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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春秋之——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

上一讲中,晋国六卿经过残酷的搏杀,消灭了范、中行氏,形成了四卿专晋的政治局面。然而这样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火并之后的四大家族更是虎踞一方、不可一世,一场潜在的大战又将一触即发。那么,这一四卿鼎立的局面将决定晋国怎样的命运呢?晋国最终的结局对历史发展的今天又有着哪些经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和重要影响呢?《晋国春秋》系列节目第十二集 《三家分晋》,为您讲述。

消灭范、中行氏之后,四卿专晋使四卿的权力更加集中,为了争权夺利,四卿之间的矛盾很快激化。赵鞅死后,智伯继之为正卿,使智氏的势力发展到极盛。智伯“贪而愎”,晋出公二十一年(前454年),他与三家共同瓜分了三十多年前已归公室的范、中行的全部领地,晋出公发怒,欲借齐鲁之师驱逐四卿,反而被四卿赶出了晋国,出公奔齐,死于途中。智伯另立哀公。

智氏的无法无天、狂妄嚣张已达到了极致,一时成了晋国上下无所畏惧的强宗大族。接着,利欲熏心的他又将矛头指向了其他三卿,借故仗势欺人、胁迫从己。那么,三卿之中他将锁定的第一个目标会是谁?他的无理要求能得以满足吗?

智伯专横跋扈,想独揽晋政大权,不仅随意废立国君,而且还想凌驾于其他三卿之上,因此无故索地于韩、魏、赵三家。智伯先“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虎本不想给,谋臣段规谏止道:“不可。智伯之为人,好利残忍而刚愎自用,要是不给,必定会加兵于韩。不如先给了他,使他养成向别国索要土地的习惯,他国若不从,一定会发生兵端,这样韩国就可以免于兵患,那时我们可见机行事。”韩康子权衡利弊,只好“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战国策·赵策一》)。

智氏的第一步计划得以实现,但贪得无厌的他又以同样的条件诉之其他卿大夫。然而面对他的无理之举,魏氏谋臣会献出怎样的计策来应对呢?

智伯贪得无厌,接着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驹本也不想给,臣下任章献策:“智氏一再无故索要邻国的土地,必使邻国产生恐惧之心,由是共同利益的驱使,他们必定会联合起来;而智氏的要求一再得到满足,则会更加骄横。我们不如予之土地,使其骄横,然后再集诸邻之师共同对付智氏,以避免魏国独自成为智氏的进攻对象。”魏桓子接受了任章的建议,也割万家之邑一给了智氏。

此时的智氏可谓是水涨船高、更加蛮横,三卿中已有两卿碍于其势而顺从其意。那么,接下来的赵氏家族是否也会割地让智、如其所愿呢?而在这一事件中,那个后来为战国时期的赵国奠定近200年基石的重要人物也走入了晋国史坛。

智伯得寸进尺,又派人向赵氏索要土地,遭到了赵襄子无恤的拒绝。赵襄子是赵简子的儿子,很有才能,赵简子就想把太子的位子传给他,但他却是翟女所生,地位卑贱,为了立襄子为太子,赵鞅做了个游戏。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无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无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无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无恤为太子。

“英雄所见略同”,赵襄子毅然拒绝智伯的行为更加证实了他的品性,但这样做必定得罪智氏而引来灾祸。果不其然,丧心病狂的智伯想到水淹晋阳城围攻赵襄子。那么,大难临头的赵襄子将想出怎样的办法来摆脱这一劫难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智伯杀敌不成、反遭敌杀的恶果呢?

智伯遭到赵襄子的拒绝后,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氏,赵襄子走保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不下。公元前453年,智氏引汾水灌晋阳,晋阳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在晋阳危机时刻,赵襄子派张孟谈黑夜潜出晋阳,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游说韩、魏。韩、魏两家本来就是被迫胁从于智氏,当智伯率魏桓子和韩康子观看水灌晋阳的情形时,智伯得意忘形,不觉吐露真言:“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非子·难三》)是时安邑为魏都,平阳为韩都,此话暴露了智伯灭赵之后的目标就是韩、魏的真实意图。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智伯的话不寒而栗,在张孟谈的游说下,韩、魏与赵结盟,共灭智氏,智瑶被杀,三家尽分智氏领地,三家分晋完成。

到此,晋国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卿当政,曾经那段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角逐游戏从此成为历史。然而这只是三家形式上的分立,周王室的旗帜还在,晋国的空壳还在。那么,名义上的晋国还持续了多长时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晋国彻底灭亡而三家分晋的呢?

三家分晋后,并没有立刻获得合法的诸侯身份,而是在50年后,三晋联军大败齐国,甚至都攻入了齐国的长城,迫于三晋的声威,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的合法地位,正式册命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后,晋公室作为三家的附庸还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公元前376年(一说前369年),三家废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为庶人,名义上的晋国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三家分晋是晋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晋国历史的基本终结,同时也是韩赵魏三家诸侯国的正式建立。然而事隔千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晋国当时为什么会发生三家分晋这样的特殊事件呢?异姓异氏的韩、赵、魏又是因何而最终取代了晋公室呢?

