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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方向约15华里的崇山西麓。东高西低,海拔在620—480米之间,遗址面积较广,涉及陶寺、东坡沟、南湾、吴家庄、西沟、宋村、中梁、安建、李庄等九个村庄。其分布并不方正,东南界在东坡沟东北,西北界在李庄村南“南河”的南岸,东北界在贯穿陶寺村南部的“南河”河谷南岸,西南界止于中梁沟。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占地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米。在黄河中游地区是一处相当大的遗址。遗址处于崇山(塔儿山)西北侧山前冲积扇黄土斜源上,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遗址中,有“南河”、中梁沟两条较大的季节性河流;地面经数千年的雨水冲刷,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沟壑纵横地貌外表显得比较破碎。

陶寺遗址1958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4月正式开始发掘。经过1978—1988年、1999—2001年和2002—2018年等40多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世界最早的圭表;中国最早的天下观;中原地区最早、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中原地区最早的瓮城城门;中国最早的凌阴;中国史前最标准的双城制—宫城与郭城;中国最早的板瓦;中国最早的东厨宫室制度;中国最早阴阳八卦宇宙观指导城址规划;中国最早的陶楔祖宗构建物;中国最早红铜铸造礼器群;中国最早的礼仪制度性宫门—阙门;中国最早的纪念性大道城市规划;中国最早的“豮豕之牙”文德治国理念的实物图示;中国最早的汉字;中国最早的礼乐器制度性组合群;中国第一个考古证据链能够与文献记载三皇五帝中尧舜相对应的都城遗址;中国最早将美食文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范例;中国史前最北稻作农业产地;中国最早的工官管理手工业体制;中国最早的禅让历史的考古例证;中国最早的“泽中之方丘”地祗祭坛(社坛)和中国最早的宫廷礼制性家具组合。

这一连串的考古成果,用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城址即为传说中的尧都,是最早的中国!

尧舜之都,在陶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由兴而衰的历程。从距今4300或4400年至4100年间,陶寺早期都城逐步兴建成形。距今4100年至4000年间,陶寺中期的都城急速扩张,功能区划完善,城市发展达到顶峰。距今4000年至3900年间,陶寺在晚期大部分时间内为普通的大杂居居民区,失去了都城地位和城市功能,仅在大约距今3900年前稍早阶段,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传说的“尧”不是子虚乌有的,他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陶寺晚期出土的朱书“文尧”扁壶,提供了尧都存在的有力自证。

当然,作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重要地点,在发掘、研究的过程中,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与疑问,有待发掘与探索。但发现和证实陶寺遗址是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尧舜之都,是中国考古史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科研成果,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事!

第一节:陶寺遗址发现与发掘概况

陶寺遗址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由基层文物工作者调查发现的,1958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已知的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1959-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队成立后,在队长张彦煌的带领下,一方面参加侯马铸铜遗址会战;一方面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对晋南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古遗址调查工作。发现从仰韶文化到北朝时期的遗址306处。山西队带着这些调查资料,征求了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讲:一山西队的学术任务,是要了解山西古代文化的面貌,探索夏文化。二是目前田野考古的目标是找到有夯土址、出铜器、文字的大型村落遗址。在时代比较早的遗址中,尚为出现铜器和文字,一些特色的器物仍然可看作王器,同样值得重视。苏先生的话,提醒了山西队的考古人,增强了他们寻找最高层次中心聚邑(都邑)的意识,按照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和思路来开展探索和安排以后的考古工作。

按照苏秉琦先生的意见,1973年,山西队的张彦煌、高炜、徐殿魁,并邀请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叶学明先生,从306处遗址中选出26处进行复查。复查后,经过大家激烈的讨论,达成了共同的认识,提出以后在晋南工作的四个首选目标:一是陶寺遗址,二是翼城曲沃交界的方城遗址,三是东下冯遗址,四是天马—曲村遗址。从197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分别与山西省考古所及有关部门合作,展开对上述四个遗址进行发掘,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共同发掘晋南地区夏县东下冯遗址。1977年秋,考古学专家高炜、高天麟再次来到襄汾县,重新调查陶寺、李庄、中梁遗址,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1977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和苏秉琦、安志敏先生一起听取了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的汇报,并批准有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地区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拨付专项资金,决定1978年开始对陶寺遗址进行发掘。方案决定下来之后,张彦煌先生给临汾地区文化局文物科长解希功同志发信,商议陶寺遗址发掘相关事宜。根据当时临汾地区专业人员极度匮乏的情况,解希功先生提出在陶寺遗址的发掘实践中,为临汾地区培养一批考古专业人员的计划。该计划得到当时临汾地委、行署领导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1978年3月底,经山西省文化主管部门同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的张岱海同志来到临汾,陶寺遗址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拉开了序幕。

陶寺遗址自1978年4月正式开始发掘以来,大致上经过1978—1988年;1999—2001年;2002——今三个时间段。这四十年来,经过高炜、高天麟、张岱海、李建民、解希功、梁星鹏、何驽、高江涛等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在这里找到了王级大墓、文字、都城、观象台等重要的文化迹象。经专家们再三论证最终证实,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地、是奠定华夏根基的最早中国之所在地。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

一、19781988年发掘概况:

1978年4月,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的张岱海、高炜、高天麟、李建民与临汾地区文化局的解希功、尹子贵、李学文、崔国琳、阎金铸、高青山等同志共同进行发掘。期间,1980年春,张之恒、戴宁汝同志带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7届12位同学参与陶寺遗址墓地发掘。1981年秋,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傅付淑敏老师带78届12名同学参加遗址的发掘工作。1983年秋,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李抱荣同志参加了遗址发掘。

  1. 居住址的发掘情况

陶寺遗址范围比较大,为了方便工作,1978年发掘之初,考古队划分出五个区进行发掘。南河南岸至南沟之间划分为Ⅰ、Ⅲ两个区;南沟和赵王沟之间划分为Ⅱ、Ⅳ区;中梁村周围至赵王沟间划为Ⅴ区(未发掘)。其中Ⅰ区发掘48平方米;Ⅱ区发掘87.3平方米;Ⅲ区发掘1573.25平方米;Ⅳ区发掘372平方米。四个区合计共发掘居住址2077.55平方米;加上暴露在断崖处的一座水井(J403)、三座灰坑、的抢救性发掘,共发掘2100平方米。

这次居住址文化堆积层发掘,Ⅲ区揭露面积最大,共开66个探方,发掘面积1573.25平方米。发掘范围内,文化堆积厚度一般在3—5米, 发现窑洞式和半地穴式居住室25座、水井2座、陶窑6座、石灰窑1座、灰坑170座、墓葬28座、瓮棺葬1座。文化层中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两种遗存,其中陶寺遗存又含有连续的不同发展阶段,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中又可细分为前、后两组。

陶寺文化层自上而下的堆积关系依次是:

第一层  当代耕土层。

第二层  近、现代扰乱层。

第三层  汉代文化层,出土五铢钱和汉代陶盆、瓮等残片。

第四层  陶寺晚期文化层(按土质、土色的不同和上下叠压关系,又可细分为4、4A、4B、4C、三小层)。出土直口肥足鬲、细密竖蓝纹的扁壶、折肩罐、镂空圈足罐、深腹盆等明显特征的晚期器物。

D4—DF层  陶寺中期文化层。直接叠压在4C和F401(房址)的下面。出土釜灶(釜呈翻沿盆形,口部多磨光)、夹砂陶缸、侈口深腹平裆鬲、绳纹或大方格纹扁壶等器物。鬲和釜灶共存是中期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从器类、器形和纹饰上看,均具有早、晚之间的过渡性质。

第五层  陶寺早期文化堆积层。出土大量陶文釜灶残片以及夹砂陶缸、矮足鼎、敞口平底盆、双鋬在颈部的绳纹扁壶、磨光黑陶的大型平底瓮、陶罐等,但决然不见陶鬲。

第六层  庙底沟二期文化堆积(可细分为6、6A、6B、6D等诸小层)。

(1)早期文化遗迹。早期的房子有半地穴式和窑洞两种。窑洞的顶部多已坍塌,壁面向上作弧形内收。其室内面积和平面形状同半地穴房子相仿,均多呈圆角方形,长、宽一般在2—3米。两种房子在结构上有一些相同之处,如室内地面或用硬土,或涂白灰面。有的房子经过两次使用,先是硬土地面,后来又补修为白灰面地面。地面中央或偏一侧设置灶坑或烧面,还有的在一侧筑有灶台。壁面上常掏有壁龛或小窑等等。

早期灰坑有圆形、袋装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几种。坑的容积一般较大,坑口直径多在2米以上,深度多在2—3米,也有深达5—6米的。

水井作圆形,如J301、J403口径在3米以上,深13—15米,底部呈锅底状,近底部保留有残高1.6米的木构痕迹,系圆木搭叠,平面近方形。井底沉积着大量的扁壶碎片,当为取水不慎碎落至此的。

早期生产工具及武器。早期生产工具及武器是由石、骨、蚌、陶质原料制成的,以石质工具居多,器形有石斧、铲、锛、刀、镞、研磨盘、研磨棒、曲尺形石器等。骨器有铲、镞、针等。另外,在灰坑壁上还留有木耒的痕迹。

早期陶器。早期陶器的质料,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两大类,此外还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加工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法,轮制者少见。淘胎较厚,多平底器,圈足器很少,三足器仅有斝和鼎。器腹多做直壁或斜直壁,缺乏圆鼓腹造型的器体。一些陶器的腹部虽略向外突,但在外突部位往往使泥条、泥饼或泥鋬进行加固。陶器表面都先经过拍打,素面和磨光陶器也常常是先拍绳纹条,然后抹平或磨光,盆、盘、豆等多是外施绳纹,内壁磨光。器表纹式以绳纹为最多,其次是素面和磨光,其它的附加堆纹、蓝纹、弦纹、方格纹均很少见。

炊器有:釜灶、灶、斝、鼎、矮足鼎、夹砂缸、夹砂罐、甑等。其中以釜灶、斝、缸多见。

盛器有:大口罐和瓮、小口高领折肩罐、小口园肩罐、高领折肩瓶和壶、折腹盆、 深腹盆、敞口平底盆等。

食器有:盘、豆、碗、钵等。

饮器有:觚、单把杯。

汲水器:扁壶。发现数量很多,是最富代表性器物之一。

(2)中期的文化遗迹。中期的半地穴式房子与早期相似,平面呈圆形、圆角方形、茧形三种形式。地面有白灰面、烧土面两种形式。屋内多掏小龛和窑洞,一部分房内中央有柱子洞。

灰坑的形状同于早期,只是出现了灰坑中埋人的情况,单人,仰身直肢。

中期陶窑。四座相连,均为竖穴,分火膛、火门、火道、窑室四部分。如Y405的窑室南北长1.44米,东西宽1.2米,有6股火道。

生产工具。与早期的区别不大,陶窑和灰坑上留下的工具痕迹与早期的一致。

中期的陶器。中期的陶器仍然以手工制作为主,兼用模制,轮制尚少。褐色陶的比例有所 下降,陶色纯正的灰陶比例有所上升。绳纹陶器占到90%以上,排列整齐的竖蓝纹代替了早期的斜蓝纹。釜灶、夹砂缸和矮足鼎趋于衰落。釜灶多作成翻沿盆形,器壁变薄,近口部多加磨光。扁壶扁平的一面较早期明显,颈、腹分明,双鋬移之口沿,器表用绳纹或粗大的方格纹。折腹盆器形变高,上腹略斜收,底开始变小,与晚期双腹盆造型接近。最明显的标志是鬲开始出现。中期的鬲有两种,一种是灰褐色,陶胎较厚,宽檐外翻深腹圆底罐形,平裆,外檐附加泥条,檐下施对称的鋬;一种陶胎略薄,束颈,尖裆,器形与晚期的单把鬲接近。

(3)晚期的文化遗存。晚期房子。仍然使用半地穴式房子,室内圆角方形,门道略外凸,室内正中设灶坑。地面处理的比较复杂了点,如F401,硬土地面,然后填土夯实,抹草拌泥,再用白灰涂地面和墙裙。

灰坑。晚期多见大型灰坑,包含物较丰富,个别灰坑也有埋人的现象,葬式和中期同。

陶窑,有三座相连,如Y402,整体成葫芦状,前为火膛火膛后部有斜坡火道通往窑室,窑室扁圆,南北1.02米,东西1.42米,要主火道三条,两侧有各设支火道一条。

水井。晚期水井的形制、口径、深度与早期基本一样,如J401,只是井内木构略有差别,增加了立桩。木构从井底算起残高3米,四面各有木桩2—5根,四周叠加多层木横木与之相交,形成一个近方形的木框结构。

生产工具与武器。石器中出现有肩石铲。骨、蚌器中,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骨镞有三棱形和柳叶型两种。陶垫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圆锥形、方形、长圆形等,其它工具变化不明显。

陶器。晚期陶器中,灰陶同中期一样占到90%以上,但夹砂灰陶的比例相对下降,泥质灰陶比例相对提高。另有少量的泥质磨光黑陶、泥质褐陶和夹砂褐陶,红陶的数量极少。陶器的制做法有轮制、模制和手制三种。泥质灰陶多为轮制,如簋、圈足罐、单耳罐、单把杯等。三足器是手、模合制。器壁不是正圆或器壁多曲折的器物,如扁壶、折肩罐则用手制。晚期陶器的胎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是其显著特点。纹饰中绳纹仍占半数以上,蓝纹的数量急剧增长,占四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少量的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夹砂陶多施绳纹,泥质陶多施蓝纹。炊器中釜灶和夹砂缸已绝迹,盛行陶鬲。鬲的种类有直口肥足鬲、绳纹或方格纹单把鬲、双鋬鬲、高领鬲等。以直口肥足鬲数量最多,最具特点。斝有圆腹寰底釜型斝、折肩寰底釜型斝两种。新出现的甑,上部多为深腹盆形,有的腹内附有箅架。盛器中以蓝纹镂空圈足罐、深腹盆的数量最多,其次有磨光黑陶折腹盆和簋。食器中有浅腹薄胎平底盆、碗、豆。饮器中有小杯,造型轻巧,有的底附乳丁状三足。汲水器扁壶,较以前粗短矮胖,一侧扁平内凹,一侧圆凸明显,器表多饰蓝纹。

