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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东方女儿国”——上古婚姻模式谈

且看“东方女儿国”——上古婚姻模式谈

人类婚姻模式的演进,是社会信史的必然组成部分。研究历史,是科学的认识当代和预示未来的借鉴;实事求是的揭示、阐述古代婚姻、家庭的存在与变迁,是开发旅游,实施祭祖,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被怀疑的古轶事

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侯村的东北侧,有座古国家级的“娲皇陵庙”遗址,这一带的居民中,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着四段有关女娲的上古轶事:

1、侯村的“娲皇庙”里,住着咱们大家的老祖母,名叫“女娲”;当初她是位“女皇”。

2、当年她握有实权,其丈夫不当事,只能侍奉她。

3、有一天,女娲看着这一位丈夫不顺眼了,抬起右脚蹬了他的腰背部,那丈夫向东南方面滚了九里十八步,再也不敢回来了。

4、不久,女娲又有了另一位丈夫。

此四则轶事,全国各地它方均没有;虽在赵城一带长期传延,但多被人们所怀疑。

无独有偶,该洪洞县万安村的西北侧外方不远处,有一“妫汭区域”,该区域内有座“娘娘庙”,主神是唐尧二女娥皇与女英;主殿前壁悬挂有七百多年前写下的巨匾一幅,上写“妫汭芳型”四个大字,诉说着该“妫汭区域”的辉煌历史。由孔夫子编辑的《尚书·尧典》中,纪录有帝尧先将其二女“厘降妫汭”,而后从它方将虞舜姚重华嫔娶而来的上古往事。类似这样的记录,在陶寺文化和“尧舜之邦”范围内,没有任何处所能够与之对应。对此节事,如同当年女娲蹬踢其丈夫滚走一事一样,长期以来也不被“缙伸先生”们所理解与相信。

上古社会的婚姻、家庭与现今一样吗?若不一样的话,又该是什么状况?以上这两节传说与记录,是假说呢?还是上古真实地写照?

二 三类群婚形态

伟大导师恩格斯很重视对人类社会婚姻与家庭的研究。他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之前,人类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姻制和一夫一妻制等三种主要婚姻形式的演变。他说:“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说明,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模式,并非千古一律,而是与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相匹配的变革着;其演化形式,基本上就是上述三大类型。

以汉族为多数的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与全世界大多数民族基本相同,也经历了这样的三段发展过程。群婚制是必然经历过的历史阶段。

旧石器时代上古的人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尚过着“聚生群处、知其母不知其父”,“男女杂游、不媒不婚”的混乱性生活,无所谓氏族与家庭,史称“杂婚时期”。到了距今一万三千年以后的细石器时期,人类才开始有了依辈份而限制的两性生活,排除了在本群体内部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性混乱状况。从而使人类本身的质量,有了显著地改进。此即是所谓的“族内婚”或“内婚制”时期。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氏族”始自于“内婚制”,各个社会群体内部,从此开始了血缘世系的论说次序。

时至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由于不同氏族群体之间两性交往的发生与增多,由此所生育的下一代要比“内婚制”所生育的子女们,在其思维和体质等各个方面,都要优越得多的事实,较多的出现,在生活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并予以承认;原始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化到不同氏族之间按辈份的婚姻交往,每隔一定的期限,各个氏族之间,互相派遣成年男子加入于对方的氏族群体之内,与该氏族的成年女子们按辈份的成婚。学界称此为“族外婚”或“外婚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婚姻模式,都属于群婚制;然而,却是在不断的发展进步着,每一个后者都要比前者趋向科学,都是人类学史中的一大进步。

恩格斯指出:只要存在群婚制,社会必然是以母系为主体的“母权制”时代。在母权制的时代里:

1、群体内的所有财产,统归于一位老祖母掌握,该群体里的所有人们,统由这位老祖母领导与调遣。

2、群体内所有人的辈份,一律以本氏族出生的女性顺序排列。

3、群体以女性为其本体,唯妇女有财产和领导地位的继承权,男士们无此权利。

4、丈夫们生前只有从事劳作、战斗和过夫妇生活的义务或职责,死后尸体返葬于其母亲氏族的公共墓地,表示魂归故里。

5、由于当时要不断地抵御野兽和与外氏族之间的械斗,各氏族内均设一至二名男性军事酋长,届时指挥战斗。

恩格斯在书中指出,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对某些不积极劳动和服务的“丈夫”,妻子们有权随时发出“收拾行李,准备滚蛋”的驱逐令。恩格斯同时还指出,那时候“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与其它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防护森林。”因此,在当年的条件下,人们必须群聚;那些被妻子们驱逐出去的单个人或少数的“丈夫”们,在他们被赶走后的流浪过程中,不是被野兽吃掉,便是因冻饿而致死;再一种可能就是被其他氏族俘获宰杀而食,求生的希望很小。

