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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记忆:千年古衙霍州署之主院精粹

主院精粹

上一讲,我们一同了解了霍州署衙的前院建筑,并对其建筑特点和功能有了基本的认识。然而当穿过丹墀踏入仪门后,那长长的甬道、醒目的箴言、庄严的大堂,不禁又让人们多了一种历史沧桑感,多了一份对衙门规制的思考。那么,作为古代衙门的主体建筑,这些结构、规模迥异的建筑究竟各自担负着怎样的职能?而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们如今又将折射出哪些宝贵的官署文化呢?《千年古衙霍州署》 《主院精粹》,为您讲述。

署衙主院主要包括仪门、缮状房、甬道、戒石亭、月台、大堂、大堂东西耳房、大堂东西科房等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都承担着相应的施政功能。现在我们先讲一下仪门和缮状房。上一讲我们只讲了仪门的名称由来及其建筑特色,这次我们讲讲其行政职能以及仪门的相关配置。先看一下仪门上的摆设。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面鼓,这面鼓叫鸣冤鼓,古代老百姓有冤情,就可来衙门击鼓鸣冤。但击鼓前你必须想清楚是否真的有冤情,程序对不对,特别要看一看仪门两边的“警示碑”。警示碑左边写着“诬告加三等”,右边写着“越诉笞五十”。因为霍州署为州级,下辖几个县,除霍州本地人有冤可直接来州衙,其他几县民众告状必须先到县里去告,县里处置不了或处置不公才可到州署来告,否则直接越级上告,有理没理都要用竹条先抽五十。从这点可以看出,从古代到现代都是反对越级上告的。同时,如果查明你是诬告他人,还要罪加三等。所以到衙门上访告状时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你真有冤情,你就可以击鼓鸣冤。你一敲,门头值班衙役就会出来问话,如果你带有状纸,衙役就会帮你把状纸递给审案官员。如果你没写状纸,衙役就会要求你去写一纸诉状。

今天,我们在影视剧中也经常看到“击鼓鸣冤”这一情景,似乎只要一敲鼓,无论案子大小、主管官员是否情愿,都必须受理老百姓的诉状。然而在古代,老百姓告状真的如此容易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告状不仅不容易,而且一纸诉状还给后人留下了“一字进公门,九牛拉不出”的民间警语。

写诉状你可以自己找人去写,也可以让衙门的人帮你去写。如果你让衙门的人帮你去写,你就需要到仪门东侧的缮状房。缮状房里有专门替人写状纸的先生在那里等候。不过写状纸是个见诸文字的东西,它跟说话不一样,所谓“白纸黑字”,写下文字就是证据,如果写的情况不属实,就属于诬告。诬告一经查出就要“反坐”。也就是说写下状纸递上去,就成了法律字据。如果不属实,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民国时霍县知县汪志翔专门撰写了一副楹联,劝解人们不要轻易到衙门具状诉讼。这副楹联是这样写的:“有甚屈情,可来此处分诉;无大冤枉,莫到这里轻来。”就是劝告人们不要轻易就到衙门告状。还有一句民间流传的古代警语:“一字进公门,九牛拉不出。”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白,就是说给衙门或者给官员写东西,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方可下笔,如果随意而写又任意而递,一旦把字据交给了衙门里,再要去抽回和反悔那就来不及了。事实上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因随意向上级递交书信而招致祸端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必须明确“一字进公门,九牛拉不出”蕴含的深刻道理。如果必须得写状纸,一定要拿出证据,经得住查证才可进行。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招致不良后果。

在古代,我们先不说原告是否真的有冤情,光一张状纸就将老百姓的告状难易程度及其所承担的风险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衙门作为为老百姓审案平冤的地方,它不但要求老百姓在上告时要实事求是,而且还要求州府官员要有明确的为政之道。下面这座“戒石亭”就为我们呈现了古代为官者的当官准则。

