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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遗址—丁村文化篇

旧石器遗址—丁村文化篇

丁村遗址,位于汾河流域临汾盆地的南部襄汾县境内。它东依塔尔山,西傍汾水畔,这里人杰地灵,气候温和,盛产粮棉,享有“金襄陵、银太平”之地的美称。丁村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54年发现以来,考古学家们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大的考古调查发掘。60年来,这里发现的丁村人及其文化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石器地点多达100多处,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包括丁村尖状器、锯齿刃器、石球等在内的石器工具,代表了丁村人所创造出的丁村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中期的代表性文化;还发现了早于丁村中期文化的早段丁村文化和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在整个汾河流域,丁村人在这里绵延不断的生活栖息在这块古老的汾河两岸,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丁村文化和独到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研究远古人类在临汾这片土地上生存、演化、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

第一节:丁村遗址的发现。

1953年,新中国刚建立不久,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轰轰烈烈的展开,基本建设工程如火如荼。时年,临汾市机场建设工程开工,为了工程的需要,在汾城县的丁村、曲里、柴庄和曲沃县大南庄开了4个采砂场,由临汾行政公署派驻华北空军“八一”修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郑怀礼同志任总指挥, 彭吉祥任队长。并在汾城县和襄陵县(54年二县合并为襄汾县)动员了1000多民工,组成掏砂大队,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挖沙运动。

在采砂的过程中,人们挖出了不少的黑色石块和石球,还挖出不少的的动物牙齿、骨骼,当地人称之为“龙骨”。其中曲里村的一位挖沙工人,拿着“龙骨”到药铺卖了30多元钱。消息很快传到了总指挥郑怀礼那里,郑怀礼感觉此事非同小可,随即和县文教科长程玉树一起赶到丁村,召开工地负责人和村干部会议。会上,他们宣讲了党的政策,要求大家,不能小看采砂中挖出的东西,我们谁也没见过,但它可能是重要文物,一定要妥善保护这些东西。会后和掏砂大队、柴庄副业互助组,制定了重视保护古文物的公约。并安排丁村完小教导主任丁阶三同志配合工作,把已发现的化石、石头等逐一登记妥善保管。

6月6日,工地挖出一个一米多长的大象门牙。郑怀礼感觉这些发现越来越显得更加重要了,不能再等下去了,随即和丁阶三老师起草了一份“丁村发现重要‘龙骨’化石的报告”,送达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时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兼任省文管会主任的崔斗辰同志,立即派王择义、白玉珍、熊正常三位同志赶到丁村进行调查。6月13日晚 到达丁村,开展了数天的调查工作,并把收集到的标本带回到太原。

6月23日,省文教厅副厅长兼省文管会主任的催斗辰先生致函给郑怀礼副主任、彭队长等人,对他们“热爱文物,重视文物,并在工地保护文物,对工人,对群众,更进行了不少教育与启发,在曲沃、在汾城都表现出了热爱伟大祖国文物的精神,使我们十分钦敬,十分感激,为此特函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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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催斗辰先生1953年的致函

6月25日,王择义先生的《汾城县丁村、曲里一带古化石勘察报告》完成。王择义虽然对旧石器考古不太熟悉,但还是把石球、石片石器发现及作用描写了出来。遗憾的是这些东西,被当时的一位专家否定。石器、化石被搁置在王先生的床下,近5个月无人问津。

   1953年10月,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周明镇先生为队长,贾兰坡、邱中郎、胡长康、孙爱玲和黄为龙、吕遵谔等人为成员的山西考察队,由山西的王择义、王建等人配合,到山西垣曲县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周明镇先生随王择义、王建返到太原,对丁村出土的动物化石进行鉴定。周明镇先生认为丁村挖沙出土的东西很重要,并在11月5日返京时,把丁村发现的化石、石器标本带回到北京。

丁村出土的标本进入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当天,周明镇便请来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裴文中先生(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者)及古脊椎、古人类著名专家杨钟健、贾兰坡等三位专家进行鉴定。  

裴先生一看见这些标本,就连声叫好,立即问是从哪里来的。贾兰坡先生更是爱不释手,抚之又抚,激动地拍着大腿连喊道:“好东西啊,好东西!”。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专家们兴奋不已。他们一致认为,丁村遗址的发现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

11月27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召开“新发现丁村旧石器”特别座谈会,参加人有夏鼐所长、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袁复礼等大家。看完标本后,大家一致认为,丁村发现的标本极好,非常重要,这是我国在没有外国人参与下,自己发现的第一处重要遗址,而且还伴有丰富的动物化石出土,其意义重大。他们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决定,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将汾城县丁村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工作,作为1954年度野外工作的重点。并决定从现在起做好准备工作,明年5月份开始对丁村遗址进行野外发掘工作。会议决定,此项工作由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持,可能的话,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也派人参加。时任大连大学解剖系主任的吴汝康教授正在所里做研究工作,也表示前往参加。

11月28日,贾兰坡先生给王择义写信,高兴地说,“周先生带回之材料均为旧石器,十分重要,石球及石片均为人工打制而成,痕迹至为明显,由既有石器之性质观察,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之产物”。丁村遗址从发现至此,得到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与肯定,并把对丁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工作,安排进了1954年的工作计划之中。

