赤身裸体,面向外,屈膝下蹲,作抬物状。方座底斜挂小玲2只。盖面饰斜角云纹一周,盖沿及器口各饰窃曲纹一周,筒腹饰波曲纹、重环纹一周,方座饰波曲纹。通高23.1、筒径9.1、筒深9.2、宽9.3厘米。

方彝1件。编号M63:76,为明器。四面坡形顶盖。顶脊和器身转折处及四面正中部位有扉棱,无底。通体饰云纹。通高16.6、长12.4、宽10.4厘米。

鼎形方盒1件。编号M63:123,扁长方形,顶部有两扇可以对开的小盖,一侧盖上铸卧虎纽。直身平底,盒外壁铸对称的龙形耳,四角各出一云形扉棱,盒身两宽面各铸有背对盒身的人形足,四人均裸身跪姿,胸前饰变形兽面纹图案。盖面饰几何形箭镞纹及双首龙纹。盒深3.6、通长19.2、通高9.3厘米。

另外还有玉环、玉璧10件、玉璜50余件、玉戈12件、玉觽1件、玉人7件、玉龙人5件、玉鹰1件、玉鸮1件、玉龟1件、玉熊2件、玉牛3件、玉鹿3件、玉马1件、玉羊1件、玉螳螂1件、玉罍1件。这些玉器大都做工精细,雕刻生动。如:玉螳螂编号M63:127,玉质白色透明,造型为一大一小两只螳螂,大者在上,小者居下,均圆眼微凸,大者以爪抚弄小者头部,颇具情趣;玉戈编号M63:114,青绿色,援中起脊,刻“邑凡伯弓”四字。此剑援长39.2、宽9.4、通长56、厚0.6厘米。

结语

M64、M62、M63三座大墓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其棺椁结构及尺寸相差无几,有共同的车马坑,为统一规划的一组墓。M64五鼎四簋,M62三鼎四簋,M63三鼎二簋。其中M64殉有车、兵器及车马器,并有“晋侯邦夫”铭文铜器3件,因此M64墓主当是晋侯邦夫本人。M62陪葬三鼎四簋,墓葬排列仅次晋侯墓,故应当为晋侯邦夫的正夫人。M63陪葬三鼎二簋,虽为中字形大墓,却位在最次,应为晋侯邦夫次夫人。从M63号墓出土铜器铭文来看,晋侯邦夫次夫人名杨姞。邦夫一名不见史籍,杨国(杨姞母家)铜器亦属首次发现。根据出土遗物分析,三墓时代当为西周末年。这种一夫二妻并列而葬的埋葬形式,是以发掘6组晋侯墓葬中的首例,在西周考古材料中也属罕见。

三座墓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富,这是晋侯墓地迄今所见唯一一组未经盗扰并可确知墓主的墓葬。它们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生活及晋侯史富有价值。根据目前掌握的可以看出:

1、一般来说西周葬制为天子九陪鼎、诸侯陪七鼎、卿大夫五鼎等。然而晋侯墓地情况却并非如此,晋侯陪五鼎,其缘由还需进一步研究。

2、M62没有积石积炭,随葬品总数只有750余件,主要器物颇显简单轻薄。M63看似级别最低,却拥有超规格墓穴和4280余件随葬器物,其中玉器一项即近800件。这种巨大差异或许有其它社会历史原因。

3、史载晋、楚两国交往不超过春秋早、中之际,M64出土楚公逆编钟一组8件,据郭沫若对早年出土的楚公逆编钟考证,楚公逆即楚之熊咢,其时代相当西周晚期宣王之世。故M64所出楚器至少将晋楚交往史提早之西周晚期。

4、此次出土的玉器,从外观看,有百、青、绿、黄褐等多种颜色,其中以黄褐色为最多,约占七八成之多。从造型和纹饰来看,不仅西周一代玉作尽在其中,甚至还有诸多商末遗风。如M63中出土的玉鹰、鸮、牛、熊等动物形象,与商代晚期妇好墓所出同类器物如出一辙。文献记载“凡武王俘商,(得)旧玉亿有百万”。此次出土玉器中很有可能包括周人早期战利品。西周时期晋地狭小,其本国是否产玉尚未可知,而各色玉质云集于此地,也反映了晋于其它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 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1994年5月至10月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侯墓地进行第五次较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了晋侯及夫人的大型墓葬五座,编号为M33、M91、M92、M93、M102,祭祀坑20余座,汉代墓1座。5座墓葬中除M33被盗掘而遭破坏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 墓葬的位置及层位关系

五座墓位于晋侯墓地的西北部。其中M33位于北排墓葬的西部偏中位置,西邻M32,两墓为一对夫妻异穴并葬墓。其东隔2号车马坑与M6、M7相邻;M91、M92为另一组夫妻异穴并葬墓,位于M32西南,与其相隔仅20米,其南紧邻M64和M62,介于北、南两排之间;M93与M102可能为一组夫妻(?)异穴并葬墓,位于北排最西端,东隔4号车马坑与M32、M33相望,南距M63约27米。改组墓地的位置当是整个墓地的西界。

  • 墓葬介绍

1、33号墓

  1. 墓圹形制

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向200°。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因大半被砖窑所压,未全部清理。根据发掘的墓道尾部可知,形制与M7的墓道相同。墓室口底大致相同,南北长4.85、宽5.12、墓深8.35米。填土经打夯,夯层不清。该墓室的东西宽度大于南北长,是不同其他墓葬的特征之一。

  1. 葬具

    该墓多次被盗,棺室遭受彻底破坏。椁室已部分受损,但其结构和尺寸尚可根据存留板灰来判明。椁室平面呈“Ⅱ”字形,南北长4.46、东西宽3.7、高约2.7米。

  1. 随葬品放置情况

该墓至少随葬5辆车,车的轮、舆拆散分置。车轮10个,分置在墓室的东、北、西三侧二层台上和墓道尾部的西壁。东西两侧各4个,北侧2个。衡、舆、辕等部分集中放置在墓道尾部和椁室南端的盖顶上。

棺、椁内的随葬品大多被盗。只有椁室东西两侧放置的部分随葬品幸免于难。椁室东南角尚存石磬10余件,偏北部存铜方壶1件,还有大量的车马器。椁室西侧有铜鼎2件,铜簋1件,以及车马器、兵器等。此外在盗洞中和扰土中还捡到若干铜器残片,器形可辨者有鼎、盂、簋、甗、戈、剑、軎、辖、輨、䡅等。墓主骨架无存,葬式不明。

  1. 器物介绍

     ①铜礼器

该墓劫余器物中,可辨的器种有鼎、簋、壶、甗、觯、盂等。因损坏严重,多残缺不全。较重要者有“晋侯僰马”方壶1件。器身因锈蚀严重已破碎。器盖完整,长方形子口盖,圈足式捉手。壶身长颈,颈部有对称虎首形鋬,垂腹,大圈足。颈部饰顾首夔龙纹一周,细云纹衬地,圈足饰长尾鸟纹,亦以细云纹衬地。盖上饰回首大凤鸟纹,中间有短扉相隔。盖、底均有铭文,行款略异。顶盖内铸铭文7行41字,器底铸铭文4行41字:

        (唯)正月初吉晋侯僰马

        既为宝盂则乍(作)尊壶用

        尊于宗室享用考(孝)用祈祷

        考子子孙孙其万年永是宝用

②兵器、工具、车马器

剑M33:73。锋、颈部略残,颈部有两个圆穿,茎、格两面镶嵌骨片,格的骨片上刻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铸有凸起的兽首。剑残长15.2、格宽3.3厘米。

另还出土有直内三角援戈、直内窄援短胡戈、楔形扁长体斧以及銮铃、軎、辖等车马饰。

③陶、瓷器

盗洞填土中拣得陶鬲残片。完整者仅有原始瓷豆一件(M33:152)。瓷豆胎呈青灰色,施黄绿色薄釉。高7.3、口径17厘米。

2、91号墓

  1. 墓圹形制

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向198°。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墓道尾部比墓室东西宽略宽,平面呈簸萁形。长约20、首段宽5.1、尾端宽4.3米。墓道南至北由陡渐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口长5.35、宽4.08、底长6.45、宽5.34、墓口距墓底8.4米。填土经夯打,夯土不清晰。

  1. 葬具

一椁双棺。椁室长方形,长4.63、宽3.55、高2米。外棺平面呈“”字形,长3.1、宽1.3米,高度不详,髹漆。内棺长方形,长2.05、宽0.8米,髹朱漆。

  1. 葬式

墓主骨骼腐朽严重,葬式可辨。头向南,仰身直肢,双手置于腹部,骨骼上下均施朱砂。

  1. 随葬品放置情况

殉车2辆。车轮放置南侧二层台上,车衡和辕的大部分放置在墓道近墓室处,车舆部分置于椁顶之上。因椁室朽塌,车舆已散落。殉狗2只,位于东侧偏北二层台上,狗头向北,颈系串贝和铜铃。

随葬品有铜、金、玉、石、骨、蚌、陶器等。

椁棺之间主要放置青铜器、车马器、兵器、石器等。青铜礼器可辨认者35件,有3件不可辨认。其余32件中有鼎7、簋5、爵、鬲各2,方壶、圆壶、盘、匜、盂、尊、卣、甗、豆各1,编钟7枚。除鼎、簋、钟1件置于椁室东侧外,其余均出自西南两侧。车马器中以銮铃、马镳为最多,集中出土一椁东侧南北端。兵器有戈12、剑、矛、鐏各1,镞70枚。剑出土于椁室东南角,矛出土于椁室西北部,戈除一件出土于外棺盖上外,其余见于椁室各处。石磬近20件,分置于椁室西、南两侧。骨角器同铜器杂陈,集中于椁室西南角,瓷豆1件出于椁西侧偏南处。

棺内主要放置随身佩戴的各种饰物。面部覆盖缀玉覆面1套,头顶有1玉管状束发器,头两侧各有1玉玦,颈佩项饰(玉牌、玛瑙珠、料管组合),口含60余颗玉、石粒,胸腹部置有5璜联珠玉佩和6组柄形饰,股骨间有玉琮1件和带穿锥柱状玉器2件,左股骨上放4件人龙形饰,胫骨内侧放置2件柱形玉器,足端有弧首圭2件,金质带饰6件,其中圆形4件,长方形2件置于腰间两侧。

外棺顶部放置少量车马器和铜戈1件,1件陶鬲出土于墓室西北角略高于椁室的积炭处。

  1. 器物介绍

   ①青铜器

“ 晋侯僰马”铜方壶1件。编号M91:57,器身因锈蚀破碎,只器盖完整。长子口,上有圈足式捉手,盖上饰有对称顾首鸟纹,细云纹衬底,中间有短扉相隔。盖顶内壁有铸铭7行41字:

            (唯)正月初吉晋

侯僰马既为

宝盂则乍(作)尊壶

用尊于宗室用

享用考(孝)用祈祷

考子子孙孙其万

年永世宝用

盖高13.5、子口长颈15.4、短径11厘米。

铜鬲1件。编号M91:68,宽折沿,束颈,肩上置1对附耳,鼓腹、弧裆,中空圆柱足,器身饰三组分离式兽面纹,额、鼻部位饰月牙形扉棱,通高16.6、口径17厘米。

另有一件铜器器底M91:169,因器体破碎,器形难辨,底内铸铭4行27个字:

         (唯)正月初吉庚寅

         晋侯喜夫乍(作)朕

         文考刺(历)侯宝(?)

         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第三行宝字后为一器名,即“”,此字未见于字书,已著录的器皿中也未见此字。

玉、石器

玉覆面1组。编号M91:2,出土墓主面部,有24件玉饰拼缀而成。四周缀16件梯形带牙小玉饰,眉及颊部用玉觽(?)装饰,眼睛用两块椭圆形玉片,鼻部用风鸟纹及龙纹柄形饰,嘴部的玉饰呈拱桥形,饰凸棱纹。各玉饰上均有小圆穿以供缝缀之用。整组玉覆面简洁、形象。

五璜联珠玉佩1组。编号M91:30、37—40,位于墓主胸腹部,过颈佩戴。由5件玉璜75颗玛瑙珠、管及绿色料管串连而成。5璜中除37号璜为素面外,其他4璜均刻或龙纹,或云纹等。

另还有玉玦、玉管和陶鬲1件。

3、92号墓

(1)墓圹形制

单墓道“甲”字形竖穴土圹墓,墓向199度。墓道位于墓室南端,斜坡状,平面略呈簸萁形,首端宽3.55、尾端宽3、长16.9米。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底略大于口,墓口南北长5.9、东西宽4.28米,墓底长6.29、宽4.65米,墓口距墓底深8.4米。东北部和东南部的墓壁有用草拌泥修补的痕迹。墓底南北两端各挖一条东西向的凹槽,用来固定椁下的垫木。

填土经夯打,夯窝直径约3.5厘米,夯层厚约0.2米。

  1. 葬具

一椁双棺。椁室长4.42、宽3.03、高约2.13米。平面呈“Ⅱ”字形。椁外周围填放大量木炭,

棺室内因朽塌严重,结构不明。根据保留残灰痕迹可知,外棺长2.14、宽1.24米,内棺长1.48、宽0.65米。

  1. 葬式

墓主骨骼腐朽严重,葬式尚可辨认。头向南,仰身直肢,双手置于腹上,通身敷满朱砂。

  1. 随葬品的放置情况

随葬器物主要放在棺椁之间及棺内。

棺椁之间出土青铜礼器8件,集中陈放在椁室南侧。椁室东侧偏南出土陶器4件,椁室东南角放置少量车马器,有軎、辖等。此外还有铜鱼、石圭、石鱼、蚌泡等饰件。椁外东北部放置有小堆玉石器,有玉龟、玉人、玉牌、玛瑙珠、料珠等。

棺内放置的多是随身饰品,墓主身上几乎铺满了形形色色的玉石器。面部覆盖两层玉覆面,头部两侧有成套的玉玦14块,头下枕并排玉鱼4件,玉鱼两侧各有1件小玉玦;左肩胛骨下,有一组玉牌串饰;胸部有佩饰3组。上层为由料珠管组成的佩饰,其下2组玉璜联珠大串饰;腹部以下有柄形器,玉石牌串饰;足部有玉板2件,两侧有玉石玦3对。