  1. 墓地发掘情况

陶寺墓地在遗址的东南部,距地面勘探,墓地东西200—25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约在40000平方米以上。自1978—1985年,连续对该墓地进行发掘。为了便于控制,考古队将墓地划分三个发掘区,自东而西,依次编为Ⅰ、Ⅱ、Ⅲ区。居中的Ⅱ区,东西宽度为100米,Ⅰ、Ⅲ区的宽度不超过100米。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09座。获得一大批陶、木、石、玉、骨器。 根据一部分墓葬与居住址文化层、灰坑的叠压、打破关系,随葬陶器、石器、骨器与居址日用器间有多种相同或近似的器形,以及墓葬C14年代数据同居址碳素年代互相对应等方面,可以确认:这片规模庞大的墓地是陶寺文化先民的埋葬区,它的使用年代大致同陶寺文化居住址相始终。

依随葬陶器组合和器形的演变,早期墓可区分出连续的五组,第一组的年代大致与陶寺文化居住址早期一组相当;第二至五组则大体包括在居址早期二组的年代范围内;晚期陶器墓及叠压在陶寺文化居址晚期文化层、灰坑之间的墓、填土中含有居址晚期陶片的墓、还有一些打破上述晚期墓的墓,其年代相当居住址晚期二组 。

墓葬的形制、葬式。陶寺墓地的墓葬,大都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的墓葬发现有二层台、壁龛和脚窝。逝者除个别是儿童,基本上是成人单身葬。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大多头向东南。少数有木棺,一部分用丝、麻织物、麻类编结物、编织物、草类殓裹。在已发现的1309座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只有42座。96%以上的墓不用陶器。

墓葬的规模和内涵差别十分明显。考古队把它们分成六大类,其中一类又分为甲、乙二型;二类分甲、乙、丙、丁四型;三类分甲、乙、丙型;四类、五类、六类无分型。这些墓葬规格多层次的分化,清楚地表现出墓主人身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差别。一类大墓只有6座,仅占墓葬总数的0.4%;而只有极少数随葬品或无随葬具、尸殓无随葬品的五、六类小墓约占墓葬总数的80%以上。由于该墓地在五六百年间的宽度里都在使用,墓葬的密度较大,最密集区每平方米高达1.7座。相互打破关系的很多,一座墓被七座墓叠压,最多的一座墓被九座墓叠压。该墓地发生打破关系的墓葬共160组,涉及1088座墓,占发掘墓葬的78.9%,密集区占到92.6%,最多的一组打破关系的涉及185座墓。由于考古队严格按照考古规范,精细化的操作,探索出了一整套平、剖面相结合的缜密工作方法,破解了复杂的、高密度的打破关系的难题,保证了发掘的科学性。同时,还对典型的葬具、尸殓遗迹做了精细的剔剥、解剖、测绘、记录,打包提取了上百件朱绘、彩绘木器标本,取得重大的收获。

(1)一类墓。一类墓6座。因历代平田整地,截坡取土,其地面已非埋葬时代的原始地面,所以墓葬的真实深度已不得而知。现存的大墓,墓圹长3米、宽2米多,深0.7—2.1米。其一类甲型墓5座,乙型墓1座。

一类甲型墓。依下葬的早晚时序有:M3072、M3073、M3016、M3015、M3002。这5座墓,与遗址分期相对应M3072、M3073属于早期的第三、第四组;M3016、M3015、M3002属于早期第五组。他们在陶寺墓地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不仅随葬礼器十分壮观,其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龙山时代至商州时代王室、诸侯专用的礼乐重器鼍鼓、特磬等,昭显着墓主人“王”者的身份。墓中出现成组的玉钺、殳、百多枚成束的石镞和大小成系列的石斧、石锛以及研磨工具,象征着作为方国首领人物兼具军事领袖和一方公共事务最高管理者的特殊地位。这5座一类甲型墓,均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独有的、王者的最高规格。

一类乙型墓。只发现一座,编号为M2001,这是一类大墓中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墓。其墓室规模与甲类墓基本相当,但在随葬品中没有鼍鼓、特磬等礼乐重器,表明墓葬规格稍逊与一类甲型墓。按照随葬陶器序列,M2001的时代排在早期四组,可让我们认识早期三组至五组甲类大墓随葬品的组合、配置情况及其制度的体现。

2)二类墓。二类墓数量不多,共30座,无论从墓室规模或随葬品的种类、数量来看,都明显低于一类墓。不陪葬鼍鼓、特磬、蟠龙纹盘等礼乐重器,其它器物也逊于一类墓。但与墓地大多数墓比较,二类墓明显有较高的规格。按照其随葬的彩绘或朱绘陶器、木器、玉器构成的礼器群和组合的种类、数量的差异,分为甲、乙、丙、丁四类。

二类甲型墓13座。墓室规格略小于一类墓,长度为2.5—3米,宽度1.4—2米。这些墓葬人体骨架过半保存不好,经体质人类学鉴定的仅有6座墓。其中M2092为50岁上下的女性,其余为35—70岁的男性。根据这6座保存完整或大致完整的墓来看,随葬品有陶、木、玉石、骨器,数量在20—47件不等。陶器有:斝(盆形、折腹)、大口罐、彩绘折腹盆、彩绘或朱绘陶壶、陶瓶、朱绘淘豆,有的可见到朱绘陶盘,但盘内无有龙纹;木器有:木案、木俎、木觚、木豆、仓型器等;玉石器有:玉石钺、石斧、石锛、石铲等;另还有墓葬使用猪头、蹄、肋等,猪的下颌骨比较多见,其中M2172放置58副之多。

二类乙型墓。二类乙型墓7座,规模略小于甲型墓,墓长2.3—2.9米,宽1—1.7米。只有个别墓有棺木(M2200),其余未见棺木。但多有尸殓遗迹,采用麻布、草类进行铺垫、覆盖、包裹的方式处理。随葬器物以陶器、木器为主,一般在2—8件不等。不见案、俎和玉石钺,多数有石、骨镞。牲体只用猪下颌骨,不见猪头、蹄,规格要比二类甲型墓要低很多。

二类丙型墓。二类丙型墓只有一座M3032,规模不大,随葬器物也不多,但随葬着一件只能在王级大墓中才能有的土鼓,其高1.423米,在同类陶器中显得硕大无比,颇为庄严,还陪葬有玉圭一件。可看出墓主人生前有着特殊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着某种重要的角色。

二类丁型墓。二类丁型墓有4座,墓室的规模同二类乙型墓差不多,一般墓室长度为2.3—2.5米,宽度为1.4—1.6米。都使用木棺,墓主人有两具尸骨被鉴定为成年女性。随葬品只有彩绘和朱绘陶瓶,玉骨组合头饰及精致的玉石镶嵌腕饰。

3)三类墓。三类墓149座,墓室规模普遍小于二类墓,一般长2—3.15米,宽0.6—1米。有木质葬具的有15座,占10%强,见尸殓者26座,占17.4%。根据使用玉石礼器、佩戴玉石装饰品、使用人牲和动物牺牲不同情形,分为三型。

三类甲型墓。三类甲型墓125座。其基本特点是随葬品使用或钺、钺型器、圭、璧、复合璧、璜、琮、双孔石刀等玉石器,或用其中的一件或2—4件者,或使用猪的下颌骨等。如M3231,使用复杂的四柱式木棺,填土中有人牲;M3296随葬有铜铃等。

三类乙型墓。三类乙型墓18座,其主要特点是死者佩戴玉石装饰品,如玉环、玉梳、玉簪、组合头饰、项饰、臂环、镶嵌腕饰和指环等,或同时戴有骨、蚌质装饰品。少数墓有随葬朱绘陶瓶,比较典型的有M1369、M2010等。

三类丙型墓。三类丙型墓有6座,其中突出的特点是用以动物牺牲。殉葬羊、獐、鹿、猪下颌骨等。比较典型的有M3166和M3343等。

(4)四类墓。四类墓共有29座。其基本特点是,使用木棺,这种墓占到有木质葬具60座墓的几乎一半,从发掘出来的棺木来看,有长方矩形的,有工字形的和近乎四柱矩形的。墓圹比较宽大,一般墓圹的长度在2.1—3.8米,宽0.7—1.8米,深度在2—4.35米之间。但一般没有陪葬品,只有个别墓随葬有少数陶器或单件石镞等。典型的有M3419、M3106等。

(5)五类墓。五类墓254座,比四类墓小。一般长1.9—2.9米,宽0.43—1.34米。这类墓没有葬具,或在尸骨上施撒朱砂或用麻布、麻编织物、植物茎秆编联物殓尸,或有比较简单的各类随葬品,或随葬猪下颌骨、石刀,或随葬红彩木碗等。如M2156  、M3415等。

(6)六类墓。六类墓302座。这类墓规模最小,一般长为1.7—2.63米,宽0.3—0.8米,深度也比较浅,0.05—2.5米。没有木质葬具,只有少数有尸殓遗存和草的痕迹。除个别有不成器的残石片外,普遍没有随葬品,是六类墓葬中规格最低的一种。比较典型的有M1749、M3313等墓葬。

二、19992001年的发掘概况

在1999对陶寺遗址发掘之前,1998年临汾地区电业局承建的临东至闻喜220公里线路工程经过陶寺遗址,其中80号桩坑选在陶寺遗址南沟北端,1998年5月在施工中发现两座陶窑遗址。同年6月13日至6月23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宋建忠、薛新民等人对陶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面积58平方米,清理了2座陶窑和4座灰坑。

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行署文化局组成考古队。考古队以梁星彭先生为领队,与李志鹏、陈国梁、印群等人参加,对陶寺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和大规模的勘探工作。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遗存。

1999年—2000年发掘的位置确定在南沟于赵王沟之间的Ⅱ区,地处南沟西岸,墓地的北侧。共开5X5米的探方16个,发掘面积421平方米。发现有较丰富的陶寺文化遗存和10座房基址。

2000年—2001年的大面积钻探工作,重点是为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遗址和城址。经过两年的钻探工作,终于发现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1、Ⅱ区遗址的发掘。

(1)地层堆积。该遗址地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也较丰富,其地层自上而下分别是:

第一层:耕土层,厚10—20厘米。

第二层:近代扰土层,厚25—45厘米,下部开口有汉代灰坑。

第三层:分成两小层。3A层,厚35—70厘米。出土单把鬲、豆、平底罐、圈足罐、矮领罐等陶器残片;3B层,厚25—70厘米。出土有单把鬲、肥足鬲、折肩罐、扁壶等陶器残片。

第四层:分两小层。4A层,厚15—35厘米。出土有肥足鬲、单把鬲、圈足罐、折肩罐、宽沿盆等陶器残片。该层下开口有陶寺晚期墓M1;4B层,厚0—25厘米。出土有肥足鬲、单把鬲、扁壶、豆等陶器残片。

第五层:分四小层。5A层,厚50—100厘米。 出土有单把鬲、折肩罐、扁壶、斝、釜灶等陶器残片;该层下开口有陶寺文化中期的H10,而H10又打破同时期的H12;5B层,厚85—120厘米。出土甗、釜灶、扁壶、鬲等陶器残片。该层下开口有陶寺文化中期的H18;5C层,厚25—35厘米。出土罐、扁壶、釜灶等陶器残片:5D层,厚30—45厘米。出土扁壶、罐等陶器残片。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3、4层为陶寺文化晚期的地层堆积。5层属陶寺文化中期的地层堆积。

在1999年发掘的第7、10、11、14、23探方中,还有属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地层堆积。

2)文化遗迹。这次发掘发现房址10座,灰坑26个,墓葬1座。

房址。10座,依次编号为99ⅡF1—F10。平面均成圆角方形。F10为地面起墙的建筑外,其余皆为半地穴式建筑。门道呈半圆形,除F7门向西北外,其余门都朝向西南。火膛多近方形,设在中央或稍偏差。居住面积不大,小者7.7平方米,最大的16.7平方米。这些房址时代均属陶寺文化晚期,但建筑年代有早晚之分。

灰坑。灰坑26个,其中属陶寺文化灰坑15个,编号为99ⅡH5、H6,H10—H19、H21—H23。

墓葬。1座,编号99ⅡM1。墓葬位于99ⅡT11南部。开口在4A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墓。墓长1.68米,宽0.58米,深0.3米。墓主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向东南,无葬具随葬石斧一件。

陶器。陶器有炊器鬲、釜灶、甗、斝、鼎。汲水器有扁壶。盛储器有罐、缸、盆、瓮、豆。饮器有杯、盉、鬶、小盅等。

石器。石器有铲、刀、斧、锛、楔、镞等,还有少量杂器,在发掘中可见有较多的石器坯料或石器半成品。石质多为角页岩,少量为砂岩、大理石。

骨器。骨器有镞、匕、卜骨锥等。

2、陶寺文化城址

经过2000年至2001年的发掘钻探,发现的陶寺文化古城址。城墙位于陶寺村、中梁村、宋村、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之间,在陶寺遗址中心区之上。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梯形,方向312°。已发现的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城址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

北城墙有三道,由北向南编号依次为Q1、Q2、Q3。Q1残长约120米,宽7—8米,墙体由夯土筑成,上窄下宽。Q2位于Q1南185米,残长740米,宽7米,墙体由夯土筑成,其下有深2米的基槽。Q3位于Q2南25米,西段基本于Q2平行,东段渐与Q2合并在一起,残长250米,墙体砌筑于陡坡地面,下部由夯土筑成,上部有掺有大量碎石粒的稠泥拍打而成。

东面城墙一道,编号Q 4,长1660米以上,宽8—10米,北段结构与Q3基本相同,南段则与Q1相似。

南面城墙有两道,由南向北编号Q5、Q6。Q5位于南面,呈曲尺形,长约875米,东段与Q4连接。Q6位于Q5的北侧,二者大致平行,相距180米。在Q5向北曲折部位二者相距85米,Q6的东段向Q5靠拢,尽头处相距约10米。Q6长约1550米,宽8—10米,墙体夯筑而成,其下有约3米的基槽。

在城墙东南部,Q5、Q6之间,还钻探出一段方向与Q6垂直的城墙,编号为Q7,其北段与Q6相连接,可确定部分长约50米,其南段距离Q5约150米。

西面城墙情况不明,可能毁于宽约200—350、深约60米的宋村沟。

城址的几道城墙的建筑方法颇不相同,既是同一道城墙的不同地段的建筑方法也有差异:一、墙体用夹板逐层填土夯筑而成,用此方法筑成的墙体夯层、夯窝清晰,夯层厚度约15厘米,夯窝直径3—6厘米,有的为集束状。二、墙体内侧或下部夯筑而成,外侧或上部则用稠泥掺碎石粒拍打增补,其质地极为坚硬,但不见夯层夯窝。三、墙体内外两侧使用夹板筑起夯土挡土墙,然后在挡土墙之间填土,用踩踏夯砸形成墙芯,挡土墙每段长1.4米,宽0.8—0.9米。板痕宽0.25米,长1.4米。夯窝直径约5厘米,夯层厚度10—25厘米。

