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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晋商刘笃敬:亦官亦商

亦官亦商

上一讲中,我们主要讲了刘笃敬的出生年代以及家庭背景,动荡不安的时局让年幼的刘笃敬萌发了深深的爱国情怀,良好的家庭背景又让他学到了书本之外弥足珍贵的经商之道,可以说这一切都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无法改变的是,由于封建社会“贱商”思想的影响,商人要想真正意义上实现“富贵”,必须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那么,出身豪门的刘笃敬究竟是怎样走上仕途之路的呢?而亦官亦商的他又是如何经营发展并将刘家产业推至顶峰的呢?《实业晋商刘笃敬》系列节目第二集 《亦官亦商》,为您讲述。

陕西合阳《刘氏家谱》45315cm内有刘笃敬等题词

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19岁的刘笃敬被选拔为山西的优贡,开始了他的仕途道路。优贡是什么意思呢?优贡是科举制度的一种,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每隔三年由各省的学政从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中亲自组织考试选拔一次,选中的秀才由学政和巡抚共同保举进入到国子监学习。优贡在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后,要参加廷试。廷试之后,根据考试成绩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给予知县、教职、训导等官职。就是说选中优贡,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优贡的名额很少,每个省只有几个,只有非常优秀的生员才有机会被选中。整个清朝,太平县只有三个人被选为优贡,刘笃敬是其中一个。刘笃敬是怎样被选为优贡的呢?同治五年(1866年),山西提督学政林天龄(此人为同治、光绪帝老师)来到平阳府太平县学视察工作,当问到谁是县学最优秀的学生时,大家都说是刘笃敬。把刘笃敬叫来一看,这个小伙子很精干,很懂礼仪,很有气质,用林天龄自己的话说,就是“恂谨无习气”,而且对答如流。林天龄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当时才18岁的刘笃敬同治六年,林天龄和当时的山西巡抚李宗羲,就保举刘笃敬成为山西的优贡,到国子监学习深造。

出身巨富之家,刘笃敬的身上显然没有那种豪门公子哥的骄奢,更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在当时他能被保举为山西的优贡,并到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那是何等的骄傲。既然仕途之路的大门已经敞开,那么接下来,刘笃敬能否成功地踏上这一平台呢?

第二年,国子监学生参加“朝考”,刘笃敬考了个第二等,当时给的职务是“教职”,就是各府、州、县管教育的官,后来又被分配到刑部任学习主事。刑部大家都知道,是六部当中主管法律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主事是各部具体办事的官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司长,正六品衔。学习主事就是主事的助手和后备干部,是七品小官。这时的刘笃敬,年方二十就成了国务院实权部委里边的处级干部,算是全国年轻人里的优秀分子。在刑部学习主事的岗位上,刘笃敬干了两年后回到了老家。为什么要回老家呢?因为刘笃敬的父亲刘向经去世了。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他要“丁忧”,守孝27个月。丁忧是怎么回事呢?在封建社会,人们非常重视孝道,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孝。清朝的规定是,文官解除官职,守孝27个月,武将不解除官职,给假100天,而且规定丁忧期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刘笃敬回家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英年早逝的刘向经留下的庞大产业,也正好需要作为长子的刘笃敬来主持料理。回到南高后,刘笃敬一边守孝,一边经商,又一边潜心攻读,准备参加乡试。

