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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秩圆寂 千年不朽

八秩圆寂 千年不朽

上一讲中,主要为大家讲述了已近耄耋之年的法显在历经磨难归国后不辞辛劳译经著书的惊人之举。归国后的法显以弘扬和传播佛法精神为己任分别于崂山“潮海院”、徐州龙华寺、南京斗场寺讲经说法,此外他在庞大繁杂的译经工作之余,还根据自己的西行求法经历,撰写游记《佛国记》。那么,面对千辛万苦取回来的大量经书,年事已高且患病在身的法显该如何完成这艰巨的译经任务呢?而当宏愿实现,一代佛学大师结束他非凡而传奇的一生时,他的成就又将体现出他怎样的人生价值和历史地位呢?《西行取经第一人》系列节目第八集 《八秩圆寂 千年不朽》,为您讲述。

上次说到法显功成道场寺。道场寺是东晋时建康的佛经翻译中心,规模建制宏大,建筑精美,而由于法显的名噪一时,这里又成为佛教信徒们朝佛的圣地。每天,这里都香烟缭绕,佛意浓浓,络绎不绝的朝拜者来到这里。他们双手合十,举过胸、额、头顶,然后拜倒在地,以至于佛像前的石板都凹了下去……他们心里的愿望,也随着那香火的袅袅青烟,飘向了佛祖……法显也一样,每天一早都要先来到大殿膜拜佛祖。而这一天,他拜下去后,却没能自己站起来,法显病了,他的腿发软,头晕目眩……

其实,他心里早已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在《佛国记》成书不久,法显就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时常心慌腿软……自踏入了建康道场寺的寺院大门,法显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佛经的翻译和《佛国记》的撰写工作上。法显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已经80多岁了,上天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要完成任务,实现心中的宏愿,那就必须和时间赛跑,但过度的劳累加重了他的病情。弟子们把法显抬进禅房,围在他的床边,但法显最惦记的是佛经的翻译。于是,他平静地告诉弟子,说自己不要紧,译经工作要紧,催促着他们赶紧去工作。望着弟子们的背影,法显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身体担忧起来,佛经还没有全部译完,法显能否亲自完成,他自己也不知道。几个月后,经过休养和中药的调理,法显才又站了起来。而这时,东晋的朝野发生了内乱,一场改朝换代的战祸一触即发,建康城内人心惶惶,许多人都纷纷逃离了京城。

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当时法显八十多岁的高龄不仅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彻底的挑战,而且在这个人生的特殊时期他为了心中的宏愿仍然带病译经著书,这样的精神和毅力又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然而一心惦记译经工作的法显身体刚刚好转,不料东晋朝野内乱四起,昔日祥和的建康城此时变得阴云密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起政治事件?而这又将对法显的译经工作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原因,要说起来不免有些荒唐,因为刘穆之死了。那么,这刘穆之是何许人也?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耐?这呀,就得从刘裕北伐说起了。自公元317年起,至420年的100多年时间里,东晋曾进行过多次的北伐,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离胜利距离最近的一次,当属东晋末年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词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赞美的就是这次北伐。然而,和历次北伐一样,义熙北伐最终也草草收场,眼睁睁地丢掉了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因为刘穆之死了,他的死让刘裕不惜止步于北伐即将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其实,这刘穆之就是刘裕的一幕僚,但才比诸葛,不仅精明强干,而且忠心耿耿,史书上就称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刘裕之所以敢在外征战,不怕后院起火,就是全靠他留守建康,监视着朝廷的一举一动。然而,这刘穆之突然一死,野心勃勃的刘裕又岂能不对朝中局面感到忧心。北伐失败了,败在了刘裕将皇帝梦凌驾于统一河山的大业之上,败在了争权夺利的政治角逐之中。不过最后,刘裕却是胜利了,因为通过北伐,他捞够了足以让他君临天下的政治资本。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逼迫司马德文禅让,然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宋,改元永初。至此,东晋灭亡,中国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而自东晋元熙一年(419年)起,建康就开始处于混乱时期,道场寺也没能逃此一劫,权臣、财阀们你来我往,争执不休,谁都想借宗教令百姓臣服,使宗教为我所用。而主持翻译工作的佛驮跋陀罗由于和刘裕私交甚好,政治上有了倾向。

复杂的政治斗争导致建康这个在当时作为国内佛教传播中心的东晋都城一时间陷入混乱,道场寺也未能幸免,因此佛经的翻译工作也陷入困境。然而为了译完这最后一部经卷,也是法显所带回的佛经典籍中字数最多的一部经卷《弥沙塞律》,法显和他的弟子们又将作出怎样的决定?而忍着病痛仍然坚持翻译经书的法显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还能否实现自己的宏愿呢?