城址的各道墙体均被陶寺文化晚期的地层、灰坑所叠压或打破,有的墙体被中期灰坑打破,但有的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地层、灰坑、房址。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据遗物分析,有的城址建筑年代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墙体,Q3稍早,Q2次之,Q1较晚,北墙逐步外移。在Ⅰ、Ⅱ区还发现有四道夯土墙,编号为Q8—Q11。其中Q8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200、宽约4米。这些墙体不排除是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围墙的可能性。此外还发现有一些夯土遗存,最大的面积可达80平方米,或许是大型建筑基址。

三、20022017年发掘概况

120022003年。自2001年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确认之后,陶寺城址被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组织”之中。2002至2003年,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三家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发掘领队有社科院山西队队长何驽博士担任,参加发掘、整理等工作的有严志斌、宋建忠、王晓毅、张管狮、冯九生、赵晔、钟建、刘建国、齐乌云、张君、赵志军等人。发掘的主要目的,是初步摸清陶寺城址的内部分布和功能区划,以其从陶寺城址都邑聚落形态的构成及其初步变化的角度探索陶寺遗址的社会形态。两年中,发掘总面积1511平方米,钻探面积32万平方米,收获颇丰。发掘确认了陶寺早期城址、宫殿区及其核心建筑区附属建筑遗址ⅠFJT2、中期小城内墓地、祭祀区夯土台基建筑ⅡFJT1和东部仓储区。

2003年,为了寻找陶寺城址的宗教礼仪建筑,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进行钻探,发现了一座面积较大的建筑墓址,编号为ⅡFJT1,位于中期大城中心点以东625、以南662米。地理坐标北纬35°52' 55",东经111°29' 55",海拔527米。其面积为1400平方米,利用TC1、TC3、TC4、TC5 4条探沟揭露了建筑基址的东南部636平方米的面积,占台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

(1)地层堆积分为四层

第一层:耕土层,厚02—0.25米。

第二层:2A层,厚0.1—0.75米,含陶寺文化陶片、近代瓷片、砖瓦片等。近代灰坑开口此层下;2B层,近代文化层,0.1—0.6米。含陶寺文化陶片、黑釉瓷、白瓷片等。

第三层: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厚0.1—0.65米。出土陶片不多,夹杂中早期陶片。可辨的有肥足鬲、折肩罐、豆、小杯等。

第四层:4A层,陶寺文化晚期地层,ⅡFJT1原地表以上夯土建筑毁弃堆积。厚0.05—0.12米。出土少量陶寺中晚期陶片;4B层,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厚0.05—0.25米。出土极少量陶寺中晚期陶片,可辨有釜灶、扁壶。

此层下叠压ⅡFJT1东南角门及其路面。从叠压关系来看,ⅡFJT1很可能至迟和使用于陶寺文化中期,晚期被平毁。

2)遗迹ⅡFJT1

ⅡFJT1面向东南,平面呈大半圆形。从揭露出的部分来看,有三道圆弧夯土墙,可能为起建三层台基之用。

第一层台基基础,位于基址的正东,呈月牙状,外缘至圆心25米,揭露部分弧长38.2米。由9块夯土板块组成,自南西北编号为A1—A9。

第二层台基基础,平面呈大半圆环状。揭露部分弧长40米,可见15块夯土板块和生土半月台构成。夯土板块自北向南编号为B1—B15。

第三层台基基础,有第三道夯土墙、夯土柱、生土台芯组成,平面呈大半圆形。据圆心半径12.25米、清理弧度长25米。清理部分可见16块边线整齐,宽度匀称的夯土板块紧密拼接而成。由北向南依次编号为C1—C16;夯土柱基础,在第三道夯土墙与生土台之间,揭露面积夯土柱共11个,自北向南排列成圆弧状,编号为D1—D11,据圆心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夯土块质地坚硬,密度可达每平方米1.6吨。夯土柱四周填人工花土。D11西边与D12和D13拼接为一体成一道墙,并继续向西延伸;夯土柱平面现状以长方形为多,个别为梯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长度在1.3米左右,宽度在1米左右。经钻探D3的残存深度在2.7米。夯土柱缝,D1—D11之间有十道缝隙,由南向北逆时针排序编号为东1号缝—东10号缝;生土台芯基础,第三层台芯基础为生土台芯,揭露面积呈椭圆形或马蹄形。南边缘至圆心半径7米,北边距圆心半径12.5米。

(3)遗物。

2003年度,在清理发掘ⅡFJT1的过程中,发现的遗物很少,多为陶器、石器、蚌器三类。

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ⅡFJT1,建筑规模宏大,形制奇特,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性质重要。尤其是第三层台基上的半环形柱列,十分罕见。这些都是陶寺文化前所未见的,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中绝无仅有的一列。

第三层台基内夯土柱之间的缝隙为人工花土填充,且现存有2.7米深的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其上必定有很多大的建筑荷载,或有石柱取代夯土柱。考古队在ⅡTG5第三层和ⅡTG3堆积里发现少量打制石片,推测夯土柱上用石条构建石柱更为可能。石柱建筑在晚期毁坏时,留下了些许石片废料。若真如此,这些缝隙更有可能是开放的。因此,考古队何驽博士设想,根据缝隙来复原缝的功能。

考古队通过天文学家的测算,与实地摸索校正,找到了台基的圆心,经GPS定点测量,确定为北纬35°52' 55.8",东经111°29' 55.1",海拔572米。

东3、东4、东6—东10号缝所对应的崇山(塔尔山)上的山头,在其夹缝的观测点皆交汇在台基圆心点。东5号缝正对崇山主峰(海拔1491.6米),但观测点须有圆心点向南移动10余厘米。东2号缝虽可从圆心点看出去对应一个山头,但根据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实地模拟观测,圆心观测点看不到日出,需要将观测点向西移动46厘米才能看到。东1号点,虽然可从圆心看出去,但没有对应山头,且冬至后日出点绝对不会进入东1号缝,因此推测此缝并非观测日出,或另有它用。

根据天文学家建议,考古队进行了实地模拟观测,通过观测数据,有理由推测第三层台基地基部分的夯土柱是用于构建观测缝,而观测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观日出定节气。可能还有观测其它天体现象的功能,但目前尚无法肯定。需要对ⅡFJT1做更全面细致的考古工作;另方面需要天文学家们的专业研究。

同时,考古队还注意到ⅡFJT1所属的夯土东阶,生土半月台所具有的礼仪性含义,加之台基基址上所覆盖的第3层和ⅡHG3堆积中所出陶片火候偏低而接近随葬陶器的特点,考古队推测,ⅡFJT1有可能是兼观测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

2002年在陶寺文化城址方面,进过进一步的调查、钻探和发掘,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田野发掘主要解剖早期城墙,发掘早期城址内房基及灰坑、陶寺文化中期墓地。同时,采用坐标网格法重新对陶寺遗址区进行了区划。选择了遗址的中心点,将遗址区划为四个象限区。东北部位Ⅰ区,按顺时针方向东南部为Ⅱ区,西南部为Ⅲ区,西北部为Ⅳ区。每个区的长宽均为1000米,以原点向四个方向辐射布方,按统一编号区分。

2002年对陶寺文化早期城墙的钻探和解剖发掘,准确的掌握了早期小城的位置。其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中梁沟以东、南河以西、小南沟沟头以北的范围内,占据Ⅰ区的大部和Ⅳ区东北部。由西墙南段Q8、北墙Q3、东墙Q4北段、南墙Q9—Q11构成。早期小城的西墙北段可能被南沟冲毁。

陶寺早期城址图

▲ 陶寺遗址早期小城

城大体呈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其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周长360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2004—2005年。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领队何驽博士的带领下,有冯九生、张管狮、王晓毅、赵晔等参加发掘。另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进修人员任江、刘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高江涛,日本奈良县橿原考古研究所广冈孝信在工地进行过短期学习。天文史学家陈美东、吴家璧、石云里先生和科技考古专家王昌燧先生在发掘期间亲临现场考察,并组织北京洽恒科技有限公司测绘观测缝中线方位角。

考古队开了8条探沟,依次为ⅡTG1、TG3—TG8、TG10,将ⅡFJT1基址主体基本揭露完毕,发掘面积1964.9平方米。使考古队在2003年发掘的基础上对ⅡFJT1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2004—2005年的发掘将第一台基基础的月牙形状完全揭露出来,弧长31、宽3.2—3.5、地基深1—3米。这次发掘,澄清了2003年对夯土板块墙A1—A9的认识,均与夯土板块组成;2003年发掘简报将生土半月台台芯归为第二层台基,不甚妥当,通过这次发掘当归为第一层台基。

第二层台基基础,这是台基的主体。2004—2005年的发掘,揭露出完整的半环状,弧长68、宽5—8、深6—6.5米。

2004—2005年的发掘,在第二层台基靠内侧的北部,发现一块红花土夯土板块基础,密度明显高于周围夯土板块。其上中腰挖有一槽,编号为东12缝,长条形圆弧底,长1.6、宽0.4、深0.17米。 从观测点望出去,缝中线方位角60°20' 54.7",山背点仰角1°16' 01"。东12号缝将该夯土板块分割北块E1和南块E2。E1为长方形,长约1.7、宽约0.8、基础残深4.7米。E2长方形,表面因晚期破坏,其表面高地不平,板块长1.5、宽0.8、基础深5.8米。据实地模拟观测E12缝是夏至观测的天文准线。在12缝之外还有一条特殊的缝,即东11号缝,这条缝与众不同,不是在夯土基础墙上挖出槽缝标志,而是利用方土夯块D1与E2之间的空隙从观测点看去所形成的窄缝,宽0.5米。缝中线方位角66°431",仰角1°0711 "。由此可知,E1、E2板块与11缝、12缝,可构成夏至观测柱缝系统。

夯土护墙基础外侧,2003年清理出C1—C16弧形墙,2004—2005年清理出板块C17。护墙基础以全部揭露,西北止于C17,总弧长22、宽1.1、深2.7米。

观测点的夯土基础。这是2004—2005年发掘的重要收获。该遗址位于生土台基芯的中部偏西,位于中期城址象限中心点,至ⅡFJT1观测点距离903.478米,坡度为+2°,GOS坐标为北纬35°25' 55.9",东经111°2954.9"。根据精准测绘与实地观测,东1—东12缝均可交汇于该点的圆心上,可判断其功能主要为观测点。

观测点夯土基础有圆形基坑和三圈同心圆夯土遗迹组成,残深30厘米。基坑用黄色土筑成,土质略软,长径160、短径142厘米。核心圆用黄褐色土筑成,土质略软,直径25厘米。第二圈夯土圈用褐黄色土筑成,土质略硬,直径42厘米。第三圈夯土环,略变形呈长椭圆形,用浅黄色土筑成,土质略硬,长径98、短径86厘米。经解剖发现,夯土核心圆及圆环皆用夹板夯筑而成,板条接缝处的圆弧出现细微的棱角,在夯土中未出土遗物。根据东1一东12号缝中线交汇在观测点圆心上,可以判定观测点遗迹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与观测缝建筑当为同时期的建筑,时代同为陶寺中期遗存。

回填后东视

▲  遗址观测点

2003年度发掘并未发现陶寺观测点遗迹,简报中所称台基圆心即计算与实地模拟观测摸索得到的观测点,经后来检验是错误的。其一,不能将观测点等同于台基的圆心。其二,原理论计算的观测点,不能满足所有缝的观测功能。如东2号缝看不到冬至日出,塔儿山不能进东5号缝,没有11号缝,没有夏至观测等。

2004年5月下旬,考古队用东2号缝冬至观测天文准线和东5号缝塔儿山观测天文准线交汇再向西南延伸,满足所有缝都能看见。几经计算、模拟、修正,最终找到了这个观测点。为了较长期或继续利用该观测点进行模拟观测,考古队用探铲垂直向下钻孔,孔内灌人白色涂料作为标示。当陶寺观测点被清理出来后,结果惊人,模拟观测点与遗址观测点核心圆基本吻合,二者相差只有4厘米。

3、2005—2007年,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课题的工作安排,在陶寺城址继续进行发掘,探索宫殿区布局和区划;同时,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需要确定陶寺城址是否存在宫殿区,以及宫殿区所在位置、规模等比较明确的信息。因此,寻找宫殿建筑,确定宫殿区是否存在,便成为目前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的核心问题。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在陶寺中期大城内东北部进行发掘。在2002年发掘的ITSO26和ITS126一带继续清理,共开探方18个、探沟30条,发掘总面积为1917.4平方米,初步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其上主体殿堂的柱网遗迹。

(1)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ⅠFJT3 。大型夯土基址ⅠFJT3位于陶寺城址Ⅰ区内,在早期小城的东南部,即中期大城内东北部,在0号桩东北面约520米处。ⅠFJT3的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IFJT3的形状大致呈正方形,边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方向约225度,四角略向外凸出。基坑由小版块夯土错缝填充,残存夯土厚度0.7—1米左右。

经过2005和2007年的发掘,基本了解了ⅠFJT3夯土建筑基址上的主体殿堂一个单元的柱网遗存。通过清理揭示出主体殿堂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在ⅠFJT3中部偏东位置 。殿堂面相正南,方向225°,与IFJT3的整体方向大体一致。

柱网东西长23.5、南北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

▲  主体殿堂柱网俯视(上为南)

 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保留8个。柱间距南排与北排的情况不一样,据现有柱洞分布情况看,南排自西向东柱洞间距为一窄一宽分布,窄者间距约2.5米,宽者约3米,中央最宽者达5米。北排柱洞,除中间两个间距为5米外,其余间距皆约3米。中排仅保留有3个柱洞,中央的两个间距5米,东侧两柱间距为10米。南排柱与中排柱间距为5米,中排柱与北排柱间距约为6米。

