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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都新田之青铜春秋

青铜春秋

上一讲中,主要为大家讲述了侯马晋国遗址引起考古界高度重视的原因以及在发掘侯马铸铜作坊2号遗址时所出土的大量陶范。重温历史,晋国的铸铜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这里出土的大量陶范除了制作精美的礼器、乐器外,还有许多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器物悍然问世。那么,这些器物各自有着怎样的特色?它们又反映了古晋国的哪些情况?而在这些器物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呢?《晋都新田》系列节目第三集 《青铜春秋》,为您讲述。

上一集我们了解了考古工作者在发掘2号遗址时,出土了大量的模范,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技术上的难题和生活中的困难。那么铸铜遗址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

 

1962年11月至1964年1月,国家文物局第二次抽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省市的考古人员来侯马支援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地点主要是22号遗址,工地由黄景略先生主持。整个铸铜遗址中就是以2号和22号遗址出土的陶范最为丰富,我们前面讲了2号遗址出土的陶范主要以礼器、乐器为主,22号遗址出土的陶范,有空首布范、工具范、兵器范。空首布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郑、卫等国铸造流行的一种金属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之一。比它还要早的货币是海贝,贝是贝壳的贝,所以汉字中凡是和价值有关的字,都带有一个“贝”,比如财产的财,贪婪的贪。随着社会进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货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海贝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人们便用玉、骨等材料制成海贝的样子,后来又出现了铜贝。与此同时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开始出现,晋国率先出现了一种新的货币形式 空首布,它的形状模仿的是古代的一种农具铲子,这种铲子带有一个把,为了安把,部首上方有一个地方是中空的,铸成货币后形状也是这样,因而叫空首布。在我们侯马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新田广场,新田广场从空中俯瞰就是一个空首布的造型,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大量空首布范的出土说明了当时晋国铸造货币量之大、使用范围之广、商业贸易之繁荣。

“南来北往商贾地,千车百货旱码头”,千百年来侯马作为晋南的交通枢纽以及商品集散地,在新田时期这里就已成为北方各诸侯国最为繁华的都城之一,因此,铸铜遗址大量货币的出土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然而在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110块铜锭,那么,这些铜锭又向我们抛出了怎样的史实呢?

在铸铜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在两个储藏室里发现了110块铜锭,共有191公斤重,其中最大的一块长32厘米,宽8厘米,厚1.5厘米,重4公斤。那么这些铜锭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侯马没有任何矿产资源,所以这些铜锭肯定是从外地运来的。又是从哪儿运来的?据考证它们应该产自垣曲一带的中条山,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讲到晋国在建国时只是一个方圆百里的二等侯爵国,虽然一直进行着武力扩张,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直到春秋早期,它的势力范围仍然没有到达中条山,更不可能占有中条山的铜矿了。所以在还没有拥有铜矿的情况下晋国要用大量的盐到南方换取铜矿石,回来后再进行加工,这样的话铜器的制作成本就很高了。价钱高了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买或少买,但当时的战争频繁,士兵们手里拿的兵器可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每年晋国的军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说到这要提到一个人 晋献公,晋献公是晋文公的父亲,他是晋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可以这样说,是他使晋国有了争霸中原的实力,是他使晋国走进了强国之列。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强大就要靠武力的征服,而武力又取决于经济实力。所以晋献公站在长远的战略高度考虑,于公元前660年,派太子申生讨伐位于今天垣曲的赤狄叫东山皋落氏,赤狄是当时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统称,这场战役晋国大胜,从此蕴藏丰富铜矿的中条山就纳入到了晋国的版图,从而为晋国铸铜业的兴旺发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通过这些铜锭,我们不仅看到晋献公为晋国在春秋后期,能与楚国在霸主之争中平分秋色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同时也看到了铜这一金属在当时的重要意义。那么,在以青铜器为主的春秋时代,是否所有的器物都是纯铜铸造而成的呢?而对此,史籍中又有着哪些重要记载呢?

青铜其实并不是纯铜,而是纯铜经过高温与铅、锡熔合在一起的一种合成金属,和纯铜相比,青铜的硬度高,熔点低,金属光泽和抗腐蚀性能好。当时根据所铸造器物的不同,铜和锡的含量也不一样。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的记载见于《考工记》,这是先秦时代独一无二的、记录生产技术的最早档案。《考工记》中记载了六类器物的不同含锡量,称为“六齐”,齐就是剂,剂量的剂。例如“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意思是说在铸造钟和鼎时,铜和锡的含量分别是铜占七分之六,85.71%,锡占七分之一, 14.25%。如果要铸造兵器,《考工记》上是这样写的,“戈戟之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铜的含量占五分之四,80%,锡占五分之一,20%,这说明锡的含量越高,硬度越大。例如越王勾践剑,经过化学分析发现含铜80.3%,含锡18.8%,还含铅0.4%。这个合金成分的比例印证了《考工记》配比的科学性。随着各项技术的提高,晋国也是出现铁器最早的诸侯国,晋国使用铸铁的第一次确切的记载,是在公元前513年的冬天,晋国的卿大夫赵简子、荀寅在汝水边筑城,同时借此机会“遂赋晋国一鼓鼎,以铸范宣子所谓刑书焉”。意思是说晋国的卿大夫赵简子、荀寅借着修建城池之际,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一鼓铁,一鼓是240公斤,用这么多的铁铸成一个大鼎,鼎上铸着一部范宣子写的刑书法典。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晋国的冶铁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了,山西又多山,盛产铁矿,所以原材料十分充足。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侯马北西庄发现了农具铁犁铧,在西侯马发现了一枚铁针以及乔村墓地出土的铁带钩,都以事实证明了春秋时晋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铸铁技术,并把这种新产品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