  1. 出土器物

①铜礼器

共8件。其中有鼎、盨、壶各2件,盘、盉各1件。

“晋侯对”鼎1件。编号M92:9,口微敛,斜窄折沿,附耳,耳上有小双梁和口沿相接,腹壁微圆凸,圜底,有三角形落痕。兽蹄形足。颈部饰重环纹一周,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器内壁铸铭文4行22个字:

        (唯)九月初吉庚

        寅晋侯对乍(作)

        铸尊鼎其万年

        眉寿永宝用

通高20.4、口径22.2厘米。

晋侯僰马圆壶2件。形制、纹饰、铭文均相同。M92:4 长子口盖,圈足式捉手,壶颈微内敛,颈两侧各有一虎首形鋬,圆垂腹,平底,高圈足。颈部和圈足饰两两相对的风鸟纹,其间有短扉相隔,细云雷纹衬地,腹部饰纵横宽带纹,盖顶铸铭文三行12字。

        晋侯僰马

        乍(作)宝尊壶

        其永宝用

通高42.6、口径16厘米。

“晋侯喜夫”盘1件。编号M92:6,残破,窄折沿,双唇,浅腹,附耳,大圈足。沿下饰长尾鸟纹,云纹衬地,圈足饰斜角云纹。盘底铸铭文4行27字:

         (唯)九月初吉庚寅

         晋侯喜夫乍(作)朕文

         考次侯宝盘子子

         孙孙其永宝用

②玉、石器

玉、石器数量较多,总数达4000余件。从质料上看有玉、玛瑙、石、料等类。

玉覆面2套。编号M92:57,紧贴在墓主脸部,由23块形式不同的玉片缀在布帛上组成。用9块带扉牙的玉器围成一周,中间由眉、眼、额、鼻、嘴等14件玉器组成一个完整的人面形。出土时,有纹饰的一面朝下,素面向上。

四璜四珩联珠玉佩1组。编号M92:83,出土于墓主胸部,过颈佩戴。整组佩饰有4件玉珩,4件玉璜,4件玉圭,4件束腰形玉片,2件玉贝,玉珠、管22件,玛瑙珠、管139件,料珠、管149件,计282件组成。

玉牌、玉戈联珠佩饰1组。编号M92:91,出土于墓主左肩胛骨下。整组佩饰由玉牌1件、玉蚕16件、玉戈8件、玛瑙、管181件、料管22件,共计238件,佩饰总长29.5厘米。

玉牌联珠串饰1组。编号 M92:88,出土于右股骨右侧。由镂空鸟纹玉佩1件、玛瑙珠管375件、料管108件、煤精石扁圆珠16件、共计500件组成。串饰总长约68.5厘米。

玉璧坠饰2套。编号M92:131,出土于墓主颈部左侧。壁成浅黄色,径4.6、厚0.4厘米。单面雕刻阴线团身鸟纹;M92:132,出土于墓主颈部右侧。质地与M92:131相同,径4.9、厚0.27厘米,单面雕刻阴线团身龙纹。璧上分别和6枚玛瑙珠管相联系,当为耳饰。

另还出土有:玉、石玦22件、玉鱼4件、玉龙2件、玉鸟5件、玉鹿2件、玉牛1件、玉人1件、玉戈(体小、数多)、石戈4件等。

③陶器

陶鬲1件。编号M92:13,夹砂灰陶。斜折沿,束领,腹微圆鼓,平裆略下凸,柱状实足根。裆、腹饰绳纹,腹部还饰弦纹两周,和三足对应的腹壁各施一道扉棱。通高10.6、口径15.4厘米。

还出土有泥质灰陶罐1件、泥质灰陶大口尊1件、泥质灰陶三足瓮1件。

4、93号墓

  1. 墓葬形制

双墓道“中”字形竖穴土圹墓,墓向15°,墓总长32.5米。

北墓道长11.6、宽1.9米,坡度为22°。台阶式斜坡道,自北向南分九级,级宽平均1.2、级高0.2米,两壁及台面抹一层0.2—0.3厘米的青灰色涂料,台面留有不少碳屑,运送墓内积炭所致。南墓道亦为斜坡式,长14.7、宽3米,坡度20°。做法与北墓道相同。

墓室呈长方形,长6.3、宽5.1米,墓底略大,长6.4、宽5.4米,墓口距墓底深7.8米,墓壁经过加工。椁室四角处有8垛石块砌成的石墩,石墩高3.2米,大体和椁室高度相当。墓底有3道宽1.2米,高0.9米的石梁,上承椁室。

墓道及墓室的填土均经夯打,无明显夯层。墓内因椁的下陷而致填土下陷,形成一个圆坑。椁室四周除积石外,均为木炭所围,椁盖上下皆铺木炭。

墓室上部填土中有弃置的玉戈、玉圭、玉璧、柄形器等,与M64相类。

  1. 葬具

有棺椁痕迹隐约可辨,此墓为一椁双棺。椁室长4.1、宽3米。外棺长方形,长2.65、宽1.2米,高度不清,髹漆,盖板上铺有数层织物。内棺长方形,长2.2、宽0.9米,高度不祥,棺外髹深朱色漆,棺外亦铺有数层棉麻或丝绸织物,其间撒大量朱砂。

  1. 葬式

骨骼几乎全部腐朽,隐约可辨为仰身直肢。从陪葬青铜戈的情况看,当属男性。身上撒朱砂,身体上下均有织物痕迹,当为衣衾类遗存。

  1. 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大体分为铜器、玉器、石器、蚌器、骨器五大类。分置四处。

外棺盖上放置石戈5件,内棺盖上放置铜带钩。

棺内主要是墓主随身饰物,头部有玉石覆面1套,由31件形状不同的玉、石饰件组成;头顶端有玉束发器(?)1件,西侧有螺旋状玉管和长条玉饰各1件;覆面下压一串由6块龙纹牌饰和若干玛瑙珠组成的项饰,项饰西端为1玉兽首;胸腹部自上而下为玉璧、带牙玉环、玉环、大型玉戈、玉璜、柄形饰等。墓主口内含龙形饰(破为数块)

棺椁之间放置铜礼器2套,一套明器,一套使用器。明器8件集中放置椁室东侧偏北处。实用器共16件,置放在椁室东侧,自南向北摆放整齐,依次为盘、匜、壶、鼎、甗和簋。

椁室放置乐器有编钟编磬两种。编磬放置在椁室西侧偏南处,共10件。编钟也放置在椁西侧,大型的1套8件,南北排列,甬均朝东。小型的一套8件,位置偏南,被大钟所压。

另棺椁饰物,铜铺首8件,铜铃23件,分布为东侧3件,西侧4件,南侧7件,北侧9件。铜鱼330余件,分布于椁四周。

椁室西北部散见兵器和工具。椁西北角处铜戈2件,铜镞10余件,椁北侧放置铜泡19余件。工具有凿、削、砺石、锛,放置在椁西侧和西北角处。

  1. 祭祀坑和殉牲

南部墓道及附近有大量祭祀坑和殉牲,坑口可辨14座,部分系墓主入葬时填埋的殉牲。从墓道内牲牺的墓葬情况看,祭祀活动不止一次。墓道北部多为狗,墓道偏南多为马骨,有的肢体不完整。还有少量的牛、羊下颌骨。