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柱坑直径多为0.5一0.8米,柱洞直径多为0.45—0.5米,个别可达0.8米。柱洞一般残深约0.3一0.4米。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多用一块以上的卵石拼凑而成,总体直径约为0.3米。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还在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多无陶片,仅有一个在填土内有大量木炭块。此外,惟有一个柱洞里出土陶片的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偏晚,大约暗示着该主体殿堂建筑最终被彻底摧毁的时代可能是陶寺文化晚期偏晚。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发掘时,在该主体殿堂遗迹北侧约16米处的探方里,还发现两个柱坑以及柱础石,可以肯定与本次揭露出的殿堂柱网不属于同一个建筑。这预示着IFJT3之上可能不只一座建筑,或许应有成组的建筑。另在主体殿堂柱网区域内的夯土版块中,发现了5处比较明显的奠基性质的人骨遗存,均被打在夯土版块里。多数都是肢体残缺或散乱的人骨。

(2)重要出土遗物 。在寻找IFJT3四至及其主体殿堂建筑柱网结构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遗物。例如,含砷铜容器(盆)口沿残片、石厨刀、奠基坑IM14人骨左臂的玉壁、黑皮陶填朱砂圆圈纹大盘的圈足,厚胎黑皮红彩绘陶豆的圈足底口等,时代均为陶寺文化中期。朱书陶扁壶残片、刻画“十”符号的梯形陶板、梯形玉片、残石环,白灰墙皮拐角、厚2厘米的白灰地坪、压印绦索纹的白灰地坪残块等,时代皆属陶寺文化晚期。

 陶寺城址内大型夯土基址IFJT3及主体殿堂柱网遗迹的发现,确证了陶寺城址宫殿区以及宫殿建筑的存在,从而填补了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聚落在功能区划上的一个最核心的空自。 还发现了其他夯土建筑基础的线索等。这些发现都为深人认识陶寺城址的功能区划,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 主体殿堂基础内铜容器残片的出土,表明陶寺文化中期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器或礼器,这在冶金史和文明进程研究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朱书扁壶残片的发现,再次证明上个世纪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绝非孤例,在陶寺遗址已经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4、2009—2010年。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第四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流域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所规定“陶寺遗址专项”任务要求,考古队开展了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研究调查、陶寺城址西部微观聚落形态勘探工作。 
  (1)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陶寺遗址群调查,上个世纪70 年代进行过第一次普查,调查范围为晋南地区,发现陶寺文化遗址70余处。由于采取的是沿水系线性调查,调查并不全面。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要初步弄清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宏观聚落形态背景情况,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状况;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其社会组织的总体构架;探索陶寺遗址如何成为都城聚落;陶寺遗址群内部聚落功能是否存在着专业化倾向及其与陶寺城址的功能关系;陶寺晚期陶寺文化的政治中心是否转向塔儿山东麓,从而了解陶寺遗址作为都城晚期衰落的背景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制定了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区域调查计划,报请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同意,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物局,于2009年10月下旬组成“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区域调查联合工作队”,领队何驽与高江涛等7人共同参与。根据时间与经费的情况,计划调查区域为塔儿山东、西两麓黄土塬,北起临汾的山前,南至浍河北岸,西起汾河,东至塔儿山东麓滏河上游。南北70、东西25公里,面积大约1750平方公里。 
      调查自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8月5日完成。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

(2)陶寺遗址群聚落等级与社会组织结构新认识。通过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来看,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所反映出来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
    陶寺城址为都城,280万平方米。
    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方城)为大遗址,面积100—200万平方米。
    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面积10—99万平方米。
    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面积1—9万平方米。
  从各级聚落数量上看,都城1座,大型遗址(邑)2处。中型遗址(乡镇)23处。小型遗址(村)14处,微型遗址14处。由此可总结出,陶寺遗址群社会组织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支发散式发展模式(国家),而非自下而上的聚落自发集中凝聚式发展模式(酋邦)。
  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在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有着较大的区别。

陶寺文化早期,聚落层级有四级,社会组织可能有两级,即都城和镇村两级,没有邑一级的大型聚落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存在。镇与村分野不清,微型据点不是一级基层组织。中央与地方行政网络虽然已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却很不完善。
  陶寺文化中期开始,陶寺城址分别在南北两区建立邑级中心,加强地方政权建设,进一步完善了都-邑-乡镇三级行政组织,开始发展村级第四级最底层基层组织,使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网络日趋成熟,唯管理的范围仍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未超越陶寺文化分布区。

   (3)陶寺城址的都市向心力现象。陶寺城址周围2公里内没有陶寺文化聚落,表明陶寺城址都市化生活方式对于居民的吸引力巨大,此范围内的居民尽可能住进城内,享受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这与良渚城址和石家河城址聚落拱卫城址的聚落形态有着本质的差别。表明陶寺城址才具有真正都市化的生活方式。
  陶寺城址的消费支撑。根据调查资料,陶寺城址比较明确的特殊功能支撑聚落有东邓、张纂、伯玉、大崮堆山采石场、古暑遗址。
  本次调查,初步弄清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宏观聚落形态背景情况是,以陶寺城址为核心的京畿区,分别被南北两区地方聚落群所拱卫。 陶寺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个层级。

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总体构架为都-邑-乡镇-村四级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其中村级基层组织发育不全。
  陶寺遗址一开始便是都城聚落,并非从微型聚落,经小、中、大至超大聚落自发发展壮大形成。
  陶寺遗址群内部聚落功能存在着专业化倾向,如口岸、制陶、采石遗址,部分这类遗址直接为陶寺城址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产品。这需要科学测定进一步确证。
  陶寺晚期,陶寺文化的政治中心是否转向塔儿山东麓,因方城遗址没有重要的都城指徵性的遗存,因此尚难做结论。
   (4)陶寺城址西半部的钻探收获。陶寺中期城址内西半部,除了寻找中期南、西城墙时进行过十分有限的线性拦截钻探,从未进行过普探。这次勘探目的在于了解城址西部的遗存分布的状况,管窥微观聚落形态手工业与普通居址分区状况。
  陶寺遗址III区沟西部分物探。采用高密度电法和多频电磁法为辅的考古物理勘探。测区南北长近1000米,东西宽约400米,测区的覆盖面积近40万平米。钻探结果表明,物探结果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对铲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钻探自2010年10月10日至12月8日结束,历时60天,高江涛、何驽二位博士负责,探工8人。钻探面积近15万平方米。 共发现遗迹现象227个点,包括城墙、夯土基址。其中灰坑165、灰沟4、房址27、墓地2、窑13、操作坑或操作面4、活动面4、人工渠2、蓄水池1座。 
    (5)陶寺中期西南小城的发现。新发现夯土墙10YJ54,与南城墙Q6平行,二者间距约80多米,方向及走向一致,钻探长度83米,宽10多米,方向68°,构成陶寺中期西南小城,已知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内有小型夯土基址2、小房子3、小墓地2、石灰窑1、陶窑4,灰坑13。显然是一处身份和等级较为特殊的制陶家族生产与生活区。钻探出陶片以黑皮低温陶为主,似主要生产祭器和冥器。故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鬼神区毗邻。
  (6)水管理体系与工官管理作坊区的布局。水管理体系由YJ63-64蓄水池、YJ57管理房、YJ77-YJ80闸(?)、YJ76主渠、YJ209支渠组成。YJ76已钻探长360米,YJ209已探出63米,渠深5—10、宽8米。 
    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除了西南小城内YJ30所辖陶礼器、冥器制作家族外,手工业作坊区内还有YJ5所辖石器工业园(包含生产和生活场所)、YJ75所辖石器、YJ14所辖石器、YJ126所辖制陶工业园。手工业作坊区北侧即主渠YJ76下游和支渠YJ209渠首,为普通居址的南界。 
  YJ63西坝墙长约25、北坝墙约33米,蓄水池YJ64面积约1000平方米,深约2—3米。南坝墙利用城墙YJ54,东坝墙被沟西沟所侵蚀。该水池有沟西沟从城外引水,成为主渠YJ76的源头。
   (7)陶寺钻探收获的意义。首次明确了陶寺城址西南的水管理系统的存在。陶寺水管理产生的环境因素为当时的宋村沟并不存在,没有地表径流。而城内西南地势最为高亢,地下水埋深超过陶寺人打井的技术深度(13米以上),因此无井水可用,于是引入地表径流和人工渠相配套的水管理体系,则成为生产与生活的必须设施。
    水管理系统是城西南区域手工业园区和普通居址生产与生活的命脉,生产生活遗迹主要以水渠沿线分布,在深层次上标志着社会管理职能的存在与强度。在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内的水管理系统与道路网络同等重要,是都城遗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
  钻探确定陶寺城址西南地区确系手工业功能区划。手工业功能区内,若干个手工业园区由工作场所和工匠生活场所构成以相对独立的园区,分别由各自的工官管理,以小型夯土基址为衙署物化表现。因此,陶寺城址工官管理手工业,是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与城市工官管理手工业的制度化的开端。

5、2011—2012年。由社科院考古所、山西省考古所、临汾文物局三家组成考古队,对2010年钻探发现的较大夯土基址ⅢFJT2进行了发掘。领队高江涛,何驽、王晓毅、冯九生等参加了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430平方米。

(1)位置与地层关系。ⅢFJT2位于遗址西南部沟西村北Ⅱ区与Ⅲ区相邻处,南距陶寺南城墙Q6约100米。发掘区地势东南高向西北倾斜,落差较大。发掘共布设探沟5条,并有小规模扩方。地层堆积简单,一般分为两层,个别地方见有三层堆积。如ⅢTG4东壁剖面:

第一层:耕土,厚0.2—0.3米。

第二层:近代扰土层,分为三小层。2A层,深0.4—1.5米、厚0.25—1.2米;2B、2C层仅分布与探沟南部。出有铁钉、瓷片、煤渣等。2B层深0.75—0.85米,最厚0.25米;2C层深0.6—1.25,最厚0.45米。其下叠压近代坑、陶寺文化时期灰坑。

第三层:仅分布与探沟中北部。深0.5—0.7米,最厚0.2米。出土有陶寺文化时期遗物,该层下叠压的遗迹有ⅢFJT2等。时代为陶寺文化时期。

(2)形制与结构。ⅢFJT2夯土基址,东部被沟西沟冲毁,其余部分保存基本较好。ⅢFJT2夯土基址为板块夯筑而成,仅存基础,无发现柱子洞。从残存的夯土基础部分仍可复原其大概情况,推测是一座平面为圆角“回”字形的大型夯土建筑。有主体建筑基础、东墙、西墙、南墙建筑基础及门、庭院等组成。基础南北最长45米,东西残宽27米,面积约1200余平方米。

▲   ⅢFJT2夯土建筑基址

主体建筑基础。ⅢFJT2建筑基址,南部、北部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北部明显有一面积加大的圆角长方形基础,东西长27、南北宽19米,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的夯土基址,为ⅢFJT2的主体建筑所在。

(3)出土遗物。ⅢFJT2夯土基址直接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比较单一,仅发现5座灰坑,其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圆角方形等。坑内堆积情况简单,填黑灰色土,出土陶片较少。其中ⅢH3出土较多石制品、石坯和石片。

ⅢFJT2夯土基址之上部分地方叠压有第三层,为陶寺文化中期堆积。该层出土有小口罐、鬲、釜灶、豆等陶器。

ⅢFJT2主体建筑,仅在东墙基槽发现一座灰坑(ⅢH12),出土有釜灶、盘、钵等少量陶器。

打破ⅢFJT2庭院垫土的灰坑(H2、H3、H7、H13),出土有鬲、甗、圈足罐、小口折肩罐、杯、盆、豆、灶等陶器。另还出土有骨笄、骨锥、骨镞及磨石、石刀、石斧、石纺轮石球等。

(4)关于ⅢFJT2的年代。从地层和灰坑的情况来看,打破ⅢFJT2的遗迹单位有第三层 ⅢH2、ⅢH3、ⅢH7、ⅢH12、ⅢH13等。第三层出土器物不多,但器物的性质特征比较明显,鬲、釜灶都具有陶寺文化中期典型特征;ⅢH2出土直口大肥足内壁带麻点的陶鬲,为陶寺文化晚期的典型特征,当为陶寺文化晚期的最晚阶段;ⅢH3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ⅢH7、ⅢH12出土陶器也属陶寺文化中期遗物。这些灰坑地层年代,主要是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由此,ⅢFJT2的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

从出土的资料看,ⅢFJT2是一处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特殊的大型夯土庭院式建筑。但其与宫殿区、下层贵族区较远,处于陶寺城址的手工业作坊区,坐落的地势较高,可俯瞰整个手工业作坊区,就其功能与陶寺都城手工业生产管理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这不仅为陶寺都邑聚落考古提供了新资料,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聚落的内涵,对进一步探索探索、掌握手工业作坊的布局、结构及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6、2013—2017年。2012年对宫殿区一带进行了钻探,发现其周边存在有围垣遗迹,若是宫城城墙,其学术意义将十分重大。自2013年3月31日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继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发掘。2017年继续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取得重大收获。

1)考古发现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原来认为的宫殿区的外围。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其中北墙编号Q15,东墙为原来的Q10,南墙编号Q16,西墙编号Q11。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四面城墙均进行了解剖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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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宫城平面图

宫城东南拐角基本全面揭露。宫城城墙东墙Q10与南墙Q16之间存在缺口,位于宫城东南角,应该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缺口宽6.8余米,暂称“东南角门”。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Q10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长约10米、宽约11米,很有可能是侧门Q10上“内墩台”基础。而Q16在此拐角处又继续向外(东)延伸出约15米收回,整体形成短“L”形。另外,在Q16基槽近门址一侧还发现有1个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经过对Q16和Q10的进一步解剖,确认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城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换句话讲,即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再次夯筑晚期城墙,并接出内墩台。

宫城南东门位于宫城南墙Q16东段,正对宫城内最大宫殿基址ⅠFJT3,门址接在Q16之上,面向东南,仅余夯土基槽部分,平面近似后世“阙楼式”城门,即南墙Q16东、西两侧各向南再延伸出夯土基址,类似“短墙”与“阙楼”基址,编号为ⅠFJT8。ⅠFJT8的东侧夯土基址被大南沟冲掉一部分,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基础长近21米,宽约11米以上,与宫城城墙Q16相接并连为一体。东侧基址较西部基址窄,且不甚规整,被大南沟破坏较多。二者之间为门址所在的进出通道,宽约7米并残留有一小块明显的路土。ⅠFJT8被大量的陶寺文化晚期灰坑、房址破坏,显得支离破碎。在打破东侧夯土基址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159中还发现两块带有明显柱痕的柱础石,不排除与ⅠFJT8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分别对门址西侧夯土基址、Q16和二者相接处进行了解剖。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因此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简单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后世“阙楼式”的门址。该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史前罕见,尤其功用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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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

