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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晋国遗址

侯马晋国遗址

第一节:遗址环境

侯马晋国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南端侯马市境内,占地包括侯马市区约35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11°22’19.40”、北纬35°37’16.18",海拔420—457米,平均坡度在千分之五一下。遗址南有紫金山,海拔1055米,浍河贯穿市境长约12公里,汾河纵贯该市15公里,两河在市境西南汇合,流入新绛县。南屏紫金山闻喜县绛县毗邻,北隔汾河与襄汾县相望,东邻曲沃,西接新绛县

侯马区域一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量集中,秋季秋高气爽,冬季雨雪稀少,春季干旱多风,年平均气温12.6℃,年均降雨量为516.8毫米。侯马地处汾、浍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黄土覆盖较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兼收两河之利,素有富庶之地的美称。

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将都城自今翼城县境迁都新田(侯马市区),称为新绛。至公元前403 年周烈王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晋公室室名存实亡,但在新田一直滞留到公元前376年即晋静公二年,其被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迁往屯留,并三分晋之地而结束。晋都新田共历景、厉、悼、平、昭、顷、定 出、哀、幽、烈、孝、静十三公,历时216年;公元前314 年,秦取曲沃后属秦,秦在此置“降亭”,文献虽无载,但乔村墓地中大量发现带“降亭”的戳印陶文可证。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属河东郡绛县;东汉改为绛邑县;曹魏及晋归入平阳郡。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曲沃县,隶属正平郡;北齐改正平郡为绛州;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在曲沃县境内置新田、神泉两折冲府。唐代曲沃县属绛州,隶属河东河东道;宋代改道为路。金代属河东南路绛阳郡曲沃县;元代曲沃县隶属绛州;明代隶属平阳府;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迁绛州金台驿于此而设侯马驿,明嘉靖年间侯马有“虒祁”、“新田” 二乡。清代后为侯马镇,仍隶属曲沃县。

1947年4月6日解放;1949年2月属晋南区新绛分区;1950年属临汾专区;1956年10月成立侯马市筹备处;1957年12月撤销;1958年8月曲沃、新绛、汾城三县合并为侯马市,属晋南专区;1962年因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侯马市下马缓建;1963年5月,恢复曲沃县,县政府驻侯马;1971年7月国务院批准析出曲沃县5个公社恢复侯马市,属临汾地区。

第二节:遗址调查发掘概况

1952年,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崔斗辰先生,到侯马镇的西侯马、白店一带调查,发现了侯马古遗址,引起考古界对侯马的关注。

1955年7月,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央城市设计院组织各类专业科技人员,对即将兴建的侯马市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理进行综合考察,并在西侯马、宋郭、白店、牛村、南西庄、北西庄等村发现大量东周时期文化层。初步查明这里是一处文化遗物丰富、分布范围广阔的古遗址,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认为与东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6年3月,文化部社会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山西省文化局联合组织文物普查试验工作队,在晋南曲沃、闻喜、夏县、安邑以及晋东南的潞安、长治、高平、晋城等八个县市进行调查。参加调查工作的还有其他十个省的文物干部。共调查发现古遗址有131处,曲沃县境内有2处,一处是侯马西的遗址,东西长约四公里,南北宽约二公里,在断面上到处可见文化层和灰坑,陶片等文化遗物非常丰富,有夯土、大量瓦片、半瓦当等建筑遗物,说明这里是晋国当时极重要的都市;另一处是曲沃县城西南,东、西、南三面的夯土城基还存在,地面下的陶片和建筑遗物非常丰富,应是另一个重要都市的遗迹。
   曲沃县是东周晋国几度建都的地方,这一发现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重视,立即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实地了解情况。专家们对侯马西遗址的性质,开始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一般战国遗址”;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有可能是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由故绛迁来的晋都新田遗址,十分重要。

根据遗址的重要性和配合基本建设的需要,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10月3日,成立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站长是参加过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畅文斋,成员有参加过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杨富斗,以及张守中、万新民等。工作站的任务是以新田遗址为中心,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工作。工作站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自1956年至今侯马晋国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6—1965年)

1956年10月工作站成立后,配合侯马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勘探发掘工作。通过勘探发现了牛村和平望两座古城,发掘了侯马西陶窑遗址、北西庄遗址,以及牛村古城、南平阳机械厂厂区与铸铜有关的几处遗址, 还发掘了东周、西汉、唐、元明清的墓葬。尤其在 1959年至1960年上半年,发掘出土了大批铸铜陶范。

1960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此次发掘工作由国务院下文,在全国尚属首次,得到了全国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点。抽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今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 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工作人员前来支援。全国一大批初出茅庐的考古工作者先后来到这里,参加著名的晋国铸铜遗址“考古大会战”。山西省也抽调部分县文化馆20多人参加发掘工作。这次会战最多时有上百考古专业人员参加发掘,场面蔚为壮观。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起此事还颇为激动,有专家说,侯马晋国遗址的勘探发掘工作,由国务院下文件,全国组织会战,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是空前绝后的。

1960年10月4日,国家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及黄景略、张万钟、叶学明、孔哲生,考古所的张彦煌等,协同山西省文化局景局长和张颔同志也一同前来侯马。经与侯马市(曲沃、新绛、汾城合并)的领导共同研究,组成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下设考古队,由张晗任队长,畅文斋、张彦煌、黄景略任副队长。张晗负总责,畅文斋负责后勤, 张彦煌、黄景略负责工地发掘。当时确定主要发掘在上半年出土陶范的2号遗址,同时对周围纳入基建范围内的3号和4号遗址也进行必要的发掘。王书庄同志在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仍到工地蹲点,亲自参加发掘工作。1961年5月发掘工作基本结束,6月初进行了发掘工作总结。 总结的重点是如何落实五十年代所提出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努力做好对铸铜等遗址的发掘工作。

1960—1963年共进行了两次全国性考古发掘大会战,就连“三年困难时期”,铸铜遗址的发掘也没有停工,成为全国极少数没有停工、并且参加人数最多的考古工地。考古发掘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谢元璐、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以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先生等都亲临工地指导考古工作。第一次共发掘了1167 平方米,发现了闻名于世的侯马铸铜遗址,第二次发掘了2605 平方米,发现了千余平方米的铸铜工作场所,极大地丰富了铸铜遗址的资料。

    第一阶段的十年间,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对新田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经勘探初步掌握了牛村、平望、台神、白店、马庄、北坞、呈王及凤城古城遗址,并建立了“四有”工作档案。完成了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城内的分区勘探工作,对城门、城内夯土建筑及道路遗迹有了轮廓性认识。对牛村古城东城墙南部、南城墙西的南城门进行了发掘工作。另外,西侯马陶窑遗址、北西庄祭祀遗址、上马墓地、乔村墓地 (奴隶殉葬墓)等重要的遗址,均在这一时期被发现。

第一阶段最为重要的收获:一是为全国文博单位培养、锻炼了一批业务精英;二是确认了侯马晋国遗址是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所在。用考古实物资料解决了史学家、考据学家千年来的迷雾和自清初以来的争讼。

1961年 3 月 4 日,侯马晋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第二阶段(1965—1980年)

   这一阶段,除著名的侯马盟誓遗址外,墓地的发掘是这一阶段的重点。1965年在秦村西北配合侯马发电厂基建工程发现盟誓遗址中的400余座祭杞坑,共发掘了326 座,其中40座祭祀坑中出土盟书5000余片。此类朱书誓辞一经发现,轰动了考古学界,郭沫若、陈梦家、唐兰、张颔等先生先后撰文进行研究。这些盟书誓词反映了晋国晚期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尖锐的斗争情况,是研究晋国历史和中国古代史十分难得的资料,1976年《侯马盟书》专著出版。

1969年下半年,发掘15座乔村“奴隶殉葬墓”,以2号墓规模最大,殉葬18 名奴隶,成为当时重要的阶级斗争生动教材。

1971年在盟誓遗址之西的煤灰制品厂发掘祭祀坑200 座。

1972年在秦村北钻探发现“排葬墓”900余座并发掘了40多座。

1973年开始全面钻探上马墓地,发现墓葬近1400 座,遵照苏秉琦先生一个不漏全面发掘的意见,到 1986年已基本发掘完毕。

1979年则是在侯马市西南15公里的新绛县西,柳泉南坡上发现一处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东周墓群。墓区中四组墓葬均为中间墓葬规模大,两侧规模小,其中的大墓当为晋国末期王陵所在。考古队发掘了其中一组的两座大墓葬和几座中小型墓。

三、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

80年代初期,通过对北坞古城的全面钻探与重点发掘工作,对这一规模较小的城址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80年代中期,对呈王古城和呈王路晋国宗庙群开展钻探与发掘工作,特别是呈王路晋国宗庙群,是继盟誓遗址之后有关晋国祭祀方面遗址的又一重大发现。把包括盟誓遗址在内的几处祭祀遗址联系在一起,对祭祀盟誓有了统一的全面的认识;对牛村古城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工作从而确认了它的建筑和使用年代。

后期及90年代以来所做工作更多。如西南张祭祀遗址、牛村古城东南居住遗址、下平望墓地的发掘;牛村古城南城墙再次解剖,铸铜遗址再发掘并获得大量陶范,呈王路晋国宗庙遗址连续四次发掘工作;乔村墓地共进行了五次大规 模发掘工作;经过开展勘探调查和发掘工作,对晋都新田时期之外的其它阶段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全面的了解,如1989年乔山底、乔村新石器、夏、商遗址的发掘,1991年褚村新石器遗址的试掘等。

1993年和1994年,《侯马铸铜遗址》和《上马墓地》两部专著相继出版。

研究方面的突破是以晋都新田为基础的晋文化研究,它自 1985年正式提出以来后,经过努力工作成绩斐然,从城市布局、铸铜工艺、埋葬制度、结盟盟誓等方面显示出晋都新田时期,从文化繁荣、鼎盛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晋都新田的考古工作,促进了晋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90年代以来曲村晋侯墓地取得了重大的发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取得的巨大成果。

第三节:新田古城址

自1957年牛村古城发现以来,到1965年又先后发现了平望、台神、白店、呈王、马庄、北坞、凤城古城,共八座。白店、牛村、平望、台神地处西部的汾浍交汇地带,而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呈“品”字形分布 ,面积也较大 。其 东北分布着马庄、北坞古城;正东分布为呈王古城。上列七座古城相对集中分布,据研究年代也基本一致。牛村古城正东略偏南的凤城古城,又称曲沃古城,1956年发现,当其它前七座古城衰落或被废弃时,它却从东部繁荣兴起,后为汉代的“绛县”治所,该古城与新田晋都存在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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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马晋国遗址古城分布图

 

一、白店古城

白店古城位于白店村北约350米、牛村村南约400米处。1962年发现。1992年对白店古城进行了部分复查。

1961年5月在今国营平阳厂西钻探发现东西长约50米的夯土遗迹,1962年春为了摸清侯马古城址的分布状况,3月上旬进行钻探,3月5日至15日勘探划定了古城的范围,基本上了解了古城垣的位置及保存状况,之后对部分地段进行了复查,6月15日至25日进行了测绘。

白店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740米,总面积为74万平方米。其地势北高南低,古城的南半部,靠东侧有两条水冲断沟,西侧有一条水冲断沟。古城南墙的西南城角和西墙的一部分被冲毁。古城方向为356°。

白店古城是侯马地区古城中遭受后期破坏最为严重者之一。南城墙、东城墙南段、东北城角及北城墙东段的基础保存较好,西城墙基础多为乱夯土,东城墙中部后期文化堆积层较厚,北城墙西段备受后期文化遗迹的破坏。