第二节:丁村遗址的三次发掘。

一、第一次发掘公元1954—1958年。

丁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时间是1954-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汾城县文教局共同组成发掘队。贾兰坡先生任队长,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吴汝康、刘宪亭、邱中郎、吕遵谔、王择义、王建等人参加了发掘。

1954年9月12日,发掘队从北京出发奔赴山西直至丁村。原本只有一天的路程,由于南同蒲铁路被洪水冲断,他们在太原等了6天,仍然没有得到恢复通车的消息。专家们心急如焚,决定再折返石家庄,经陇海线到潼关,再换乘火车到丁村。这样一来二去,直到9月22日才到达丁村。

发掘队有20多人,被丁村村委会安排在一座清道光年建造的四合院里。他们顾不上鞍马劳顿,上午到,下午便开始了野外的调查工作。经过大家辛苦细致的调查,他们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发现了一具牛的下颌骨化石、采集到了几件人工打制石片,队员们情绪高昂,备受鼓舞,数天的旅途与煎熬顿时化为了乌有,各个脸上喜悦满满,信心百倍。

  • 他们展开以丁村为中心,北起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沿汾河两岸约11公里范围内的野外调查工作。至9月24日,他们发现9个动物化石地点,根据当年中科院野外地点统一编号的规则,分别将这9个地点依次编为54:90至54:98号地点。

9月25日,对54:90、54:94地点展开试掘工作。经过试掘,他们发现动物化石和石器,都埋藏在黄土下的沙砾层中,也就是说,这层沙砾层就是发现丁村动物化石、石器的原生层。这些发现让大家如读懂了天书,为此而欢欣鼓舞。第二天,他们把发掘队的人员分成五个小组。四个小组依次分别对已编号的地点进行发掘。另一小组继续对丁村周边沿汾河两岸地区,进行摸排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小组又发现一批新的地点,把编号从54:99扩展到54:103号。

1954年10月初,队长贾兰坡先生的父亲病重,返京探亲。鱼类专家刘宪亭先生受杨钟健所长的委派,代理发掘队长的工作。到10月15日,队员傅子安在王建先生主持的54:100号地点,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大大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精神,10月中下旬的寒意也被一扫而去。10月18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择义先生在54:100号地点,距上次发现人牙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枚右下臼齿。这接连的好消息让队员们再次沸腾了起来,大家工作热情空前高涨,更加细致地搜寻发掘的每寸砂层,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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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村54:100号出土的丁村人牙齿

54:100好地点连续发现人牙的好消息,就如同发射了一颗卫星,震撼了工地,也震撼到了北京。杨钟健所长得到消息后,立即和贾兰坡先生、生物学家周明镇一同赶赴丁村。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崔斗辰等人也赶到丁村进行慰问。杨钟健所长在丁村召开发掘工作座谈会,并对大家辛勤工作、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队员们发言踊跃,信心百倍,励志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冷的精神,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11月5日,54:100号地点又传来喜讯,福将傅子安又发现一枚古人类右上外侧门齿,同时还发现一具基本完好的犀牛骨架和石器,这正是捷报频传,好事连连,震撼考古界,震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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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100号地点发掘现场。前排:裴文中,后排右起:贾兰坡、付子安、王建、程玉树

 

在54:100号地点捷报频传的同时,54:98、54:99地点也发掘出大量的人工打制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丁村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次发掘从1954年9月22号至11月12日,共计工作了52天。发掘人员除20多名专家技术人员外,还雇用了24名当地民工参加发掘。在系统地发掘的9个地点中,共挖掘沙砾1322立方,获得石制品2005件、动物化石28个种类和5种鱼类。最令人惊喜的是发现了三枚古人类牙齿化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正是由于这些古人类牙齿的发现,确立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在我国旧石器中期的突出地位。

丁村遗址的这一重大发现,是在没有外国人参与,完全由我国自己的专家主持、应用科学方法、独立发掘的第一个遗址,开创了我国旧石器发掘的先河。195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等编写的《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经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向世界公布了丁村人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

二、第二次发掘公元1976-1980年。

    1975年夏天,由于汾河流域雨水过大,引发了几十年来从未遇到的特大洪水。洪水溢出河道,直冲54:100号地点, 直接威胁到世界著名的丁村人出土地点的安危。为了54:100号地点的安全,襄汾县打紧急报告给山西省文管会。文管会随即派王向前同志与襄汾县的陶福海同志,到丁村进行实地勘察,并编制了保护规划报送国家文物局。鉴于54:100号地点的重要地位,国家文物局批准对丁村遗址54:100号地点进行保护性抢险发掘。

1976年8月10日,山西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先生参加,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王建、张德光、武文杰、白玉珍等同志与临汾地区文化局的解希恭、陶富海等同志,共同组成丁村遗址抢险发掘队。发掘队选拔丁村及周围村庄的21名青年,以“考古短训班”形式,开始第二次发掘。 这次抢险发掘,历时三个月,共取土方沙砾2550立方,出土了许多石制品。特别值得庆幸的是,9月14日在1954年发现古人类牙齿的同一地层内,发现了一块幼儿顶骨化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

