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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都新田之盟书现世

盟书现世

上一讲中,我们一起了解了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纹饰精美的陶范以及青铜器。青铜器作为我国春秋时期的标志性器物,它的成批出土无疑向世人揭开了两千多年前大国之都的神秘面纱。然而除了青铜器,在侯马晋国遗址还有一类文物的出土也为我们探寻古晋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这些令人震撼的文物究竟经历了哪些曲折而坎坷的遭遇呢?而它的问世又对中国考古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晋都新田》系列节目第四集 《盟书现世》,为您讲述。

前两集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模范,什么是青铜器,了解了晋国发达的铸铜业。那么在侯马晋国遗址还会有什么重要发现呢?

1965年,国家计划建设侯马电厂,厂址定在侯马晋国遗址的东南,于是就进行前期的考古调查。考古工作者在这试探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发现了许多埋有牛、马、羊骨架的小坑,这些小坑在考古学上叫祭祀坑。为了加快进度,电厂专门找来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学生,让他们勤工俭学配合调查工作。话说那是12月份的一天, 像往常一样,黄土从坑内被一锹锹铲出,又被一车车拉走,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一天将是极不寻常的。快到中午的时候,在16号坑内,同学们陆陆续续发现了60多块玉石片。它们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在薄薄的一层泥土下,却隐隐约约有些红色的符号,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起来,有人喊道:“好像是文字!”可惜,谁也不认识那些字。当时同学们都感到很新奇,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就这个拿一片,那个装一片,很快这些出土的玉石片就被分散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玉石片是什么,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玉石片不久之后对中国考古界、文化界产生的巨大震撼。

1957年,因为要建平阳机械厂,所以经过勘探而被意外发现的侯马铸铜遗址粉墨登场。而如今,八年前的那一幕又重新上演。那么,经过勘查,眼前出现的这些带有红色符号的玉石片究竟会是什么呢?而对此,当时的考古人员又持怎样一种看法呢?

当时,正好是中午换班时间,所以整个工地上,考古队只有陶正刚一个人在值班,陶正刚是原山西省政协常委、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同学们发现玉石片的时候,他正在不远处的发现点内勘查,刚直起腰来,打算放弃对眼前散坑的考察,准备收拾铲子和刷子离开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拿着几块玉石残片,请陶正刚看。他接过来一瞧,只见这几块玉石片上模模糊糊的有红色字迹,这一发现让陶正刚惊喜万分,赶紧到现场查看。随后又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了的玉石片重新又汇集在一起。那天,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陶正刚遇上了准备去工地换班的张守中。张守中是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的筹建者之一,全过程参加了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尤其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当时陶正刚见了张守中后,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脸色通红,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连忙从背包中取出了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玉石片,但当时张守中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双手。只见玉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十分清晰,玉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张守中当时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心情为之一振。玉石片上有文字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伙一时间激动异常,喜出望外,这么重要的发现,就不能再让学生挖了,于是由考古队接手进行严格、科学的发掘。接下来,大家都顾不上过年了,又继续扩大了发掘范围。然而,就在正月初二这天,却发生了一件事让人虚惊一场。那天,值班队员到现场巡视,竟然发现考古现场有推土机在作业,并且已经将小坑挖开了,于是值班队员一面制止,一面赶紧向陶正刚报告。经过仔细清理后,发现推土机只是把表层的土推掉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好悬呐,一大批珍贵文物差点就被彻底破坏了!”当时出土玉石片的小坑面积,大多长也就是不到一米,宽五六十公分,人在清理时,站也不行蹲也不行,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能将就着团成一团儿,艰难地进行工作。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当空,考古工作者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着发掘。结果,整整出土了5000多件写有文字的玉或石片,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玉圭、玉璋、玉璧、玉璜等用于祭祀的玉器,整个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11月才基本结束。

在考古工作者们不辞艰辛的发掘中,5000多件写有文字的玉石片陆续问世。然而发愁的是,当时的考古人员知之甚少,因此对这些玉石片的后续研究工作也成了一大难题。那么,后经专家的初步考释,这些玉石片又能否盖棺而论呢?