南城墙全长740米,夯土距地表.06—0.8米,厚约0.2—0.4米,自东南城角往西280米段,夯土层被晚期堆积破坏呈断断续续状况,往西430—550米段,夯土距地表深1.2米左右,厚0.3—0.5米 ,墙基宽6—7米 。往西620—740 米段,夯土距地表深0.8米左右,厚 0.2—0.3米,墙基宽约7米,其余地段被破坏殆尽。南城壕北距墙基约11—12 、宽10—12 米,中间深4米以上,填土为花土、冲积土和淤泥等,亦有零星的碎夯土块。

西城墙全长约1000 、宽8 米左右,受到严重破坏。自西南城角往北130米段,在冲沟东断崖边见有夯土层,夯土距地表0.7—0.9 米,推测为西墙东半部或沿墙的贴帮土遗迹。至大沟西侧断崖330米处,深1.1米见有夯土,夯土厚 0.2—0.3米 ,宽约5米 。往北340—380米段,深1.4—1.5米见有夯土,一般厚0.3—0.4米,下为生土。至西北城角附近发现夯土。西北城角呈曲尺形,西墙宽约6米,夯土距地表深1.3米左右,厚0.2—0.3米。西城壕距西墙约8—11 米,最近者仅2米,壕宽9米,中间深1.5—2.0米,填土为花土、水浸土,不见淤土。

北城墙全长745米,宽6米左右,夯土坚硬,呈红褐色花土,自东北城角往西450米段,断续发现夯土遗迹,西半部破坏严重。往西在120—128米和166—176米段,分别与牛村古城的西墙和台神古城的东墙相交,在相交二古城城墙40—50米的距离内,白店古城北墙基完全被毁,唯见乱夯土、移动土等。东北城角呈曲尺状,但拐角内外均呈弧形,城角部分比墙稍宽,向外突出2米左右,北墙宽5米,夯土距地表深约1,厚0.8—0.9米,下为生土。东墙宽6米,夯土距地表约1.2米,在城角的外侧发现大量的乱夯土碎块。北城壕南距北墙约8—10米,情况与南城壕大致相同。

东城墙全长约980米,夯土为较软的红褐色花土,质量很差。由东北城角往南200米段,深1.0米左右断续见有夯土,厚0.5—0.6米,下为生土。墙基宽约6—7米,往南860—950米段,夯土距地表深0.8米左右 ,厚约0.3米,下为生土,墙基宽约3.5—4.5米,其余地段被破坏。东南城角呈“┫ ”形,东墙南端向南突出9米,宽3.5米。东墙宽约4.5米,夯土距地表深0.7米左右,厚0.4—0.8米,下为生土。南墙宽5米,夯土距地表0.7米左右,厚约0.5米,下为生土。东城壕西距东墙约15米、宽约9米,情况与南城壕大致相同。

白店古城的北端被牛村、台神二古城叠压,而台神、牛村二古城保存较为完整,推测白店古城时代稍早于台神、牛村二古城 

1992年为了把白店、牛村、台神、平望等四座古城的相对早晚关系及绝对年代搞清,拟在实地找出古城墙基后,选点进行试掘。首先着手于白店古城的寻找工作。根据1962年的钻探资料,白店古城以南墙保存较好,便以分段拦截的方法,在原图标示的南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进行卡探,并在南城壕的范围同样做拦截卡探工作,结果虽然发现有夯土块,但没有找到城墙和城壕遗迹。考虑到白店古城夯土断断续续且质量较差等原因,所以对白店古城南墙及城壕位置进行了普探。

普探工作自1992年9月至12月,用时三个多月,采用 3米布点,南北钻探宽度30米。钻探结果发现在原南城墙及其以南的位置上分布着百余块夯土。形状有长条形、长方形、方形和曲尺形等,皆比较规则,方向大体一致,夯土块除东部有被晚期沟壑破坏者外,基本上延续成片。其中,中偏西部比较密集,夯土质量大多较高,大小厚度不一。有些叠压于灰坑之上,有些被灰坑打破,在个别夯土下发现有成片的石块。长条形夯土最长者南北延伸百余米,宽5米左右。

1962年与1992年,两次工作均属钻探调查,虽然1992年在原白店古城南墙及城壕位置上发现了百余块夯土,但因白店古城夯土质量较差,对于白店古城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钻探和发掘。

二、牛村古城

牛村古城早在1957年就在东城墙南端做过小面积的发掘工作,并发现打破城墙的M1;1958年发掘了南城墙西城门。根据1962年的复查材料,古城为竖长方形,唯西北角斜折内敛,方向为北偏西1°。东城墙全长1390、宽7—8、残存高1.5—1.6米。东南城角北去440米处,有宽10.5米的城门,并有东西向道路通过,1966年钻探发现城门中有2米宽的夯土,把城门隔成两个各宽约4米的门洞;北门洞未发现路土,北城墙长955、宽8米,东部夯土厚1.2米,往西因破坏严重渐薄;南城墙长1070、宽8—9、厚0.6—0.8米,由东南城角向西460—469 898—940米(1958年发掘)处各有一座城门,有南北向道路通过;西城墙长1050、宽8—9米,中部偏南保存较好,最厚可达3米。东、南、北城墙外5—8米处为宽15—26、深约4米的城壕,底部有淤土或水浸土。根据1958年南城墙的发掘资料,城墙采用先挖基槽后夯打,至地表再使用夹板夯筑的方法来建造城墙。

东南、东北二城角保存较好,西南城角因破坏已不复存在,西北城角未发现。

牛村古城存在内城,内外城呈“回”字形布局。内城位于外城内的中部偏北处,竖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6°。东、北城墙分别长665和630米,宽4—6米,西城墙仅存西北角一小段,南城墙由东南角向西断续分布500米,现被牛村覆压。东城墙偏北及西北角西侧均有城壕迹象。内城内西北部至今仍存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为边长52.5米的正方形,方向北偏西2°,顶部北高南低 ,高6.5米,可分三级,顶部有近1米厚的瓦类建筑物为主的坍塌堆积。台基周围还分布有规模小于该夯土台基的多块夯土。

此外,城内近百处夯土遗迹呈密集分布状者有5组,由内城东南角外自北向南为1、2、3组,3组之西南为4组,已处内城之南,内城之西略偏北为5组。它们都是由二三块较大的,当时很可能高于地表的主体夯土建筑,及分布于周围的一些长方形、长条形的小房址及围墙内夯土遗迹组成。

牛村古城内发现多条道路,或贯穿南北,或连接于建筑物间。城内东部有制陶与石圭场所,在城外的南部也有分布。

1958年南城墙发掘后,通过与其南石圭作坊遗址陶器分期比较,认为古城年代在公元前500—前420年左右。据此,初步认为牛村古城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即晋都 新田绛都初期稍晚。废弃时期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即晋都新田绛都中期之末。 这一断代,其上限下限都需再做进一步延伸,但作为牛村古城的繁荣期则是恰当的。

三、平王古城

    根据1962年的复查,平望古城大致为竖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2°。在地表下0.4—0.8即可见夯土城墙。东城墙因东北部凸出为曲折状,全长1340米,但由东南角向北直去的北城墙则为1240米;南城墙长860米,东南角西去430—435.4米处为城门,城门中间有0.2米厚的路土;西城墙长1286米,南部保存较差,北部又被冲沟破坏,由西南角向北957—960.5米 处为城门,门内正中5厘米厚的路土下见青石板;北城墙地下保存长度1086米,东北部不明。四面城墙宽5—6米。东、南城墙外6—11米(多为8米)处,有宽13—16、深3—4.5米的城壕 ,西、北城墙外7—10米外城壕稍窄,宽8—9、深4—4.5米。保存较好的东南角外圆内方,西北角为圆角方形。

城内遗迹中最显赫的是处于古城南北正中稍偏西北的至今仍屹立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分三级,第一级为边长 75米的方形,南部正中有宽30、长20米的凸出部分,正南又有宽6、长20 米的路面,整体呈北高南低向,第二级较一级收缩4—12米不等,南部正中45米宽与一级坡状相接,第三级坐落于第二级北半部,南北宽35、东西长45 米 ,高于地表8.5米 ,顶部覆盖有1米厚的建筑物坍塌堆积,以瓦类为主。其余40余处夯土规模远远小于大型夯土台基,集中于其南,以其向南划分东西分界线,再以南城墙向北 300余米处划分南北分界线,可分四个夯土遗迹密集分布区。东北区特别密集,与大型夯土台基最为接近;东南区夯土分散,但规模较大,布局有序,其中1976年发掘的3号夯土为缺西南角的长方形,原为夯土台,方向为北偏西4°,北边长36.5、东边长26.5、南边长18.6、西边长19.6米,内凹部分南北7.6、东西18米。夯土台高出基槽平面0.2—0.3米,基槽大于夯土周边1—1.2米 ,深1.2米。夯土台四周共有筑台架板用的柱洞39个。以上二区从布局、规模看大型夯土台基为主体的宫殿区,是古城内主要建筑群。除外,西北区夯土基址规模较小但分布密集,为一般建筑区,西南区以三块南北排列的东西向夯土为主体,出有陶范、坩锅等残片,是一处作坊区。

古城内道路分布,城东部一条南北向道路,城北半部设有一条东北—西南向道路,全城以此道路为主贯穿城内,城内亦存在有“水道”迹象。

此外,在大型夯土台基东南的3号夯土之南不远处,1976年发掘了两座南北向、土圹竖穴墓,葬具均一棺一椁,距离不远但M1头向南、M2头向北,另性别及随葬品上亦未显示出男女,因此恐非“ 对子墓 ”。M1随葬陶鬲、盖豆、壶各两件;M2除陶鼎、盘、鉴各一件,盖豆、壶 各两件外还有铜车軎、带钩、玉蝉、骨饰等。其中带钩4件中有一件(套)属带扣类,人搏虎钩与圭形框内饰“镂空”状蟠虺纹十分精美,动物肢骨雕刻外形,并用朱砂彩绘细部而成的上下各为一展翅飞翔的燕子,中段为二蛇缠绕的骨饰,名称、用途未知,甚为罕见。这二墓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约铸铜遗址Ⅳ段,墓主生前可能属下大夫一级。

关于平望古城年代,有早于或晚于牛村古城、台神古城两种意见,审慎地讲,这两种意见都含有较大的猜测成份。古城之西有大片墓地,墓主身份从大夫到国人都有,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个别墓葬甚至更早,古城内也有春秋晚期偏晚的墓葬,这些墓葬,大多约处于古城使用和衰落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各四五十年间,应是平望古城的繁荣期。

总体看,平望古城内夯土建筑较牛村古城规模大、数量少,布局有序,这一区别或是相当重要的。

四、台神古城

根据1962、1965年的勘探工作,古城大体呈横长方形,保存较好的西城墙全长1250、宽8—13、厚0.8米,方向北 偏西11°,西南城角向北700米处有宽7米的城门,1987年发掘,穿过城门的道路在城内东去150米,向城外西去30 米。1993年在西南角北去的480米处发现宽29米的豁口,豁口内有路土,亦可考虑为城门;南城墙全长1660、宽8—10米,与东城墙交会后又继续向东18米,呈“丄”形。西南城角向东330米处有28米宽的豁口,两侧形 成“X”状城门,道路向北伸入城内450米,向南走出城外50米;东城墙仅由东南角北去350米,宽度2—13米,多在8米左右,北城墙仅西段保存了1100米,宽5—7米,夯土质量不高。