其中的原因除去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外,还应从晋国社会发展的机制上去探讨。首先,晋献公开创的“晋无公族”制度,不仅打破了国君系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更重要的是国君的诸公子,除嗣子之外统统都得出居他国,这就为异姓异氏提供了在晋国发展的极好机遇。

其次,自晋文公以来的图强称霸,晋国的军事势力和领土面积极度膨胀,为卿大夫的自身强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自晋平公之后公室的衰弱,促使卿大夫势力转向对公室的削弱和相互之间的兼并。他们为了巩固既得利益,相互约束,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这是为日后的大兼并积极进行准备的阶段,当六卿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六卿之间的大火并,终于酿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古往今来,三家分晋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一直都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宋代著名的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应该把三家分晋定为战国时代的开始,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也主此说,然而早在汉代时期的司马迁就已经给出了不同的观点。那么,面对史学界的两大观点,杨秋梅老师又会做出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呢?

关于春秋与战国的年代分界,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时代是在前476年结束,战国时代是从前475年开始的,这是司马迁的观点。但是司马迁的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社会特点就是五雄争霸,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七雄征战,如果把前475年作为战国的起始年代,而这时的最后一霸越王勾践(前473年徐之会)还未称霸,春秋的霸政还未完成;三家也未分晋,战国七雄缺三雄。如果以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53年作为战国的开始,那么这时春秋的霸政已经结束,战国七雄也已齐备,因此,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线是比较合适的。

三家分晋虽然瓜分了晋国,但它的发生却成了晋国史上的一大亮点。也正由此才进一步丰硕了那灿烂辉煌的“晋”文化。那么,历史上为何要将韩、赵、魏三国称为“三晋”呢?山西的别称“晋”为何也叫作“三晋”呢?

“春秋争霸晋为先,战国七雄有其三”。山西古代史上最独特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被韩、赵、魏三个独立的异姓异氏诸侯国所取代,并且这三国都屹立于战国七雄之林。因为韩、赵、魏是从晋国脱胎出来的国家,所以历史上把这三个诸侯国并称为三晋,又因晋国和三晋的领地大部都在今山西境内,因而“晋”或“三晋”又成为山西的别称,由国别名演变为地区的名称。

讲到这里,那曾风靡一时的晋国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塑造出的晋文化的优秀特色和个性特征,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尘封千年的历史,反而影响至今。那么,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会为我们折射出哪些重要的哲惠和启示呢?

晋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博大宽厚,纷繁丰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向对她予以多方面的审视和研究,总结出不同的特点,但就其晋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而言,主要有:

首先,“明贤良”“赏功劳”的任人唯贤政策。由于晋国奉行“无公族”原则,只能从异姓异氏中去选拔,而异姓异氏没有血缘关系可凭借,只有依靠自己的才能、功绩获取高官厚禄。这就促使晋国形成了国君贤明、知人善任,臣下忠贞、荐贤让能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其次,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意识。晋国是多民族杂居交往的聚集地,因而治国必须要遵循“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从文化区系类型来说,已故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作过精辟的分析:“河东属于中原古文化区系,是华夏族先民主要的栖息地,中国农耕文化的摇篮;雁门属于北方古文化区系,是古代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动场所,我国游牧文化的基地。”因此,晋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兼容性,从一开始就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复合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

此刻我们已经看到,晋文化它所洋溢出来的精神实质正是中华文明之所在。然而不仅仅如此,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君王也正是受其影响才业绩不凡、名垂青史。那么,在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今天,它又给予了我们怎样的启迪呢?

再次,审时度势、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要图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冲破礼制的束缚,大胆变革,不断创新。曲沃代翼、晋献公确立的无公族制度、晋文公的改革、晋国频繁的立法活动、郡县制的创立、六卿的亩制改革等,每次变革都使晋国的历史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这种改革的精神也光泽后世。战国时的魏文侯,首开变法之先河,不仅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而且导致变法运动在各国轰轰烈烈的展开,出现了战国盛世。赵国的赵武灵王,成功地推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和秦国抗衡的国家。他们都是改革的光辉典范,就连后来入住山西的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的首领,都懂得改革对图存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冲破重重阻力,坚定不移进行改革,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三晋传统文化的滋养。

临汾地处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这里有着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晋文化,如十万多年前的丁村文化、四千多年前的陶寺文化和尧文化、两千多年前的晋文化,这些都是三晋大地给我们的特殊赐赋,同时也是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宝贵资源,更是予以继承和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胸怀、开放的意识和进取的精神,勇于吸收一切先进文化的养分,在实践中探索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使晋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继往开来,重新塑造历史的辉煌,才是晋文化现代价值之所在,我们企盼同时也坚信,临汾将会出现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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