自古忠孝两难全,忠于国家和孝顺父母自古就是一对矛盾体。而如今,刘笃敬的父亲刘向经英年早逝,于是刘笃敬不得不放下“大家”而回到“小家”,他一边守孝,一边经商,而且还潜心攻读等待着再次考取功名。那么,面对清政府实行的捐官制度,他的官场生涯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光绪元年,28岁的刘笃敬参加了太原乡试,他榜上有名,考中了举人。在古时候,考上举人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有范进中举的故事吗,范进考到54岁才由于偶然因素中了举,结果还高兴得发了疯。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参加的秀才有几千个,录取的人数一般不超过100个。乾隆时期颁布的《钦定科举条例》规定,浙江乡试每科录取95人,江苏(包括上海)每科仅录取69人,山西录取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江苏。花钱买官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考中举人,那凭的是真学问。刘笃敬中举后,正式担任了刑部主事,做了一个正六品的小官。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加了员外郎衔,弄了个从五品的待遇。从1868年到1899年,刘笃敬当了31年的京官,在仕途上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作为,混到最后,看着自己年龄也不小了,才花钱买了个正四品的候补道员。这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忙于家业,精力不集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刘笃敬当官当得实在。因为在仕途发展上,他不愿意或者不屑于花钱。从清朝中晚期开始,为了补充国库收入,朝廷实行了捐官制度,除了女人、罪犯、戏子等少数人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掏钱买官。价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京官可以买到正五品的各部郎中,地方官可以买到正四品的道员。乾隆三十九年,买一个郎中,只要白银9600两;买一个道员,只要白银16400两。而光绪二十六年,价钱更便宜了,郎中只需要2073两银子,道员只需要4723两银子。这个价钱,对于刘笃敬来说,简直是小意思,不要说买一个,就是买一百个也不成问题。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得来的官不实在,也不光彩,所以他就一步一步慢慢地干,慢慢地升。但是在买官卖官之风盛行的清朝政府,想凭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当成大官,谈何容易!无奈之下,在年近半百之时,刘笃敬也只好花钱买了个四品的候补守巡道员。官没当出个样子,却混出了好人气、好人缘。在京城做官的山西人,无论年长年幼,都和他相处得非常好。光绪老师林天龄称:晋人之宦于都者,咸乐与之交。现已知当时和刘笃敬关系比较好的有光绪老师林天龄、户部尚书阎敬铭、状元梁耀枢、状元曹鸿勋、探花王文在、榜眼黄自元、翰林董文焕。阎敬铭是清朝名臣、理财专家,黄自元是著名的书法家,董文焕就是著名书画大师董寿平的祖父。刘笃敬甚至还与其中一些人结亲,阎敬铭的孙女就嫁给了他的侄儿刘培因。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各类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为刘笃敬后来发展刘家的产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刘家的产业遍布大江南北,离不开各地政府官员的保护和支持。

有学问不一定会做官,当了三十一年京官的刘笃敬虽然在仕途上没有大的作为,但他善交际,良好的交际网为刘家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刘家真正的兴盛靠的不仅仅是这张网,更多的则是刘笃敬杰出的管理和经营才干。那么,同治九年,当刘笃敬的父亲刘向经去世后,年仅二十二岁的刘笃敬又是如何挑起主管家业这一重担的呢?

面对刘向经留下的庞大产业集团,刘笃敬怎么做呢?他抓了两件事。第一是决策,就是捕捉商机,决定资本投向哪里的问题。丰年积粮,旱时置地,钱庄兴旺则开钱庄,当铺有利则开当铺,刘笃敬敏锐地抓住每一个潜在的商机,稳步发展。刘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所创建的永德泰钱庄,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的日昇昌票号还要早208年,清中期虽然已经有了汇兑业务,但是业务量很小,只是个捎带,刘笃敬对它进行了改革,变成了以汇兑业务为主的钱庄。刘家于道光年间最早在济南创办了字号为“正立当”的当铺,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开当铺,刘笃敬看到当铺利润可观,“正立当”又是信誉比较高的老字号,就投入大量资金,使它成为当地资金最为雄厚的当铺。同治、光绪年间,河南南部连年遭灾,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很多农民遗弃土地外出逃荒,刘笃敬一面往河南贩卖粮食获取高利,一面派弟弟刘笃亲在叶县、方城、赊旗、范县、南阳等地廉价收购土地20万余亩。与此同时,料到灾后人们发展生产急需资金,又在当地设立了银号、当铺。光绪年间,刘笃敬深知盐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瞅准时机,投入巨资购买了运城盐池四分之一的股份,在各地广开盐店,获利甚多。清末民初,刘笃敬敏锐地意识到近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胆决策,先后投入巨资开办了煤矿、电灯厂、面粉厂、纺织厂等新兴产业,成为山西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

能够瞅准商机、计划投资,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投资的概率成功了一半,年仅二十二岁的刘笃敬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刘家的产业做大做强,甚至大胆投资新兴产业,这与他的决策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会决策不行还得善管理,他的管理举措更是彰显了他这个人非凡的经营头脑。