  1. 随葬器物

①铜器

铜容器24件,分两组。实用器16件,其中鼎5、簋6、壶2、盘、匜、甗各1件。明器8件,其中鼎、簋、尊、卣、爵、觯、盘、方彝各1件。

鼎(实用器)5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向次。标本M93:37,宽折沿,窄方唇,半球形腹,附耳,耳上有双梁与沿唇相接,兽蹄形足。颈饰窃曲纹,腹饰波带纹,耳饰云雷纹。口径44.6、通高36.8厘米。M93:49为明器,窄折沿,厚方唇,立耳,半球形腹,兽蹄形足,颈饰重环纹。通高17.4、口径18厘米。

簋(实用器)6件。形制、大小、纹样均相同。标本M93:38浅腹钵形盖,上有圈足式捉手,簋身敛口,垂腹,腹两侧有一对兽首环形垂珥耳,平底,矮圈足,圈足上有三个凸起的兽省,三兽蹄形足。器盖、器身饰窃曲纹和瓦棱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24.8、口径20.8厘米。

“晋叔家父”方壶2件。大小、形制、纹样、铭文均相同。标本M93:31,长子口盖,圈足式捉手。壶身长颈,颈附兽首长鼻龙首套环双耳,重腹,平底,大圈足。盖侧壁饰窃曲纹,盖顶饰龙、蛇双首蟠绕纹。颈部饰窃曲纹和三角云纹,腹部饰蟠龙纹,圈足饰斜角云纹。壶盖口内壁一侧和底部对铭。盖内铭文4行18字(重文2字):

        晋叔家父

        乍(作)尊壶其

        万年子子孙孙

        永宝永享

字间有阳线方格。通高50.8、壶口长径18.8厘米。

盘2件(实用器)。标本M93:44,折沿,浅盘,附耳,矮圈足,圈足上附有三兽首小矮足。腹壁及圈足上均饰窃曲纹,耳饰重环纹,盘底有铭文,因锈蚀严重,暂不可读。通高13.4、口径37.8厘米。

甗1件。编号M93:32,甑、鬲合体,敞口,附耳,分裆,袋足,圈足状实足根。颈饰弦纹2周,足部饰简化兽目纹,足部及裆部有烟痕。通高36.6、口径29.8厘米。

尊1件。编号M93:52,圆敞口,脰及圈足为方形。沿下饰三角纹,附四组扉棱,脰部饰斜角云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16.2、口径15厘米。

卣1件。编号M93:53,重阶式盖,平顶。卣身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敛口,垂腹,平底,大圈足。颈附环形双耳,接提梁。颈饰重环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18.2、口长径7.8厘米。

爵1件。编号M93:47,流、尾较短,双柱立于口上,与鋬相对,菌状柱帽,三棱形锥足,素面。流至尾通长9.1、通高15.6厘米。

觯1件。编号M93:48,卷沿,垂腹,近平底,大圈足。腹饰三角纹,圈足饰垂鳞纹。通高14、口径10.4厘米。

方彝1件。编号M93:51,盝顶式器盖,捉手两侧各附一蹲状小熊。盖上四侧附卧龙2,卧虎2,器身上亦附4卧兽。盖及器身四角饰扉棱,盖、沿下饰波带状云纹,近圈足处饰斜角云纹,圈足上饰重鳞纹。通高24.4厘米。

乐器仅编钟一种,均为甬钟。共16枚,分大、小两套,每套8枚。标本M93:72,合瓦形,瘦长体,内有调音沟槽,舞部平整,枚、钲、篆各部以阴线相隔,枚较长,呈平顶两段式。舞部饰勾连云纹,篆部饰斜角云纹,鼓部饰顾首龙纹。甬高13、舞修20、栾长37.8、铣间28.4,通高50.4厘米。

兵器有镞、戈两种。

工具有削、凿、三棱形尖锥状器等。

②玉、石器

玉覆面1套。编号M93:1,出于墓主头部。由31件形式各异的玉、石饰缀合在布帛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人面形。四周围15件三角形玉片,中间有各种不同形状的玉、石饰作额、眉、眼、鼻、颊、髭、口、晗等部位。

玉束发器(?)1件。编号M93:4,出于墓主头顶北侧。牙黄色,半透明。横截面呈弧形,凸面刻阴线团身龙纹,凹面刻阴线长喙团身鸟纹,中间有小圆孔。纵长4.4、横宽5.3、厚0.5厘米。

另外还有玉璧2件、玉环1件、玉戈1件、石戈5件、柄形器1件。

5、102号墓

  1. 墓圹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向15°。墓壁平直,墓口长4.25、宽3.45米、墓口至墓底深7米。填土比较疏松,似未经夯打。上半部填土中夹杂着西周晚期陶片。

  1. 葬具

一椁双棺。椁室平面呈“Ⅱ”字形。长4.41、宽3.02、高约1.4米。外棺平面呈“”字形,长2.33、宽1.13、残高0.5米。内棺平面为长方形,长1.9、宽0.75米,高不祥,不见髹漆。

  1. 葬式

墓主头向北,面微西侧,仰身,右手曲于腹部,左手置于腰际,右膝弯曲,左下肢基本伸直。有朱砂痕,为女性。

  1. 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分铜器、玉器、石器、蚌器和陶器5类。铜器中,17件除一壶一簋分别出土于椁室东北角和西南角外,其余均出土于椁室东南部;21件铜铃分别出土于椁底的东西两侧,其中东侧10件,西侧11件。数百件铜鱼于铜铃相伴而出;4件“山”字形铜饰件,分别出土于椁室的东北侧和西南侧。

玉器多集中放置在棺内,少量散置于棺椁之间。棺内墓主头部左侧有玉琮1件,颈佩项饰1组,玉玦6件,分别出土于墓主头部左右两侧。胸腹部放置玉环、玉璧各1件,双手各握柄形器1件,左侧身上还佩戴一组有镂空梯形玉牌和玛瑙管及料珠组成的串饰。猴形玉饰2件,分别出自墓主胸部和右侧腰际。左股旁侧有两组玉鱼、玛瑙珠和绿松石珠组成的串饰;口含玉蚕13枚。另外有玉鱼、玉鸟分别和玛瑙珠组成的串饰4组。出土于椁室西侧,伴出有玉刀2件;石器为大量石贝,多和铜鱼伴出。

蚌器和漆器中,6件蚌蚕成对出土于椁室西侧玉串饰左近。蚌泡若干集中出于椁室东南部铜礼器下,其周旁有漆痕,这些蚌泡系漆器上的饰物。漆痕面积较大,形体无法辨认,也或许为陈放铜器的案几之类。

陶鬲1件出于椁室东北角。

  1. 器物情况

①铜礼器

共2组17件。其中实用器有鼎3、簋4、盘、匜、壶各1件。明器有鼎、簋、盉、爵、觯方彝各1件。均未见铭文。

鼎4件。其中3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向次。标本M102:11窄折沿,方唇,立耳,腹呈半圆形,兽蹄形足,器底有范痕。颈饰一周窃曲纹。通高24.4、口径26.4厘米。