城壕也仅在西、南城墙外发现,以南城墙东段为例,在其外14—16、宽10—17、最深处6.3米,底部有较厚的淤土层。目前最清楚的城角是西南角,近直角。

城内夯土遗迹有10余块,主要分布在中部、南部,约可分为六小组,每组都有一块较大的长、宽在20米以上的横或竖长方形夯土。由于未做细致工作尚无法具体知道其布局。另外北城墙西部有一长120、宽5—6、厚0.3—0.4米的竖长条夯土,向北逾北城墙直抵汾河谷地的断崖边,与北城墙呈“┫”状相交,较特殊。

在城内中部和西北部的钻探中发现多处灰土、窖穴土、红烧土、草拌泥土、硬面,个别处还发现炼渣,其余地带则较简单。

古城外西北角北临汾河,有三座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中间大而两侧者小,间距20米,中间者约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80、东西宽约60米,高于现今地表8米左右 ,可分三级。

城西南,1987年钻探还发现一座小城,规模很小,城内夯土遗迹密布。北城墙外100—200米处有一条与之平行的流水沟,西入汾河,东断续达平望古城西城壕附近,全长800、宽10—20米,中段较窄,仅6.7米 ,深1.8—2米,底部有0.5—1米的水浸土和淤土。

城北部汾河南岸,1958年在村东0.5公里的“东沟”西侧一座被水冲毁的墓中,村民发现铜鼎、马衔、陶鬲、罐等遗物,1965年调查发现沟东侧亦有一墓,未清理。前一墓年代在晋迁新田之初。

象平望古城一样,台神古城确切年代未知,但它为晋都新田时期的一座古城是无疑的。

五、北坞古城

北坞古城位于侯马市北坞村东南,遗址附近地势平缓,北部略高于南部。1965年发现 。1982—1988年,对古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其中发掘面积5357平方米 。共发现和发掘了古城2座,城门5处,主要道路6条,城内大型建筑基址35座,普通居住址2座,窖穴6个,灰坑176个,灶7个,沟10条 ,水道1处 ,水井4 眼及大量属古城时期遗物。

北坞古城埋没地下1米许,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组成,两城间隔8米,为南北向通道 。

西城平面近方形 ,南北长约382米,东西宽约372米 ,方向21°。除东南城角呈曲尺状回收外 ,余均直角。东、北城墙保存较好,西墙南段和南墙西段被南坞村遗址叠压 破坏。墙基普遍尚存,宽4—7米不等,墙体仅在局部存在,宽2—2.3米,残存高0.1—0.5米不等。仅在西墙中部发现一座城门,南墙因破坏严重无法寻找。西城门位于西墙中部偏南,长4米,宽3米,城门内侧南北两边紧靠城墙有夯土基址建造,为城门附属建造。

城内发现大型建筑基址12座,大部分分布于中部和东南部,有些建筑经二次夯筑,形状不太规则。有些建筑相互联接构成一个建筑群体。其中2号、5号建筑为主体建筑,前者为一大型长方形建筑基址,后者由围墙和建筑基址组成,围墙北面敞开,主体建筑位于围墙内中部,平面长方形,长15.7米、宽9.5米 。

东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70米,东西宽约493米,西北角呈曲尺状内收,余均直角。各墙墙基普遍存在但宽窄不一,窄处5.5米 ,最宽处达12米,墙体仅有局部保存,宽3.5—6.5米不等,残存高1—1.5米。北墙基有单面局部加宽现象,中西段向北错位2—2.5米,南墙东段外侧似经过二次夯筑加宽,加筑夯土宽2—4米。共发现4座城门,位于南墙、东墙处,西、北墙未发现。南墙东门长3.5、宽2米,门道南口和北口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夯土柱础,相互对应。南墙中门长6、宽3米。东门长6、宽2.6米,门道南北两侧各有六个柱洞,两两相对,门道西口外南北两侧紧靠城墙有附属的阙形建筑,门道对面和南侧有瓮城式建筑。南 墙西门长5、宽2米,南口东西两侧各有夯土柱础,内实础石,北口东西对应各有一座平面长方形的夯土基址,当为城门附属建筑。

东城内发现大型建筑基址23座,大部分分布于中部及中南部一带,建筑基址形状比较规整,排列有序,从形制结构分析,中部25号建筑基址为主体建筑,13—15号位于城西南角,为东西并列的府库基址,城内西部为普通居民住址。25号建筑位于东城中部偏东,由围墙和主体建筑组成,围墙平面长方形,东西长56米,南北宽52米,南墙中段设门。主体建筑位于围墙中央,由三座呈“品”字形相联的基址组成,东西通长49.6米,南北通宽38米,北部外侧有小院落与主体部分连接。

古城门外主要道路有:两城间的南北通道,西城北墙外和西门外各一条东西向路,东城南墙外和北墙外各一条东西向道路。城内道路保存较差,不能联贯。两城间南北向通道分上下两层,上层路全长570米,宽9米左右,北端与东城北墙外路土相接,南端与南墙外路土相接;下层路全长约390米,残宽约8米左右,北端与西城北墙外路土相接,南端因破坏不详。

北坞古城经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有大量遗物,以陶器为主,其它骨、铜、玉、石较少。陶器中以生活用具和建筑材料瓦最多, 生活用具有鬲、釜、鼎、盆( 甑 )、豆 、罐 、钵、 壶、盂、瓮、鉴等。瓦分筒、板两种,整体器群及器物各期形制演变同侯马铸铜遗址相近。其它遗物也为侯马晋国遗址所习见。

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组成的北坞古城,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研究,可分为三期Ⅴ段。西城大约构筑于陶器分期的Ⅰ段,使用至Ⅴ段,东城大约在中期段构筑,使用至段。可见先有西城,后因需要而扩建东城。两城比较,东城规模大且布局严谨,Ⅲ期遗物最为丰富,为古城繁荣时期,Ⅴ段时期遗迹和遗物急剧减少,反映出古城已走向衰落。与侯马铸铜遗址相比,古城分期的Ⅰ—Ⅴ段约当后者的Ⅱ—Ⅵ段。由此看来,北坞古城始筑较铸铜遗址晚一段,大体稍晚于晋国迁都新田,即约当公元前550年前后,段后的废弃时期大体与新田遗址结束相同,稍晚于三家分晋(公元前 403年),约当公元前380年晋国亡国前后。

六、呈王古城

呈王古城位于侯马市西北部东呈王村西南的一块东北低西南高的坡地上,1965年发现。1984年秋通过钻探,在古城中部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城墙,证明这座古城是由南北二小城构成;这是侯马诸城址中保存最差的一座,不少地段已无迹可寻,城圈可大体复原,城门、城壕不知。

北城东城墙长约167米,南城墙长396米,宽4米,西城墙总长168米。北城墙破坏较为严重,现存东西两段,东段残长105米,往西状况不清;西段由西北城角向东去80米后北折24米又向东延伸50米,向东状况不清。

南城东城墙已无迹可寻,南城墙仅两端保存长15、宽4、厚1.4—1.6米的夯土,西城墙由西南角向北保存65米长一段,宽4米。大约可看出南城呈长方形,东西长214、南北宽105米。

二城城角除北城东南角外均直角,南城东南角为113°的钝角形。

南北二城城墙建筑方法相同。筑城墙前先沿城墙走向挖一条基础槽,在槽内填土逐层夯筑,到地表水平后再在其上版筑墙体,墙体窄于基槽。通过解剖城墙可以看出,各处墙体及基槽的残存程度不同,槽的深浅及口底宽窄情况不一。总的来看,槽的两壁微显倾斜,口略大于底,槽底面大多平坦。凡基槽宽于墙体的部分,其槽口之上均有一活动硬面。北城北城墙东段T103、T104中城墙仅残存基槽,口宽3.4、底宽 3.2、深0.3—0.6米;北城南城墙东段T201、T202中基槽壁近垂直,底平坦,槽宽4、深1.3米;南城西城墙北段T204中基槽壁直,槽底中部下凹,槽宽4、深1.3米。基槽内夯土近底部薄而硬,层厚约3厘米;近口部厚并稍软,层厚约 7厘米。这些夯层表面圆形夯窝大小不一。墙体用版筑方法直接夯打在基槽上,每一版高0.2—0.4米,排列不整齐,也未发现穿杠痕迹,但在城墙内、外两侧附近发现直径1.15—0.20、深0.1—0.15、间距1.3—1.5米不等的柱洞,为当是加固夯版时所竖立柱的柱洞。

城内仅在北城中部发现两处夯土遗址,其西有6座灰坑,但城内未做详尽钻探,未知有无其它遗迹。两处夯土一北一南分布,靠北者为1号,平面呈“匚”型,与北城墙最近距离为20米,其北段长约30米,西、南两段各长40米左右,宽均3—4米;靠南者为2号,由曲尺、长条等形状的五块夯土构成。

灰坑中H1、H3为窖穴,H6推测为房基,因为其底部表面有一层红褐色活动硬面。呈王古城发掘报告依据地层关系将其文化堆积分为三期:早期包括T325H1、T319H2和第五层及其叠压的文化遗迹;中期包括城墙、硬面,第三层叠压的部分文化遗迹及第四层;晚期包括第三层及其叠压的部分文化遗迹。出土遗物陶鬲、盆、豆、罐均分三式,每式分别与石圭作坊早、中、晚期对应,“因此呈王古城修建、使用的相对年代也与后者中期相当。近年来,随着对晋国遗址勘察、发掘工作的逐步深入,初步了解到这一时期也是晋国新田古都的繁荣时期。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500—400年之间”。

  • 马庄古城

马庄古城1961年4月发现,1962年3月复查,之后一直未做工作。古城由东大西小两个竖长方形小城相邻构成 ,二城的北城墙处于同一直线上,西城东城墙北段与东城西城墙北段共用。方向为北偏东9°。城墙在地表无存,地表下0.3—0.5米即可见保存甚好的城墙。东城南北长350、东西 宽265米;西城南北长250、东西宽60米,城体宽4.5米左右,夯土土质纯净,质量很高。西城南北城墙4.5米外发现有口宽约13、深4—5米的城壕。东城东北城角往南160米处东城墙有2.7米宽的豁口,南城墙西南城角东去125米处有宽2.8米的豁口,西城南城墙距西南城角90米处有2.6米宽的豁口,但仅前者有相应的路土发现,可确定为城门,

余二者则未知是否,二城外侧六个城角外均为直角,内则圆弧。东西二城共有的南北向城墙与同在一直线的北城墙间留有6米宽的间隙,或图交通方便,西城东北角紧邻间隙处有南北长10、东西宽8米的一块夯土分别与北、东城墙相依可能与之有关。

西城东北角有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它的东侧距西城东城墙170米,现存部分南北长26、东西宽20、高出地表6米,方向与古城一致,可分二级。据钻探,台基在地表以下部分南北长38、 东西宽32米,地表下尚有1.5米深。

马庄古城未做发掘工作,钻探发现地层堆积亦十分简单,无直接断代根据。从它的形制、规模都与其北的北坞和其南的呈王古城相近这一特点分析,三者约为同时建城。

  • 凤城古城

    凤城古城原称曲沃古城,位于侯马市东约7公里的浍河北岸,此地地势平缓,北部略高于南部,西城墙东约200米为凤城村所在地。

凤城古城1956年发现,它坐落于浍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地势平缓,北高南低。古城分外城、内城两部分,均近方形,方向为4˚,二者的南部已被浍河水冲毁。外城仅残存北城墙和 西城墙,东城墙被日军侵华时修建的飞机场破坏,东北角被曲沃县城覆压。北城墙东部于地表残存约300米长,宽9、高3—7米,经钻探,北城墙残长3100米,西城墙残长2600米;内城位于外城内中部略偏东南,其北城墙长1100米,东、西城墙分别残存600米和1000米,地表面上存高1—3米 ,墙 厚12米,夯土层厚6厘米。1960年试掘时发现外城西城墙外有宽25、深3米左右的城壕。