当时因为陶正刚和国家文物局的谢辰生认识,所以就把“石头片上写有朱字”的发现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了对方。谢辰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谢辰生收到信后,迅速赶往山西。当时由于交通很不方便,去侯马必须要到太原换车,路过太原时,谢辰生来到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张颔主任家,张颔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书法家,也是我省唯一一位上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专家。他曾经在发掘侯马铸铜遗址时任考古队队长,对侯马的情况比较熟悉,听完谢辰生的介绍后,顿时精神一振,决定立即和谢辰生一起坐上南下的火车,赶赴发掘工地,但是大家看后依然不明白这些玉石片到底是什么。很快,张颔动手赶写了一篇文章,起名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简单介绍了出土的情况,并作出初步考释,同时提议让张守中试着临摹玉石片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像天书一般难认,让大家一筹莫展。看着这一大堆玉石片,大家心里隐约觉得,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通过辨认某些字句,感觉好像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出土的玉石片由于年代久远,所以上面的文字大多已经模糊不清,即使有比较清楚的,但是字迹的颜色也有好多地方开始脱落了。经过识字、联句,发现如果是同类型的玉石片,那么每块上面都书写着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说“自质于君所,既质之后……”,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自己自愿抵押给新的主盟人与旧的主盟人断绝一切的往来,表示对主盟人的效忠。像这样的玉石片内容就基本相同,只是每篇开头,祭祀人的姓名不一样。上面的字有的写得秀丽颀长、有的字写得随意洒脱,可以看出并不是一个人来书写的。这些字迹非常小,有多小?不到0.2公分,但是有的字看上去仍然很清楚,古人到底是用什么来书写的呢?研究发现这些文字是用柔软而且有弹性的毛笔书写的。人们一直以为毛笔是秦代名将蒙恬发明的,但是也有人说我国毛笔写字的历史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这种说法根据的是当时出土的彩色陶器上的花纹来推断,可能是类似毛笔的工具绘制的,但是并没有文字资料的出土。而这些玉石片却以事实证明了在春秋时期晋国已经开始使用毛笔了。

通过这些玉石片上的朱书文字,专家初步认为它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这些文字是春秋时期晋国开始使用毛笔的迹象。然而有了这些推测和判断,这数以千计的玉石片似乎更为神秘,而解开这个谜团也似乎是迫在眉睫。那么,究竟是谁揭晓了这一谜团?而它的出土又有着哪些重大意义呢?

好,我们言归正传。谢辰生临走时特意带了几件残片和张颔写的文章,回到北京后拿给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作进一步研究,王冶秋又找到了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当时,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只见他戴上老花镜,手拿着玉石片,来回仔细端详上面的朱书文字,突然显得很惊讶的样子,然后又变得很惊喜。郭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说三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随后又对王冶秋讲:“这是春秋时期的盟书啊!古书中提到过,但从没见过实物呢!”并且用他四川话大声喊道:“好得很!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郭老指出,侯马出土的文字资料文物就是《春秋》《左传》等古籍中常提到的盟书,也就是古代人们在某种政治斗争后订立的约信文书。郭老一锤定音,亲自将它命名为“侯马晋国盟书”,还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郭老所写的《侯马盟书试探》。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了张颔一个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就根据“盟誓”这一线索从历史上进行考证。消息一公布,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让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激动不已,如唐兰、陈梦家等,都纷纷研究盟书,对它的时代、事件及主盟人提出自己的观点。其实,在侯马盟书发现以前,1930年到1942年间,河南省沁阳也曾经三次出土盟书,但是因为保存下来的很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已散失,所以并没有引起考古界的关注,而1965年侯马出土的带字盟书正好是一个研究的极好机会。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知道了,晋国是周代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但是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却很少,可以这样说,从开始发掘侯马晋国遗址到1965年,这期间基本上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而这次在40多个祭祀坑中出土的这5000多片盟书,正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郭沫若的一锤定音,终于让我们找到了继侯马铸铜遗址之后的又一大研究古晋国历史,尤其是其盟誓制度以及古文字的重要实物资料。那么,到底什么是盟书呢?而在侯马,又为何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盟书呢?