在春秋时期铸造器物就有如此科学的配比,再加上炉火纯青的铸造技艺以及精美绝伦的造型艺术,难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青铜器可以与之相媲美。那么,除了铸造时的科学配比,古人在造型艺术上又有着哪些大胆而独特的创新呢?

从这些出土的模范纹饰上不难看出,周代的思想意识与商代有所不同。到了西周中期,商代青铜器上那种狰狞肃穆的兽面纹饰开始发生变化,兽面纹以前叫饕餮纹,是青铜器常见的纹饰之一。《吕氏春秋》上说:“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张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了,是贪欲的象征。春秋时期,由于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精美华丽具有较强艺术性和欣赏性的青铜纹饰成为当时的主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主体花纹基本以动物性的蟠螭纹(螭,一种小龙)、兽面纹、蟠虺纹(虺,一种小蛇)、凤纹为主,在我们晋国古都博物馆二楼展厅里,陈列着一块陶范,叫凤纹钟钮模,在出土的五万多件陶范中仅此一件,长14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 呈鹰嘴蛇身蜷曲状, 周身布满鳞片,排列均匀,保存较为完整,堪称陶范中的珍品。也有的陶范上纹饰动物蜷屈起来首尾成对或成组出现,还有更复杂的就是两种动物在一起的构图,躯体互相缠绕撕咬。纹饰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人形范,其中有一块,人的双手上举,手背向前十指并拢,头戴月牙形帽子,身穿长袍,袍上布满宽带的雷纹,腰上系的带子在前面打一蝴蝶结,整个人好像是在向后用力,显然它是一个支托某器物的足类部件,而且人形范出土也对我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春秋晚期,还出现了许多反映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纹饰,有狩猎、战争、建筑、宴飨、采桑等场景,这些纹饰的出现意义重大,是当时社会变革的真实反映。由神到人主题纹饰的改变,说明了当时人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晋式铜器的精美,不仅仅表现在铸造工艺上还表现在造型纹饰的特点上。

光是这一件件极具艺术性和现实性的模范纹饰,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古代工匠对艺术的那种特别感悟力以及非凡表现力。然而在铸铜遗址,还出土了许多构思奇特、新颖别致的青铜成品。那么,面对两千多年前就已出现如此精美的铜器,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几件精美的青铜珍品。刖人守囿挽车, 刖是一种刑法,就是砍掉受刑人的左脚,这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残忍刑罚,囿是贵族养动物的园子。“刖人守囿”的意思就是让受过刖刑的奴隶来看护贵族园林、苑囿。这件器物,1989年出土于闻喜上郭村, 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有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由于其造型的小巧,放在手掌就可以单手托起,不仅能挽环牵引,还能手推转动。除六个车轮外,车厢两扇顶盖都可以开启。盖顶上,嵌有一只顽劣调皮的猴子,提起猴身,便可打开厢盖。然而,单是这样一件小型的器物,就装饰了猴、虎、鸟等14个立体动物形象。眼前这个阵容庞大的家族,就好像一处域养动物的囿苑,有振翅欲飞的小鸟、俯卧休憩的老虎、顾左盼右的熊罴……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形象构件,美观之余,大多还能够自由转动,不论铸造工艺还是机械制造水平,都堪称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细心的考古人员在修复的过程中,获取了一个重要发现。原来,在鸟身内部设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顶针装置,只要用嘴一吹,这几只小鸟就能曼妙般的飞舞旋转起来。当时的工匠在小鸟内部灌了铅,使其重心向下,最终落在下面的顶针上,这样上轻下重,旋转起来自然非常灵活。后经专家考证,这四只鸟应该就是我国“候风仪”(又名“候风鸟”)的祖型。经过简单的修复,这件构思奇特、造型别致的小车可以活动部位已多达15处。还有一件是1988年在发掘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时,在1690件青铜器随葬品中,有一件大镬鼎,这件鼎高近1米,口直径1.04米,器形硕大雄伟,造型古朴厚重。鼎的腹部很大,足可以盛下一头肥牛,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见的春秋时期最大的铜鼎,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如果没有精湛的技艺,是铸造不出这样大型的铜鼎的。据研究表明这些随葬的青铜器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侯马铸铜遗址。又比如铸铜遗址出土的钟枚和钟舞模,经过复原这个钟高可达170厘米。