1960年试掘发现,外城西城墙一带的上层文化堆积为大量的汉瓦、1994年在城内还采集到战国时期的兽纹半瓦当和汉代卷云纹圆瓦当,下层文化遗物包括鬲、盆、甑、豆、罐等,1988年在外城外西北的曲沃机电厂内试掘的一条探沟,遗物与西城墙所发掘的下文化器物类型一致,年代相当于铸铜遗址5、6段,少数可到4段。凤城古城外城建筑年代,应始于战国初期或更早些,后经多次修补沿用时间较长。据城壕内出土少量遗物分析,废弃时代可到宋元时期。

1988年在机电厂还清理10座战国竖穴墓葬,器物组合为鬲、鼎、豆、壶,鼎、豆、罐和鬲、豆、罐。5座墓中陶器外表有彩绘,年代亦集中于战国早、中期,个别在春秋晚期。这一墓地周围还有汉代墓葬,这些墓大多处于古城使用时期。

在凤城古城使用时期,它的东部还有规模宏大的乔村墓地,出有多件带“降亭”戳印的陶釜等陶器,该墓地上限在战国中期,沿续至东汉。

中原地区有不少战国沿用到汉代的城市 ,大多内城(小城)为战国 ,汉代增圹修建外城(大城),凤城古城是否亦然,有待进一步工作。

上述八座古城中,牛村、呈王、北坞三座通过发掘断定了年代。其余古城中,白店存否尚不肯定,无法讨论年代。台神、平望与牛村构成“品”字形布局。《 商周考古》第242页 说:“从这4座相互套筑的地层关系来看,白店古城最早,牛村、台神古城次之,平望古城较晚”。但又有:“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以平望者最早,余二者为扩建晋都时增拓的城墙圈。就其性质而言,前者为宫城,后二者则相应为增扩的宫城”的意见 。从其布局及周围遗迹、遗物年代看,三城始建年代或有出入,但有较长的共同使用期,废弃年代庶几同时。俞伟超先生认为平望古城为“宫城,牛村古城有内城和大型夯土台基,为宫城亦无疑。台神古城规模近牛村、平望,西北角外有大型夯土台基,西部又有附属于它的一小城,小城内亦有多块夯土,台神古城亦应为宫城。

《左传》定公十三年:“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此公宫当以平望古城为首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四月,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桓子曰‘奉 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 ’……。公有姻丧,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绖,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国语 晋语》记“固宫”为“襄公之宫”。牛村古城外城内有内城,内城包围大型夯土台基,坚固易守,正是“固宫”。而台神古城西北角外的大型夯土台基推测与祭祀汾河之神“台骀”有关,《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因台骀为崇、身患疾病之事。

马庄、呈王、北坞三小城均由更小二城构成,为“日”字形或“⿰”字形布局,三城年代亦应同时。但三城中每一座城各两座小城是同时建还是有一为扩建者都需各自分析,例如 北坞古城东城就晚于西城而建。这种布局规模较“品”字形的牛村、台神、平望差之甚远,建筑年代也较之要晚,但马庄者西城内居然有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近年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它们是“卿”城,是势力膨胀的晋卿在晋都的私城。《左传》定公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赵简子派董安于等苦心经营晋阳,在晋都又有“赵氏之宫”,三座小城中总有一座属之。根据晋国诸卿采邑或领地距晋都远近分析,赵、范、 中行在晋都附近无中心区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晋都营筑私城的可能性大。如此,三家灭智之前的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绝非偶然。

凤城古城从现有材料分析,无论内城还是外城,营筑年代都偏晚,绝不可能是古曲沃或新田,它是秦、西汉的河东郡绛县县治,到东汉改称“绛邑县”,北魏孝文帝时期被废。《左传》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祀者。绛县人或年长矣……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事在晋平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43年,此“绛县”较早,亦应与凤城古城无关,它可能指晋国迁新田时谋去的“故绛”。

第三节:侯马盟书

  • 盟书发现的概括

盟誓遗址1965年12月发现,位于侯马市秦村西北约500米处的浍河北岸台地上,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盟誓遗址分甲、乙两区:甲区集中于遗址的西北部,盟书即出土于此,称为“埋书区”。乙区面积大,较分散,多埋牛、羊等牲畜,未见盟书,称为埋牲区。经过考古发掘,可对古代盟誓时实行的“坎牲加书”礼制有较为直观的了解。埋盟的坎,大小、深浅不一。对数坎的北壁底部都有一小型壁龛,内放玉器(即币)。从出土的迹象判断,掩埋时先在壁龛内放放玉币,然后放入牺牲并加盟书。盟书是参盟者彼此取信的文献,亦称“载书”。《周礼·秋官·司盟》称:“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书每式二份,一份“埋在周府,可覆视也”(《左专·定公四年》)留作事后查考;一份埋入地下,或“载书在河”(《左传·定公四年》),即沉在河里。侯马出土的盟书,即是属埋在地下的那一种。这次出土的盟书数量很大,有5000多件,有文字可识别的约650多件,与盟书一起出土的还有玉器、丝织物、陶器残片等遗物。通过对陶片的对比研究,可推断盟书产生于春秋晚期,与盟辞内容相比照,可了解主盟人活动的年代和有关史事。200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侯马市新田东路南侧,再次发掘祭祀坑114座,埋有牛、马、羊牺牲,玉璧、玉龙,并发现可能是“雪祭”的空坑。该遗址西距侯马盟誓遗址约800米,北距“排葬坑”墓地100米左右,西北约1000米为呈王路庙寑建筑群遗址。这个祭祀遗址是历年来唯一彻底揭露的祭祀遗址。至此,整个侯马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和埋藏规律已基本探明。

  • 盟誓的种类

盟书亦称载书,是参盟者彼此取信的一种约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卿大夫之间常常为维护共同利益举行盟誓活动。文献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礼记·曲礼下》),可见誓与盟有区别。与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诅。誓、盟、诅三者性质相近,功能有异。

誓。可追溯到《尚书》中的《汤誓》、《牧誓》等誓辞,说明殷商时就有誓。今人的发誓、起誓、誓言皆由此而来。誓言是起誓者忠于某一人或事的诚信表白,《国语·晋语》中晋文公对其舅子犯发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

盟。比誓更为郑重,即在起誓时有“莅牲”即杀牲祭祀,昭告神明,有一定的议程,如《周礼·秋官·司盟》载法。文献将“誓言”连用,为通称,强调二者共有的诚信自约意义,只是盟必有誓,誓未必有盟。如汉初刘邦与诸将“刑白马而盟”,曰:“非刘而王者,天下攻击之”。这是有盟有誓,既有议程,又有誓言。

诅。即诅咒,源于原始巫术,在文献中或称诅祝,有时与与盟连言为“诅盟”。如《尚书·吕刑》中就说:“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诗·何人斯》注:“民不相信,则盟诅之”。疏:“诅是盟之细,故连言之也”。但二者有区别。在《周礼·诅祝》中有八种祝号,盟为第一种,诅为第二种。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疏:“盟者盟将来,春秋诸侯会,有盟有诅;诅者诅往过,不因会而为之”。意为重大事情可举盟,一般事情可用诅;盟是集体性的,诅可以是个人行为;盟是表示既盟之后,不许干某某事情的誓约,而诅则是对发生过的罪过的谴责和祖咒。侯马盟书中发现,既有朱书的盟辞,又有墨书的诅辞,可见二者既有密切的关系,而又有所不同。从考古发现的秦惠文王(前337—前307年)的《诅楚文》中有“诅盟”一词,可见诅与盟可以相互借用,古人对此不严加区分。

蛊。往往与诅相联系。《汉书·外戚传》有“巫蛊祠祭祝诅”的记载,古人对蛊有多种解释,但主要是对敌人加害的迷信手段。侯马盟书墨书中有“蛊”字,说明蛊与诅是并用的精神武器。

三、侯马盟书内容

盟书遗址甲区共发现书写文字的玉石器5000余件(包括残、断、碎片及模糊不清者在内),系用毛笔把盟辞写在圭形或璜形的玉石片上,字迹多为朱红色,少数呈黑墨色。圭形石片最为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长为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厚仅0.2厘米,还有的薄如纸片。还有不规则块状和片状的,大不过拳头。

盟辞内容不同,篇幅长短不一,字数最少的仅有十余字,少者数字,长的字数多者达220余字,一般则在30到100多字不等。盟辞初见时,研究者称“朱书文字”。1966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研究文章(《文物》1966年第二期),认为这是战国初期的盟书文辞,学术界认同为“盟书”。

盟书可辨认的玉石器共有656件。按盟书的内容可分为六类:

  • 宗盟类:这一类盟辞强调要奉事宗庙祭祀(“事其宗”)和守护宗庙(“守二宫”),反映了主盟人赵鞅(赵孟)为加强晋阳赵氏宗族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敌而举行盟誓的情况。字迹可辨识的宗盟类盟书共514篇,分别出土于37个坑中。
  • 委质类:这是从敌对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物所立的誓约,表面与旧营垒决裂,并将自己献身给新的主君(“自质与君所”);被诛讨对象除五氏七家而外,又增加四氏十四家,先凿、先寽、先諐、先IMG_256、先强、先木等不计在内,已多至九氏二十一家,文字篇幅最长。文字可辨识者共75篇,集中出土于18个坑中
  • 纳室类:盟誓内容表明,参盟人发誓,自己“不纳室”(不扩大奴隶单位),也发对和声讨宗室兄弟们中间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的制裁。字迹可辨的共58篇,集中出土于坑67。

上述三类均用朱红颜色书写。一下两类用黑墨颜色书写:

  • 诅咒类:在清理存目盟书过程中,从坑105的出土标本里又发现隐约有文字痕迹的十三件,文字黑色大都残损,无法辨识完整成片的辞句,内容并非誓约,而是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的惩处。临摹了其中的三件,可分两种:105:1、105:2都发现有□无䘏、韩子、中行寅等的名字,为“诅咒类一”。105:3可读出“而卑(使)众人惌(怨)”一句,为“诅咒类二”。
  • 卜筮类:这是盟书中有关卜筮的一些记录,不是正式的盟书。发现了三件,是写在圭形或壁形玉片上的。
  • 其它:除上述五类外,还发现少数残碎的盟书,内容特殊,但由于辞句支离破碎,无从了解各篇的全貌。其中只有一件保存着“永不明于邯郸”一个完整句子。

由于是一批人,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结盟发誓,所有除第(五)、(六)类,同类各篇的内容体例基本相同,只有参盟人的姓名更迭:因为是多次反复的举行盟誓,双方阵营的情况也在不同的变化,所有各次盟誓的辞文中,被讨伐对象的多寡,就有了显著的变动。