盟书出现在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大动荡、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在当时周王已经失去了他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之间争权夺势、战争频繁,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礼崩乐坏、诚信缺失。于是诸侯国之间为了保证自己的某些利益不受侵犯,常常聚在一起结为同盟,并写下盟书来约束彼此的行为。《春秋》《左传》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盟誓活动大约就有近200次,其中和晋国有关的盟誓就有五十次,充分证明了盟誓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在当时十分盛行。非常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很简单,所以到现在人们对盟誓的细节性问题还是知道的很少。那么这些玉石片到底是不是像郭老所说的春秋时的盟书呢?盟书又被叫做载书,誓词载文,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契约、合同。是当时的人们为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举行集会,并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约,盟誓时要对天立誓,表明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盟誓时要在祭祀坑边杀牲取血,牲指的是牺牲,牺牲指的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牛、马、羊等牲畜,用毛笔蘸牲血,把结盟的誓言写在玉片或石片上,这就是所谓的盟书了。古人相当聪明,盟书也是一式两份,一份和祭祀用的牛、马、羊等牲畜埋在祭祀坑中或沉在河里,告诉天地我们之间已经举行了盟誓,谁也不可以违背誓言;另一份藏在盟府,也就是档案室里,以备以后查看。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侯马盟书,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了。但是,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与古籍记载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不是用毛笔蘸着牺牲血写的盟文,而是用朱砂写的。郭沫若先生认为,可能到后来,就由鲜血改为了红色朱砂来书写,毕竟用血在玉、石上写字的缺点很明显,容易字迹不清,难于保存。

看来,侯马盟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而生动地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然而就在考古界着手开始这项工作时,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革”又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自此,沉睡两千多年的侯马盟书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而结盟?其仪式又是怎样的呢? 1966年,就在大家准备深入研究、全面揭开盟书的神秘面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这项工作也就被迫中断。 但是万幸的是,在“文革”期间,所有的侯马盟书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坏,而是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侯马文管站陶正刚的宿舍里,后来又转运到太原文庙后面的一间旧房子里。时光流逝,转眼到了1973年,盟书出土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对盟书整理工作的搁浅,让大家心急如焚,虽然在这期间向有关方面呼吁过,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这一年的秋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山西,先到大同检查云冈石窟,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石窟做准备工作,随后又绕道五台山,来到太原。张守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给王冶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让人转交面呈,信的大意是说“侯马盟书出土已久,一箱箱标本均在太原,盼着王冶秋同志有空能过目,希望能对盟书整理工作给予支持”。不久,王冶秋作出了明确指示,侯马盟书要尽快整理出版,把材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事后省有关领导及时召集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由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参加工作,经费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从此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整理盟书时考古工作者热情高涨,为了查阅书籍、核对材料、专题访问,奔波于北京、太原、侯马之间;为了正确释字、科学考证、准确临摹,有时竟然废寝忘食;为了一批科学数据的取得,往往要埋头苦干几十个日日夜夜;为清洗盟书上面的浮泥,张颔和陶正刚两人的手在水中泡得白肿白肿的。

在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对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终于得以落实。然而随着这项工作的一步步进行,一个个难题又摆在了考古工作者们的面前。那么,为了破解史书记载中的疑惑,为了使盟书有一个科学的考证,这些工作在一线的考古人员又都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呢?

侯马盟书里写了什么呢?在查阅古籍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和研究,终于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成果我将在下一集中详细介绍。在整理小组中,大家的分工也不一样,张颔具体分工是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陶正刚分工撰写“侯马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张守中负责临摹上面的文字。盟书文字笔画细小,因为出土时间长了,上面已经没有了潮气,朱书笔迹许多地方开始褪色,所以在观察原件时必须要有强光照射,还得用放大镜来辅助观察。为了临摹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摹本,张守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眼睛长时间在强光下,十分劳神费眼,最后落下了视力衰退的毛病。虽然,这些古文字读来深奥艰涩,但是通过一年多的艰苦钻研,他们终于将神秘文字破译了出来。1975年末,他们将文字定稿送到北京校审。为了把侯马盟书文物资料拍摄好,照得清晰明亮,达到国家一流水平,还把全国著名的摄影大师、专门给毛泽东主席照相的吴印咸老师请出山,来给盟书照相。吴老当时已年逾古稀,两鬓斑白,但是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前后数月,他的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人佩服、崇敬。

1976年,考古巨著《侯马盟书》问世,很快就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对盟书的科学研究,解开了许多史书中记载的疑惑,对研究我国春秋战国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晚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95年侯马盟书被评为建国以来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中国考古界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盟书”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它的主盟人又会是谁呢?请看下集《歃血为盟》。

侯马盟书作为我国春秋晚期晋国的官方文书,它的出土不仅是考古界、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同时也是古文字学界的一件盛事。那么,意义如此重大的盟书其背后究竟隐含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而在这数以千计的盟书中又隐藏着多少撼动人心的历史故事呢?《晋都新田》系列节目第五集 《歃血为盟》,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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