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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权——三三制

平阳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权——三三制

一、三 三 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对于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三三制的规定,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为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治机关,规定基层政权的成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变通。 这一制度对团结抗日、推动全国的民主化,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早在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 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 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指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 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 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

1938年1月, 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经阎锡山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先后颁布了《政治主任公署组织法》《县政府组织大纲》和《边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逐步健全了县、区政权系统,广泛开展了民选村长运动,巩固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 随后, 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也进一步展开。

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尽管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基本改变了此前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抗战以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 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

1941年1月30日,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给所辖各级党委下发《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下发《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提出:“关于‘三三制’的实施,尤须利用此纲领上之条文,对党内进行深刻的教育,因为党员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为现时我党最严重问题,不解决此问题,我党是无法领导全国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后,围绕这一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民主政治的实施方法,进一步推进了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 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示范作用与“三三制”原则的指导下, 各抗日根据地都陆续建立起“三三制”政权。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根据地政府人员的构成上,应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原则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图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赠匾(右前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

 

二、旧政权改造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记事

1937年11月 晋东南、晋南大部分县由共产党员、牺盟特派员出任抗日县长

十一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春, 在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下, 为了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 更好地开展抗日动员工作, 在晋东南和晋南等地, 通过各种形式, 开始改造县级旧政权的斗争。 在日军步步进犯的形势下, 这些地方原有的旧县长, 有的逃跑, 有的辞职, 有的继续为非作歹, 压制群众, 破坏抗日。 对于这些县级政权的改造, 主要采取以秘密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出任县长的办法, 其形式有三种:

(一)运用共产党员担任政治主任的合法权利,向三, 六专署一些县, 委任抗 日县长;

(二 ) 牺 盟总 会 经过阎锡山批准, 于一九三八年初在临汾举办县长训练班, 挑选四十名牺盟特派员, 经过短期训练后出任抗日县长;

(三)发动群众同顽固的旧县长作斗争, 揭发他们的恶迹, 迫使阎锡山撤换他们,以抗日的县长代替之。 如一九三七年十ー月, 沁源县牺盟会召开群众大会, 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新政仅和组织抗日游击队, 并以牺盟会的名义要求旧县长王盈发给游击队枪枝弹药。 王盈等拒绝后, 群众即要把他们游街示众。 在群众威力的镇慑下, 王盈交出了百余枝枪和一部分子弹, 给游击队批了七百元经费, 并于当晚逃走。 群众将王盈抓回, 押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 薄一波下令沁源县长暂由牺盟特派员刘广德代理。 不久, 正式委任共产党员谭永华为沁源县抗日县长。 又如一九三八年三月, 沁县群众向第三专署控告旧县长李醉天: 第一, 秉承山西省民政厅长邱仰浚的旨意, 对抗专员薄一波; 第二, 拒绝供应八路军工作团粮食, 并要赶走八路军工作团; 第三, 反对处死郭家庆等等。 薄一波根据群众的要求, 当即扣押了李醉天, 委派共产党员史怀璧担任了沁县抗日县长。 此外, 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 在晋东南和晋南由共产党员或牺盟特派员出任抗日县长的还有安泽县邓肇祥、洪洞县高希敏、阳城县李敏之、夏县李涛, 赵城县杨少桥等。 他们到任后, 首先对旧政权机构进行了改造, 并结合反贪污、反摊派不公等开展群众斗争, 对区、村政权进行改造, 还通过民选村长, 逐步改变了地主豪绅对农村的政治统治。

1940年7月 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拟订半年建政计划

为了有计划地建设太岳根据地, 在太岳区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 同时实行这个政权所应有的一切政策, 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拟定了一年半的建政目标, 并计划分三期实现这些目标: 第一期, 从七月至下年一月底, 以实施村政建设、开展村民主运动、民选村长, 并推行合理负担新办法、保证财政政策之切实执行为主要任务; 第二 期, 由下年二月至六月底, 以实施区政建设, 民选区长, 并开展生产建设运动,保证经济建设政策之切实执行为主要任务; 第三期, 由下年七月至年底, 以实施县政建设、 民选县长, 并开展文化教育建设运动, 保证新民主主义教育之普及深入为主要任务。

1940年8月, 太岳区屯留士绅召开士绅会议, 到会上坤20多人。在三天大会当中,抗日政府向士绅报告建设计划、合理负担与财政建设问题, 并征询各士绅的意见,第三项是宪政问题的报告。在宪政报告座谈会,士绅们热烈发言,他们众口同声地指出: 国民党的”五五宪草” 、”国大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 都是违背人民公意的“一党专政"的主张, 也是不利”抗战团结”的基本国策。 因此, 他们一致主张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太岳日报 1940.9.9 )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敌后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941年2月第三专署召开县长会议