     侯马盟书反映了公元前497年(晋定公十五年) 到公元前489 年(晋定公二十三年)间,晋公、赵、韩、魏、智联合起来,组成以赵简子为首的集团,共同诛灭范、中行氏的过程。整个战争进行了八年,地域除山西外还波及河南、河北,事态经过十分复杂,双方一度势均力敌,打过不少战役。盟书中无不体现出对主盟人赵筒子的遵从和同仇敌忾的决心。赵简子通过盟誓这一形式,统一参盟人的思想、行动,明确任务力阻敌人“复入于晋邦之中(地)”等;盟辞中还用已故晋公(列祖列宗)在明视着参盟者的言行,有背盟者,天诛地灭的精神威力,来团结参盟人,孤立打击敌人,这在两千多年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侯马盟书是我国重大考古成果,它清楚地揭示了那段历史中盟誓的全过程与历史价值,填补了春秋战国之交时期,盟誓实物及盟辞的历史的空白,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可靠的证据。

第四节:铸铜遗址

一、发现与发掘

侯马晋国遗址1952年被发现,从1957年开始,在新田遗址内,特别是牛村古城南调查勘探,并进行大面积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用于铸造铜器的陶范及有关遗物。我们把与铸造铜器有关的遗址统称为铸铜遗址。

自1957年以来,在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发掘总面积达 7000余平方米。其中Ⅱ号和XXⅡ号两处遗址出土陶范最为丰富,前者以礼器、乐器范为主,后者以工具范为主。XXⅡ号遗址的西北约100米清理的一个灰坑(编号PXH)出土大量的车马器及带钩范等。LⅣ号遗址出土约10万件以上的空首布芯。Ⅶ号和XV号地点曾出土空首布XX号遗址为石器作坊遗址,出有少量的贝范,XXⅠ号遗址为祭祀性遗址,出土少量的环首刀陶范,1992年在南距XXⅡ约200米处,出土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等陶范。平阳机械厂宿舍楼区(78HPS),招待所楼区(78HPG1)等地点也出土少量的陶范。

此外,白店村西南、西北一带,文化遗存密集而丰富,文化堆积厚约1—6米,出土有铸铜用的陶范、熔炉片和空首布芯。

北西庄附近,文化堆积较厚,经发掘有陶范出土 。

呈王路祭祀建筑遗址区,经发掘有陶范出土。

1、牛村古城南Ⅱ号和XXⅡ号铸铜遗址。

Ⅱ号和XXⅡ号两处铸铜遗址,位于牛村古城南300—500米,东西相距约400米,两处遗址面积共约47850平方米,发掘面积4700平方米,约占遗址全部面积的1∕10米。遗址附近地形平坦,地层堆积比较单纯。自上而下为:耕土层、扰土层、东周文化层堆积、原生黄土。东周文化层堆积的形成主要与铸铜作坊的生产、生活活动有关。包含的遗迹现象非常复杂,发现有房子68座、水井38个、灰坑636个、窖 穴26个、活动硬面2层 、道路以及墓葬37座等。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铸铜生产有关的陶范、熔炉等。一类是与生活有关的陶器、骨器等。其中Ⅱ号遗址出土的陶范以礼乐器、车马器为主,另有少量的兵器和工具范。XXⅡ号遗址出土的陶范以工具范为主,另有少量的空首布、兵器等范,以及众多的熔炉残块。陶器以泥质灰陶及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及夹砂红褐陶较少。陶器纹饰以中等粗细的绳纹为主,另有少量的磨光暗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鬲、釜、罐、瓮、盆、甑、盘豆、带盖豆、鉴等。

▲ 兽面纹陶模

在两处遗址中发现铸铜陶范5万多块,大部分为红褐色,少量为青灰色、灰褐色或黄褐色。其中完整或能配套的近千件。能识别出器类的有:工具范、兵器范、空首布范、礼器范、乐器范、车马器范、生活用具范及其他范等共八个种类。器型有:豆、壶、簋、鉴、舟、敦、匕、匙、铲、斧、锛、环首刀、剑、镞、镜、带钩、空首布、车马饰以及各种器物饰附件。纹饰有:饕餮纹、窃曲纹、云纹、雷纹、夔龙纹、蟠螭纹、环带纹、垂叶纹、贝纹、涡纹、以及人形、鱼、兽、鸭、鸟纹和错金银花纹图案等,个别范上有文字。

Ⅱ号遗址出土陶范14117块,以钟鼎等礼乐器范为主,其次有车马具范、生活用具范及少量的工具范,其中模的数量约占1∕3。多数范未经浇铸,其中一部分可以配套,少数范已合好待铸。

XXⅡ号遗址出土陶范24640块 ,以工具范为主,有少量的兵器范、车马具范、空首布范等。其中绝大多数是范和芯,模极少,而且大多数是浇铸后打碎的残块。在PXH地点的一个灰坑中出土带钩范13667块 ,车軎范407块,其他范1747块。

 

▲  举手人物范

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熔炉残件。XXⅡ号遗址出土的有关熔炉的遗物较多,总计13189块,其中炉盆5558块,炉圈3819块,鼓风管3812块 。Ⅱ号遗址熔炉遗物较少,总数仅100余块。熔炉残件全为草泥质,内壁经高温玻化,外壁面仅经烘烤。熔炉为内加热式二节或三节炉,炉体由下部的炉盆和上部的炉圈(一层或两层)组成,并设鼓风管鼓风。早期的直筒直嘴风管比较原始,晚期出现的牛角形风管则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根据大量的陶范、模、芯的资料,对陶范的制作与浇铸工艺有了初步的了解和研究。制作陶范的原料以当地地下土和砂为主,部分芯和范掺有少量的植物质。陶范所处部位因其作用不同,对选料、配料也有严格要求。陶范的制作方法大体可分手工雕塑、轮制和翻制三种。有的两者兼用。制作好的陶范都要进行合范,分型面上都有对应的榫卯,但有的器物,比如较大型钟,需94块范与2块芯,其结构复杂。为避免变形,合好范后外面糊泥,阴干,并经过烘烤以增强硬度,然后浇铸。浇铸时一般采用顶注式,浇铸系统由浇口杯、直浇口、内浇口组成,有的设排气孔。最后进行铸件的清理。

两处遗址发现有与铸铜生产有关的工具,其中以错磨用的砺石和雕刻用的刻刀最多。刻刀又分铜制与骨制两种,大小组合成套,形式多样,有的两端皆可使用,有的纤细如针。另外还有陶拍、铜錾、石刀、骨叉等。

根据几种常见陶器形制和一些陶范铸件器形及纹饰比较研究,将这几处遗址的年代定为春秋中期偏晚到战国早期,约相当于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80年。

  1. 平阳厂铸铜遗址

1992年配合平阳厂基建,在南距XXⅡ号地点约200米,北距牛村古城南墙约300米处,发掘东周遗址600平方米。这处遗址是ⅡXXⅡ号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清理灰坑152个,残窑1座。其中27个单位中出土铸铜陶范及与之有关遗物。其中范块约3000块,能辨认器形的约700件。这些遗迹现象均位于第三文化层下。

根据几类主要器物鬲、盆、豆、盖豆及小口高颈罐的发展变化,将遗址分为三期五段,这几种器物从陶质、陶色到器形变化都与ⅡXXⅡ号两处遗址相对应,时代亦相同,约为公元前 600年— 公元前380年 。

依据27个单位共出的陶器分析,这批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处于遗址的二、三期,其中以第三期(H9为代表)出土数量多,内容丰富。遗址生产的器类也较多,包括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和日常用器等。

▲   铜镜范

这处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侯马铸铜遗址的内容,为研究铸铜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铸铜遗址的研究概况

   有关侯马铸铜遗址的材料发表以来,引起海内外极大轰

动,中外学者慕名前来参观,都被东周时期精美筑铜工艺所深深吸引并为之陶醉。这批材料为历史学、考古学、冶金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颔先生1961年在《文物》第10期上发文,认为这批陶范的花纹除与中原各国有着共同的作风外,还具有它自身独特的风格和传统。相同的地方是器型和花纹大致相同。侯马陶范有几个特点:

一是绹索纹非常盛行,花样很多,盘绕回旋别有佳致,多施于鼎、鉴腹部及口沿之下,有七、八种之多。二是夔龙、夔凤纹盛行,此种花纹多施于大件器物,如钟镈的腹部。以及和夔龙夔凤相关的翎翼纹与爪和牙齿。翎翼纹的灵活运用,工艺手法的大胆创新,进一步反映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他还指出大量铸造铜器的年代应在晋景公迁新田即公元前585年以后。

张万钟先生在1962年《文物》4、5期上撰文,对陶范成分、造型工艺、浇铸系统、铜器的铸造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揭示了侯马铸铜工艺的制作流程和技法,肯定了公元前585年后新田铸铜的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才能和丰富的智慧,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青铜文化时代。

谭德睿先生1986年在《考古》第四期上发文,通过研究侯马陶范的成分、陶范的处理技术、陶范制作的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精心研究。认为侯马陶范是采用当地马兰黄土为原料,经过选择、处理并调节,从而改变其矿物组成和粒度构成,以达到符合青铜铸造的技术。同时指出陶范的焙烧温度下限不低于850—900°,上限不超过900—950°和1000—1050°的范围内,否则达不到其退让性和脱范性 

张子高等1973年撰文,认为铸造时的燃料、炼炉和鼓风设备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侯马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的铸铜作坊规模巨大,陶范品种以及工艺流程等有一定的分工,其制作工艺的规格化、系列化及批量生产,表明这是晋国一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至于北西庄、白店、呈王路等遗址,虽然面积比较大,但出土陶范数量比较少,这些地点可能属于新兴贵族所有的私营手工业作坊遗址。

 第五节:墓地

侯马晋都新田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柳泉、上马、下平望、牛村古城南、东高、乔村等六处大型墓地。其中上马墓地上限早于晋都新田,乔村墓地则为晋都新田废弃后的一处墓地,余四处墓地与晋都新田时期基本同时。上马和乔村墓地距新田古城较近,柳泉墓地距新田古城较远,下平望、牛村古城南、东高三处墓地皆位于新田各古城城外附近。

  • 柳泉墓地

墓地位于侯马市西南约15公里的新绛县南坡上。1976年曾在西柳泉发现豆、舟、盘、匜、戈等铜器。1979年,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对新绛柳泉一带进行了考古调 

查与发掘,发现了该墓地。墓地依山面水,北临浍河,南倚峨嵋岭,地势开阔,南高北低,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中小型墓靠近浍河沿岸,分布较密集;大型墓靠近峨嵋岭山麓。

从断崖发现成组大墓四组,每组有一大两小墓并列,居中者较大,周围散布有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其中的两组大墓上保留高约2米的夯土堆。

第一组有:M301、M302、M303,位于墓地北区。在其东、西、南三面有陪葬墓11座和车马坑1座;第二组,未编号,3座大墓并列为一组,未钻探,情况不明。第三组,M16,墓长16、宽14米,上有夯筑封土,高约3米,周围情况不明。第四组,M1701、M1702、M1703为一组,在其东、北、南面有陪葬墓10座和一座车马坑。

在上述墓葬中,仅发掘了第一组的M301、M302、M4、M5,另在西柳泉南沟和村西南半坡清理了两座中型墓,编号M1、M2,其中M301、M302、M1、M2被盗。

M301墓葬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口大底小斗状,方向北偏西3°。墓口长15、宽12.6米, 墓底长12.4、宽9、距地表深16.8米。墓内距椁之上约2米筑有木构人字形屋架,木屋架之下填红烧土,之上填五花土夯打。葬具一棺一椁 ,椁室位于墓室中部,长8.2、宽5.5、高5米,椁室东西内侧各有三根间距相等的竖桩,东侧竖桩倾斜,西侧直立,椁室四周积石积炭。棺居椁室中部,长3.7、宽2米。骨架腐朽零散,头向、葬式不明。