  •  1976年54:100号地点发掘现场及发现的幼儿顶骨化石

这次在抢险发掘的基础上,考古队还对丁村一带汾河两岸的地层地貌、文化内涵等作了连续5年的大范围调查、勘探及试掘工作,获取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通过这些资料的研究证实:丁村遗址不仅仅只有1954年发现的汾河东岸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的11个地点,而是扩及汾河两岸Ⅱ、Ⅲ、Ⅳ三个阶地,遗址地点的发现也增加到27个。这个遗址群的年代包括了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意味着丁村一带的古人类,从三十万年前至二万年左右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超乎寻常的、独一无二的丁村文化。

三、第三次发掘公元2011—2016年。

丁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近三十你来的考古发掘,由汾河东岸,发展到汾河两岸。时间跨度也有之初的旧石器中期,拓展到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科研成果。进入21世纪后,对丁村人的生活空间到底有多大,活动范围到底有多广,成为丁村遗址研究的新的目标。在继续关注汾河两岸河流相堆积阶地的地层外,研究人员把眼光投向河谷之外的其他地质空间。

2002年,丁村文化工作站周倜在丁村遗址群北部区域内的土状堆积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004年,王益人、周倜对这些地点的地质地貌、出土层位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在黄土顶部第一条古土壤(S1)条带中发现4个旧石器地点。这是丁村遗址群范围外第一次在土状堆积物中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明了十多万年前丁村一带,在马兰黄土底部的S1条带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丁村人活动的痕迹。然而,这些发现仅仅是一些初步调查的考古线索,发现的标本只有十几件,得到的信息量较少,难以把握其文化内涵, 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才能更多的破解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的密码。  

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丁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工作计划》中提出的“借鉴国外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模式,将丁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的设想,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文化工作站在丁村遗址群南部发现5处旧石器地点,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周倜在石沟遗址调查中发现一块古人类枕骨残片。

  2013~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县博物馆联合组成丁村遗址考古队。他们在丁村遗址群东部约20平方公里的黄土台塬及其黄土沟谷中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80余处。他们择取其中的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采取了新的考古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远古丁村人的打制石器、发现了原地埋藏的古人类生活场地和石器打制场地。为进一步了解远古丁村人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资料。

第三节:丁村人化石的科学意义

1954年,在丁村遗址54:100地点出土的三枚丁村人牙齿化石,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地点,也是第一次发现的古人阶段早期智人的化石。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分别是右上颌内侧门齿、右上颌外侧门齿和右下颌第二臼齿。根据三颗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磨蚀程度以及出土时的距离判断,它们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这两枚右上侧门齿和外侧门齿,向着舌面的一面,中部有一凹槽,两边棱增厚且向内卷,看上去牙齿酷似一把小铲子,故研究人员称其为“产状门齿”。这个“产状门齿”的特征,既像北京猿人的门齿,也具有现代黄种人的特征。但其齿冠和齿根的尺寸比北京人的同型牙齿细小。下第二臼齿的嚼咬面的模式比北京猿人简单,但比现代人的“咬合面”要复杂得多。丁村人牙齿化石,除有五个明显凸起的小“结节”外,还多了一个小结节,各齿尖之间沟呈十字型。根据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的研究,这种十字型的铲形门齿以现代蒙古人种为最多,约占81%,是黄种人独有的特征。因此说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处于人类发展史的中期阶段。过去曾把丁村人称之为“古人”,现在的学术界,把它称为“早期智人”,距今十万年左右。

1976年发现的幼儿右顶骨,边缘骨缝的锯状齿保存完好,表面呈灰褐色,长6.5、宽5.5厘米,厚0.2厘米。颅内的矢状窦沟及脑动脉沟都很明显,大概属于一个周岁左右的幼儿个体的右顶骨。有趣的是这块幼儿头骨与一般的不同,它的后部缺了一个角,表明这个幼儿的头骨上很可能具有“顶枕间骨”。“顶枕间骨”又叫“印加骨”,是指人的左右顶骨和枕骨的结合部多长出一块小骨。这块特殊的骨头,在白种人中很少见,而在黄种人中却占了很高的比例。丁村人右顶骨的这个特征,证明他与北京猿人及现代黄种人的亲缘关系较近,而和白种人相去较远。

丁村54:100号地点,两次发掘都发现了人类化石,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必然。贾兰坡先生等学者曾建议把100号地点,作为我国第四系地质的一个标准剖面,叫“丁村组”。丁村组剖面最上方是马兰黄土;下边是呈微红颜色的土层,距今10多万年;再下就是出丁村人的砂层;沙砾层的底部侵蚀了下面绿颜色的湖泥堆积层;再向下是一层中砂;中砂下是古老的厚壳蚌层,厚达3.5米左右;再下还有泥灰质黏土;结核层;砂岩。这些自下而上的地层,就向一本书,丁村人化石就是这本书的主角。这些人类化石,都以其自己的特征,证明了他们是我们现代黄种人的祖先。换句话来讲,就是在我们的这块大地上,自远古以来就适合人类生存繁衍,我们黄种人的祖先,向来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