丈夫服从妻子,是上古时代的事实。

三 主体与依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这种“外婚制”又会被“对偶婚姻”模式所取代。

所谓“对偶婚姻”,是由原来较大的群婚状态,分化缩小成为数较多“支群婚形态”的小团体。在这些“小团体”中,所有妻子都是出生于本氏族同辈份的姑娘,其丈夫们则是由外氏族引进介入的同辈男子;虽然也属于群婚的性质,而其规模范围却要比原先窄小得多。其内的所有男士才是其内所有女性的丈夫,其内全部女性也才是其内所有男士的共同妻子;该小团体以外的人们不能介入其内。还有,这个小团体的各位女子,每人只认其丈夫群中的一位男士为主夫,其余者虽也是“丈夫”,但都归于“其次者”。与此相适应,其小团体中的每位丈夫,也以他的多个妻子中的一人为其主妻。其余者均有所疏远。这种缩小了的“外婚制”群婚模式,实际上已是后来“家庭”的雏型,人们从此开始了既知其母、也知其父的历史新时期。这是“对偶婚姻”与“外婚制”群婚的基本不同之处。

外婚制和对偶婚姻存在为时较久。在这些婚姻状态下,各个氏族所出生的全部成年的男人们,届时必须分批的“嫁出去”;出嫁前的男子以母亲之姓为其所姓,出嫁后则必须更改而依妻子的姓氏,这就是重新“得姓”。又因为只有男士才能“出嫁”,从而决定了也只有男人们才能有再得新姓的机会与可能;姑娘们不出嫁,没有这一层的必要与麻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1、《国语》:“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姬、酉、祁、已、藤、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2、《潜夫论》:“祝融之子分为八姓,已、秃、彭、姜、岩、曹、斯、 芈。”

3、《潜夫论》:“帝尧之后有陶唐氏、刘氏、御龙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隋氏、范氏、彘氏、鄃氏、冀氏、蔷氏、扰龙氏、狸氏、傅氏。”

如此等等。

这就是说,当年的黄帝、祝融、唐尧等人的男孩子们,起初统一依其母亲而冠氏姓,后来出嫁了,又各自依从自己的妻子们而改作他姓。黄帝这十四位男孩子都是出嫁到外族的;十四人中有两对,每二人共嫁至一个氏族内,只得了两个姓;所以十四人只得了十二个新姓。其余十一人为女儿,被留在本氏族内主事守业而不出嫁再得什么新姓。依此道理而类推,《潜夫论》里所介绍的祝融、唐尧等人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女儿同样也不出嫁,所以也同样没有重新再得新姓的理由与事实的存在。

不难看出,在当年“外婚制”和“对偶婚姻制”的前提下,相应的都是部邦社会为其背景,各氏族、家庭、部落等群体内部,妇女群众为其主体,丈夫们都是在交换中被从外部吸引进来的“外来者”,是从属附加的成份。

这就是被恩格斯与所有史字家们标注的“母权制”时代。

在母权制时代里,不同氏族之间建立有联姻关系,典籍里的陶唐与有虞两部落之间者,即是如此。这种联姻关系可能是两个氏族之间,也可能是建立于多个氏族之间;这里存在有引进来与送出去两种不同实施过程。《尔雅·释亲》里所反映的被当代人称谓的孙子,外孙等不同的名称,就很有趣:人们呼“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从这些与当代截然不同的特殊名词里,也可窥知当年氏族间联姻关系所导致的往返程序与过节,也是当年男子必须嫁出去的一种反映。

四 墓葬制的说明

与这种婚姻状况相匹配的,是上古不同时代墓葬规制、习俗的存在与变化。

考古证实,北京周口店老骨山山顶洞人时期,已有葬俗存在,并有随葬品、红色粉末涂染尸身等现象。说明此时的原始人们,已经存在灵魂意识。

在“外婚制”时期,丈夫们依从妻子居住,其所生子女归属妻子们的氏族群体所有;丈夫们死后须回埋于原本的母亲氏族公共葬地;因此,墓葬不会体现夫妇关系。今陕西省宝鸡市西首岭有该时期的四百多座墓葬出土,男女依性别聚葬于不同的区域。今山东省兖州市王因村被发掘的四处该时期的墓葬群里,有男性同葬者十座,女性同葬者七座;有异性者二人同葬的十七座,有异性三人同葬者三座;这二十座异性合葬的墓内,所葬者全是成年妇女与幼儿,不反映夫妇关系。是当年“外婚制”时代的遗存。