从州署与仪门相连接的这条宽6米、长62米,高出地面一米的长长走廊叫作甬道。它是霍州署衙迎送上级及贵宾的专门通道,也可以称之为古代衙署的“迎宾通道”。在甬道上建有一座戒石亭。之所以叫“戒石亭”,是因为这座亭子专为安置和展示箴言警语等提醒署衙官员的“戒石”而建。让我们先看看戒石亭里面的这两块戒石上写着什么。东边写着“公生明”,西边写着“廉生威”,这六个字取自明代霍州学正曹端所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欺,公则民不敢慢,公生明,廉生威”。这段话作为为官箴言,曾被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多次引用。但是,大家也许不会知道,这句话的源头就在霍州署,说这句话的就是明朝时任霍州学正的曹端老先生,所谓学正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局长。我们再看看戒石亭的北面楣额上方写的“清慎勤”三个大字。清就是为官要清正廉洁,慎就是办案处事要谨慎小心,勤就是为政要勤奋勤恳。“清慎勤”是古代最常见的官府匾额,可以说在各级官署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州县衙门里的这三字匾,有的挂在大堂上,有的挂在穿堂、二堂,而霍州署是直接书写在戒石亭的北向门楣上,“清慎勤”,这三个字的来历很久,据《三国志·李通传》注引王影《晋书》记载:李绪之子李秉很有才干,曾任官泰州刺史。他过去陪伴司马懿时,有三位长吏来见,辞行时司马懿对他们说:“为官长应该做到清、慎、勤。具有这三种修养,还用担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辖的地方吗?”三人同时表示遵照训示去做。司马懿又问:“必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话,这三者哪个最重要?”李秉回答:“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司马懿称赞李秉抓住了核心。从此这三个字就成了对官员的基本要求。而在霍州署这三个字正对州署大堂,知州每天升堂办案,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几个大字,这就像警示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州署官员。

“公生明”“廉生威”“清慎勤”这些朴实无华的字眼,集中反映了为官者公正无私、勤政尽职、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然而在戒石亭,这样的官场箴规不止一处,它的东西两块碑文还用警醒的十六个字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一对对立体 官与民。

我们再看看戒石亭下面两块碑上所书文字。先看西面碑上所书为:“尔奉尔禄,民膏民脂”,再看东面碑上所书为“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十六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句说的是:做官的吃喝穿用等所有花费都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才是为官者的衣食父母,当官者心里一定要有老百姓,要有报恩思想。下句说的是:不要以为老百姓处于弱势就可以随便欺负,假如你仗权仗势欺压百姓,上天是不会饶恕你的,最终必会遭到报应。据查找有关资料,这四句话是从五代十国后蜀国主孟昶所写的《颁令箴》中摘录的,孟昶写的《颁令箴》共有二十四句。据说宋朝灭了后蜀后,宋太宗觉得这《颁令箴》有点意思,只是有些太长,不便记忆。于是他就从中挑选摘录了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亲自书写,下令要求各地官员都要把这十六个字刻在石碑上号为“戒石”,置于公座之旁时时提醒。我们常说的“座右铭”有可能就出自于此。宋朝灭亡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又下令把这块戒石放大,搬放大堂院落的中间,正对着大堂内长官坐堂的公座,让长官审案时抬眼就能看见这块戒石铭,从而感恩天地良心,以求达到办案不偏不倚公正处事。

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导致了官与民对立的状态,而在无数惨痛的教训中,老百姓逐渐总结出了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民不与官斗”,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然而霍州署衙的“戒石亭”却给了为官者明确的警示,它不仅揭示了官员必须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而且还体现了“官本位”与“民为贵”的为官态度。那么,在霍州署衙还有哪些建筑独例呢?

在霍州署州署大堂前有着一块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20米的长方形平台,这就是月台。州署大堂前建设月台,一方面是为了州署大堂的基础坚固,起护基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为群众能观看官员审案提供平台,起看台的作用。再一方面增强州署大堂威仪,起衬托的作用。霍州州署大堂配有400平方米的月台,而且月台还高于周边一米以上,这在全国的地方衙署大堂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透露出霍州署衙建筑的独特个性魅力。在月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对元代石狮和一对唐代石虎。月台上的这对元代石狮和唐代石虎雕的都是卧姿,这在衙门石刻狮虎中也是极少见的。特别是月台上这对唐代石虎,距今已有1300余年,如今已被风化失去了它本来的面貌。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霍州署的主体建筑 元代大堂。先说说大堂的称谓。大堂也叫正堂、正厅。过去之所以把官员审案断案的地方叫大堂或正堂,是因为在古代最初的时候,皇帝的宫殿也叫殿堂,殿和堂是不分大小尊卑的,后来政权逐步增加了层级,于是就把皇宫的宫殿叫大殿,把地方衙门的大殿叫大堂,这是为了显示等级而搞的一种人为的区分。之所以大堂又叫正厅,则是因为古时候,官员们把审案断案叫听讼,因为听是在房子里面进行的,所以就有人给听字上面加了一个房顶于是就成了“厅”字。又因为统治者总认为他们是代表王权和正统的,所以就又把官员审案断案的地方叫正厅。