M301先后4次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且被扰乱失去原来位置,多出于墓室,少数出于盗洞。残存陶器为泥质灰陶或泥质红陶,多破碎且缺失不全,不能复原。个别夹砂灰陶,器形有宽沿高颈折肩壶、敞口短颈圆肩壶、罐、盘豆、盆等;铜器皆被盗或盗时砸碎,仅存少量铜礼器残片及附件,乐器残存钟枚,余残存多为小件器物,有兵器、车马器等。另残存有石磬、玉石器、骨器等。

MA302位于M301正东6.7米,墓口仅南端进行夯筑。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口大底小呈斗状,方向北偏西3°。墓口长12.7、宽10.5米,墓底长9、宽7、距地表深17.3米。墓内填五花土夯打。葬具一棺一椁,椁室置于墓底中部,长6、宽4.5、高5米,椁室四周积石积炭。棺朽,痕迹不清。骨架腐朽且扰乱,头向、葬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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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泉墓地出土铜鉴

M302先后3次被盗,残存有陶器、瓷器、铜礼器、乐器、玉石、骨器等。其中,铜簋、铜盘、编钟、石磬,位于椁室 东部,铜鉴、铜舟、车马器等位于椁室西部。陶器均泥质灰陶,皆破碎且缺失不全,多为鼎残片,耳、足大小成列,应为列鼎,鼎多饰宽带状凸弦纹,另有盘豆等。铜器有簋、舟、盘、鉴,乐器有编钟(有甬钟和钮钟两种)、车马器等小件器物。石磬残存10件。另有玉石、骨器等小件器物。

另外在位于墓地北区的西柳泉村发掘了M1和M2中型墓。墓为长方形土圹竖穴,一棺一椁,棺内腐朽严重,头向、葬式不明,随葬品无存。M4、M5并列,长方形土圹竖穴小型墓。 葬具一棺一椁,头向北,侧身肢微曲,随葬品仅为铜、玉石小件器物。M5口略大于底,一棺一椁,人骨一具,头向北,仰身直肢,随葬品仅为铜、玉石小件器物。

M301、M302为一组墓葬,二墓随葬品为劫后所余,年代特征比较明显,根据随葬器物形制、纹饰对比,其年代为战国早期,约为公元前430—420年间。从残留4件器物可窥见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与高规格,经比较判断应是晋公墓莫属。M302未发掘,M303为其夫人,M4、M5为陪葬墓。据年代、等级,结合文献记载,M302为幽公,M301、M303为其夫人。柳泉墓地其余三组大墓,有可能是出、敬、哀、烈、孝公、桓公中的三位及夫人。

  • 上马墓地

位于上马村东浍河南岸台地上,东西长260米,南北宽410米,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墓地大致呈北高南低缓坡状,中部一条南北向、宽50—70米的泄水沟(当地人称明时沟)将墓地分为东西两部。该墓地于1959年发现,1961首次发掘墓葬14座。之后,从1963年到1987年,共清理墓葬1373座,车马坑3座,牛坑1座,发掘面积10余万平方米,占墓地总面积的93% ,出土大量遗物。

 1、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及随葬品放置

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不见封土堆。墓圹剖面口、底同大者共1293座,占墓葬总数的94.2%。其它口大于底和口小于底及不规则形的占少数。墓葬平面为长方形者共1254座,占总数的91.3%,另外有梯形、亚腰,其中又以前者居多,后者仅见1例。绝大多数墓葬四壁及底部表面比较平整,在不同部位常见锛等工具痕迹。填土多经夯打,大墓夯层坚薄,夯打结实,小墓夯层厚、草率,无葬具的墓填土不夯打。墓圹按底计算,最大者6.5、宽4.5米,小者长1.4、宽0.5米,仅能容身。墓最深者7.3米,浅者仅0.3米,深2—4米者占绝大多数。

葬具的规模、繁简与墓葬规模大小有关。椁分叠砌式、柱壁式两种。叠砌式椁底由圆木或宽方木横铺,四壁再用宽方木卧砌,四角用卯榫进行结构,椁顶用方木横铺成盖;柱壁式是把圆木下端削成楔状,紧贴墓壁插入墓底形成柱壁,顶端取平,横置条木,条木之上横排放置方木组成椁盖,这类椁多数无底。棺的形状有长方形、梯形两种,前者占绝大多数,大多数棺的盖、四壁及底部是用长方形木板合缝而成,四角采用“穿榫法”、“卯榫法”合成,棺一般放在椁底板上或填两根方木,较大的棺,一般长2—2.3、宽0.8—1.6、高0.7—1.1 米;小者长1.5—1.9、宽0.4—0.8、高0.4—0.5米。

葬式,能辨人骨葬式的墓共1326座,大致可分仰身、侧身、俯身三种。仰身葬1230座,占总数的90.7%。其中仰身直肢999座,仰身屈肢231座;侧身葬92座,俯身葬4座。头向:东西向墓,大多向东,南北向墓,大多向北。

随葬器物的放置,多重棺椁的墓,各种器物多以类聚,但在各个墓内放置的位置没有规律可循。铜礼器多数置于内外棺之间或棺椁之间的一侧或一隅。乐器(钟、磬类)或与

铜礼器共置、或单置一处。兵器多与车、马器共置或单独放置,铜戈“折兵”现象较多。铜工具或单独放置,或与兵、车马器共置。陶器多放棺椁间与铜器共置,或单独放置。玉、石圭多单独置于棺底一侧,少数放在人身周围,装饰品多附于人身或周围。单棺无椁的墓很少有铜器随葬,多数只1件陶器或少量装饰品。陶器多置棺外头端的熟土二层台上,部分放在墓室左右两侧二层台上或足端二层台上。用玦作耳饰和口唅现象极为普遍。个别人骨左右两手各握一件玉片饰。20座墓有祭骨,多为牛、羊、猪家畜肢骨,多放置头端,杂于铜器之间、之内。

殉人墓3例。殉牲有马、狗。殉人是在肢解后散埋于填土中。

2、墓葬等级及变化

1963—1983年上马墓地所发掘的1373座墓可分为三个

等级。

第一等级,2座,随葬铜器5件,墓圹长5.2—5.7米,葬具一棺一椁。

第二等级,20座,包括随葬3鼎、2鼎、1鼎和随葬1套铜礼器的墓。3鼎墓7座,墓圹长3.7—4.7米,葬具4座为一棺一椁,3座为重棺一椁;2鼎墓3座,墓圹长3.34—4.6米,葬具2座为一棺一椁,1座为重棺一椁;1鼎墓10座,随葬铜鼎1件或一套仿铜陶礼器,墓圹长3—4米,葬具多为一棺一椁。

第三等级,共1348座,包括日用陶器墓、小件器物墓、无随葬品墓,墓圹长度在1.8—2.5米之间,少数墓稍长或稍短,葬具绝大多数为一棺,少数无葬具,个别墓为一棺一椁或一棺重椁。上述三个等级的墓葬,墓主人大致分别属于下大夫、士、平民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上马墓地依据墓葬间存在的空白地带、墓葬方向、规模、分布的疏密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群和组,反映了使用墓地的人在生前应分属于不同群体。结合《周礼》中的有关“邦墓”、“族坟墓”的记载,上马墓地中分区明显的的几个大群块应当是不同宗、族的墓地,这种分区明显也反应出了“族坟墓”的性质。

墓地的铜礼器墓和陶器墓均交错杂处。铜礼器墓的主人生前在族内有较高地位,或为族长,相对集中分布在墓区的北部和区交界处,陶器墓则分布于整个墓地南部、东部,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社会不同“族”之间或“族”内不同人之间或因地位、财富已有较明显分化。

(三)牛村古城南墓地

墓地位于牛村古城东南,东起侯马镇北,西至白店村东,南起西侯马村北,北至牛村古城南,东西长约1200、南北宽约800米。其中大部分墓葬主要分布于牛村古城南的平阳机械厂区,与铸铜、制陶、石圭、骨器等作坊及祭祀性建筑处于同一区域。该墓群自1957—1965年配合平阳机械厂建设,共发掘东周、汉、唐、宋金、元历代墓葬约200余座 ,其中东周墓葬约170余座。

1、墓葬的分类

牛村古城南墓葬分为三类:第一类,埋葬婴、幼儿的瓮棺葬,约20余座;第二类,弃埋,4座;第三类,成年人土圹竖穴墓或洞室墓,约130余座。

第一类,多埋葬在文化堆积层中,墓坑多为不规则长方形,方向没有规律。墓坑大小依葬具而定,深度在0.15—0.5米之间。填土中多含有陶片及陶范碎块等。葬具使用陶器,器形有鬲、 罐、盆、甑、瓮等,形制与铸铜遗址所出为同类陶器,显然是利用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作为葬具。骨骸全部腐朽,或仅存碎片。

第二类,为随意埋入灰坑,无葬具和随葬品,因此深浅不一,姿态各异,无一定埋葬规律。

第三类,以陶器墓为主,仅4座铜器墓,另有少数仅随葬小件器物和无随葬品墓。

2、墓葬的等级及与铸铜遗址的关系

根据随葬器物的种类、多寡,牛村古城南墓葬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等级。第一等级,随葬铜鼎2或铜鼎1和一套仿铜陶礼器的墓。

第二等级,随葬日用陶器和仅随葬小件器物的墓。

第三等级,无随葬品墓。

上述三个等级的墓主人,大致分别属于士、庶人和贫民三个阶层。

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系历年配合建设随见随挖,没有按计划进行规范的钻探发掘。但从墓葬的记录位置来看,牛村古城东周墓葬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分布比较密集的地点。如:1959 年发掘的墓葬多位于平阳机械厂区的Ⅴ、Ⅵ、Ⅶ号三个地点。1960年发掘的墓葬多位于平阳机械厂的102号楼和 55号两个地点。1963年发掘的墓葬多位于平阳机械厂区的铁路线,《侯马铸铜遗址》报道的37座墓,有35座位于平阳机械厂区的XXⅡ号地点。从上述墓葬分布的位置看,靠近牛村古城南墙的墓葬时代多较早,愈往南距牛村古城南墙愈远的墓葬时代多较晚。

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与铸铜遗址等手工业作坊处于同一区域。从二者的分期年代来看,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的第一、二、三期与铸铜遗址的早、中、晚三期基本吻合,各期年代大体一致,为春秋中晚期之际到战国早期,墓葬的第四期则超过铸铜遗址下限,延续到战国中期。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第一期仅发现1座墓,2期墓葬数量开始增多,3期墓葬数量最多,为墓群埋葬高峰,4期墓葬数量开始减少,5、6期墓葬数量锐减。而铸铜遗址Ⅰ段遗迹很少,未发现铸铜遗物,Ⅱ 段遗迹较多且发现铸铜遗物,中晚期遗迹、遗物最多,显示出繁荣景象,晚期Ⅵ段则呈突然废弃的迹象。由此看出,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的埋葬与铸铜遗址的发展、繁荣、衰落基本同步,墓葬出土的陶器,如绳纹鬲、粗柱足鼎、盖豆、宽沿高颈壶等,其形制、特点、发展序列与铸铜遗址所出的同类器物相似。显然,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为晋都新田时期的一处墓葬群,且与铸铜遗址关系密切,其墓主人很可能为铸铜等作坊的手工业者,在铸铜作坊废弃后,墓群还有零星埋葬。

牛村古城南东周墓葬是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继上马墓地、下平望墓地后报道的又一处墓葬群,它为研究晋国埋葬制度和几处墓地的时代早晚关系、文化内涵等提供了宝贵的资实物料。