 

此外,考古队对宫城东墙Q10也进行了解剖性发掘,通过解剖确认了Q10的存在。Q10整体宽13.6米,实际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墙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宽约9米,陶寺文化晚期墙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墙基,残宽近9米,基础较深,约4米以上。Q10陶寺文化晚期墙基夯筑质量较好,平剖面夯筑板块非常明显。

2)学术意义陶寺遗址宫城及其门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意义重大,经多次专家现场讨论得到以下认识:

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

陶寺“宫城”历时较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陶寺文化晚期有重建现象,在其偏晚阶段彻底废弃。

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带墩台基础,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年代稍晚些的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亦深远悠长。

第二节:陶寺的古环境

陶寺遗址位居临汾盆地,地质构造上,属于山西地堑系南段的一个断陷盆地。盆地西侧为吕梁山,东侧为霍山及中条山。盆地北起汾西县,以韩侯岭与太原盆地相隔。南至紫金山—峨眉台地与运城盆地相隔。盆地中部塔儿山—汾阳岭隆起将盆地分为两部分,故又称临汾—侯马盆地。盆地内最高峰为塔儿山,海拔1493米。汾河自北向南至盆地南部折而向西汇入黄河。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盆地内的最大河流。本区气候属温暖带大陆湿润性季风气候。陶寺遗址所在的襄汾地区年温13.7度,年均降水500mm,多年降水不均,浮动较大,近30年的降水量从270—880mm。

地貌上,临汾盆地中分布广阔平坦的冲击平原,环绕盆地分布有黄土台地、黄土丘陵、基岩山地等地貌类型。陶寺遗址地区的地貌类型包括塔儿山基岩山地、塔儿山西段黄土覆盖的基岩山地、塔儿山山前冲沟发育的黄土台地、塔儿山东侧的黄土丘陵以及汾河两岸的冲击沙土。塔儿山西段主要以奥陶系灰岩为主,东段以燕山期的二长岩和闪长岩为主。陶寺遗址位于塔儿山西段西北麓缓倾斜黄土台地上,海拔高度500—600米,坡度约为2°。

一、陶寺古城址的地貌环境。

据临汾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化历史研究结果显示,距今9000—3500年间,气候上以温暖带大陆湿润性季风气候为主。没有出现过十分寒冷干燥的恶劣环境,即便在“大暖期”后期的温凉时期,气候的温湿程度也高于现今。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期,发生过异常洪水事件,关中盆地西部漆水河中游河谷阶地的研究中,发现距今4300—4000年也经历过一个洪水期,发生多次大洪水事件。临汾盆地由于地势较高,至今没有发现较为严重的水患灾害事件。临汾盆地与伊洛河地区、关中地区同属中原地区,是新石器历史时期人类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由于环境条件和水患影响的差异,临汾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获得了相对较为优越的发展机遇,每百年遗址点密度达到中原地区最大值。其具有的区域环境优势、文化优势等,奠定了陶寺文化遗址都邑形成的基础。

现今的陶寺遗址地貌,塔儿山西侧缓倾斜黄土台区域分布有4条大沟壑,自东而西分别称为南河、南沟、中梁沟和宋村沟。4条大沟均为东南—西北走向。沟深10—30米不等,沟宽10—100米以上。东侧的南河,沿古城东墙外侧流过。西侧的宋村沟,穿过古城西部,西部的城墙可能因为宋村沟的毁坏,而至今没有找到。中部的南沟、中梁沟穿过古城中心区域。这种沟壑纵横、地形破碎的地貌对于古城的营建十分不利。陶寺遗址时期的古地貌也是这样的吗,古城作为都城会选在这里吗等话题,已成为人们关切的话题。

据王海滨、莫多闻、李拓宇先生在4条沟壑测量、记录了34个剖面,绘制了各冲沟的典型剖面图,进过科学缜密的研究证明:陶寺古城营建和使用前后,宋村沟和南河仍很宽浅,有时有部分分支水流入黄土台区域。古城区内的中梁沟和南沟尚为形成。整体地貌景观为山前较为平缓的倾斜黄土平原,地貌条件对于古城营建十分有利。遗址地面较临汾盆地平原地面高50米左右,可俯瞰平原地区,即可设防亦可防止汾河水患的影响,对陶寺文化古城址营建来讲,当时是不二的选择。

二、陶寺遗址植被环境

莫多闻、李拓宇等先生,为了研究陶寺文化遗址时期的气候和植被背景,在陶寺南沟沟壁上的一个沉积剖面,以每5厘米的间距连续采了40个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经初步分析结果表明,陶寺文化中期阶段,气候温暖湿润,乔木多,灌木草本少,阔叶树多,针叶树少,发育含亚热带植物成分的针阔混交林。但陶寺中期结束时期气候似乎已开始恶化。陶寺晚期阶段,气候不稳定,波动明显,湿润时期可能暴雨集中,但干旱气候持续时间长,以冷凉偏干为主,木本植物逐渐减少,草本植物逐渐增多,蒿属少,藜科多,由森林草原演变为疏树草原植被,虽然在陶寺中期的宫殿建设中,砍伐一些遗址周围的植被,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木本植物含量,但它也有可能代表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一点能肯定的是陶寺中期的气候温暖湿润,含亚热带植物成分,木本含量很高。

全新世以来陶寺地区的孢粉种属主要包括乔木类:松属、冷杉属、雪松属、桦木属、鹅耳枥属、栗属、榛属、胡桃科、杨属、栎属、水青树属、椴树科、椴属。

灌丛和草本类,胡颓子科、葎草属、冬青属、豆科、桑科、木兰科、木犀科、鼠李科、蔷薇科、茜草科、茄科、绣线菊属、蒿属、藜科、菊科、十字花科、大戟科、老鹳草属、禾本科、唇形科、锦葵科、蓼科、毛茛科、香蒲科、伞形科。

蕨类,中华卷柏。

淡水静水生长的藻类植物孢子包括:环纹藻。

在这些花粉种属中,主要的孢粉类型为松属、蒿属、菊科、环纹藻、中华卷柏,其它花粉含量普遍很少或零星分布。

第三节:古城址

陶寺遗址自1978年开始发掘,至本世纪初发现城址,后经几代考古人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目前,以基本清楚了早期、中期、晚期城址的大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最近几年考古队对陶寺遗址宫城及其门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总体来讲,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兴衰、曲折的生命历程。从距今4300或4400年至4100年间,早期都城逐步兴建成形。距今4100年至4000年间,陶寺中期的都城急速扩张,功能区划完善,城市发展达到顶峰。距今4000年3900年间,陶寺在晚期大部分时间内为普通的大杂居居民区,失去了都城地位和城市功能,仅在大约3900年前稍早阶段,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但是在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一、早期都城遗址

2002年对陶寺文化早期城墙进行了钻探和解剖发掘,较为准确的掌握了早期小城的位置。2013年以来对陶寺遗址早、中、晚期的城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陶寺早期城址由宫城、外城构成,总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宫城南门址位于南墙Q16偏东位置,各有两道疑似墩台的夯土基础IFJT8,各长在21米左右,宽8米以上,基础深2—3米。南侧被今大南沟侵蚀破坏。两道墩台基础之间残留一小片多层路面,例证墩台之间为通道,指向宫城南垣主体Q16。IFJT8始建于陶寺早期稍偏晚阶段,与陶寺早期宫城城墙一同建设,有可能沿用至陶寺中期,废弃于陶寺中期。专家认为,IFJT8应当具有军事防御和观礼的“观台”功能,这应是中国都城或宫城门阙雏形结构,开创中国古代宫城礼仪性门阙制度之先河,在宫城建筑制度与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北京故宫午门便是这类宫城门阙建筑最杰出的代表。

宫城的东墙建筑基础没有做基槽,平底起建,采取“直立挡土墙式”的建筑技术,使用平夯方法建筑而成。这种做法省工、省时又省料,在现代工程建设中仍被普遍采用,足见4000年前来陶寺建筑夯筑技术的先进性与科学性有多的了不起,传承数千年亘古不变,“陶寺筑墙法”堪称首屈一指的历史佳作。

宫城外东、西两侧为普通居民区,住房以单体的半地穴式和窑洞式住宅为主。东部普通居民区的东侧是仓储区。宫城外的南部,是下层贵族居住区,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已探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多座。其形制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建筑。该区域的建筑比其它区域密集,房子周围垃圾灰坑环绕,打破关系复杂,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级似乎不很高。但是,这里有讲究的大型基坑建筑方式、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区域内还分布有最大的白灰面浅半地穴式单体房子和双连间等较为复杂的建筑形式。考古队在该区域内及ⅠT2017F9-F11周围的灰坑里,浮选出弥足珍贵的大米粒等碳化食物,获得重要的水稻栽种及早期陶寺人的食物信息。这些都说明该区的居民不是普通的平民,很大可能是早期墓地中丙类中型墓和甲类小型墓的主人,即下层贵族之属。

早期城址已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因历史原因,其布局为“日”字形结构,而不是后期传统式的“回”字形模式,这也可能是早期双城制源头的形制。早期王族墓地位于宫城的东南部。遗址的北端为祭祀地祇的“地坛”。陶寺早期遗址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年代为至少距今4300至4100年。在当时也是中国境内名列前茅的超大型遗址。

陶寺中期城址图2副本

▲   中期都城剖面图

二、中期都城遗址

陶寺中期约在公元4100—4000年,陶寺城址聚落形态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的陶寺帝都进入到了鼎盛时期。

虽然宫城继续使用,但是早期小外城即下层贵族居住区被废弃,方向依然225°。宫城北墙维修拓宽,扩建了外郭城。陶寺中期外郭城周长约7000米,由北墙Q4、东墙Q5—Q6、西墙Q3—Q2围成。钻探显示南墙大约在宋村一带可能还有线索。目前已了解在宫城东北角、东南角各有一个结构复杂的曲尺形生土过道式角门。南墙偏东处有一座早期的礼仪性门址。

Q5与Q6合围城中期东南小城,用于“鬼神区”——中期王族墓地和郊天祭日礼制建筑群。西墙Q3建于陶寺中期偏早,不久毁于洪水,在其外侧另建Q2。

桃沟剖面Q4夯窝3

▲   城墙Q4夯土内夯窝

经解剖得知,Q4北段由两大部分组成,内侧为夯土板块城墙,外侧为“碎石素填土”墙体。Q4夯墙体是“直立挡土墙”式城墙,但夯土部分确采取小版块错缝技术夯成。夯土版块共分三层筑砌,底层平铺7块,其中北外侧的第1、2块作为墙趾;中层有5块;上层有5块,总计17块。剖面上暴露底长约7、顶宽约3、总高3米。每块夯土体积大小不等,最大者约1×0.5×1立方米,最小者约0.5×0.5×1立方米。夯土版块之间的界面留有夹板痕,宽15—20厘米。中层第9块板块,发现有南北向的横木木灰痕迹一处,直径16厘米,其长度在50厘米以上。Q4夯土坚硬致密,经测定,其夯土密实度为1.9吨/m3。夯层明显,有密集集束圆形夯窝,夯窝直径3—5、深约1—2厘米。陶寺中期外郭城北墙Q4始建于陶寺文化中期,中晚期之际被夷为平地。Q4基槽宽约19米,残深3.3米左右。

陶寺中期城址外郭城的内道西墙Q3始建于陶寺中期偏早,因洪水毁坏而再建成不久便废弃。之后在其外侧另建陶寺中期的外郭城的外道西墙Q2。在Q2的中段,夯土城墙墙体呈C形豁口状。这是中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瓮城之一。开创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外郭城瓮城形制之先河,在都城制度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陶寺中期的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城址内东南部,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由带回廊和门塾及庭院的夯土基址IIIFJT2统领。IIIFJT2面积约1300平方米,是手工业区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规格很高,大约是工官管理手工业区的衙署性质的建筑基址。

经钻探初步掌握,手工业区内大约有六个工业园区,分别从事石器制造和陶器制造业。所谓工业园是由管理用房夯土基址、工作场所、工匠房屋甚至墓地组合构成。工业区内还有一些沟墙分割与封闭,显现出明显的监控态势。

工官管理手工业是中国历代都城手工业的主流体制,相当于“国企”,主要服务于王权、宫廷生活,是当时关乎国家命脉工业。陶寺工官管理手工业体制与管理制度,开创了中国历代王朝都城工官管理手工业制度的先河,其功世代不朽。

仓储区位于宫城以东,面积约1000平方米,相对独立。以陶寺早、中期为主。仓储区内仅有大型窖穴,直径5—10米,深4—5米。曾发现有的窖穴有岗哨看护出土口。这里的窖穴不属于某个家庭或某个村社,而应当属于王权直接掌控的仓储设施,相当于“国库”。这是一个国家政权不可或缺的行政设施,用于储藏国家的粮食和赋税,以利应急各种包括战、荒等大事。

此时陶寺都城的布局:郭城在外,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祗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宫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的西北部,大型仓储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其城内功能区划明确,一应俱全,成为典型的“回”字形双城都城。这一时期,陶寺中期宫城完成了宫城—郭城“都城双城制”的华丽转身,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双城制”主流模式制度基础,完整构建了卫君与卫民相结合的国家都城规划的政治理念,开中国历代都城规划政治理念制度之先河。

   三、陶寺晚期城址

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陶寺政权被推翻,陶寺都城被摧毁,陶寺遭到残酷的政治报复。政治报复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与摧毁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是以挖祖陵、扒城墙、毁宫庙为最主要报复手段。这种手段表现出新政权对旧政权从意识形态领域和都城建筑方面进行彻底摧毁与根除,并以此作为确立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与威严性。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内,陶寺遗址政治上处于被征服和被压制的状态。仅在陶寺晚期偏晚的某一个时期,陶寺政权曾经昙花一现式地复辟过,但旋即又被剿灭。陶寺遗址最终被废弃,直到汉代才有人在此居住。

陶寺晚期遗址面积巨大,约300万平方米,居民活动范围超越了陶寺中期外郭城的范围。但是陶寺遗址除了昙花一现的宫城修复和零星陶寺晚期宫殿建筑以及地坛复建之外,几乎没有高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整个居址呈现出大杂院式的平民区,原有的都城功能区全部废弃,手工业者、牛羊养殖者、农业生产者全部杂居,难分彼此。显现出具有殖民特点的居民生活方式。