距今八千至六千年间的仰韶文化,也在母权制时代,多处考古出土古墓,呈现出如下的葬俗特色:

1、存在有公共墓地,葬式成排列行,公共墓地外存在有少数零散墓丘,系非本氏族的死者。

2、有单葬、合葬和二次葬等的不同形式,合葬者多为同性葬,异性合葬者亦皆为成年妇女与幼儿,也不反映存在夫妇关系。

3、随葬品为死者生前用品与装饰品。

4、尸体涂红,冀期再生。

发展到距今六千年至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时代,成年男女异性合葬已经出现,且呈越来越多的发展之势。据考古学家何驽先生等人介绍,龙山文化时期的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文物中,其墓葬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其晚期者夏代文化性质明显;其早、中期的墓葬者,尚在尧、舜时期。

尧舜时期的这些墓葬里:

1、依旧以血统关系为主要维系纽带,基本上排列成行。

2、大型墓葬里的首酋们,互相之间并非同一血缘相承继,“外婚制”特色明显。

3、随葬品的质与量都相差悬殊,已有分化而形成的阶级存在。

4、至少有数组成年男女异性合葬之墓被发掘,证明此时此地对偶婚姻的存在,并有所发展。

所有这些,象征着母权制虽已遇到严肃地挑战而趋向衰蜕,但依然普通的存在着。

五 文献中的“母权制”

在这种以女性为主体,以男子为流动客体的社会体制里,女性祖先的名字,长期而普通的令人关注;至于他们的丈夫们是谁,往往被忽略不计。典籍中,华胥氏履巨人之迹而生伏羲,女登感神人而生神农,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枢感红光而生颛顼……,都是母权制的体现。

据《文献通考·卷三三九·四裔考》所载:东女、鸟桓、尾濮、獠、铁勒、勿吉、高句丽等民众,昔时均为母权制。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介绍,室韦氏等民众,直至隋唐时期,仍留存有相当浓重的母权制残余。如《四裔考》在介绍“东女”人时写道,该部民众“以女为君”,“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之。”又说该部民众“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披发以青涂面,唯务战与耕作而已;子从母姓。”当介绍高句丽人的婚嫁时又写道:成年男子“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母权制”现象。

但是,这种曾经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母权制”,后来还是被“父权制”给否定了。

六 从虞舜到夏启

在尧、舜时代,母权制度已成衰减趋势,但依旧明显的存在着。

1、唐尧由他的母亲庆都生育于其娘家伊祁氏之族,出生后始姓“伊”;其父为赤龙,姓名不祥。

2、虞舜由其母亲握登生育于诸冯姚墟姚姓之家,始以母亲之姓“姚”为其姓;其父为“大虹”,亦不祥其姓名;后世的《史记》等书中介绍其父为“瞽叟”,却还是位目盲而特别惧内的糊涂之人。

3、为了建成巩固的“尧舜之邦”,帝尧先“厘降二女于妫汭”,而后从他方把虞舜姚重华嫔娶而来,在妫汭区与二女完婚;并长期的居住、生活于女方之“宫”,受到二位妻子的多方佑护。

如此等等,突出女性是明确的态度。

古典籍介绍夏禹及其子夏启时,则换成了另外一种腔调。

据《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国语·晋语》等文献及其有关注疏介绍说,夏禹之父崇伯鲧因为治水无状,被虞舜殛之于羽山;方时,其体内已怀着子禹。他死后三年尸身不腐,禹在他的体内发育成人。上帝闻知后,即派遣一位手持“吴刀”的天神下降,将崇鲧遗体剖开,从其腹中跃出一条虬龙,这就是后来的夏禹。又据《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释时引《淮南子》所介绍,大禹在以后指挥民众治理洪水之际,其妻涂山氏女娇已经怀孕,后来因故变成一块巨石;其子夏启在这块巨石腹中发育成熟之后,该巨石自行开裂,从石缝中跳出夏启落地。