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从世界古人类进化过程来看,在丁村人之前的古人类,已经经历了地猿(直立猿580-520万年)→南方古猿(550-130万年)→能人(180万年前)→直立人(180-20万年)多个阶段。但丁村人承前启后,扮演了早期智人向现代人进化的关键角色。在古人类演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古人类的演化进程中,丁村人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节:丁村人的生存环境

我们在丁村遗址发现丁村人化石,也知道丁村人是古人类中期人类,即早期智人。那么,远古丁村人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之中、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些就成为人们最想知道的问题。要想闹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必需对远古丁村人的活动空间、地质环境、资源环境和埋藏环境等方面有所了解和认识。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的“聚落”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无“聚落”的时代,其生存方式是游动的狩猎加采集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利用必须广阔。

  • 丁村人生活的自然环境

襄汾县位于临汾盆地南端,以柴庄隆起为屏障,与候马盆地隔障相接。县城向东6公里为海拔800—1493米的霍山支脉塔儿山,向西20公里系海拔800—1531米的吕梁山南端的姑射山。位于县境南端的南贾垣和汾阳岭,全长45公里,宽20公里,系塔儿山至九原山隆起的主体,从东向西包括塔儿山、柴庄、汾阳岭和新绛的九原山。汾河由北而南从盆地东侧穿过,流向柴庄隆起的隘口,形成汾河河谷。河谷两岸的范围内分布着4级阶地,阶地的阶面被东西向流水切割冲刷为多道冲沟。早在20多万年前,远古丁村人就在这里生活、繁衍生息。可以说丁村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丁村文化。同样,汾河流域以其博大的胸襟,养育了丁村人。丁村人的延续、繁衍、壮大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相互依存天地人和关系的所在。

  1. 生态环境

20世纪70年代,古植物专家对丁村遗址底层中的孢子花粉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里,丁村一带,主要以草本植物为主,河湖沼泽中生长着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水边的高河漫滩和台地上,生长着大片的蒿、藜、野菊、莎草等植物。在较高的东山坡上长有许多落叶、阔叶树木,如栎、榆、桦、臭椿、木犀、鹅耳枥等。由于丁村人生活的时间跨度较大,气候的变化也很大。前期较热,显示出森林草原景观,大象等动物在这里繁衍发育。到后期,气候发生了变化,天气变的温冷起来,一些动物如大象等开始消亡,随之披毛犀等较耐寒的动物开始出现。

  1. 动物生态

地球的历史进入到更新世晚期(12.8万年或更晚些),由于气候冷暖交替,动物的生存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剑齿虎、中国鬣狗、梅氏双角鹿、三门马、大河狸等动物都灭绝了。进入晚更新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物种品类。丁村遗址所出土的28种动物化石,就构成了我国北方晚更新世早段动物的基本分布种类。

丁村出土的动物群,共分6目28种之多。它们是:食虫目有鼹鼠;食肉目的狼、貉、狐、熊、獾;奇蹄目有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梅氏犀;偶蹄目有野猪、赤鹿、葛氏斑鹿、大角鹿、河套大角鹿、羚羊、转角羚羊、水牛、原始牛;长鼻目的有德永氏象、纳玛象、印度象;啮齿目的有河狸、鼠、鼠兔。另外还有爬行类的龟、鳖,鸟类的鸵鸟,鱼类的鲤、鲩、鲿、青、鲇;蚌类的丽蚌、渎蚌、楔蚌、鳞皮蚌、蛏蚌、多瘤丽蚌和见氏丽蚌等。在这些动物化石中,哺乳动物占到25种,其它类三种,鱼类5种,蚌类8种。

  • 丁村人的生活

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一文中指出:“当丁村人在汾河岸上居中的时候,汾河不像现在那样,河水湍急而浑浊。当时汾河水势应当很大很深,还可能比较清些,流的也比较缓慢一些。至少在河湾处有深而静的清水,河旁有茂密的水草,水里游着巨大的鲤鱼和青鱼。当时丁村附近的气候比现在还有温和一些。在附近的山上,生长着树木,山前有丘陵草原,也有比较广阔的平原。在河滩的平地上,也长着树木和青草”。那些野生动物生活在各自喜欢的自然环境之中。“丁村人在群的生活中,对于那些动物的侵害,已经不怕了,但是脱离了群而单独生活,仍然还是不可能生活下去。他们在汾河岸上,在野兽来饮水时猎获它们,丰富自己的食物和生活”。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先生在研究了丁村遗址的鱼化石之后说,汾河水中曾有体长70厘米的鲤鱼,有体长1米以上的青鱼及体长1米以上的鲩鱼和体长1.5米的鲇鱼。在东山坡上,必然还有森林,有适合于森林生活的野猪和熊。有喜欢生活在森林和草原过渡地带的赤鹿、河套大角鹿和野牛,有奔驰于草原的野马、野驴和举步安详的披毛犀以及不愿意远离河边的水牛等大型动物。这些都为丁村人狩猎,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猎源,可补充丁村人所需的蛋白质。