第四节:陶寺遗址大型墓葬

1978—1985年,在遗址南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清理1309座陶寺早、晚期墓葬,获得一大批陶、木、石、玉、骨器;2002年,在大城南垣中期小城发掘67平方米,共清理陶寺中、晚期墓葬22座。另外在居住址发掘中也有零星墓葬出土。

这些墓中一类大墓,即通常所称的“大型墓葬”,规模最大,发现最少。在两次发掘中共发现7座。其中1978—1985年,发掘出土6座,均属陶寺文化早期墓葬;2002年,发掘出土1座,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墓葬。

一、早期大墓。

上个世纪1978—1985年发掘。其中一类甲型墓有5座,按早晚序列编号为:M3072、M3073、M3016、M3015、M3002;一类乙类墓1座,编号为M2001。

这类墓为竖穴墓,墓圹一般长3、宽2米多,存深0.7—2.1米。随葬品种类繁多,丰富多彩,有玉石器、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家具类有木案;炊具有陶灶、陶斝、木俎、石厨刀;盛食器有分别用于盛置黎稷、牲肉、菜肴的陶质大口罐、盆、豆以及木豆高柄木豆,盛置高汤的大型木盆、木斗,彩绘木胎仓型器放置骨匕,推测也是一种食器或食器模型;酒器有小口高领折肩罐、高领陶壶、温酒用的薄胎折腹斝、饮酒器木觚;乐器有鼍鼓、特磬、土鼓;仪仗或兵器有玉石钺、殳,石、骨、蚌镞;工具有斧、锛、凿、研磨器和研磨棒;饰物有精工镶嵌的组合头饰、腕饰等。下面择典型的M3072、M2001进行介绍。

1、M3072。位于T3011中部,其左侧与M3073并列,该墓跨在两梯田之间,叠压在3B层下,墓口距地表0.34米。

该墓中部被H3013灰坑打破、毁坏。现存墓口残长0.8、墓底右侧残长2.8、左侧残长2.2宽2.8米。墓室足端右侧未被灰坑破坏保存有: 木俎1 件,俎上并列2 件彩绘木匣 (应是古文献中置于俎上的 “房”) ,俎前侧有椭圆形大陶斝1 件、折腹斝1 件、大型木豆1 件、蟠龙纹陶盘1 件,8号木匣旁有石厨刀1 件、匣后有劈开的猪头1 具,刀与猪头原应置于俎上匣内,是匣与木俎朽塌后掉落一旁的。

陶寺照片

  ▲  M3072出土部分器物  2陶尊, 5、18豆,8、9俎上木匣,10石磬,11土鼓,12石刀,13折腹斝,14椭圆形大斝,16鼍鼓,17石斧,19陶灶,20木俎

在右侧近中部墓壁下,有大口罐、陶尊各1 件,附近见陶豆3 件。

    靠近左侧墓壁,残鼍鼓1 件,鼓腔直径约50 厘米,一侧存高32、另侧存高52 厘米,外皮着红彩,鼓腔内散落鳄鱼骨板4 枚。鼓旁有石斧1 件。

    在靠近足端中段墓壁下,见残石磬、土鼓各1 件。残磬不知是否为扰乱时所折断的。

    另外,在H3013 填土中发现陶灶1 件、大口罐3 件、陶豆1 件(残碎)。

    加上扰坑内的遗物,该墓保存下的随葬品计21 件: 鼍鼓、石磬、土鼓、蟠龙纹陶盘、组合式木俎(含俎1 件、匣2件)、石厨刀、大型木豆、陶灶、椭圆形大陶斝、折腹斝、陶尊(2件)、大口罐(4件)、陶豆(4件)、石斧1 件。此外,还有猪头骨1 具。

   M3072 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是陶寺遗址发现的龙纹盘中最清晰的1 件;陶土鼓、灰陶火候较高,似为实用器,器表除附加堆纹外还见到刻划与戳印的龙鳞纹形象;石磬虽残断,却是陶寺大墓所出特磬中磨制最精、音质最好的一枚。

    2、M2001。该墓是保存基本完好的一类乙型大墓,按随葬器序,排在早期四组。稍逊于一类甲型墓,是一类大墓中唯一一座墓室保存完整者。

 该墓位于墓地Ⅱ区T111 探方西南部,叠压在第2 层下,墓口距地表深1.6 米,其上部被M2002 打破,后者深度只有0. 2 米。墓室长方形,前宽2.54、后宽2.52、中线长2.9、存深0.7 米。中线朝向141°。

    葬具为长方盒形木棺,棺下垫有两根枕木,棺和枕木表面都涂成朱红色。发现时木棺存高0. 38 米,盖板已朽,塌落在棺内。因棺内铺撒朱砂,殓衾已朽无痕,骨殖腐蚀严重,可看出死者为仰身直肢,面向左上方,上肢微屈,两肘朝外。由于头骨和盆骨仅存残迹,性别、年龄无法准确鉴别。根据采得的下肢骨较粗壮,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在室内鉴定时,勉强推定为成年“男?”。但这座墓没有玉石钺、殳、成束的石、骨镟以及成套的斧、锛等工具;随葬品却出土常见于女性墓的彩绘陶瓶。因此,墓主是女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M2001平面图

1、2. 玉骨组合头饰1组   3.腕饰   4.腰饰   5.壁饰   6.折腹斝   7.木案   8、10、12、14.仓型器   9.Ⅰ型骨匕   11、13、15.Ⅱ型骨匕   16.仓型器   17.骨匕(残)  18、82、85.木器(器形不明)  19—27.Ⅰ型木豆    28、31—36、39、40.Ⅱ型5式淘豆   29、30Ⅰ型高柄陶豆  37、38Ⅱ型4式陶豆  41.Ⅳ3式陶壶   42.ⅤA型陶壶   43.Ⅲ型陶尊   44、45、68.Ⅰ7式大口罐   48.Ⅰ2式小口高领折肩罐  49.Ⅰ5a式陶瓶   50.猪尾椎骨  51 、54 、65.猪肋骨   52、55. 猪头骨   53、62、67. 猪肋骨   56.Ⅰ2式陶灶    57.Ⅱ型木俎  58、59.7式盆斝    60、61.ⅥB型石刀  63、64. 圆木案   66.ⅤB 石刀   69.Ⅰ8式 大口罐   70.Ⅱ2式单耳夹砂小罐   71.Ⅱ型高柄陶豆   72.Ⅰ3式陶尊   73. Ⅰ型木盆   74.Ⅱ4式龙纹陶盘   75-77、79—81.Ⅱ1式高柄木豆   78.Ⅱ2式高柄木豆   83. Ⅴ型骨镞   84.彩绘痕迹    86. 蚌指环2枚(70、71、72压在64号圆木案下)

M2001随葬品丰富、精致,而且未经扰动,位置明确,对了解大型墓葬随葬器物组合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该墓出土随葬品77件(组),其中陶器31件(朱绘、彩绘26件),彩绘木器29件(器形不明1件,另一件可能是残木觚),玉石器5件(组),骨蚌器8件,碳化腰饰、臂饰各一件,不明彩绘痕迹2处。

    棺内发现的随身装饰品有: 墓主头部枕骨旁有玉环、骨笄、绿松石镶嵌玉骨组合头饰,与之配套的另一件玉笄掉落肩胛处,右臂戴绿松石镶嵌腕饰,右手中指套蚌指环2枚,腹部右侧腰饰和左臂肘部臂饰原为有机质已碳化,性制不明。

    挂棺前头端中部有彩绘木案 ,案中央置折腹斝,斝后有残木器1件。头端左侧墓壁下有木胎仓形器5件,每件仓形器顶端各平放骨匕1 件,共5 件。头端左角有不明器形木器1件。头端右侧墓壁下有高柄木豆7 件 。

棺左侧有彩绘双耳木豆9 件 ,其下方有朱绘磨光黑陶豆13 件,中段墓壁下,有彩绘高颈陶壶2 件 、陶尊1件、大口罐2件、陶盂1件、小口高领折肩罐1件 ,足瑞左角彩绘陶瓶1件,大口罐与盂之间有彩绘痕迹一处。

棺与左侧器物群之间顺置一件窄长条状、局部弯曲的彩绘木器(85号),长225、宽7厘米,名称、用途不祥。

    棺右侧,头端向下有大木盆1件,蟠龙纹陶盘1件,大口罐2件 ,大型圆木案2 件,63号案上置石厨刀 、猪肋骨 、骨镞1枚 ;64号案上置石厨刀、猪肋、猪腿、蹄。右墓壁置木俎一件,俎上置石厨刀 。还有彩绘痕迹一处,盆形斝2 件,陶灶1件,单耳夹砂小罐1件 、高柄陶豆1件 、陶尊1件。

    足端墓底有猪头、脊椎、肋排、腿、蹄及尾椎骨等。

二、中期大墓

陶寺中期的王族墓地位于陶寺中期城址东部的小城北半部。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2002年发掘76平方米,共清理了22座墓葬。以中期为主,少量晚期墓葬,无早期墓葬。其中大墓一座,编号为ⅡM22。

1、墓的形制。ⅡM22位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的南端。圆角长方形,形制十分规整。开口在四层一下,墓圹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墓深7米,加上后期堆积层,至现在地表深8.4米。四壁有五周手抹草拌泥宽带,宽15、间距100、厚1厘米,用途不明,但视觉装饰效果非常好。墓室四壁底部共发现壁龛11个,其中,南北两壁各四个,东壁1个,西壁2个,用于放置随葬品。

在墓圹内东北角距墓口1.4米处的填土中,发现一具被腰斩的青年男子人牲骨架。

Ⅱ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宽1.2、残高0.16—0.3、板厚0.3米,系整体挖凿一次成型。脚端挡板向里缩回0.9米,嵌入棺体成为挡板。棺底两边横截面为弧形,棺内外皆施红彩。船棺底上平嵌一层衬板做尸床,其上为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及与残余的随葬品。棺底铺有1厘米厚的絮状朽灰,疑为草垫。

ⅡM22被ⅡH16打破。ⅡH16开口在4B层下,从ⅡM22北壁中断打破墓室,直捣棺室,毁坏棺的上半部分。坑成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4.12、南北宽3.10、深6.7米。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偏早。坑内填土中,出了几束苇秆、人骨残肢碎片、红彩片、子安贝2枚、绿松石2颗。这些很可能是从棺内扰出来的。坑底部有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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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M22墓室全景

2、随葬品。IIM22棺内残留绿松饰件、玉钺碎块、木柄、子安贝等总计46件随葬品,绕坑ⅡH16被扰出来到棺内随葬品有玉钺、玉钺残片、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片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十头、公猪下颌骨1件。

棺南侧与南壁之间排列青石大厨刀4柄、素面木案板7块。厨刀下均有猪骨以及皮肉块朽灰。棺西侧置多槅本盒l件。墓室西部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共计20爿,合计10头猪。墓室西北角墓壁底部靠着一件红彩漆同型器,残,空腔内立木棍一根(柷?)。

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一完整公猪下颌骨。近墓底部以公猪下骨为对称轴,倚东壁南北两侧各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其中玉(石)钺5、玉戚1件。倚南壁东半部摆放漆杆1根、装在红色箙内的骨镞7组、木弓2张。壁龛内放置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南2龛、南4龛和西2龛空无一物(可能置放有机物已分解无痕)。西l龛放置猪肉。南3龛出骨镞1枚。北4龛残留红彩草编物和漆器各l件。北3龛出土彩绘陶簋l件。东1龛出土漆豆2件、红彩草编篮1件。南1龛出土漆木盒1件(已朽坏)内盛玉戚2、玉琮1件。北1龛内置彩漆大箱1件,内置彩绘漆觚形器3件,箱顶原放玉璜3组、玉兽面1组。北2龛主要放置彩绘陶器,有大圈足盆l件、折肩罐l对(其中一件口上盖玉璧l件)、小口圆肩罐1对、双耳罐1件。

3、结语。ⅡM22出土的彩绘陶器如折肩罐、圆肩罐、双耳罐都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特征,且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ⅡHl6又打破ⅡM22,因此,ⅡM22时代可定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

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和ⅡM22的发现,对了解陶寺城址聚落变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证实陶寺中期大贵族墓葬被围在中期小城内,与20世纪发掘的陶寺文化早期大墓及其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对早期城址的取代并非孤立现象。ⅡM22随葬晶反映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理念大为改观,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群不见于ⅡM22。ⅡM22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它们都有可能扮演着新礼器群的角色。ⅡM22被ⅡHl6所捣毁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这种毁墓行为,与晚期在陶寺遗址上所发生的毁宫殿、扒城墙等破坯行为遥相呼应,表明陶寺文化的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正经历着一个社会转型的阵痛阶段。

                                                                                                                                                                                               

第五节:观象祭祀台:

观象台,是2001年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确认以后,2002—2003 年,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组织”之中。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是初步摸清陶寺城址内部的布局和功能区划,以期从陶寺城址都邑聚落形态的构成及其变化的角度探索陶寺遗址的社会形态。两年来考古队发掘了1511平方米,钻探了32万平方米,收获颇丰。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陶寺中期小城中大型建筑基址ⅡFJT1(观象台)。半圆形特殊大型建筑基址ⅡFJT1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对其功能的特别关注。

一、ⅡFJT1遗迹(观象台)

该遗迹以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面积程大半圆形,有三道圆弧形夯土墙组成。

ⅡFJT1外环道弦长60、弦高43.5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自外向内分四层,发掘时分别用A、B、C、D代表四层夯土基础。其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是D层夯土基础和观测点夯土基础。

D层夯土基础为弧形,有D1—D13和E1—E2两部分组成。D层和E层不在一个圆弧之上,D层在C层之内,E层在C层之外的北端。自E1至D11之间有13个柱子,12道缝隙,缝隙自南向北编号为1—12号缝。缝隙向外可观看到崇山(塔儿山)的不同山包;向内汇聚于圆心点,即观测点。

 

观象台照片

▲ⅡFJT1观测点夯及土柱缝基础图

观测点夯土标志位于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观测点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构成。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第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第三圈直径约86厘米,最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