(四)下平望墓地

墓地位于下平望村东南部,平望古城西部,分布范围,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800米, 占地面积约40万平方米。墓地偏北部有一条东西向大断沟,将墓地分为南北两部分,断沟长约600米,由东向西渐宽,宽处中间余一高台地。 1973 1977年曾因断沟及中间高台地坍塌,出土一批东周青铜器、陶器,墓葬编号为M1001、M1002。1975年6月,下平望村民在高台地上平整土地时,发现部分东周青铜器、少数陶器。1987年以来该墓地大批东周墓葬接连被盗,对该墓地造成严重破坏。1992年春,在墓地的北区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土坑竖穴墓40余座,马坑2座。北区墓地东南部有少量东周文化遗址(均被战国早、中期墓葬打破),出土遗物均为新田遗址中期所常见。

1、墓葬形制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按其规模大小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小型墓,墓口长2.4—3米,宽2米左右。第二类墓口长3—4米,宽3米左右。第三类墓口长、宽分别在4米、3米以上。其中,第一类墓葬四壁垂直,形制较小。第二、三类墓葬,墓口略大于底者较多,墓内填土均经夯实,夯层厚约0.07—0.20米。葬具均已腐朽,40余座墓葬中,除第一类有两座为单棺无椁和被盗、棺椁不清外,其余一棺一椁者较多,一棺二椁、二棺一椁或二棺者则较少。椁底用木板和半圆木横向平铺,四周用木板垒起,椁盖用木板横排平铺,木椁有的紧贴墓圹四壁,有的在木椁与墓壁之间充填熟土,形成二层台。人骨多已腐朽,头向北者较多,向东者次之,皆为单人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出土器物除1975年两次发现较多铜器和M1001、M1002出土少量铜器外,其余墓葬出土物均为陶器及少量骨、石、玉器等。陶器均泥质灰陶,器物除鼎耳、足、纽、等为模制、捏制外,其它皆为轮制,并磨光。器表多饰彩绘及刻画暗纹、瓦纹等。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特点,时代约从春秋中期延续到战国中期。

2、墓葬分期

第一期为春秋中期或偏晚阶段。即为第一类墓葬,代表性墓葬有M43、M31。墓葬较小,口底同大,葬具多为一棺一椁,出土器物较少,组合为鬲、簋和罐为主。

第二期为春秋晚期。第二期墓葬,代表墓葬有M40、M44、M6、M4。墓葬性制较一期大,口底同大,葬具多一棺一椁,器物组合以鬲、豆、鼎、壶为主。

第三期为战国早期。包括二、三类墓葬,典型的有二类的M3、M10、M12和第三期的M1001、M1002等。墓葬形制较春秋晚期增大,多口大底小,葬具多一棺一椁或双棺,器物组合鬲、鼎、豆、壶及鼎、豆、壶、匜为主。

第四期为战国中期。第二类型墓葬,墓葬形制宽度明显增加,口大底小的特点此期更为明显。增加多为一棺一椁,或双棺,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盘、匜为主要类型,鬲近消失,彩绘渐衰。

3、墓地与城址关系

该墓地位于平望古城西侧,台神古城之北,从所处位置和各城的同期文化遗址发布情况看,因东高墓地属台神古城之范围内,所以牛村古城南部所发掘的百余座墓葬与下平望古城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所处位置及文化遗迹分布情况,地当属平望古城墓地当无疑问。

平望古城的确切年代,因目前尚未有较详细的进行发掘,确切年代暂无法确定,从文献记载及新田遗址大面积的考古钻探、发掘资料所证实,台神、牛村、平望古城,其年代均在春秋偏晚到战国早期,即公元前六世纪初至公元前四世纪初,前后约200余年,证明三座古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共同使用的,其中平望古城废弃时间可能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灭智氏时。从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所发掘遗物,早期Ⅰ段遗迹较少,Ⅱ段遗迹较多,中晚期遗迹、遗物最多,晚期Ⅵ段则出现突然废弃的现象。从下平望墓地所发掘的40余座墓葬及被盗掘墓葬所收缴的部分文物资料来看,第一期的墓葬不仅规模小、随葬品少,所占发掘比例亦较少。第二、三期墓葬不仅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所占发掘比例亦较大,所出土的铜器,其器形、纹饰等特征显示出铸铜遗址的昌盛时期。第四期则次于第二、三期,由此说明下平望墓地的一、二、三期与古城的起至时代相符,1976年,在平望古城发掘出土了两座东周时期的墓葬,时代约在战国早期,说明平望古城逐渐被废弃后,少数墓葬开始埋葬于城址内。

(五)东高墓地

东高墓地,东距台神古城约1500米,分布于今东高、西高村的北部,东西长约1000、南北宽约500米。1990年以来多次被盗掘,侯马考古工作站先后在该墓地征集铜器2 件,采集被盗掘出土的陶器和石圭多件。陶器种类有鼎、盘、舟、鬲 、壶、杯、匜、豆等,其中鼎、豆、壶的数量较多,从个别墓出土的器物组合得知,该墓地至少有两种组合陶器,分别为鼎、豆、壶和鬲、鼎、豆、壶。在鼎、豆、壶上多见有彩绘纹饰。经与相关器物比较,可知该墓地墓葬的时代主要为战国早期阶段,部分墓葬属春秋晚期。从平面位置上看与其东部的台神古城有一定的关系。

(六)乔村墓地

乔村墓地,位于侯马市东乔村之北的浍河北岸第一台地上,其东2.5公里为凤城古城。墓地东西长1600、南北宽800米,总面积近130万平方米。自1959年至今共进行了14次发掘工作,清理墓葬1000余座,年代大多为战国中期到两汉时期,出土各类文物5000余件,尤为重要的是发现竖穴墓周围有围沟的墓葬40余座,以屈肢葬为标志的秦或仿秦墓葬900余座 。这批墓葬,年代与其东的凤城古城大体相始相终,以土圹竖穴、仰身直肢葬、随葬鼎、盖豆、壶 等为特征的晋文化墓葬与以土圹洞室、屈肢葬、随葬罐、壶等为特征的秦文化墓葬在这一墓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晋、秦文化的发展融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乔村墓地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但仍可依据空隙地带或墓向分为若干片(群)。墓葬间左右成排,前后成行的排列格局较为规整,盛行一男一女的异穴合葬墓,俗称“对子墓”,但男女间左右方位没有一定规律。整个墓地以中心位置年代较早,随葬陶器的墓葬多集中于此,年代多在战国中晚期,靠西时代略晚,年代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随葬品也较少。“围墓沟”墓 多分布于此二部位,墓地东部基本上是两汉墓葬,少见战国时期墓葬。

这些墓葬中,竖穴墓有重棺单椁、一棺一椁和单棺墓三类;洞室墓有单棺和无棺之别。竖穴墓随葬品在棺外椁内,洞室者则在洞口棺前或洞口一侧的壁龛中。

从已整理的168座随葬陶器墓和36座围墓沟墓看,墓穴以竖穴为主,共97座;葬式中,秦式屈肢葬87座,占52.9%;自然屈肢葬41座,占24.4%;仰身直肢葬38座,占26.6%。由此可见,屈肢葬是主要葬式;墓主人头向以东向为主,共117 座,占69.5%,其次为北向、西向,南向则极少见。

在168座随葬陶器墓中,竖穴者97座,占近58%,洞室者71座,约占42%,其中竖穴墓明显可以看出,由直壁向口大底小的仰身式墓圹的演进,而早期的洞室墓一般都有远大于墓室的墓道,有的墓道内近洞室部挖与洞室同宽的墓槽,客观上起到了少挖洞室的作用,这种大墓道小墓室正反,映了洞室墓初现的原始形态。到较晚阶段则是墓道、洞室等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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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马乔村墓地围沟墓

37座围墓沟墓中,18座墓为两墓外有闭合围沟,5座为两墓外有一面或二、三面围沟,未闭合,9座为单墓外有闭合围沟,7座为单墓外有一面或二、三面围沟,未闭合。

围墓沟墓中,1959年发掘的M26、M27 外围墓沟南北长11.2米、西长13.2米,东分别长4(南半部)、8.2米(北半部,间距1米),围墓沟内有西二、南北各一共四具骨架,葬式怪异呈现挣扎状态。M26与M27 并列于沟内,M26口长4、宽3.72米,底长2.5、宽1.78、深6.1米。陶器为双耳罐形鼎、簋 、高足壶、双耳盂(舟)、匜、奁、鉴、罐、簸箕等,年代约为战国中期晚段;M27口长4、宽3.2米,底长2.6、宽1.61、深5.92米,均单棺仰身直肢。最著名的是1969年发掘的2号“奴隶殉葬墓”,围墓沟东西长13.3、南北宽10.5、口宽1—1.4、底宽0.8、距地表深2.3—2.7米,沟内有18具骨骸,除第18号骨骸身下有一小型铁带钩,并有薄棺敛聚外,其余17具别无长物。这18具骨骸有仰身、侧身、俯身、跪式多种葬式,有4具骨骸的颈部带有铁钳,分为处死后埋葬与活埋两类,有的还有缺臂折骨现象。东侧主墓较大,口长3.8、宽3.3、距表深5.1米,头左上部有小玉饰,口内有玉唅,胸部有错银铜带钩,铜印、玉印各一件;西部墓规模较小,随葬品有玛瑙玉环、错金铁带钩各一件。

随葬品中,铜容器仅发现鍪两件,另有数量较多的铜带钩、镜、印章、货币等,玉器除装饰品外也有一些玉(石)印章,铁器以带钩数量为巨。陶器有泥质的鼎、豆、壶、高足壶、罐、盆、盒、钵、蒜头壶、茧形壶等,均为灰色;夹砂陶有鬲、釜两类,后者数量较多,又多为红陶,颈部多横印“降亭”戳记。总体看来,此墓地从战国中期偏晚阶段开始,鼎、 豆 、壶的陶器组合体现出典型的晋文化特征;战国中期开始出现釜、罐组合,间有壶、高足壶、盆、钵等,战国晚期在釜、罐组合的基础上,茧形壶、蒜头壶等,并多见“降亭”戳记,秦汉之际及其后又流行小型陶鼎,与罐、盆、茧形壶相组合。

若以陶随葬品组合显示的墓葬分期观察,围墓沟墓、屈肢葬见于战国中、晚期,洞室墓也是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才出现并开始流行、演进的。

围墓沟,出现年代和文化特色十分清楚,过去认为是秦人受西北地区戎人文化的影响形成的一套葬制,但目前的秦人墓中未发现早于侯马者。更耐人寻味的是,围墓沟中的主墓均为直肢葬,这或许为秦人中有一定地位身份者,采用了以晋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葬式;问题是晋国很早就废除人殉,围墓沟中的人殉似乎是师承秦人殉人之风。对这一围沟葬式的合理解释,也许要对其做出更多、更细致、全面的研究才能找到破解的答案。

(七)秦村排葬墓

墓地位于秦村北的山西省建筑公司八局安装二处,其南、北均有祭祀遗址分布。1972年发现,墓地面积近万平方米,钻探发现东西成行、南北成排且布局有序的墓葬共467座 ,1972年发掘了中部的79座,1989年又发掘了南端的6座。这8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形制规整,墓口长1.7—2.5、宽0.45—0.8、深0.5—1.1米,大多口大于底。墓主人大多头北,少数者头向南,均无葬具及随葬品。在少数墓葬填土中出有石圭残段或晋国遗址时期鬲、盆类陶片。