山西第三专署在沁源召开县长会议, 传达冀太联办召开的专员、县长会议精神, 分析 “敌进我退” 的严重形势, 检查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和错误, 结合太岳区的实际情况, 经过认真讨论, 确定了一九四一年建政方针, 提出了武装建设、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三大任务。特别提出武装建设是全年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关于政权建设, 确定各级政权保证实行三三制, 建立专署与县区各级参议会, 实行民选村长, 真正把政权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 关于生产建设, 确定要扩大耕地面积, 消灭熟荒, 防止新荒, 兴修水利, 发展农副业, 繁荣工商业, 打通白晋路东西及根据地区与游击区之贸易关系。会议要求各地 “面向区村”, 做好基层工作, 为建设巩固的太岳根据地而斗争。

1941年3月 太岳区召开第二次妇代会

8日至13日, 太岳区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沁源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七十余人。 会议提出了一九四一年妇女工作的任务, 要求农村妇女走出家门, 参加武装、 民主、 生产三大建设。 会议选举张行寰、干玉梅、 王善玲,桑云、 史琳琪、 石磊、卫克、 白涛、 张维奇、 李淑文、高润枝、 齐桂荣、鲁平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张行寰任区妇救会主任, 干玉梅任副主任。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条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又大部西撤。八路军即挽留武士敏将军, 共同坚持太岳抗战。 并在“桑曲会议”中, 划出沁水县属于沁河以东地区为武军防地, 以西为八路军防地, 再西为晋绥军防地。但在八月敌“扫荡”岳南时, 武军因不善于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不幸遭受挫败, 武将军亦于此役壮烈殉国了。这是抗战史上一件悲壮而又惨痛的事! “扫荡”岳北敌寇, 经我军积极打击后, 群众情绪始逐渐转向高涨, 并为九月一日太岳区拥护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和太岳行署成立的万人大会奠定了基础。

这时, 太岳军区、太岳区临时参议会办事处也都成立了。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原是在薄一波同志率领下, 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建军后, 奉朱彭总副司令之命, 从五台一带开赴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 在太岳军区成立后,也正式划归八路军建制。这不仅在军队建设上、政权建设上得到逐渐的统一, 而且 在防区上也较前扩大了。 这一个时期, 太岳区根据地又处在发展中。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 并且开始民选村长, 普遍地开展了民主运动、反贪污运动。群众对新民主主义政权, 从实际斗争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在群众中又掀起狂热的反法西斯运动。

1941年7月至8月 沁源北石村村政权试选取得胜利

为了取得村政权选举的经验, 山西第三专署派张天乙、 梁东初到沁源县北石村进行试选工作。 试选从七月十九日开始,首先是进行宣传动员, 接着进行公民登记、审查公民资格,划分选举小组、选举公民代表、召开代表会议, 最后于八月十日选出村长、村副。 ニ十一日和二十五日, 《太岳日报》连续登载《北石村试选胜利了》的署名文章, 介绍了北石村试选的经验。

1941年9月 太岳区各界举行拥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大会

1941年9月1日, 太岳区各界拥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大会在沁源县城关举行, 到会各县、各界代表及群众达一万人。 边区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行政委员牛佩琮宣誓就职, 誓词说: “一波、佩琮, 誓以至诚, 服从人民监督,执行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之决议,为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实现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 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应有之制裁。” 薄一波、牛佩琮发表了讲话。 薄一波在讲话中指出了新形势下人民的五项新任务, 即: (一)以这次大会作为分水岭,太岳区已经进入了新的民主主义社会, 因为它已经初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也就是彻底执行了真正的三民主义。 但是, 还必须继续与一切反民主的黑暗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二)各村都要选出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好村长, 争取全区村选工作的大胜利; ( 三 ) 努力增加生产, 推销土货, 抵制仇货, 做到自力更生; (四)自上而下地实现了民主, 也要自下而_上地做到人民参政, 现在民选村长, 还要做到民选区长、 县长; (五)在村选的基础上,要动员人民准备粉碎敌人的秋后 “扫荡”。