由核心夯土观测点→夯土柱缝隙→崇山山包→观太阳与山包相切,构成整个天文观测系统。

一、实地观测。

在以考古博士何驽为首的学科领头羊的带领下,考古队始终推测台基的功能是集观象授时与祭祀于一身的大型建筑。他们依据观测点和观测缝进行了两年的精心、细致地观测。观测的方法是观测者立足于直径25 厘米核心圆的观测点上,早上透过特定的柱缝来观测日出、日切崇山山峰时是否在缝正中发生。如果日半出或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子。比如观看东2号缝正中,日半出崇峰的一个山头之上,并与之相切,便是冬至;又如在12 号缝正中,看到日半出山脊即是夏至。

考古队在刚开始模拟观测时,找了三个观测点,来保证看到冬至、春秋分。最后根据圆心换算,找到弧形的圆心作为观测点,并打孔用白灰做标记。后来经发掘证明,白灰标示的观测点与遗址观测点的圆心只有4厘米之差,这说明陶寺时代人对观测点的选择是非常科学的。在ⅡHG3沟壁上发掘出的圆石片直径为23.7厘米,放在陶寺观测点中心圆面上正合适,恰好是我裸脚双脚立足的最小面积。

为证实观象授时的假设,自2003 年12 月22 日冬至2005 年12 月22 日,考古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总计72 次,在缝内看到日出20 次,从新观测点看到16次。模拟观测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的——中国科学院交叉学科创新项目 “山西陶寺古观象台遗迹研究”的课题。

日出通过缝隙日期统计表

缝   隙

序   号

日出通过缝隙

时     间

相邻缝隙与间隔日      期

公历中的中气

日    期

12

6.21

32

6.21夏至

11

7.23

22

7.23大暑

 

5.20

24

5.21小满

10

8.14

19

 

 

9.26

10

 

9

9.2

12

8.23处暑

 

4.10

13

4.20谷雨

8

9.14

11

 

 

3.28

10

 

7

9.25

9

9.23秋分

 

3.18

10

3.21春分

6

10.4

10

 

 

3.8

9

 

5

10.14

17

10.24霜降

 

2.7

18

2.19雨水

4

10.31

18

 

 

2.9

18

 

3

11.18

33

10.23小雪

 

1.22

32

1.20大寒

2

11.22

 

12.22冬至

从表中记录各缝隙间相隔日数数据表明:陶寺观象台可观测出与现代节气基本一致的和有差异的节气12——20个。各土柱夹角位于6.5—8度之间,每两个夹缝之间象征着一个节气,即一个土柱为一个节气。太阳在冬至前后通过一个节气需要32—33天,在夏至前后也为32天,二者所需天数相似。夹角变化7度约需33天;而在春、秋分前后,太阳南北移位速度相对较大,只需要9—10天就通过一个土柱;由此可见,冬、夏至缝隙最有使用价值,它暗示古代先民对节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陶寺天文气象观测正好处于4000年前萌芽状态的节气观测系统时期,这两个缝隙标志具有制定力法的实际意义,也为后世形成的二十四节气的参照标准,中国古代历法家也正是保持这一传统的定制历法。

三、观象台祭祀台与寅宾出日

陶寺观测台系统,观测柱E1、E2被人为向外推移到第二层台基上,被认为是“违反观测技术规范”地有意错开,形成一道宽约1.8的门。站在第三层夯土台基芯上,可以通过这个门来迎日,故此门可称之为“迎日门”。《尧典》曰:“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寅宾出日”的本意是在门口迎接日出的仪式。陶寺先民通过此门,举行12月22日冬至、5月20日种水稻、7月23日最热日等重要节气的迎日仪式。“迎日门”对于天文观测是没有作用的,但是这种别有用心的设计,完全是出于原始宗教祭祀的考虑,是天人合一、人神通天理念的体现。由此也可证明陶寺观象台是集观象授时与郊天祭日为一体的复合型建筑。由此也解答了许多专家提出的“为何陶寺观象台夏至观测柱缝系统被‘违反观测技术规范’地向外推出”的疑惑。

第六节:  陶寺文化的“圭尺”

根据陶寺遗址发掘研究成果可知,陶寺遗址分为早期小城(56万平方米)和中期大城(28万平方米)。小城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大城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这个时期,陶寺文化以其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仅成为龙山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领军,而且凸显出都城和国家的社会性质,被多数学者视为尧舜之都——陶寺。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陶寺城址被平毁,成为大型聚落。

一、圭尺的出土复原及测量

在中期大城东南部有一座小城,面积10万平方米。城内有陶寺遗址中期王族贵族墓地和观象祭祀台。2002年清理出土王级大墓ⅡM22(墓的规模、器物上文已做介绍)。

在ⅡM22墓室东南角,发现竖立着一根编号:43的漆杆。何努博士通过研究和再三验,并与2009、2011年连续发表论文,证明这根漆杆是陶寺文化测日影的圭尺。漆杆残长171.8厘米,下端保存完好,上端清理时略有残损,中间有一段26.4厘米残朽无迹,通身用红、绿、黑色带段进行标示、区分,共分为44个色带段。

漆杆测绘图

 

▲   陶寺IIM22墓葬出土圭尺彩色带段线图

 

陶寺ⅡM22:43的漆杆,经复原圭尺长度为187.5厘米,折合为7.5陶寺尺,每尺合25厘米。测量原理是利用垂直立于地面的“立表”与水平放置于地面的“圭尺”,依靠太阳的光把表的影子投射到圭尺上,看投影之长短进行测量,再在圭尺上绘制标符来记录、观测的节气。通过节气时令的掌握,来对农耕生产进行授时指导。这是早期农耕文化不可或缺的东西。根据《周髀算经》记载,“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今立表高八尺以望极” 。此记载比较明确的讲述了通过日晷的办法来掌握节气。即竖立八尺高的立表和圭尺,根据太阳投影的长短变化规律来确定一年节气的变。在一年当中冬至日影长1.35丈,夏至日影长1.6尺。掌握这两个投影尺寸便可确定二至的节气。同样的方法,即可确定二至节气和其它相关的节令。

根据圭尺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节气在农耕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学者门进过再三反复的推敲和的研究,为了减少误差,更准确的掌握数据,学者们把原来分段采集的圭尺尺寸,改为按总尺寸下的段落统计的方法进行。

ⅡM22:43漆杆刻度尺寸重测详表

圭尺1_conew4

圭尺2_conew1

圭表测影是由圭尺和立表表两个测量工具来完成的。太阳的投影落到圭尺上,投影的前端会发虚模糊,这主要是太阳的上边沿、中心、下边沿投射时产生的。测量时的数据究竟是依据这三个点的那一个点,是不完全确定的。关增建教授曾做过研究。

 

 
 太阳_conew1


            ▲  立杆测影半影误差示意图

 

如图所示,从表下直到太阳上边沿的投影CD是太阳的本影区;BE是太阳上边沿至下边沿的半影区,它使的影子端沿模糊,影长不易确定,再加上空气中尘埃散射等因素,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更大。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研究员,用现代研究方法陶寺一系列日影数据,包括多个年代二分二至前后正午太阳上边沿、日心和下边沿的日影长度,择取其中冬至、夏至数据列表:

陶寺二至日影长度列表

夏至立表_conew1

何努博士经过计算,将陶寺圭尺复原长由180厘米,修订为187.5厘米即7.5陶尺更为恰当,能使冬至太阳中心日影各数据与移杆后陶寺圭尺NO.37刻度彩段的长度比较接近,误差0.3厘米,在允许范围内。

根据误差≤0.5厘米的标准进行筛选,考古队筛选了39个数据进行比较。这39个数据里,日心数据24个,占61.54%;日下沿数据9个,占23.08%;日上沿数据6个。占15.38%;通过这些数据比较判断,陶寺圭尺测量二分二至晷影使用的是日心观测数据系统。由此进一步细化,从39个数据中选取12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观测精度限定于分时,陶寺中期二至晷影观测前后两三天结果没有区别。这就意味着圭表测影判定二分二至精度不及陶寺观象台日出地平观测发,观象台可精确到一天。

二、圭尺与“地中”

《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谓的“中”就是西周以前圭尺的称谓。圭表测量可以确定地中,决定都城选址;可以用以制定历法;可以通过天文大地测量认知版图和天下的实际范围与幅员。掌握好圭尺,不仅可以使君王通过掌握天文历法的制定与颁布以达到控制整个农业社会经济命脉的实用政治目的,同时还可以借助圭表立中的功能体现“王权中心”意识形态,更可借助圭表大地测量的功能表达君王统治疆域的象征意义,基于此,王必“允执其中”,是王权统治的集中象征。成语“表里山河”就缘自圭表测量。

陶寺圭尺刻度NO.11标志地中概念。陶寺中期元首墓IIM22出土漆杆有彩绘刻度,为测日影仪器圭尺,可测量夏至、春分、秋分、冬至以及其它节令。还可以用于天文大地测量。第11号红色带处标志夏至影长,总长39.9厘米,等于陶寺1.596尺,基本与《周髀算经》记载夏至标准晷影一尺六寸相吻合。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说:“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王者建都为何首先要占有地中?因为地中被认为是与居住在天极的上帝沟通的唯一通道。只有王者居中,才能保证君权、国祚、都城的命运受到天帝的庇佑,才能确保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1、允执其中。《论语》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甲骨文“中”字写作321,其中“丨”描绘的是圭尺漆木杆,“口”描绘的是套在圭尺上追逐晷影移动的玉琮游标,“”上下两端所谓的“飘带”是指示圭尺漆杆上有彩绘的刻度。总起来看,甲骨文321字就是圭尺的象形与指示,“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确定地中,即甲骨文所谓“立中”。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之为“允执其中”。明清紫禁城内核心建筑群三大殿中央殿称“中和殿”,殿内高悬的匾额上书“允执厥中”。足见允执其中这个“牢牢掌握印把子”的思想对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影响极为深远。

 

▲  允执其中之“中”

 

本初中国。陶寺文化地中观念与国家社会在陶寺遗址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陶寺遗址完美地诠释了本初“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由于“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王都应建于地中,这才有了《五帝本纪》《集解》刘熙的说法“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

2、“景符”、立表、游标、垂悬。

景符。根据日影的规律,表影越长,其端影越虚。陶寺冬至正午晷影最长,8尺(200厘米)的立表,晷影可长达343.5厘米,需要“景符”将表端的影子,通过小孔成像的原理,准确地标定在圭尺上。

在ⅡM22出土圭尺旁壁龛盒内,与玉琮同出的一件玉戚ⅡM22:23有单孔小圆穿,可用于阳光不强时作为“景符”确定立表端影在圭尺上位置。玉戚青白玉,长13.8、刃宽2.6、尾款3.2厘米,孔口径0.85、孔底径0.7厘米。通过实验判定,玉戚圆穿在光影之内没有光点,恰在光影端点漏出淡光圆斑,超出表影端点则出现亮斑,因而以淡光圆斑为判定表影端点的标准。由此看,玉戚既可能是圭尺的景符。

立表。中期王墓ⅡM22随葬圭尺,而未见立表,圭尺与立表配合才能成为测影的完整仪器。幸喜的是在1984年发掘早期王族墓地的中型墓M2200,该墓长370、宽293、深315厘米。墓主人男性,35岁,墓葬的二层台上放置猪下颌骨13组,132副,无陶器和玉器陪葬,在墓主人左侧墓壁斜靠一根红色木杆,现存长214、复原长225厘米。上端直径4、下端直径2厘米,表面涂红彩。靠近木杆下端外竖放有17支带杆骨镞和一枚骨镞头,分前后两排镞头朝下,紧贴木杆立于墓壁,箭头呈黑色,原以为“蘸毒”,故把木杆视为兵器类。套取箭镞时将木杆尖伤了一段,现存214厘米。2004年冯时先生参观参观此杆,提出可能是测影的表或称“中”,箭镞表示露出的刻度标尺“箭”。

冯时的推测颇有见地,木杆箭头插入地下25厘米,露出地面200厘米,恰好八尺。通身涂红彩,于日、火有关,因此极有可能是立表。也证明表高八尺是有实物证据基础的。

游标。是以玉琮ⅡM22:129作为圭尺的游标,是测量工具中的一部分。玉琮发现于ⅡM22圭尺的东侧,东南壁龛的漆盒内,于两件玉戚共放在一个盒子。玉琮编号ⅡM22:129,边长5.2、高2.8、孔径4.7厘米,壁中段最薄处0.4厘米,刚好可套在2—3厘米的圭尺上。玉琮的内圆特意被去平磨光,以利游标在圭尺上准确卡出日影的刻度。利用游标的准确卡位,来计算日影的增减速度,推算今天至下一个节令大致还有几天的差距。这样可在节令前后几天测影长即可。同时,也可用于节令预报、掌握正当午时影长。由游标的使用,便于历象,即通过“历”(推算)、“象”(观测),来建立与完善历法。

垂悬。《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槷以县,眡以景”。这里的县古同悬;“置槷”郑玄 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眡之以其景。”这里的即指立表,“县”是悬挂在立表上的垂索,用垂索悬之,以正立表,即用垂线来保证立表与地面垂直,才能达到观影准确。“县”即现在的线坠、线锤或铅锤。

陶寺M2200木表,入地下25厘米,地面高八尺(200厘米),顶端4厘米,测影前如不用垂悬进行垂直校正,误差太大。2009年6月21日中午,考古队在陶寺立表测影试验时,同样也遇到立表垂直问题。正午12:13,测影时,他们发现圭尺上的晷影长度竟然落在了14黑色段内,距夏至标志点11号色带还差10余厘米。他们开始怀疑圭尺的功能,这时有位天文学家发现立表向西北倾斜了,随即用垂球进行了校正,结果“立竿见影”晷影向圭尺11号色带缩近了5厘米。

在ⅡM22墓中虽为发现垂球之类器物,但联想到ⅡM22:128玉戚前后有两个大孔,可作垂悬之用。圭尺东侧龛内当为圭尺的附件组合。即游标(玉琮)、景符(玉戚)和垂悬(玉戚)。它们分别由玉器的改造和功能转换而成为圭尺、立表测日、历象的仪器附件。

第七节:陶扁壶朱书文字及陶寺出土铜器

一、陶扁壶朱书文字

1984年,在陶寺遗址居住址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件扁壶在陶寺遗址中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有朱书的文字痕迹。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文字,其价值重大,考古队惊喜不已。

  1. 陶扁壶的出土状况。

1984年春季,在居住址Ⅲ区陶寺文化晚期灰坑内,发现一件器表有朱书文字的扁壶残器,期编号为H3403:13。该陶扁壶为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一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逢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双鋬面各有凹槽两道。口长径20.8、短径9.2、腹最宽24.8、残高27.4 厘米。朱书“文” 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一个朱书符号,不识。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