墓主人葬式有仰身、侧身、俯身三种,肢骨又有直肢、曲肢之分,有些墓葬中发现无头骨或骨架搭附于墓壁之上的现象,M49未发现葬人。72具经鉴定的骨架中,男性67例,其中壮年45例(20—35、中年18例(35—55岁、青年 1例,难以鉴定者3例;女性5例,其中壮年3例、中年 2例。

一些骨架上发现创伤痕迹。在M37骨架的颈椎骨左侧后方刺入铜矛一件,此矛锋部尖锐,侧刃双曲出牙;M104骨架的右上额骨上保留一铜镞头尖部;M12骨架之左坐骨大切迹外侧也保留一铜镞头尖部,M76骨架的第二至四腰椎左侧有自后射入的近完整的铜镞一件。无头骨者4例 ,M285、M92、M12的人骨上发现有刀砍伤痕。另外个别墓葬中骨架附近有青灰色方格纤维织物痕迹,保存面积10X10厘米。

墓葬填土陶片均为春秋晚期,铜矛亦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习见之物,据此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初期。从墓葬规格相同、葬仪简单草率诸方面分析,这一墓地墓主人身份相同,结合无随葬品、葬具而有创伤痕迹分析,这里埋葬的是由于战争牺牲的一般战士。整个墓地墓葬无明显的群片分布,所以埋葬次数不会太多。总之,它与早期或同期的人祭及其后的刑徒墓地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从墓地地处位置看,其南北皆有大规模的祭祀坑群,西南、西北分别为盟誓遗址和呈王路庙寝建筑群遗址。由此可发现死者有可能享受过死后祭祀,这样就不难判断这是一处晋国晚期阵亡战士集体埋葬墓茔,它与上马、乔村、下平望等家族墓地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样的墓地在同期各国未见,无论是研究晋国都城新田的城市布局还是埋葬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第六节:祭祀遗址

侯马晋国祭祀遗址截止目前为止已发现八处地点,按发现及发掘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北西庄、牛村古城南、盟誓遗址、煤灰制品厂、呈王路、省建一公司机运站、省地质水文二队、西南张等。

一、北西庄遗址

1957年春配合基建在北西庄钻探发现了40余座祭祀坑,清理了其中的13座。祭祀坑皆为圆角长方形,口大底小,方向正北或稍偏东西,口长0.77—1.59米、宽0.33—至0.9米,深1— 7米不等,底长0.64—1.02米、宽0.27—0.44米不等。一般马坑较大而羊坑略小,最大的为3号坑,口长1.59、宽0.9、7.0米。这些祭祀坑或两个或四个间距较近,方向大体一致而成组。其中有马坑7座,羊坑4座,无牲坑2座,凡牲者每坑皆一具牲体,马以仰身葬式多见,其中1号6号坑马骨从发掘情况看其四蹄可能捆系在一起,羊骨多散乱或不全。遗物以铜环为多见,分别发现于6个马坑,共37件,除3号坑位置不详外,其余皆位于马的头部,推测马埋入时戴着笼头。另外在12号坑底东北角发现石片11件。

    二、牛村古城南

   1962年配合平阳机械厂21号厂房基建,在钻探过程中发

现该祭祀地点。山西省文管会于1963、1964年对该遗址先后

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1675平方米。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发掘区的东部,由主体建筑基址和环绕它的东、西、北“垣墙”基址构成,方向345°。整体形状呈“向”字形,祭祀坑大多分布于主体建筑基址南侧。

在该遗址内共发现祭祀坑59座,绝大多数分布于中心建筑基址的南部偏西(偏东部没发掘),仅K5分布于北垣墙基址外侧。方向多呈南北向(共56坑),少数呈东西向(共3坑),坑口以圆角长方形为主,少数呈椭圆形,皆土坑竖穴,多数口大底小,少数口底尺寸略同,口长自0.3—1.57米不等,多在0.8—1.0米间,宽自0.32—1.0米不等,多在0.6米左右,深自0.28—2.25米不等,填土多呈松软的灰褐土,多杂有陶瓦、豆、盆、罐及少量陶范、兽骨、螺壳等物。多数坑底无牲骨或人骨(50坑),坑底发现有人骨(1坑 )、牛骨(坑1)、羊骨(2坑)、猪骨(2坑)、马羊骨(1坑)及不辨种类的兽骨(2坑)等仅占少数。仅在K13和K18底部各发现玉器1件,其它坑底皆未发现玉币。

三、煤灰制品厂

1971年4、5月份在煤灰制品厂进行了钻探发掘,发现祭祀坑156座,墓葬5座,其中大部分已经发掘。发掘的57座祭祀坑大多位于发掘区的东部,皆长方形土圹竖穴,方向正北或稍偏东西,大多数坑口大底小,其中带有壁龛者20座,龛内置玉石器1—2件。57座祭坑中有羊坑22座、牛坑18 座、马坑9座,狗坑1座,无牲坑6座。竖坑间或竖坑与墓葬间发生打破关系者14组。坑底发现的遗物有玉器和石器两种,其中玉器85件,种类有璧、环、戈、刀、圭、璋、简及玉片等。石器9件,器形有圭、璋、简等。在填土中发现部分陶器残片,种类有鬲、盆、豆、罐、钵、瓮、瓦等。另外在K77马骨旁发现2件铜环。

    四、呈王路

1984年配合呈王路的修建,在其中段发现建筑基址群,截止目前已发现夯土基础近百块,祭祀坑130座。根据工作的需要以地面标志为参照分为A、B、C、D、E五区。自1984年以来配合基建进行了多次发掘,涉及四区11个地点,全部或部分揭露夯土基址26处,发掘清理祭祀坑62座。 在D26号地点钻探发现祭祀坑130座,发掘了其中的62座,皆为长方形竖穴,除K53为东西向外余皆为南北向,其中羊坑30 座,牛坑15座,马坑9座,狗坑3座,无牲坑2座,另有3坑见有兽骨,牲体难辨。

在该祭祀建筑基址中出土了部分陶器,种类有鬲、盆、豆、罐、瓦等,其中有夯土基址叠压的遗迹出土的器物,亦有晚于夯土基址的遗迹出土的器物,这对于确定夯土基址的年代界限提供了依据,根据呈王路发掘简报 提供的资料分析,呈王路1号、13号、26号基址所叠压的遗物早于晋都新田时期,这三处基址下限约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另外发现有晚期祭祀坑打破早期建筑基址的现象,这说明祭祀坑年代与建筑基址使用的年代并不一致。建筑基址间也有叠压或打破的现象,说明这近百块夯土基址的年代亦有早晚之别。在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筒瓦和板瓦。在E1和E3地点还发现晋都新田时期的铸铜陶范。关于该遗址的性质,根据侯马盟书中“晋公大家”等记载及周围祭祀遗址的布局、自身结构的特征,参照文献,大致论定为晋都新田时期晋国的宗庙遗址。

五、省建一公司机运站

1978年5月在该地点钻探发现祭祀坑140座,发掘了其中的128座。祭祀坑坑口皆直接叠压于属近代的第二层下,分布较密集。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个别为小方形坑和椭圆形坑。方向以正北或稍偏东西者多见,个别坑呈东西向。四壁光滑平整,口大底小,大多数坑底较为平坦。仅发现二坑底北壁带有壁龛。128座祭祀坑中有羊坑49座、牛坑6座、马坑2座、无牲坑68座,另外3坑埋牲情况不详。凡埋牲者一般每坑为一具牲体,唯K180底葬有2具羊骨。另外在数坑中发现有牲骨不全的现象。祭祀坑之间叠压打破关系较多,共34组,凡发生打破关系的单位共86个。出土遗物共59件,其中玉器41件,石器18件,玉器种类有璧、琥及玉片、玉玦等,石器种类有圭、简和石片等。

六、省地质水文二队

1987年4、5月间,在该地点7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祭祀坑400余座,发掘了400座。大多祭祀坑被第二层土直接叠压,北部部分直接叠压于第三层下,竖坑之间打破关系较少,共八组。皆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正北或稍偏东西,大多数口大底小。其中羊坑362座,牛坑4座,狗坑1座,无牲坑32座,1坑情况不详。发掘的400座祭祀坑皆无壁龛。坑底出土玉石器274件,其中玉器25件,为玉片、玉玦;石器249件,种类为圭、璋、简及石片。填土中发现陶器残片6件及玉片、石圭各1件。另外在叠压祭祀坑的第三层中发现铁铲1件。

七、西南张

1991年710月间对被盗掘的该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做了部分试掘。调查结果发现该遗址以长方形竖穴土坑为主,亦有个别的小方形坑和椭圆形坑。坑中埋牲有羊、牛、马等。 祭祀坑的分布自东向西有多排、每排有10—30余行祭祀坑不等,每行祭祀坑自一两个至十五、六个不等。一般多在2—10个左右。清理的22座祭祀坑形制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正北或稍偏东西,口大底小 ,皆无壁龛。其中羊坑16个,无牲坑6个。在南壁发现有长25、宽4厘米的单齿工具痕迹。共发现玉器6件,有璜、珑、环及玉片,大多做工粗糙。

对以上各祭祀遗址或地点的性质,根据目前的认识,这些祭祀遗址是以呈王路为中心的建筑祭祀遗址,属于晋都新田时期晋国的宗庙祭祀遗址;牛村古城南建筑祭祀遗址或认为属于宗庙性质,或认为属于社祀遗址,或属于侯社遗址;西南张祭祀遗址认为是晋国的邦社遗址,但也可能包含其它性质的祭祀活动。西南张祭祀遗址是否与其西部的柳泉墓地有关也值得研究。

经过多年的工作,在晋都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如此多的祭祀遗存,与史料记载是相一致的。正如前述,有些祭祀遗存还有待发现和研究,或今后会有更多的祭祀遗存被发现和认识,这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宗教礼仪制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公元前585年,韬光养晦的晋景公将晋国的都城迁到了新田,事见《左传·成公六年》。新田就是现在的侯马市,考古上习惯称为“侯马晋国遗址”,1961年3月4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以此命名的。晋国在新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高峰,继续称霸了一百多年,侯马晋国遗址发现的八座古城、六座宫殿台基、五处墓地以及侯马铸铜遗址、侯马盟书等,在考古学界和史学界久负盛名。

结语:

侯马晋国遗址,是晋景公即位后的第14年,即公元前585年的农历四月十三日,把都城从“故降”迁到“新田”。在这里,从晋景公到三家分晋,共经历了十三世,209年。

在这209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下宫之役”,诛杀了赵氏家族,有了《赵氏孤儿》后世之作;在晋景公、晋悼公的指挥下,经过“晋伐蔡攻楚破沈之战”、“鄢陵之战”晋国复霸天下;晋悼公听取魏绛的建议,与戎狄结盟,有了“魏绛和戎”的大好局面;晋定公时期,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争权,有了侯“马盟书”和三家分晋。这些一宗宗鲜活的故事,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侯马晋国遗址的古城遗址、盟誓遗址、铸铜遗址、墓地以及祭祀遗址等都如实地承载着公元前585年以来至三家分晋的历史状况与信息。也真是有1952年侯马遗址的发现和1960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才有两次全国考古大会战,有侯马文物工作站的成立及其后续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开展,才有侯马晋国遗址今天的辉煌。我们在了解丰富多彩的遗址内容的同时,也要了解这60多年来,默默地为发掘、研究、保护侯马晋国遗址的文物工作者们,他们不似辛苦、忘我的工作,的确是值得我们去观注、去了解、去赞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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