不管是小巧精致的刖人守囿挽车,还是硕大雄伟的大镬鼎,它们都出自于侯马铸铜遗址,这充分显示了新田时期晋国铸铜工艺的水准之高。那么,这样精湛的铸造工艺究竟是如何发展并在当时风靡中原大地呢?而我们常说的成语“数典忘祖”,又和古晋国的铜器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铸铜的手工业工人是国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国家直接供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财政的。当时晋国的手工业实行“工商食官”的经济政策,就是说国家主要的手工业都是国有企业,由国家直接控制,铸铜业是晋国的支柱产业当然也不例外。工匠们世世代代专门从事铸铜工艺,父传子、子承父 ,代代相传,工艺精益求精。您想啊,父亲传给儿子手艺肯定是不计报酬,不计得失,毫无保留的。正因为如此,才能够雕刻出比发丝还要细的成组花纹,真令人惊叹,就是我们现代的高级工匠用当时的方法手工铸造铜器,也是难以相比的。通过对铸铜遗址的发掘,还发现了十七座窖穴、半窖穴的房子的基址,这大概就是当时工匠们所居住的场所。除了房址还发现了工匠们的公墓区,可见当时工匠们不仅生前在一起工作、生活,而且死后也埋在一块。这是由于集体劳动和传授知识的需要,他们必须住在一起,这样更便于管理和技术上的交流。春秋工匠铸春秋,晋国的能工巧匠制造生产出的晋式铜器,以其造型之精美、制作工艺之高超一时风靡中原大地,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关于晋国铜器,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典忘祖”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前527年,周景王的王后去世了,各地诸侯都纷纷派出专使,带上珍贵的礼物前往吊唁,晋国的使臣荀砾和籍谈却两手空空,周景王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晋国的铸铜业很发达,晋式铜器已成为它国所求之不得的礼品。为了索取铜器,在答谢各国使臣的宴会上,周景王就责问他们二人为何不带礼品,籍谈回答说:“其他诸侯封地都得到过周王室厚赠,只有晋国居于深山,受赠很少,我们能拿出什么来呢?”景王说:“周王曾经几次厚赠于晋国,籍谈你祖先专管晋国典籍,怎能对晋国历史典章如此无知呢?”籍谈的籍是书籍的籍,籍氏家族,当时世代都是晋国的大夫,地位崇高,掌管晋国的典籍文献,所以周景王才会这样指责籍谈,这个故事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晋式铜器的精美,竟然能让贵为天子的周景王纡尊降贵地索要铜器,这就是“数典忘祖”的由来了。

因为晋式铜器的精美,历史上才有了周景王与晋国使臣籍谈的这段经典对话,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常说的成语“数典忘祖”,然而透过这个成语我们更为慨叹的却是当时晋国铸铜业的发达。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典故不得不说。那么,这个典故又揭示了晋国铸铜业达到了怎样一种水平呢?

还有一个典故叫“晋灭仇由”,仇由是春秋时期活动在今天山西盂县一带的少数民族国家。晋定公时,晋国由四家卿大夫把持朝政,他们都在积极向外扩展地盘,壮大自己。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知氏(智氏),他想灭掉仇由国但是道路不通,于是想出了一个计策,铸成了一个只能用车拉的大钟赠给仇由国君,仇由国君得知后非常高兴,要修路把钟运回来,谋臣劝他不可,认为晋国这样做肯定是别有用心。但仇由国君不听,于是披荆斩棘地修路,后果可想而知,等路修好了,大钟运到了,但是仇由也迎来了讨伐他们的晋国军队。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晋国铸铜工艺非常精湛,晋式铜器已成为赠送它国的珍贵礼品。今天,铸铜遗址出产的“晋式铜器”,除了在山西境内发现以外,还在河南、河北、内蒙、陕西等地都有出土。晋国就是凭借着如此发达的铸铜制造业所生产出的精良武器,用于军队的装备;大量的铜器产品又用于商业贸易,积蓄强大的经济基础,从而使晋国霸业强盛不衰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随着青铜器铸造业的衰落和铁器的广泛应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我们祖先创造的这门传统工艺绝技失传了、成了绝学。它已经发展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突然不再存在、不再为人所知,被历史淹没、被历史遗忘。今天,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我们重新回忆起那段辉煌的岁月,让世界知道我们的祖先在晋国曾经创造的青铜文明。那么在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中还会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请看下集《盟书现世》。

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以及发掘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因为遗址中出土的这些数量巨大且内容丰富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了2500多年前晋国都城的繁荣和辉煌。然而在侯马晋国遗址中,还有一类文物的出土也同样博得了世人的惊叹。那么,这些文物究竟是如何引起中国考古界以及文化界的极大关注呢?它们在春秋时期又都有着哪些特殊的含义以及用途呢?《晋都新田》系列节目第四集 《盟书现世》,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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