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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春秋之——晋都变迁

晋都变迁

上一集杨秋梅老师讲到,春秋时曾经虎踞北方六百余年的泱泱大国——晋国,从叔虞封唐开始正式拉开了序幕。通过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周初分封的政治背景,更加明确了它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以及对晋国后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晋国从初封到建都仍有许多历史谜团在史学界争论不休。叔虞封唐这一事件到底发生在何时?晋国的始封地——唐究竟在何处呢?晋国的历史上究竟有过几个都城?这些历史谜团能否找到答案,《晋国春秋》系列节目第二集——《晋都变迁》,为您讲述。

关于叔虞封唐的时空问题,由于古籍记载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也给人们留下了疑问,以致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表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但是我国古代年代学是一个重大的空白。我们国家最早的年表,就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所编的《十二诸侯年表》。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五年的时间,到2000年10月,《夏商周年表》公布于世。这个年表是在20世纪末的条件之下所能取得的比较好的成果,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成果,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还需要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发展,但是,它为我们研究三代历史的帮助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年表,大量史籍记载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源,也为我们探寻历史提供了帮助。翻开这些史籍,对于晋国始封的时间,大多都是寥寥数语的记载,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否找到古晋国始封的时间?相关史籍记载又为我们提供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关于晋国始封的时间,学界探讨不多,也存在一定分歧。《国语·晋语四》载:“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这是依据岁星纪年来记事的。所谓的岁星,就是今天的木星。木星围绕太阳运转一周天大约需要12年时间,根据今天的测量,实际是11.8622年,于是,将这一周天划分为12等分,每一等分叫一个“星次”,代表1年。12星次分别被命名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当木星运行到某一星次时,便以该星次的名称来命名这一年。“岁在大火”,就是指这一年岁星运行到了大火这一星次。岁星纪年12年一个周期,循环比较快,到底是哪个时间段上的大火,还得结合其他文献来探讨。

《今本竹书纪年》载:周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武王灭商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046年,那么成王十年应是公元前1033年。

《左传·昭公元年》载“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

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再结合桐叶封地的传说,唐叔始封在成王之世大概是没错的,具体在哪一年还需进一步考证。

史料中找不到更为确切的记录,这为考证这一历史难题带来了困难,直到后来晋国的一件著名青铜器的问世,有人再次对叔虞的真实身份和叔虞被分封的事件提出了疑问,这又是些怎样的说法?面对这些非议,杨秋梅老师又为我们作了怎样的分析和判断呢?

史料的记载本无异辞,但在晋国铜器 晋公 (瓮和缶一类的器物,是一件著名的青铜器,是春秋时期晋君所做,晋君所做器物这是唯一的一件。)出现后,有些人提出了疑问,有的认为唐叔虞不是武王之子而是武王之弟,有的以为唐叔之封是武王克商以后的事,而不是周公东征以后的事。

《晋公·铭文》中有这样的话: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治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口。” 从这篇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叔虞是个能征善战的猛将,对辅佐王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叔虞确实是武艺高强。《国语·晋语八》记载叔向语:“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叔虞能用一发箭把犀牛射死,可见其箭法高明,武艺出众。叔虞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德行很好,《左传·定公四年》称赞他“有令德”,再结合《史记·鲁周公世家》唐叔献嘉禾,说明叔虞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周成王之所以把他封到唐地,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更是让他镇服北方戎狄族,屏藩周王室。

因铭文中有唐公“左右武王”等文字,故而人们认为唐叔曾在武王克商时参与军事活动,是武王时期的重要人物。从史书的记载以及桐叶封地的传说来看,成王与叔虞的年龄可能相差不多,武王去世时,成王13岁,叔虞大概10岁左右,按《今本竹书纪年》所述,叔虞之封在成王十年,叔虞已是20岁左右。因此,晋公 所言,就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只是说唐公追随武王,期间不免有夸大之处,他也不见得在克商时建立了多少功绩。”这个器物是春秋末期晋定公时期所做,所记叔虞之事也属于追述。

以上种种关于叔虞初封时间的说法,均没有确切的定论,这也使得叔虞封唐的确切时间依然是一件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可接下来是更为重要、更为疑惑的历史谜题。叔虞所封的唐地究竟在何处?史记中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究竟指哪里呢?

《史记·晋世家》只记载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略和模糊,致使自汉以来,历代学者对此争论不休。

关于晋国早期都城的所在地,自古至今学界出现了晋阳、翼、鄂(乡宁)、平阳、永安(霍)、永济、安邑、襄汾、曲沃等说法,其中晋阳说和翼城说影响最大。

晋阳说(太原市南之晋源镇)出自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此后郑玄的《诗谱》、杜预的《诗谱正义》、郦道元的《水经注》至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持这种观点。其实,晋阳最早见于文献记载已是春秋末年赵简子家臣伊铎所筑。1961年,山西文物工作者对晋阳古城进行了勘察,他们认为古晋阳的营建年代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而不可能早到西周初年。此外对晋祠的所谓叔虞墓的发掘中,也未见西周初的器物,说明它是后人制造的伪冢。2003年太原市举行了太原建城2500年的大型庆典,把始建年代定为公元前497年,也就是春秋末期。

翼城说出现得比较晚,始见于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三十一。自两汉以后儒者治学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的“闭户注书”,这必然造成歧义迭出的结果。清初,儒林突起了一支异军,以疑古精神重新整理典籍。对唐叔虞始封晋阳说第一个给予否定的人就是顾炎武。顾炎武精于考据,研究文献,并亲自骑马负书到山西观察地理,采访民间的轶事传闻,提出“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顾氏之论并未立刻得到学界的承认,当时颇有声望的学者如全祖望、阎若璩都持反对态度。

晋国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基石,然而自汉代以来的历史记载,晋国屡次迁都,唐地的踪迹早已模糊不清,几千年来史学家纷争不已,也成了历史上的一大公案。那么,这个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能有怎样的发现呢?谁又曾想到,在我市南部那一片并不起眼的黄土之下,竟然会埋藏着遗失数千年的惊天秘密!