法显忧心忡忡,弟子们建议离开这里。法显就与弟子们商量决定前往当时局势比较安定的荆州(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就在这一年,法显和弟子们一路艰辛,来到了荆州,住进了江陵的辛寺。江陵当时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镇,建立有多个佛寺,吸引了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佛学大师来到此地住持译场、弘扬佛法。辛寺就是当时江陵众多佛寺中的一座。法显到达辛寺的第二天一早,就打开《弥沙塞律》经开始翻译,他必须和时间继续赛跑,但速度却明显地慢了下来,每天仅看几页,眼睛就昏花了。他感到了力不从心,行动日益不便,译经的工作只好交给弟子们来完成。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一天,辛寺中的法显,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最后一次在弟子们的搀扶下礼拜佛祖。大殿内,橘黄色“佛光普照”的丝绸帐里,释迦牟尼佛像慈祥端庄地坐在莲花台上,法显虔诚地跪拜下去。对于一个僧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圆满。3岁踏入佛门,20岁正式剃度,65岁为寻求佛法而西行,78岁起呕心沥血开始翻译佛经,他一直追随着佛的脚印,直到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弥留之际,端坐在佛祖像前的法显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里,他回到了故土平阳郡,在那黄土地的夕阳下,种田的父亲扛着锄头,带着余晖走回家园,欢腾的小狗跟在身后,还有牛铃的旋律“叮咚”作响。当缕缕炊烟在暮色中升起,孩子们欢快地唱起了歌谣。在这“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戴月荷锄归,飘飘西来风”的诗情禅意中,母亲正对着自己遥遥招手……法显笑了……东晋元熙二年,法显在荆州江陵的辛寺圆寂,终年86岁。法显的数百名弟子痛苦不已,远在石佛寺、东林寺、龙华寺、道场寺的僧侣和百姓们也前来吊唁,接连几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斯人仙逝,留给后人的,是绵绵不绝的怀念!

为了完成最后的译经工作,年事已高的法显不顾身体状况,毅然和他的弟子们不辞辛苦来到了当时局势比较安稳的江陵辛寺。在辛寺,身体每况愈下的法显依旧把译经工作作为头等大事。然而多么强大、多么坚定的信念终究还是抵不过生命的凋零,这位一生都在为中国佛教发展而前仆后继的佛学大师于东晋元熙二年在辛寺圆寂。法显走了,那么他一生的成就又对中国佛教以及世界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法显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以65岁的高龄开始西行,历时13年的时间,周游30多个国家,以坚定的意志和独一无二的胆略、智慧征服了丝绸之路,成为第一个到达印度取经的中国人;他所撰写的游记《佛国记》,开创了中国游记体文学的先河,为人类研究古代世界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同时也是古代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旅行家、探险家,这在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又远远地超出了宗教以外。但是,现在的中国乃至世界,一说到“西天取经”,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玄奘,其实法显才是第一个完成了取经大业的中国人,他比玄奘要早了230多年。本来在中国,“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地位历来应该悬殊,从奥运会的金牌银奖就可以看得出,得了第二名的运动员和第一名的待遇相差甚远。之所以法显的名声大不如玄奘,就不得不承认,这书生并非都是百无一用,明代作家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横空出世,就使玄奘家喻户晓,而法显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论业绩和经历的丰富程度,法显的历史地位都不应该在玄奘之下,不过唐僧手下多了吴承恩为他编撰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尤其是神通广大的美猴王孙悟空,几百年来,其形象深入人心,广受中国大众的喜爱。鲜花需要绿叶衬托,法显则没有这样的绿叶,这更说明今天人们所谓“包装”的非常之重要性。美丽得体的文学包装,往往能延长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和寿命,好的小说再加上史书的组合,才能更好地让一个曾经的名人永垂不朽。

于国外,法显撰写的游记《佛国记》为人类研究古代世界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于国内,这部著作不仅开创了中国游记体文学的先河,而且法显的西行壮举确实为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出现却将法显的功绩湮没在了历史的角落。那么,穿越历史的迷雾,从神话回到现实,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法显大师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呢?