1941年10月 岳南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

1941年10月20日, 中共岳南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和游击大队副教导员联席会议。此次会议, 除中共晋豫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哲人作了当前形势和各种基本政策的报告外, 地委作了本区形势与建设方针的报告, 提出当时的工作任务是四大建设, 三项工作, 即: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群众工作, 统战工作(包括友军工作), 敌占区工作(包括敌伪军工作 )。 接着, 专署和分区分别召开了县长和副教导员会议。县长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权机构建设和财经工作任务; 大队副教导员会议具体布置了建立民兵和发展县、区游击队的工作(当时尚没有武委会, 武装科归分区政治部领导)。经过这三个会议, 使整个岳南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1942年3月 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并作重要指示

1942年3月19日, 中共太北军政党委员会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在视察期间, 三十日听取了太岳区军政党委员会的汇报, 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指出: 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了进步, 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的加强, 民兵工作开始活跃、贸易政策上混乱现象的停止等。但这些进步不是巩固的, 进步也不够快。 否认这些进步是不对的, 但过高的估计这些进步也是不对的。

根据对太岳区工作的全面分析, 邓小平提出了太岳区的中心工作及努力方向。太岳区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 一是群众工作, 二是财经工作。对于各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一一做了指示。邓小平指出: 关于财经工作, 从今年开始, 在财经上要做到自给自足。 关于群众工作, 今年的出发点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 通过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来改造党的支部、改造群众团体。 此外, 邓小平在谈到关于“三三制”问题时指出: 主要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在各种工作中真正实行三三制的精神。关于武装工作, 首先, 必须确定我们的战略战术方针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广泛的,有力的游击战, 不放弃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一路的运动战 。 其次, 要建立军队与党政民的正确关系, 党政民应特别爱护自己的党军, 军队方面也应加强对群众纪律的整顿, 加强对地方党,、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尊重。 再次, 还应加强建设与培养地方武装, 求得民兵的大量发展。关于领导问题, 说明军政党委员会是党的机关, 是党的领导机关之一, 不是工作机关。 其主要任务是讨论与决定政策、法令、上级党的指示与本区的大政方针、总的工作方向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并指出, 区党委应有定期的会议, 加强集体领导; 各级领导机关应发扬自我批评, 自我检讨的精神, 领导干部要大公无私, 一般干部要反对“小广播”的恶习。 关于对敌斗争, 今后的方向主要是政策问题——如在敌占区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开展敌占区社会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对太岳区的视察及所做的指示,大大地推动了太岳区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42年8月14日, 大岳三专署召开岳南士绅座资会, 到会士绅王汉章先生等二十余人,对岳南各方面建设工作提供意见甚多, 对沁水士绅救荒问题提出讨论,决定由士绅王汉章、芮升庭, 李青、侯长恭等先生担任救荒委员。(太岳日报 1942.9.7 )

1942年9月 太岳区召开士绅代表大会

1942年9月6日至12日, 太岳区在沁源召开全区士绅代表大会。 参加会议的除根据地区的士绅外, 还有不少从敌占区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的绅士, 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太岳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领导人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牛佩琮,、裴丽生等参加了会议。 牛佩琮在开幕词中谈了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 指出: 这次大会不仅要集思广益, 深刻研讨抗日民主政策、法令的实施结果, 征求士绅们的意见, 纠正现有的偏向和缺点, 更重要的是要讨论如何坚持团结抗战以及团结建国的大计。 薄一波作了政治形势报告, 论述了争取抗战胜利的科学依据, 指出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 并特别指出“三三制” 的政权形式是抗日根据地人民专政的最好组织形式, 要求参加会议的士绅多多提供意见, 以加强太岳区的政权建设。 牛佩琮和裴丽生以《本年度施政方针及工作概况》、《土地政策与合理负担问题》为题分别作了报告, 论述了太岳区精兵简政, 经济建设和减租减息的概况。 太岳区分岳北岳南两区, 共有一百三十万人口, 面积相当于山西全省的六分之一, 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 根据简政的原则, 实行合区并村, 紧缩机构, 政民人员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 灵介平等八县并为四县, 一百三十四个区并为七十个, ニ千个村并为九百个, 人员裁减二分之一, 减少支差百分之二十, 减少人民负担十分之一, 全区节省经费二百万元、 粮食三万石。 在经济建设方面, 以农业为主, 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但是, 太岳区还普遍存在着不合乎法令的租佃形式。冀氏县三十一家地主, 租额达四万石, 均未减租。 沁县百分之六十的面未减租, 一般地租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此外, 种种额外剥削也是农村中的严重现象。 因此减租减息工作是太岳区一项十分重要工作。 区党委代表安子文作了团结建国问题的报告, 指出: 团结是战胜敌人的保证。我们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 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 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民主共和国, 这是今天的实际需要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今后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到底。 陈赓作了《抗战中的八路军》的报告, 向与会士绅提出五点希望。 经过讨论, 各地士绅、参议员提出: (一)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七七”宣言, 努力争取抗战二年胜利, 建立新中国。(二)坚决拥护抗日民主政策法令。(三)实行减租减息, 保障农民永佃权, 坚决禁止额外剥削, 巩固地主、佃户间的团结关系。 (四 )纠正合理负担中的偏向。 最后薄一波致闭幕词, 要求与会士绅监督政府, 反映民意, 协助推行“三三制”。.