簋5件。其中4件形制、大小、纹样均相同,标本M102:17簋盖呈浅腹钵形,圜足式捉手。器身敛口,圆鼓腹,腹两侧有一对兽首环形首。平底、矮圆足上有3个凸起的兽首,下衔三兽蹄形足。盖及腹部饰窃曲纹、瓦纹,圈足上饰窃曲纹。通高21.2、口径17.6厘米。

方壶1件。编号M102:22,长子口盖,圈足式捉手,壶身截面呈圆角长方形。长颈,兽首套环双耳,垂腹、平底、大圈足。盖饰重环纹、窃曲纹,颈、腹及圈足上饰窃曲纹,腹部四面中间各置有一棱形凸饰。通高48.6、口径18.2厘米。

匜1件。编号M102:13,敛口,流微上昂,鋬作兽省衔沿状,4扁兽蹄足,沿外壁、外鋬上饰重环纹,腹部呈瓦楞状。高14.2、通长31.8厘米。

②玉器

项饰1件。编号M102:36,出自墓主颈部,由6块玉牌和58颗玛瑙和绿松石珠、管串饰而成。玉牌呈淡黄色,单面阴线纹,其中3件为“S”形双首龙纹,3件为“  S”形龙、凤合体纹。

另外还出土有玉牌1件、猴形玉饰2件等。

③陶器

陶鬲1件。编号M102:45,夹砂灰陶,折沿,沿面外翻,束颈,圆溜肩,裆底近平,锥状实足根,饰粗绳纹,肩部饰弦纹3周。通高15.4、口径16厘米。

  • 几点认识

北赵自1992年开始发掘以来,至今已发掘17座晋侯及夫人墓葬。其中7座已遭盗掘破坏,余10座保存完好。经初步整理谈几点意见。

  1. 墓主的年代

发掘所获铜器铭文中共有三位晋侯之名,即“僰马”、“喜夫”、“对”。其中后者已见于上海博物馆在香港购回的盗掘品中,“僰马”、“喜夫”名为初见。

现可辨认“僰马”器共6件,分别出自M33、91、92三座墓中。根据墓葬的排列规律及器物群的时代特征,可推定M33的主人既为晋侯“僰马”,年代约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即孝夷之世。

已确认的晋侯“喜夫”器2件,M92出1件盘,因该墓主人系女性,只有M91是晋侯“喜夫”。该墓出土有晋侯“对”鼎一件,同名作器还有盨、簋、盘等,因出自M1、M2。M2为夫人墓,晋侯“对”应是M1的墓主。晋侯“对”鼎的形态特征和“毛公鼎”相似,因属西周晚期典型器,最早不会早过西周厉王时。M91或可能略早,但两墓是一组夫妻并葬墓,所以其间也不会相隔过久,可定在厉王前后。

M91铜器铸铭“晋侯喜夫乍朕文考刺候宝£”,M92出“喜夫”盘铭文:“晋侯喜夫乍朕文考 刺侯宝盘”,均标明该器是“喜夫”为其父“刺侯”所作。“刺”与“历”可相通,“刺侯”可能即“厉侯”。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厉侯名福,其子为晋靖候,名宜臼。M33和M91的关系为父子关系,M33的墓主晋侯“僰马”,应即晋厉侯。而M91墓主晋侯“喜夫”,应为晋靖侯。文献有明确记载晋靖侯在位约当厉王之时,这和随葬品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其父厉侯的年代当在西周孝王、夷王之时。

M102所出铜器于M93出土的铜器时代特征相近,呈现出两周之际的特征。M102所出的陶鬲,在周文化陶鬲谱系中亦属春秋早期形式。和M64相比,该墓明显偏晚。M64墓主定为晋穆侯,其卒年已在宣王末世,因此把M93和M102定制春秋初年当不会有大误。M93铸铭铜器有“晋叔家父”壶2件。从墓地性质及该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等级来看,墓主也因该是一代晋侯,而绝非“晋叔家父”(M64曾出“晋叔家父”盘),晋侯世系中时在春秋初年者只有晋文侯(仇),因此M93墓主很可能就是晋文侯。

  1. 晋侯墓地和晋侯世系

根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自叔虞始封于唐,至文侯共历11侯,即唐叔虞→晋侯(燮夫)→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候(宜臼)→釐侯(司徒)→献候(籍、苏)→穆候(费王)→殇叔(穆候弟)→文侯(仇)。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中期(穆王前后)至春秋初年。5次发掘结果可把各墓按年代早晚排定如下: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2、M102。八组墓之间的年代衔接紧密,其间似无空缺,他们应该是世次相接八代晋侯及夫人墓葬。因为最早的晋侯墓(M9)当在周穆王之世,故可将唐叔虞、晋侯燮夫两代晋侯排除在该墓地之外。殇叔即位属于非常,后来又被文侯所杀,因此也不可能入此“兆域”(墓地)。所剩八代晋侯恰好与八座大墓相对应。M8所出“晋侯苏”铭文与《世本》所记名相一致。因此很可能就是晋献侯之墓。早于晋献侯并与之衔接的M1(晋侯“对”墓)的墓主人即是晋厉侯。M8后并与之相邻的是M64,晋侯邦夫既为晋穆侯。M33、M91、M93墓主分属厉侯、靖候和文侯。厉侯之前的两代晋侯是武侯和成侯,依次类推,他们是M9和M7的墓主人。据此可把各墓墓主和《史记·晋世家》所记载晋侯世系对应排列:

M9: ( ?)  武侯(宁族)

M7: ( ?)  成侯(服人)

M33:(僰马) 厉侯(福)

M91:(喜夫) 靖候(宜臼)

M1: (对)   厉侯(司徒)

M8: (苏)   献候(籍、苏)

M64:(邦夫) 穆候(费王)

M93:( ?)  文侯(仇)

  • 晋侯墓地的第六次发掘

1994年10月第五次大规模发掘之后,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2000年上旬,曲沃县文物局分别电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公安局在审理一起盗墓案件时,获知曾有一伙盗墓团伙于1998年春季在晋侯墓地范围内盗掘大型墓葬一座,并从中盗出玉戈和铜器等器物。曲沃县文物局随即组织人员在犯罪人员指认的地点进行钻探,发现两座带有墓道的竖穴土坑墓。9月中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前往曲村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两座墓葬很可能是又一组晋侯及夫人墓。在请示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后,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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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侯墓道平面图

此次发掘从2000年10月14日开始至2001年1月15日结束。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清理大型西周墓葬2座(编号M113、M114),以及打破这两座墓的汉代墓5座。在发掘期间还组织力量对晋侯墓地范围内进行钻探,探出周代墓葬和车马坑多座。

  • 墓葬位置

M113、M114位于晋侯墓地范围的最东侧,两组墓葬东西并列,相距6米。两墓北距M9、M13组墓约12米,南距M1、M2约20米。在M113东约17米处有一座车马坑,应属M113、M114组墓。

  • 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
  1. M114
  1. 墓葬形制。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方向6°(以墓主头向为准)。墓室口长5.5、宽4.3米,墓底长6.8、宽5.5米,现存墓口距墓底深11米。墓道在墓室南部长9、宽3米,其最深处距离墓口2.4米。北半部底部平缓,并铺一层0.05—0.1厘米后的红土,墓道南半部呈斜坡状,坡度21°。墓道被2座汉代墓所打破。