法显首先是位佛学家。他出身贫寒,3岁出家,20岁受佛门大戒。为使佛法在我国进一步完善与弘扬,寻求正法,65岁的他,由长安陆路西行取经,78岁从狮子国搭乘商船,经海路曲折回国,佛门求学正法长达83年之久。法显是位翻译家。法显的主要功德在于求取和翻译佛经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促进了佛教的持久发展。法显海归在崂山附近登陆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编译经文,不分昼夜,在他临终前的7年多时间里,总是紧张艰苦地进行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6部63卷,计100万多言的佛教典籍,对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显是位探险家。《佛国记》可以说是这位探险家的历险游记,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中亚、印度、南洋第一部完整的旅行游记。他记述了自己横跨大沙漠、征服帕米尔高原、翻越小雪山、漂洋过海的过程;描绘了亲历荒无人烟、白骨遍地、野兽成群、风雨雷电、冰雪大川、惊涛骇浪、风餐露宿、昼爬夜行的历险,在外长达13年的时间里,法显饱尝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惊险。法显是位航海家。《佛国记》是印度洋、太平洋、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与法显同行的僧人,一路上或回或死或留在了印度,但他不忘祖国,仍坚持取海路孤身回国。他由东印度搭乘商船到狮子国获得经本后,再乘船东归,途经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又换船北航,经中国南海,经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最后到即墨的崂山附近登陆。《佛国记》对信风、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的记录,成为中国乃至中亚、南亚最早的航海记录。

只是一位普通的僧人,然而为了心中的佛法信仰,法显大胆做出了普通僧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也许从他决定去那遥远国度印度寻求佛法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将注定从一位佛学家延伸为翻译家、探险家和航海家。而同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西行经历不仅让他游历30余国,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外交家,他的撼世之作《佛国记》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世界文明的重要史料,他在史学界还被人们视为一位史学家。

法显是位外交家。法显在长达13年的日日夜夜,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漂泊回国的惊人壮举。他经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穿越沙漠,翻过雪山,取道印度河流域,经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后入恒河流域,又穿越印度、尼泊尔,后到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南海、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黄海,历经30多个国家地区,他刻苦学习并掌握了多个国家的多种语言,面对各国各阶层都有广泛的交流。他经历的地域非常广阔,对所经的中亚、印度、南洋30多个国家的政治、外交、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在《佛国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法显是位史学家。《佛国记》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体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宝贵资料。文中所记载的中国西域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情形,弥补了史书中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后来被佛教学者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包括研究印度及东南亚古代史的专家,尤其是印度的国学者,都视之为瑰宝。法显的西行求法影响远远超出了佛界和国界,对中外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显开创西行求法的成功之路,对后者的影响深远。法显西行的成功,引得后来的求法者加以效仿,成为一批批西行求法者的精神动力。特别是他所写的《佛国记》,扩展了中土佛教僧众的视野,在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佛国记》成书不久,高僧芸无竭就招集僧猛、芸朗等25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发迹北土远适西方”。他们行进的路线是从陆路到中天竺,再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与法显西行的路线大致相同,这绝非偶然,而是效仿法显所致。

在法显不畏艰险、舍身求法精神的鼓舞下,历代越来越多的佛法信徒也都加入到了西行求法者的行列中,而到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据义净法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当时西行求法者已达到56人之多。今天尽管没有办法确证每一位西行求法者是否都知晓法显大师的事迹,是否看过《佛国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另外两位最重要的求法高僧玄奘和义净,便是在法显大师西行事迹的鼓舞感召下毅然西行的。

在慧立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写道:“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曌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由此可以确定,玄奘法师就是在法显西行求法的影响下毅然西行的。玄奘在未获取当时朝廷的许可下,决意独自出境,经历艰难险阻,最后终于成就了西行求法的大业。而义净法师也是在年少之时就树立了西行求法的志向,在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写道:“年十有五志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义净法师在15岁时就仰慕法显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求法精神,从小就树立了西行的远大志向。法显不辞劳苦,不畏艰险,生死度外,唯法是求的精神,不仅代表了佛教实践家的精神境界,也代表了中国人民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历史的渊源把法显这位伟人有幸地和我们临汾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法显的这种精神,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很值得我们后者去探索、思考,去挖掘、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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