能为晋都所在地提供考古学证据的有两处,一是曲沃、翼城间的天马—曲村遗址,这儿有晋侯墓地,一是侯马新田遗址,这儿有晋国古城遗址,一墓一城,初步揭开了部分晋都所在地的秘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于1992年4月至1994年10月在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晋侯墓地进行了五次发掘,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又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共发掘出九组十九座墓葬,其中有晋侯墓九座,晋侯夫人墓十座。考古工作者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这九组墓主的年代衔接紧密,应该是世系相次的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即(叔虞)—晋侯燮父—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穆侯—文侯,晋侯墓墓主与司马迁在《晋世家》所列的晋侯世系完全吻合,这说明司马迁所记无误。这九代晋侯在位的时间正好是整个西周时期,这说明从晋国的第二代国君燮父开始至两周之际的晋国第十代国君晋文侯死后都葬在天马—曲村遗址,这就为探讨西周时期晋国的都城提供了考古学上的佐证。

在考古人员历经二十余年的数次发掘,天马—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们走进遗址所在地,这座曲沃县境内并不起眼的小村镇 曲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镌刻在门楼上的四个大字 晋国故地,难道说这个小村镇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晋国源头吗?

墓地不等于都城,但是墓地绝不会远离都城。天马—曲村遗址虽然不能和晋国的都城画等号,但它的发现已经昭示了西周时期晋国的都城应该在这一带,这就完全排除了晋国始封在晋阳的说法。

基于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成就,邹衡先生认为:晋自叔虞封唐,至景公迁新田,期间有370余年的都城都在这儿,这儿就是史书记载的晋都翼,也称绛、故绛。

邹衡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天马—曲村遗址没有发现文侯以后的晋侯墓葬,再从《史记》年表的记载来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这里特别强调“始”字,说明以前没有绛都。绛都是献公时期建的,而翼早就存在,这说明绛和翼不是一地之异称。

虽然至今确切的城址还没有找到,但晋国的源头在临汾市南部一带已是不争的事实。天马 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证据,那么,西周之后,晋国的都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被称为晋国之都的侯马市又能否被肯定呢?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于新田,又称新绛,以后未再迁,晋国的迁都,只有这次史书记载得最为详备,没有什么争议,新田乃晋国晚期都城无疑,1952年,在侯马附近发现的新田遗址也证实了史籍的记载。这里发现了牛村、平望等7座古城遗址、铸铜遗址、盟誓遗址,由此确定这里就是古新田遗址。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说,“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氏之地在今天的解州,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人民富裕,又有盐池之利。解州的盐,自古为天下大宝,所以传说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在解州打的。但新中军帅韩厥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郇瑕之地土薄水浅,污秽的东西容易积聚,会引发各种疾病。“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附近的汾、浍能带走污物。这里百姓素质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再者,郇瑕之地虽有宝藏,近盐池,百姓则会弃农经商,富裕后容易骄纵,不好管理,弃农经商也会影响到农业生产,这都对国家不利。其实韩厥的真正意图是看中了新田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借迁都摆脱赵氏对公室的影响。晋景公接受了韩厥的建议,乃迁新田。这就是说晋景公以后,也就是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都城在新田。

上述文献记载提到了晋都所在地有唐、翼、故绛、新田四处,目前只有新田遗址被考古发掘所证实,还有一处翼也根据天马 曲村遗址推测就在其附近,而在晋侯墓葬区并没有发现叔虞的墓葬,他葬于何处对决定晋国始封地关系重大。那么始封唐地究竟在何处呢?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叔虞始封之地,很可能在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或南梁故城遗址。还有学者认为可能在浮山的桥北。叔虞初封地唐还没找到,这只能待来日考古发现了。故绛的位置也没有解决,故绛是献公九年到景公十五年的都城所在,绛与翼不是一地的异称,有学者认为故绛很可能就在今绛县一带,这也有待于考古学上的证据。

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会给研究带来许多新的突破,从而改变人们以往的一些看法,同样,由于考古材料的不足,使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能找到确凿的依据,关于晋国都城的研究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拓展。

虽然晋国都城的位置没有完全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晋国都城的变迁应在侯马、曲沃、翼城、绛县一带,大概不会越出这一地区,我们对在这一地区发现其他晋国都城遗址还是应该寄予希望的。这就是说,尽管晋国的疆域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化极大,由初封时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弹丸小国,发展成为占有山西全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的大国,但它的中心区域一直都在现在的临汾地区,这说明平阳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通过上述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晋文化发展史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我们肩上责任的重大。

萦绕了近半个世纪的晋国都城的寻觅,无数人无数心血,也许必会有人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晋国的历史中,晋文侯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那么,这位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赞颂的晋文侯,究竟在晋国史上做出了哪些历史功绩呢?历史上有名的文侯勤王是怎样发生的?它对晋国的政治格局又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呢?《晋国春秋》系列节目第三集 《曲沃代翼》,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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