在墓室中部偏北处有一椭圆形盗洞,口径0.5—0.56、深12.8米,即超过墓底1.8米。盗洞系用炸药爆破而成,除底部外盗洞没有填土。洞口被盗墓者用三合木板和土块掩埋。在盗洞南1.6米处,有盗墓者打的一个探眼,深及椁室,其中填充有炸药、雷管和引爆用的电线。

墓室填土略经夯打,夯层不明显。

  1. 葬具。为一椁一棺,除被盗洞破坏的部分外,保存较好。

椁用方木垒成,椁室长3.7、宽2.3、高2.1米,在其周围有一层0.05—0.1米的青膏泥。椁室成“Ⅱ”字形,椁底有东西向的垫木两根。

棺成“”字形,整体髹黑漆,局部有红漆图案。棺室中部和北部被盗洞破坏。在棺盖上有一层席痕,席上有丝织物痕迹。丝织物上是随葬品,随葬品之上有一层约0.1米厚的青膏泥。因盗掘,棺内除了残留人骨外,不见任何随葬品。

  1. 葬式。由于盗墓破坏,仅在棺内南端发现墓主小腿骨两截,从位置来看当为仰身直肢葬。棺室墓主人身体上下均撒有大量朱砂。
  2. 殉车、殉狗和殉人。有殉车4、殉狗2、殉人1。

殉车。四辆殉车拆撒后放置在墓葬填土中,其中三辆大车放在墓室西侧,一辆小车在墓室东侧。车轮一组辐条为23根,第二组辐条32根,第三组辐条19根;车舆一件在墓室西侧,宽1.1、深0.8米,其轴和辕保存较好,轴长3、辕残长1.65米。第二件车舆宽1.05、深0.6米,其轴保存完好,轴3.15米,辕在椁室顶部,椁室塌辕仅存0.15米。第三件车舆放置在椁盖上部,随椁室坍塌,只留少许痕迹,但距两件铜軎的距离来看,轴长在3.1米左右。在椁室的东侧发现发现残存车衡三截,长度在0.75、1.1和1.5米;小车在椁室上部,为盗洞所破坏,但车衡保存完整,长0.78米。

殉狗。两只殉狗分别在东南角和西南角二层台上,紧贴椁板,东南角殉狗颈带铜铃1件,西南角殉狗颈部佩戴有铜珠项链1串。

殉人。在M114北侧二层台下发现殉人坑一个,打破墓底,坑长1.9、深0.6米。坑内发现人骨架1具,保存完好,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除左胸部发现河蚌1件外,不见其它随葬品。骨架上下都发现有板灰痕迹,可能葬时有薄棺1具。据鉴定殉人为一年轻女性,年龄在22—24之间。

  1. 随葬器物。尽管M114遭到严重盗掘,但仍出土有铜、陶、原始瓷器、金、蚌、漆和骨器200多件(组)。主要分布在以下三处:

棺盖板上。因棺室的中部和北部被盗洞破坏,随葬品主要在棺盖的南端,这里放置有许多铜车马器,包括各种铜泡、马面、镳、銜、銮铃、鼻梁饰等,还出有成组的海贝和蛤蜊。

棺椁之间。主要在东西和北侧棺椁间,南侧不见随葬品。由于盗洞的破坏,只在椁室东北角和西北角发现少量残余,可看出的器形有方鼎2、簋1、提梁卣1、觯1、盘1、甗1、鸟形尊1以及原始瓷豆数件;东、西两侧棺椁之间主要放置车马器,器类和棺板上放置的类似,另外还有戈、锛、凿等兵器和工具。北侧二层台上放置有陶鬲1、陶罐1、骨器3、漆器3件。

此外,在盗洞底部的扰土中清理出碎铜片逾百公斤,可辨出的器类有方鼎、圆鼎、簋、盂、尊、甗、爵、戈以及各种车马器,还有数量较多的贝、蚌、蛤蜊、原始瓷片以及少量金箔、玉器和墓主人骨等。

由于M114残留的随葬品中以铜车马器为主,多数器物器薄质差,只能看出大致形状,经修复后,只有以下几件陶器和铜器:

陶鬲1件。编号M114:31,夹砂灰陶,卷沿连裆,三锥足,肩部以下饰绳纹。通高8、口径10厘米。

陶罐1件。编号M114:30,泥质灰陶,卷沿圆肩,腹部饰绳纹和弦纹。通高11.4、口径7.2厘米。

方鼎2件。标本M114:217,器体方正,四角和每侧面中部都有扉棱,器身饰四组兽面纹,四圆足上饰蕉叶纹,器内壁上铸铭四行4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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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释此鼎为“叔虞方鼎”。通高27、口长18.5、宽16.5厘米。另一件编号M114:216,敛口有盖,鼓腹下垂,两附耳。器体饰四组兽面纹,器盖和口沿下饰虺龙纹,兽足上饰兽面纹。口径13、最大腹径17、通高21厘米。

瓦纹簋1件。编号M114:219,器残。敛口,圈足,器体饰瓦纹,通高15、口径20、最大腹径26厘米。

鸟形尊1件。编号M114:210,高冠凤鸟形,造型极为生动。风鸟作回首站立状,头上高冠,嘴上后部两鼻孔,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向内卷鼻的象首。身上饰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上一鸟形纽,盖内侧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因其位置接近盗洞,鸟尾部和喙部残。通高39、残长35、宽17.5厘米。

  1. M113
  1. 墓葬形制。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方向6°。墓口长4.2、宽3.2米,墓底长5.2、宽4.2米,现存墓口距墓底12米。墓道与墓室口部等宽,长7.7米。墓道南半部呈斜坡状,靠近墓室一端底部较平缓,其最深处距墓口1.4米。该墓被三座汉代墓打破,墓道南端有一现代盗洞。

墓室填土经夯打,夯层、夯窝均不明显。

  1. 葬具。一椁一棺。椁室用柏木板垒成,保存较好,并保留多块。椁室成“”字形,南北长3.05、东西宽2.04、存高1.9米。椁室上下及四周均有一层0.05—0.1米厚的青膏泥。棺室位于椁室内中部偏北处,棺木已腐朽成粉末,棺板、墓主尸骨紧紧叠压为数薄层,结构不详。从板灰和朱砂痕迹看,棺室成“”字形,南北长约21.5、东西宽约0.84米。棺盖板髹漆呈黑褐色,盖板上有棺罩(?)。棺底板之上有数层织物痕迹,地板之下则有0.05厘米厚的青膏泥。
  2. 葬式。墓主位于棺室西侧,骨骼腐朽但葬式可辨,仰身直肢略向西倾,双手交于腹部。
  3. 随葬器物。部分陈放在椁、棺盖板上,多数放置在西侧棺椁之间,棺内主要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石饰品。

车1辆。车轮平放在西南角二层台上,直径1.15米,辐条16根。因椁室塌陷车轮的部分和另一轮塌入其中,车轴放在椁板南端,辕、衡、轭以及车舆放置在椁板中部,均塌入椁内,结构不明。北侧二层台出陶鬲1件。西南两侧棺椁之间堆放较多的随葬品,其上有一层褐黄色覆盖物,伴出零散的蚌泡,可能是荒围上的饰物。