唯物史观认为,对上古神话有关的奇情怪事,自然不能不加分析的信为真实,但却是上古时代创世业绩真实的影子。因此,有关夏禹和夏启父子两代人的此类神话,虽断不是信史的记录,但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的是——从虞舜开始,母权制已受到严肃的挑战;夏禹时期母亲们已经被淡化;到夏启时期,父亲们巍然于人们的心目之中。父权制基本上占到了统治的地位。

正由于此,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指出:“中国母系氏族之转向父系氏族,是从传说中之‘夏启’始。”中国社会从夏禹传位于其子夏启而终止禅让制起始,各家族内部皆以父系血统为其顺序。

这也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向前迈进的步伐,是中国社会向前迈进的关键性的一步。

七 过渡性的痕迹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首《浣溪沙》是宋代著名学者晏殊先生的代表佳作之一,虽无悲观情绪,却和盘托出先生对逝去辉煌往日的惋惜与留恋。

有所失逝,就有所怀念与痛哀。

母权制被父权制所取代,从此男子在家庭里和社会上都掌握了支配权,也跃上了婚姻的主导地位。此前,男子在家从其母,出嫁后从其妻;而今变成女子在家从父、出家从夫;以前是女方娶丈夫,男大出户;而今变成男子娶妻而女大当嫁,姑娘长大后必须嫁到别人之家。这对男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解脱与进获,而就广大妇女群众来说,的确是一场极大的失落与悲哀。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变换,是作为新娘的出嫁者本人和其家庭、氏族、亲友等等,都有一种难以名状和难以承受的痛苦。为安慰这种所失情绪,在历史的长河里,曾经有过一些“过渡”性的形式出现。其中就有一种“劫夺婚”,颇具代表意义。

“劫夺婚”也叫“佯战婚”或“掠夺婚”,是以作假的“争斗”为形式,表演强行夺取新娘的成婚“善做戏”或“妙作戏”。《易·屯六》云:“屯如邅如。匪寇,婚媾。”《易·睽上九》云:“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匪寇,婚媾。”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文里,说这两条《周易》爻辞是:“描写劫夺婚的诗歌。”

在一般情况里,历代实施的这种“劫夺婚”,是一种真戏假唱的过场形式,故《易》写明“匪寇”,而是“婚媾”。《礼仪·士昏礼》有规定,昔时男方娶亲时,须前往十数位全副黑色服装的伴随者,“载鬼一车”是对此的夸张艺术化。魏晋以来我国爨族仍行施此俗;曹树翘先生在《滇南杂志》里写道,该族“嫁女三日前,(女家)执斧入山砍伐带叶松,于门前结屋。(届时)坐女于其中。旁列米淅数十缸,集亲友执瓢、杓,列械环卫。婿及亲族新衣黑面,乘马持械,鼓吹至女家;械而斗。婿直入松屋中挟妇乘马,疾驱走。(女方)父母持械、杓来淅婿,大呼亲友同逐女,不及。怒而归。新妇在途中故作(挣扎)坠马状三,新婿挟之上马三。则诸亲族皆大喜。”这段话,是对《易经》《屯》、《睽》二卦有关爻辞的活报戏,是艺术的再现。

全国解放前、后,我国云南省的景颇族、傈傈族和傣族等,都盛行过此种“劫夺婚”。其过程是:男女青年事前约好时间与地点;办喜事的当天,新娘要假作呼救,家人和亲友们立即赶来声援抗拒,新郎带领其伙伴们变着法的将新娘抢夺逃跑而去。完全是作戏交待给世人们看的。

至今土家族等地民众,婚事中仍有一场严肃认真的“哭嫁”仪式。谁都知道,男婚女嫁是大好的喜事;但大家仍必须抱头大哭一场之后,才算正式完成。表现出婚事由男从女转向女从男的无奈与伤感,是一种不满情绪地发泄。

历史上曾经长时期的女娶男嫁的阅历,铭刻有深深的社会烙印。

八 结言数语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理顺进程、辩别真伪、继承精神,是史学者们应有的学问品质。就信史、神话、民俗、传说等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要科学的分析,从中引出有益于事业的哲理、信念和精神原则。

1、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都经历过母权制时期,并由此过渡到后来的父权制形态。婚姻领域里也有过丈夫依从妻子、男子出嫁、姑娘居家守业娶夫的历史阶段,并由此逐步过渡到妻子依从丈夫、女子出嫁、男子守业娶妻的婚姻家庭形态。