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推测,丁村人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所获取的食物会比较杂,但归纳起来基本有几个方面:

  1. 水中获得

鱼类。在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共获得了鲤、鲩、鲿、青、鲇五种鱼类,这些鱼类,都是补充蛋白质的最好的食品。据非洲的一些古老民族的捕鱼的方法,一可用尖状木杆投掷叉鱼;小溪围坝排水捉鱼;木棒锤击捉鱼,当然也可等洪水袭来之际在浅水或河滩捡拾河鱼等等。在丁村人的石器工具中也不乏尖状石器,相信丁村人会利用这是方法、工具来猎取这些鱼类。

蚌类。蚌是一种栖息在河边泥沙中的软体动物,移动缓慢,可随时获得。在丁村人时代的底层中,就有大量的河蚌壳堆积成层。据科学院古脊椎所周明镇先生研究,丁村底层中软体动物群主要是斧足类,共有8种,如丽蚌、渎蚌、楔蚌、鳞皮蚌、蛏蚌等,尤其是在54:100号地点,还发现了较晚的长江现生种的多瘤丽蚌和见氏丽蚌。如此多且易获得的美味,可为丁村人提供蛋白质补充源。

龟鳖。这类爬行类动物在54:100号地点也被发现。它们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肉食品,远古的丁村人也会取之食用。

  1. 植物类获得

   通过对丁村遗址的孢子花粉研究, 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丁村一带大片的草地上有蒿、藜、野菊等草本植物,在较高的山坡上长有许多落叶阔叶树木,如榛、胡桃、栎、榆、桦、臭椿、木犀、鹅耳枥等。从古人类食物的广谱性来看,这些野果、山货、野菜、植物根茎等都可为丁村人的食物。

  1. 动物获得

丁村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具有28种之多。狩猎是丁村人生活中的常事,丁村人继承了先祖留下的许多捕猎方法和经验,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狩猎方法。在发掘出土的石器中,有石球、石斧、石刀等工具,这都是他们可以使用的利器。他们还会利用火烧、围歼、陷阱、追逐等方法来猎取食物。当然,藏匿在汾河沿岸边,等动物饮水时进行捕猎,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地点,也是最易得手的地方。另外,他们还可以在树上、地面获取鸟蛋或鸵鸟蛋作为食物的补充。

第五节:丁村遗址群外周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2011年“丁村遗址群国家遗址公园”计划启动,王益人先生在《丁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工作计划》中提出:丁村遗址发现近60年来,虽然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发现了30余处石器地点,获得了不少科学资料。但是整体上看,与国内外著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有关丁村遗址地质背景、原料环境、生态环境等基础性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以科学的发掘增强遗址学内涵,促进遗址保护考古工作的新理念,来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学术和实物支撑,达到考古与遗址公园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目的。因此,一是加强对地质地貌、石器原料来源、加工方法及其背景的调查;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对遗址分布的范围及空间结构的考古调查,建立健全地理信息系统;三是要有选择性的发掘重点遗址,建立起全新的旧石器田野考古发掘、展示平台;四是加强多学科合作,着力研究丁村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技术和古人类的社会行为等,制定科学的中、远期发展与研究规划。

在2011年的调查中,他们在丁村遗址群南部区域,柴庄火车站附近汾河Ⅲ级阶地中,发现石器地点4处。2012年12月,丁村民俗博物馆周倜在襄汾县南贾镇上鲁村石沟南采砂场进行调查时,在工人筛砂留下的砾石堆中发现两块人类枕骨化石碎片,经对比后发现两块枕骨碎片可完好地拼合在一起,属于同一件枕骨。这是丁村遗址群自1954年和1976年两度发现人类化石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经研究:“石沟古人类伴有印加骨,增添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拥有印加骨的化石证据,进一步表明印加骨可以作为一项连接中国更新世中不同进化阶段的古人类的形态特征,同时对于了解东亚现代人起源问题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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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沟遗址枕骨化石(下)、54:100地点幼儿顶骨化石与印加骨位置示意图(上)

 

2013年1月底和4月中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对石沟村采砂场进行野外勘察; 同年的10—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先后对石沟村采砂场A(石沟第1地点)、E(石沟第2地点)两个石器地点进行了为期40余天的抢救性发掘。2014年4—7月,再度对石沟第2地点进行三个月的发掘,两个地点共获得石制品及动物化石1600余件。

2015年,王益人先生《丁村遗址群埋藏环境预研究》中将临汾盆地南端划分为:河谷阶地、黄土塬区、河流冲积平原区和山前冲积扇区四个考古地貌单元。提出要通过更为广泛的调查,掌握和了解远古丁村人的活动范围、空间利用方式、资源利用程度及远古人类的交流状况等。把以“河流相”地层探索与研究为主的考古思路,转换成以汾河东岸山前“黄土堆积”为主要对象,进行探索与研究的工作思路。对丁村遗址群东北部的黄土塬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工作,这是丁村遗址群自发现以来,在黄土台塬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考古调查。经过调查他们发现,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丁村远古人类重要的活动区域。