朱文_conew3

▲  陶寺遗址H3403灰坑出土陶扁壶及文字

 

1、陶扁壶残器H3403:13   2、陶扁壶鼓腹面朱书文字  3、陶扁壶平腹面朱书笔迹

2、对朱书文字的认识

陶寺遗址陶扁壶H3403:13朱书文字的发现,经考古、古文字等专家的研究,在2001年1月,由1984年发掘者李建民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上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将陶寺的朱书文字公布与众。李建民先生认为,H3403:13陶扁壶属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扁壶上的朱书的“文”与殷墟甲骨卜辞中已见“文”字,与之几无差异,确认为“文”字无疑。另一字符不识。

这篇文字已经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健民先生公布了陶寺遗址朱书扁壶不久,2001年7月,罗琨先生发表了《陶寺陶文考释》一文。罗琨先生认为,“陶片上有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易文’,早有学者指出‘文’字与甲骨金文相同,而‘昜’字也和甲骨金文的写法很相近”

2002年1月,1984年陶寺遗址发掘者高炜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上发表了《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一文。文中说:陶寺朱书“文”字比甲骨文早七八百年,但字形已相当一致。“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者。”对另一个字符没有提出新的认识。

200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研究员冯时先生在《“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三期)中解释扁壶朱书符号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为“夏邑”。

2003年11月28日,何驽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一文。认为“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扁壶朱书符号就是“文尧”二字。

2007年12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省临汾市举行的“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辉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反映出距今4000多年前不仅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王辉先生赞赏和支持何驽“文尧”的释读。

论证会上李建文先生也认可“文尧”的释读。他发言指出: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被成功破译,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卫斯在《“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文章中对何驽先生认定为‘尧’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结合陶寺“垒土为垚”的实际情况是可信的。

北京大学的葛英会先生在《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十二期)的文章中认为“何驽先生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型的分析和判断”。

王连成在《陶寺扁壶朱书文字训诂辨正》和2007年6月的《陶寺扁壶“是”字的文字学补证》说朱书文字不是两个字,而是三个为:文[命]是(氏)。说明陶寺并非仅是帝尧都城,而可能还是禹上下几代帝位的都城。禹谥号“文命氏”既是证明。

2005年魏文成在尧文化网发表《陶寺陶文的发现与被质疑的专家破解》一文,通过反切拼音的文字理论,对专家的破解“易、邑、尧、是”等字逐一提出质疑,最后释读陶朱文为“文命”二字,“文命”二字,亦即治水的大禹的名称。”

2010年12月学者朱冰在《中国文物报》发表《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文章解释“DSC_1868111”,“这个字读音目前尚不好确定,但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

2001年7月4日,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中国文物报》发文撰写的《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文章中说:“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证明“文”字的写法已经很成熟”。

另外,河北师大的沈长云、张渭莲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先生、襄汾的周戊丁等人,对朱书陶文的认识较为谨慎,认为陶扁壶朱文可视之为符号或者早期的象形文字。

但大多数学者、专家基本认同何驽先生的观点和释读。

3、“文尧”新探。

2013年11月28日,何驽先生在《中国文物报》撰文,阐述对陶扁壶朱书文字的释读。文章说据高炜先生《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称,长政烺先生曾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多数学者持同一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来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意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可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

查陶寺H3403 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 “尧” 字。孙海波在《甲骨文编·十三卷》上说: “《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古文作尧_conew2’此从垚从兀,与古文同”。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M112:4 铜戈墨书“尧”字同于古文“尧”,同墓出M172:12铜戈墨书“尧氏”之“尧”简化了一半,为一个“土”字,一个“兀”。

尧图_conew2

▲   陶寺朱书“文字”

1、扁壶背面文字 2、扁壶正面文字 3、甲骨文《前》7.14.1  4、阳叔盨 5、甲骨文《后》32.16   6、《说文》古尧   7、甲骨文《后》下14.13  8、《毛公鼎》 9、《说文》尧字  10、洛阳北窑M172:4戈墨书   11、洛阳北窑M172:12戈墨书

陶寺扁壶背面朱书字符上部虽然只有一个◇(土),但“一”及其下的“己”或“卩”笔画形象与甲骨文“尧”字下部的“兀”字形更接近。一个“土”一个“兀”的结构同于洛阳北窑M172:12尧氏戈墨书“尧”字。丁山先生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尧》中说:“垒土为垚,垚者高也。”《说文》 “尧,高也”,段注云: “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 以往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与 “高” 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 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据丁山先生 “垒土为垚” 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由夯土版块“堆砌” 而成来看,更符合“垒土为垚” 之意。“垚”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 “高而上平也。” 这就是典型的黄土塬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塬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 “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 (垚)”,代指 “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黄河中游目前已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砦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西陶寺等8 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塬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假如 “尧” 的本意确是指 “黄土高塬上的大城”,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陶寺城址是首选。由此看来,陶寺遗址老Ⅲ区的H3403 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 “尧” 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

何驽先生倾向于认为陶寺H3403陶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陶寺文本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兀”上多加了一个◇(土);到汉代“尧”字则在“兀”字上发展成3 个土 (垚) 了。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 “尧都平阳” (临汾的古称) 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

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 “文” 字酷似 。二者结合起来,这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罗琨先生认为: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骨刻辞作人名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也相同,常见有“文考”、“文祖”、“文武” 等,表示有文德之人。陶寺H3403 朱书扁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 (距今4000 年左右) ,应当进入了夏纪年,早已不是尧的时代,“文尧”,扁壶上的“文尧”是他的后人追忆“先王的尊称”。之所以称“文尧”,也可从后世典籍对唐尧功德的评价看出其中的原因。《尚书 ·尧典》: “曰: 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唐尧的文德光披天下,被尊为“文”理所当然。《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注曰:终,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 也可表明尧的尊号为 “文”。

陶寺晚期,已不是都邑,出土朱书扁壶的H3403业属普通居民区的垃圾坑。20世纪发掘的陶寺遗址墓地中有6座早期“王级”大墓,在年代排序上最有可能是“文尧”的家族墓地。该墓地一直延用到陶寺文化晚期,但晚期却只有一些小墓。如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是“文尧”的后人,也只能是普通贫民,其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在扁壶残器上书写了“文尧”两个核心文字,当为追颂唐尧伟业,废弃后,被投进了H3403灰坑。

二、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

   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城邑,其发掘与研究工作: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成果,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也逐步显现出来。在这些成就当中,铜器的发现十分重要,引人关注。截至目前,陶寺遗址共出土了4件铜器,分别为铃形器、齿轮形器、环和口沿残片等。这在同时代的遗址中,无论数量与器物种类都是最多的。

  1. 出土地点与制作工艺

铜铃形器。 出土于1983年M3296。在墓主人腰部的左侧股骨和耻骨之间出土铜铃一件。该铜器整体似铃形,横断面为菱形,口部对角长6.3、宽2.7厘米,顶部对角长5.2、宽2.1、通高2.65厘米,器壁平均厚0.28厘米。顶部中央略偏一侧有一小圆孔,孔径约0.25厘米,很可能用于安置铃舌。顶部有明显的不规则漏铸透孔。M3296位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属于陶寺晚期小墓,墓主为50余岁男性,没有葬具,除铜铃外与其他小墓一样没有陶器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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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296铜铃


  经测定分析,铜铃含铜97.86%,铅1.54%,锌0.16%,为纯度较高的含铅红铜。铃形铜器顶部和器壁各有一处不规则形的残痕和透孔,加之有空腔,铸造方法为复合范铸造。 
    铜齿轮形器。 2001年出土于陶寺城址外西北部M11中。铜齿轮形器形似齿轮,中有大圆孔,似瑗却有29个发散状的齿形突起物。齿状物大小不一,且长短不一,齿间距也不相等。不包括齿形物外圆直径约11.4厘米,内圆孔径约为7.8厘米,外边厚约0.2厘米,内边缘厚约0.26厘米。 
  出土铜齿轮形器的M11比较特殊,墓主仰身直肢,颈部戴着由800余蚌片组成的串饰,手臂上套着1件玉璧和铜齿轮形器。出土时,铜齿轮形器叠粘在玉璧(瑗)上面,二者孔径大致相仿,齿轮形器外径略小玉璧一圈。墓主胸前放置1件小玉牙璧(璇玑)。M11无其他陶器随葬,处于陶寺晚期墓地中,这片晚期墓地里仅见小墓,发掘了其中12座,除M11外,皆无任何随葬品。 
    铜齿轮形器 铜93.9%,砷4.08%,为砷铜器,其它锡、铅等含量微乎其微。齿轮形器,扁体实心,无空腔,当为单面范铸造而成。 
   铜环。2005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的中期贵族墓地内IIT7464三层发现铜环1件。铜环外径约4.6、内径约3.9、厚约0.3厘米。经测定分析,铜环含铜约为98.33%,未见其他金属元素,为红铜器。另经国家博物馆科技中心初步分析判断为范铸。 
  铜口沿残片。2007年,在宫殿区ⅠFJT3的主殿夯土中出土铜器残片一件。其口沿为尖唇,现存沿面略显向上折,口沿残宽3.5、口沿残余弧长3.7、下边断茬残宽1.4、残高4.1~4.4、厚0.2厘米。依据口沿弧长复原器物口沿半径17.5厘米左右。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经测试分析,残铜片含铜94.12%,含砷2.06%,还有微量的碳、氧、硅非金素元素。可见,为砷铜器。铜器残片虽小,但很可能是一件较大铜器上的一部分,不排除是复合范铸造的可能。

    2、陶寺铜器的重要性。

     从铜器的年代来看,陶寺文化中期与晚期遗存中均有发现,早期目前未见到铜器出土。口沿残片属于陶寺文化中期,铜环属于陶寺文化中期墓葬中之物,铜铃与铜齿轮形器各出土于陶寺晚期小墓中。铜器在陶寺文化当中属于数量极少的奢侈品,应该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显然是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夏时代)铜铃也仅出土于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大墓中。而陶寺的小墓尤其是晚期的小墓,基本上是不出土器物,这些高档的器物出土在小墓,应当是晚期人在捣毁中期大墓时意外获得后,而转葬在自己的小墓之中的,铜器本身是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东西。 
    从器物种类看,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4件,但却是4类不同的器类,既有简单的铜环,又有较为复杂些的铜容器,还有年代稍晚些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常见的铜铃,另外还出土了铜齿轮形器。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铜器生产的先进性和相对复杂性。从冶铸技术看,四件铜器均为铸造,有平板范浇铸的、有外模内范相合的复合范铸造的,这些浇铸法开夏、商、周时代青铜铸造技术之先河,同时也体现出对陶寺铜器铸造的继承关系。

第八节、阴阳合历与泽中方丘

一、阴阳合历推测

《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孔传》曰:“匝四时约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为六日,是为一岁有余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气节,成一岁之历象。”说通俗一些,这种历法是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太阳历)365或366日与12个月(太阴历)相配,用3年置一闰月的方法将阳历和阴历统一起来,这是典型的阴阳合历,就是我国今天仍在使用的农历。

陶寺都城除了观象台和圭表可以观测得到太阳历之外,还有可能使用太阴历甚至阴阳合历。

陶寺晚期小墓M11出土的铜朔望月小轮,29个不具有传动功能的齿,很容易将我们引导向每个朔望月29.53059平太阳日方面思考,表明陶寺很可能存在太阴历。而朔望月小轮除了用于象征月相周期功能之外,其使用功能更有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制。比如29齿朔望月小轮,分别与30齿和31日太阳历大日轮;30齿朔望月大轮,分别与30齿和31日太阳历大日轮相配,即可制定出阴阳合历的日历[1],目的在于推算相当长一段之间之后的阳历哪天是阴历的哪天,会有怎样的月相,如新月、上弦月、满月、下弦月、晦(无月亮)等。

我们推测陶寺文化阴阳合历日历的配制类似玛雅占卜历法的配制方法,由彼此啮合旋转的轮来配合。不同的是陶寺文化的阴阳合历日历需要大小朔望月、大小日轮等四个轮来配合使用。陶寺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无疑可以旋转,而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大月日轮的桥形钮使轮子的旋转更加合手,设计比陶寺朔望月小轮类似玉璧形的中心大孔更加合理。

二、泽中方丘——社坛

陶寺的地坛位于城址外北部偏西,处于多水环境。早期始建,中期扩建,二者保存都很差。中晚期之际曾大规模破坏。晚期偏晚曾经修复扩建,面积约1400平方米,呈方形。因此是泽中之方丘,用于祭祀地祇。大地乃万物承载,五谷孕育之壤,江山社稷之根,是历代君王必祭的大神。根据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地属阴,居北,形方。故而国都的祭地礼制建筑多在国都之北郊。《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云:“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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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城址外北部的“泽中之方丘”

 

泽中之方丘同时也是国之社坛。《礼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家主中霤是之各家居室中央柱,作为家室或宫室的小土地神的象征。而国家的社神则依附于社坛的社主。如果比附家室土地神中霤木柱的话,国社上的社主原来很可能也是木柱。《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陶寺泽中之方丘上,曾发现过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柱洞,这三个柱子不可能支撑屋顶,所以应当是露天的接受霜露风雨的方坛,而柱洞原本用于树立木柱—社主的,也就是《大司徒》所谓的“田主”。

 

结语:

四十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用一串比较完整的考古实物证据链,回答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位观众心中那一串疑问;向世界郑重宣称:

当今的中国最初从陶寺走来!

中国最初的本意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最初的中国在距今4100年前的临汾盆地诞生!

尧舜禹作为英雄时代的君王与其王族是真实存在的!

尧舜的都城在陶寺!

尧舜丰功伟绩是正在被考古实证所不断印证与丰富和具体化的真实史绩!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关键支撑点的研究宝库,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有待发掘与探索,保护好中国之根、尧舜之都,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把中国的根留住!

让本初中国的文明之光与尧舜俊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彪炳万年!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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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ⅡM22漆杆与圭表测影》      黎耕  孙小淳      2010年4期    《中国科技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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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遗址宫城及门址考古取得新收获》 高江涛   2018年03月09日第八版  《中国文物报》

《山西临汾盆地晚生代环境演变研究》  莫多闻   1991年6期    《北京大学学报》(科学版)

《临汾盆地陶寺遗址附近全新世黄土剖面的环境指标分析》 李拓宇、莫多闻、胡珂、王海斌、郭媛媛、张翼飞、任小林       2013年7月第四期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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