西南角棺椁之间摆放的铜器分上下两层,上层有鼎8、簋6、甗1、卣2、壶1、猪尊1、琮形器2及小三足瓮1件,陶器有鬲5、罐7、簋3、喝1、豆1及小豆1件;下层主要是车马器,有马镳、马銜、带勾、节约等。

西北角棺椁之间上层器物包括原瓷始豆4件、镶嵌有蚌泡的漆器痕迹若干、铜扣2、陶三足瓮1、陶罐2件。下层有铜觚1、盉1、觯3、爵2、双耳罐1件。

南侧棺椁之间出土成堆的鸟形蚌饰、蚌片和蛤蜊,总数超过百枚。北侧方匣痕迹之内有珠石串饰一组,玉质凸缘环1件。东北角主要放置车马器有軎、辖、銮铃等。

棺内人骨向东倾斜,随身佩戴的玉石饰件已错位。头骨下有管状束发器;玉含碎玉片若干,可拼出完整的小玉戚和玉鱼各1件;颈胸腹部共有各种佩饰7组,主要构件有璜、玉蚕、玉蝉、玉环、玉璧、骨牌、玛瑙珠和料珠等。墓主人胸上压玉柄形器1件、背后压玉凸缘环1件、玉鱼2件。腰部东侧放置玉鱼2件,两脚踝各系镂空玉牌1件。

  1. 随葬器物。M113共出土铜、陶、玉、蚌类器物144组件。

铜器。出土铜器中约半数器小,壁薄。介绍主要几件:

鼎8件。标本M113:34,长方口,胎壁较厚。方折斜平口沿,双立耳,斜直壁,向外垂腹,浅圜底,四柱足。外壁饰弦纹两道,有烟痕。经X光拍摄,器内壁有铭文“叔乍旅鼎”四字。通高35、口长30.5、宽24厘米;标本M113:51。长方形口,方折平沿,立双耳,直腹壁内收,平底略垂,四柱足较高,器外四角有扉棱,四壁饰浅浮雕兽面纹。内壁有铭文不能识。通高18、口长16.3、宽13.1厘米;标本M113:52。圆口,方唇平折沿,双立耳,器壁微外敞,腹底略作圜垂状,三柱足。通高18、口径15.5厘米;标本M113:57。圆口,上置盖,方唇,折平口沿,双立耳,器壁略外鼓,垂腹圜底,三柱足较粗。器壁、器盖都饰有瓦纹。通高24.8、口径22.2厘米。

簋6件。标本M113:59,方唇,敞口,深腹,壁微鼓,圜底近弧,圈足较高。两兽形耳下有珥。颈部和圈足各饰涡纹和目雷纹一周,颈部居中对称有兽面纹,腹饰竖楞纹。通高13.3、口径20厘米;M113:109侈口,方折沿,束颈,腹壁向外圆鼓下垂,圜底近平,圈足外撇。两侧兽形耳下有珥。颈部饰弦纹两道,通身素面。通高11.7、口径15.1厘米。

甗1件。编号M113:55,侈口,斜壁,束腰,三分裆柱较高,纽索状立耳,腹内有隔以置箅。鬲裆部有烟痕。颈部有目雷纹一周,鬲部有三组凸起的兽面纹。经X拍照,器壁内有铭文:“伯乍宝尊彝”。通高43.5、口径28.5厘米。

卣2件。编号M113:102敞口,鼓腹略下垂,矮圈足外撇。半环耳穿连兽首提梁,上饰蝉纹。盖与器颈部饰带状鸟纹一周,云雷纹地。圈足饰变形夔纹一周,云雷纹地。器底部饰有一周蝉纹。器盖和器底均有铭文,字迹模糊暂难识。通高33.3、口径13厘米。

猪尊1件。编号M113:38,猪体硕壮,四足平踏,吻部微翘,嘴角有獠牙,双耳斜上竖,尾上卷。猪背上有圆形口,上设盖,盖上有圆圈形捉手。腹内中空,在颈部和猪首相隔。器盖上有云雷纹一周,间饰四目纹;器腹两侧有同心圆形涡纹。经X光拍照,器盖和腹底有相同铭文“晋侯乍旅飤”。高22.4、通长39厘米。

陶鬲5件。标本M113:36体宽扁,口沿斜平,卷沿束颈,腹微圆鼓,柱状实足根,腹部饰细绳纹。高10.2、口径13.4厘米。

罐7件。标本M113:10侈口,圆肩,鼓腹,平底。腹部饰细绳纹及弦纹两道。高16.8、口径12厘米。

原始瓷豆4件。M113:100敛口内折,口沿外凹槽一周,折斜壁浅盘,喇叭形圈足。高6.6、口径12.4厘米。

玉器。主要是墓主人佩戴的多组饰物。标本M113:66四璜联珠组玉佩。绕过墓主人颈部,垂于胸腹部。主要为4件玉璜,上用数十件玉管、玉珠和玛瑙串联,最上方用一小玉璧总束于颈后。

蚌饰。出土较多,因长期侵蚀,多数已经破碎,其中少数鸟首蚌饰保存较好,如标本M113:84鸟首左侧,尖喙,眼部有穿孔。长7、宽2、厚0.2厘米。

  • 结语

1、从两墓出土的铜器铭文可以肯定M114、M113是一组晋侯及夫人墓,其中M114是晋侯墓,M113是晋侯夫人墓。这两座晋侯及夫人墓发现之后,可以肯定晋侯墓地墓葬分布是南北三排。截止现在,发现晋侯及夫人墓葬总数是九组十九座。M114在墓底殉人在晋侯墓地是首次发现。

2、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来看,M114、M113是晋侯墓地最早的一组墓葬。其时代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

3、M114、M113组墓的发现对于之前的排序不会有很大影响。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来看,M114、M113和先前排列在第一位的M9、M13组墓最接近,他们因该是晋侯墓地所见最早的两组墓葬。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判断这两组墓的早晚关系。按照原先的推定,M9、M13为晋武侯及夫人墓。如M114、M113组墓早于M9、M13则M114、M113应当属于晋侯燮父及夫人墓。

第六节  叔虞方鼎与尧公簋铭文考释

在2002年《文物》第五期有李伯谦、饶宗颐、黄盛璋、朱凤瀚等9位专家学者发表《曲沃北赵墓地及叔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他们对M114、M113组墓与M9、M13的器物特征、M114方鼎铭文、墓葬形制及殉人等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通认真的比较,大部分专家认为:M114时代当在昭王时期,M113年代略晚,约在穆王前期。M114早于M9,M114当为燮夫之墓,而M9是晋武侯之墓。

一、   M114“叔方鼎”铭文考释

2000年代至2001年初,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M114、M113组墓晋侯后,特别是M114墓中编号为M114:217方鼎上的铭文吸引了众多的考古学、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来释读方鼎上铭文所带来的神秘历史信息。

著名考古学家、博士生导师、晋侯墓地考古发掘领队李伯谦先生撰文《叔方鼎铭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撰文《谈叔方鼎及其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饶宗颐、黄盛璋、朱凤瀚等九位专家发表《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这些专家都引经据典来解读晋侯墓地的序列和对M114:217方鼎的铭文源意进行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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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14:217叔方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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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14:712方鼎铭文