第二是抓管理,也就是资金怎么运作,谁来经营,怎么经营的问题。在管理上,他实行了四大改革,即两个分离、两个重视。两个分离,一是资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相对分离,二是家庭管理与产业管理相分离。两个重视,一是重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二是重视科技,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先说两个分离。首先是资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的相对分离。刘家产业遍及农、工、商多个领域,商号多达数百,俱可获利,没有干不了哪个行当这一说,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经营资本,而非某一具体行业。各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除开设时的固定投资和必须的周转资金外,后拨周转资金均需按8厘计息,年底时利润和利息分开核算。所有的商号、钱庄、地庄等均采用股份制经营,刘家为第一投资人,是大股东兼董事长,占50%以上的股份,大掌柜、二掌柜、坐柜、司账等管理人员,不用投入资金,而是按职位高低各占不同股份,特别是担任总经理的大掌柜,要占到相当份额的股份。管理人的工资不高,但是年底可以享受分红。这种全店收入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各号管理人员竭尽全力精心经营,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确保了商号的利润。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管理办法的经济效益。襄汾县南贾镇古县村的牛树德老人,曾经向丁村博物馆的陶富海先生讲述过他们牛家发家致富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他家原先并不富有,后来他爷爷在刘笃敬手里当了多年的天津盐号的账房总管,慢慢就变成了大财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爷爷每年年底拿回家的报酬都很多,其中有一年拿回来的是白银二万两。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商号的经理一年都可以挣到白银2万两,那刘家又该有多少收入呢!对于这种资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相对分离的资本运作模式,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相当高明。

实行资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相对分离的资本运作模式,既降低了刘家投资产业的风险,同时又提高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或许便是刘家产业日益兴盛的制胜法宝。而与之相随的是,刘家的家庭管理与产业管理也是相分离的。那么,具体来说这又是怎样一种管理办法呢?

其次是家庭管理与产业管理的相分离。刘家的财务管理类似《红楼梦》里大观园的管理,先有一个总的财务账,下面再分为各商号的经营管理账和家族内部管理账,外账与内账完全分离,两不相沾。在家族内部的收支上有一套统一的预算加决算的管理办法。每年年初,六宅九院根据各自情况向账房提交本年度的开支预算,总账房汇总后,报主事人审核,然后逐家按月拨付。各院各色人等的一般性开支如大小姐脂粉钱多少、二小姐脂粉钱多少、二公子零花钱多少等等,均有明确规定,各种事务如婚丧嫁娶也有定数,一般不能突破。一不小心花多了,不能向账房临时追加,只能借,而且还要打借条。年底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家进行决算。如果事出有因,借条抽了;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那么对不起,在下一年度拨钱的时候扣除。对于涉及家族利益,临时动议的重大开支要经过大家的共同研究,方可决定拨付。这种管理方式,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力,使大家都养成了节俭的风气。主持内务的刘笃敬的母亲张氏不但严格把关各项开支,而且自己也作出了表率,那可是“一衣三浣,食无重味,家务余暇辄手执针线,不少辍”,一件衣服要洗来洗去穿很多次,吃饭尽量少吃肉食,抽空还要手脚不停地做做针线活。作为巨富之家的主事人,也真是节俭得可以了。这也有点像皇宫里的内务府,管理非常到位。这比起我们现在一些家族式企业的对内管理,真是强了不少。

作为巨富之家的主事人,刘笃敬的母亲尚且如此节俭,更何况在刘家做事的其他人呢。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刘家家风门风的体现。然而刘家人不仅管理到位,对人才也是格外的重视。

再说两个重视。第一是重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刘笃敬的祖父和父亲都擅长用人,特别是刘体正,不会算账,却能使“数百人皆能因材器使各尽所长,以故虑无失计”。刘笃敬更是知人善任,特别是在培养人才上,狠下功夫。刘笃敬办了一个“义学”, 但凡外姓子弟,只要将来愿意给刘家打工,都可以来上学,吃喝拉撒睡全管。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根据各人所长,安排到刘家各商号的不同岗位上。刘笃敬注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更注重关心人才。对在外人员他格外关心,子女家属均妥善安排,遇结婚、丧葬等大事都要亲自过问,多方照顾,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这种信任和关心,换来的是人才对刘家的忠诚,他们终生甚至两代、三代人为刘家效力。据村里的老人们讲,在各地忙于事务的各商号管理人员,大都非刘家本族人士。而刘家的人呢,则拿出更多的精力用心攻读,考取功名,或者在更大更多的领域里谋求发展。今天我们许多企业在人才问题上,总是搞七大姑八大姨那一套,和刘笃敬相比,真是有很大差距,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人们常说:“投资是一项经营人才的业务”。的确,商业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留住并善用人才,才能在商业竞争中取胜。刘笃敬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句话作出了表率。而与此同时,他还成为了科学创造的第一人。