几年来,他们在以沙女沟为中心的沟谷梁峁地带发现旧石器地点80余处。经过认真的思考与对比,选择其中的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进行了一年多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这是丁村遗址群60年来在黄土台塬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这次发掘找到了多个原地埋藏人类活动遗迹地点和大量旧石器遗物,完成了从“河流阶地”到“黄土台塬”探索与研究丁村文化的战略转移,使丁村遗址的探索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跨越式的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

         

▲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地点分布图

 

老虎坡遗址。位于襄汾县城南大运路915.6公里处。2014年9月至12月、2015年7~11月,丁村遗址考古队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168平方米,出土石制品700余件。这是丁村遗址第一次在土状堆积里发现丁村人类遗址,填补了丁村土状堆积人类活动遗迹的空白。

 

▲ 老虎坡遗址2014年发掘现场

老虎坡遗址上部为马兰黄土,之下为古土壤条带(S1)。S1是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距今7.8~13.1万年。其石制品在马兰黄土中有零星分布,在距S1顶部0.2~1.8米的范围内均有石制品发现,且石制品数量由浅至深逐步增加;最底部一层密集分布着大量直径多在20~50厘米之间的角页岩砾石、石核和少量经过风化的花岗片、麻岩砾石,靠近沟边部排列较为紧密整齐,外围部分分布稀疏,其间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打制石片。这些石块和大型石核单层分布,它们之间并未夹杂任何砂或小砾石,也无统一的倾向。可有力证明,这些大石块并不是流水搬运而来,应该是原始人类有意识搬来铺设在地面上的。

经过观察和实验,发现这些砾石的重量均在人类个体能够搬运的范围之内,这些砾石应经过刻意的挑选而来。在适宜剥片的角页岩砾石上多具有较大的石片疤,当为剥片留下的石核。与砾石相伴出土的石片、断片等也印证了这一点。初步分析,这些数量较多的砾石,一方面可能是丁村人作为打制石器所需原料的储备。另一方面石铺地面,可能具有人工建筑遗迹的性质。目前初步的认识,均需更多的证据来支撑,但其人工性质则较为确切。

这次发掘的老虎坡遗址,是丁村遗址群发现的第一个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10万年左右的由角页岩大石核和大型砾石构成的原始人类活动面之外,其上的S1中还发现了有4个不同高度的石制品分布面。在第一条古土壤条带(S1)之上的马兰黄土中也发现了稀疏分布的石制品。因此,老虎坡遗址是一个5~10万年之间,不间断有古人类活动的原地埋藏遗址。

      过水洞遗址。位于沙女沟村西南500米的沙女沟南岸,发掘面积30平方米。这里可见大约相当于S0-L3阶段地层堆积。在L2之下土状堆积中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石制品、碳屑、红烧土块。疑为原始人野炊临时营地。过水洞遗址的文化层在15米高的悬崖底部,地层从上至下由浅咖色逐渐加深,包含有大量碳屑、碳粒和少量的红烧土块。从发现的动物化石来看,大部分为较破碎的小型食草类肢骨、脊椎骨等。这些破碎的动物化石,并非自然破损。它们与石制品、碳堆、碳屑、红烧土块同时出现在黄土地层中,表明这是一处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临时营地——有可能是古人“野炊烧烤、分享食物”的场所。鉴于其重要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今后展示的需要,考古队对其中碳粒密集的碳堆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共生的遗迹现象进行套箱提取。

▲ 过水洞遗址地貌及动物化石、碳堆和红烧土块

 

过水洞遗址是丁村遗址群中首次发现的原地埋藏用火遗迹,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对于重建当时的环境,研究古人类的狩猎对象、策略以及行为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碳堆、烧土等则为探讨古人类对于火的管控能力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九龙洞遗址。位于沙女沟村东南侧北涧沟沟口北侧一个突出的小土包上。其地层堆积属于沟谷冲洪积砾石侵蚀沟边土状堆积形成的叠层累加埋藏环境。其南端为冲洪积砾石与土状堆积互成的堆积,北部为原生土状堆积,剖面可见清晰的侵蚀面。该遗址发掘分A、B两区进行,发掘面积35平方米。石制品自上而下在各个砾石堆积和土状堆积中均有发现,出土石制品2000余件。目前A区发掘的深度前部约为5米,上部砾石层相夹的土状堆积中每一水平层,均发现有石制品。北部黄土堆积中,至少存在3层原地埋藏的石制品密集分布水平层;充分表明该区域内曾连续有人类活动。更为重要的是B区土状堆积中的同一层位中,在不到9平方米的面积内,发现两处原始人类打制石器的现场,数以百件的石片、石核以及大量碎屑的集中分布,甚为震撼。据此分析,这里可能有两个工匠同时在打制石器,这样聚集进行石器加工活动场所十分罕见,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发现。

2016年,考古队继续对九龙洞A区北部高台上的进行清理,发掘出土石制品1582件,我们对这些石制品进行拼合,截至目前,能拼合上的有64组,340多件,占到了发掘品的4.65%,其中有6组拼合数在20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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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洞A区石制品密集分布与拼合状况