 M114:217 方鼎腹内壁铸铭文8行4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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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先生认为“十又四月”是西周初年和商朝一样,流行年终置闰月,才有一年十四月的情况出现。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十又四月”是西周早期一种“置闰不准确,仍有失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商代就有先例。

对“”、“”、“”三个字,李伯谦先生认为“俱为祭名”。“”字甲骨文习见,同意唐兰先生把该字定为䑣、肜字,是“又祭”、“复祭”之意。

”、“”二字,李学勤 先生认为“”字读“祷”。《说文》“祷,告事求福也”,举行时需有祷词,这种词要写在竹木质的简册上,这种册在用时,每每加上“示”字旁,与“叔方鼎”一样写作“”。

方鼎“王”,是说周王举行盛大的告事求福祭典。

下面的“咸”即已祷之后。“王乎殷厥士”,“殷”指殷见,聚合朝见。“士”指官之总号,包括王朝卿大夫在内,不能理解只限士这一级。

第四行第二字“qi”,李学勤释为“齐”声,有赏赐、持遣之意。对“、衣”二字李伯谦先生认为可释为“裳、衣”。

铭文最后“扬王光厥士”。李学勤先生认为“光”意为“荣”。李伯谦先生认为“光”有“光宠”意,可做赏赐解释。

M114:217方鼎全铭其意为: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举行盛大告事祈福祀大祭典。礼毕,王朝见与会臣下贵族,辞给叔虞衣、裳、车、马和三十朋贝。叔虞以此为荣,为称颂王的美德,铸造了这件宝鼎,以志万年不忘王对臣下的赏赐。

李伯谦先生认为,方鼎铭文中记载共有两位人物,一位是主持祭祀的王,另一位是受赏做器的“叔”。由于此鼎出土于晋侯墓中,其年代又可早到西周早期,李伯谦先生颇怀疑铭文中的“叔”即是唐国始封君唐叔虞,主持祭奠的王是成王。

“叔”的“”字,根据唐兰等专家的意见,虞字的古体为,“”为声旁,“”就是吴。由此看来,方鼎中的“叔”即时叔虞,此鼎可称为叔虞方鼎。这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唯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鼎。

(二)尧公簋及其铭文考释

2007年,朱凤瀚先生在《考古》3期上发表了《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公簋系香港私人收藏家所藏的青铜盆形腹簋,该簋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壁微鼓,双兽首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通身颈、腹、圈足设三带纹饰,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窝纹,窝纹与兽头之间饰对称的“立刀纹”,窝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圈足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有对称的低平的“双立刀”形突棱,两侧各饰两个对称的勾喙变形夔龙纹;颈与圈足纹饰带上下均界以凸弦纹。此器口径18、底径13.6、高12、两耳间宽21.6厘米。簋腹内底部有铭文4行22字,现将其释文写定如下:

        公作妻姚

簋,遘于王命

昜(唐)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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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公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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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尧公簋铭文

朱凤瀚先生认为:“IMG_259可读为尧,“IMG_259即尧公,尧公是属地在尧或以尧为氏的贵族。

 “妻姚”即尧姓之妻,为尧公之配偶。“IMG_259公作妻姚簋”,说明双尧公为其夫人作礼器,或作祭器。“”铭文之末的族氏符号,其符合见于商晚期金文,所以不能排除此尧公氏族属于商遗民。

“易”字在此当读为唐。易伯,即唐伯。春秋时期晋公铭,称唐叔虞为“我皇祖IMG_269公”,唐实际上仍写作易。叔虞虽被封于唐,是晋国公族始封的先祖,但未称晋候,当时也没有为“晋”的国家。故而春秋时期晋公仍称唐叔虞为“易公”。始称晋候的是其子燮父,本铭文中的受命“侯于晋”的唐伯即是指燮父,由此可知,燮父封侯于晋之前称 “唐伯”。

“遘于王命昜伯侯于晋”一句中“遘”是会、遇之意,即尧公为其妻作此簋之时,恰逢唐伯燮父被周王封侯于晋,这是一种巧遇之事,被尧公记录了下来。

 “唯王廿又八祀”,“祀”是商代晚期商人习惯用的记年用语,但周人克商后仍然沿用这一习惯来记王年。

尧公簋铭文的意思是:尧公为妻姚作此簋,其时正值周王命唐伯为候于晋,即在周王二十八年时。铭文末尾的“”是尧公家族名号。

李伯谦先生在《IMG_259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叔虞子燮父“侯于晋”之前称唐伯。李学勤先生认为“伯”是伯、仲、叔、季排序之伯。我则认为爵称的可能性很大。如是燮夫“侯于晋”之前称唐伯,则其父封唐后也应称唐伯。

关于燮夫改国号为“晋”的问题,以前史学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郑玄《诗谱·唐谱》中说“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之子燮改为晋侯。”郑樵《通志·都邑略》云:“晋都唐,谓之夏墟,大名也,本尧所都,谓之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此,谓之唐,其子燮立,始改为晋”。两种文献所言,似是说燮夫并没迁都,仍在旧都唐地,只是因唐地有晋水而改名;二说是《说文解字》所称“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又有《史记·周本记》记载叔虞向周王进献“嘉禾”而改晋。但根据尧公簋“侯于晋”的铭文,这两种说法都失去可信。这说明晋国的得名,并不是因晋水,而是原本即有晋地。燮夫“侯于晋”都邑,并不是叔虞初封“唐”之旧地,而是新迁的“晋”地。

李伯谦先生指出:尧公簋铭言,唐伯是受王命而“侯于晋”的,根据言及王命某贵族“侯于”某地的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住地迁至受封地,所以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晋”确为地名,似无讨论余地。不过,承认晋国之得名,并不是燮夫因晋水而名之,而是原本就有晋地。并不一定必须否定晋之得名源于晋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并不决然矛盾,不可调和。

铭文中的“唯王廿又八祀”,究竟是哪个王?也关系到这件铜簋的所属年代问题。根据器物的特征和同类器物类比,朱凤瀚先生认为,“唯王廿又八祀”只能在成王、康王之间选择,朱先生倾向于成王二十八年。

李伯谦先生认为:起初我根据《北堂书钞》卷十八引《纪年》遗文“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而让之”和《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的有关记载,倾向于康王说。但联想到有些文献记载和天马—曲村墓地出土有康王早期,乃至成、康之际的墓葬,尤其是M6195、M6210,都为三鼎二簋,地位仅次于晋侯的贵族墓葬。权衡比较尧公簋铭文“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理解为周成王纪年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天马—曲村遗址》   1980—198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   邹衡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天马—曲村墓地用鼎簋礼的考察》  谢尧亭     《文物世界》2010年3期

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93年  第3期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94年  第1期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94年   第8期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94年   第8期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1995年   第7期。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    2001年   第8期

    《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朱凤瀚      《考古》  2007   第3期

    《尧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李伯谦   《中原文物》  009年  第1期

    《叔夨方鼎铭文考释》    李伯谦     《文物》  2001年   第8期

《谈叔方鼎及其他》    李学勤    《文物》   2001年   第10期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饶宗颐、黄盛璋、朱凤瀚、刘雨、吴振武、张懋镕、王占奎、田建文、孙庆伟、李伯谦    《文物》2002年    第5期

《尧公簋与商周IMG_260族及其称谓问题》  张俊成  《华夏考古》  2011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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