2、女娲时代是母权制的鼎盛时期,尧舜时代,是母权制度受到挑战而依旧存在的衰蜕时期,是向父权制的过渡时期。

3、夏代是父权制基本上取代母权制的起始,禹传启而家天下的轶事,是其标志性的过渡;但以后各地仍有旧有母权制时代留下来的社会遗痕。

4、洪洞县赵城镇一带有关女娲专权的传说,是信史的佐证,寓存有科学的成份。

5、《尚书·尧典》关于虞舜从他方嫁到妫汭区域、依从其妻帝尧二女的文字记述,凿凿信史,并非传说可比。

6、帝尧二女与虞舜成婚,既非封建时代的媵婢制,也不是后来社会的妻妾婚,而是上古群婚制的遗俗,对偶婚姻的实例;考古证实,这种习俗仍存在于尧舜时期,唐尧、虞舜及其二妃,均须予以遵循之。

7、洪洞县的以羊獬、神立、万安三个村庄为主体,多年来久盛不衰的走亲习俗,反映、再现了五千年前的那段女娶男嫁的真人真事。

8、五千年的文化看山西。看什么?不是看那些他方照样普通存在的近代、当代的常情俗态,而是要看那些他方没有、唯此独存的原汁原味、古色古香,给人以受益;其中也包括古代奇特的婚嫁习俗文化。

9、欢迎全国各地,世界五大洲的朋友们来洪洞县,重温四、五千年以前那段女娶男嫁的远古风貌,祖先往事,从中以补益。

九 且看“东方女儿国”

李学勤先生指出:“虞”代距今已有五千多年了。

五千年后的当今,我国茅口、扁担山一带的布依族在婚嫁中,当新娘被男方接上出村口时,仍要被新娘所在的寨子上的人们,佯作追打截堵;傣家人成亲时,新娘领上新郎先去其娘家住够七天,才有资格双双回到男方家探视其翁姑;于夫家仅住够三天之后,就要又回返到妻家久住生活。

我国云南丽江市东北部的永平县、燕洞县之间的泸沽湖旁边的泸沽湖镇一带的摩梭人,至今仍旧行施着“母权制”。他们的各个大院里,都是由一位老祖母当家主事,受到大家的尊敬与服从。其家各代的成年姑娘们,都有自己的“绣房”而列居;所有未成年的子女们,在这诸多的“绣房”里的与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该家族成年后的男子,必须出外边“走婚”;该院内各位姑娘的丈夫们,也皆是“走婚”嫁过来的外地人或外家族之中的成年男子。

所谓“走婚”,是“丈夫”们必须从外地、外家族走过来的表义,他们白天在外地劳动、工作以赚钱养家,傍晚时分才能走入自己妻子的“绣房”,与其家人团聚;他们均不准由院子的大门走进,而只能搭上木梯由窗户入室;他们夫妇双方的关系单一而稳固。各位姑娘家的所有经济收入,必须全部交给住于上房之内的那位“老祖母”,不能截留“私房”钱与物;各小家庭的经济开销,一应地由“老祖母”负责支付。成年的男人们在外“走婚”期间,可以回家探视母亲和祖母们。媒体介绍这种独特的习俗时,美称之为“神奇的东方女儿国,奇妙的阿夏‘走婚’制。”

女娶男嫁,古今皆有。

这种以一夫一妻为前提的“走婚制”,是群婚制时代“外婚制”模式的反映与遗俗,其内部的领导权、辈份排列与财产的继承权等等,均系母权制时代的原型,五千多年前的状况可想而知之。上下五千年间,变化很大,但“东方女儿国”还是被人们保存了下来,十分珍贵。恭请有志于此者前往一观,以开阔胸怀。

所以会能有“五千年的文化看山西”这句名言,是因为除了考古文化以外,还有许多古代民俗和传说,能体现五千年前的真实事。

上下五千年,为时非短,昔时的风土人情,全国各地能保存者甚少,故很珍贵。当代社会男娶女嫁的结婚过程,戏曲、电影、小说和生活现况实际里,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山西省有,其它省份里也有,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而女娶男嫁的上古迎亲的习俗,已被认为难见了。可贵的是在山西省洪洞县境内,的确还有一种艺术的再现存在着,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也恭请有志于此的诸君,前来一观吧。

羊獬、神立和万安三村为主体的民俗走亲活动,泥土古香,人文奇葩。

周文洁

二O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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