 

九龙洞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复原人类行为和人地关系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材料。对于研究丁村远古人类对石器制造原料的选取、石器加工的组织形式、打制石器的技术以及整个制作流程的复原等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理念的创新,工作形式的创新,完成了从“河流阶地”到“黄土台塬”的探索与研究新思路的转换。通过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的古文化遗址地点和大量的旧石器制品,扩大了研究范围,初步掌握了远古丁村人的活动范围、空间利用方式、资源利用程度以及对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和遗址的埋藏环境等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进一步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临汾盆地南端的活动轨迹、生存空间及埋藏环境,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到了新的路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丁村文化—丁村人石器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1958年,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在丁村石器文化研究中就指出:由丁村各地点所发现的石器,总起来看,都具有共同特性,代表了一种文化和一定的地质时代,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现过,所以特别称之为“丁村文化”。

作为独立存在的丁村文化,她不是仅仅指上个世纪54年发掘的遗址,而是涵盖一个早、中、晚时期遍及汾河两岸,包括1976~1980年间的第二次调查发掘、2011—2016年在丁村遗址外围调查发现发掘的旧石器地点。这些发现,使丁村遗址地点从原来的13个地点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个。这些新增加的遗址,不但丰富了丁村遗址群的地点,而且通过调查、发掘所获得到的化石、石器标本以及文化层都与1954年发现的丁村文化的性质,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东北部黄土台塬区发现了80余处原地埋藏或准原地埋藏旧石器时代遗址,为我们揭开丁村人生存环境、生存空间,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信息。

一、丁村文化石器类型

丁村人的石器,按照新的分类法,可分为3大类12小类,它们是:

1、尖状器类:扁尖状器、尖状器(大三棱尖状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锥钻。

2、刃器类:砍斫器、刮削器(边刮器、端刮器、横刃刮削器、)、斧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石刀(修背石刀、双阳面石刀)、锯齿刃器、凹缺刃器。

3、钝器类:石球、石锤、砍砸器。

丁村石器多以角页岩为原料,占总数的95%以左右,少量为燧石石灰岩玄武岩石英岩闪长岩制成。丁村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数量较少,其数量略少于总量的三分之一。

二、丁村文化石器的工业技术

石器的工业技术,首要的是对原料的选择与利用;其次是打片技术和石器加工技术。

1、原料选择与利用:

丁村遗址群中的石器工业特点和技术类型有两大分支,一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直接打击法为特征的丁村石器工业类型(Ⅰ、Ⅱ段)。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如77:01地点)含有细石器工艺的工业类型。

丁村人对石器原料的选择与利用十分清楚:早、中段时期,他们用角页岩等硬质石料打制有刃类石制品,用石灰岩、砂岩、闪长岩等软质石料打制石球、石锤等钝器。晚段他们以燧石为主要原料,来打制细石器制品。

2、石片打制技术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片打制技术可分为: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还有软锤技术用于手斧等的修理,压制技术用于细石叶剥制以及细石器加工等。

石片的打制。属于整个石器加工的初期技术,相当于加工石器的坯材。同时有些加工出来的石片,也会成为最末端的产品,即打制不能用的废片。所以,石片中就有了目的石片和修整工具打下的废片。丁村遗址中的石片可分为三种:一是可区分的目的石片。二是可直接使用的功能性石片。三是不能用而直接丢弃的石片。

3、双阳面石片打制技术。丁村遗址中的双阳面石片是一种较特殊工艺打制的目的石片。这种技术以大石片为坯,从石片的一侧向破裂面打击,生产出正反两面均具有阳面的石片。丁村遗址中有双阳面石片、双阳面的石器及双阳面石片、石核。由此可知,丁村人已具备了打制双阳面石片的技术和意识。

4、石器加工技术

重型工具。包括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重型刮削器、锯齿刃器等具有代表性。这些工具打制方法简练,器形对称程度较高,体现了丁村人石器打制的高超技艺和审美观念。

三棱大尖状器和大尖状器,由石片或砾石制成。一般来说,尖端两侧边必须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器才能算作尖状器。丁村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大尖状器的两侧边,虽多进行过两边加工,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种形式,有的尖端两侧修理精细;有的只在两侧简单地打掉一两个石片形成三棱形器尖;有的则借助石片的一个陡边,在对边作对称性修整形成三棱器尖。这表明石器制造者不仅有很强的对称意识和造形思维,而且能“因材施制”,打出自己需要石器。

斧状器、宽型斧状器、修背石刀、双阳面石刀是丁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石器的共同特点是以石片的自然边缘为刃口,刃口不作加工或只作局部修整,在与刃部相对的一端或侧边进行把柄或底部的钝化加工。另外,还有不少不作加工,直接使用大石片,用于砍剁与切割。

砍斫器,过去被视作丁村遗址乃至东亚旧石器体系中的主要类型。然而,在丁村遗址中砍斫器并不占主导地位。从打制技术来看,丁村砍斫器以两面加工为主,也有单面加工者。器形不很大,带有一定的石皮面,具有向心打片的特点。