1943年2月 晋豫区三三制政权团结了各抗日党派和阶层

1943年2月7日, 《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 晋豫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 团结了各抗日党派和阶层。国民党党员王应鼎、达慎斋亲自参加了行政联合办事处工作, 前国民党第一战区中条山游击第二十一支队队长王鸿年受聘为联办参议员。元旦日, 达慎斋以其参加联办工作的经验, 撰词赞颂三三制政权是“各阶层团结之旗帜”。 同时, 县、区、村各级政权中也有国民党员及各阶层人士参加工作。

1943年3月 太岳行署召开专员会议

太岳行署召开专员会议, 牛佩琮作《一九四二年太岳区政权工作初步总结及一九四三年行政工作方针》的报告。 报告指出:

一九四二年太岳区政权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缋是: (一)财政上基本做到自给自足, 保证了军需民食。 财政任务岳北完成百分之百, 岳南完成百分之六+五; 粮食任务岳北完成百分之八十五, 岳南完成百分之六十五。 (二)在执行政策上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促进了农村的团结。 岳北地区初步进行了减租减息, 全区人民的负担减轻了十分之一,负担面普及到百分之七十至九十。 政权建设贯彻了“三三制”原则, 岳北地区的村政权大部分经过了改造。(三)增强了干部和群众拥军优属的观念。全区动员了二千九百零四人参军, 两季优抗粮食六千ー百三十七石, 代耕地四千三百五十七亩, 优待柴草九千四百七十七斤, 慰问抗属一千四百零二次。(四)各级政权机关初步克服了主观主义,增强了群众观念, 密切了上下级联系, 健全了组织机构与有关制度。 报告指出: 一九四三年行政工作的总任务是:“充分发扬广大人民抗战的积极性, 加强团结, 进一步巩固根据地; 并从各方面积蓄力量, 准备胜利反攻与迎接战后新中国。” 具体任务是: (一)扶持群众运动, 彻底进行减租减息, 加强民主建设, 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治。(二)完成财政任务, 保证军需民食。 努力增加生产, 加紧对春耕工作的领导, 并切实做到对部队的按时供给; 对纺织, 造纸等手工业要尽力支持发展; 加强对敌经济斗争, 一切为了反对敌人对根据地残暴掠夺; 组织增收, 反对贪污浪费。 (三)为了完成上述任务, 要进一步强化人民武装, 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 要在整风中进行民主教育, 要贯彻简政精神, 进一步调整机构与干部, 使上级更加精干,下级更加有力, 实行一元化的领等。

1943年7月 岳北专署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民主实验村村选工作

1943年7月9日, 在民主实验村村选的基础上, 岳北专署召集沁源、安泽、绵上、沁县、屯留、赵城六县在实验村工作的干部开会, 总结村选工作。 认为实验村的民主村选只完成了初步工作, 有待于继续深入和巩固; 存在的问题是对民主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民主制度不健全、干部的民主作风尚差。专署决定在7月和8月, 结合整风运动, 发动干部检查民主作风, 清洗思想上的封建等级观念, 把民主贯彻到工作中去。

工作人员想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推行民主选举时的技术障碍。比如在投票时,识字的人采取写票法,对不识字的选民采取“烙票法”“豆选法”,对识一些字的选民则采取“画杠法”、“画圈法”。

豆选法是乡村地区普遍使用的选举方法。它以豆粒为选票,每粒代表一票,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大碗,投票人鱼贯而过,想投谁的票,就在他背后的碗里放入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一些住在偏远山区的选民,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选举工作人员就背着票箱挨家挨户到选民家中,切实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

结语

“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此,彭真的一段讲话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三制”政权的抗战价值。他指出,“三三制”政权能“使地主资产阶级容易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比较安心地与我们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因为‘三三制’这种政权规定是用简单的数字表现出来的,所以非常明确,容易使党员及各界人士了解和执行,并以之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对照比较,权衡其利弊是非。” 正是通过这种鲜明对比,使“三三制”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其抗战热情。当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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