走过“戒石亭”,迎面而来的霍州署衙主体建筑 元代大堂顿时令人生畏,那充满威严感的大堂暖阁,那大堂前所立的“回避”“肃静”两个木牌,那被原告跪的已经凹陷的原告石,无不彰显着法律的庄严性和权威性。然而主持大堂的便是端坐于大堂之上的州署职官知州。那么,知州这一称谓有着怎样的来历呢?而在大堂上又有着哪些主要的堂事活动呢?

说完了大堂的称谓,再说说州署职官的称谓。我们知道,在相当多的朝代,府、州、县的行政长官的称谓都叫“知府”“知州”“知县”,也就是说,一个“知”字加上它所管辖的行政范围就是其称谓。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个“知”字,而不是加其他字?加这个“知”字又有何讲究与妙处?我们不妨作些探究。大家不妨看看《辞海》中对“知”字的意思是如何解释的。《辞海》中对“知”字的解释最主要的有三种:一种是“知晓”的意思;还有一种是“主持”的意思;再有一种是“智慧”的意思。如果我们把“知”字所包含的这三种意思组合一下,就是说,要主持好一个地方,不但需要拥有智慧,而且还要知晓地方上的各种情况。也就是说主持的前提是“智慧”和“知晓”。这和我们今天强调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并搞好调查研究是不是一个道理?明白了这几层,我们就会感到古人用“知”字与地域结合作为官员职位的“称谓”,实在也是有其良苦用心的。接着我们说一下州署大堂上有哪些堂事活动。州署大堂最重要的一项堂事就是审案听讼。根据《宋史·礼志》这本书记载“唐朝故事,只日视事,双日不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根据唐朝的典章制度,州县衙门单日坐堂办公,双日则不坐堂,这项制度宋、元、明、清各朝基本维持没变。需要到大堂上审理的案子,一般之前都已在二堂进行过一些调解和预审,除特别急迫和重大的案子才直接在大堂审断,所以大堂审理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公审。如果说,二堂审理重在调解,是“和为贵”,那么大堂审理则重在法断,是“法如山”。所以能够在二堂处理结束的,就不要轻易到大堂来,到了大堂审理就只能依法严断,而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在前面的讲述中我们知道,衙门的“衙”字取自“老爷堂上座,衙役排两边”之意,今天当大家真的置身于大堂时,那种官老爷升堂审案的阵势便不由得在人们脑海中浮现。而事实上,大堂在古代不只是担负着知州在此审案听讼的职能,它还是一些重要仪式的施行场所。

霍州署大堂的另一项庄重堂事就是新官上任要在大堂进行授印仪式。古代知州到任都要进行隆重的授印仪式,以示对王权的敬重与遵从。授印仪式一般都安排在大堂进行,并且由上级官员亲自主持这项仪式。知州接受象征权力的印信后,还要由众官陪同到城隍庙向城隍神祭拜并且宣誓。在大堂举行的还有一件辅助堂事,就是新任知州到任后要举行的排衙仪式。排衙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见面会,也就是提供知州与衙署官吏们集体见面谈话的机会,只是排衙需要按照一定的仪式和程序进行。进行这些仪式和活动,都是为了确立知州的地位与威信,使知州对属下有一个最直接最简捷的认识了解渠道。这对于尽快促使衙门这台统治机器运转起来,的确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进行排衙堂事在各个朝代都作为定制要求必须遵守。

最后,我们讲一下州署的下属办事机构 东西科房。霍州署的东西科房两边共有34间房楹。主要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大科房,这六大科房主要承办官员管理、土地税赋、教育民政、兵丁征集、诉讼结案、城建水利等,相当于现在我们市政府所设的组织部、税务局、教育局及民政局、人武部、政法委、城建局及水利局等各职能部门。六科房由于其职责与职权不同,过去就有人编成谚语,用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来概括其地位与特征:“吏科贵而户科富,兵科武而刑科威,礼科穷而工科贱。”当然这样的概括并不是很准确。这只是人们对旧时代衙门办事机构的一种戏谑,听听而已,不需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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