轻型工具。轻型工具一般由中、小型石片加工而成。如刮削器、小尖状器、锥钻、锯齿刃器、凹缺刃器、修背石刀、双阳面石刀等均属此类工具。

锯齿刃器是一种特殊的切割工具。这种工具的制造是丁村人对工具特化意识的体现。丁村的锯齿刃器有直刃和环状刃两种。直刃者在石片的薄缘上打制成间隔均匀的锯齿状刃器,称之为锯刀或石锯。

第七节:丁村人的分期

▲  1954年丁村遗址发现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

 

丁村人打制的石器,是丁村人为用于生产、生活而制造的一套系统性的生产工具。它以大型石片、三棱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石球等典型器为代表。这些典型器,被学术界 称为“丁村文化”。随着丁村遗址的调查、发掘、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与发掘,将丁村文化划分为丁村文化早段、中段和晚段三个时期。

▲  丁村遗址出土的锯齿刃器

 

丁村文化早段,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晚段的遗存,分布在丁村以北三公里的塌河崖一带。石器有三棱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石球、刮削器以及用双阳面石片加工的锥钻等,距今约二、三十万年。

丁村文化中段,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分布在丁村周围及汾河西岸的第三阶河流阶地里。它们的石器类型与早段一脉相承,无论类型、石料、打制方法都非常一致,只是在地质时代上属晚更新世早段,距今十万年左右。

丁村文化晚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地点在丁村汾河对岸的“丁家沟口”,即77:01地点。其背依黄土,面濒汾河,有两种文化组成。一种沿袭了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主要有大石片、三棱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双阳面石刀、石球等组成。一种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典型细石器类型,品类有锥形、楔形、船形、等形态的石核以及细石叶、石核式小刀、短身圆头刮削器、斜边雕刻器、琢背小刀、圆底石镞、楔形析器等。

丁村遗址群77:01地点出土的细石器

1-3. 细石核; 4-6. 细石叶; 7、8. 微型尖状器; 9、10. 石核式小刀; 11-13. 圆头刮削器; 14、15. 石鏃; 17、18. 雕刻器; 16、19. 琢背小刀(16、19为其他石器的1.5倍)

 

研究者认为77:01地点的石制品组合,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粗大石器的打制风格和器物组合与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溶入了与下川文化相似的典型细石器的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对于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质的认定,应该是区别于早、中段文化而走向更高层次或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学者们据其性质又将其称之为“新丁村文化”。经碳14测定,距今约2.6万年。

结语:

丁村遗址,是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临汾盆地发现、发掘的,但在整个汾河流域,甚至更大的黄河流域都有他们的足迹如:

霍县的贾村西沟、赤峪、下乐坪和张家堡发现有四处旧石器地点。1962年王择义先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地点中以赤峪地点最为丰富,获得石制品97件,贾村西沟和下乐坪只捡到几件石片,张家堡地点仅获得一件加工较好的砍砸器。

曲沃的里村西沟旧石器地点。1956年7月贾兰坡等对其进行的调查发掘,获石制品172件,计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根据地层、动物化石以及石制品的特点判断,其文化性质与丁村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并将其纳入丁村文化范围之中;1983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小型发掘,获得石制品514件,动物化石十多种,还发现晚于丁村人的智人右上乳犬齿化石一枚。

侯马市南梁、嘴子旧石器地点。1959年发现。获石制品13件和不少的动物化石。这些石制品的打制特点和动物化石与丁村文化比较接近,其时代应与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者相当。

60年来,进过不懈的努力,考古工作者不但在临汾盆地南端的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而且在整个在汾河流域发现了许多与丁村文化相关的古文化遗存。在汾河流域,自上而下先后在静乐、娄烦、古交、太原、榆次、交城、文水、新降、河津等十几个县市均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点,这些地点的地质时代与丁村遗址群的地质时代相当;丁村晚段文化遗址,同样与吉县柿子滩遗址的细石器(2—1万年)以及蒲县的关遗址、永和县韩咀圪梁等遗址出土的细石器都具有承继和相同的关系。

1958年,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在《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丁村文化“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裴文中、贾兰坡二位大家提出的观点非常有道理,丁村人及丁村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是我们汾河,黄河流域人类特有的文化代表,她就像黄河水一样长流不断,繁衍生息在这块沃土之上,把人类社会及自身的进化一步步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裴文中 吴汝康等   《科学出版社》1958年8

《旧石器文化论文选集》                            《临汾地区文化局辑印》1989年10月

《丁村文化遗址发掘经过与研究》                       《山西文史资料》  1991年第六期 

丁村遗址群再次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   陶福海  王益人         《文物世界》1995年第1期

《丁村遗址群发现的新材料》       王益人 周倜     《 海洋出版社》2004年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丁村文化遗址》       陶福海                       2005年   临汾·三晋文化系列图书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 王益人  《科学出版社2014-06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 王建 陶福海 王益人     《文物季刊》 2014年第3期

丁村考古60年:回顾与展望》      王益人              《中国文物报》  2014年12月18日

《丁村遗址群“十二五”期间考古调查发掘纪实》   王益人       《考古汇》201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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