第二是重视科学,能够运用科学的管理办法和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庄地(也就是对外出租的农田)的经营上,刘笃敬创造了一套富有自家特点、颇具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办法。刘家庄地分为“大种地”“皮子地”两种。所谓“大种地”,即播种时庄号里每亩发二升种子,其余生产资料如牲口、农具等由佃户自备,所收粮食扣除种子外,五五开成,庄号和佃户各得一半,如需买粪下地,庄号承担一半费用,至于税赋全由庄号承担。所谓“皮子地”,即土地、生产资料、种子等种地所需一切皆由庄号承担,佃户只需出人力即可,所收粮食庄号得八成、佃户得两成。如遇灾荒之年收成过少,庄号则不分成,连种子都不再收回。但有一条,无论是种“大种地”还是种“皮子地”,最少也得种一百亩地,少了不让种。地庄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检查,技术指导。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地庄都要请宴请佃户,对上年种地情况进行总结评比,凡出工不勤,收成太差的,就要末位淘汰,另换其人了。这种做法的目的,一是准确地选择了相对有实力、有劳力的合作对象;二是以规模经营迫使合作对象必须全力以赴,精心耕种;三是有效地控制了需要管理的对象数量;四是充分体现了刘家“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和“以仁为本”的处世之道。为了确保丰产,刘笃敬还十分重视粮食种子的改良。他将方城地庄设为优种培育基地,每年分发给各佃户的种子,皆出于此地,以保品种优良,为丰收打下了基础。在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下,各地庄与佃户形成了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股份制合作关系,佃户们都乐意种刘家的地,而且十分卖力。只要不是灾年,刘家的庄地都是丰产丰收,刘家也从中获得了每年约两万多石粮食的收入。

听了刘笃敬的这四大改革和创新,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机智敏锐、敢于求同存异并大胆投资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楷模。不管是为官还是为商,他都以超人的胆识、魄力、智慧和心血演绎了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经过刘笃敬的改革创新,刘家走上了顶峰。当时,刘家拥有私地3000余亩,庄地20万余亩,商号三百多处,分布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份,涉及地庄、钱庄、银号、当铺、盐业、茶业、煤油、洋货以及煤矿、电力、铁路、纺织、印刷等十几个行业,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航母式的工商业大集团,比今天的苏宁电器、娃哈哈集团还要厉害很多。据说当时刘家的年收入超过百万银两,总资产超过千万,成为清末民初时期山西乃至全国著名的富商。据村人回忆,各地商号腊月回南高交利要编号排队,多时要排上十天半月。刘家在全国的影响都挺大,特别是在河南,名头特别响,就连永丰树地庄的二掌柜王自丰,都成了非常有名的社旗县山陕会馆理事长。

与产业兴旺相伴的,是家族的兴旺。在南高村,刘家建有深宅大院90座,房屋1250十间,花园四处,其中最大的颐园拟北京颐和园兴建,占地30余亩,园内有假山、鱼池及上千种花草树木,颇具颐和园之趣。其时族人二百多人,侍仆三百多人,村内外设有义学、木厂、裁缝店、杂货店、粉坊、菜园等各种后勤服务机构。当地人称南高为“小北京”,可想其繁华程度。据村人及有关资料记载,刘笃敬时期刘家所建“里仁巷”为刘宅中的奢侈之作。“里仁巷”共有豪宅七座,五座为“梅花院”,两座为中西结合之建筑,建设所用楠木、大理石等材料皆由江南水运而至,历时三年建成。宅内摆设,甚为豪华,器具样式无一重复,光瓷器就一次性从江西景德镇订购了三千多件。清后期的晋中富商现在的人们称其富甲海内,但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也不过二三十座,比起刘家的九十座院子、一千二百多间房屋,说是小巫见大巫也不为过。有关史料称:“晋中票号领袖渠本翘辞去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经理一职后,由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晋南巨商刘笃敬接任。”

经过刘笃敬的改革创新,刘家真正走上了顶峰并成为了当地的豪门望族。然而不仅如此,刘笃敬还是山西煤炭工业的开创者,以及山西近代史上著名的“争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还有着哪些让人叹服的创举呢?《实业晋商刘笃敬》系列节目第三集 《实业楷模》,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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